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也里可溫教考 · 第十四章 也里可溫與景教之異同
馬薛里吉思之建大興國諸寺，《馬可遊記》載之，謂薛里吉思為敘利亞人，並疑彼為景教主教。初以為景教不稱也里可溫也，嗣見至順《鎮江志·大興國寺記》，稱馬薛里吉思為也里可溫，始知「也里可溫」者，元時基督教之通稱也。《馬可遊記》謂中國人對於基督教之派別，未嘗分晰，故凡屬基督教者，統稱為十字教，禮堂則統稱十字寺，觀此而益信。
唐景教為聶斯托爾派，非羅馬派，近今東西學者久有定評，余別有考，茲特述其在元時統稱也里可溫之例，以概其凡。
至順《鎮江志》：大興國寺，在夾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達魯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其略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問其所謂教者，雲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內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空尺余，祖師麻兒也里牙（馬利亞） 靈跡，千五（當是三之誤） 百餘歲。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且大明出於東，四時始於東，萬物生於東，東屬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長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於屋，繪於殿，冠於首，佩於胸，四方上下，以是為準。（卷九。未完，特分段疏明之）
薛迷思賢，即《元史》之薛迷思干，「賢」當為「堅」之誤。《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撤麻耳干；丘長春《西遊記》作耶米思干，為西北一大城，察哈台所封地。「堅」與「賢」其形近，傳寫易訛，證一。《魏書·西域傳》曰悉萬斤，《唐書·西域傳》曰薩末韃，亦曰颯末建，玄奘《西域記》曰颯秣建。斤、犍、建、堅，其音近，證二。《元史·太祖紀》：「十六年辛巳，帝攻薛迷思乾等城，並下之。」《武宗紀》：「至大元年九月，萬戶某來自薛迷思干城，進呈太祖時所造戶口青冊。」《曷思麥里傳》：「太祖親至薛迷思干，與其主札剌丁戰，敗之。」則與碑稱太祖皇帝初得其地之說合，證三。薛迷思干為波斯東北地（今屬俄國） ，景教盛行於波斯，則與碑稱其地行也里可溫教之說合，證四。《〈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六，謂《元秘史》作薛米思堅，亦作薛未思加。連筠簃本無此語，而音譯《元秘史》續集卷一有之，證五。
顧何以謂碑所稱之也里可溫教為景教，則證以《馬可遊記》。《遊記》謂鎮江府有景教禮拜寺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馬薛里吉思者為其地長官，寺即其所建。馬可歐人，對於基督教之源流，必較清晰，大興國寺等，又為其所親見，果為羅馬派，馬可必能辨之。次證以《景教碑》文：《景教碑》有「東禮趣生榮之路」之文，羅馬派實無是說，而此碑則有「教以禮東方為主」之言；《景教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及「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諸文，羅馬派亦無是說，而此碑則有「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為準」之語。謂為景教，其又何疑。
至其所以混稱之由，則因教派大致相同；其不同者，或在學說之微，或在儀文之末，均為教外人所不辨。然以論乎地，則景派自波斯傳人，而羅馬派來自歐洲。以論乎時，則景派傳自唐朝，而羅馬派元時始至，載籍具在，不可或誣。其為基督之教雖同，其派別本非一致。是故元代也里可溫之相混，系教外人之混稱，非其教派之果一致也。錢大昕謂耶穌生於隋開皇之世，竟誤基督為回回。（《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張冠李戴，今古同譏，無足異已。
記中所謂「一柱懸空尺余」者，有故事一段，足資印證。《馬可遊記》第五十一章曰：撒麻耳干，大城也。居民耶、回雜處。其王即大可汁之侄，然殊不睦。據土人言，城中有一異事：數年前國王曰察哈台，蒙古大可汗胞弟也。王奉基督教，教徒勢力倍增。建一寺，寺頂為圓形，中支一柱，柱下盤石，系教徒請於王，得之於某回教寺中者。時回教人以王右基督而左回，不敢與爭。察哈台死，繼其位者，非基督徒，回人因得請於王，索還奠柱之石。基督徒許酬以金，回教徒不允。基督徒無術，乃哭訴於施洗約翰之靈。至約定移石之日，柱忽自起，離石可三掌，石移去後，柱仍懸立空際，至今猶然雲。此即梁相《記》中「一柱懸空尺余」之說也。
