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閒階級論 · 第八章 工業的脫離與保守主義
人類在社會中的生活，正同別種生物的生活一樣，是生存的競爭，因此是一種淘汰適應過程，而社會結構的演進，卻是制度上的一個自然淘汰過程。人類制度和人類性格的一些已有的與正在取得的進步，可以概括地認為是出於最能適應的一些思想習慣的自然淘汰，是個人對環境的強制適應過程，而這種環境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人類賴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斷變化而逐漸變化的。談到制度，不但其本身是精神態度與性格特徵的一般類型或主要類型所由形成的淘汰適應過程的結果，而且它也是人類生活與人類關係中的持有方式；因此，反過來說，它也是淘汰的有利因素。這就是說，變化中的制度也足以促進具有最相適應的氣質的那些人的進一步汰存，足以使個人的氣質與習性，通過新制度的構成，對變化中的環境作進一步的適應。
促進人類生活與社會結構發展的那些力量，無疑是可以最後歸納為人類本身和物質環境兩個方面的；但就這裡的研究目的來說，最好把這些力量大體上說成是這樣一種環境，這種環境部分是人的，部分是非人的，和這樣一種人類，這種人類在體格和智力的構成上多少是有些確定的。但是總的或一般的來說，這樣一種人類還是多少有些變化不定的，當然，主要是在順應的變化可以獲得汰存這一通則之下變化不定的。這種順應的變化的汰存，也許主要是種族類型上的汰存。任何社會，如果其居民是由多種不同的民族混合組成的，則其中在體格上和氣質上比較頑強、比較穩定的那兒個種型，在社會生活史上的任一個時期，就會有這一個或那一個種型上升到統治地位。一般形勢，包括在任一個時期通行的制度，總是會使某一性格類型比其他性格類型格外有利於生存和統治，而這樣汰存下來的民族，他們在繼續保持過去遺留下來的制度並加以發揚光大時，將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愛好來改變這類制度。但除了在性格和氣質比較穩定的若干種型之間進行的淘汰以外，在占優勢的某一個或某幾個種型所特有的性格傾向的一般範圍內的那些思想習慣，無疑也在經歷一個持續的淘汰適應過程。由於在比較穩定的各種型之間進行的淘汰，任何民族的基本特徵可能產生一種變化；而在同一種型範圍之內，由於在某些細節上的適應，由於在任一個或任一類社會關係所特有的種種習慣觀念之間進行的淘汰，也會產生一種變化。
然而就這裡的研究目的來說，關於適應過程的性質這一問題——不論問題牽涉到氣質或性格比較穩定的各種型之間的淘汰，抑或主要是人們的思想習慣對變化中的環境的適應——還是次要的，主要問題是在於如何通過這一方式或那一方式使制度變化和發展。制度必須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因為就其性質而言它就是對這類環境引起的刺激發生反應時的一種習慣方式。而這些制度的發展也就是社會的發展。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係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生活方式所由構成的是，在某一時期或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通行的制度的綜合，因此從心理學的方面來說，可以概括地把它說成是一種流行的精神態度或一種流行的生活理論。如果就其一般特徵來說，則這種精神態度或生活理論，說到底，可以歸納為性格上的一種流行的類型。
今天的形勢是要構成明天的制度的，方式是通過一個淘汰的、強制的過程，對人們對事物的習慣觀念發揮作用，從而改變或加強他們對過去遺留下來的事物的觀點或精神態度。人們是生活在制度——也就是說，思想習慣——的指導下的，而這些制度是早期遺留下來的；起源的時期或者比較遠些，或者比較近些，但不管怎樣，它們總是從過去逐漸改進、逐漸遺留下來的。制度是已往過程的產物，同過去的環境相適應，因此同現在的要求決不會完全一致。出於必然的事理，這種淘汰適應過程是決不能趕上社會在任一個時期所處的不斷變化中的形勢的，因為不得不與之相適應從而進行淘汰的一些環境、形勢和生活要求天天在變化，社會中每一個相繼而起的形勢才告成立，它就開始變化，成為陳跡。發展過程向前跨進一步，這一步本身就構成了形勢的一種變化，要求作新的適應，它也就成了下一步調整的出發點，情形就是這樣無止境地演變下去。
