閱古漫錄 · 東山雜記

乘 石 今北方人家，門前必有升車之石，或累磚為之，而覆之以石。此古天子之制，諸侯以下所不得僭也。其名則古謂之乘石，《周禮·夏官·隸仆》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鄭毛傳云：「扁扁，乘石貌。」鄭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以履石。申後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然則乘石唯王與後有之，故《尸子》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任彥升《百辟勸進今上箋》云：「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疑。」明三公以下不得有此物也。今則士庶人家亦多有之。又車上恆設小杌，以便升降時設之。或用短梯，此亦古婦人用之。《士昏禮》記云：「婦乘以幾，從者二人，坐持幾相對。」賈疏云：「此幾謂將上車時乘之而登，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今人猶用台，是石几之類也。然則周人用幾，乃類今之小杌。唐人用台，殆如今之短梯也。 北庭設碑識景 古之宮室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宗廟則麗牲焉。據《禮經》所記，則自天子以下至士，寢廟中皆有之，庠序亦然。今中外官署大堂亦間有此物，亦約三分，庭一在北，但無碑之稱，又不居中而偏左，然用以識日景則一也。周碑制度未聞，今漢碑存者，其上大抵有穿，此亦周之遺制。《祭義》：「君牽牲，麗於碑。」則其穿蓋用以系牲。空時縣棺之木，亦謂之豐碑。蓋以木上有穿，以通繩索，其形似碑，故謂之碑。漢碑之用，雖與周異，然其制則猶周制也。今衙署所用識日景之物，則全失其制，殆如佛寺之七如來幢矣。 天子諸侯三朝三門 古者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先鄭司農以為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漢唐諸儒皆從其說。其實天子僅有皋、應、路三門，而無雉門、庫門，戴東原正之是也。今北京朝門，亦與古合。禁城以內，午門、太和門、乾清門為三門；並天安門、端門計之，亦可謂之五門。其朝，則遇獻俘諸大典，天子御午門樓，殆當古之外朝，太和殿當古之治朝，乾清宮當古之內朝。又鄭康成《周禮注》謂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續漢書·百官志》注中詳言其事。舊內閣大堂中設寶座，與漢之天子以下大會殿設於司徒府同。然但為天子與閣部大臣議政之所，與周、漢之外朝異矣。 四注屋 今之宮殿，正殿皆九間，蓋自漢已然。周制堂上僅有室戶一，房戶二，共三戶。漢時則有九戶。張平子《西京賦》：「正殿路寢，用朝群辟。大廈耽耽，九戶開闢。」蓋漢制已為九間之殿。其前通九間為一所，謂大廈是也。其後畫為九室，每室一戶；或雖通為一，而每間施一戶，故有九戶。《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洛陽宮殿簿》：魏許昌承光殿七間。魏時許昌離宮正殿猶用七間，則洛陽正殿自當用九間矣。 古宮室之有東西南北四霤者，謂之四注屋。其但有南北二霤者，謂之兩下屋，見《考工記》鄭注。又《鄉飲酒》《鄉射禮》皆雲設洗當東榮，皆古士大夫禮。至《燕禮》雲設洗當東榮，為人君禮。鄭註：「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賈疏：「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士大夫言東榮，兩下屋故也。」則周時諸侯以上為四注屋，大夫以下為兩下屋。漢殿皆用四注屋制，故人臣所居亦有殿稱，以其同為四注屋故也。今唯宮殿寺觀廨宇或為四注屋，人家罕用之，蓋自周時已然矣。 堂 簾 古者室有戶牖，堂則無之，故或用簾以蔽風口。《說文》曰：「簾，堂簾也。」「簾」字從廉，以廉得名。《鄉飲酒禮》所謂「堂廉」，謂堂與堂下間有廉稜也，簾垂於此，故有簾名。此以竹為之，其用布者謂之㡘，當亦從堂廉得名。《說文》云：「㡘，帷也。」《士喪禮》所謂「帷堂」是也。漢時始於階間施欄檻，《漢書·朱雲傳》：「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明非門戶之檻。今之大殿，皆有長窗以當門戶，蓋自魏晉以後始矣。 闕 古者天子門側，設兩觀而闕其中，故謂之「闕」。魯亦有之，《禮器》所謂「天子諸侯台門」是也。今之門樓則設於門上，不在兩側，不知始於何時。余見漢畫石像拓本畫漢函谷關形，關有兩觀，其下皆有門，共兩門。韓文公詩「日照潼關四扇開」，是唐時猶然。此實古之兩觀與今之門樓中間之制度也。 欂 櫨 漢武梁祠畫像所畫柱，其上皆有圓木三層，相疊而上，愈上愈大，以承棟樑，此即所謂「欂櫨」也。《說文》云：「欂櫨，柱上枅也。」《釋名》云：「盧在柱端，如都盧負屋之重也。」都戶，矮人之稱，則盧之短可知。又王延壽《靈光殿賦》「層櫨磥垝以岌峨」，畫象柱上之物有三層，其為欂櫨無疑。今時罕用之。 司 命 南方人家敬事灶神，謂之東廚司命，此實合古代五祀中之司命與灶為一也。古者司命之祀有二：《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蓋即《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此乃天神，《楚辭》所謂「大司命」是也。《祭法》七祀、五祀，皆司命居首，鄭注曰：「此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又云：「司命主督察三命。」此與戶、灶諸神俱為小神，《楚辭》所謂「少司命」是也。據《祭法》，「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無祀司命之法。唯《士喪禮》記之，疾病禱於五祀，則有事時一用事而已。至漢則不然，《說文》：「䃾，以豚祠司命也。」引《漢律》云：「祠䃾司命。」《風俗通》則云：「今民間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余郡亦多有，皆祠以豚，率以春秋之月。」可見漢時司命之祀極盛，與今日祀灶無異也。不知何時始與灶合而為一神。（按俗傳《太上感應篇》，此書之作當在唐宋間，而其中已雲「司命，灶君之神」。）《東京夢華錄》亦云：「十二月二十四日，帖灶馬於灶上，以酒糟塗抹灶門，謂之醉司命。」則北宋時確已謂灶神為司命，然原其混合之始，當在漢晉之交。《抱朴子·內篇》：灶之神每月晦輒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三日也。此已與鄭君《禮》注「督察三命」之說相似。鄭注又言：「今時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灶在旁。」則漢時已並五祀而一之，積久相忘，遂反配為主耳。 灶者老婦之祭 古之灶神，《淮南子》以為炎帝，戴聖及賈逵、許慎皆以為祝融，鄭康成據《禮器》文，以為灶者，老婦之祭，其注《禮器》云：「老婦，先炊者也。」以禮意求之，鄭說為近。然臧文仲「燔柴於奧」，鄭君云：「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則周時已有以祀神者，至後世祀司命，蓋已三變。觀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卻老方見武帝，則漢初方士或已為此說矣。 盟誓之神 古者盟誓，雖遍告天地四方及人鬼，然有專主盟誓之神。《周禮·司盟職》所謂「北面詔明神」是也。《左傳》襄十一年，亳之盟，載書曰：「或間茲命，司慎司盟，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盟神殛之。」「司慎司盟」，《說文·冏部》引作「司慎司命」，「盟」「命」二字，古音同部，或通假用之。歸安吳氏所藏齊侯壺銘文中有雲「誓於大司命」，然則「司命」即《左傳》之「司盟」，亦即《周禮》之「明神」也。其象則《覲禮》之「方明」。方明之象，雖兼天地四方，而實以司命為之主。以其用方木為之，故謂之方；以其主盟誓，故謂之明。後世少司命之祀雖盛，而大司命則漢以後民間未聞有之。至於近世，遂合司中、司命、司錄三者為文昌之神，而以張惡子其人當之矣。 中 霤 城隍之祀，以城隍為名，義主於土，即古之社神，《祭法》所謂「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也。又城鄉土地祠亦然，所謂「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也。今大江以南，人家宅神亦謂之家堂土地，其神蓋當古之中霤，亦社神之類也。《禮·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則一家之中霤，即與一國一邑之社相當，其神亦為一人。《左傳》：晉蔡史墨言：「五行之官，實為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又曰「后土為社」）則社與五祀之神即此五官，故賈逵注《左傳》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灶，蓐收祀於門，元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杜注於「后土」下亦云：「土為萬物主，故稱後焉。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皆言社與中霤為一神。案：中霤謂雨水所滴之處，本以地言，則此說似屬可信。今之社公、宅神與冢墓之神均謂之土地，其理一貫。可知今之宅神，實古之中霤，而其神則后土，其名則句龍也。 瓜皮小帽乃弁之遺制 今之瓜皮小帽，明時已有之。劉若愚《酌中志》：「皇子未冠時，戴元青縐紗六瓣有頂圓帽，名曰瓜拉冠。」此與今之小帽無稍異處，然此亦不始於明，實古代弁之遺制也。《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鄭君註：「會讀如大會之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則皮弁當以各瓣縫合，如今之小帽矣。鄭注又云：「邸，下柢也，以象骨為之。」賈疏云：「下柢也者，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為柢。」則邸即今之帽結矣，其制實與今之小帽無異，特所用材料不同耳。 劉 海 十餘年來，南北少年，無論男女，盛行劉海，剪其前面之發，垂之於額，其長者往往被眉，蓋市肆所畫仙人劉海，其發類此，故謂之前劉海，實則古代子事父母之飾。《詩》「髡彼兩髦」，《毛傳》：「髦者，發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幼時蓋以真發為之，然長而有父母者，猶為此飾。《禮·玉藻》曰：「親沒不髦」。《既夕禮》記云：「既殯，主人脫髦。」《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蓋以假髮為之，故可脫。均以父母既死，無事此飾故也。 纏足之始 纏足始於何時，前人考者甚多，尚無定說。余見唐周昉所畫《聽琴圖》，一聽者，一彈者，皆貴人而纏足，唯宮女侍立者二人則躡利履甚纖削不纏足。知唐宮掖中已為之，但妃嬪等賤者尚不爾耳。 詩紀制度風俗 古人作詩，直紀當時制度風俗，無凌躐，無加減，非苟而已也。如《小雅·瓠葉》一篇詠燕飲食，首章雲「酌言嘗之」，此泛言也。次章則雲「酌言獻之」，三章雲「酌言酢之」，四章雲「酌言酬之」。古人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獻、酢、酬，卒爵而禮成。《禮經》所紀，無不如是，此詩次序亦同。又《行葦》及《賓之初筵》二篇序燕射事次序，與《燕禮》及《大射禮》合。《楚茨》序祭祀事，與《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略同，惟尊卑有殊，而節目不異。可知古人用語，無一字虛設也。 棺槨之制 古者殮用棺，葬用槨。槨之制度，經傳不詳。《檀弓》言「天子柏槨以端長六尺。」鄭註：「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案：《檀弓》有子言「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孟子》言「古棺七寸，槨稱之」。孔子所制，為庶人之禮，孟子所稱，大夫之禮。以此差之，則庶人五寸，士六寸，大夫七寸，卿八寸，諸侯九寸，則天子蓋一尺矣。故六尺者，以言乎其木之長也。五寸至一尺，以言乎木之方（即直徑）也。至全槨之大小，則無文以言之。世以棺、槨並言，疑槨之於棺，大小不甚懸殊。或以為槨即大棺，其實不然。按《廣雅》：「槨，廓也。」且其字以郭為聲，當取義於城郭，槨之於棺，猶郭之於城，其大小之差，率以恆倍計。《喪大記》曰：「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鄭注《禮器》云：「壺容一石，甒容五斗。」蓋用叔孫通漢器制度之文，則大夫、士棺槨間之大小，略可識矣。柷之大小，郭注《爾雅》雲「二尺四寸」，然《周禮·春官·司几筵》雲「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紛純」，鄭注謂「柏者，『槨』字磨滅之餘。槨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按古席，率廣三尺三寸三分有奇，故《文王世子》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曲禮》記講問之席，則曰「席間函丈」矣。天子、諸侯槨中皆有神坐之席，則棺槨之間至少必得三尺有奇。以所藏明器推之，此亦為最小之度矣。 天子以下，明器不能知其詳。唯據《士禮》言之，則有苞二（羊、豕肉）、筲三（黍、稷、麥）、饔三（醘、醯、屑）、甒二（醴、酒），皆有木桁庋之。此外尚有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樂器（未詳），而塗車、芻靈之屬尚不與焉。下棺後，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此中各物，以甒為最大，自非容甒不可。大夫以上，明器愈多則棺槨間之差亦隨之而大，至《檀弓》謂「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他物亦當稱是。《左傳·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則末世侈奢之事，又非三尺余之地所能藏矣。如此，棺之兩旁既得三尺余，而古之棺制亦不得過小。《檀弓》言天子之棺四重，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寸，水、兕革各三寸，計二尺四寸。兩旁合計四尺八寸，中間容屍之處亦當得三四尺，則棺之徑至少當得八尺，並兩旁各三尺許計之，當得十四五尺。其縱處亦略如之。此槨之大小之度也。 槨之制，但有四旁而闕其上，以有抗木、抗席及折故也。且古唯天子用隧，棺自羨道入，諸侯以下，皆自上下棺，故唯四圍之槨先樹於壙中，而折及抗木必加於下棺之後。然四旁之槨，必得折與抗木而始成一物，故抗木等亦槨稱，《左傳·成公二年》所謂「槨有四阿」是也。諸侯以下，槨上皆平。士下棺後加折，方鑿連木為之，縮者三，橫者五。抗木則橫三縮二，每五枚為一重。士一重，大夫再重，諸侯三，上公四，加其重數而已，其上皆平坦也。唯天子五重，則四注而下，以木之端湊於上而侈其下，如屋形，所謂四阿者也。杜註：「四阿，四注槨也。」孔疏曰：「《士喪禮》下篇：抗木縮二橫三以負土。則士之槨上平也。今此槨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槨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其說是也。然則《檀弓》所謂「柏槨以端長六尺」者，當以六尺之木，縱系二層，為四注屋之形。六尺再槨，每旁得一丈二尺，而四隅之木，又當加長焉，然後可以周覆槨上。槨之四旁之大小既有一丈四五尺，以一丈二尺之物，交覆於一丈四五尺之上，此四注屋之斜殺之度也。然則槨之制，天子崇其上，諸侯以下平之，而其視棺之大小，則如郭視城之大小，則可決也。 古槨皆用木，《檀弓》雲「天子柏槨」，《喪大記》雲「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是也。然天子則以石表之。《周禮·夏官·方相氏》：「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鄭註：「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槨柏，黃腸為里，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鄭氏此注，以漢制推之，周時果如此殆不可知。然《檀弓》稱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則周季已有為之者矣。 秦始皇之葬，石槨為游館（《漢書·劉向傳》）。漢文帝亦言「以北山石為槨，用苧絮斮陳漆其間。」（《張釋之傳》）則自秦已後，實用石槨，然其里或尚以木為之。劉向言始皇墓發掘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則石槨之下，尚有木槨，《漢書》所謂「黃腸題湊」即是也。《續漢書·禮儀志》：皇帝登遐，「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如禮」。《漢書·霍光傳》：「賜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槨，柏黃腸題湊。」則黃腸題湊次最居外，與康成所謂「以柏黃腸為里而表以石」者，語可互證。殆所用以支石者，觀文帝謂石槨時「以苧絮斮陳漆其間」，則當時治石之工，殆不甚巧，或須以木支持。然《霍光傳》雲「黃腸題湊一具」，則又似與梓宮、便房等同置於壙中，非復支壙之物矣。 羅氏唐風樓藏漢墓石拓本五，其一銘曰：「永建五年二月□日董□石，廣三尺，厚尺五，長二尺。」其二曰：「□伯石，廣三尺，厚二尺，長三尺二寸，第（下闕）。陽嘉元年十一月省（下闕）。」其三曰：「第九百二十五，廣三尺，厚尺五寸，長三尺九寸二分，熹平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更黃腸椽三條主。」其四曰：「四百四十三，廣四尺，厚尺五寸，長尺九寸五分，□平三年八省椽陳□主。」其五曰：「□石，廣三尺，厚尺二寸，長三尺□。」又《陶齋藏石記》所錄尚有一石，曰：「陽嘉元年三月日冷攸石，廣三尺，厚尺五寸，長四尺五寸，第卅二。」而羅氏所藏熹平元年墓石拓本，其石亦在端氏。此石獨雲「更黃腸椽三條主」則為石槨之石，蓋無可疑。其雲「董□石」「□伯石」「冷攸石」者，蓋系以死者姓名。其雲「黃腸椽三條主」（「三條」疑「王條」之泐）、「椽陳□主」者，則主吏姓名。「第九百二十五」「四百四十三」「第卅二」等，則記石之次第。用石至九百餘，其槨之大可以想見。按：此種墓石，古代已有出土者。《水經注·濟水》條云：「漢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浚儀渠），謂之石門，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石銘曰『建寧四年十一月黃腸石』也，而主吏姓名磨滅不可復識。魏太和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石字淪落，無復在者」云云。此一節所記，未免小誤。蓋造水門時，實發漢建寧間舊墓石為之，酈善長直雲水門為建寧四年所造，則誤以治墓之年為作門之年，而不悟水門之銘不得稱「黃腸石」也。