至記中稱「祖師麻兒也里牙靈跡，千五百餘歲」，「五」當為「三」之誤，（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謂至順《鎮江志》舊鈔本文字多舛） 同《志》卷十七稱教授梁相，字必大，杭州人，大德二年十二月至。繼任者為顧岩壽，鎮江人，大德五年十二月至。大德五年，即耶穌紀元千三百一年也。寺建於至元十八年，為千二百八十一年，而梁相之為文，則當在大德四五年間，故曰千三百餘歲也。凡石刻「三」字，稍有剝琢，即易訛為「五」字。
薛迷思賢，地名也；也里可溫，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滅里。外祖撒必，為太醫。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馬里哈昔牙徒眾，祈禱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處也里可溫答剌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馳驛進入舍里八，常賚甚侈。舍里八煎諸香果，泉調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職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驗，特降金牌以專職。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往雲南，十二年往閩浙，皆為造舍里八。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將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登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於推廣教法。（續前）
同《志》卷六《土貢類》：今貢，舍里別四十瓶，前本路副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思，自備葡萄、木瓜、香橙等物煎造，官給船馬人貢。
《續通考》卷二十八：元代泉州路貢物，有砂哩別、金櫻煎及金櫻子等物。
馬里哈昔牙，《元史》作馬兒哈昔。《百官志》「崇福司掌領馬兒哈昔、列班、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是也。（卷八十九） 《〈元史〉語解》作默爾 根錫爾 奔，曰：「黑爾 根，賢也；錫爾 奔，賢之注語也。」（卷二十四）
日人田中萃一郎曰：馬兒哈昔與至順《鎮江志》之馬里哈昔牙同一，為敘利亞語之Marlesua，即主耶穌也。列班Rabban為東邦基督僧侶之稱呼，阿剌比語Robban為Rehab之複數，敘利亞語亦殆同之。阿多力克牧師於支那稱曰Roban Franchi，所謂Roban，即僧之意義也。然游盧謂馬兒哈昔系指亞爾美尼亞之基督教，列班系指敘利亞之基督教。故就馬兒哈昔及列班之解釋，尚有疑義。（《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編第三號）
答剌罕，系世職。《元史·哈剌哈孫傳》：哈剌哈孫曾祖賜號答剌罕，哈剌哈孫襲之，「自是人稱答剌罕而不名」。（卷一三六） 《伯顏傳》：元統三年七月，「詔諭天下用國初故事，賜伯顏以答剌罕之號，俾世襲之。」（卷一三八） 《語解》：「答剌罕，凡有勤勞免其差役之謂。」《輟耕錄》：「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勛戚不與焉。」（卷一）
賽典赤，《元史》有傳。賽典赤贍思丁，回回人。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太祖西征，贍思丁率千騎迎降，命入宿衛，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至元十一年，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卷一二五） 《愛魯傳》則雲至元十年賽典赤行省雲南。（卷一二二） 此雲「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往雲南」者，年歲少有出入，當同一事。
