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十二章 一仆二主

當情況朝著英法重新開戰的方向發展時，昂蓋朗的英格蘭婚姻使他陷入了有關忠誠的兩難境地。他既不能拿起武器對抗自己的岳父，因為他在英格蘭擁有土地，為此欠著岳父的情，可另一方面，他也不能起而對抗自己實質上的君主——法蘭西國王。 查理國王在加斯科涅領主們提出的主權問題上步步進逼。國王煞費苦心地為重啟戰爭準備著精心設計的理由，在此過程中，他向博洛尼亞、蒙彼利埃、土魯斯和奧爾良大學的著名法律專家尋求法律上的意見，而不足為奇的是，他們做出了查理想要的反饋。打著法律的旗號，查理傳喚黑王子到巴黎來回應針對他的抱怨。王子「凶神惡煞般地盯著」信使，恰如其分地回答說，他願意前來，「但我向你保證，我們的頭上會戴著頭盔，我們的人馬將達6萬」。於是，查理迅速宣布他是個不忠的封臣，宣布《布雷蒂尼條約》作廢，於1369年5月宣戰。 隨著這種局勢的發展，在兩位國王那裡都擁有土地的封建領主們「傷透了腦筋……尤其是庫西之主，因為這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依照博內特的看法，在對兩位勢不兩立的君主都有忠誠義務的尷尬困境中，一位封臣應當為其最初發誓要效忠的君主提供軍事服務，並派一位替身去為另一個君主作戰——一個機智但昂貴的解決之道。英王愛德華不能強迫庫西與其實質上的君主作戰，但足夠顯而易見的是，假如他為法國而戰，那麼他作為貝德福德伯爵的眾多財產，有可能還有伊莎貝拉的財產，都將被沒收。 他的第一個計劃是離開法國去角逐一塊屬於其母親遺產的哈布斯堡領地，它位於阿爾薩斯的瑞士一方的汝拉山（Jura），一直被他的表親、奧地利公爵阿爾伯特三世（Albert III）和利奧波德三世（Leopold III）所扣留，令他無法擁有。儘管庫西的繼承權一直存在爭議，而且視聽均遭混淆，但他對自己的權利毫不懷疑。他1369年的封印上有塊盾牌，奧地利的紋章占據了它的1/4，其方式與愛德華的異曲同工：愛德華在自己的盾徽上放上法國的紋章，代表他對法蘭西王位的繼承權。庫西封印上有個幾乎不到兩英寸高的沒有臉的小人像，憑藉其獨特的站姿表達了與庫西箴言相同的傲慢態度。貴族封印上的典型形象是一位高舉著長劍縱馬飛奔的騎士，與此不同，庫西的人物站得筆直，穿著帽舌封閉的盔甲，右手握著一把杵於地上的長矛，左手執著盾牌，顯得威嚴而堅定。這種罕被使用的站立形象暗示著攝政者或王室血統，在庫西生活的時代，曾出現在安茹、貝里和波旁公爵的紋章之上。終其一生，這個矗立不動的形象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有時戴著一頂垂至肩頭的羽冠）保留在庫西的封印之上。 1369年9月，庫西率領一小隊騎士和混編的皮卡第——布列塔尼——諾曼底士兵，進入位於帝國邊境的阿爾薩斯。大約就在此時，伊莎貝拉帶著女兒返回了英格蘭，要麼是為了保護她的收入，要麼是因為她母親於溫莎城堡陷入了彌留之際，要麼是出於這兩個原因。善良的王后菲莉帕於1369年8月的逝世具有歷史性的影響，它使傅華薩轉向了法國和法國資助人——庫西位列其中——在正在展開的編年史中採用了法國人的視角。 在阿爾薩斯，庫西與蒙貝利亞爾伯爵（Count of Montbéliard）締結過合約，以2.1萬法郎的代價換取他的幫助來對抗哈布斯堡公爵。在給斯特拉斯堡和科爾馬（Colmar）城的宣言中，他聲稱對它們毫無惡意的企圖，並聲明了他的繼承根據。在那之後，由於證據模糊，我們只清楚一點，即這個計劃突然夭折。有人說，奧地利公爵招募了一支蒙貝利亞爾的強大軍隊來圍困庫西的軍隊，也有人說，9月30日，查理五世送急信給庫西，要求他參加針對英格蘭的戰爭。必須做決定的他顯然能夠製造一種使其對國王保持中立的可接受的局面，因為他在那個時候突然不見了，而且在接下來的兩年間，除了一份參考文獻外，他的歷史一片空白。 那份文獻將他放在了布拉格，他於1370年1月14日從那裡簽署了一份法律文件，將一筆源於其英格蘭稅收的40銀馬克的年金贈送給他的大管家沙努安·德羅伯薩特。前往布拉格的旅行應當是種順理成章的努力，為了自己的繼承權而爭取讓皇帝對哈布斯堡家族施加影響。傅華薩後來說，庫西「屢次」向那位皇帝申訴自己的權利，皇帝明知它們是正當的，但表示沒有能力「約束在奧地利的那幫人，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十分強大，擁有很多優秀的戰士」。 在間隔了22個月以後的一份文獻中，證據將庫西放在了薩伏伊。在那裡，他從1371年11月起便與同自己有親屬關係的綠伯爵進行積極的交涉，以阻止那位貴族向對手提供取之不竭的供應。在1372年至1373年間，兩人都在義大利，為教皇攻打擊維斯孔蒂家族。 自從羅馬帝國倒台後，權力便移出了義大利，在一片具有璀璨文化的土地上留下了政治上的混亂。義大利城市在藝術和商業上都極為繁榮，其農業較其他地方發展出了更高超的技藝，她的銀行家們積聚資本，成了歐洲金融的壟斷者，但無休無止的派系鬥爭和為了控制教皇與帝國的分裂鬥爭，也就是圭爾夫派（Guelf）和吉貝林派（Ghibelline）之間的鬥爭，將義大利帶入了失去令人渴望的秩序的暴君時代。曾經是共和自治之母的城邦屈從於肯·格蘭德斯家族（Can Grandes）、馬拉泰斯塔斯家族（Malatestas）和維斯孔蒂家族的統治，他們使用軍隊而非頭銜來進行統治。屈從於暴君（保留了自己獨立的寡頭政治的威尼斯和保持了其領主的佛羅倫薩除外）的義大利被但丁拿來與奴隸和妓院作比。再沒有比義大利人更喜歡談論統一和國家狀態的人了。 部分因為這些狀況，外國僱傭兵在義大利找到了一個現成的立足點。他們不受忠誠性的約束，為利益而非忠誠而戰，所以他們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滋養戰爭，並儘可能地延長戰爭，卻讓不幸的百姓忍受其後果。商人和朝聖者不得不雇用武裝護衛。城門在夜間緊閉。「因為害怕這些連隊」，錫耶納附近的一所修道院的院長一年要將自己的財產向這座有城牆的城市轉移兩到三次。一位佛羅倫薩商人在路過一個被匪徒接手的山村時遭到攻擊，儘管他大聲呼救，而且全村的人都聽到了呼救聲，但沒有一個人敢來幫助他。 