又善長所云黃腸石，不知石文果如是否，抑銘本作「更黃腸椽某某主」，而「椽」字以下斷泐，遂謂為黃腸石歟？又熹平元年墓石所云「更黃腸」者，疑「更」者，代也，謂以石代黃腸也。然則鄭君「柏黃腸為里而表以石」之說或不可盡信，抑至後世，去木用石，而石即蒙黃腸之名歟？非多見古冢墓之內形，蓋不能臆斷矣。 漢時天子之壙謂之「方中」，《漢書·張湯傳》所謂「治方中」是也。如淳曰：「《漢儀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續漢志》注引）此謂所穿之全地也，其中置棺之地，則謂之「明中」。《漢書·霍光傳》注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云：「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宮、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共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云云。則明中在方中之中而小於方中，正藏棺之處也。然明中又有前後二所。《帝王世紀》載獻帝禪陵「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水經注·濟水》條言：金鄉山有冢，「謂之秦王陵，山上二百步，得冢口，塹深十丈，兩壁峻峭，廣二丈。入行七十步，得埏門。門外左右皆有空，可容五六十人，謂之白馬空。埏門內二丈得外堂，外堂之後又得內堂，觀者皆執燭而行，雖無他雕鏤，然治石甚精，或雲是漢昌邑哀王冢，所未詳也。」王隱《晉書地道記》亦記此事，則雲「金山山北有鑿石為冢，深十餘丈，隧長三十丈，傍卻入為堂三方，雲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云云。此雲「為堂三方」，當以內外堂為一，並左右兩室計之，此二室當用以葬后妃宮人者，特未就耳。此上二冢之制，皇甫謐所記則距獻帝之葬不遠，其言當可據。酈善長所記金鄉山古冢，則當據目驗記之，唯記言隧道之深，則與《晉書地道記》不合。又既雲「塹深十丈」，復雲「行七十步得埏門」，亦復自相牴牾，蓋字有訛脫也。唯內外二堂之制，則二冢相同。去歲日本演田耕作君於旅順所發漢冢，亦有內外二堂，則《漢舊儀》「明中四周二丈」之說，但指一堂言之也。《抱朴子》言，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里，其高可以乘馬。所謂重閣，恐亦謂前、後二堂。其雲四周為徼道，則又與《漢舊儀》所云「設四通羨門」相合。此徼道者，當與妃妾葬處相通。《漢舊儀》謂「營陵餘地為西園後陵，餘地為婕妤以下」。《霍光傳》所謂「賜樅木外藏槨十五具」，則此徼道當為通外藏之所矣。地下之事，徵實不易，故備記之如右。 便房之語，蘇林曰：「便房，藏中便座也。」師古曰：「小曲室也。」《漢書·陳湯傳》云：「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則便房似於治陵之時即為之，蘇、顏二說或是也。然如淳引《漢儀注》，以為梗槨，則「楩」乃「梗」字之假借。楩房之語，與梓相對，梓可雲宮，則楩亦可雲房。若以為「藏中便座」，則《霍光傳》不得雲「便房一具」矣。 《續漢書·禮儀志》所載帝後陵中明器，除輓車九乘外，其餘皆用《士禮》，與《既夕》記吻合。其贈幣且用雜記，較《既夕禮》尤儉。殆謝忱《書》所謂「太尉胡廣等所定」耶？後世無譏其失禮者，殊不可解。 磬折古義 《考工記》「鳧氏為鍾」—職，鄭註疏誤殊甚，程易疇先生《考工創物小記》始正之。鄭子尹乃作《鳧氏為鍾圖說》，仍申鄭說，真所謂不辨黑白者也。余嘗取上虞羅氏所藏楚公孫班鍾、避父鍾、卿鍾三鍾，及各家著錄有尺寸可據者共十三鍾校之，皆不與《鳧氏》合。又此十三鍾者，亦不自相合。此由古代鑄鐘，不必盡遵《鳧氏》制度，或《鳧氏》職但舉其大概，鼓鑄之時，仍須以聲律定之。然據《考工記》本文，必須如程解無疑也。猶程氏之《磬折古義》，以安陽所出之商磬校之亦不合，此亦商周磬制本自不同。至程氏「磬折」之解，不獨優於康成，實千古不可破之說也。 追 蠡 羅氏所藏三周鍾，其乳皆作旋螺形，他鍾似此者亦多，此殆《孟子》所謂「追蠡」也。古書多假「蠡」為「螺」字，《漢書·東方朔傳》「以蠡測海」是也。《風俗通》說「門戶鋪首」引《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固周密矣』」云云。徐陵《玉台新詠序》所謂「銅蠡畫靜」，亦謂門戶上物。案：門戶上所施銅乳，其排列與鍾乳相似，而皆作螺形，蓋成列之物用螺，乃古代之通習，未必閉藏為義也。趙注《孟子》，以「追」為鍾鈕，「蠡」為蠡蠡，欲絕之貌。追為鍾鈕，古無明文，而蠡則古鐘上實有是物。唯「追」作何解，不敢妄為說耳。 大房，半體之俎 傳世古器，樂器如鍾、磬，兵器如戈、矛、劍、戟，洗器如盤、匜，酒器如彝、壺、尊、罍、勺、爵、觚、觶、角、散，煮器如鼎、鬲，黍稷器如簠、簋，如敦，今皆有之。籩豆雖無存者，然尚有瓦豆在，可知其形制。唯俎作何狀，則不可知。《詩·魯頌》「籩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則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少牢饋食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鄭註：「拒，讀為介距之距。俎距，腔中當橫節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後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註：「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蹶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據鄭君《詩》《禮》三注，則俎之為物，下有四足，足間有木以相連相距，距或中足，或在足脛，其距下之跗謂之房。然有不可通者，案《周語》：「褅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饗宴則有的餚烝。」韋註：「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餚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則房烝實與全烝相對，蓋升半體之俎，當有兩房，以半體置一房，合兩房而牲體全，故謂之房。毛公云：「大房，半體之俎。」意正如是也。少牢饋食雖系餚烝，而亦用房烝之俎，故有俎拒。拒者，即兩房之隔，故制腸、胃長短以俎拒為節，不容取俎足以為節也。由是推之，則有虞氏之梡，梡者，完也；殷以椇，椇者，具也，皆全烝之俎。周用半體之俎，以其似宮室之有左右房，故謂之房俎。若足跗則不具房形，鄭君堂房之說殊為迂遠矣。 斯 禁 浭陽端氏所藏斯禁，出於鳳翔府寶雞縣，就其形制文字觀之，其為商周間器自不待言。今年日本某雜誌揭其照片，謂為近漢之器。主宰雜誌之某君，固深於考古之學者，乃以此為漢器，殆誤會《禮器》鄭注耳。《禮器》「大夫士棜禁」註：「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雲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然則鄭注「如今方案」，自謂士禁如之，非謂斯禁。且方案與禁，亦非一物，鄭以漢方案似禁，故舉以況之。某君殆因此誤以此斯禁為漢物耳，不知漢時無此制也。 秦陽陵虎符跋 羅氏唐風樓藏銅虎符一，長漢尺四寸許，左右二符膠固為一，金錯篆書，文各十二，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實秦虎符也。按：《漢書·景帝紀》「葬陽陵」，《地理志》左馮翊有陽陵縣，班氏原註：「故弋陽，景帝更名。」則陽陵至漢景帝時始有此名，此符疑為漢物。然與漢符不合者有五：一、《史記》及《漢書·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今傳世漢符，其文皆雲「與某某太守為虎符」，與此符文絕不同。又陽陵乃縣名，非郡國名，無與為虎符之理。此與漢制不合者一也。漢符之數，則應劭雲「銅虎符第一至第五」，今傳世漢符，輒雲「與厶厶厶厶為虎符第厶」，又其「左厶右厶」皆記數字，不記甲乙。此符雲「甲兵之符」，與漢制不合者二也。漢符傳世者，其文刻於脊上，合之而後可讀，如《周官》「傳別」之制。此符左右文同，皆在肋上，如周官「質劑」之制。此其不合者三也。《史記正義》引崔豹《古今注》雲「銅虎符銀錯書之」（今《古今注》無此條）。崔豹魏人，所記者當為漢魏之制。又今傳世漢符，皆系刻字。此符獨用金錯。則其不合四也。此符字畫頗肥，而所錯之金極簿，幾與蘸金以書者相等。若漢世所錯，如莽貨一刀平五千之「一刀」二字，則字細而金厚。他漢亦然。此其不合者五也。 若雲秦符，則有四證焉。陽陵雖雲漢景帝所置，然秦之先君有葬於陽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德公居雍關大鄭宮，葬陽。宣公居陽宮，葬陽。而秦先王葬處往往稱陵，如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則秦自稱王以後，以陽為二先公所葬，謂之陽陵，其理或有之。又《史記》《漢書·侯表》，高帝時有「陽陵侯傳寬，今出土封泥之中，有陽陵邑丞印。邑丞，侯國之丞，則高帝時已有陽陵，不自景帝始，其為秦邑，益無可疑。此一證也。此符字數，左右各十二字，共二十四字，皆為六之倍數。案：《秦始皇本紀》稱「數以六為紀」，故用六倍數。若漢數以五為紀，故印皆用五字，符亦用五之倍數，如云：「與某某太守為虎符第厶」是也。此二證也。文字謹嚴寬博，與李斯所書刻石者相似，非漢人所能仿佛。此三證也。若雲秦符，則其左右二符合併之故，亦可得而言焉。案秦漢虎符，右常在內，左常在外。《秦始皇本紀》及《高祖本紀》皆雲「秦王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蓋於降漢之時，斂左符而合之。秦璽入漢，既為傳國之器，此符雖不復用，亦必藏在內府，為國重寶，合置既久，中生繡澀，遂不可開。否則右符既不常在外，左符亦無入京師之理，二符無自膠固矣。此四證也。唯其長短，頗與《秦始皇本紀》所云「符、法冠長六寸」者不合。然六寸之符，當指竹使符，漢竹使符亦長六寸，同於秦制。若虎符則發兵之事，貴於慎密，短則易藏而難見，故僅長四寸許。此又求之事理而可通者也。 此符雲「甲兵之符」，則此外尚有乙丙丁等。案：漢制銅虎符第一至第五，若秦制亦然，則虎符當有自甲至戊五枚，或以訖戊為疑。然秦漢間制度名物頗有訖於戊者。如衛宏《漢書儀》云：「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鄭注《周禮·司寤氏》亦曰：「夜時謂夜早晚，若今甲乙至戊。」則兵符五亦自甲至戊，固不足怪也。 李斯書存於今者，僅有《泰山》十字，《琅邪台刻石》則破碎不復能成字矣。即以拓本言之，《泰山刻石》亦僅存二十九字，琅邪雖有八十五字，而漫漶過半。此符乃秦重器，必為相斯所書，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楚，謹嚴渾厚，徑不過數分，而有尋丈之勢，當為秦書之冠。惜系金錯為之，不能拓墨耳。 此符「在」字作「十」，猶用古文，不用小篆。若《嶧山刻石》「維初在昔」之「在」，則作「在」字。其鑄符時或猶在巡嶧山之前也。 行文半闕之式，古金文中無有也。唯《琅邪台刻石》則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頂格書，此為抬頭之始。秦虎符左右十二字，分為二行，每行六字，「皇帝」二字適在第二行上，亦抬頭之意也。可知此事自秦以來然矣。 古代文字頗難作偽，如《嶧山刻石》文雖不見於《史記》，然一讀其文，可決其為李斯所作也。秦符雖作十二字，然如「右在皇帝」此四字，豈漢以後人所能耶？ 秦《泰山》《芝罘》《會稽》《嶧山刻石》，皆三句一韻，一句四字，三句十二字，即六之一倍也。《琅邪台刻石》其頌二句一韻，共二百八十八字，六之四十八倍也。後序三句一韻，每句字數不等，共一百二十字，則六之二十倍也。可知秦時文字皆以六為紀。後世傳秦璽文，所謂「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者，獨為八字，與秦文字之例不合，疑為後人假託矣。 隋銅虎符跋 兵符之制，古者皆右在內而左在外，又左右之數各同。三代不可考。《曲禮》云：「獻粟者執右契。」鄭註：「契，券要也，右為尊。」契以右為尊，符節可知。尊者在內，卑者在外，亦可知也。秦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蓋亦用古尚右之制。漢則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師古曰：「與郡守為符，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則右內左外，與秦制同。魏賜孫權九錫文雲「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齊、梁、陳九錫文同。唯宋武九錫文則雲「金虎符第一至第十、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虎符之數不同，而竹使符上皆冠以左字。疑金虎符左右賜之，蓋虎符以發兵旅，時兵權皆在受九錫者手，故賜以左右，以示不敢有徵發之事也；竹使符所以傳命，事恆有之，故但賜以左，而其右則藏於天子之所。可知左外右內，自秦迄江左之末未嘗變也。漢常山太守虎符肋文雲「常山左三」。漁陽太守虎符（吳縣吳氏藏）、長沙太守虎符（同上）、晉上黨太守虎符，又漢魏郡太守虎符（嘉定瞿氏藏），東萊太守虎符（濰縣陳氏藏）、廣陽虎符（諸城劉氏藏）、玄菟太守虎符（游豐吳氏藏），肋上均有「左二」字樣。漢制左符在外，今左皆有二，亦左右數同之一證也。惟濰縣陳氏所藏漢上郡太守符則不可解，此符左右俱存，其脊文十字則雲「與上郡太守為虎符第一」，右肋有「上郡右三」四字，左肋有「上郡左二」四字，如是則虎符自第一至第五，每符又各有左右若干，則一郡之符殆多至數十，恐無此理。 又案：翁氏《兩漢金石記》所載一符，則脊文雲「與五原太守為虎符第一」，肋文雲「五原左一」。嘉善謝氏藏晉丞邑男虎符，脊文雲「晉與丞邑男為銅虎符第一」，肋文雲「丞邑男左一」。濰縣陳氏藏晉騶男虎符，脊文雲「□與騶男為虎符第五」，肋文則雲「騶男右五」。此三符脊文所記數字，與肋文所記者無不相同，則上郡符脊文作「第一」，而肋文左作「左二」、右作「右三」者，恐不足信。漢陽葉氏藏晉始平虎符，脊文作「第二十」，而肋文作「左二」，亦為可疑。二符未見原器及拓本，無由斷其真偽。如系真品，則僅一郡國之符多至數十，為可異耳。至於左右同數之說，不唯不相妨，轉足相證也。隋符亦然。吳縣蔣氏藏隋虎符八，此外傳世者尚有三枚，共十一枚。其中右符六：曰「右御衛相原四」，曰「右御衛永昌二」，曰「右御衛美政五」，曰「右翊衛天井一」，曰「右翊衛石橋二」；左符五：曰「右屯衛溫陽一」，曰「右御衛安昌四」，曰「司右武衛白松二」，曰「右屯衛清湖四」，曰「左屯衛赤城五」。左右之孰內孰外雖不可知，然左右二符各有第四、第五，則左右之數當亦相等，如秦漢以來制也。惟唐制則大異。《六典》載銅魚符，「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不獨左內右外，左右之數亦各不同。唯木契則左右同數，猶用古制耳。宋符則兼古制與唐制二者。《玉海》八十五載：「康定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言，參酌古制，定銅符形制，上刻篆字，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飾，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一，右旁為四竅，令可契合。又以篆文相向側刻十千字為號。右五符留京師樞密院，左符降付諸處，慶曆元年罷。」宋符右內左外，則法秦漢，以十千為號，亦與秦同。惟內五外一，則用唐制。然則宋以前兵符形制皆可知悉，獨元時代最近，又貴人皆賜虎符，今實物未有存者，而史亦不載其形制，殊可異也。 吳清卿所藏龜符亦有偽者 吳清卿中丞十六金符齋中所藏各符，以新莽厥戎虎符為最，形制文字精美絕倫。然亦有偽者。如太和門外左龍武軍第二及鷹揚衛左紫輝第四二龜符是也。案宋敏求《長安志》云：大明宮「東面一門曰大和門」。又云：太和門外「從西第一曰左羽林軍，第二曰左龍武軍，第三曰左神策軍」。與此符合。然龜符乃武后時物，其時尚未有龍武軍也。《舊唐書·職官志》云：「初，太宗選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署百騎，以為翊衛之備。天后初，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騎，分為左、右營，置使以領之。開元二十七年，改為左、右龍武軍。」《新書兵志》則云：「及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唐會要》卷七十二亦云：「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析左、右羽林軍，置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注云：「或出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此符為天后時物，不應有左龍武軍。又考《唐六典》成於開元二十四年，而北軍只有左、右羽林二軍，無龍武軍。杜甫《曲江對雨》詩：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詩作於天寶時，而軍改於開元之末，故曰新軍。若天后時已有此軍，則不得雲新矣。此符必因九仙門外右神策軍龜符而偽作者。至鷹揚衛左紫輝第四龜符，鷹揚衛上無左右字樣。又鷹揚近在皇城，此符系左符，據唐制不得有第四。（《六典》兵符：「王畿之內左三右一。」）此亦偽作。吳氏精鑒為近世所僅見，而亦蓄此物，信乎鑑古之難也。 王復齋鐘鼎款識中晉尺跋 古尺存於今者，以曲阜孔氏所藏漢建初尺為最著（此尺有仿製者，較原尺約長二分，世間拓本，以仿製之本為多）。然尚有元延銅尺，不知藏誰氏，余於唐風樓見其拓本，較建初尺原本又約短二分。據此，則前後漢尺度大略可知矣。蜀尺則上虞羅氏藏章武二年弩機，其望山上有金錯小尺，與仿製之建初尺長短略同（此弩機後為端忠敏索去，載於《陶齋吉金錄》，然圖中失摹其尺，殊可惜也）。又藏魏正始弩機，亦有尺度，較建初尺度微長，殆即《隋書·律曆志》所謂「杜夔尺」也。晉尺未有傳者，世所傳晉前尺者拓本，皆出於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國朝諸大家如沈果堂、程易疇、阮伯元等，皆以為此為真晉尺也。然其銘詞則曰「周尺，《漢志》鎦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共十九字，與《隋志》所載晉前尺銘詞不合，且此尺苟為荀勗所制，必無自稱「晉前尺」之理，故羅叔言參事疑為宋人仿造。余考之《宋史·律曆志》，知即宋高若訥所造《隋志》十五種尺之一也。《宋志》謂「若訥用漢貨泉度尺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一周尺，與《漢志》鎦歆銅斛尺、後漢建武中銅尺、晉前尺同」云云。與傳世晉前尺銘文只差三字，則此尺為若訥所造甚明。程易疇乃謂以莽布校之，毫髮不爽，遂定為晉前尺。不知若訥此尺正用莽布所造，則自無不合之理。以程氏之聰明而尚為所欺，殊不可解。然《王復齋款識》已收此拓本，則宋人已以此為真晉尺，此亦如政和禮器，南渡後即誤以為劉宋器也。然則晉前尺世間久無此物，亦無拓本，雖可以元延、建初二尺及錢布、弩機尺等約略推之，亦僅能得其近似。高若訥所造，復齋所藏，亦所謂得其近似者，遽以是為真晉尺，則大誤矣。《隋志》所載前尺以下十四種尺，今亦無一存，不能互相校定。又晉前尺與建武尺同，未必同於建初尺，故晉前尺之真遂不可見。使後世作史者皆效《隋志》之法，則最近之尺必有存者。