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講座 · 十二、關於國內外研究元史的情況及其他幾個問題

（一） 國內外研究元史的概況 近年來，研究元史的人逐漸多起來了。這一套學問是清朝末年西北輿地之學（或稱西北地理）的繼續和發展。 它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 這和歐洲殖民主義者東來有關係。因為在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邊疆問題一天天多起來。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注意了解外國情況，了解邊疆問題。這許多地方在歷史上的情況究竟怎樣？相當於現在的什麼地方？於是對邊疆問題的研究在當時形成了一種新風氣。 我們先從徐松（1781年—1848年）講起。徐松字星伯，大興人。嘉慶十年（1805年）以進士入翰林。後來在湖南做主考。有人控告他犯罪，充軍到了伊犁。出關以後，沒有什麼事情，常常騎著馬，帶著畫了方格的小冊子，根據所到的地方把山川曲折畫成很簡單的地圖。每一方格表示若干方里。在充軍新疆的幾年中他親身到過不少地方，後來寫了好幾部有關新疆的書，直到今天還很有用。一部是《西域水道記》，仿照酈道元《水經注》的體裁。在書中記載著每一條河流經過什麼地方，有什麼城市，把各朝代（包括元朝）歷史事實也組織進去。這部書寫得很好，直到今天，在研究新疆歷史地理和考古時還是很有用的。另一部《漢書西域傳補註》，說明漢朝西域各國相當於現在的什麼地方、哪些城市。對於《漢書·西域傳》的研究，能夠超過這本書的還不多。此外，他還寫有《新疆賦》。 徐松的門下士中最著名的是沈垚（1798年—1840年）。沈垚字敦三，號子敦，烏程人，貢生出身，是一個不得志的文人，精通歷史地理。徐松也愛好地理。沈垚就住在他家裡，寫了很多文章。這也是一個特別的人物。他有《落帆樓文集》《西遊記金山以東釋》等著作。《長春真人西遊記》是錢大昕、段玉裁游蘇州玄妙觀時，從《道藏》中找出來的。這部《西遊記》記載山東登州道士邱處機率領弟子到中亞興都庫什山見成吉思汗的經過。金山以西的地理，徐松曾加以研究。沈垚在《西遊記金山以東釋》中專釋蒙古地區的地理。沈垚到北京前，曾當過沈曾植父親的家庭教師。後來沈曾植在年輕時候就對西北地理很留意，或者就是受到沈垚的影響。 比沈垚稍晚一些的有張穆（1805年—1849年），著有《蒙古遊牧記》。此書以地理為綱，以歷史為緯，把歷代的有關史事分別抄錄在蒙古各旗的下面，是研究蒙古地理不可少的參考書。 與張穆同時的有何秋濤（1824年—1862年），著有《朔方備乘》《聖武親征錄校正》。何秋濤將北方地理書籍及他本人所做的考證抄輯在一起，成一部相當大的書，送給皇帝。皇帝賜書名為《朔方備乘》。 此外，還有龔自珍（1791年—1841年），他是段玉裁的外孫。兒時，段玉裁就教他背誦《說文·部首》。但是，他壯年時所研究的問題和他的外祖父完全不同，他寫了《蒙古聲類表》等文章。乾嘉時期，封建社會的學者瞧不起少數民族的文字，只重視古代漢語的音韻訓詁之學。但是他們的下一代龔自珍就大不同了，他研究少數民族的文字，不僅懂蒙古文，還通藏文和維吾爾文。時代變了，有遠見的學者所注意的問題、所研究的對象也變了。 和他同時的還有魏源。我們知道，林則徐到了廣州以後，為了了解世界情況，立刻派人到澳門去買外國書籍報紙，把他認為必要的譯成中文，藉以了解外國的情況。魏源和林則徐是好友，魏源根據林則徐收集的一部材料編為《海國圖志》。魏源認為元朝的版圖在西北很廣闊，僅僅根據中國的史料還不足以說明元朝的基本史實，因此發憤重修元史。《元史》是明朝的官書。書成後很多人對它不滿意，但也不敢重修，不敢提意見。所以在明朝只有《元史續編》《元史補遺》之類的著作。清初邵遠平寫了《元史類編》一書，此書又名《續弘簡錄》。因為他的曾祖邵經邦曾著《弘簡錄》，想續宋朝鄭樵的《通志》，但是沒有力量續這本書的「二十略」，只有紀、傳二體。邵遠平的書只是想續曾祖的《弘簡錄》，還不是想重修元史。 第一個重修元史的是錢大昕（1728年—1804年），據說他的《元史稿》共一百卷。1905年— 1906年時，日本島田翰到江南訪書。在《訪余錄》中說：1905年時還親眼見到錢大昕的書，有二十八冊，但是已經不全了，前二十五卷缺了。既然在1905年時還能夠見到這部書，因而很多學者認為這部書將來很可能被發現。目前留下的只有《補元史氏族表》和《補元史藝文志》。《元史氏族表》是把元朝的蒙古人、色目人的世系列成表，好像家譜。舊《元史》沒有經籍志，《元史藝文志》就是這一部分的補充。這兩書都是《元史稿》的一部分，但是全書沒有刊行。 寫成了書，而且流傳到今天的，最早的就是魏源的《元史新編》。當時已經有一些歐洲的書籍譯成漢文。魏源是非常注意西方事物的，於是把一些歐洲的材料搜羅在自己的書里。今天看來，有很多東西沒有意思，因為他所依據的，大多是歐洲的歷史和地理的普通著作，如莫里遜的教科書等。但是在當時能有這樣的眼光，讀這樣的書，並且敢於採用外國的材料，已經是很特殊的人物，就算是了解外國的人了。 以上所談的這批人物和著作多半是鴉片戰爭以前的。當時資本主義國家企圖侵略中國，邊疆問題日益頻繁。許多人就注意邊疆地理，同時還涉及邊疆歷史，於是就寫出了這些東西。 鴉片戰爭以後，1861年在北京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外交事務，派出駐各國的公使，因而元史研究的進步，速度就更增加了。 1889年，伊爾庫茨克博物院院長雅德林采夫到蒙古去考察。當時還沒有人知道元朝的都城和林在什麼地方，雅德林采夫在外蒙古的額爾德尼發現了元朝都城喀拉和林的廢墟，同時還在附近發現「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鶻可汗碑」。