可是，即使在罪惡當道、襲擊變得習以為常之時，日常生活仍然如野草的生長般照常持續。偉大的威尼斯和熱那亞海上共和國仍在給歐洲帶來東方的貨物，義大利的銀行和信用網絡依舊忙於看不見的生意，佛羅倫薩的編織工、米蘭的武器製造者、威尼斯的吹玻璃工、托斯卡納（Tuscany）的工匠仍在紅瓦屋頂下從事著自己的手工活動。 在14世紀中葉，義大利的核心政治事實是，阿維尼翁教會拚命地想要保住其對位於這個教皇國家的臨時基地的控制權。事實上，想要在國家之外統治這個義大利中部的大塊區域是不可能的。這一努力的代價是一系列激烈的戰爭、鮮血和屠殺、沉重的賦稅、受人憎恨的外來總督，以及對位於其祖國境內教廷的日益敵視。 重新占領教皇國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與維斯孔蒂家族統治下的米蘭的擴張產生了衝突，維斯孔蒂家族已於1350年占領了博洛尼亞這塊教皇的封邑，並有成為義大利的主宰權力的危險。當教皇軍隊成功地重新奪回博洛尼亞時，勃然大怒的貝爾納博·維斯孔蒂強迫一位牧師從一座高塔的頂端宣布對教皇的咒逐。完全拒絕接受教皇之權威的他奪取教會的財產，強迫米蘭大主教向他下跪，禁止其臣下繳納什一稅、尋求寬恕或與羅馬教會有任何其他的交道，拒絕接受教皇任命的有俸教士進入自己的領地，撕碎並踩踏教皇的文書。當他因無視要他前往阿維尼翁的徵召而被以放蕩、冷酷和對教堂懷有「魔鬼似的憎恨」的罪名判罪時，烏爾班五世於1363年將其作為異教徒逐出教會，並做出了本世紀許多徒勞無益的姿態之一：宣傳對其進行十字軍東征。由於憎恨阿維尼翁教廷的庸俗世故、巧取豪奪及其在法國軌道上的存在，義大利人認為烏爾班只不過是法國人的一個工具，所以對他的號召充耳不聞。 俗名紀堯姆·德格里蒙德（Guillaume de Grimoard）的烏爾班出身於朗格多克的一個貴族家庭，是個真摯虔誠的人，以前是聖本篤修會修士，所以他由衷地渴望恢復教會的信譽，復興教皇的名聲。他減少名目繁多的有俸聖職，提高教士的教育標準，採取嚴厲措施打擊高利貸、僧職買賣和教士納妾，禁止在教廷中穿尖頭鞋，不讓自己去取悅於紅衣主教團[1]。當他被選為教皇時，他不是紅衣主教團成員，而僅僅是馬賽的聖維克多（St. Victor）修道院的院長。他戰勝了包括野心勃勃的塔列朗·德佩里戈爾在內的級別更高的候選人得以當選，只因為紅衣主教們沒有辦法在自己人中一致選出一人來當教皇，但公眾認為，這齣於他們自己群體之外的令人瞠目的違和之舉一定是受到了上帝的啟示。在追逐其最喜愛的主題的彼特拉克看來，只有聖靈才會使紅衣主教這樣的人壓下自己的嫉妒和野心，為一個將使教廷重返羅馬的教皇打開升遷之門。 這位烏爾班打算儘快確定對聖彼得之遺產的控制權。在世界各地的虔誠教徒中，對重返羅馬的渴望表達了對一個淨化的教會的渴望。如果教皇也具有這樣的情緒，那麼他也會意識到，重返羅馬是控制那一臨時基地的唯一手段，他也明白有必要終止那被其他歐洲國家視為是法國家臣的身份。很明顯，教會在阿維尼翁停留的時間越長，它在義大利和英格蘭的聲望便越小。雖然紅衣主教們強烈反對，法蘭西皇帝也斷然拒絕，但烏爾班還是決定要重返羅馬。 在義大利，貝爾納博不是牧師們唯一的敵人。弗利的暴君弗朗西斯科·奧德拉斐對開除教籍令的反應是，讓塞滿稻草的紅衣主教人像在集市廣場被燒毀。就連因為要對抗米蘭而時常與教會結盟又解約的佛羅倫薩在精神上也是反教會和反教皇的。佛羅倫薩的編年史作者佛朗哥·薩凱蒂（Franco Sacchetti）為奧德拉斐惡毒地令一位牧師致殘的行為找藉口，其根據是：他不是出於貪婪之罪才這樣做的，假如所有牧師都得到同樣的對待，這對社會將是件好事。 在英格蘭有種說法：「教皇變成了法國佬兒，耶穌變成了英國人。」英格蘭人越來越討厭教皇委派外國人來擔任英格蘭的有奉聖職，並由此使英格蘭的金錢流至國家之外。在變得越來越獨立的過程中，他們已不知不覺地走向了一個英格蘭教會。 1367年4月，烏爾班實施了龐大的動遷，不顧紅衣主教們的哀號（據說他們尖叫著說：「哦，邪惡的教皇！哦，不敬神的兄弟！他要把自己的兒子們帶向何處？」仿佛他正帶著他們流亡他鄉，而非走出放逐），執意從馬賽出發。紅衣主教們不願意離開阿維尼翁的奢靡生活，前往動盪、衰落的羅馬，所以紅衣主教團中最初只有5人陪伴在他左右。龐大的管理機構的更大部分留在了阿維尼翁。 烏爾班的首個著陸地是來亨（Leghorn），在那裡，比薩總督喬瓦尼·阿涅洛（Givanni Agnello），一位「可憎而蠻橫的」統治者，在約翰·霍克伍德爵士和1000名身著閃亮鎧甲的士兵的護衛下前來見他。剛看到那位總督時，教皇渾身顫抖，拒絕登岸。這不是重返不朽之城的吉兆。 14世紀的誹謗精神統治了這次回歸。只有當他召集起一支臨時軍隊和一支由義大利貴族組成的令人難忘的護衛隊時，這位神父才得以進入如今混亂得令人悲哀的基督教王國的首都城市。以前依賴教廷龐大業務的羅馬沒有像佛羅倫薩和威尼斯那樣的繁榮商業可予求助。在教廷不在的情況下，它陷入了貧困和長久的混亂；人口從黑死病之前的5萬多人下降到兩萬人；因地震或忽略而坍塌的傳統紀念碑因其石頭的緣故而遭到肆意破壞；牛群生活在廢棄的教堂中，街道上滿是坑坑窪窪的死水坑，垃圾扔得到處都是。羅馬沒有像但丁和彼特拉克這樣的詩人，沒有像奧卡姆這樣的「無往而不勝的醫生」，沒有像巴黎和博洛尼亞這樣的大學，沒有繁榮興旺的繪畫和雕塑工作室。不過它確實為一位著名的聖者提供了避難所，她就是瑞典的布麗吉塔，她對每個生物都善意相待，謙恭溫和，卻充滿激情地批判等級制度的腐化墮落。 在1368年的某個時間，皇帝抵達倫巴第，試圖與教皇聯手對抗維斯孔蒂，這似乎是個吉兆。但他的努力結果寥寥，宿仇和敵對狀態再度呈現。1369年，當拜占庭皇帝約翰五世·帕里奧洛加斯前來羅馬，於在聖彼得教堂舉行的豪華盛典上會見烏爾班時，羅馬教廷與東正教會重新聯合的古老目標似乎觸手可及。約翰五世希望在與土耳其的鬥爭中得到西方的支持，作為回報，拜占庭將重新加入羅馬教會，但當各教會就儀式問題難以達成一致時，這個計劃也便泡了湯。 教皇國中此起彼伏的反叛令烏爾班心憔力悴，貝爾納博的軍隊在托斯卡納的集結令他備感威脅，處處碰壁、幻想破滅的他於1370年9月爬回了阿維尼翁。瑞典的布麗吉塔在遭到拋棄的羅馬預言，他將因背叛教會之母而早早死去。