一尺存則眾尺皆存，何至無可考乎。 唐用開皇官尺 漢尺傳世者雖有二種，有唐一代之尺則反無存，史亦不言唐尺與前代尺之比例，余其即用開皇官尺。何以徵之？《唐六典》金部郎中職言：「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又云：「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而《隋志》謂開皇官尺即後周市尺，當後周鐵尺一尺二寸。周隋時以鐵尺調律，以市尺當官尺，供公私之用，唐制即出於此。此一證也。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古秤三斤為一斤。唐量未聞，權衡則亦以三兩為一大兩，分明出於隋制。權既如此，度亦宜然。此二證也。後周鐵尺，據達奚震、牛弘校以上黨羊頭山大黍，累百滿尺，謂為合古。則《六典》所云「累黍之尺」，雖語出《漢志》，而事本宇文。又開皇官尺當鐵尺十二寸，唐大尺亦當黍尺十二寸。此三證也。《宋史·律曆志》載翰林學士丁度等上議：「今司天監影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以其洛都故物也（原註：晉荀勗所用西京銅望皋，蓋西漢之物，和峴謂洛陽為西京，乃唐東都耳）。今以貨泉、錯刀、貨布、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間製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欲尺之中，當依漢泉分寸。若以太祖膺圖受禪，嘗詔和峴等用影表尺與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用景表舊尺」云云。如是，則丁度等以宋司天監景表尺為唐尺，其尺當漢泉尺一尺六分有奇。後用鐵尺，則當晉前尺一尺六分四厘，故丁度等謂唐尺略合於周隋之尺。此四證也（此宋司天監景表尺，丁度等以為唐尺，然《宋史·律曆志》又謂「今司天監圭表乃石晉時天文參謀趙延乂所造」，則實非唐物。然五季之世未遑製作，則亦當用唐尺也）。《唐書·食貨志》載「開元通寶錢徑八分」，羅叔言參事據之以作唐錢尺。案：開元通寶，有唐一代多鑄此錢，其大小亦不等，今擇其輪廓完好者量之，得建初尺一寸零六毫有奇，而果開元通寶錢十二則當漢建初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假定建初尺與晉前尺同，則累錢十二正得開皇官尺一尺，當得唐尺之九寸六分），則唐尺與假定之開皇官尺僅差四分。而開通元寶錢鑄於武德三年，必用隋尺無疑，故宜由之以校定隋尺，不宜由建初尺而疑唐尺與隋尺不合。此五證也。聞日本奈良正倉院有一尺，相傳為唐尺，他日當摹之，以證成余說也。 宋三司布帛尺 宋三司布帛尺，世傳有仿製之本，不知其所自出。明尺亦罕見，唯近年出土之大明寶鈔，《明史·食貨志》謂其「方高一尺，廣六寸」，與國朝量地藩尺正同，約當工部營造尺一尺一寸，實為古今最長之尺矣。 度量權衡變遷之定例 度量權衡，皆由短而長，由小而大，殆為定例。尺則建初尺比元延尺長二分，魏杜夔尺又長於漢尺五分。晉前尺雖同於漢尺，而晉後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厘。宋氏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厘。梁朝俗間尺比晉尺一尺七分一厘。後魏前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厘，中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後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後周市尺、開皇官尺與後魏後尺同，唐亦如之。而其增率之速，莫劇於兩晉、後魏之間，三百年間幾增十分之三。前此則周尺、漢尺、晉尺雖不必如《隋志》所言全相符合，要其增率不得過數分。求魏晉後所以驟增之故，則由魏時中原戶調始課絹布，官吏懼其減耗，又欲多取於民，故其增加之率至大且速。考《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九年「詔政長尺大斗」，而《楊津傳》：「延昌末，津為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布，尺度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則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如此。又《張普惠傳》：神龜中，「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征綿麻。普惠上疏曰：『絹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謂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並欲厚重，無復准極。得長闊厚重者，便雲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官所以仰負聖明也。』」云云。觀於此疏，則當時尺度之增，實由於此。且當時不獨尺法增加，又增匹法。自周、漢以來，布帛皆以四丈為匹。《北史·盧同傳》謂：後魏熙平間，「同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征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抵康生罪。」又《北史·崔暹傳》亦言：「齊天保調絹以七丈為匹，暹言之，乃依舊焉。」由此諸條，則尺度之增，實由歷代調絹之故。調法，於絹法之外兼調綿麻，皆以斤計。租則納米則以石計。權量二者，自漢至隋增至三倍，亦由是故。以調絹之事推之，蓋可知矣。 今世所傳宋三司布帛尺，較隋唐官尺為短，似出前例之外。然自古訖唐，絹之定製皆以四丈為匹。宋以四丈二尺為匹，尺法所減，以匹法償之而有餘，宋尺稍短，職是故也。元明以後，無絹布之調，明代雖有布縷之徵，然皆用米折，而明尺反絕大，又似與前例不合。然明尺之長，當自宋元之際已然。觀宋初布帛，幅度二尺五分，元時則僅一尺四寸至一尺六寸（見《元典章》）。其尺度之長，可以想見。自元以後，不課絹布，故國朝工部營造尺反短於明尺，唯量地藩尺獨與明尺同。蓋因清丈之事，最易擾民，故特用長尺以優之。此與古代因調絹增尺之故大相異矣。 古者歲調絹布，皆紀年月日、郡縣及輸納者姓名，觀《魏書》張普惠之疏與《北史·盧同傳》所紀論奚康生事可知。蓋不記郡縣、年月日，則無自知調絹長吏為何人。又苟不記輸納者姓名，則鞭戶主、連三長之事亦不能有也。至漢之任城國亢父紬，則並記丈尺價值，而不記年月日。考《後漢書·光武十王傳》，順帝時，羌虜數反，任城王崇輒上錢帛佐邊費。此紬出古長城下，殆即當時佐邊費者，乃國王所獻，非民間所納（漢時除變夷課賓布外，尚無調絹布之制），故但著其地及丈尺價值歟。 考訂古尺當以實物為本 孔東塘尚任《建初尺跋》所載建初尺與諸尺比例，多不足信。孔雲「建初尺當漢末尺八寸」，已與隋志不合；又雲「與開元尺同」，亦與余所考定之唐尺大異。且此二者無傳世之物，不識東塘何以知之。余謂考訂古尺，當以實物為本，如元延、建初二尺，王莽十布五泉與貨布、貨泉、契刀、錯刀，及唐開元通寶錢、蜀魏弩機尺，實為根本材料，此外諸家之說，除《隋志》外，均當慎取。近唯吳清卿中丞《古玉圖考》中之鎮圭、搢二尺，雖未可遽視為周尺，要之較諸家架空之說為可據也。 累黍為尺乃無謂之說 累黍為尺之說始於《呂覽》。劉歆、班固皆用其說，此最無謂也。歷代之尺多以累黍名，而長短不同，後人求之不得，於是有縱黍、橫黍，斜黍種種之說，實皆以尺求黍，不能以黍定尺，以為起度之准，殊為失之。此不獨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如《隋志》所云而已，即令黍之大小終古不變，而銖銖而累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大必失。累分為尺，理亦如之。此事理之最易明者，而人乃多為之說，是何異已！ 存世秦權量 今世所存秦權，浭陽端氏一家所藏多至數十，合之宇內，數幾及百。至於銅量，亦尚有之，大抵刻始皇一詔及二世一詔。始皇之詔乃制器時所刻，固宜每器皆有。至二世詔則因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欲令明白，故下此詔，乃能使民間用器一一追刻之。亡國一二年間，而法令之行如此，亦歷代所未有也。 《齊魯封泥集存》序 癸丑季秋，羅叔言參事將印行其所藏封泥拓本，屬余為之編次並序之曰： 自宋人始為金石之學，歐、趙、黃、洪各據古代遺文以證經考史，咸有創穫。然塗術雖啟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於是三古遺物應世而出，金石之出於邱隴窟穴者既數十倍於昔。此外如洹水之甲骨，燕、齊之陶器，西域之簡牘，巴蜀、齊魯之封泥，皆出於近數十年中，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該之矣。之數者，其數量之多與年代之古，與金石同；其足以證經考史，亦與金石同，皆古人所不及見也。癸丑之歲，羅叔言先生既印行敦煌古佚書及所藏洹水甲骨文字為《殷虛書契前編》，復以所藏古封泥拓本足補濰縣陳氏、海豐吳氏《封泥考略》之闕者甚多，因屬國維就《考略》所無者，據《漢書》表、志為之編次，得四百餘種，付諸精印，以行於世。竊謂封泥之物，與古璽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種類，尤較古璽印為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為用至大。姑就此編所錄，舉其犖犖大者。 以官制言之，則漢諸侯王官屬之與漢朝無異也。《漢書·諸侯王表》謂「藩國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百官公卿表》謂諸侯王「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賈誼《書》亦謂天子之與諸侯，臣同、御同、宮牆門衛同。初疑其為充類之說，非盡實錄。乃此編所載齊國屬官，除丞相、御史大夫外，則郎中當漢之郎中令，大匠當漢之將作大匠，長秋當漢之大長秋；下至九卿所屬令丞，如太祝、祠祀、園寢諸官為奉常之屬，中廄丞為大仆之屬，內官丞為宗正之屬，大倉、大官、樂府、居室、竭者、御府、永巷、宦者諸官為少府之屬，武庫丞為中尉之屬，食官為詹事之屬，鍾官為水衡之屬，始知賈生《等齊》之篇、孟堅「同制」之說信而有徵，此其關於官制者一也。若夫班氏之《表》、司馬之《志》，成書較後，頗有闕遺。此編所錄，則漢朝官如雒、陽宮丞、宮司空、私官丞、中私官丞，王侯屬官如齊武士丞、齊昌守丞、齊中右馬、齊中左馬、齊司空長、齊司宮丞、齊左工丞、菑川郎丞、載國大行，郡屬縣官如水丞、平丞、陶丞，余官如司空、祠官、牧長、橘監、發弩、兵府、冶府，皆班《表》、馬《志》所未載。余如挏馬五丞中之有農丞，樂府之有鍾官（此樂府鑄鐘鎛之官，非水衡掌鑄錢之鐘官也），鍾官之有火丞，技巧之有錢丞，班《表》亦僅列官府之目，未詳分職之名，此關於官制者二也。 至於考證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則此編中郡守封泥有臨菑、濟北二郡；大守封泥有河間、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陽一郡，皆《漢志》所無。按《漢書·高帝本紀》：「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則漢初及全齊之時，有臨菑、城陽、濟北三郡也。《楚元王世家》：取趙之河間郡，立趙王遂弟辟疆為河間王。是趙國有河間郡也。且濟北建國，自興居國除之後，安都侯未封之前，中為漢郡者十一年；城陽則共王徙淮南後，中為漢郡者四年，皆在孝景改郡守為大守、郡尉為都尉以前。則濟北、城陽守、尉二印固所宜有也。唯臨菑守一印，則齊國既建之後，當稱內史；國除之後，又當稱齊郡太守。此印雲臨菑守，必在高帝初葉，悼惠未封之時，且「臨菑」二字，猶當秦郡之名也。夫始皇滅六國，所置諸郡無即以其國名之者。東郡不雲衛郡，穎川不雲韓郡，邯鄲不雲趙郡，何獨臨菑乃稱齊郡？然則漢之初，郡必襲秦名，則班固以齊郡為秦置而不雲「故秦臨菑郡」者，非也。河間、即墨二大守封泥，皆孝景中二年以後物。即墨乃膠東國屬縣，而河間、膠東二國自孝景以至孝平，未有絕世。光武中興，乃並河間於信都，以膠東封賈復。然則此二郡大守之印，當在新室之後，建武之初。與《封泥考略》之膠東大守、膠西大守二章，均足補《漢志》之闕者也。此外，縣邑封泥，如盧丘丞、盧平丞、梧里丞、稷丞等，前、後二《志》均無此縣。此關於地理之處置者一也。《漢表》稱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此編中邑丞封泥二十有九，除琅邪、銍二邑未見封國外，其餘二十七皆列侯所食，唯「載國大行」一印乃稱國耳。此關於地理之稱號者二也。又縣邑之名往往歧誤，如齊哀王舅駟鈞所封國，《史記·孝文紀》作「清郭」，《漢書·文帝紀》作「靖郭」，《史表》作「清都」，《漢表》作「鄔」，徐廣注《史表》又雲「一作梟」。今封泥有「請郭邑丞」，則知此五者皆「請郭」之訛也。華毋害所封國，《史表》作「絳陽」，《漢表》作「終陵」，今有「絳陵邑丞」封泥，則《史記》一誤，《漢書》再誤也。袐，彭祖之國，《史》《漢》二表並作「戴」，《索隱》「音再」，今有「載國大行」「載丞」二封泥，則音不誤而字誤也。余如「臨淄」之為「臨菑」、「劇」之為「勮」、「萊蕪」之為「來無」、「臨轅」之為「臨袁」，字有通假，形有增損，非有實物，孰能正之？此關於地理者三也。至於二書違異，無所適從，如《漢表》「洨夷侯周舍」，《史表》「洨」作「郊」；「郁根侯驕」，《史表》作「郁狼」。今封泥有「郊侯邑丞」「郁狼鄉印」，則《史》是而《漢》非也。濟南著縣，前、後二《志》均為「著」字，韋昭讀為「蓍龜」之「蓍」，師古非之。然後魏濟南尚有蓍縣，今封泥又有「蓍丞之印」，則韋是而顏非也。東萊掖縣，二《志》皆從手旁，唯《齊策》「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及「東有夜邑之奉」，均作「夜」字。今封泥有「夜丞之印」「夜印」，則《齊策》是也。前《志》平原郡之漯陰，後《志》作「濕陰」，今封泥有「濕陰丞印」，則後《志》是也。齊悼惠王子罷軍所封侯國，《史》《漢侯表》均作「管」，獨《水經注》以為濟南菅縣，今封泥有「菅侯丞印」，則《水經注》是也。琅邪不其縣，《淮南子·地形訓》作「弗其」，今封泥有「岪其丞印」，則《淮南》近是也。歷數與地名之「歷」，自漢以後均作「歷」字。唯《周禮·遂師》之「抱 」，《戰國策·秦策》及《史記·春申君列傳》之「濮 」，《史記·侯表》之「 侯」，《樂毅傳》之「 室」，《禮記正義》引《易通卦驗》之「律 」，義雖為歷，而字均作「 」，轉訛作「磨」。今封泥有「 城丞印」，其字從 從石，可知作「歷」固非，作「磨」亦誤。《顏氏家訓》謂《世本》「容城造歷，以『歷』為碓磨之『磨』」，則「歷」之正字自當從 從石。六朝之際尚作如此，轉訛作「磨」，事乃有因，然不有此印，奚以定之？此其關於地理者四也。 凡此數端，皆足以明一代之故，發千載之覆，決聚訟之疑，正沿襲之誤。其於史學，裨補非鮮。若夫書跡之妙，冶鑄之精，千里之潤，施及藝苑，此又此書之餘事，而無待贅言者也。至封泥之由來與其運用，詳余《簡牘檢署考》。其出土源流，則叔言先生序中詳之，並不贅雲。 古之書簡，以木為之，兩牘相合而纏之以繩。牘上刻繩道以容繩，又刻方孔以容封泥，繩自繩道而交錯於方孔中，然後置封泥而加璽印焉。《論衡》所謂「簡繩檢署」是也。故古璽字從土。《說文·土部》：「璽，王者之印也，以主土，故從土，爾聲。籀文從玉。」段氏注云：「籀文從玉，則知從土者古文。」其說是也。唯許君謂「以主土，故從土」，則頗不然。古者上下所用印，通謂之璽，璽非守土者所專有，蓋璽印之用，不能離封泥，故其字從玉。統而從玉之璽與從金之鉨，以其體言；從土之璽，則以其用言也。古書簡用木，非有封泥，則璽印無所施。《呂氏春秋·離俗覽》云：「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淮南子·齊俗訓》亦曰：「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古人璽印皆施於泥，未有施於縑帛者。考《續漢書·百官志》，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及封泥。故封禪玉檢以水銀和金為泥，石檢則末石和方色土為泥，天子詔書封以武都山紫泥，平人或用青泥（《太平御覽》引《東觀漢紀》鄧訓事）。其實一切粘土皆可用之。自廢簡牘而用紙素，封泥亦與之俱廢。訖於後世，視古代璽印若亦施於縑素者，蓋不知有封泥之物矣。故道光間蜀中始掘得封泥數十枚，為劉燕庭方伯所得，吳荷屋中丞《筠清館金文》與趙撝叔司馬《續寰宇訪碑錄》均著錄數枚，謂之印范。嗣是齊魯之間出土愈多，大率歸陳壽卿編修與吳子苾閣學，始知為古代封泥，於是有《封泥考略》之作。然世人猶或以為古人封苞苴之泥，即知為封書之物，亦不能詳其用法。自余觀匈牙利人斯坦因所得于闐古書牘，始悟漢時中原書牘制度略同，證以古籍，一一皆合，語詳《簡牘檢署考》。可知古代遺物，須數十年及數十人之力而後明，若是乎考古之不易也。 書《齊魯封泥集存》後 《齊魯封泥集存》中，有清河大守、河間大守、即墨大守三印，文字精絕，自其形制觀之，亦當為漢初之物。余前《序》中，以改郡守為大守在景帝中二年七月，《漢書·景帝紀》及《公卿百官表》具有明文。而河間國封於孝景前二年四月，膠東國治即墨封於孝景中二年三月，自是訖於王莽之篡，未嘗為漢郡，是前漢不得有此二郡太守，故定為光武初年之物。然細觀其形制文字，終不類東京。且考之後漢之初，亦無置即墨郡之理。即墨在前漢為膠東國都，然王莽廢膠東國為郡，改為郁秩。郁秩，故膠東屬縣，則莽時之郁秩郡當治郁秩，而不治即墨。光武但復膠東之名，而郡治仍之，故建武十三年封賈復為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梃胡、觀陽六縣，以郁秩為首。至肅宗時，復孫敏有罪，國除，更封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食一縣，以膠東與即墨為二縣，膠東前無此縣，蓋即郁秩。此又後漢初之膠東不治即墨而治郁秩之一證也。故光武初年決無置即墨郡之理，而景帝中二年後膠東國又未嘗為漢郡，則此印非漢初之物而何？若雲漢初之物，則即墨自戰國時已為重地，與臨淄並，故張儀說齊王曰「臨淄、即墨，非王之有」，田肯說漢高帝亦曰「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故田市王膠東，實都即墨。漢高帝以膠東等郡封子肥為齊王，文帝分齊別郡，置膠東國，亦仍其故治。而中間膠東郡之稱，或為即墨，猶菑川郡之或稱劇郡，各以其所治之縣名之也。故即墨之為漢初之郡，殆無可疑。 《漢書·高五王傳》謂「齊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此印猶當為悼惠王所鑄也。河間大守、清河大守二印形制相同，亦可因此印而決其為漢初之物。謂漢初已有太守之稱，似與《景帝紀》及《百官公卿表》不合，然戰國時已有此稱。《墨子·號令篇》云：「操大守之節而使者。」又云：「勇士父母親戚妻子，舍之必近大守。」又云：「望氣者舍必近大守。」凡言大守者三。《趙策》：「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大守，千戶封縣令。」《史記·趙世家》亦引其文，則戰國時已有大守矣。即雲《墨子·號令》諸篇多秦漢間制度，或系漢時墨者所作，《戰國策》之文亦系後人增損，然上文所陳地理沿革上之證據既如彼，則吾人轉可由此封泥而證漢初郡守已名大守，至景帝二年之更為太守、都尉。不過以七國既平，大啟郡縣，其時守土之官或稱郡守，或稱大守，乃整齊畫一之耳。鳴呼！此封泥者，一丸之土耳，而於地理、官制上關係之大如此，信乎古物之可貴也。 封泥中又有齊昌守丞封泥，此亦齊悼惠王時物。