應當注意到，雖然今天的制度——也就是當前的公認的生活方式——並不完全適應今天的形勢這種說法是聽來使人生厭的陳詞濫調；可是也還有一種傾向，這就是，人們對於現有的思想習慣，除非是出於環境的壓迫而不得不改變，一般總是要想無限期地堅持下去。因此遺留下來的這些制度，這些思想習慣、精神面貌、觀點、特質以及其他等等，其本身就是一個保守因素。這就是社會慣性、心理慣性和保守主義因素。
社會結構栗變化，要發展，要同改變了的形勢相適應，只有通過社會中各個階級的思想習慣的變化，或者說到底，只有通過構成社會的各個個人的思想習慣的變化，才會實現。社會的演進，實質上是個人在環境壓迫下的精神適應過程；變化了的環境，同適應另一套環境的思想習慣已經不能相容，這就要求在思想習慣上有所改變。至於這一適應過程是一個持久存在的各種型之間的淘汰與生存過程，還是一個個人對已有特性的繼承與適應過程，就這裡的討論目的來說，並不一定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
社會發展，特別是從經濟理論的立場來看，是「內部關係在大體上很明確地向外部關係調整」的不斷的、有增無已的接近；但這種調整決不會確定完成，因為由於「內部關係」的變化，「外部關係」也在不斷變化。接近的程度可高可低，這要看作出調整時的便利程度而定。不管怎樣，人們在為了符合改變了的形勢的要求而調整思想習慣的時候，總是遲疑不決的，總是有些不大願意的，只是在形勢的壓力之下，已有的觀點已經站不住的時候，才終於這樣做。制度與習慣觀念因環境改變而作出調整，是對於外來的壓力的反應，其性質是對刺激的反應。因此，實現調整的迅速與便利，也就是說社會結構發展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決定於任一個時期的形勢對社會中各個成員發生影響的直率程度；所謂直率程度指的也就是，各個成員在環境的拘束力之前的暴露程度。如果社會中的任何部分或任何階級，對環境所起的影響的任何主要方面，處於有所蔭蔽的地位，那麼社會中的那個部分或那個階級的觀念和生活方式適應改變了的一般形勢的過程將比較遲緩；它將對社會的轉變發生在這一程度上的阻滯作用。富裕的有閒階級，對於促進變化與調整的經濟力量，就是處於這樣的有所蔭蔽的地位。還有一層，有助於制度調整的一些力量，尤其是在現代工業社會的情況下，說到底，差不多完全是屬於經濟性質的。
任何社會的結構如果是由所謂經濟的制度組成的，就可以看作一個工業的或經濟的機械結構。這類制度，就是在社會的生活過程中接觸到它所處的物質環境時如何繼續前進的習慣方式。在某一已有的環境下，如果發揮人類活動力的某些方式已經具體形成，則社會的生活在這類習慣方向下將有相當圓熟的表現。這時社會將利用環境的力量，使生活能夠按照從過去學來的、現在已經與這些制度合而為一的一些方式繼續下去。但是，當人口有了增加，人們支配自然力量的知識和技巧有了擴大和提高以後，那些集體中各成員之間的關係的習慣方式，以及推進整個集體的生活過程的習慣方式，就不再能產生跟以前同樣的結果；由此造成的生活條件，也不再能在以前那樣的情況下或以前那樣的效果下在各個成員中分配。如果一個團體在以前的情況下進行的那種生活方式，在當時的環境下，就那個團體的生活過程的效率或便利程度而言，曾經獲得在大體上盡其力可以達到的最高成就，那末在這個時候，同樣的、沒有改變的生活方式，在改變了的環境下，就不再能產生以前那樣的盡其力可以達到的最高成就。在人口、技能和知識有了改變的情況下，按照傳統方式進行的生活的便利程度，也許並不低於在以前的情況下的便利程度，但大致的情況總是這樣，這時如果能改變方式來適應改變了的情況，就會減少便利程度降低的可能。