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他死去了，就像法王讓一樣，死於不知名的病症。也許它的名字是絕望。 在選擇繼任者時，紅衣主教們一心想要求穩，選中了一個出身於男爵家族的徹頭徹尾的法國人，即前紅衣主教皮埃爾·羅傑·德博福特（Pierre Roger de Beaufort），他採用的教皇名號為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他時年41歲，是個虔誠而謙虛的人，一種令人討厭的疾病令他坐臥難安，「忍受著相當大的痛苦」，因此，人們相信，他沒有精神頭去羅馬冒險。儘管是卓越的克萊蒙特六世的侄子，但格列高利既無其叔叔的高貴手法，也無他的赫赫聲名，也沒有任何明顯的個性力量。然而，紅衣主教們忽略了至高無上的職位有時所具有的轉變性影響。 剛剛登上教皇寶座的格列高利便像他的前任一樣，感覺到了羅馬的召喚力量，這其中既有宗教界的呼聲，也有離開阿維尼翁，使教會重返其總部的政治必要性。天性與世無爭、猶豫不決的他也許更願意過一種平靜的生活，可作為羅馬教宗，他感到了一種使命感。不過，除非教皇國在與維斯孔蒂的對抗中安全獲勝，否則他無法搬去義大利。為了這個目的，烏爾班曾組織了一支由各種力量構成的教皇聯盟（Papal League）與米蘭宣戰，現在格列高利繼承了這一聯軍。1371年，當貝爾納博占據了更多的教廷封邑時，行動的必要性已迫在眉睫。 同年，綠伯爵薩伏伊的阿馬迪厄斯進入自己與米蘭接壤的領地皮埃蒙特，向自己的一個封臣發起局部戰爭。陪伴在他身邊的是自己的表兄弟昂蓋朗·德·庫西，後者被他任命為負責皮埃蒙特的統帥。 昂蓋朗率領著一支由100個長矛手構成的隊伍於1371年11月至1372年3月冬季的某個時間越過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山。儘管在20世紀，阿爾卑斯山口在冬季是無法穿越的，但對於中世紀的旅行者來說，要是有薩伏伊地區的山地人提供嚮導幫助的話，它在所有季節都可成功翻越。中世紀的人比起其更講究舒適的後代來說，沒有那麼害怕身體的艱難困苦。當地宗教團體所辦的旅客住宿處的僧侶以及因其服務而得以免稅的村民會維護山路的標識，並順山脊拉起繩索。他們引導負重的騾隊，用ramasse（一種用大樹枝製成的粗墊子，樹枝的頂端用繩子綁起來）拉拽旅行者。旅行者戴防止雪盲的護目鏡，或剪裁得像罩住臉的面具一樣的帽子或兜帽。有人看到過一位紅衣主教的由120匹馬構成的隊伍於11月穿越山口，凍雪封住了馬的眼瞼。嚮導們通常會在春季清除掉被暴風雪征服的旅行者或在半夜之前未能到達旅客住宿處的人的屍體。 薩伏伊伯爵從其阿爾卑斯山口的制高點極其有效地控制了翻山的通道。綠伯爵阿馬迪厄斯六世是個意志堅定、雄心勃勃的君主，他的父親與庫西的外婆是兄妹關係。阿馬迪厄斯是其王朝的第十七代君主，是法蘭西王后的妹夫，兩支騎士軍團的創建者，是於1365年將土耳其人趕出加利波利，將拜占庭皇帝重新扶上皇位的那次十字軍東征的領袖，他看不起僱傭軍，認為他們是「無賴之徒」和「無名之輩」——卻依然僱傭他們。偶爾，他並非不屑於賄賂他們，讓他們背叛其以前的契約。為了1371年在皮埃蒙特展開的與薩盧佐侯爵（Marquis of Saluzzo）的作戰行動，他雇用了可怕而殘暴的阿納奇諾·鮑姆加滕（Anachino Baumgarten），此人手下有支德國——匈牙利聯軍，共有1200名長矛手、600名匪徒和300名弓箭手。面對這一威脅，薩盧佐轉而尋求貝爾納博·維斯孔蒂的支持，後者給他派來了援軍。 就在這時，庫西作為薩伏伊戰役的領袖進入了皮埃蒙特。據說，在常規作戰方面顯然受到過良好培訓的庫西將薩盧佐的領地「變成了廢墟」，並派人向阿馬迪厄斯要求更多的士卒，以便更加有效地分解這個國家。這些旨在誘發投降的戰術迅速奏效。庫西占領了3座城鎮並包圍了第四座城鎮，這激起了貝爾納博為其盟國的利益而進行的反擊式防禦。作為回應，阿馬迪厄斯加入了與維斯孔蒂作戰的教皇聯盟，這令他嫁給了加萊亞佐·維斯孔蒂的妹妹布蘭奇悲痛欲絕。作為對阿馬迪厄斯許諾要自費出1000名長矛手的回饋，教皇任命他為西倫巴第地區的聯軍統帥。 在持續的作戰中，這些團隊陷入了一種對他們的後裔而言比對他們更加重要的關係網中。千方百計地通過婚姻、領地或條約而聯繫在一起的交戰者們像一個巨型棋盤上的棋子一樣，在結盟和敵對中進退反覆，這也許可以解釋此次交戰的令人奇怪的非實質性。戰爭因僱傭軍的啟用而變得進一步受到限制，這些根本不講忠誠的僱傭軍比他們的委託人更易在一夜之間轉變立場。曼圖亞（Mantua）的領主開始時是教皇聯盟的成員，後來拋棄了教皇，加入了貝爾納博的同盟。約翰·霍克伍德爵士最初收取的是貝爾納博的報酬，後來拋棄了貝爾納博，加入了教皇聯盟。陷入加萊亞佐的重重包圍的蒙費拉侯爵後來娶了加萊亞佐的女兒——孀居的維奧蘭特。阿馬迪厄斯和加萊亞佐這兩個由對布蘭奇的共同熱愛而聯繫在一起的心有不甘的對手，感覺到貝爾納博的威脅要大於他們對彼此的威脅，所以最終達成了一種私下的諒解。使昂蓋朗·德·庫西在接下來的兩年身陷倫巴第的戰爭是由不斷蠕動的殘段構成的蛇坑。 1372年8月，庫西發現自己在阿斯蒂（Asti）這個薩伏伊戰役的核心地帶與當時從維斯孔蒂那裡拿錢的約翰·霍克伍德爵士的白色連隊發生了對峙。據維拉尼的描述，霍克伍德的每個手下都有一兩個聽差侍候著，將他的鎧甲擦得始終閃閃發亮，以至於它「像鏡子似的熠熠生輝，因而使他們看上去更加令人畏懼」。在作戰中，重甲騎兵的戰馬由聽差們牽著，自己則在一個圍得緊緊的圓圈中徒步作戰，兩人共執一柄矛尖朝下的長矛。「他們步伐緩慢，叫聲可怕，一步步邁向敵人，想要打破或分開他們是極其困難的。」然而，維拉尼補充說，他們在夜襲村莊方面要長於公開作戰，所以若是獲勝，「它更多的是因為我們自己人的膽怯懦弱」，而非那支軍隊的英勇無畏或道德上的優點。 受痛風困擾且對私人戰爭沒有絲毫胃口的加萊亞佐曾派自己21歲的兒子在名義上負責對阿斯蒂的包圍。吉安·加萊亞佐的頭銜是維圖伯爵（Count of Vertu），它來自他與法蘭西的伊莎貝爾（Isabelle of France）的童年時代的婚配。