案：《漢書·地理志》無昌郡，唯琅邪郡有昌縣，又千乘郡博昌下有應劭注曰「昌水出東萊昌陽」，皆在齊地，則昌郡非分琅邪郡置，必系東萊郡舊名也。此與即墨郡皆悼惠王所置。此昌守丞印上冠以齊字，尤為明示此事實矣。 俄人獲西夏所刻書 十餘年前，俄人某於甘肅某地古塔中得西夏人所刻書，有西夏字書，前列西夏文，而以漢文音注之。去秋聖彼得堡大學助教伊鳳閣氏攜其一葉至京都，余親見之。全書都五十餘葉，字畫朴勁，大似北宋末刊本。又有戲曲一種，不知何名，時方觀羅叔言參事所藏元刊雜劇，伊君即雲板式與此略同。頃日本狩野博士直喜至俄京親見其書，疑為宋時雜劇。狩野君歸時，當以照相本來，此事大值研究也。 內閣大庫之書之發見 敦煌古寫本書發見之後二年，內閣大庫之書始問於世。後其書歸京師圖書館，其宋元刊本及善本書已具載繆筱珊秘監《學部圖書館書目》矣（在《古學彙刊》中）。此外地誌一類已整理訖，亦有目錄。然內閣舊有書目檔冊，系光緒十年間所點存者，庚子之亂，為日本某君所得。余得見傳寫本，凡《圖書館書目》所載之書，雜見其中，尚有明末國初之重要公文、書籍等有關史事者，不勝枚舉，其可貴比之所藏宋元本書或且過之。內閣既不重視此物，學部圖書館亦未注意及此，今不知何在，即未焚毀，亦恐在廢紙堆中矣。 內閣大庫書之發見也，在宣統元年。時方議攝政典禮，求國初故事不得，乃索諸庫中，始知書架之後尚有藏書之處。然光緒十年間，此庫曾清厘一次，後乃忘之，蓋閣員之與其事者已死亡遷轉盡矣。至是乃重整理，歸之於圖書館，然流出外間者亦有之。又其時乾隆以前黃本、題本充塞庫中，某相以日久無用，奏請焚毀，已得諭旨，乃露積庭中。時羅叔言參事至內閣，取一束觀之，乃管松厓干貞督漕時奏牘。又閱一束，則阿文成桂西征奏牘也。皆順年月排列，頗為整飭。乃言諸學部，以此種題本皆系史材，焚毀可惜，可置京師圖書館中。經學部尚、侍輾轉商議，逾月而始往取。幸尚未焚毀，然已暴露月余，經雨數次矣。書至學部時，圖書館未成，乃置諸國子監南學。想今尚無恙，然罕有知其事矣。 內閣大庫清厘之役，歷科殿試卷亦與黃本、題本俱置庭中，其名人之試卷多為人取去，後亦歸學部，置諸大堂後，今尚在雲。 曹君直舍人言，內閣庫中向有庫神，作一龕，奉之甚謹，外垂黃幔，無人敢揭視者。及清厘之役，君直揭視之，則一物包裹甚嚴，開之則猴骨一具，諦視之則枯樹根也。其物想尚在庫中。 內閣大庫所藏地圖凡二大架，背記紙數，用阿剌伯數字，蓋康熙中西洋人所測繪也。初內閣以舊圖無用，欲焚之。羅叔言參事見之，乃言諸學部，置諸京師國書館。 乾隆十三排地圖銅板，銅質甚厚，而圖作凹凸形，須以機器重壓，乃能印刷。至咸同間，已無知其印法者。時銅價甚貴，或議毀以鑄錢，有沮之者乃止，今當尚在內府。其印本傳甚少，唯徐星伯先生松曾有之。 斯坦因所得長城故址漢簡 斯坦因博士第二次遊歷中亞細亞時，於敦煌西北古長城故址得漢代木簡數千枚，其文字可讀者尚近千枚。攜歸英倫後，即寄法國沙畹教授處，屬其考訂，早有刊行之說，至今未果。蓋簡數太多，盡失編次，欲整齊次第，復還舊觀，良非易事，其遲遲出板，非無故也。 長城古簡中有字書，然非《急就篇》，意當為《倉頡》《凡將》《訓纂》《滂喜》諸書也。考漢時版牘，但為奏事、移文、通問之用，其寫書則皆用竹帛。此乃用木，蓋西北少竹，故以木代之歟。 斯氏此行，又於長城遺址下掘得漢帛二條。一條廣漢尺尺許，長寸許，其上有二十八字，云：「任城國古父綢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重廿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其一條廣漢尺二尺二寸，長寸許，綢有波紋。此三年前余友自巴黎貽書來言如此。然古「綢」字非帛名，疑本文當作「紬」。又漢任城國食任城、樊、亢父三縣，「古父」本文當作「亢父」。至此紬所記之長短、廣狹，價值均與古書所記者密合。余另有《古代布帛修廣考》，文繁不錄。 斯坦因三訪古 斯坦因氏第一次訪古，以于闐方面為主，所著《古代之和闐》一書，實公其訪古之結果者也。第二次訪古，則亘新疆全境及甘疆之西北境，而以自塔里木河橫絕達馬乾大沙漠之役最為壯舉。後於崑崙山麓之高地感受嚴寒，喪其一趾。然所得古物，則以在敦煌塞下及羅布淖爾北岸者為多，所著《沙漠中之契丹》（西人稱中國之名），則公其第二次訪古之結果者也。據最近消息，斯氏去歲又從事第三次之訪古，現正在新疆。此次所得，尚未能知其詳，然益於世界學術者，必非淺鮮。吾儕既略陳斯氏歷次之功績，又祝其此行之康寧，我國之學者亦可以興起矣。 敦煌石室古寫本書 敦煌千佛洞石室之古寫本書，其中梵文、婆羅謎文、回鶻文、吐蕃文之書，大半為斯坦因氏攜去。法人伯希和博士繼至，乃悉取漢文書籍之佳者以歸。所留者尚六七千卷，大抵釋典也，亦時時流出，遊宦西陲者，往往得之。時羅叔言參事在學部建議，以為此書宜歸京師圖書館。甘督乃遣委員某齎送至京師。委員至京，寓甘藩某方伯家，共乾沒其一部，近年京師市上所流傳之寫本經卷皆是也。黠者又割裂以售，或添署年號、書人姓名。其流傳在外者，不下數百卷。惟劉幼雲祭酒得《鹽鐵論》殘卷而珍秘不以示人，羅叔言參事得《春秋後語·秦語》殘卷、《太公家教》一卷，與現在京師圖書館之杜正倫《百行章》一卷、唐人《姓氏書》殘卷及《開元律疏》第二殘卷，為四部之書，其餘皆釋典也。京師圖書館之敦煌佛經中，亦有他教經典。內有摩尼教經一卷，失去前後題文字，全仿佛經，頗為矩麗，亦當時文士所潤色也。曩羅叔言參事百計求得副本，印於《國學叢刊》中。伯希和博士譯為法文，並列原文，載於《通報》中。日本羽田亨學士亦有考訂，與伯氏之書同時出版，均確證為摩尼教經典。摩尼教之漢文經典，此與前伯希和氏所攜歸之斷片而已。 伯希和博士所得敦煌古寫本書，當其留滯京師時，羅叔言參事等所景照印行者，有《古文尚書·顧命》殘葉，《沙州志》一卷，《西州志》一卷，唐刊本《一切如來尊勝陀羅尼》、晉天福刊本《金剛經》各一卷，《老子西升化胡經》二卷，《景教三威蒙度贊》一卷，《摩尼教殘經》一卷；石刻則有唐初拓本太宗御書《溫泉銘》、唐拓歐陽詢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一紙、《柳公權金剛經》全卷，皆有印本行世。又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有日本藤田學士豐八箋注本。此外小品匯為《敦煌石室遺書》，頗行於世。嗣是伯君又前後寄來影片幾及千枚，其中佚書，如鄭注《論語》四篇（自《述而》至《鄉黨》）、無名氏《穀梁經傳解釋》一卷、無名氏《晉紀》一卷、晉孔衍《春秋後語·魏語》一卷、又節本《趙語》《韓語》《魏語》《楚語》共一卷，唐無名氏《張延綬別傳》一卷、唐《水部式》一卷、唐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卷、《殘地誌》一卷、唐李筌《閫外春秋》二卷、《星經附玄像詩》一卷、北齊祖珽《修文殿御覽》一卷、唐杜嗣先《兔園策府》殘卷、唐李若立《籯金》一卷，又殘類書二卷、無名氏《贊道德經義疏》一卷、《唐人選唐詩》一卷，皆千餘年未見之秘冊也。此外有《周易王弼注》一卷、《古文尚書孔氏傳》（《夏》《商》二書）、《毛詩》四卷、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三卷、范甯《穀梁傳集解》一卷、陸德明《周易釋文》一卷、《莊子》三卷、《文選李善注》二卷，又無注者一卷、徐陵《玉台新詠》一卷，雖大半殘缺，與宋以後刊本大有異同，羅君擬盡用玻璃板精印，並加考訂，已成其半。數百年來爭重宋元刊本，今日得見六朝、唐人寫本書，又得讀種種佚書，不可謂非藝林一大快事也。 伯君寄來照片中尚有《二十五等人圖》《新集文詞教林》《文詞九經鈔》，均唐時淺人所為，蕪陋殊甚。又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則房中家言，又有一卷乃唐初某僧行實，此二書羅君擬不印行，而益以所藏《春秋後語·秦語》殘卷、《太公家教》一卷。並移書伯君屬照《陳子昂集》、唐曆日及唐刊《切韻》《唐韻》等，匯成全書，蓋敦煌所出四部書之菁華略盡於是矣。 汲冢所出之書，計《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國語》三篇、《名》三篇、《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梁邱藏》一篇、《繳書》二篇、《生封》一篇、《大曆》二篇、《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今其存者，不及十分之一。《師春》一篇，宋時尚存。《紀年》今尚有全帙，然皆後人假託，非汲冢原本。其真汲冢書之存者唯《穆天子傳》耳。今敦煌所出之書，其時代雖近，然晉太康距周末僅五百年，今日距離唐末已千年。而分量之多，抑且過之。今得羅君一考訂印行之，不至如汲冢之書藏之中秘，旋為灰燼，其有功於藝林大矣。 簡牘出土之事 簡牘出土之事，古代亦屢有之。其最古而又最富者，為晉太康中之汲冢書。然汲冢之書存今者僅有《竹書紀年》及《穆天子傳》二種。而《紀年》一書已非原本，《穆天子傳》雖未有竄亂之事，然其中古字不似周代古文，而反似魏三體石經中古文及偽《古文尚書》，則其書之果為汲冢原書否，與當時荀勗、束皙等果能真識古文及能正確寫定否，尚一疑問也。與汲冢書同時出土者，當有漢明帝顯節陵中冊文，則不過一簡。又南齊時襄陽人發楚王冢，得《考工記》十餘簡。唯宋政和中，關右人發地得竹木簡一甕，往往散亂，唯《討羌符》文字尚完。後其簡入梁師成家。《三朝北盟會編》載靖康中金人所索宋內府重器，有木簡一項，則當時所得者，後為金人輦之而北矣。以數次出土者較之斯坦因氏所得，除汲冢外，其餘皆瑣屑不足數。即以汲冢書論，則《穆天子傳》《紀年》二書，皆周末人所書周初或古代事，自不能盡信。斯氏所得，則皆漢晉人之簿書公牘紀當時事者，較之史書之成於後人手者，尤為可貴。又古代未有攝影之術、印刷之法，流傳之道，唯賴釋文。而魏晉之交，古文學絕，以隸定古，蓋難盡信，故原本既亡，其書即熄。今則簡牘西去，印本東來，其可讀可釋，可久可傳，殆無異於原物。此又今日藝術之進步而為古人所不可遇者也。 觚 簿 木簡之長者，得漢建初尺一尺五寸許，其餘大抵長一尺，即所謂尺牘是也。其形制之異者，有觚有簿。觚者作三棱形，以一面廣者為底，而以二狹面向上，自其端望之，則成一鈍角二等邊三角形。羅叔言參事據古代盛酒之觚及宮室之觚稜，證觚之確為三面，以正顏師古觚為六面或八面之說，其論篤矣。簿則短而廣，前絀後直，與笏形相似。余據《漢書·武五子傳》《蜀志·秦宓傳》及杜預《左傳注》，證此種簿非徒用以記事，且以代手板之用，與周人用笏以書思對命同意，皆足以補正余前作《簡牘檢署考》之不足者也。 簡中書體 簡中書體，有小篆（僅二簡），有隸書，有草隸，有章草。而天漢三年一簡，隸書極草率，筆勢方折，竟似正書。草隸向唯於漢陶器墓磚中略見一二，簡中此體極多。章草則於王莽時簡中已見之，而草隸與章草亦無甚界限，亦猶章草之於後世草書也。漢人墨跡，自六朝之末至於唐宋，久已無存，《淳化閣帖》所刻張芝等書，實為幾經傳摹之本。吾儕生千載後，反得見漢人手跡，不可謂非奇遇也。 傳 余於日本大津三井寺圓滿院中見唐時通關券二紙。一越州都督府給日本僧圓珍過潼關者，一尚書省司門所給過蒲關者。覽時匆促，未及錄其文。此即《唐六典》「司門郎中」條所謂「過所」也。「過所」二字，見鄭康成《周禮注》，則漢時已有此語，然當時通謂之「傳」。漢傳或用木，或用帛。其用帛者則謂之「繻」，見《漢書·終軍傳》。其用木者則謂之「棨」，見《說文》。今英倫帝室博物館中尚有木傳，此十餘年前印度政府所派遣之斯坦因博士得之于闐（今和闐）。古護國寺故址者也。斯氏《于闐遊記》中所印一種木簡，余以漢建初尺量之，長得六寸，廣不及一寸，上有漢文，頗漫滅不可辨。然斯氏書中述他簡之文，皆載許某人過某地之事，其地名乃龜茲、鄯善、疏勒之類，蓋即魏晉間之木傳也。其長得六寸，與漢竹使符同。符、傳同類之物，則此為漢晉之傳無疑。《說文》：「專，六寸簿也。」意「專」「傳」二字，古或通用歟。圓滿院中尚有唐人手書詩翰數十紙，皆五、七言近體，略諧平仄，然無一語通者，蓋當時海舶賈人所為也。 羅布淖爾北所出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書稿跋 斯坦因博士發掘羅布淖爾北廢城後，日本西本願寺法主大谷伯爵所派遣之橘瑞超氏繼至其地，復行發掘，得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書稿三通，表文一通，唯二書稿獨完，中不可識者數字而已。其一云：「五月七日，□□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頓首，□□□□恆不去心，今奉台使來西，月二日到此（旁註「海頭」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國中平安。王使回復羅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符太往通消息。書不悉意。李柏頓首頓首。」其二云：「五月七日，西域長史關內侯□柏頓首□□，闊久不相聞，□懷思想，不知親相念□□見忘也。詔家見遣□來慰勞諸國，月二日來到海頭，不知王問，邑邑。天熱，想王國大小平安。王使□遂俱共發，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未知到未？今□使符太往通消息。書不盡意。李柏頓首頓首。」其三曰「五月七日，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五」，共十四字，以下無字。此三書具書之人名月日，一一相同。又二書中所言之事與所遣之使者亦同，當為一書之草稿。又有表文三行，第一行存「尚書」二字，第二行存「臣柏言焉耆王龍」七字，第三行存「月十五日」共四字，則李柏上張駿之表也。日本羽田亨學士考此諸紙，皆以為李柏上焉耆王之書。然二書稿之致焉耆王，殆無可疑。表文則非是。又以二書為東晉咸和三、四年間所作，然實當在永和以後。蓋今日考證前涼史事，則崔鴻《十六國春秋》原本已佚，所可據者，唯有《晉》《魏》二書，而《晉》《魏》二書《張駿傳》非編年之書，其敘述不必以事之先後為次，唯司馬溫公撰《通鑑》時尚及見崔鴻原書，則事實雖當據《晉》《魏》二書，而年代自不能不依《通鑑》，若偽本《十六國春秋》，但可供參核而已。案《晉書》所紀張駿、李柏及西域事，則《駿傳》云：「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又云：「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此二事《晉書》皆不紀其年月，偽本《十六國春秋》則以李柏擊趙貞事擊於咸和五年，張駿平趙貞事擊於咸康元年。《通鑑》不紀此二事，唯於咸康元年（駿之建興二十三年）紀駿遣楊宣伐龜茲、鄯善一事，永和元年（駿之建興三十三年）紀楊宣伐焉耆事，及駿分涼、河、沙三州與自稱涼王事。今細觀橘氏所得李柏之一表二書，實皆張駿稱王以後之事，則其時當在永和以後，而不在咸和以前，蓋可決也。 何以證之？柏表中稱「臣柏」，又稱「尚書」，以漢表例之，其上當署「某年某月某日，西域長史關內侯臣柏頓首死罪上尚書」，而斷紙失之，明為張駿稱王后事。書稿之中，一雲「台使」，一雲「詔家見遣使來」，「台」與「詔家」皆晉時指斥天子之語。是時晉室僻居江左，信使不通，駿於石勒、石虎雖偶稱臣，然未嘗真以上國視之，則所謂「台」與「詔家」，實謂張駿，而駿未稱涼王以前亦不能有此稱也。是時駿雖稱涼王，實僭天子制度，故李柏表文稱「上尚書」，其對外國，則稱之曰台、曰詔家，亦不足怪也。楊宣之伐焉耆，在永和元年，此二書稿必致於焉耆既服之後，事甚明白。其在永和元年以後而不在咸和以前，亦甚明白矣。以此數紙觀之，李柏蓋兩為西域長史，其始擊趙貞而敗，雖以減死論，自當去官。後駿擊擒趙貞，征服龜茲、鄯善、焉耆諸國，柏當有功，故復鎮西域。關內侯之封，或亦由是得也。稱天子所居為台，蓋始於晉。《晉書·惠帝紀》：永興元年，帝幸長安，「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台，承制行事，號為東西台」。《劉曜載記》云：「置單于台於渭城。」《石勒載記》云：「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台。」自是以後，相承用之。六朝人謂天子所居曰台城，天子之軍曰台軍。李柏書稱「台使」，亦猶言台城、台軍矣。 詔家亦晉時呼天子之語，《苻堅載記》云：「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曰：『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桓玄傳》云：「左右稱玄為『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詞命，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堅為『苻詔』耳。」今李柏書中稱「詔家」，猶言「官家」，語尚可通，後略稱「詔」，則信如桓胤所譏矣。《駿傳》稱「駿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其不稱天子而稱「詔家」，亦所謂「微異其名」者歟。然苻堅、桓玄皆襲此名，亦恐不自駿始矣。 海頭之地，諸史未見，余此次考釋斯氏木簡時已詳論之，見《流沙墜簡序》中，茲不復贅。李柏書中稱「嚴參事」者，參事，參軍事之略。參軍事一官，始於後漢，孫堅參車騎將軍溫軍事以後，遂為官名，或謂之參軍，或謂之參事，皆略其一字。參軍則六朝史書中多見之，參事則唯見於此而已。 邸閣為古代儲蓄軍糧之所 古代儲蓄軍糧之所，謂之邸閣，其名始見於漢魏之間。元李治《敬齋古今黈》曾於《三國志》及裴松之注中舉十一事，予復從《晉書》中得五事，《魏書》中得八事，《水經注》中得十事，《唐書》中得一事，古印中得三事，茲並舉之。《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紀》曰：「帝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廄馬百餘匹，宣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吾邸閣儲峙少。』乃悉載置其營。」此一事也。《張既傳》：「酒泉蘇衡反，既擊破之，遂上書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燧、邸閣以備胡。」此二事也。又《王基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此三事也。又毋邱儉、文欽作亂，王基與司馬景王會於許昌，請「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此四事也。《蜀志·後主紀》：「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此五事也。又《魏延傳》注引《魏略》云：「橫門邸閣（在長安）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此六事也。又《鄧芝傳》：「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此七事也。《吳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谷、戰具。」此八事也。又《孫權傳》：赤烏四年，「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此九事也。又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勛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此十事也。又《周魴傳》：魴譎曹休箋曰：「東主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資運糧，以為軍儲。」此十一事也。 以上皆李氏所舉。然「邸閣」二字，不獨三國時用之，自晉以至後魏尚有此稱。以余所知，則《晉書·文帝紀》：「蜀將姜維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谷作邸閣訖，而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為後年之資耳。』」此十二事。