這三塊碑的發現驚動了世界。 1892年俄國的突厥學家拉德洛夫院士又到那裡去考察。將考察所得，編纂為《蒙古古物圖譜》，1893年出版。 闕特勤是突厥毗伽可汗的弟弟，闕特勤碑是唐玄宗為他立的。碑的一面為漢文，隸書，其他三面為突厥文。碑上的漢文沒有什麼用處。最重要的是突厥文，上面寫了闕特勤的一生。 《蒙古古物圖譜》印出來後，帝俄駐中國公使喀西尼送了一部給總理衙門。沈曾植為闕特勤碑寫了一個跋文。 《蒙古源流》的作者是鄂爾多斯烏審旗的薩囊徹辰。《蒙古源流》前半部是講西藏歷史，是根據所謂《嘉喇卜經》節錄的。《嘉喇卜經》是帝王世系的意思，是元末明初人福幢的著作。這本書漢文有兩種譯本：一種稱《西藏王統記》，另一種稱為《西藏正教史鑑》。《蒙古源流》的前半部沒有什麼用處，後半部關於明朝鄂爾多斯的這一部分，寫得很詳細，很有用處。沈曾植著有《蒙古源流箋證》。 沈曾植死於1922年。他還著有《元秘史箋注》，也是死後才刻出的。 前面提到的《蒙古古物圖譜》中，除了唐朝的碑以外，還有元朝的碑。李文田認為這是很寶貴的材料，把這些碑文抄了出來，編成《和林金石錄》。李文田（1834年—1895年）也是西北地理專家，著有《元秘史注》。這本書現在還有用處。最近這本書的木刻本還重印了。此外，還著存《聖武親征錄校正》。《聖武親征錄》和《元朝秘史》是兩個孿生兄弟。波斯文《史集》中的《成吉思汗傳》記載成吉思汗的先世和他本人的一生事跡。我們如果把《元朝秘史》《聖武親征錄》和《史集》中的《成吉思汗傳》拿來對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聖武親征錄》和《成吉思汗傳》幾乎每一節都是相應的。所以這些材料大概來源於一個「祖本」。而《元史·太祖本紀》又是從《聖武親征錄》抄來的。它們的關係我們可以用下面的表來表示： 王國維的《聖武親征錄校注》，是在李文田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一步。 這個時期還有一個人值得一提。這就是文廷式。他非常注意元朝的歷史。1890年以前，《永樂大典》大部分還存在，文廷式有機會看到這些東西，於是從《永樂大典》中把片段的元朝文獻抄了一些，如《大元官制雜記》《大元倉庫記》《大元氈罽工物記》等。後來這些東西收入《廣倉學宭》叢書中。 清朝末年，中國很多士大夫到日本去考察，文廷式就是其中之一。日本的學者在明治維新以前處處學中國，在此以後就處處學西洋。文廷式去日本時，所謂東方學開始輸入日本。內藤湖南（1866年—1934年）托文廷式回國後抄一本《元朝秘史》寄給他。1901年那珂通世才得到這本書。以後他根據《元朝秘史》的蒙文，將它翻成日文，稱為《成吉思汗實錄》。這本書對中國的影響很大，《蒙兀兒史記》和前幾十年的其他有關元史的著作都受到它的影響。 下面我們再談一談洪鈞（1839年—1893年）。洪鈞於1887年到了聖彼得堡，任駐俄、德、奧、荷四國公使。他在出國以前就很留心西北地理之學。 1876年英國的霍渥斯用英文寫了一部《蒙古史》。這部書共分五冊，其中第一冊記載蒙古先世、族源以及從成吉思汗到清朝末年的中國蒙古族歷史；第二冊及第三冊記載俄國境內的蒙古汗國（如欽察汗國或金帳汗國等）的歷史，第四冊記載波斯的蒙古汗國，即伊利汗國的歷史；最後還有附錄索引。這部書於1888年出版完。 在此同時，俄國人貝勒津翻譯出版了拉施特的《史集》，譯本是俄文與波斯原文的對照本。貝勒津的譯本和波斯校刊本，發表在《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中。現在我們把貝勒津所發表的譯本和校本，列表如下： 《史集·部族志》俄文譯文，《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五卷，1858 《史集·部族志》波斯原文，《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七卷，1861 《史集·成吉思汗傳》（即位前）原文及譯文，《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十三卷，1868 《史集·成吉思汗傳》（即位至死）原文及譯文，《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十五卷，1888 洪鈞到達聖彼得堡的次年，恰恰霍渥斯及貝勒津的著述都出齊了。這對於一位研究西北輿地之學的人來說，是個很好的機會。洪鈞利用他左右譯人的方便，把貝勒津的譯文，都翻譯成漢文了。最後他把研究所得寫成《元史譯文補證》。《部族志》雖然也譯出來了，但是他死後稿子遺失了。這樣一來，我們中國的學者除了漢文的元史資料之外，知道域外文字中還有許多蒙古史材料，這就為元史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 屠寄著有《蒙兀兒史記》。他本人不懂外文，由他的兒子幫助他。找來的所謂新材料大部分沒有史料價值。這部書的特點是在正文以後還有考異、註解、斷句。初學的人，讀它很方便。「蒙兀兒」這個名詞是杜撰的。屠寄根據《元朝秘史》蒙古字的漢文音譯解釋很多專有名詞。但是他不知道蒙古語言的特點，多不可信。 屠寄在處理史料方法上比較武斷，好像元朝地理什麼地方都能夠找出來似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這部書有很多地方是存在著問題的。 《新元史》的作者是柯劭忞（1850年—1933年）。他與徐世昌同年，是民國初年的一個清朝遺老，在《新元史》中他還寫「臣曰」。《新元史》的材料來源不註明出處，所以他採用的材料不可輕易置信。北京大學出版了他的《新元史考證》和《譯史補》。前書是他的殘稿，很有用。可惜剩餘無幾了。 舊《元史》的缺點之一，是一人兩傳。