他是個身材勻稱的高個子，頭髮略帶紅色，具有父親那引人注目的英俊面容，儘管最令觀察者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智慧而非他的身體特徵。年輕的維斯孔蒂是其深愛彼此的父母的唯一兒子，受過治國本領方面的教育，卻從未在戰場上試過身手。身為3個孩子的父親的他有兩名護衛陪伴其左右，這兩名護衛是受其父母之命來保護他的，目的是使他免於被殺或被俘，因為他們注意到，被殺和被俘「在戰場上是習以為常之事」。太過盡職的護衛們阻止霍克伍德想要發起的正面突擊，導致惱羞成怒的他拔營而去。結果，薩伏伊人得以解救了阿斯蒂。當貝爾納博為示懲罰而將霍克伍德的報酬減半時，他棄之而去，加入了教皇的軍隊。不久之後，薩伏伊僱傭軍鮑姆加滕離開了教皇聯盟，加入了維斯孔蒂一方。 對於薩伏伊人而言，阿斯蒂的解圍若說不上是一場輝煌的軍事勝利的話，至少也為向米蘭的進軍開闢了道路。在第一次征戰中鎩羽而歸的吉安·加萊亞佐返回了帕維亞，而就在此時，傳來了他23歲的妻子、法蘭西的伊莎貝爾逝世的消息。她在生育他們的第四個孩子時過世，那是個兒子，只比她多活了7個月。 昂蓋朗在阿斯蒂的作用儘管未載入編年史，但一定十分突出，在某種程度上有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為教皇立即賦權給自己的使節、聖厄斯塔什紅衣主教（Cardinal of St. Eustache）「代表教會與庫西之主昂蓋朗簽訂和締結條約、盟約和協議」，目的是授予他指揮正在由紅衣主教帶至倫巴第地區的教皇軍隊的權力。付給庫西的第一筆報酬是5893弗羅林，通過佛羅倫薩的一家銀行核准，由昂蓋朗「親自接收」，條件是，如果庫西未能嚴格執行其與紅衣主教的協議條款，他就必須退還給教皇6000弗羅林。 按照每位配矛騎兵每月20弗羅林這一通行的雇用費用來計算，這筆錢意味著，委派庫西指揮的軍隊人數是300名配矛騎兵，而非教皇許諾的1000人。在契約簽訂的時間，300名配矛騎兵是支一般規模的軍隊，這樣的軍隊從六七十至1000名配矛騎兵不等，每柄矛都有3位騎士，外加騎馬的弓箭手、步卒和僕從。 12月，教皇正式任命庫西為在倫巴第地區與「詛咒之子」作戰的教皇軍隊的統帥。這則任命反映了格列高利對阿馬迪厄斯的不耐煩，後者曾承諾要從西部向米蘭推進，但仍然在皮埃蒙特，防禦自己的領地不受維斯孔蒂軍隊的攻擊。庫西的使命是與現在受教皇雇用的霍克伍德匯合，後者在改變陣營後，退至博洛尼亞，並已再次向西進發，以形成對米蘭的期望中的包圍圈。庫西將與他一起向一個與阿馬迪厄斯的匯合點挺進，在那裡完成包圍之勢。 1373年2月，阿馬迪厄斯終於進入米蘭境內，此時他已經與加萊亞佐達成了一份中立條約。他妹妹布蘭奇一定在終止這場她哥哥毀壞她丈夫領土的令人不快的家庭局勢賽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根據他們的協議，阿馬迪厄斯承諾不騷擾加萊亞佐的領地，作為回報，加萊亞佐承諾不幫助貝爾納博來攻打他。加萊亞佐於是在戰爭進行到一半時抽身而去，使阿馬迪厄斯可以在不用擔心後方遭受攻打的情況下，放心地與貝爾納博進行交戰。 到1373年1月時，庫西已經在帕爾馬（Parma）東部某處與霍克伍德匯合，他們從那裡繼續向米蘭進發。2月26日，就在他們即將抵達其目的地時，教皇突然令人震驚地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命令庫西為維斯孔蒂兄弟提供一份安全通行證，以便讓他們能夠在3月之前出現在阿維尼翁。 格列高利上了維斯孔蒂提出的談判建議的當，那一建議僅僅是貝爾納博爭取時間來集結軍隊的計策。儘管仍然在為其敵人預期中的投降而歡天喜地，但格列高利仍寫信給庫西，表彰他「為了推動教會在義大利的利益而英勇頑強地」作戰，感謝他非凡的作用，感謝他的「堅貞不渝的忠誠」。兩天後，教皇在發現自己被維斯孔蒂所欺騙時，表達了自己的痛苦，說他震驚於庫西竟會「考慮來自教會敵人的和平提議」。他下令庫西再也不得聽取任何此類建議，而是要執行自己的使命，並保證說，教皇下決心「永不談判」。在給所有相關人員的信中，格列高利懇求更積極的行動，以實現兵馬的匯合。 庫西和霍克伍德於4月渡過波河之後，抵達了位於米蘭以東約40英里處的山城蒙蒂基亞里（Montichiari）。到這時，阿馬迪厄斯已包圍了米蘭北部，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暫停（可能由貝爾納博的特務向他的糧草供應下毒所致）後，已行進至一個距庫西和霍克伍德不到50英里的地方。他在這裡駐足，顯然是為了備戰據說正在逼近的貝爾納博的女婿巴伐利亞公爵（Duke of Bavaria）所率領的1000名配矛騎兵的進擊。 在教皇的兩支軍隊之間，貝爾納博於奧利奧河（Oglio）河岸修築了堤壩，它可以被打開，讓洪水沖毀平原，阻止敵人通過。他曾號召加萊亞佐的援兵阻止具有威脅的包圍圈，對庫西之主和被義大利人稱為喬瓦尼·阿庫托（Giovanni Acuto）的霍克伍德「以血還血，以牙還牙」。雖然排除了與自己薩伏伊的妹婿的作戰可能，但加萊亞佐認為自己可以自由地與敵人的其他部隊作戰，也就是說，可以與庫西和霍克伍德交戰。他派兒子率領一支由倫巴第人和鮑姆加滕的僱傭兵構成的軍隊，人數總共超過了1000名配矛騎兵加弓箭手和許多步卒。不斷從曼圖亞領主處獲知有關敵人力量和路線的情報的吉安·加萊亞佐，因為知道自己在人數上的優勢，所以自信滿滿地向前進發。 在蒙蒂基亞里，庫西和霍克伍德的軍隊人數為600名配矛騎兵和700名弓箭手，還有一些匆忙集結起來的provisionati，即農民步兵團。據說，雖然看到自己在人數上占優，可庫西還是將指揮棒交到了霍克伍德手中，因為他的經驗更豐富，並且對義大利戰爭了如指掌，但事情的發展支持了一個相反的版本——他本人率領自己那些被稱作furia francesca[2]的同胞發起了進攻。當兩軍發生衝撞時，重甲騎兵們「一個個死死地糾纏在一起，能看到這場景真是種奇蹟」。若不是有霍克伍德，死傷慘重地敗下陣來的庫西便有可能被征服，但霍克伍德「率領500人前來救援，不為別的，只因為庫西之主已經娶了英格蘭國王之女」。