又《李含傳》：「光祿差含為壽城邸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為大臣，難見割削，不應降為此職。」此為十三事。又《苟晞傳》「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此為十四事。《周玘傳》：「錢璯至廣陵，殺度支校尉，焚燒邸閣。」則為十五事。《劉淵載記》：「離石大飢，遷於黎亭，以就邸閣谷。」則為十六事。此外見於《水經注》尚有十事，亦皆魏晉間之遺址。一、《河水》條：新台「東有小城，崎嶇頹側，台址枕河，俗謂之邸閣城，疑古關津都尉治也」。二、《濟水》條：「濟水又經什城北。城際水湄，故邸閣也。祝阿人孫什將家居之，以避時難，因謂之什城焉。」三、《清水》條：「清河又東北逕邸閣城東，城臨側清河，晉修縣治，城內有縣長魯國孔明碑。」四、《衡漳水》條：「衡漳又北逕巨橋邸閣西。今臨側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狀若邱墟，蓋遺囤故窖處也。」五、《洧水》條：「洧水又東入汶倉城內。俗以此水為汶水，故有汶倉之名。非也，蓋洧水之邸閣也。」六、《泗水》條：「泗水又逕宿預城之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縣也（趙一清曰：「宿留，『叴猶』之誤。」是也。），晉元皇之為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為邸閣也。七、《淯水》條：「淯水又東南逕士林東。士林，戍名也，戍有邸閣。」八、《江水》條：「公安縣故側江有大城，相承雲倉儲城，即邸閣也。」九、又巴邱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邱邸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十、《贛水》條：「贛水又歷鈞圻邸閣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此上十事，半系魏晉間，不必為後魏所置邸閣。《魏書·食貨志》云：「有司請於水運之處，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崖、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唐書·地理志》：湖州安吉縣「北三十里有邸閣池」。此必因古邸閣得名。傳世古印又有渭城邸閣督、新平邸閣督、薛邸閣督二印。並敬齋所舉，共得三十八事。然此三十八處非無復出，如後魏之小平邸閣，疑即古印之新平邸閣。《魏書·序紀》：穆皇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則新平與小平疑即一邸閣。又後魏之漳崖邸閣，疑即《水經注》之巨橋，濟州邸閣疑即《水經注》之什城，未必真有三十八。而其未見記載之邸閣，數或當倍乎此也。以上邸閣，其十分之八皆臨水為之，此因便於運輸之故。其邸閣大抵有城，其主邸閣事者，則三國時謂之督，晉時或以度支校尉主之。其藏粟多者至三十餘萬斛。古量甚小，每人日食五升，三十萬斛之粟可供十萬人六十日食，故王基言「南頓大邸閣，可足軍人四十日糧」，非虛語也。此事自秦以來已然。楚、漢之戰，食敖倉粟者數年，雖關中轉餉數年不絕，然其初，倉粟自足支數十萬人數月之食。至隋以後，邸閣之名雖廢，然隋氏諸倉存谷至多，時衛州有黎陽倉，洛州有何陽倉，陝州有常平倉，華州有廣通倉，通相灌注。又令諸州各立義倉，關中大旱，命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之。則一倉之儲，其富可知。故李密一據洛口倉，而旬日之間聚眾數十萬；李勣襲黎陽倉，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得勝兵二十萬餘；唐高祖兵入長安，亦發永豐倉以賑饑民。承煬帝奢侈、生民流離之後，而儲蓄之多尚如此，又在魏晉六朝邸閣之上矣。 姐即母 余見元刊本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稱父為阿馬，母為阿者。阿馬為女真語，今猶用之，殊不知其所出。若阿者，則恐金人所用古語也。《淮南子·說山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高誘註：「江淮謂母為社。」《說文》：「姐，蜀人謂母曰姐，淮南謂之社，從女，且聲。」讀若左。《廣雅·釋親》：「姐，母也。」「社」「姐」音略近，「姐」即「社」也。故《北齊書》太原王紹德稱其母李後為姊姊。至南宋時，高宗猶呼韋太后為大姐姐（見《四朝聞見錄》）。則金人呼母為「啊者」，即「啊姐」之音轉，未必為女真語也。 哥 子 洛陽新出五代韓通墓誌稱其子為三哥、七哥。宋元人小說載韋太后對徽宗言，呼高宗曰九哥（語出《南渡錄》及《宣和遺事》，雖偽書，其稱謂當所有本）。蔡絛《鐵圍山叢談》亦記徽宗目其仲兄曰十哥。然則哥者，就其父而呼其子，猶今之呼哥子也。元世祖呼董文炳為董大哥，以其為董俊之長子也。成宗呼董士選為董二哥，以其為文炳之次子也。禁中呼皇子為阿哥，其意亦同。與兄稱無涉也。 帝為始祖之父 今日僕婢對主人之稱，皆子孫對祖、父之稱也。曰大人、曰老爺、曰爺、曰太太、曰奶奶、曰娘娘皆是，曰少爺、曰小姐亦然。姐乃母之稱，非姊妹之姊也。推而上之，則謂天為上帝，天子自稱曰皇帝，亦祖先之稱。古者謂始祖之父曰帝，帝者，蒂也。古文「帝」字，像蒂之形，人出於帝，猶花出於蒂。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謂之禘。禘，謂祀帝也，故《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商鼎文曰「帝己、祖丁、父癸」，帝、祖、父並言，明乎帝為始祖之父也。始祖可知，始祖之父不可知，故帝之。帝之者，神之也。至《曲禮》謂「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則又推始祖之父之稱，以稱既死之祖父。至以稱天神，當為後起之名，漢儒不知此義，乃有感生帝之說。秦始皇不知此義，乃自稱皇帝，則又近於預凶事矣。 官 家 漢人謂天子曰「縣官」，六朝及唐宋謂之「官家」，宋禁中雲「官里」，金元人亦如之。宋人以「五帝觀天下，三王家天下」釋「官家」二字，非也。官家，猶古稱王家、公家，唐人言州家、使家（見《昌黎集》）耳，其意與「官里」無異。 總 統 西洋共和國之執政者，我國昔譯之曰總統。元時有「總統天下佛教道教」「總統某地佛教道教」等名目，然人罕以是稱之。其得此稱而最著者，則楊璉真伽之稱楊總統是也。 名有以卑為尊者 名有以卑為尊者，如周之執國政者謂之冢宰、太宰。案《說文》：「宰，罪人在屋下執事者。」是「宰」本至賤之稱。自春秋以後，則執國政者或謂之相，或謂之相國，或謂之丞相，或渾言之，謂之宰相。然「相」之本義，謂瞽者之相，亦賤者也。漢中葉後，政在尚書、中書，後代因之，至唐即以尚書令、僕射、侍中、中書令為宰相之官。然此數官，皆漢之卑官也。明以後，宰相稱大學士，然其初亦只五品官。此皆先卑而後尊者也。有以尊為卑者，如稱秀才為相公，醫生為大夫、為郎中，掌禮為大夫，典夥為朝奉，薙髮匠為待詔皆是。然比之五代、宋初呼小兒為太保，走卒為太尉者，則又不足怪矣。 古者稱他人之妻為內子 古者大夫之妻稱內子，猶天子之妻稱後、諸侯稱夫人，乃他人尊之之稱，非大夫自稱其妻也。蓋子者，男子之美稱；內子，則女子之美稱。今則上下通有此稱，並為夫對人稱妻之辭，與古異大矣。 古者夫非美稱 古者「夫」非美稱，《詩》雲「狂夫」，《春秋左氏傳》雲「役夫」「畔夫」，《論語》雲「鄙夫」，《孟子》雲「頑夫」「懦夫」「薄夫」。其單稱「夫」者，如《詩》之「夫也不良」，《左傳》之「去之夫，其口眾我寡」，《公羊傳》「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檀弓》之「夫夫也，為習於禮者」，皆輕蔑之辭。蓋古者臣虜謂之夫，盂鼎云：「錫女邦司三百人，鬲自馭至於庶人六百有五十有九夫。錫乃司王臣十有二百人，鬲千有五十夫。」吳清卿中丞釋「鬲」為「獻」。《大誥》「民獻有十夫」，文例正同。吳說是也。然則邦司王臣稱人，獻及庶人稱夫，顯有區別。蓋獻者，戰勝所俘之民，《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是也。《酒誥》「汝劼毖殷獻臣」，《洛誥》「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孚先」，獻臣、獻民猶殷之遺臣、遺民。周之克殷，雖未必盡俘其眾，然謂之為「獻」，當為古代遺語。觀周公遷殷頑民於雒，分魯、衛以殷民七族、殷民六族，皆殷之獻臣獻民也。孔子所謂文獻不足者，蓋亦謂遺老既盡，無能談夏殷故事者。鄭康成訓「獻」為「賢」與偽孔傳以「獻」為「善」，均失其指矣。故盂鼎以「獻」別於王臣，謂之曰若千夫。古金文中賜夫者尚多，皆戰勝所俘者也。然則大夫、夫人與夫婦之「夫」，蓋其後起矣。古文「臣」字像俯伏之形，其始與「獻」字同意，故《書·微子》曰「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詩·小雅》亦云「民之無辜，並其臣僕」，《左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康成注《孝經》亦曰「臣，男子賤稱」，則臣亦謂臣虜。盂鼎所以分別臣與獻者，蓋臣為舊附之民，獻為新俘之民，猶元時之分漢人與南人矣。 家 人 今謂仆隸高家人。案《漢書·儒林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轅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則漢時已有此稱。《王無功集》陳叔達《答無功書》云：「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則唐人通稱仆為家人，故師古注《漢書》云爾。孔子時弟子稱師為子，孟子則稱其弟子為子。周時諸侯之臣稱諸侯為君，漢時則皇帝稱臣下為君。漢文帝稱馮唐為父尤奇，然《史記》作「父」，《漢書》已改為「父老」矣。韓退之《祭女孥文》自稱曰「阿爹」「阿八」，趙彥衛《雲麓漫鈔》疑唐人稱母為「阿八」，今南方則稱父為「阿八」，金人稱父為「阿馬」。然古今皆稱母為「阿媽」。 令弟與家兄 今人稱人之弟曰令弟，自稱其兄曰家兄，由來已久。然謝靈運《酬惠連》詩云「末路值令弟」，李頎《放歌行答從弟墨卿》亦云「吾家令弟才不羈」，乃自稱其弟也。余見唐人所書晉孔衍《春秋後語》背記，有沙州人詠張義潮之兄義澤入朝事，語極鄙俚，曰「家兄親事入長安」，乃稱他人之兄為「家兄」，可與謝康樂之「令弟」作一巧對。 《望江南》《菩薩蠻》唐人最多為之 上虞羅氏藏敦煌所出唐寫本《春秋後語》紙背，有唐咸通間人所書《望江南》詞二闋、《菩薩蠻》詞一闋，別字甚多，蓋僧雛戲筆。此二闕唐人最多為之，其風行實始於太和、太中間，不十年間已傳至邊陲，可見風行之速矣。 《木蘭辭》為唐太宗時所作 樂府《木蘭辭》，人人能誦之，然罕知其為何時之作。以余考之，則唐太宗時作也。其詩云：「策勛十二轉，賞賜百千強。」按隋以前，但有官品，未有勛級，唐始有之。《唐六典》：「司勛郎中掌邦國官人之勛級，凡十有二等，十二轉為上柱國，比正二品。」則此詩為唐時所作無疑。又詩中可汗與天子雜稱，唐時唯太宗稱天可汗，當是太宗時作。前人疑為六朝人詩，非是。 杜工部詩史 杜工部《憶昔》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此追懷開元末年事。《通典》載開元十三年封太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五文，絹一疋二百一十文，正此時也。僅十餘年，至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工部自京赴奉先縣，作《詠懷》詩，時漁陽反狀未聞也，乃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又云：「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所愧為人父，無食至夭折。」「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蓋此十年間，吐番、雲南相繼構兵，女謁貴戚窮極奢侈，遂使祿山得因之而起。君子讀此詩，不待漁陽鼙鼓而早知唐之必亂矣。 杜詩云：「經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此至德初長安酒價也。「豈聞區絹直萬錢」，此廣德間蜀中絹價也。「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此天寶間漁陽海運事也。三者史所不載，而於工部詩中見之，此其所以為詩史歟。 吳梅村《清涼山贊佛》詩與董小宛無涉 吳梅村《清涼山贊佛》詩四首詠孝獻章皇后事，蓋其時民間盛傳世廟入五台山為僧之說。然梅村此詩第三首云：「回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夸迎鑾。」是世祖雖有欲幸五台之說，未果而崩也。而《讀史有感》八首之一則云：「彈罷薰弦便薤歌，南巡翻似為湘娥。當時早命雲中駕，誰哭蒼梧淚點多？」其二曰：「重璧台前八駿蹄，歌殘黃竹日輪西。君王縱有長生術，忍向瑤池不並棲。」又似真有入道之事。蓋梅村時已南歸，據所傳聞者書之，故二詩前後異辭。即《讀史有感》之第三、第八兩首，亦云「九原相見尚低頭」（案：此系誤記，當為《古意》之四中詩句。參見下文。），又雲「扶下君王到便房」，與前二首不合矣。 《清涼山贊佛》詩云：「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漢主坐法宮，一見光徘徊。」又云：「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詩中明寓一「董」字。世祖御製《孝獻皇后行狀》亦稱董皇后。近有妄人，謂後即冒辟疆姬人董小宛白，附會梅村《題董白小象》詩有「墓門深更阻侯門」之句，又以《梅村集》中此詩之次為《題董君畫扇》詩二首，又其次為《古意》六首，其末章雲「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橫相牽涉，遂以御製《行狀》與辟疆《影梅庵憶語》合刻一帙。近繆藝風秘監《雲自在堪筆記》中亦載此《行狀》，已微辨其誤。案：董氏實董鄂氏，又作棟鄂氏，為八旗著姓。世祖妃嬪中，出於董鄂氏者共四人。一即孝獻皇后，內大臣鄂碩之女，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己卯封皇貴妃，十七年八月壬寅薨，以皇太后旨追封為皇后。梅村《清涼山贊佛》詩實為後而作也。又世祖貞妃亦董鄂氏，輕車都尉巴度之女，即以世祖晏駕之日自殺。順治十八年二月壬辰諭曰：「皇考大行皇帝御宇時，妃董鄂氏賦性溫良，恪其內職。當皇考上賓之日，感恩遇之素深，克盡哀痛，遂爾薨逝。芳烈難泯，典禮宜崇。特進名封，以昭淑德，應追封為貞妃。欽此。」梅村《讀史有感》八首及《古意》六首亦間為妃作。此外妃嬪中尚有二董鄂氏，一後封皇考寧謐妃，一封皇考端懿妃，皆見於紀載者也。至世祖二後，則廢后博爾濟錦氏既降為靜妃，後博爾濟錦氏即孝惠皇后亦無寵，見於御製《孝獻皇后行狀》及屢次諭旨中。由此事實，知不獨董小宛之說荒謬不足辨，即梅村《讀史》《古意》諸詩，自可迎刃而解。其《讀史》之三云：「昭陽甲帳影嬋娟，慚愧深恩未敢前。催道漢皇天上好，從容恐殺李延年。」《古意》之四云：「玉顏憔悴幾經秋，薄命無言只淚流。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見尚低頭。」此二首為孝獻作。至《讀史》之八云：「銅雀空施六尺床，玉魚銀海自茫茫。不如先拂西陵枕，扶下君王到便房。」《古意》之二云：「豆蔻梢頭二月紅，十三身入萬年宮。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此二首則為貞妃作。若《古意》之一云：「爭傳婺女嫁天孫，才過銀河拭淚痕。但得大家千萬歲，此生那得恨長門。」此首當指孝惠或靜妃言之。又《讀史》之七云：「上林花落在芳尊，不死鉛華只死恩。金屋有人空老大，任他無事拭啼痕。」則又兼寫數人事。此外各首，當一一有所指，然與董小宛無涉則可斷也。 吳梅村《仿唐人本事詩》為孔四貞作 梅村《仿唐人本事詩》四首，其後三首，靳氏《集覽》謂為孔有德女四貞作是也。殊不知第一首亦然，其辭曰：「聘就蛾眉未入宮，待年長罷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衛中。」案順治十三年六月癸卯諭禮部曰：「奉聖母皇太后諭：定南武壯王女孔氏，忠勛嫡裔，淑慎端莊，堪翊壼範，宜立為東宮皇妃。爾部即照例備辦儀物，候旨行冊封禮」云云。是四貞立為皇妃，已有諭旨，未及冊封而世廟登遐，後遂適孫延齡，故有「待年長罷」之句。然則此四首實皆為四貞作也。 季滄葦輯《全唐詩》 《欽定全唐詩》以明海鹽胡震亨之《唐音統簽》為藍本，此人人所知也。余在京師，見泰興季滄葦侍御振宜所輯《全唐詩》清稿，計一百六十冊，中缺二冊，藍格寫本，卷首有「晚翠堂」「嘉定鍾岩張氏圖書」「聽秋館」「揚州季南宮珍藏印」「汪士鍾讀書」「樹園圓書」諸印，他卷又有「大江之北御史季振宜章」「揚州季滄葦氏珍藏印」諸印。前有康熙十二年滄葦自序，稱：「集唐以來二百九十二年及五代五十餘年之詩，得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得詩四萬二千九百三十一首。經始於康熙三年，斷手迄今十二年，正十年矣。」又云：「常熟錢尚書曾以《唐詩紀事》為根據，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詩，事未畢。予乞其稿於尚書族孫遵王，殘斷過半，踵事收拾而成七百餘卷」云云。其標題初曰《唐詩》，後改《全唐詩》。其詩所出之書，皆以朱文印印之（如《文苑英華》之類）。卷二百九十一《張文昌集》後、卷三百四十後均有滄葦手題。此書索值甚昂，後未知歸誰氏。案：康熙間《全唐詩》局開於揚州，曹楝亭通政方為兩淮鹽政，實主其事，滄葦之書近在咫尺，不容不入局中。且書成即用其名，則於胡書之外兼本季書可知。季序稱其書原本出於錢東澗，東澗與胡孝轅非不相知者，或聞胡氏《統簽》已成，因而中止，而滄葦未見胡書，遂因而成之歟？惜胡書僅存戊、癸二簽，不能一一比校。又當時書肆索書甚亟，並不及與《欽定全唐詩》一比校為憾事也。 歷代官書，例多剽竊。如北齊《修文殿御覽》，陳振孫疑其用梁徐僧權《徧略》；宋《太平御覽》則又以《修文殿御覽》《藝文類聚》《通典》《文思博要》諸書為之。敦煌新出之《修文殿御覽》殘卷出，而更得一確證。《欽定續通考》之稿本前年尚在廠肆，乃據明王圻《續通考》而增刪之者。《全唐詩》亦然。鄧元釪之《全金詩》幸當時自行奏進，故仍題其名，否則修書之臣又將攘為己作矣。 羅振玉藏元刊雜劇三十種 上虞羅氏所藏元刊雜劇，凡三十種，舊藏吳門顧□，去歲日本人某購之以東，為羅君所得，乃黃蕘圃故物也。蕘翁題跋屢夸其所藏詞曲之富，以明李中麓所居有「詞山曲海」之名，故自名其室曰學山海居。其所藏詞之最著者，有元刊《東坡樂府》二卷、元刊《辛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後歸汪氏藝芸精舍，今在楊氏海源閣，臨桂王氏四印齋曾刊之。此外尚有汲古毛氏影宋本詞若干種，亦見他題跋中。唯所藏元曲，世未有知其詳者。其見於《士禮居題跋》者，僅《太平樂府》《南峰樂府》二種與錢唐丁氏所藏元刊《陽春白雪》為蕘翁故物耳，不謂尚有此秘笈。此書書匣尚為黃氏舊物，上刊蕘翁手書楷十二字，曰「元刻古今雜劇乙編士禮居藏」，隸書二字，曰「集部」。此編既為乙編，則尚有甲編，今不知何在矣。此三十種中，其為《元曲選》所有者十三種，其目為： 《大都新編楚昭王疏者下船》（鄭廷玉撰）、《新刊的本泰華山陳摶高臥》（馬致遠撰）、《趙氏孤兒》（紀君祥撰）、《新刊的本薛仁貴衣錦還鄉》（張國賓撰）、《新刊關目陳季卿悟道竹葉舟》（范康撰）、《大都新刊關目公孫汗衫記》（張國賓撰）、《新刊關目看錢奴買冤家債主》（鄭廷玉撰）、《新刊關目馬丹陽三度任風子》（馬致遠撰）、《新刊關目張鼎智勘魔合羅》（孟漢卿撰）、《新刊死生交范張雞黍》（宮天挺撰）、《新編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岳伯川撰）、《新刊的本散家財天賜老生兒》（武漢臣撰）。