因為它是出自眾手，主編人沒有周密審閱。《新元史》是一個人寫的，但是在《氏族表》里，也出現一個部落兩表和一人兩表的情況。其所以造成這種錯誤的原因，是譯音上的問題。從波斯文翻成歐洲文字，有時音點被點錯，整個讀音就變了。於是一個部落變成了兩個部落，或一人變成兩人。在《新元史》中就自然會出現一人兩表（如綽兒馬罕）、一個部落兩表的情況。 下面我們談一談近幾十年來中國史學界受到西方漢學影響的學者。 陳寅恪先生早年注意東方語言文字，寫過元史方面的一些文章——特別是對《蒙古源流》的研究。以後他的興趣似乎轉移了。 陳垣老先生，現在已經八十多歲了，還經常寫文章。是一位令人欽佩的老先生。寫過《元西域人華化考》等許多文章。 成績突出的是王國維。他是海鹽人，本來是一個寒士。最初在上海謀生。羅振玉看他很有天才，就把他帶到了北京。他早年專治文學和哲學，研究過康德和叔本華，寫過《宋元戲曲考》。這是中國第一部研究戲曲史的著作。清朝亡後，他跟羅振玉曾跑到日本。安陽甲骨文字發現後，他研究甲骨文。甘新發現漢簡，他又研究敦煌漢簡。他研究方面很廣。就當時講，他在學術上雖不算落後，但在政治思想上卻十分反動。他擔任過北京大學的通信導師和清華大學研究院的教授。到了晚年才研究元史。他整理過《蒙韃備錄》《黑韃事略》《長春真人西遊記》《聖武親征錄》等書。清華大學把它編印成《蒙古史料四種》。除此以外，對遼金時代的蒙古先世史收集了很多材料，做過很深的研究。 再其次是張相文和張星烺父子。張相文曾經和屠寄辯論過鄂爾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寢是真是假的問題，張相文認為是真的，屠寄認為是假的。兩人寫了很多文章。張相文還編有《湛然居士（耶律楚材）年譜》《西遊錄今注》，收集在《南園叢稿》里。張星烺是張相文的兒子，翻譯很多中外交通的材料（裡面不少關於元史方面的材料），編成《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幾大冊。 翻譯《多桑蒙古史》的馮承鈞，在介紹外國學術上也做了不少工作。多桑是亞美尼亞人。小亞細亞一帶，民族複雜，在那時，只懂一國文字，就無法活動。多桑通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他收集了很多西文、拉丁文的和東方文字的材料，寫成著名的《蒙古史》。當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許多材料沒有譯出來以前，這部書還是可以供我們參考的。這部書在解放前就翻譯出來了，最近中華書局又重印出版。 馮承鈞翻譯了不少歐洲東方學家寫的有關南海和西域方面的文章，後來匯集成《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現在已經出了若干冊。其中差不多都是法國人的著作，特別是伯希和的文章。此外，馮承鈞還寫過一本《成吉思汗傳》。把法國人格魯塞《遠東史》中關於蒙古史的部分，譯成漢文，叫作《蒙古史略》。 在現在的元史專家中，邵循正帶了幾個研究生，他曾翻譯拉施特《史集》中的《忽必烈紀》。翁獨健領導歷史研究所的一個研究組，正從事深入研究元朝的階級關係、民族關係等問題。內蒙古大學歷史系蒙古史研究組，年輕人很多，朝氣蓬勃，非常可喜。目前世界上蒙古族最多的是中國、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號稱有蒙古人百萬，實際上不到一百萬人。蘇聯在貝加爾湖的蒙古人約有三十萬人。而我國的內蒙古自治區等地有將近二百萬人。因此，我們希望內蒙古大學將來成為全世界研究蒙古史的中心。 中國研究元史的情況大概就是這樣。 說一說關於歐洲研究元史的情況。 首先談談蘇聯。 中國和歐洲的交通往來，從近世來講，首先是明朝末年利瑪竇從海道、俄國人從陸路先後來到了中國。順治皇帝入關的時候也正是俄國人到達了黑龍江的時候。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訂立了「尼布楚條約」，開始了正式貿易關係。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雙方議定俄國商隊每三年來北京一次做生意，帶來各種皮毛，然後把茶葉、綢緞、布匹帶走。雍正五年（1727年）又訂立了「恰克圖條約」，商定俄國正教會每十年輪派一個使團來北京，並派遣留學生來中國學習。早期的俄國著名漢學家都是出自這些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比丘林（1777年—1853年）。他在1807年—1820年任俄國正教會團長來華。他曾經在聖彼得堡把中國正史中的若干外國傳都翻成俄文。解放以後，蘇聯還重印了這部書。他又把元史中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個《本紀》譯成俄文，蘇聯學者至今還使用它。可惜他所根據的是乾隆改過的本子。譯音不可從，西方漢學家為他所誤的不少。 同時有施密特。他曾得到蒙文本的《蒙古源流》，就用德文把它翻譯出來，於1829年出版了原文和德文對照的所謂《東蒙古史》。 還有哀德蠻曾經把拉施特《史集》中的部族志譯成德文（有刪略）。他又採用拉施特的材料和中國的材料，寫了一本成吉思汗傳，書名叫《不動搖的鐵木真》（1862年出版）。柯劭忞的《譯史補》中所引用的材料就是根據這部書。 到了清朝末年，正教會使團中有一個瓦西里耶夫（1818年—1900年），曾經在中國住了十年，1857年把《蒙韃備錄》譯成了俄文。《不動搖的鐵木真》一書中引用的中國材料就是採用這部書。在《蒙韃備錄》里把韃靼人分為生、熟兩種，離漢人較遠的稱「生韃靼」，離漢人較近的稱「熟韃靼」。他譯「生韃靼」為「野蠻的韃靼人」。柯劭忞未能分析史料的來源，《新元史》的「野韃靼」，就是這樣來的。