儘管傷亡慘重，但他們還是設法撤到了山頂，而維斯孔蒂的僱傭軍以為勝利在握，便自行分散開來，進入例行的掠奪爭鬥中。連隊的人總是存在控制方面的問題。吉安·加萊亞佐缺乏經驗，鮑姆加滕要麼在沾沾自喜，要麼本人不在場。有關這場戰役的記錄中沒有提到他。 庫西和霍克伍德抓住時機，重新將自己遭到重創的手下集結起來，從山上向下沖向吉安·加萊亞佐。加萊亞佐被拉下馬來，長矛從手上被打掉，頭盔從頭上被擊落，只是由於他的米蘭重甲騎兵的英勇戰鬥，他才僥倖得救，他們掩護他從戰場逃脫，自己卻未等僱傭兵們被重新集結起來，便被打敗。如同普瓦捷會戰的縮小版，在一種令人震驚的顛覆中，處於劣勢的教皇軍隊大獲全勝，從戰場上帶走了維斯孔蒂的旗幟和200名俘虜，其中包括30名高級別的倫巴第貴族，用他們可換來大筆的贖金。教皇宣稱這場勝利是個奇蹟，它的捷報迅速傳至法國，使庫西一夜成名。在他那個時代的小世界中，名望極易獲得；更為重要的是他所學到的東西。庫西再也不會讓自己沉溺於那種不計後果的進攻，而作為整體的法國騎士對這種進攻曾經是那麼熱愛。 從軍事上看，蒙蒂基亞里戰役沒什麼影響。它沒有導致與薩伏伊的匯合，因為庫西與霍克伍德傷亡嚴重、精疲力竭的軍隊判斷敵人會急於突圍，所以反而退到了博洛尼亞，這讓教皇大為憂慮。他不斷請求他們與薩伏伊匯合，以粉碎貝爾納博那個「惡魔之子」。他向霍克伍德承諾，拖欠的報酬很快就會支付，並對庫西大加表揚，誇他「忠誠不渝，具有謹慎明智的判斷力，特別地實誠，出名地慎重」。教皇因為「通過經驗的檢驗」而意識到了「你偉大的決斷力和遠見卓識」，於6月再次任命庫西為統帥。霍克伍德的連隊是軍隊的中堅力量，不是沒給錢就會作戰的，於是他那些未得到報酬的士兵越來越多地造起反來。在經過曼圖亞時，他們對市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大肆盜竊他們的財物，引得曼圖亞領主向教皇抱怨，而教皇反過來請求庫西管束「教會的軍隊」，不要做出進一步的傷害。即使不是種諷刺，但利用匪徒來重樹教皇權威之舉的危險性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經過英勇作戰，薩伏伊伯爵通過了一道狹隘的山口，打破了自己的處境，能夠向前推進，與庫西和霍克伍德在博洛尼亞匯合，然後與他們一起從博洛尼亞出發，於7月再次向西挺進。在摩德納（Modena），僱傭軍再次點燃了市民的怒火，教皇幾乎是滿眼含淚地懇求庫西進行安撫，尤其是因為摩德納屬於教皇聯盟。教皇軍隊於1373年8月抵達皮亞琴察（Piacenza），包圍了那座城市，但適逢阿馬迪厄斯生病，其效果大打折扣。從那時起，由於大雨使河流洪水泛濫，再加上貝爾納博軍隊的進攻和普遍缺乏戰鬥熱情，他們的攻擊土崩瓦解。 作為一支現在徹底失去了組織性並陷入危境的軍隊的指揮官，庫西絲毫也看不到教皇戰爭的未來。由於長期不在妻兒身邊，遠離自己的莊園，加上有必要在被戰爭破壞的祖國處理自己的事務，他申請離開，返回法國。格列高利於1374年1月23日客氣地批准了他的離職請求，並進一步虛偽地讚揚了庫西的忠誠、熱誠、決斷、「極大的誠實」以及其他「萬能的上帝賦予你的」美德。考慮到庫西正在拋棄這項事業，這過度的奉承也許意味著對缺錢的掩飾，因為應該由教皇的金庫支付給他的錢直到許多年後才兌現。 促使其離去的也許還有黑死病於1373年至1374年間在義大利和法國南部的復發。在黑死病的影響下，格列高利的戰爭努力一點點縮小。因疾病而意志受挫的阿馬迪厄斯最終與加萊亞佐單獨簽訂了和平協議，一旦自己在皮埃蒙特的利益得以保全，便棄教皇而去。而在加萊亞佐這邊，因為擔心貝爾納博的政策將會導致毀滅，所以同樣準備隨時與自己的兄弟分道揚鑣。據說貝爾納博一直對與薩伏伊的和解怒不可遏，甚至試圖將其弟妹布蘭奇當作間諜予以暗殺。不得不暫時與教皇達成和解的他通過賄賂教皇的高參們，於1374年6月的條約中獲得了有利的條款。戰爭雙方都沒有達成任何目標，因為除了教皇——他無法使自己的意願產生影響力——沒有一位參戰者是在為任何本質性的目標而戰鬥，而戰爭是樁太過令人生厭和耗資巨大的買賣，若是沒有目標，便很難成功地持續下去。 對於吉安·加萊亞佐而言，他的第二次挫敗讓他受夠了。他再也沒有在戰場上指揮過軍隊。作為一個將把維斯孔蒂帝國帶向其權力巔峰的能言善辯者，吉安·加萊亞佐始終是個憂鬱的人，也許這是因為若不耍手腕或運用暴力就沒法進行統治的無能為力感壓迫著他，而家庭悲劇也讓他感到悲傷。在失去妻子和襁褓中的兒子後，他的長子在10歲、二兒子在13歲時先後離世，只給他留下了一個奉若掌上明珠的女兒，而她也將無法逃脫一種不幸的命運。 隨著瘟疫的第三次來襲，傳染若尚未找到確切的原因，至少是得到了更嚴格的控制。當它在米蘭肆虐時，貝爾納博下令將每個受害人都帶出城去，讓他們在田野上死去或康復。任何曾看護過瘟疫病患的人都將嚴格地進行為期10天的傳染病隔離；牧師們要檢查自己教區的病症，並向一個專門委員會報告，違則處死；任何將疾病帶入城內的人都要被判死刑，沒收全部財產。威尼斯拒絕讓所有有攜帶傳染病嫌疑的船隻入內，但由於跳蚤和老鼠尚不在禁止之列，所以這項措施未能阻止攜帶傳染病的船隻進城。在庫西的戰爭努力的終結地皮亞琴察，有一半的人口死去，而在瘟疫持續了兩年之久的比薩，據說有4/5的兒童殞命。1374年最著名的死訊是70歲的彼特拉克之死，他並非死於瘟疫，而是安詳地坐在椅子上，頭和手臂支在一堆書上，就那樣壽終正寢。他的老朋友薄伽丘也在慍怒與病痛中，於一年後離世。 在未受瘟疫影響的萊茵蘭（Rhineland），一種新癔症以舞蹈狂（dancing mania）的形式出現。它是否由那一年的萊茵河春季大洪水造成的悲慘境遇和無家可歸所引起，或者，它是否是一個動盪年代的自發症狀，在歷史上不得而知，但其參與者都毫不懷疑。他們堅信自己是被魔鬼控制了。他們在街道上和教堂里圍成一圈，又跳又嚷地一連舞上數個小時，呼喊著魔鬼的名字，讓他停止對自己的折磨，或是叫喊著說，他們看到了基督或聖母的幻影，或敞開的天堂的景象。當精疲力竭時，他們倒在地上打滾呻吟，仿佛苦惱至極。當這種病傳播到荷蘭和佛蘭德斯時，舞蹈者會頭戴花環，像苦修者那樣成群結隊地從一個地方走向另一個地方。他們主要都是窮人——農民、工匠、僕人、乞丐，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女人，尤其是未婚女子。