此十三種與《元（新）曲選》本大有異同。此外十七種則明以後未有刊本，其目為： 《古杭新刊關目李太白貶夜郎》（王伯成撰）、《新刊關目嚴子陵垂釣七里灘》（宮天挺撰。此本撰人本無可考，唯元鍾嗣成《錄鬼簿》載天挺有《嚴子陵釣台》雜劇，此劇意極似天挺所撰《范張雞黍》，殆即宮所撰也）、《古杭新刊尉遲恭三奪搠》（尚仲賢撰）、《古杭新刊關目風月紫雲庭》（據《錄鬼簿》，石君寶、戴善甫均有諸宮調《風月紫雲庭》雜劇，此不知誰作）、《大都新編關張雙赴西蜀夢》（關漢卿撰）、《新刊關目詐妮子調風月》（關漢卿撰）、《古杭新刊關目輔成王周公攝政》（鄭光祖撰）、《新刊關目諸葛亮博望燒屯》（撰人無考）、《新刊關目全蕭何追韓信》（金仁傑撰）、《古杭新刊的本關大王單刀會》（關漢卿撰）、《新編關目晉文公火燒介子推》（狄君厚撰）、《新刊關目閨怨佳人拜月亭》（關漢卿撰）、《大都新刊關目的本東窗事犯》（孔文卿撰）、《古杭新刊霍光鬼諫》（據元姚桐壽《樂郊私語》，乃元楊梓撰）、《新編足本關目張千替殺妻》（撰人無考）、《古杭新刊小張屠焚兒救母》（撰人無考）。原書皆不著撰人姓名，余為考訂之如右。唯《小張屠焚兒救母》一本前人從未著錄，蓋亦元末明初人所未見也。此書大抵有曲無白，訛別之字滿紙皆是，板樂亦似今之七字唱本，然皆為元刊元印無疑。其中唯《范張雞黍》《岳孔目》《替殺妻》《焚兒救母》四種為大字，余均小字。其題「大都」或「古杭新刊」云云，恐著其原本所出，未必後人匯集各處本而成此書也。 蕘圃所藏者，尚有元刊《琵琶記》，見於《題跋》。今貴池劉氏所藏者，不知即其書否？ 黃蕘圃所藏元刊本《琵琶》《荊釵》二記，均歸汪閬園，見《藝芸精舍宋元本書目》。後《琵琶記》為吳縣潘文勤公所得，又入浭陽端忠敏家。中敏卒後，其書在貴池劉蔥石處，內元刊《荊釵記》亦在劉氏。然據繆藝風秘監言，《荊釵記》中有制藝數篇，顯系明刊。余向疑《荊釵》為明寧獻王作，何以有元刊本，聞秘監言乃悟。 元刊《小張屠焚兒救母》雜劇 元刊無名氏《小張屠焚兒救母》雜劇，元鍾嗣成《錄鬼簿》、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均未著錄。其劇演汴梁張某，業屠，事母孝，母病劇，向其鄰王員外貸錢購藥，不允。乃與其妻遙禱東嶽神，願以其子焚諸醮盆內，以乞母命，母病果愈。至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乃攜其子往泰安還願。適王員外亦挈其子萬寶奴往，神乃令鬼卒以王子易張子，而送張子還汴。初疑世不容有此種殘酷事，及讀《元典章》五十七，乃知元時竟有是俗。《典章》載：「皇慶二年正月某日，福建廉訪司承奉行台准御史台咨：承奉中書省剳付呈，據山東京西道廉訪司申，本道封內有泰山東嶽，已有皇朝頒降祀典，歲時致祭，殊非細民諂瀆之事。今士農工商，至於走卒、相撲、俳優、倡伎之徒，不諳禮體，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賽還口願，廢棄生理，斂聚錢物金銀器皿鞍馬衣服緞疋，不問遠近，四方輻輳，百萬餘人連日紛鬧。近為劉信酬願，將伊三載痴兒拋投醮紙火池，以致傷殘骨肉，滅絕天理，聚眾別生餘事。岳鎮海瀆，聖帝明王，已蒙官破錢物，命有司歲時致祭，民間一切賽祈並宜禁絕。得此，本台具呈照詳，送刑部與禮部，一同議得（中略）。今承現奉刑部約，請到禮部郎中李朝列，一同議得：岳瀆名山，國家致祭，況泰山乃五嶽之尊。今此下民，不知典禮，每歲孟春，延及四月，或因父母，或為己身，或稱祈福以燒香，或託賽神而酬願，拜集奔趨，道路旁午，工商技藝，遠近咸集，投醮捨身，無所不至。愚惑之人既眾，奸惡之徒豈無？不唯褻瀆神靈，誠恐別生事端。以此參詳，合準本道廉訪司所言，行移合屬，欽依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仰依上施行」云云。則往泰山焚兒還願，元時乃真有此事，不過劇中易劉信為張屠，又謬悠其事實耳。元時火葬之風最盛，乃至焚及生人，迷惑之酷竟至於此！乃國家禁之，作劇者猶若獎勵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元刊《張千替殺妻》雜劇，《太和正音譜》錄作《張子替殺妻》，乃《譜》誤。也其關目與《太平廣記》中載唐人小說《馮燕傳》略同。宋曾布曾以大曲《水調歌頭》詠馮燕事，載於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後人或推為戲曲之祖，其實宋人此等大曲甚多，不自布始也。此劇豈翻曾布大曲為之而易其姓名，抑元人又有此種事耶？劇後不雲遇赦事，與馮燕略異。然其正名云：「賢明待制翻疑獄，鯁直張千替殺妻。」則其案亦遭平反，事殆在白中，而刊本刪之歟。 元刊本《霍光鬼諫》雜劇 元刊《霍光鬼諫》雜劇，《太和正音譜》著錄屬之無名氏，然元姚桐壽《樂郊私語》謂海鹽「少年多善歌，樂府皆出於澉川楊氏，當康惠公梓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云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制樂府、散套，駿逸為當行之冠，即歌聲高引，可徹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後長公國材、次公少中復與鮮于去矜交好。去矜亦樂府擅場，以故楊氏家僮千指，無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於浙右雲」。則此劇實海鹽楊梓所撰。梓，《元史》無傳，唯一見於《爪哇傳》中。當至元三十年征爪哇，梓以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隨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伊克穆蘇，以五百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爪哇降，梓引其宰相昔剌難答吒耶五十餘人來迎。後官至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卒贈兩浙都轉運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宏農郡侯，益康惠。《樂郊私語》詳載其歷官爵諡如此。明董谷《續澉水志》載元徐思敬《宣慰楊公齋糧記》云：「前浙西道宣慰少中楊公，居海鹽之澉川鎮，事其考安撫總使楊公以孝聞」云云。則梓又嘗為安撫總使。考元代名公如劉太保、盧疏齋等，雖多為小令套數，未嘗作雜劇。雜劇家之有事功歷顯要者，梓一人而已。又據《樂郊私語》所記，則後世之海鹽腔，元時已有之，且自梓家出，然梓所撰雜劇，則固純用北曲也。 元劇曲文之佳者 前所記佚劇十七種中，曲文之佳者，當以關漢卿之《閨怨佳人拜月亭》為最。向來只傳南曲《拜月亭》記，明人如何元朗、臧晉叔等均盛稱之，以為在《琵琶》之上。然細比較之，其佳處均自北劇出，想何、臧輩均未見此本也。他如王伯成之《李太白貶夜郎》，宮大用之《嚴子陵垂釣七里灘》，在元劇中亦當為上駟。大用嘗為釣台書院山長，《七里灘》劇當作於為山長時也。 小說與說書 通俗小說稱若干回者，實出於古之說書。所謂「回」者，蓋說書時之一段落也。說書不知起於何時，其見於記載者，以北宋為始。高承《事物紀原》九云：「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采其說，加緣飾作影人。」《東坡志林》六云：「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為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元德敗，頻眉蹙；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崇寧、大觀以來，京瓦伎藝則講史有」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五人。小說有王顏喜、蓋中寶、劉名廣三人。又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則北宋之末已有講史、小說二種，說三分與賣五代史，亦講史之類也。南渡後，總謂之「說話」。宋無名氏《都城紀勝》謂說話有四種：一小說，一說經，一說參請，一說史書。周密《武林舊事》、吳自牧《夢粱錄》所紀略同。《紀勝》與《夢粱錄》並謂，小說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則小說同說史書亦無大別，然大抵敷衍煙粉、靈怪，無關史事者。說經則演說佛經，說參請則說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而以小說與說史為最著。此種小說，傳於今日者有舊本《宣和遺事》二卷，錢曾《也是園書目》列之宋人詞話中（錢《目》作四卷），誤。復歸黃蕘圃，刻入《士禮居叢書》。蕘圃以書中避宋光宗諱，定為宋本。然書中引宋末劉克莊詩，又紀二帝幽辱事往往過甚，疑非宋人所為。若避宋諱，則元明人刊書亦沿宋末舊習，不足以是定其為宋本也。又曹君直舍人藏元刊《五代平話》一書，中闕一、二卷，體例亦與《宣和遺事》相似，前歲董授經京卿刊之鄂中，尚未竣工。吾國古小說之存者，惟此二書而已。 宋槧《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 頃於日本內藤博士處見巾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照片，版心高三寸，寬二寸許，每半頁十行，每行十五字，闕卷上第一頁，卷中二、三兩頁，卷末書題後有「中瓦子張家印」一行。舊為高山寺藏書，今在東京三浦子爵所。內藤君言東京德富蘇峰藏大字本題《大唐三藏取經記》云云，不知與小字本異同如何。案：中瓦子為南宋臨安府街名。瓦子者，倡優劇場所萃之地也。《夢粱錄》十九云：「杭之瓦舍，內外合計有十七處，如清冷橋熙春樓下謂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樓前謂之中瓦子」云云（此書題中瓦子張家印，似即倡優說唱的本）。又卷十三《鋪席》門：保佑坊前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其次即為中瓦子前諸鋪。則所云「張家」即「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此書不避宋諱名。猶當為宋元間所刊行者也。此書體例亦與《五代平話》《宣和遺事》略同，三卷之書共分十七節。亦後世小說分章回之祖。其稱「詩話」，非宋士大夫間所謂「詩話」，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名。其有詞有話者，則謂之詞話。《也是園書目》有宋人詞話十六種，其目為《燈花婆婆》《種瓜張老》《紫羅蓋頭》《女報冤》《風吹轎兒》《錯斬崔寧》《小亭兒》《西湖三塔》《馮玉梅團圓》《簡帖和尚》《李煥生王陳雨》《小金錢》十二種，不著卷數。其它四種，則為《宣和遺事》四卷（實二卷），《煙粉小說》四卷，《奇聞類記》十卷，《湖海奇聞》二卷。「詞話」二字，非遵王所能杜撰，意原本必題《燈花婆婆詞話》《種瓜張老詞話》等，故遵王仍用之。若《宣和遺事》四種，亦當因其體例相似，故附於後耳。《侯鯖錄》所載商調《蝶戀花》，於敘事中間以《蝶戀花》詞，乃宋人詞話之尚存者。此本用詩不用詞，故稱詩話，皆《夢粱錄》《都城紀勝》所謂「說話」之一種也。書中元奘取經，均出猴行者之力，實為《西遊記》小說所本。又考陶南村《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實為金人之作，中有《唐三藏》一本。《錄鬼簿》所載元吳昌齡雜劇亦有《唐三藏西天取經》，其書至國初尚存。錢曾《也是園書目》有吳昌齡《西遊記》四卷，曹寅《楝亭書目》有《西遊記》六卷，無名氏《傳奇匯考》亦有《北西遊記》，雲「全用北曲，元人作」，蓋即昌齡所撰雜劇也。 今金人院本、元人雜劇皆不傳，而宋元間所刊話本尚存於日本，且有大字、小字二種，古書之出，洵有不可思議者乎！ 通俗小說源出宋代 今之通俗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榜》諸書，大抵明人所潤色，然其源皆出宋代。《三國演義》與《西遊記》前條既言之矣，《水滸傳》亦出《宣和遺事》。又《錄鬼簿》所載元人雜劇，其詠《水滸》事者多至十三本，其事與今書多不同，蓋其祖本亦非一本。又元雜劇中《摘星樓比干剖腹》，乃演《封神榜》之事。《謝金吾詐拆清風府》及《昊天塔孟良盜骨殖》乃演楊家將之事。他如《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包待制智勘後庭花》《包待制智賺灰闌記》《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糊突包待制》《包待制判斷煙花鬼》，則《龍圖公案》之祖也。《秦太師東窗事犯》則《岳傳》之祖也。《夢粱錄》載南渡說史書者或敷衍《復華編》《中興諸將傳》，則《岳傳》在宋時已有小說。至戲曲、小說之同演一事者孰後孰先，頗難臆斷。至其文字結構，則以現存之《五代平話》《宣和遺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觀之，尚不及戲曲遠甚，更無論後代小說。然則今之《水滸》《西遊》《三國演義》等，實皆明人之作，宋元間之祖本決不能如是進步也。 葉子本 唐人書籍，於卷子本外別有葉子本。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云：「唐人藏書，皆作捲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冊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捲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邰《彩選》是也。」其裝潢之法，已不可知，唯元王秋澗《玉堂嘉話》紀所觀南宋內府書畫，有吳彩鸞龍鱗楷韻，天寶八年制，其冊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王語固不可盡解，意當如今之弄紙牌者，以紙牌鱗次相疊而執之，以便檢尋，故得葉子之名。《歸田錄》於葉子本條下間敘葉子戲，當亦以此。《郡齋讀書志》云：「葉子，婦人也，撰此戲在晚唐時。」以葉子為人名，恐未必然。亡友蔣伯斧郎中所藏唐寫本《唐韻》，雖已改裝，然所存四十四葉，每葉皆二十三行，又無書口，意當時必葉子本也。至宋時裝書，除釋典用梵夾本（此實以卷子本疊之，以便閱覽，通謂之梵夾本，非也）外，有粘葉與縫繢二法。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王洙內翰嘗雲，作書冊粘葉為上，歲久脫爛，苟不佚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佚書，以此獲全。若縫繢歲久斷絕，即難次序。初得《春秋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余，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繢之弊也。嘗與宋獻言之，宋悉令家所錄書作粘法。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繢也」云云。張氏所云，亦不甚了了，以意度之，縫繢即今之線裝，粘葉即蝴蝶裝也。線裝皆以書之中縫（今所謂「書口」）向外，故歲久脫爛，則中縫記卷數、葉數之字先受摩滅，故王洙以次序為難。若蝴蝶裝則中縫在內，故無此弊。今傳世宋本，亦縫繢居多。然訖於明初，尚有作蝴蝶裝者，今唯京師及揚州修理古書者為之耳。 升官圖始於唐 今博戲中有《升官圖》者，其戲最古，實始於唐李邰《彩選》。宋人作者亦有數家，《直齋書錄解題》有《進士彩選》一卷，趙明遠景昭撰，此元豐未改官制時遷轉格例也。《郡齋讀書志》有《採選集》四卷，雲「莫詳誰作。初，《彩選格》起於唐李邰，本朝踵之者有趙明遠、尹師魯。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皆取一時官制為之。至劉貢父，獨因其法，取西漢官秩升黜次第為之，又取本傳所以升黜之語注其下，局終遂可類次其語為一傳，博戲中最為雅馴。此集尤詳且悉，曰階官，曰職名，曰科目，曰賞格，曰服色，曰俸給，曰爵、邑、諡法之類，無一不備」云云。殆已與今之「升官圖」相似。今諸書皆不傳，傳者獨貢父之《漢官儀》耳。余見羅氏唐風樓所藏明宏光間《升官圖》，大致與今無異。 璽 印 古之璽印，皆印於封泥。封泥之用，與簡牘相將。魏晉以來，簡牘既廢，而紙素盛行，遂有以印印朱墨鈐於其上者。然此事不知始於何時。案：唐竇臮《述書賦》論印驗曰：「古小雌文，東朝用 。」唐代流傳之古蹟，僅有縑素，則晉周 之印，當鈐於其上矣。其見於正史者，則《魏書·蕭寶夤傳》云：「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仆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封共裁量。」又《盧同傳》：肅宗時，同表言：「竊見吏部勛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並復乖舛。臣聊爾簡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仆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勛簿，對勾奏案。若名級相應，即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揩洗之為，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勛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為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例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台。行台關太尉，太尉簡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詔從之。《隋書·禮儀志》亦云：「後齊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為之。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縫。」則北朝確已以印印紙素，且印籍縫矣。若南朝則尚不用印縫，而用押縫。竇臮《述書賦》：「押署，則縫僧權如長松掛劍，尾滿騫如磐石臥虎。」今傳世《蘭亭序》十四、十五行間有一「僧」字，即梁中書舍人徐僧權押縫也。則南朝似尚無印縫之事。然《北齊書·陸法和傳》謂法和上樑元帝啟文，朱印名下自稱司徒。則以印印紙素，南北皆同。要之璽印之用，未嘗一日廢，則簡牘既廢，自必經印於紙素上矣。 市井記數 今市井記數，用〡、〢、〣、〤、〥、〦、〧、〨、〩九字。司馬溫公《潛虛》則用〡、〢、〣、 、〤、丅、 、丅、丅九字。案：〡、〢、〣、 ，即古文字之一、二、三、亖而縱立之。〤即古文五字。至丅、 、丅、丅，則漢已來已用為數字，王莽十布中之中布六百，壯布七百，弟布八百，次布九百，其六、七、八、九四字作丅、 、丅、丅。然其初實非文字，乃布筭之法也。《左傳》「亥有二首六身」，杜註：「亥字二畫在上，並三六為身，如算之六。」蓋古文「亥「字，其上為二，其身似三丅相併之形（今沇兒鍾之「丁亥」，字猶稍似之），故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所云「如算之六」者「算」乃「筭」字之誤。蓋自春秋迄魏晉，布筭時皆以二筭，一橫在上，一縱在下，以表六之數， 、丅、丅亦然。至變而為今之〦、〧、〨者，則由算位之故，亦自古已然。《孫子算經》云：「凡算之法，先識其位。一縱十橫，百立千僵。千十相望，百萬相當。」