「生韃靼」到俄國去留了學以後，回國來就變成「野韃靼」了，很好笑。 再就是巴拉第，他是俄國正教會使華團的團長，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帝俄侵華的參加者。1866年翻譯出版了《元朝秘史》。這是根據漢文本譯成俄文的。此外，巴拉第還把《長春真人西遊記》和《聖武親征錄》譯成俄文。 巴拉第從韓泰華手中買到的《元朝秘史》抄本，最近蘇聯把它影印出來了。 十月革命前已出名的蒙古史家巴托爾德寫了一本《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共兩冊，於1898年—1900年出版。這是研究蒙古史的必讀書之一，尤其是研究中亞細亞，更需要讀這本書。書里談到中亞細亞的地理，阿拉伯人進入中亞細亞以後的情況，還有成吉思汗的西征。這本書有英國羅斯的英譯本，於1928年出版，最近又再版。除此以外巴托爾德還有一本書，名叫《中亞突厥史十二講》。這是1920年應土耳其的邀請，在君士坦丁堡講學的講稿。十月革命以後，他的思想沒有什麼改變，但是他的書的材料很豐富，所以讀的人很多。關於中亞細亞的歷史他寫了論文若干篇。最近還譯成英文，編成兩本小冊子，名為《中亞史》。 符拉基米爾佐夫（1884年—1931年）在十月革命以後，思想有不小的進步，他寫了一本《蒙古的社會制度》。可惜這部書沒有寫完就死了。他想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寫蒙古的社會制度。他的蒙文很好。書的內容很有特色。這本書的中譯本《蒙古社會制度史》，翻譯得太壞，是1940年根據日譯文重譯的，絕大部分讀不懂。 柯津譯寫和翻譯的《元朝秘史》，於1941年出版。《元朝秘史》的老蒙文和現在的蒙文有相當大的差異。前幾年蒙古人民共和國達木丁蘇榮根據柯津的譯寫本把老蒙文的《元朝秘史》翻譯成了現代蒙文。現在很容易買到。 蘇聯院士雅庫博夫斯基的《金帳汗國興衰史》，還沒有中文譯本。 蘇聯研究蒙古史有兩個中心，一個是列寧格勒，一個是莫斯科。莫斯科有亞洲民族研究所。在亞洲民族研究所里，研究蒙古現代史的人比較多。研究古代史的莎斯提娜的著作比較多。 十月革命後，蘇聯科學院又組織人力，翻譯拉施特《史集》中的全部《蒙古史》。1960年俄文譯本全部出版，列表如下： 第一卷 第一分冊 　部族志 Хетагуров 譯 1952 第二分冊 　成吉思汗 Смирнова 譯 1952 第二卷 窩闊台至帖木兒 Верховский 譯 1960 第三卷 伊利汗國 Арендс 譯 1946 蘇聯的情況大致就是這樣。 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中，也有不少蒙古史家，波蘭的科特維奇（1872年—1944年）是一個語言學家，他寫了很多關於蒙古史的論文。科特維奇死後，繼承他的有李維斯基。 匈牙利蒙古語言學家李蓋提，是科學院的副院長，他到蒙古去過幾次。他不是歷史學家，前幾年來過中國。 下面我們繼續講資本主義國家研究蒙古史的情況。 首先講法國。 解放前帝國主義學術界有過這樣的話：漢學的中心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巴黎和東京（在歐洲是巴黎，在東方是東京）。帝國主義分子污衊我們到了如此程度。 耶穌會士來東方傳教時，受葡萄牙人的保護。因為西方人來東方最早的是葡萄牙人，當時這個殖民主義國家最為強盛。宗教是為政治服務的，所以來中國的傳教士也就受葡萄牙人的武力保護。 到了康熙年間，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企圖對外擴張，於是就派遣一些教士來中國，做他的殖民主義政治的先遣隊。這就是法國傳教士到中國來的開始。 後來法國教士宋君榮（1689年—1759年），把邵遠平的《續弘簡錄》前十卷譯成法文，於1739年出版。 當時另一個教士馮秉正（1669年—1748年），把《通鑑綱目》《續通鑑綱目》譯成法文，全書共十三冊，名《中國通史》，1779年出版，其中第九冊為元史。 還有一個人不是法國人，但是用法文寫了一本書。這就是多桑（1780年—1855年）。他寫的《蒙古史》全書共四冊，第一冊初版於1824年；第二版於1834年—1835年出版。其中講成吉思汗的一冊，講中國的一冊，講波斯的兩冊。這本書的中文材料是根據宋君榮的譯文節錄的。多桑懂得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他能運用回教材料，寫蒙古史最適合不過了。這本書實際上是中國材料和波斯文材料的摘錄。當《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原書都是波斯文）等書沒有譯成漢文以前，這本書還是有用處的，因此最近中華書局又重印出版一次。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有一個漢學家叫沙畹（1865年—1918年），他翻譯了很多東西，也寫了很多文章。曾把《史記》的一部分譯成法文。把翻譯的元朝的聖旨碑匯集起來，發表在《通報》上面。碑文是用漢、蒙兩種文字寫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聲名最高、影響最大的是伯希和（1878年—1945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他是參加者。 1908年伯希和跑到敦煌，竊去大量古代的抄本，帶到巴黎。他在史料的考證方面有一定的貢獻。馮承鈞譯過他不少東西，編成《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1945年伯希和死後，他的弟子整理他的遺稿，計劃出十一種（如譯寫和翻譯的《元朝秘史》《真臘風土記》的法譯本等）。