舞蹈之後通常是性狂歡，但其主要關注點是驅魔。在那個苦悶的年代，人們感覺到一種惡魔般的存在，在他們的腦海里，社會上沒有什麼比穿尖頭鞋的時尚更確定無疑地指向撒旦之為的了，他們對布道之中對此的抨擊已耳熟能詳。對於這種嚴重損害身體的輕佻行為的某種略帶瘋狂的看法，使它在普通人心中成了魔鬼的標誌。 對教士的敵意給舞蹈者打上了如同給苦修者打上的記號。牧師們迫不及待地想要壓制住對他們構成了威脅的瘋狂，所以會在眾目睽睽之下儘可能多地表演驅魔行為，這也承認了魔鬼的存在。他們舉行遊行和彌撒，為病患祈禱。這種狂亂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便逐漸消失，儘管它會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時隱時現。無論它的起因如何，都證實了人們對超自然的日益信服，教皇也注意到了這一點。1374年8月，他宣布宗教裁判所有權干涉對迄今為止被認為是種民事犯罪的魔法的審判。因為魔法是在魔鬼的幫助下得以發揮作用的，所以格列高利聲稱，它位於教會權限之內。 回到家時，庫西發現自己的故國30年來首次在戰爭中獲益。法國現在有一位這樣的國王：他若稱不上是統帥的話，至少也是個志向遠大的領導者，有明確的戰爭目標——收復被割讓的領土。在庫西因人在義大利而缺席期間，英格蘭已經失去了這些領土的絕大部分，還有她的3位最偉大的士兵：約翰·尚多斯爵士，德比什長官，以及黑王子。如果庫西在其祖國重振河山期間在場並積極行動，而不是因其英格蘭婚姻而保持中立，那麼他也許會承擔起歸了迪蓋克蘭的主要角色。查理五世一直不懈地努力，就是為了贏得這個他不得不依賴的擁有遼闊男爵領地的貴族的支持，事實上，他曾做出特殊的努力，想使他重新依附自己。據當時的一種說法，庫西之主的稱號帶有「像國王或王子一樣崇高的」普遍評價。 昂蓋朗在回程途中被國王直接召入宮中，國王為他大擺筵席，並詢問有關教皇戰爭的所有新聞。昂蓋朗從巴黎出發，回家與妻子團聚，「如果說他們的相聚妙不可言，那也是有足夠的理由的」，傅華薩猜想道：「因為他們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未曾相見。」繼家庭團聚之後的是給庫西提供的一項崇高榮譽，1374年11月，查理五世任命庫西為法蘭西元帥，派遣一位打著王室旗幟的騎士給他帶來代表那一職位的徽章。仍然受縛於其一仆二主身份的庫西覺得自己必須謝絕那一指揮棒。可是，國王卻於1374年8月4日為他指定了6000法郎的年金，他於11月收到了1000法郎的第一筆款項。 庫西離開法國而非參與戰爭之舉，以及他此後毫不動搖地保持中立的做法，都遠未給其名字抹黑，而是被雙方都視為榮譽體面的化身，通過保護其莊園不受英軍攻擊的方式善待於他。在諾利斯於1370年進攻皮卡第各地期間，「庫西領主的土地卻一片和平景象，任何男人或女人，只要說自己屬於庫西之主，他們就不會有一個便士的損失」。如果他們在不明身份的情況下遭到搶劫，那麼他們會得到雙倍的賠償。一位法國騎士，即德秦騎士（Chevalier de Chin），相當有違騎士精神地利用了這一著名的免戰法則，打著帶有庫西盾徽的旗幟，於1373年，在皮卡第地區製造了激烈的摩擦。當英格蘭人看到他的旗幟時，不禁大為驚訝，因為他們說：「那位庫西之主怎麼會在本該是我們的朋友之時，派人到這兒來與我們作戰？」不過，對其名譽的信任使他們不相信那面旗幟，所以克制住了自己，沒有報復他的領地，「也沒有焚燒那裡，或是給它造成一絲一毫的損害」。 查理計劃中的戰略是，避免重大戰役，但對任何易受攻擊的地點採取分散的軍事行動，並向阿基坦施加儘可能多的壓力。為了使卡斯提爾重新加盟，他派迪蓋克蘭於1369年重返西班牙，這帶來了驚人的結果。在托萊多附近舉行的「令人驚異的會見和激烈的戰役」中，唐恩里克和國王佩德羅這兩個同父異母兄弟揮舞著戰斧進行了可怕的肉搏戰，「每個人都高呼著自己的戰鬥口號」，直到佩德羅失敗被俘。傅華薩總是偏愛高尚的版本，但根據西班牙的一部有可能信息更加全面的編年史，那位戰俘得到了不大體面的對待。被囚禁在一座城堡中的佩德羅向迪蓋克蘭提出，如果迪蓋克蘭可以將他轉移至安全地點，他便割讓6處封邑，並奉上20萬金多布勒。假裝接受了這一條件的貝特朗將國王秘密帶出城堡，然後迅速向恩里克告發了他。在面對自己的兄弟時，佩德羅「將手放在自己的佩刀上」，若不是一位機警的法國騎士抓住他的腿將他掀翻在地，「他就會使其一刀斃命」，於是，恩里克就勢用一把利劍刺向他，將他殺死，然後重新戴上了王冠。 對於法蘭西而言，這一結果帶來了卡斯提爾海軍力量的無價加盟，而對於英格蘭人而言，它重新帶來了對會鉗制她的海外擴張的入侵的恐懼。在那之後，接二連三的不幸降臨在英格蘭人的事業之上。黑王子被一種在英格蘭和加斯科涅傳播的傳染性痢疾弄得病懨懨的，最終向水腫繳械投降，這真是一種極為冷酷的諷刺。四肢腫大的他「被如此虛弱的身體弄得疲憊不堪，幾乎沒法坐在馬上」，而當他變得越來越沉重、越來越虛弱時，他無法騎馬，只能躺在床上。對於這個戰爭典範，一個雷厲風行、無比驕傲的人而言，在38歲時被一種丟臉的疾病弄得動彈不得，是件令人氣惱的事，而當他負責的局勢日趨惡化時，就更是如此。王子陷入了暴怒之中，經常大發雷霆。還未等這一切達到一種悲劇性的高潮，另一個不幸又接踵而至。 在民族情感的勁風吹拂下，法國貴族響應王室號召，返回被移交的城堡，形成由20、50或100名重裝騎士組成的小部隊，在被割讓的領地上收復城鎮和堡壘。1370年年初，在位於普瓦捷與利摩日（Limoges）之間的呂薩克（Lussac）發生的這樣一次小衝突中，約翰·尚多斯爵士，那一地區的總管，帶著約300人的隊伍，與一支法國軍隊在維埃納河的一座拱橋上發生了交鋒。下馬徒步作戰的他走上前去迎擊敵人，「旗幟在前，隊伍環護，紋章加身……寶劍在手」。當他在清晨被露水打濕的地面上一步一滑地前進時，他跌倒在地，被一把敵人的長劍從他失明的眼睛一側擊中，所以他未能看到劍的刺來。那把劍從鼻子與前額之間刺進他的大腦。出於某種不可解的理由，他沒有闔上自己頭盔的帽舌。他的手下因為震驚而變得異常兇猛，擊退了敵人，在奮勇搏擊和殺人如麻之後，徑直變得淚水漣漣，表現出了中世紀情感的全部特質。