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紀事本末[標點本] · 卷十二
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浚通州運河。
十九年十二月，始海運。初，朝廷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庸，殺人亡命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煆奧，風信失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綱運。
二十年復海運。是年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 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罷新河，復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忙兀 為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蓋猶未專于海道也。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府。是歲，遂罷東平河運糧。
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海運。
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縣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畜泄。河成，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
丘浚曰：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閘，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運糧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廷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台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閘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於茲矣。
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創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國朝益修理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以為大禹疏鑿，隋煬開浚，終為宋人之用，以為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顓在宋，臣不敢知。若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
二十七年五月，省臣馬之貞言：「霖雨岸崩，河道淤淺，宜加修浚。」奏撥放罷輸運站戶三千，專供其役，仍俾採伐木石等以充用。歲委都水監一官巡視且督工，易閘以石，而視所緩急為先後。從之。
二十八年，並海運四府為都漕運府二，從朱清、張瑄之請也。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閘，以時畜泄。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挽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渾，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丘浚曰：臣按通州陸挽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閘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閘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啟閉蓄泄，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然亦未睹其果便利也。
成宗大德五年，以畿內歲飢，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八年，增海運米為百四十五萬石。
十年，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從之。
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石走沙漲，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水灣，與海船對裝。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並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悉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先是，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睏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雇，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澉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為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雇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為遙授右丞、海外諸番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千戶等官。俱從之。
仁宗延祐元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由會通河以達於都，多踰期不至。詰其故，皆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來權勢之人，並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於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往來舟楫。今宜於沽頭、臨清二處，各置小石閘一，禁約二百料以上之舩不許入河，違者罪之。」從之。
順帝至正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時中書參議孛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一百二十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脫虎脫為中書右丞相，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脫虎脫排群議，務在必行。左丞許有壬因條陳其利害，言：「成宗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為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沖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文宗至順初，因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通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令工部官並河道提舉司及耆老相視，皆言水由二城，中多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從來未曾有漁舟上下，此即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行船，當時何不於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卻於四十里外通州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曠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於萬一乎！又地形高下懸絕，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澀。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淘洗，是終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於外，萬口一辭，以為不可。若謂為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上，脫虎脫終不納，興工四閱月而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眾，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既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孛羅帖木兒、傅佐俱伏誅。
是年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貢賦不供，海運之舟不至京師。
至正十九年，遣伯顏帖木兒征海運於江浙，詔張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後三年，復遣官往征，拒命不與。
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隩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月余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後朱清、張瑄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過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最後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雲。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漕河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歲運之數：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石。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二十七年，一百九十五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三萬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七百一十七石。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石。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
史臣曰：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策，而江南之粟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豈非一代良法與！
丘浚曰：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稉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史稱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征者。臣竊以為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恆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於國家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日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