古之運算者，慮數位不明，故以縱橫相間，故〡、〢、〣、 ，即一、二、三、亖之縱，〦、〧、〨即丅、 、丅之橫也。 、丅二字因用算較多，故後別以〤代 ，而別造〥字，〥字亦由篆書 字出。若〤上加 ，以代丅字，當由後世所增，其變化之跡，今日猶可想像得之。 呼黑為青 今北方人呼黑為青。案《禮器》云：「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康成註：「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則呼黑為青，已始於秦末矣。 共飯之俗 古者行禮時，俎豆之屬皆各薦諸其位，無相共者，唯飯器或共之，《曲禮》雲「共飯不澤手」是也。至魏晉間猶有此俗。《孫子算經》有一題云：「今有婦人河上盪杯，津吏問曰：『杯何以多？』婦人曰：『家有客。』津吏曰：『客幾何？』婦人曰：『二人共飯，三人共羹，四人共肉，凡用杯六十五，不知客幾何。』」考此書又有一題云：「今有佛書十九章，章六十三字。」則作者必在東漢之後。又《張邱建算經序》已稱夏侯陽之「方倉」、孫子之「盪杯」，則其人又在邱建之前，則孫子蓋漢晉間人也，可知此時猶有共飯之俗。 茶湯遣客之俗 今世官場，客至設茶而不飲，至主人延客茶，則僕從大聲呼「送客」矣。此風自宋時已然，但用湯而不用茶耳。朱彧《萍洲可談》云：「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涼或溫，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遼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宋無名氏《南窗紀談》亦云：「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始於何時。然上自官府，下至閭里，莫之或廢」雲。行之既久，遂以點湯為遣客之用。觀宋人說部所記遣客事，如王銍《默記》紀石曼卿之於劉潛，魏泰《東軒筆錄》記陳開之於胡枚，王鞏《隨手雜錄》自記見文潞公事，無不然。元鄭光祖《王粲登樓》雜劇載遣客事亦曰「點湯」。今日既不用湯，乃以茶遣客，則又與遼俗近矣。以茶湯款客，自唐已然，雖宮禁亦用之。王建《宮詞》云：「延英引對碧衣郎，江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裡過茶湯。」唐制六品以下服綠，碧衣郎六品以下之官猶賜茶湯，則大臣可知矣。宋制亦然。葉夢得《石林燕語》：「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座，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蔡絛《鐵圍山叢談》亦云：「國朝儀制，天子御前殿，則群臣皆立奏事，雖丞相亦然。後殿曰延和、曰邇英，二小殿乃有賜坐儀。既坐，則宣茶又賜湯，此客禮也。延和之賜坐而茶湯者，遇拜相，正衙宣制才罷，則其人抱白麻見天子於延和。告免禮畢，召丞相升殿是也。邇英之賜坐而茶湯者，講筵官春秋入侍，見天子，坐而賜茶乃讀，讀而後講，講罷又贊賜湯是也。他皆不可得矣」云云。然宋時臣下賜茶湯者，亦不獨宰執、講官。龔鼎臣《東原錄》云：「天禧中，真宗已不豫。一日，召知制誥晏殊，坐賜茶，言曹利用與太子太師，丁謂與節度使，並令出。殊曰：『是欲令臣作誥詞？』上頷之。殊曰：『臣是知制誥，除節度使等須學士操白麻，乞召學士。』真宗點湯，既起，即召翰林學士錢惟演。」則朝廷之於侍從，亦用是矣。又晁說之《客語》云：「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日先講於家，群從子弟畢集，講終，點湯而退。」則父兄之於子弟，亦用之矣。至南渡後，款客以湯之有無為尊卑。周必大《玉堂雜記》：「淳熙三年十一月八日，必大被宣，草十二日冬祀赦書。黃昏方至院，御藥持御封中書門下省熟狀來，系鞋迎於中門，同監門內侍一員俱升廳。御藥先以熟狀授監門，共茶湯訖，先送御藥出院，復與監門升廳，受熟狀付吏，又點湯送監門下階，館之門塾。至六年九月十二日，復被宣，草明堂赦。御藥張安中、內侍梁襄相見如儀，唯錄事沈楧、主事李師文茶而不湯」云云。此錄事、主事殆中書門下省吏，故學士款之如此，其它蓋無不兼用茶湯者。今湯廢已久，唯昏禮姻婭、翁婿相見，及新年偶一用之。其湯亦用龍眼、棗、栗等，與宋人之屑甘草者異矣。 周邦彥《訴衷情》一闋為李師師所作 曩撰《清真先生遺事》，頗辨《貴耳集》《浩然齋雅談》所載周清真與李師師事之誤。然清真《片玉詞》中有《訴衷情》一闋曰：「當時選舞萬人長，玉帶小排方。喧傳京國聲價，年少最無量。花閣迥，酒筵香，想難忘。而今何事，佯向人前，不認周郎！」案：玉帶排方乃宋時乘輿之服，親王大臣賜玉帶者，以方團別之，復加佩玉魚、金魚。且有宋一代，大臣及外戚之賜玉帶者不過數十人。其便服玉帶，雖上下通用，然不知倡優何以得服此。且用排方，與天子無別，頗疑此詞為師師作矣。案：師師曾賜金帶，見於當時公牘。《三朝北盟匯編》：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各據前項所賜條數自陳納官。如敢隱蔽，許人告犯，重行遣斷。」後有尚書省指揮云：「趙元奴、李師師、王仲端曾經祗候倡優之家，曾經賜金帶者，並行陳納。」《老學庵筆記》亦言，朱勔家奴數十人皆服金帶。宋制亦三品以上方許服金帶，乃倡優、奴隸皆得此賜，則玉帶排方或出內賜，亦未可知。僭濫至此，真《五行傳》所謂服妖者矣。 書《宋舊宮人詩詞》《湖山類稿》《水雲集》後 周密《浩然齋雅談》載王夫人所作《滿江紅》詞及文文山、鄧中甫和作，其詞人人能道之，獨不詳夫人為何如人。案世傳《宋舊宮人詩詞》一捲雲：「昭儀王清惠，字沖華。」汪元量《水雲集》《湖山類稿》亦屢有與昭儀贈答之作，其人《宋史·后妃傳》失載，唯《江萬里傳》云：「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賈似道不能對，萬里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常語夫人以為笑。」則夫人乃度宗嬪御，陳世崇《隨隱漫錄》云：「會寧郡夫人昭儀王秋兒、順安俞修容、新興胡美人、永陽朱梅兒、資陽朱春兒、高安朱夏兒、南平朱端兒、東陽周冬兒（中略），皆上所幸也。初，東宮以春、夏、秋、冬四夫人直書閣為最親，王能屬文為尤親。雖鶴骨癯貌，但自上即位後，批答畫聞，式克欽承，皆出其手。然則王非以色事主，度皇亦悅德者也。」則夫人在度宗朝已主批答，及少帝嗣位，謝後臨朝，老病不能視事，夫人與聞國政，亦可想見。故入元之後，元人侍足有殊。汪水雲詩：「萬里修途似夢中，天家賜予意無窮。昭儀別館香雲暖，手把詩書授國公。」其禮遇幾亞於謝、全二後。厥後全太后為尼，夫人亦為女道士，亦以其與宋室至親故也。 宋之盛時，政事悉由三省。熙寧以後，用人行政，間用內批。南渡稍戢，寧宗後復盛，且多假手於人。《宋史·韓侂胄傳》：「劉㢸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㢸曰：『唯有用台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為監察御史。」《四朝聞見錄》言：「陳峴召試學士院日，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倘不經三省施行，徑從中下，外示獨斷，內啟倖門，禍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時侂胄已居中用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峴及之。」侂胄既誅，則主之者為楊皇后。《聞見錄》又云：「開禧間，慈明贊寧皇誅韓侂胄，出御批三。」又云：「初時御筆皆侂胄矯為，及是皆慈明所書。」後史彌遠專政時，與楊後比周，其故可知。及理宗朝亦掌以嬪御。《浩然齋雅談》載張樞穆陵時《宮詞》，其一曰：「紫閣深嚴邃殿西，書林飛白揭宸奎。黃封繳進昇平奏，直筆夫人看內折。」則自寧、理以來相承如此，不自王夫人始矣。至咸淳以後，內批御筆幾與內外則並行，如《咸淳遺事》所載，或用駢儷作制誥體，疑非宮人所能為。又是時如賜外臣批答、齋醮青詞等，向宜學士院撰文者，宋人內製集中皆有此等文字，亦往往假手佞倖。如《隨隱漫錄》載其父陳藏一撰姑蘇守臣進蟹批答，及太乙明煙祈晴設醮青詞等。此事為理宗或度宗朝事雖不可知，然可知當時內批兼出佞倖，不但掌以嬪御。宋政不綱，至此極矣。 宋禁中以宮人直筆，自南渡已然。周必大《玉堂雜記》：「禁中以鎖院為重。淳熙三年九月三日，中書進熟狀，魏王愷、恩平郡王璩、永陽郡王居廣並加食邑，食實封，只乞降付院草制。內夫人失於詳閱，宣鎖程直院。明日，告庭如式。又明日，內批付密院，典字直筆吳慶慶降充紫霞帔，不令供職。主管大內公事慶國淑懿夫人劉從信降兩字夫人，蓋懲其誤也。」如此，則直筆夫人所掌乃承宣之事，與批答畫聞無與。此事固始於寧、理之後，宋之盛時斷無此制。以事關宋故頗鉅，故因王夫人事而及之。 世傳《宋舊宮人詩詞》乃王夫人以下十四人送汪水雲南歸，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分韻賦詩，其實乃偽書也。水雲《湖山類稿》卷三有《女道士王昭儀仙遊詞》，南歸之詩悉在其後，則昭儀之死，在水雲未歸之時，不得送水雲之歸也。謝皋羽《續琴操序》謂：水雲之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別。」不雲賦詩，人數亦不與《舊宮人詩詞》合。且十四絕句若出一手，疑元明間人據謝皋羽《續琴操序》而偽撰者也。 南宋帝後北狩後事，《宋史》不詳，唯汪水雲《湖山類稿》頗可概見，足補史乘之闕。《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末，中書省臣言：『平原郡公趙與芮、瀛國公趙顯、翰林直學士趙與票，宜並居上都。』帝曰：『與芮老矣，當留大都，余如所言。』繼有旨，給瀛國公衣糧發遣之，唯與票不行。」案：是時謝、全二太后尚存，且謝太后年正七十，若中書有北遣之議，世祖於福王與芮尚憐其老，不容於謝後無言，蓋尚留大都也。全太后後為尼正智寺而終，亦當在大都。唯據《湖山類稿》，則水雲與王昭儀實從少帝北行。《類稿》卷二有《出居庸關》一首、《長城外》一首、《寰州道中》一首、《李陵台》一首、《蘇武州氈房夜坐》一首、《居延》一首、《昭君墓》一首、《開平雪霽》一首、《天山觀雪王昭儀相邀割駝肉》一首、《草地》一首、《開平》一首、《草地寒甚氈帳中讀杜詩》一首、《陰山觀獵和趙待制回文》一首，共十三首，皆上都之作。中有《王昭儀相邀割駝肉》云云，則昭儀亦在遣中，蓋是時少帝年才九歲，謝、全二後未行，昭儀自不能不往。觀於香雲別館手授詩書，則少帝教養之職，昭儀實任之。則其從行自不待言。又此十三首中有《和趙待制回文》，此趙待制當即趙與票。《世祖紀》謂「唯與票不行」，「與票」當為「與芮」之誤。世祖憐與芮年老，而於與票無言，不應卒遣與芮而留與票。此在上都之趙待制，其為與票明甚。其翰林直學士與待制皆入元後之官。《元史·百官志》翰林院官有承旨、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待制等，直學士與待制均翰宛之官，因此歧誤，亦未可知。又《水雲集》另有《酬方塘趙待制見贈》一首，末雲「吾曹猶未化，爛醉且穹廬」，亦系塞外之作。合此數詩觀之，則從上都者殆為與票，福王實未嘗行也。此為至元十九年事，至廿二年而謝太后殂，廿五年而少帝學佛法於吐蕃。唯全太后為尼，王昭儀為女道士，與福王與芮及昭儀之死，其時皆無可考，要皆在水雲南歸之前，故均有詩在集中。至水雲南歸，則在至元廿八年，有《南歸對客》一詩可證，所謂「北征十三載」是也。由是觀之，不獨《宋舊宮人詩詞》為偽書，即瞿佑《歸田詩話》所載少帝送水雲南歸詩，所謂「黃金台下客，底事不思家。歸問林和靖，寒梅幾度花」，一若少帝此時尚居大都者，可謂拙於作偽矣。 少帝入吐蕃後事，史無所言，唯元明間盛傳元順帝為宋少帝之子，至國朝全謝山諸人猶主此說。初疑此乃南宋遺民不忘故國者所為，後讀釋念常《佛祖通載》，乃知其不然。《通載》紀至治三年四月，賜瀛國公合尊死於河西。按：元之待南宋，較待金人為優。少帝入元，歷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其降元之歲，為至元十三年，年六歲。十九年徙上都，年十二歲。二十五年學佛法於吐蕃，年始十八。至治三年賜死於河西，年五十三。而順帝之生，適當前此三年，元不殺之於在大都之時，而殺之於入吐蕃為僧之後；不殺之於少壯之時，而殺之於衰老之後，此事殆非人情。以事理推之，當由周王既取順帝母子，藉他事殺之以滅口耳。又順帝之母乃邁迪氏，生順帝後，亦未幾而殂，其中消息可推而知。時周王以武宗嫡長失職處邊，以順帝之生有天子瑞，因取為己子，正如魏豹取薄姬故事，亦不足怪。元念常之書，謝山未見，他人亦從未引此，然此事實為謝山諸人添一左證，不獨為宋室三百二十年之結局也。 汪水雲以宋室小臣相隨北徙，侍三宮於燕邸，從幼主於龍荒。其時大臣如留夢炎輩當為愧死，後世多以完人目之。然中間亦為元官，且供奉翰林，其詩俱在，不可誣也。《水雲集》中有《初庵傅學士歸田裡》一首云：「燕台同看雪花天，別後音書雁不傳。紫閣笑談為職長，彤闈朝謁在班前。」雲「為職長」「在班前」，則汪似曾為學士屬官。又南歸後《答徐雪江》云：「十載高居白玉堂，陳情一表乞還鄉。孤雲落日渡遼水，匹馬西風上太行。行橐尚留官里俸，賜衣猶帶御前香。只今對客難為答，千古中原話柄長。」雲「十載高居白玉堂」，亦指翰宛也。又《湖山類稿·北嶽降香呈嚴學士》以下二十五首，皆水雲奉勅降香途中所作。案《元史·世祖紀》，每歲以正月遣使代祀岳瀆后土，唯至元二十一年獨詳，雲「遣蒙古官及翰林官各一人祠岳瀆后土」，則代祀官例遣翰林，不知年年如此否。嚴學士即翰林官，水雲殆以屬官從行。然觀其詩意，不似屬官之詞，或嚴為蒙古官而汪為翰林官歟？故其詩曰：「同君遠使山頭去，如朕親行岳頂來。」則水雲在元頗為貴顯，故得橐留官俸，衣帶御香。即黃冠之請，亦非羈旅小臣所能，後世乃以宋遺民稱之，與謝翱、方鳳等同列，殊為失實。然水雲本以琴師出入宮禁，乃倡優、卜祝之流，與委質為臣者有別。又其仕元，或別有所為。但即其詩與人論之，有宋近臣中一人而已。 趙子昂 文人事異姓者，易代之際往往而有，然後人責備最至者，莫如趙子昂。元僧某題子昂書《歸去來辭》云：「典午山河半已墟，搴裳宵逝望吾盧。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應醉里書。」虞堪勝伯題其《苕溪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苕溪似輞川。回首青山紅樹下，那無十畝種瓜田。」周良右題其畫竹則云：「中原日暮龍旗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煙雨里，又隨人去報平安。」沈石田題其畫馬則云：「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王漁洋題其畫羊則云：「南渡銅駝猶戀洛，西來玉馬已朝周。牧羝落盡蘇卿節，五字河梁萬古愁。」諸家攻之不遺餘力，而虞勝伯一絕，溫厚深婉，尤為可誦。雖然，褚淵、王儉，彼何人哉！如趙王孫者，猶其次焉者矣。 詔書徵聘處士 詔書徵聘處士，後漢多有之，唐宋以後頗不多見。唯宋太祖征种放一詔見於《宋史》放本傳，元太祖征邱處機一詔見《長春真人西遊記》耳。頃翻閱明人文集，得二詔書。一杜斆《拙庵集》首有《初召敕符》云：「諭山西潞州壺關縣儒士杜斆：昔之馭宇內者，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蓋由善備耳聰目明之道，所以士仁者樂從其游，輔之以德，間有非哲者處於民上，則倖位、遺賢亦備矣。今朕才疏，迷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學君子，齒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為，加以顯爵，與朕同游。故茲敕諭。」下二行中間用寶，一雲「宙字六十四號」，一雲「洪武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又附載《召宋訥敕符》曰：朕君天下十有三年矣，意野無遺賢，雖夙夜孜孜以求賢，賢何弗至？今四輔官杜斆抱忠為國，舉所知宋訥才堪任用。符到之日，有司禮送赴京，以稱朕意焉。」又史鑑《西村集》首有成化十六年八月徵聘詔文曰：「朕承丕緒，用人圖治，亦有年矣。永唯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英。聞爾處士沈周、史鑑沈酣經史，博洽古今，蘊經緯之遠猷，抱君民之宏略。顧乃遁跡邱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謨，茲遣使征爾赴用，隱期同德，出宜匯征，以副朕翹企之意」雲。則明代徵聘，尚下詔書。其後魯王監國九年，征貢生朱之瑜亦尚用敕書，其書今載《舜水集》首。而《拙庵》《西村》二集世所罕見，故備錄之。又案，石田翁與史明古同征，《明史》本傳不紀其事，今乃得之明古集中。石翁卒於正德四年，年八十四，則是時年五十一矣。 毛西河命冊 十餘年前，揚州骨董鋪有毛西河先生命冊，乃康熙戊寅年推算者，推命人為京口印天吉。先生時年七十六，生於明天啟三年癸亥十月初五日戌時，其八字為癸亥壬戌壬戌庚戌。後附其姬人命冊，年三十三歲，為丙午正月十六日子時生，其八字為丙午庚寅丁酉庚子，其人殆即曼殊也。推命者謂先生於八十八歲當卒，過是則當至九十四。先生首書其上曰：「時至即行，不須躊躇。但諸事未了，如何如何？」老年畏死，乃有甚於少壯者，殊可一哂。然先生竟以九十四歲卒，亦奇矣。 士人家蓄聲伎 士人家蓄聲伎，且應他人之招，其風蓋始於楊鐵崖。鐵崖出避，以家樂自隨，故時人作詩譏之曰：「如何一代楊夫子，變作江南散樂家。」明中葉後，尚有此風，如何元朗、屠長卿輩皆有聲伎皆是也。沿及國初，此風尤盛。尤西堂《鈞天樂傳奇·自序》：「丁酉之秋，薄游太末，阻兵未得歸，逆旅無聊，漫填詞為傳奇，率日一曲，閱月而竣，題日《鈞天樂》。家有梨圈，歸則授使演焉。適山陰姜侍御還朝，過吳門，函索予劇」云云。則此種家樂，實應外人之招，蓋當時所謂名士者，其資生之道如此。此外如查伊璜等亦然。至李笠翁輩，乃更不足道矣。 《日知錄》中泛論多有為而發 顧亭林先生《日知錄》中泛論亦多有為而發，如「自古以文辭欺人者莫如謝靈運」一節，為錢牧齋發也；「稽紹不當仕晉」一則，為潘稼堂發也。 錢牧齋 馮已蒼《海虞妖亂志》寫明季士大夫之譸張貪亂，幾於「燃犀燭牛渚，鑄鼎像魑魅」，實代之奇作也。書中於錢牧齋無一恕詞，且亦不滿於瞿忠宣。已蒼雖牧翁門人，然直道所存，亦不能為之諱也。觀此書，則牧齋乙未後之事乃其固然，毫不足異。其為眾惡所歸，又遭文字之禁，乃出於人心之公，非一朝之私見。尤可笑者，嘉道間陳雲伯為常熟令，修柳夫人墓，牧齋冢在其側不過數十步，無過問者。時錢梅溪在雲伯幕中，為集蘇文忠書五字，曰「東澗老人墓」，刻石立之，見者無不竊笑。又吳枚庵《國朝詩選》以明末諸人別為二卷附後，其第一人為彭撝字謙之，常山人。初疑無此姓名，及讀其詩，皆牧齋作也。此雖緣當日有文字之禁，故出於此。然令牧齋身後與羽素蘭同科，亦謔而虐矣。 柳如是 顧雲美苓自書所撰《河東君傳》，前有河東君初訪半野堂小像，作男子裝束，亦云美所摹。墨跡藏唐風樓羅氏，世罕知其文者，故備錄之。傳云：「河東君者，柳氏也，名隱，更名是，字如是。為人短小，結束俏利，性機警，饒膽略，適雲間孝廉為妾。孝廉能文章，工書法，教之作詩寫字，婉媚絕倫。顧倜儻好奇，尤放誕，孝廉謝之去。游吳越間，格調高絕，詞翰傾一時。嘉興朱治憪為虞山錢宗伯稱其才，宗伯心艷之，未見也。崇禎庚辰冬，扁舟訪宗伯，幅巾弓鞋，著男子服，口便給，神情灑落，有林下風。宗伯大喜，謂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微、楊宛叔與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許霞城、茅止生耑國士名姝之目。留連半野堂，文讌浹月，越舞吳歌，族舉遞奏，香奩玉台，更唱迭酬。既度歲，與為西湖之游，刻《東山酬唱集》，集中稱河東君雲。君至湖上，遂別去，過期不至。宗伯使客構之乃出。定情之夕在辛巳六月初七，君年二十有四矣。宗伯賦前七夕詩，要諸詞人和之。為築絳雲樓於半野堂之後，房櫳窈窕，綺疏青瑣。