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凡是研究蒙古史的，幾乎沒有不和他有關係的。他死後，他的學生韓百詩任巴黎大學教授。他曾經與伯希和共同譯註《聖武親征錄》，出版的約有元書三分之一。他多多少少繼承了伯希和的衣缽。此外還有《元史》《宗室世系表》等譯文與注釋。 下面談一談英國。 英國過去在漢學方面，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歷史多注重在西藏方面。因為英國殖民主義者為了侵略西藏，派人到西藏各地進行調查、勘察、繪製地圖。他們在西藏快解放時才走光。對於蒙古史英國人做的工作很少。 英國人中，比較著名的就是霍渥斯（1842年—1926年），著有《蒙古史》，共三卷，五大冊。第一卷出版於1876年，第二卷於1880年，第三卷是1888年。這部書是用英文寫的，在中國很著名。過去有人寫了一本《元史學》，就是根據這本書的材料寫的。霍渥斯是最沒有資格研究蒙古史的，因為他不懂東方語言，他的書大部分是抄多桑的，另外還搜集了一些德文和法文的材料，都是間接材料，價值很低，但是過去被只能讀英文的人捧得很高。 目前曼諾斯基對回教方面的材料知道得較多。最近他把蘇聯巴托爾德關於中亞細亞的論文譯成英文，名為《中亞細亞歷史》，共兩冊，但是都是巴托爾德幾十年前的東西。英國在這方面研究的人不太多。 不過目前有一本書很著名，這就是波義耳用英文翻譯的《世界征服者史傳》。這是從波斯文譯成英文的，先後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他在序言裡說：幾十個專家幫助他譯成了這本書。這本書有了英譯本，對於不懂波斯文的人來說很有用處。 總之，直到今天，英國研究西藏的人比較多些，研究蒙古史的人是不多的。 再談一談德國。 1833年俄國聖彼得堡皇家學院懸賞徵求一部金帳汗史，任何人都可應徵，但是要求能採用中文材料、回教材料、古錢幣學和一切考古的材料。（外國錢幣和中國錢幣不同，他們的紙幣上印有皇帝的像，還有一些文字，可以根據這些材料排世系、排年月，所以古錢幣很有用處。）當時有一個奧地利人漢默耳（1774年—1856年）以德文著作《金帳汗史》應徵，於1840年出版。他還著有《伊利汗國史》。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本書很出名。因為是用德文寫的，當時中國懂德文的人很少，對這本書不大知道。他還把瓦薩甫的《伊利汗史記》譯成德文。 德國人海尼士（1880年—），通曉漢、滿、蒙等幾種文字。這個人非常反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擁護希特勒的。現在在西德，已經是老人了。他翻譯和譯寫的《元朝秘史》有三冊。一本是德文譯本，用的是花體字；一本是《元朝秘史》音譯本；還有一本《元朝秘史》用字的字典。有一年他到烏蘭巴托去，到了科學委員會，找了一本《蒙古源流》，近來影印出版了。這個人的見識不高，做學問很笨。現在有很多德國漢學家都是他的學生。 另外，現在德國施普勒，主編一種手冊，名為《東方學手冊》。他寫有《伊朗的蒙古人》《金帳汗國史》。他對回教的材料掌握得很多，對中國方面的材料知道得很少，價值不高。 還有一個人叫海森，這個人解放前夕才從中國走了。他專門在中國搜集蒙文的史學和文學著作，如《水晶鑒》等。這些都是當時在北京印的，用蒙文寫的。 最後我們再談一談日本的情況。 第一個研究蒙古史的是那珂通世（1851年—1908年）。1900年以前，文廷式去日本時，內藤湖南托他找《元朝秘史》。後來那珂通世從文廷式那裡得到了這書，據此學習蒙文，並且把它譯成日文，名《成吉思汗實錄》十二卷。他很重視中國對蒙古歷史的研究，在日本出版了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李文田的《聖武親征錄校正》，並且加以重新整理。此外還有論文集，都收集在《那珂通世遺書》中。 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主要是學習中國，明治維新以後，主要學習歐洲。第一個完全走西方漢學家道路的是白鳥庫吉（1865年—1942年）。 白鳥庫吉原來在德國留學。1904年日俄戰爭，俄國失敗後，把中東鐵路南段劃給日本，日本就以南滿鐵路為據點來侵略東北和蒙古。為了便於進行侵略，就需要調查東北和蒙古的經濟、地理和人口。於是日本帝國主義找了一批御用學者來進行調查，白鳥庫吉是領導東北史地調查工作的。白鳥庫吉晚年用拉丁字母譯寫《元朝秘史》，稱為《音譯蒙文元朝秘史》。他的學生很多。「東洋文庫」就是他主持的。現在美國每年專門資助「東洋文庫」大量美元替他們進行工作。「東洋文庫」過去是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現在研究中國目前的情況。 箭內亘（1875年—1926年）在日本以研究蒙古史著稱。他死後，其門人纂輯了他寫的論文編成《蒙古史研究》一大厚冊。這本書在中國影響很大，解放前就已經全部譯成漢文了。這本書出來以後，對於一般學習蒙古史的人來說非常方便。 其次就是羽田亨（1882年—1958年），他主要是研究中亞細亞史，寫有《西域文明史概論》。（「敦煌學」這個名詞，是一個帶有殖民地意味的名字，是帝國主義分子把中國的文物盜竊出國後，為研究這些東西而創造出的名詞。）羽田亨在晚年編了兩本書：一本是從《明實錄》中抄出有關蒙古、滿洲的史料，稱《明實錄鈔》，蒙古篇九冊，滿洲篇六冊，最後還有一冊索引，共十六冊；另一本是朝鮮《李朝實錄鈔》。孟森（孟心史）的《明元清系通紀》就是根據《李朝實錄》和其他材料寫成的。如果要研究明清關於東北的情況，這是一部重要材料。