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雲，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為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於鐵瓮門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興國寺，次得西津豎土山，並建答石忽木剌雲山寺，都打吾兒忽木剌聚明寺；二寺之下，創為也里可溫義阡。又于丹徒縣開沙，建打雷忽木剌四瀆安寺；登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里結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剌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於公之心。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寺耳。（續前）
據《馬可遊記》，知大興國寺，馬可曾游其地，並見有其他碑文。（梁相碑立於馬可歸國之後，當為馬可所未見） 杭州之有景教寺一區，亦馬可所記，當即此大普興寺也。據萬曆《鎮江志》，則大興國、高安、四瀆安三寺，明時尚在，惟甘泉不載。雲山、聚明，則元至大間已改為般若院。康熙《鎮江志》，則並此六寺之名而不可考矣。
據至順《鎮江志》卷九寺院類，雲山、聚明、四瀆安、甘泉等寺外，尚有大光明寺，在丹陽館南，元貞元年安馬吉思建；大法興寺，在通吳門外福田山，亦也里可溫寺。
鐵瓮門為吳大帝所築，洪武元年改建磚城。西津豎土山，當時已改呼為銀山，以與金山相對。也里可溫義阡者，系教中人墓地，潘昂霄碑所謂「營隙為儕類葬區」者即指此也。未識此七百年前之義阡，當日十字墓碑林立者，今地下猶有遺蹟否？論理則不能無也。夫景教碑之沈霾，亦千載而始出，未出以前，固無人知景教流行中國如此之盛也。
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璽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為七寺常住。公任鎮江五年，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於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為也里可溫，迎禮佛國，馬里哈昔牙、麻兒失理河、必思忽八，闡揚妙義，安奉經文，而七寺道揚，始為大備。且敕子孫流水住持，舍利八世業也，謹不可廢。條示訓誡，為似續無窮計，益可見公之用心矣。因緝其所聞為記。（續前完）
梁相系一儒學教授，於也里可溫之教義，未必瞭然，故其所為文，習用佛國道場諸詞，然已明言「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矣。
抑有疑者：萬曆《鎮江志》本修於利瑪竇東來之後，主其事者為知府王應麟。王於萬曆十九、二十年間，曾任南雄知州，與利子往還甚密。其後利子卒於京邸，王適為順天府尹，利子墓記，即王所著。以此關係，十字之說，當必飫聞。顧何以王修《鎮江志》時，對於舊《志》「十字」諸文，竟削而不載？意者，王未見舊《志》耶？（阮元言此書自明以來藏書家絕無著錄之者，洵為罕覯之秘笈雲） 抑太守名總其成，實未暇檢校舊《志》耶？不然，以利子輩考古之勤，聞人言汴梁昔有十字教，尚即遣人千里馳訪；（見艾儒略著《利瑪竇行實》） 豈方誌有述，而不共相追求者？幸丹徒包氏匯刻宋元舊志，而也里可溫之為基督教，乃多一鐵證也。
關於《大興國寺記》一事，夙聞馬相伯丈言，鎮江有十字碑，中多音譯，三十年前曾見有拓本，忘其名矣。詢以是否即洪鈞所云之鎮江北固山下殘碑，不敢斷也。年前因丹徒柳君肇嘉以詢陳先生善餘，得其覆書，附錄於左，以供參考：
圓庵先生大鑒：戊午秋間，友人章厥生君寄示大著《也里可溫考》，展讀再三，如獲驚人秘笈，無任佩仰。今年夏，柳貢和表侄南旋，又以從者增訂三版見示，索隱鉤沈，博學詳說，得未曾有。朱子詩所云「舊學商量加邃密」者，執事允足當之矣。至尊說所疑洪書一節，屢得貢禾書，稱述台端垂詢盛意，茲謹以所知者言之。記光緒庚寅，洪文卿在歐洲為《〈元史〉譯文證補》，於西史中知鎮江有十字寺碑，因函詢鎮江訓導汪和卿。汪征其事於周子如先生，子如名伯義，敝邑之宿儒也。彼時，子如檢得舊錄未完碑文，由汪和卿寄歐；並據子如面稱，曾於北固山下見此碑石云云，以告洪使。洪書於《元世各教名考》云：「也里可溫之為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其說之所從來，即由於此。弟曾見其所錄碑文，自「薛迷思賢」句起，至「公世精其法」句止，以至順《志》大興國寺梁相碑校之，一字不差。周子如所作《北固山志》卷二，於「大興國寺」下注云「檢有梁相碑文遺缺，附錄其略」云云；於碑文下按語云：「此碑舊臥山後，今山後灘盡入江，碑亦坍沒。」是洪書所謂北固山下殘碑者，確係大興國寺碑，無可致疑也。惜未將此碑略舉其文，不能使人昭昭耳。惟弟尚有疑者：大興國寺在夾道巷，當即今之惠安寺巷，故至順《志》有「惠安寺在夾道巷」之文。其地在鎮江城內藥師庵後，屬於北固前峰西麓之區域，有大城為之限隔。征諸嘉慶《丹徒縣誌》碑目中，即不載其名。此碑究以何時越中峰北峰而至於瀕江之山後耶？此甚不可知者也。梁相之《記》，載於至順《志》者，明有「其略曰」三字，是非全文甚明。校以碑石，當必有刊落之語。如子如先生錄寄洪使與附註《山志》者，系抄自原石，何以校之元志，語句既毫無增減，文字又一無異同耶？惜此老久歸道山，末由袪此未寤矣！弟陳慶年敬啟。九月三十日。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城內勝跡，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基也。當熙春橋西，元僧也里可溫建，久廢。喜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謝丕建祠以奉晉贈太傅謝安、宋贈太傅謝深甫、皇明贈太傅謝遷者。（卷十六）