旁龕古金石文字、宋刻書數萬卷，列三代、秦漢尊彝環璧之屬，晉、唐、宋、元以來法書名畫，官、哥、定、汝、宣、成之甆，端溪、靈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銅，果園廠之髹器，充物其中。君於是乎儉梳靚妝，湘簾棐幾，煮瀋水，斗旗槍，寫青山，臨墨妙，考異訂訛，間以調謔，略如李易安在趙德甫家故事。然頗能制御宗伯，宗伯甚寵憚之。乙酉五月之變，君勸宗伯死，宗伯謝不能。君奮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奮身池上也，長洲明經沈明掄館宗伯寓中見之。而勸宗伯死，則宗伯以語兵科給事中寶豐王之晉，之晉語余者也。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尋謝病歸。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挈一囊從，刀頭劍鋩中，牧圉饘橐惟謹。事解，宗伯和蘇子瞻《御史台寄妻韻》，賦詩美之，至雲『從行赴難有賢妻』，時封夫人陳氏尚無恙也。宗伯選列朝詩，君為勘定《閨秀》一集。庚寅冬，絳雲樓不戒於火，延及半野堂，向之圖書玩好略燼矣。宗伯失職，眷懷故舊，山川間阻，君則『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有《雞鳴》之風焉。久之不自得，生一女。既昏，癸卯秋，下發入道。宗伯賦詩云：『一翦金刀繡佛前，裹將紅淚灑諸天。三條裁製蓮花服，數畝誅鋤䆉稏田。朝日瘦鉛眉正嫵，高樓點黛額猶鮮。橫陳嚼蠟君能曉，已過三冬枯木禪。』『鸚鵡疏窗青語長，又教雙燕話雕梁。雨交澧浦何曾濕，風認巫山別有香。初著染衣身體澀，乍拋稠發頂門涼。縈煙飛絮三眠柳，颺盡春來未斷腸。』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宗伯薨。族孫錢曾等為君求金，要挾蜂起，以六月二十八日自經死。宗伯子曰孫愛及婿趙管為君訟冤，邑士大夫謀為君治喪葬。宗伯門人顧苓曰：『嗚呼！今而後宗伯語王黃門之言，為信而有徵也。』宗伯諱謙益，字受之，學者稱牧齋先生，晚年自號東澗遺老。甲辰七月七日，書於真孃墓下。」後有「顧苓」及「顧八分」二印。 羅叔言參事跋其後曰：「顧雲美撰《柳蘼蕪傳》並畫像真跡，乙巳冬得之吳中。傳載蘼蕪事實甚詳，其勸虞山死國難，至奮身池水中以要之，凜凜有烈丈夫風。虞山竟不為感動，真所謂心死者也。吳人某所著《野語秘匯》述虞山被逮時，河東君先挈重賄入都賂當道，乃得生還，其權略尤不可及，可謂奇女子矣。傳中記蘼蕪初歸雲間某孝廉為妾，殆先適陳臥子，為他紀載所未及。其歸虞山在明亡前三年，時年二十四。至癸卯下發，年四十有六。逾年而值家難。雲美此傳作於致命後數日，婉麗悱惻，絕似易安居士《金石錄後序》，於蘼蕪表章甚力，而於虞山則多微詞。可見公論所在，雖弟子不能諱其師，深為虞山悲矣。此冊傳世二百餘年，楮墨完好，殆蘼蕪之風流節概，彼蒼亦不忍泯滅之耶？光緒丁未三月，上虞羅振玉刖存父。」又云：「傳載虞山言『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微、楊宛叔與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許霞城、茅止生耑國士名姝之目』云云。考《列朝詩集》，王修微名微，廣陵人，號草衣道人，歸華亭穎川君。穎川君有聲諫垣，抗節罷免，修微有助焉。有《樾館詩》數卷，又撰《名山記》數百卷。是修微才行，亦蘼蕪之匹也。穎川君即許霞城，名譽卿，東林黨人，修微依之以老。楊宛叔名宛，歸茅止生而陰背之，後為盜所殺。虞山挽茅止生詩：『白頭寂寞文君在，淚濕芙蓉制誄詞。』自注云：『楊宛叔制石民誄詞甚工。』又《文瑞樓書目》有楊宛《鐘山獻》六卷，是宛叔優於文而劣於行，有愧蘼蕪、草衣多矣。茅止生名元儀，歸安人，著書甚多，見《明史藝文志》。負經世大略，參孫高陽軍事，客死遼東。業附記於冊尾，刖存又記。」癸丑秋日，於唐風樓見此冊並二跋，錄之。 黃道周手書詩翰 上虞羅氏藏黃石齋先生手書詩翰六種，共近體詩二十首。 其一云： 熙朝真氣古洪濛，十二聖人述作同。 開闢自當元始運，正刪未藉聖人功。 知將弓馬安天下，謬采詩書慰日中。 嶧泗餘風看不絕，明明浮磐與孤桐。 四百陳符陋太元，蘿圖准在聖人前。 齋心研幾寧論月，曝背暄光不計年。 入緯文梭通歧女，破董逸響上朱弦。 清時顧盼成無據，裹革工夫事韋編。 平成何日得樵漁，塞道橫流未廓如。 堯警到天真欲漏，禹功著手只荷鋤。 稻粱盡處消鳧雁，鐘鼓頻年送鶢鶋。 不信缺斨同沐浴，備然引涕自修書。 夢持丹漆屢南行，洴澼依然滯管城。 主聖豈資經史力，道荒聊倩古人耕。 好鎚玉矢為瘢藥，不比鐘聲自瓦鳴。 莫誦《權輿》偷一嘆，申轅個是魯諸生。 偶對經書作，寄雪堂先生教。黃道周。 其二云： 精誠誰似爾？干竭一身存。 裹革雖吾志，還山卻主恩。 半弦開石虎，千仞墮崖猿。 君處能無恙，談經且在門。 合體難分痛，剖肝非舊時。 人當天不泰，家共友仳離。 棟壓青松恨，崖傾朽石知。 請看匣底劍，快於擔頭絲。 悟道唯頑石，離群合採真。 不應慚不義，無患到無身。 風氣疏龍血，燈華結鬼燐。 相將天等事，莫斷藕絲春。 心許知無怨，窮途未倒行。 晴陰隨小鳥，毒痛共蒼生。 故事經開眼，後人別點睛。 江河日月計，豈有不澄清。 江上別楊璣部太史先生。七月朔日，弟道周頓首，書於儀真舟中。 其三云： 斂著慚高手，移薪惜熱腸。 冰蠅初割席，石燕乍摧床。 我得捨生法，人貽入定方。 弓刀動絲竹，合證古靈光。 忘魚良足貴，喪狗欲依誰？ 有道平簪帶，無家訴扊扅。 天搜鐺底飯，客寄劍頭炊。 醴酒傳經日，行藏共此時。 癯遁能清嘯，榮途見雅舂。 舊冠誰得度，扁帶若為容。 蹙國盡元菟，良師恣赤松。 驚心非一事，早晚又秋蛩。 柳下昔何愧，蘇門今始懸。 微颸猶偃木，涓水動滔天。 鹿命推車後，蟾魂破鏡前。 合推煅灶火，燒卻祖生鞭。 江上八詩，懷璣翁道丈，時齒痛不可忍，又當換小舟入邗溝，草草見意而已。七月朔日，弟道周頓首。 其四云： 世道依稀在，名流風教齊。 岑牟天覆被，蒯屨鬼提攜。 半世魚蝦市，微通桃李蹊。 明河數滴雨，盡灑大江西。 豈不樂茲土，已懷禮樹憂。 鳳衰無覽下，麐怪得幽求。 藥裹慚干祿，薪擔惜反裘。 到頭多罪過，不在此離愁。 清晝無逃雨，遁荒豈素心。 似逢開闊網，亦有失前禽。 驚鳥虛弦落，余魚半壑尋。 悠悠看楚水，蘭芷到於今。 江湖未逼促，愧仰獨吾生。 主意寬青史，天心急太平。 避秦迷去路，報國惜孤行。 所愧蓴鱸福，偏歸老步兵。 江上急征，別璣部老先生，並謝初士、西珮、從之、達生諸兄正。凡並前作八首。七月朔日，弟道周頓首。 其五云： 浮雲日出幾時無，剗卻華峨天外圖。 身自檀弓開物始，人從細節想侏儒。 屠龍已盡千金技，彈雀未輕明月珠。 垂老不資朋友力，山行聊得紫藤扶。 東南在處有柑鸝，莫信蓮舟百丈齊。 半榻命圓供夢鹿，一經未火足醯雞。 已翻秋水簾薜路，不借春風桃李蹊。 向道匡廬松子好，避人幕府又江西。 小作奉呈足庵老先生尊鑒。漳浦黃道周。 其六云： 似爾人宜邱壑間，何當縋絕又扶攀？ 牛軥已失東西路，鳥翮未翻大小山。 不信精誠輕水火，偏從楯鑕覓安閒。 射聲諸騎休搖手，七獲丈夫舊閉關。 七尺難停箭上弦，馬頭安得穩周旋。 御蘆隊里甘臣僕，破冢帆中識長年。 閉戶誰知龍正斗，幽人定與虎同眠。 懸崖在處堪垂手，不獨荒台北斗邊。 碭山道中遇諸悍子，身為探馬，以先緹騎，偶作供士彥兄丈一粲。黃道周。 後有馮伯雲《跋》曰：「余在閩中所見石齋先生真跡甚夥，未有如是卷之絕妙者，所題年月出處，按之《全集》併合，又何疑耶？嘉禾後學馮登府記。」 按：此二十首，唯「別楊璣部」詩前八首及「碭山道中遇諸悍子」二首見集中，余皆失載。以《明史》及先生《年譜》考之，當為崇禎十三年就逮時所作。璣部即楊職方廷麟，集本作「楊機部」，吳梅村《詩話》亦云「楊廷麟字伯祥，別字機部」，此手跡作「璣」當不誤，或用字異也。案先生年譜，崇禎十三年江西巡撫解公學龍薦先生，而逮命遂下。先生聞報，即於五月二十三日辭墓就道。時緹騎尚在南昌，先生中夜出門，匍匐至水口，揮手以謝同人。及至南昌開逮，諸子依依不去，欲同北上，先生毅然揮之。至碭山道中遇警，身先緹騎得過，以七月末旬至京云云。此兩冊中「別楊璣部」十二詩，皆署七月朔日，其時正由江入邗溝，殆在就逮之時。自揚州至京二十餘日，亦與旅程合也。集中「別楊璣部」詩十三首，五首與此異。「碭山道中遇警身先緹騎得過壽張」十首，此僅書其二，皆此年作。至「浮雲日出」二律，當在貶江西按察使照磨之後。至「偶對經書」四律，則時代無可考矣。又據《年譜》，則先生雖貶江西，未嘗之官，而巡撫解學龍乃以所部官薦之。及永戍廣西，在途中半載，及江西境而即召還，而《明史》本傳乃謂戍已經年。本傳記召還奏對語，而《年譜》並不記其入京，頗多牴牾，疑本傳誤也。 內府所藏王右軍《游目帖》 內府所藏王右軍《游目帖》，曾刻於《三希堂法帖》卷一，後以賜恭忠親王。庚子之亂，為日本人安達萬藏所得，今歲始於京都蘭亭會見之。其紙極薄，似六朝寫經用紙，與唐人所用麻紙、楮紙不同。其中唐人印記，有太宗「貞觀」小璽、鍾紹京「書印」二字印。宋印則有太宗「淳化」小璽，高宗「寓意」小璽，「紹興」半璽，「內府珍藏」半印，「御書」半印，「河東薛氏」印，「紹彭」「道祖」二印，「唐氏妙跡」半印，「游遠卿圖書」印，「邕里」半印。然則此帖為右軍真跡與否雖不敢知，然要為貞觀內府之藏與《十七帖》中《游目帖》之祖本，則可信也。卷首有高宗純皇帝手書「得之神功」四大字，後有魏泰、馬玘二觀款，及明鄭柏錄方正學《跋》，並徐朗白一《贊》一《跋》。《三希堂帖》僅刻方《跋》，而徐氏一《贊》一《跋》並未刻。然徐語較方《跋》尤能得此帖之要領，故亟錄之。其《贊》曰：「書法至晉，體備前規。專美大成，絕倫於羲。疇能方駕，過鍾邁芝。煥若神明，譽重當時。墨為世寶，異代同師。梁唐爭購，博訪無遺。兵火屢變，造物轉移。民間剩跡，盡入宋帷。閣帖臚列，真為紛披。元章刊誤，始正臨池。撫茲《游目》，別有神奇。非廓非填，枯毫脫皮。冷金古紙，松煙鳳脂。行草兼摯，八法並施。龍跳虎臥，智果不欺。詳考印識，薛氏長宜。紹彭、道祖，首尾參差。貞觀、淳化，吉鑒在茲。一符半印，世遠難窺。紹興小璽，儼然四垂。宋末元初，流傳阿誰？浦江鄭氏，世守於斯。嗟余衰朽，何幸得窺。百計巧訪，一朝得之。維彼定武，石上畫錐。子固霅水，性命是期。況乎真跡，出以天倪。翩翩神彩，古香盈眉。精妙既合，心手俱夷。天下至寶，清閟首推。寶晉墨王，品定永持。神傾《裹鮓》，氣壓《送梨》。匣逗襲靈，光怪陸離。卿雲景曜，到處相隨。崇禎壬午重九前，小清閟主者朗白父徐守和識。」又《跋》曰：「此《游目帖》初入奩時，霾斑糊駁，掩采埋光，雖印識累累，眯目難辨。及命工裝潢，洴澼浮垢，而貞觀小璽儼然在第三行『都』字上間，硃暈沈著，深入紙膚，隱隱不沒，直唐弘文館褚、解二學士校定真跡也。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唐文皇購求大王草書三千紙，取其筆跡言語相類，綴粘成卷，緣帖首有『十七』字，用為帖名，以『貞觀』兩字為兩小印印之。今此帖具有此印，則其為《十七帖》中之散帙，復何疑哉？夫以歲歷稽之，永和至唐貞觀歷三百有餘歲，貞觀至我明崇禎又歷千一百有餘歲。然而古墨未脫，古紙未磨，行間疊痕猶在，則古人珍藏衣帶，死生患難與之俱，雖由人護，顧莫為莫致，豈非天哉！癸未秋分，雨窗蕭瑟，閉戶展觀，取《筆陳圖》中七條之形勢，六種之體裁，合參分究，然後知『善鑒者不寫』非虛語也。嗚呼！鑒豈易言哉！撫茲妙跡，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焉。其體正而出之以圓機，其氣雄而化之以澹韻。郁龍蛇於毫末，託泉石於遠遊。接武鍾、張，擅一時之絕調，睥睨郗、謝，開百代之師承。遂使咄咄唐摹，瞠乎其後；規規米仿，顰爾其前。則真機氣焰，固足以攝偽魄哉！載觀貞觀小璽，重為題此。歲癸未中秋後四日錄出。」朗翁字朗白，名守和，不知何許人，收藏甚富，《三希堂法帖》所刻書有朗翁題跋者不少。余見唐風樓羅氏所藏黃子久《江山清興圖》，渾成淡遠，為元畫之冠，亦系朗翁故物。然當時及後世，罕知其名者，殊可異也。 取《游目帖》墨本與唐拓《十七帖》刻本校，則刻本清勁有餘，而中和之氣覺墨本為勝。蓋當時解元畏輩皆刻石巨手，兼通書法，不無以己意參入。沈子培方伯《題崔敬邕墓誌》詩云「書人墨髓石人參」，不獨北朝為然，即唐初亦猶是也。南唐《澄清堂帖》所刻，由重摹本上木，故稍失之瘦弱，而於筆意所得較多。若宋以後刻本，則去之遠矣。 姜西溟所藏唐拓《十七帖》 姜西溟所藏唐拓《十七帖》，有吳蓮洋先生題五絕句，雍容淹雅，為自來論書者所未有。詩云：「自信張芝雁陣齊，朅來野鶩與家雞。續得過江書十紙，神明先伏庾征西。」「裴業貞觀入貢初，煙霏露結狀何如？外人千載猶珍重，不數嚴家餓隸書。」「日給櫻桃子一囊，山川游目樂徜徉。尚平心事誰能識？折簡還留種樹方。」「角聲灑掃已相猜，分郡行人又不材。自是將軍多知足，金堂玉室待君開。」「懇靈山前采紫芝，樂遵滄海去無時。仙人遊戲皆龍鳳，多少兒孫飲墨池。」右軍胸襟書法為千古第一，此五詩能狀其為人，其書亦沖雅有法度。此帖題識共數十家，均不俗惡。二百年前士大夫文章翰墨，猶可想見。乾嘉以後，學術雖盛，而翰墨已不足觀。況在今日，可以觀世變矣。 智永書《真草千字文》墨跡 日本小川簡齋藏智永書《真草千字文》墨跡，蓋當時所書八百本之一，行款與關中石本相同。其行筆全用右軍家法，而往往有北朝寫經遺意。蓋南朝楷書真跡今無一存，存者唯北朝寫經耳。一時風氣如此，不分南北，若以稍帶北派疑之，猶皮相之論也。 葉石林《避暑錄話》多精語 葉石林《避暑錄話》中多精語。其論人才曰：「唐自懿、僖以後，人才日削，至於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也。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是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然後知其散而橫潰者，又有在此者也」云云。此論天下人才有定量，不出於此則出於彼，學問亦然。元明二代，於學術蓋無可言，至於詩文，亦不能出唐宋範圍，然書畫大家接武而起。國朝則學盛而藝衰。物莫能兩大，亦自然之勢也。古代事業，代各不同，而自後世觀之，則其功力價值往往相等。質力常住，不獨物理焉然，人心之用，蓋亦有之。然能利用一世之心，使不耗於唐牝，則其成就必有愈於前世者矣。 國朝學術 國朝三百年學術啟於黃、王、顧、江諸先生，而開乾嘉以後專門之風氣者，則以東原戴氏為首。東原享年不永，著述亦多未就者。然其精深博大，除漢北海鄭氏外，殆未有其比。一時交遊門第亦能本其方法，光大其學，非如趙商、張逸輩但知墨守師說而已。戴氏《禮》學雖無成書，然曲阜孔氏、歙金氏、績溪胡氏之學皆出戴氏。其於小學亦然，書雖未就，而其「轉注假借」之說，段氏據之以注《說文》，王、郝二氏訓詁音韻之學亦由此出也。戴君《考工記圖》未為精核，歙縣程氏以懸解之才，兼據實物以考古籍，其《磬折古義》《考工創物小記》等書，精密遠出戴氏之上。而《釋蟲小記》《釋草小記》《九穀考》等，又於戴氏之外，自辟蹊徑。程氏於東原雖稱老友，然亦同東原之風而起者也。大抵國初諸老根柢本深，規模亦大，而粗疏在所不免。乾嘉諸儒亦有根柢，有規模，而又加之以專，行之以密，故所得獨多。嘉道以後，經則主今文，史則主遼金元，地理則攻西北，此數者亦學者所當有事。諸儒所攻，究亦不為無功，然於根柢規模，遜前人遠矣。戴氏之學，其段、王、孔、金一派猶有繼者，程氏一派則竟絕焉。近唯吳氏大澂之學近之，然亦為官所累，不能盡其才。唯其小學，所得則又出程氏之上，亦時為之也。 《海上流人錄》征事一啟 辛、壬以後，天津、上海、青島各地為士大夫流寓淵藪，興化李審言詳擬《海上流人錄》，比見其征事一啟，文章爾雅，錄之如左曰：「自古易姓之際，洶洶時時，久而不定，人士轉徙，逃死無所。從鳳之嬉，甘去邦族；秣焉之歌，且戀邱墟。各有寄焉，理致非一。至於交州奔迸，猶為南土之賓；遼海棲遲，不墜西山之節，抑又尚矣。若夫變起倉卒，命在翲忽，指武陵為仙源，履仇池如福地。息肩救頸，姑緩須臾；對宇連牆，相從太息。今之上海，其避世之淵藪乎？鄙意所趨，約分數類：其有金閨舊彥，草澤名儒，不赴徵車，久脫朝籍。丹鉛點勘，藉竹素為萱蘇；金石摩挱，齊若光於崦景。伯山漆簡，系肘如新；子云《元經》，覆瓿不恤。此其一也。亦有賜休投劾，哀郢終蕪；微服輕裝，近關獲濟。跡閟熏穴之求，智免據圖之請。露車父子，惻愴橫流；靈台主人，周旋洛市。又或邱壑獨存，觴詠不廢。泰山故守，尚事編韋。母氏家錢，日營雕造。朝夕校錄，同執苦之諸生；知舊談諧，助語林之故實。又其一也。復有幼清廉潔，探道淵元，日承長老之言，側睹君子之論。子真岩石，隱動京師；少游欸段，素高鄉里。牛醫馬磨，自取給於傭書；禽息鳥視，迫偷生於晚歲。修齡名士之操，深拒胡奴；興公白樓之前，能舉先達。此又其一也。懸此三例，思成一書，跡彼諸賢，錯如棋峙。或流冗吳會，但署侯光；或往來上黨，競傳道士。東西之屋，須就訪於司徒；南北之居，難遍尋於諸阮。悲夫！陳跡一移，空名遽盡。墨子不黔之突，難問比鄰；宋罕犨對之牆，易迷騶卒。用是仿永嘉流人之名，錄海上羈旅。略及辛、壬以還，不涉庚、己以上。謹施條目，准此縷書，異日流傳，當廁乙部。不徒巷苞閈出，牽拂相招，越陌度阡，枉存至悉，取斷目前，僅同耳學。其或良才不隱，改服匡時，引鏡皆明，投袂而起，此自後來期會，未可預陳。須知此錄，致四方廉聘之嗟，非九品論人之格也。」 羅振玉《流沙墜簡》序 予與羅叔言參事考證《流沙墜簡》，近始成書。羅君作序，其文乃類孔仲遠《諸經正義序》及顏師古《漢書注序》，茲並錄之。曰：「光緒戊申，予聞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西陲。得漢人簡冊，載歸英倫。神物去國，惻焉疚懷。越二年，鄉人有自歐歸者，為言往在法都，親見沙畹博士方為考釋，雲且板行。則又為之色喜，企望成書，有如望歲。及神州亂作，避地東土，患難餘生，著書遣日。既刊定《石室佚書》，而兩京遺文顧未寓目。爰遺書沙君，求為寫影。嗣得報書，謂已付手民，成有日矣。於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竟數夕之力，續之再周，作而嘆曰：千餘年來，古簡策見於世，載於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晉之汲郡，二曰齊之襄陽，三曰宋之陝右。顧厘冢遺編，亡於今文之寫定；楚邱竹簡，毀於當時之炬火。天水所得，淪於金源。討羌遺檄，僅存片羽。異世間出，澌滅隨之。今則斯氏發幽潛於先，沙氏闡絕業於後。千年遺蹟，頓還舊觀。藝苑爭傳，率土成誦。兩君之功，或謂偉矣。顧以歐文撰述，東方人士不能盡窺，則猶有憾焉。因與同好王君靜安分端考訂，析為三類，寫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遺文所記，裨益至宏。如玉門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晉長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數有前後之殊；海頭樓蘭，地有東西之異。並可補職方之記載，訂史氏之闕遺。若夫不觚證宣尼之嘆，馬夫訂墨子之文。字體別構，拾洪丞相之遺；書跡代遷，證許祭酒之說。是亦名物藝事，考鏡所資。如斯之類，僂指難罄。唯是此書之成，實賴諸賢之力。沙氏辟其蠶叢，王君通其衢街，僧虔達識，知《周官》之闕文，長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譾劣，濫與編摩，蠡測管窺，裨益蓋鮮。尚冀博雅君子，為之紹述，補闕糾違，俾無遺憾。此固區區之望，亦兩博士及王君先後述作之初心也。」 沈乙庵方伯秋懷詩 近時詩人如陳伯嚴輩，皆瓣香江西，然形貌雖具，而於詩人之旨殊無所得，令人讀之索然興盡。頃讀沈乙庵方伯《秋懷》詩三首，意境深邃而寥廓，雖使山谷、後山為之，亦不足過也。 其一曰： 秋葉脫且搖，秋蟲吟復喑。 秋宵無旦氣，秋嘯無還音。 寸寸死月魄，分分析星心。 天人目共明，海客珠方沈。 惇史執簡稿，日車還濘深。 寄聲寂寞濱，乞我膏肓針。 其二曰： 貴已不如賤，鬼應殊勝人。 搴蓬語莊叟，乘豹招靈均。 蕩蕩廣莫風，悠悠野馬塵。 獨行靡掣曳，長往無緇璘。 鬼語詩必佳，鬼道苻乃神。 道逢鍾葵妹，窈窕千花春。 絕倒吳道元，貌彼抉目瞋。 其三曰： 君為四靈詩，堅齒漱寒石。 我轉西江水，不能濡涸轍。 道窮詩亦盡，願在世無絕。 湛湛長江水，照我十年客。 昔夢滄浪清，今情天水碧。 徹視入沈冥，忘懷閱朝夕。 於第一章見憂時之深。第二章雖作鬼語，乃類散仙。至第三章乃雲「道窮詩亦盡，願在世無絕」，又非孔、孟、釋迦一輩人不能道，以山谷、後山目之，猶皮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