其中有關蒙古和東北的材料，也印出來了。 最近死去的和田清（1890年—1963年），是「東洋文庫」研究所的所長，專門研究明朝蒙古。明朝蒙古是冷門中的冷門，他寫了很多文章。日本為他出了一本紀念冊。他的文章大體都收入他的《東亞史研究》中。 再次小林高四郎，現任橫濱大學教授。解放前他在中國居住時，找了蒙古人學習蒙文，搜集了很多材料，專門研究《元朝秘史》，出了一本《元朝秘史研究》。 此外還有一個岩村忍，是京都大學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所長。曾經去阿富汗做過考古發掘工作。在人文科學研究所里設有漢簡班、元典章班。他主持元典章班。京都大學最近把《元史語彙集成》也出版了。 以上這些人從白鳥庫吉以來，完全走的是西方漢學家的道路。從語言、史料著手，做一些考證工作。 上面我們大體介紹了一下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研究蒙古史的情況。我們知道，蒙古史的研究，是一門帶有世界性的學問，許多國家都在研究它。那麼我們研究蒙古史的水平如何呢？我看，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在世界上來比較，我們是有一定水平的。研究蒙古史不能關起門來搞，必須要看一看世界上各國的研究水平。 今後我們如何研究蒙古史呢？在這裡，我個人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有個領導人在前年去南京大學時，曾經說過這樣幾句話，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深刻。他說，我們是一個大國，現在別人瞧不起我們，說我們的國家不如人家。我們一定要拚命趕上，人家會的我們要會，人家不會的我們也一定要會。我看研究元朝的歷史也應該如此。 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史學家在語言文字上造詣較高，我們今天也一定要趕上。研究蒙古歷史，語言文字是一種障礙，有些譯名不好記，就是因為我們對語言文字掌握不好，一看就頭痛。資產階級史學家研究阿爾泰語系的語言，特別是研究蒙古語言和突厥語的關係，逐步解決了一些問題。所以我們在語言文字方面一定要下功夫。另外，關於蒙古史的材料，東方文字和西方文字都有不少記載，這些東西我們都要下一些功夫掌握，至少要學習一兩種東方文字來彌補我們在語言文字上的缺陷。這些史料如果我們自己都能掌握，就不會使人家覺得我們落後了一步。 其次，我們研究歷史要從史料中得出結論來，不是先有結論，然後找符合我們的意見的材料，用來證明我們的意見。千萬不可用個別史料來為自己的主觀意圖服務，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工作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的漢學家研究些什麼呢？他們研究遼朝的契丹人如何統治漢族，女真人又如何統治漢族。他們的結論是為當時的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還有一種民族沙文主義者，說清朝時蒙古人受不了壓迫都向俄國跑，在那裡得到了溫暖，好像帝俄是天堂。 再次是要用階級觀點，要用唯物史觀看問題。我們首先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當時的情況是怎樣就是怎樣，不能拿今天的思想來要求古人。這樣要求是不可能的。我們常常議論古人如何如何，我們學習歷史的人都是事後諸葛亮。如果我們生在當時，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也可能是那樣做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那個時代所發生的情況用歷史唯物主義來估價。過去有一個口號是「一論、二史、三工具」，現在看來還是這樣。歷史發展的趨向是怎樣，這些事件在當時產生什麼作用，這樣來研究歷史，慢慢地對歷史上的成就也就看得愈來愈清楚。我們學習蒙古史，往往說蒙古人屠殺了很多人。但是進行屠殺的是蒙古的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的蒙古人也是被驅使被壓迫的，他們甚至被迫賣兒賣女給別人充當奴隸，他們也是被壓迫階級。從階級觀點來看問題就不會有民族偏見了。其次是要掌握史料。但是史料也要有分析，特別是內在的分析。再次就是要花很大功夫來掌握語言文字這一工具。 （二） 研究元史要讀一些什麼漢文書？ 研究蒙古歷史第一部應該讀的是《元朝秘史》。蒙文《元朝秘史》現在有三種本子：一種是葉德輝刊本；一種是《四部叢刊》三編本，這書明朝初年有刻的，現在北京圖書館保存有原刊本幾十頁；還有一種是蘇聯莫斯科東方文獻出版社的影印本，有李文田的注釋。 其次是《元史》，我們已經談過了，這裡就不說了。 再其次就是《聖武親征錄》，有李文田的校正，王國維的校注。收集在《王靜安先生遺書》中的是一個比較好的本子。 另外就是《國朝名臣事略》，蘇天爵編。其中包括有四十七個人的傳記。第一個是木華黎，最後一個是劉因。前四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後面都是漢人，沒有南人。因為收集的都是元朝初期的人物，即大蒙古國時代的人物，後來的人都沒有收集進去。《元史》列傳就是按照這種體裁編的，《元史》列傳的前三十二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後面都是漢人和南人。它的編法是某人死了後，把他的行狀或神道碑等材料加以剪裁，按照時代排列。