寺在杭州薦橋東，即梁相《大興國寺記》之「樣宜忽木剌大普興寺」，為馬薛里吉思所建七寺之一。此雲「舊十方寺基」，當為「舊十字寺基」之誤。謂也里可溫為僧者，猶《景教碑》例也。《馬可遊記》謂杭州之猶太人及基督教徒住第二市區，當即此寺之附近一帶。
康熙《錢塘志》卷十三《祠廟》：「謝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址。嘉靖間吏部侍郎餘姚謝丕建。祠址舊頗廣闊，規模宏敞。明末兵燹後，沒歸他姓。裔孫州同謝秉公捐貲贖還，雖不敵昔時什一，而榱桷聿新，時論稱之。中有題額，長洲文徵明書。」
觀此，則原寺頗偉觀，後為謝氏所有。今謝祠亦久廢矣。近且改建為菜場，場有紀念塔，題曰：「謝三太傅祠故址，中華民國七年九月省會警察廳立。」其裔孫名遠涵者，為之記曰「謝三太傅祠，始於明嘉靖間，載在《杭州府志》。茲以警廳改建菜場，將旗營地對換，別建新祠，並就原祠基立紀念塔，以諗來者」云云。孰知其為也里可溫之遺蹟也？
楊文杰《東城記余》，采至順《鎮江志·大興國寺記》，證明杭城原有大普興寺。俞樾序之曰：枌園楊君，著《東城記余》二卷，繼樊榭而作。丁修甫孝廉擬刻入《武林叢書》，乞余為序。余讀其中《大普興寺》一條，稱其奉乃也里可溫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師麻兒也里牙之靈跡，上下四方以是為準，與《景教流行中國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說相合。惟所敘源流不同，而稱其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則與今歐羅巴道路遠近正復相合。豈利瑪竇之徒，、果出於此歟？若景教流行，興於大秦，大秦國古謂之梨靬，本朝《職方會覽》名如德亞，去歐羅巴絕遠，轉與利瑪竇蹤跡不甚合矣。異說支離，不可究詰。然寺建於元至元十八年，亦杭郡一大古蹟，鑑古者所宜知矣。而樊榭之書竟未之及，此亦見楊君拾遺補缺之功雲。
也里可溫之與景教相合，俞樾亦言之，而未敢斷定其為景教，說至不可通處，則以「異說支離，不可究詰」二語塞責，此為有清以來儒者批評異教之一種習慣。自紀昀撰利瑪竇諸人著述提要時，已開其風矣。
《元通制條格》：元貞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奏：「也里可溫馬昔思（當是里之誤） 乞思，江南自己氣力里蓋寺來，系官地內要了合納的租子，並買來的田地的稅不納官，寺里做香燭麼道。教愛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商量來，為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溫、答失蠻每的商稅地稅，久遠定體行的上頭，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聖旨來，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聖旨相違者，有別個人每指例去，也依體例，教納糧者。若他的氣力不敷呵，別對付著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卷二十九）
馬昔思乞思，上「思」字當為「里」字，寫本訛也。曰「也里可溫馬昔里乞思」，與梁相《碑》稱馬薛里吉思為也里可溫之說符。曰以自己氣力蓋寺，與梁相《碑》稱「任鎮江五年，連興土木，秋毫無擾」之說符。寺在江南，並有官地，與梁相《碑》「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之說符。中書省所奏，系在元貞元年，與馬薛里吉思建寺及梁相立碑之時，並無衝突；覆奏者為愛薛，與愛薛為崇福使之年代，亦適相同。則馬昔思乞思之為馬薛里吉思，其說至確。馬薛里吉思，《元史》無傳；至順《鎮江志》外，姓氏事跡不概見，得此益彰矣。馬可謂彼為聶斯托爾派人，今中書省奏及梁相《碑》均稱為也里可溫，可見當時朝野之對於基督教，果無論何派，統稱也里可溫也。由是易言之，則凡本書所引之也里可溫各條，亦必含有基督教之各派人在內（如羅馬派、希臘派、聶斯托爾派等） ，不能專指為一派，並不能復辨其孰為甲派，孰為乙派也。美猶有憾哉！然尚賴有馬薛里吉思一事，以著其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