他們環繞在自己領袖那失去知覺的身體周圍，「哀哀哭泣……絞擰著雙手，拉扯著頭髮」，哭喊道：「啊，約翰·尚多斯爵士，騎士之花，不幸鍛造了那把刺傷您的大刀，將您帶入死亡之途！」 尚多斯在第二天死去，一直沒有恢復意識，吉耶納的英格蘭人說「他們失去了海那邊的一切」。作為英格蘭在克雷西、普瓦捷和納傑拉勝利的締造者和戰略家，尚多斯如果稱不上是雙方之魁首，至少也是他那一方最偉大的統帥。儘管法國人為敵人的損失感到歡欣鼓舞，但也有一些「正直的貴族和英勇的騎士」出於一個有趣的原因，認為它是種共同的損失。他們說，尚多斯「如此賢明，如此富有想像力」，又受到英格蘭國王的如此信任，所以他本可以找到某種辦法，「從而使英法兩國間的和平得到保證」。就連騎士團成員也知道渴望和平。 幾個月後，黑王子進行了自己最後一次作戰行動。領土正在從他手上滑落，被法王在朗格多克地區那精力充沛的代理長官德安茹公爵的部隊以及迪蓋克蘭率領的其他部隊蠶食殆盡。1370年8月，查理的與城鎮和貴族進行零星和談的政策使利摩日重回法國懷抱，它的主教儘管曾發誓要效忠黑王子，卻輕而易舉地讓自己被中部地區的統帥德貝里公爵所收買。因為可免除10年的賦稅，地方官員和市民都樂享其成。利摩日在其城門上方升起鳶尾花旗幟，在應有的典禮之後，貝里離開了，留下了一支由100名配矛騎兵構成的小部隊。這支部隊太小了，無法避開接踵而至的事件。 黑王子因其「背叛」而怒火中燒，發誓要讓這個城市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他決定要殺雞儆猴，以阻止進一步的背離行為。從一頂轎子中發布命令的他率領一支包括他的兩個兄弟和他的精英騎士在內的強大軍隊前去進攻利摩日。礦工在城牆上挖掘通道，用木樁支撐它們，一旦點燃它們，部分城牆就會坍塌。從炸開的縫隙擁入的重甲騎兵擋住了城市的出口，進而根據命令對居民高舉屠刀，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勿論。因為恐懼而尖叫不已的人們跪倒在王子的轎子前請求憐憫，但「他是如此怒不可遏，所以根本不去理會他們」，於是他們都死於刀劍之下。儘管他的命令是一個不留，但一些可以付贖金的大人物還是被活捉，其中就有那位主教，黑王子向他投去了「惡狠狠的目光」，發誓要砍掉他的腦袋。然而，經過王子的兄弟岡特的約翰的斡旋，主教逃到了阿維尼翁，帶去了可怕的故事。 目睹或參與了這場屠殺的騎士並非不同於那些為尚多斯之流哀哀哭泣的騎士，但14世紀膚淺情感的較明顯一面是對痛苦和死亡場景的麻木不仁。尚多斯之所以受到哀悼，是因為他是他們中的一分子，而利摩日的受害者在騎士精神之外。此外，生命並非彌足珍貴，因為身體是什麼？說到底，它不過是一塊腐肉，而在塵世上的旅居也不過只是在前往永恒生命的路途上的一次停留。 在司空見慣的懲罰中，利摩日遭到掠奪和焚燒，它的軍事工事被夷為平地。通過這個傳遍了法國的血腥故事，無疑暫時嚇住了人們，讓他們不敢抵抗，但長期來看，它培育了他們對英格蘭人的仇恨情緒，50年後，這種仇恨情緒將把聖女貞德帶向奧爾良。 一位英雄的事業在利摩日的報復性掠奪中宣告結束。因病得太重而無法行使統治權的王子將對阿基坦的統治移交給岡特的約翰，與此同時，又因其6歲的長子愛德華之死而痛苦難當。1371年1月，他離開了波爾多，從此一去不返。他帶著妻子和二兒子理察回到了家鄉，又過了6年絕望的病人生活。 由於法國現在掌握了主動權，英格蘭的軍事策略便大體是被動的。羅伯特·諾利斯爵士於1370年在法國北方各地野蠻掠奪的目的，是儘可能地給當地造成傷害，以便破壞法國人的戰鬥努力，使法軍從阿基坦撤回。他的部隊可以在行軍路過時洗劫村莊，燒毀田野中成熟的小麥，但無法攻克有防禦的地方，也無法激起正面的戰爭。因為既看不到贖金也看不到榮耀，他的騎士們在靠近巴黎時變得越來越不滿，不過，他們的威脅足以令人警覺，這導致迪蓋克蘭於10月被任命為法國的騎士統帥。 曾經當過4次俘虜的記錄表明他是個要麼魯莽要麼無能的武士，但貝特朗卻不是拉烏爾·德·庫西那樣不計後果的莽夫。相反，他謹慎而狡猾，相信憑匱乏和損耗可以削弱敵人，這正是查理選擇他的原因。他的第一項舉措是與一位難以對付的布列塔尼同鄉簽訂一份個人條約，此人是獨眼的奧利維爾·德克利松（Olivier de Clisson），人稱「屠夫」，因為他習慣於在戰場上砍掉敵人的手臂和腿。這支布列塔尼人的隊伍及其追隨者騷擾並追擊諾利斯，而當諾利斯的部隊因心懷不滿的騎士的背叛而分化時，又在羅亞爾河下游的戰役中擊敗了它。通過在這裡猛咬一口，在那裡輕啃一嘴的方式，或是通過收買那些根基太深的英格蘭首領，迪蓋克蘭的部隊一點一點地解放了被割讓的領土。 關鍵優勢的取得是1372年6月卡斯提爾人戰勝了一支離開拉羅歇爾的英格蘭護航艦隊的海戰。那些英格蘭船隻將運來人員和馬匹以增援阿基坦，更關鍵的是，還帶來了兩萬英鎊的士兵薪酬，據說它足以支持3000名戰鬥人員一年的時間。在從間諜那裡獲知了這次遠征後，查理向自己與恩里克國王的同盟發出呼籲。在180名槳手推進下的200噸卡斯提爾大帆船由自由人而非戴鐐銬的罪犯操作，比英格蘭艦隊的只能順風而行的橫帆船更易操作。指揮西班牙人的是職業艦隊指揮安布羅西奧·博卡內格拉（Ambrosio Boccanegra），他的父親一直是唐佩德羅的艦隊指揮官，但因為敏銳地觀察到命運之輪的轉動，在正確的時間改換了門庭。英格蘭人的指揮官是彭布羅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他是英王愛德華的女婿，25歲，有道德敗壞的名聲，毫無航海經驗。在航行進入海灣時，他的船隻遭到了卡斯提爾人船隻的碰撞，後者用油噴射英格蘭船隻的索具和甲板，並借熊熊燃燒的箭頭點燃了它們。他們從高於敵艦的船樓（即「城堡」）上向英格蘭弓箭手扔石頭。在兩天的戰鬥中，英格蘭船隻被燒毀、潰敗和沉沒。其他的損失之一是，裝著金錢的器皿沉入了海底。 金錢的損失削弱了英格蘭對阿基坦的控制，因為它取決於軍隊的報酬。卡斯提爾人對海上的控制使英格蘭與波爾多的交通陷入危境，更糟糕的是，它為法國人襲擊英格蘭海岸打開了通道。正是懷著這種想法，查理於此時在魯昂開發海軍基地和造船廠，在這裡，最大的船隻可以隨著潮流拱入塞納河。