《元史》中這四十七人的傳某一段從哪裡來，都可以根據它找出來。此書有元刊本，流行較少。《四庫全書》本把人名地名都改了，一改就不知道寫的是誰了。最近中華書局把元刊本重新影印出來了。 《高麗史》是明初葉朝鮮人鄭麟趾編的。寫於李成桂推翻高麗王以後。因為朝鮮當時名義上是中國的屬邦，他們的君主只有王，所以書中的「紀」只稱「世家」，不稱「本紀」。1957年—1958年朝鮮把它影印出來了，共三冊。研究遼、金、元史時，這是一本必讀書，有些材料對我們很有用處。 《庚申外史》，明朝權衡著。庚申是元順帝的生年。書中談元末農民起義事跡較多。 另外一本研究元末農民起義的必讀書，即《國朝群雄事略》，清初錢謙益著。沒有收進《四庫全書》。錢謙益原在明朝做官，後來降清，又做了清朝的官。書中記載著和朱元璋爭天下的劉福通、韓林兒等人的事跡。這本書對我們編資料很有用處，所摘錄的資料一律註明出處。有些材料在今天已經不易見了，但是在這本書里被保存下來了。 《北巡私記》，劉佶著。記載元順帝於1368年逃出了北京，先到了上都，後來又到了應昌。這本書只有幾千字。 《輟耕錄》，陶宗儀著。這本書是元朝筆記中較好的一本，並且有很多較重要的材料。最近中華書局又重印出版。 還有是關於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材料，一本是《長春真人西遊記》，李志常撰。記載長春真人到興都庫什思汗去回所見的沿途情況。 《西遊錄》是耶律楚材著的。耶律楚材是契丹人。《西遊錄》分為兩部分：前半段是寫耶律楚材去西域的沿途情況；後半段是罵邱處機的。1926年以前知道的就只有前半部（盛如梓的《老學叢談》中有《西遊錄》節錄）。直到1926年日本神田信暢才發現了全書。 《蒙韃備錄》《黑韃事略》是南宋遣人出使蒙古議定聯合攻金時，使臣調查蒙古的材料。前書為趙珙所著，是他參加使團去蒙古回來的調查報告；後書是彭大雅、徐霆所著。在這兩本書里，記載了蒙古人的衣、食、住、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情況。這兩本書對研究蒙古初期的社會經濟情況非常重要。 《真臘風土記》是周達觀出使柬埔寨的記載。《島夷志略》是汪大淵游東南亞的所見所聞。這本書有兩種註：一種是沈曾植注，載《古學彙刊》；一種是藤田豐八注，載於羅振玉的《雪堂叢書》中。 此外，還有元朝人的文集，約近二百種。在這些文集裡保存了一些神道碑墓志銘。這些文集中比較著名的如金末元初元好問的《元遺山集》、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忽必烈時代有郝經的《陵川集》、王惲的《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再稍晚一點的有劉敏中的《中庵集》、虞集的《道園學古錄》和蘇天爵的《滋溪文稿》等等。 （三） 蒙古社會性質問題 在談社會性質問題以前先談一談蒙古族的起源問題。關於蒙古族的起源問題，有的說起源於突厥，有的說起源於匈奴，有的說出於吐蕃。有種種說法。 在談這個問題以前，我們不妨先看一看我國古代北方阿爾泰語系中有哪些民族，這些民族分支的情況。 通古斯語族中有：肅慎、挹婁、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滿洲。 蒙古語族中有：蒙古、韃靼、瓦剌、準噶爾。 突厥語族中有：堅昆、丁零、高車、噠、鐵勒、突厥、回紇、黠戛斯（吉爾吉斯）、沙陀、汪古。 還有一些現在還不能完全肯定屬哪個語系的：匈奴、大月氏、東胡、鮮卑、柔然、室韋、契丹、奚。 古代民族在蒙古高原，由於時代不同，名稱也不一樣。蒙古興起以前，名稱很多。北方民族在殷周時代有各種名稱，到戰國時稱匈奴。南匈奴後來併入鮮卑。柔然興起後又被突厥消滅。後來回紇、黠戛斯相繼稱雄漠北。契丹、女真建國中國北方。所以在蒙古地區居住的民族在歷史上非常複雜。 上面三大系的分布地區大致是：通古斯族在東北；蒙古族在額爾古納河一帶；突厥族在西北地區。 蒙古東部是室韋、契丹、奚，在今東北。肅慎、勿吉、靺鞨是北方民族。蒙古在古代不知道叫什麼，明朝稱韃靼，清朝稱瓦剌，這是屬於蒙古語系。滿洲屬通古斯語系。 蒙古、突厥、通古斯三者的關係是兄弟關係，它們共同從一個母語來的。但是，有人說這三個語系是母子關係，不是兄弟關係。就是說蒙古族出於突厥。那麼在語言學上就講不通，就等於說法語來源於西班牙語，或者說西班牙語來源於義大利語，這是不妥當的。所以我們說「蒙古族出於突厥」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另一種說法是「蒙古族出於室韋」。室韋原來分布在呼倫貝爾湖以東。說「蒙古族出於室韋」是對的，更確切地說，是出於蒙兀室韋，但不是室韋的全部。可是這也不解決問題，因為它實際上還沒有說出它的族源。 第三種說法是出於吐蕃。無畏空寫了一本《蒙古宗教史》，在青海出版的，就有這種說法。這種說法是從《蒙古源流》來的。《蒙古源流》的作者是一個喇嘛，於是就和西藏拉關係，說蒙古最早的首領源於吐蕃。是近人的附會之說。 第四種說法是出於東胡。東胡屬什麼民族？有什麼根據說出自東胡？從語言學上講，蒙語我們很清楚，東胡語和匈奴語如何？有何共同之處？這些問題都弄不清楚。這種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 第五種說法是出於匈奴。這種說法問題就大了。匈奴是兩漢時期北方一個相當強大的民族。在東漢末年，匈奴人和漢族老百姓一樣，給漢族地主當佃戶。成吉思汗建國是在十三世紀初，從匈奴滅亡到成吉思汗建國，其中又經了鮮卑、柔然、黠戛斯、韃靼等，在這一千多年的時間裡，要想把它們掛上鉤是不容易的。並且誰也不知道匈奴語是怎樣，是不是阿爾泰語系？如果是，那麼是蒙古語、突厥語，還是通古斯語？目前還沒法解決。 蒙古族的演變，在成吉思汗以後我們清清楚楚，在此以前我們就難以推測了。推論和設想不可太遠，宗教家的附會之說，難以置信。成吉思汗以後的蒙古族，起源於額爾古納河流域是肯定的。至於它的先世究竟如何與古代掛鉤，在考古學和語言學資料貧乏的今天是難以解決的。 蒙古族的世系傳說不外乎根據以下幾種材料：第一是《元史·宗室世系表》；第二是《元朝秘史》；第三是拉施特的《史集》。但是在合不勒汗以前的世系，以上諸書的說法各不相同，而且誰又能斷定十三世紀的傳說材料是完全可靠的呢？ 有人說，根據《元朝秘史》，蒙古族最早的祖先是蒼狼和白鹿，後來生下了兒子名巴塔赤罕，以後一代一代到了成吉思汗。但是，蒙古族到了1204年成吉思汗時代才開始有文字，在此以前根本沒有文字。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能夠把自己的祖先往上推到幾十代，這是難以想像的。我們能不能叫任何一個記性好的老人說清楚他幾十代以前的老祖宗呢？可能有人說，有些少數民族是可以記憶自己許多代的老祖宗的，譬如彝族，他們可以背出幾十代祖先。我們知道他們有一種特殊辦法。比如南詔國王世系就很好記，我也可以背出，如：細奴邏、邏盛炎、盛炎皮、皮邏閣、閣邏鳳，閣邏鳳的兒子叫異牟尋，下面是尋閣勸、勸龍晟……他們父子聯名，很好記。如果不是這樣，幾十代祖先就不好記。但是蒙古族的傳說就不是這樣。根據成吉思汗以前祖先傳說，一代一代往上推三百多年，作為研究歷史的材料，是靠不住的。 總而言之，關於蒙古先世的傳說，我們可以這樣講：最早是和突厥人在一起，文化水平比突厥低，它就採用突厥人的傳說；後來和西域人接觸，又採用回教先世的傳說；後來又信奉喇嘛教，又採用了西藏人的一些神話故事。把這些都扣在自己的頭上，作為自己的祖先傳說。這樣看來，這個民族和多方面都有聯繫，但是這些關係都不能在研究民族來源的問題上作為掛鉤的確實材料。 下面我們談一談十二世紀蒙古的社會性質問題。 一種說法是蒙古無奴隸社會。前幾年我也同意蘇聯的這種說法。同時還認為蒙古族也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社會，是由封建社會飛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可是為什麼蒙古族老是往前跳，從原始社會一下跳到封建社會，又從封建社會一下跳到社會主義社會呢？ 這裡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有些人想用元朝買賣奴隸和大量掠奪奴隸來證明蒙古是處在奴隸社會階段。而且說在兩宋時期，農民的人身依附關係比較松，到了元朝，人身依附關係又加強了。 今天在帝國主義的「文明世界」，還有人口買賣的事實。用這樣事實來說明今日帝國主義國家還處在奴隸社會階段，這是誰也不會承認的。那麼用元朝買賣奴隸來說明蒙古處在奴隸社會階段，豈不也是難以令人信服嗎？至於說元朝人身依附關係比兩宋時代加強了，我們找不到有力的證據。 蒙古族是不是經過了不發達的奴隸制？它有奴隸，但是，是家內奴隸。這種說法倒有些合乎情理，但是這方面材料不多。我們研究蒙古社會性質，只能夠拿《元朝秘史》和拉施特的《史集》作基本材料。根據《元朝秘史》來看，當時的奴隸究竟從事什麼勞動？打了一次仗，俘虜來的人，男人殺了，女人該做奴僕的做了奴僕，該做妻子的做了妻子。有人說：俘虜了敵人以後，做茶飯的有了，使喚的有了，有的是用於看門、餵馬、剪羊毛、擠牛奶。大批奴隸都做傭人，他們大體上都是家庭奴隸。牧羊用不了多少奴隸，一個人騎上馬就可以放牧大批羊群。傭人多了對牧主不利，那麼剩下來的人究竟怎麼辦呢？這個問題我談一下個人意見。據波斯文《史集》，蒙古初期有一種「老奴隸」。所謂「老奴隸」，不是說這個奴隸的年歲很大，而是說這個奴隸的祖先就是奴隸。老奴隸和主人是同伴關係，而不是主奴關係。遊牧民族打垮了另一個民族，占領了他們的土地，或者是把它完全殺光，或者是留下。留下的就作為老奴隸，不解散他們的部落組織，整個部落作為征服部落的奴隸，就像漢朝的「屬部」，是這一集團世世代代的奴隸，是整個部落的奴隸，而不是某個人的奴隸。在蒙古亦是如此。如札剌亦兒部（即木華黎所屬的部落）被蒙古人打敗了，就成為蒙古族的屬部。在其他部落里，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例如在匈奴的歷史中，記載著匈奴人俘虜了大批漢人，但不是把他們分給某個人做奴隸，而是把大批漢人集中在漠北某一河邊種田，使他們從事農業生產。根據《漢書》的記載，他們在內地的子弟能夠知道他們在漠北的消息，當他們的子弟在內地無法生存時，還跑到匈奴那邊去尋找他們的親人。尤其是契丹人更為顯著，他們俘虜了很多漢人，並且設立了州、縣，命令俘虜來的漢人在那裡種田。時間久了，由於交往的關係，屬部的語言、風俗、習慣就採用了統治階級集團的語言、風俗、習慣，於是變成了這個民族的成員，成為他們的一部分，這個民族也就擴大起來了。能不能這樣來解釋遊牧民族和被他們征服民族的關係呢？把被征服民族作為屬部，那麼老奴隸就不是個人的奴隸，而是這整個部落的統治集團的奴隸。我們研究歷史不能簡單化，各個民族有自己的特殊情況，要根據各個民族的特殊性來看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把人類社會分為五個階段，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地區有它自己的特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有自己的特殊情況，那就要根據這些特殊情況、根據材料提出自己的結論，拿別的地方的結論在我們這裡硬套是不行的。我認為用這種遊牧民族的奴隸的情況來解釋蒙古社會性質問題比較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