如今60歲的上了年紀的愛德華不願在家坐以待斃，發誓要親征海外，「他是那麼強勢，竟堅持要向法蘭西的全部力量發起挑戰」。 英王愛德華通過「扣留」商船及其船長和船員的慣用方式集結起另一支艦隊，帶上生病的黑王子和岡特的約翰，於1372年8月底率領大軍出發，準備勇敢地面對卡斯提爾人，不料卻被天氣所打敗。勁吹了9周的逆風不斷迫使艦隊返航，或是將它留在海港，直到為時太晚，無法於當年出發。國王不得不放棄嘗試，其代價是巨額的花費：糧草和裝備，水手和重甲騎兵的報酬和維持費用，中止的貿易和向船主賠償的經濟損失。而尤其慘重的代價是，人們對戰爭的日益不滿。 中世紀的技術可以在空中蓋起200英尺高的建築奇蹟，可以構想能夠紡織有圖案的布匹的織布機器，以及可以控制無形的空氣去轉動沉重的磨石的齒輪軸，可它未能構想出能夠根據風向調整風帆的從船頭到船尾的帆具。通過人類頭腦的這種意外，戰爭、貿易和歷史得以塑造。 這次航海的失敗間接地導致了英格蘭位列第三的偉大士兵德比什長官的悲劇命運。當愛德華的艦隊在近海苦苦掙扎時，法國人正在收復拉羅歇爾及其內陸地區，而在這些戰鬥過程中，德比什長官被俘。他是在一個夜晚被一支法國和卡斯提爾聯合登陸部隊俘獲的，這支部隊的首領是威爾斯的歐文（Owen of Wales），一位受法國保護的人，他聲稱自己是真正的威爾斯親王。儘管德比什長官借著火把的亮光浴血奮戰，但還是寡不敵眾。查理違背騎士精神之習俗，將他關在位於巴黎神廟的監獄中，沒有贖金特權。德比什長官的命運使騎士身份變成了未知數，令人大為沮喪。 對查理五世而言，政治目標要比對騎士精神的狂熱來得更加重要。他永遠也無法原諒德比什長官在1364年的科舍雷爾戰役之後的背叛，當時，德比什長官先是轉向法國，作為對查理批准大筆稅收的回應，隨後便故態復萌。他的心屬於自己的戰友黑王子，當戰爭於1369年再次爆發時，他否認了對法蘭西國王的忠誠，將財產退回，重新加入了英格蘭軍隊。查理現在決心要讓他無法行動。 雖然英王愛德華提出用三四個法國戰俘再加價值10萬法郎的贖金作為交換，查理仍決絕地拒絕讓這位勇猛無畏的加斯科涅人被贖回，儘管他曾經在莫救過查理的妻子和家人。當德比什長官身體日漸衰弱時，法國貴族請求國王，別讓一個勇敢的騎士死在監獄中，但查理說，他是個強大的武士，如果放虎歸山，讓他重新投入戰鬥，他將收復許多地方。因此，只有他「變成法國人」，他才會釋放他，而德比什長官拒絕了這一條件。當一群以庫西為發言人的貴族再次請願時，國王沉思了一會兒，然後問他該怎麼做。庫西回答道：「先生，如果您要求他起誓，他將永遠不再拿起武器對抗法國人，您就可以釋放他，而這將成為您的光榮。」 「如果他願意，我們就那麼做。」國王回答，但那位憔悴而虛弱的長官說，「即使他不得不死在獄中，也決不發這樣的誓言」。他放棄了那個選擇，從此再也看不到他的寶劍、戰馬或自由，於是他日漸抑鬱，既不想吃也不想喝，漸漸陷入昏迷，在入獄4年後，於1376年死於獄中。 繼愛德華流產的遠征後，英格蘭人又做了一次努力。一支新的軍隊被集結起來，其人數可能約為4000至5000人，儘管編年史作者說是「1萬」和「1.5萬」人。在蘭開斯特公爵岡特的約翰的帶領下（沒有他的父親或哥哥，他倆現在都不適合打仗了），這支軍隊於1373年7月渡過海峽前往加來，其目的十分明確：前去解救阿基坦。它是這場戰爭中最漫長也最奇怪的行軍。 儘管他理應尋求英格蘭人通常在其中可以獲勝的決定性戰役，可蘭開斯特並未採取向南的直接線路，否則他本可以在中途與迪蓋克蘭的軍隊相遇。取而代之的是，他採取了迂迴的長線路，從巴黎後面，經過一段拖拖拉拉一直延續到香檳和勃艮第的掠奪襲擊，穿過奧弗涅的中央高地，最終，在5個月和近1000英里的行軍之後，才到達阿基坦。也許這次著名的（可說是迂迴的）進攻的目的是像諾利斯那樣大肆破壞，另外也許還想分散法國人的注意力，使其不能組織一次對英格蘭的可能入侵。也許蘭開斯特只是想要一個更大的機會來尋找騎士式的冒險以及對彌補國家無法供給的報酬而言必不可少的戰利品。 這支部隊採用慣常的三路並進的行軍形式，一天走八九英里，以便更好地靠鄉間為生，搜刮戰利品，肆無忌憚地行破壞之舉，從而通過居民的抱怨激起法國騎士的戰鬥。由於查理的嚴厲禁止，也因為居民受到鼓勵，在設防城鎮裡尋找避難所，所以這一計劃泡了湯。蘭開斯特的行軍延伸進了寒冷且陰雨綿綿的秋季；糧草供應日漸稀少，馬匹飢餓難耐，陸續死去，不適升級為艱苦，艱苦升級為匱乏。勃艮第公爵的手下跟在英軍後面攻擊掉隊的人，當地人的抵抗帶來了更多的損失，而在南方，迪蓋克蘭埋下了伏兵。11月時，他們到達狂風橫掃、無遮無攔的奧弗涅高原，失去了戰馬的騎士躊躇而行，有些人拋下了生鏽的盔甲，有些人在進入阿基坦時被人看到在乞討麵包。在聖誕節期間蹣跚進入波爾多的精疲力竭的部隊中，一半的人員和幾乎全部的馬匹都已死亡。 剩下的人尚足以守衛現在已經縮減到其最初邊界的老阿基坦，但不足以收復已經失去的地盤。到1374年，《布雷蒂尼條約》已經名實皆亡。除了加來，英格蘭留下的只不過是其在克雷西會戰之前的所有。英格蘭人無法在沒有維持國外軍隊的經濟手段的情況下守衛領土，一旦戰爭爆發，他們也無法守住其百姓變得日益充滿敵意的割讓領土。軍事優勢也沒辦法征服一個拒絕決戰的對手。1374年8月，英王愛德華宣布，他準備簽訂休戰協議。 對於雙方來說，時機都已成熟。運用頭腦的查理五世和運用非正統戰術的迪蓋克蘭已經聯合打造了一種建立在承認可能性基礎上的策略——與為榮譽而戰這一騎士精神的核心原則完全背道而馳。儘管當時的編年史作者和宣傳家試圖將迪蓋克蘭塑造為「身價10倍」的完美騎士，而且查理的傳記作者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堅持頌揚他除真正貢獻之外的一切，但事實上，正是這兩個頭腦強硬的人物的非騎士品性將法國從毀滅的邊緣拉了回來。查理成功地實現了其戰爭目標，但代價是一個飽受蹂躪、精疲力竭的國家。經過一段時間的拖延，他同意派出特使，前往布魯日進行和平談判。 [1] 紅衣主教團（College of Cardinals），羅馬教皇的樞密院，負責選舉教皇的繼任者。——譯者注 [2] furia francesca，義大利語，意為「憤怒的弗朗西斯」。——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