集體是由個人組成的，集體的生活是至少在表面上各不相謀的情況下進行的各個個人的生活。集體的公認的生活方式所體現的是，集體中各個人對人類生活怎樣才是正確、善良、合宜和美化的見解上的一致。由於應付環境的方式有了變更，生活條件就須重新分配，就生活的便利程度而言，這一重新分配的結果並不是整個集體的一次均等變化。情況變更以後，整個集體的生活的便利程度也許會有所提高，但重新分配通常會產生的結果是，集體中的某些成員在生活的便利或充實程度上有所降低。在人口、專門技術或工業組織等方面有了進展以後，至少對社會中某些成員來說，如果他們要想便利地、有效地投入改變了的工業方式，就得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這樣，關於生活習慣何者為善、何者為美的一些固有觀念，他們就不再能保持。
任何人，如果必須改變他的生活習慣，改變對他的同輩們的習慣關係，就會感到新形勢要求下的生活方式同他所習慣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兩者之間的矛盾。對於改造已有的生活方式具有最活躍動機的，最容易被說服去接受新標準的，就是處於必須改變生活習慣這種地位的個人，而只是出於生計上的需要，人們才會處於這樣的地位。環境對一個集體施行壓力，促使集體的生活方式進行調整時，是以金錢的迫切要求這一形式向集體的成員進行衝擊的。外在的力量，大部分會表現為金錢的或經濟的迫切要求這樣一個形式，只是由於這個緣故，我們才說，足以使任何現代工業社會進行制度上的調整的那些力量，主要是經濟的力量，或者說得再明確些，這些力量所表現的形式是金錢的壓力。這裡所考慮的這樣一種調整，實質上就是人們關於何者為善、何者為美的觀念上的變化，而藉以引起人們對何者為善、何者為美的見解的變化的手段，則主要是金錢的迫切要求下的壓力。
人們對於生活中何者為善、何者為美的觀念上的任何變化，充其量也只是在遲疑、勉強的情況下實現的。當發生了朝向所謂進步的方面的任何變化時，情況格外是這樣，這就是說，發生的變化如果是同古老的狀態——我們可以把這個狀態看作是在社會進化；過程中任何階段下的一個分歧點——相背馳的，它的實現將更加遲疑不決。開倒車，重新接近一個民族過去久已習慣的觀點，這樣的變化總是比較容易的。如果當初發生與過去的觀點相背離這一現象，並不是主要由於氣質跟早期觀點不相投的種型的替換，恢復到原來的觀點會格外順利。
在西方文化史中，緊接現代的前一個文化階段是這裡提到過的所謂准和平階段。在這個准和平階段，身份制是生活方式中的顯著特徵。當時表現得格外突出的是統治與個人服從的精神態度，今天人們對這一點是如何地余情未斷，已經可以不言而喻。這種精神態度，與其說已經被與後期發展下的迫切要求完全相一致的思想習慣所徹底清除，不如說是在今天的經濟的迫切要求下，還處於未確定的中止狀態。屬於西方文化下的人民的一切主要民族，在其生活史上，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掠奪階段與准和平階段的持續時間似乎很長。因此，那些文化階段所固有的一些氣質和性格傾向已經達到了那樣的牢固程度，當任何階級或社會跟有利於保持後期發展下的思想習慣的那些力量的影響隔得很遠時，就會無可避免地發生迅速恢復符合前階段的心理素質的一些顯著特徵的傾向。
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個人或者甚至為數眾多的一群人，如果與高度工業文化隔離，接近較低的文化環境或比較不發達的經濟處境，他們就會很快地顯露出恢復掠奪類型所特有的那些精神特徵的傾向。看來屬於長顱金髮型的歐洲人，同西方文化下的別的種型比較，似乎更加容易轉向未開化意識。在近代移民史與殖民史中，關於小規模的這樣的復歸傾向，有過很多的例子。盲目的愛國主義是掠奪文化下的一個極其突出的特徵；這一特徵的存在也往往是現代社會的復歸傾向的一個最顯著標誌，除那種惟恐觸犯這一主義的情況當作別論外，這裡也許可以引美國殖民地的情況，作為這種復歸傾向的一個例子，這雖然不是一次性質十分廣泛的復歸傾向的表現，但規模異常之大。
在任何現代的、高度組織下的工業社會，有閒階級對於那些經濟的迫切要求下的壓力，總是處於有所蔭蔽的狀態。這個階級對於生活資料的競爭，沒有別的階級那樣迫切、緊張；由於它處於這樣的優越地位，可以想像得到，當形勢要求在制度上作進一步發展，對改變了的工業局勢作重新調整時，它的反應在社會各階級中總是最遲鈍的。有閒階級是一個保守階級。社會中一般經濟形勢的要求，並不會毫無拘束地、直接地對這個階級的成員進行衝擊。他們無須改變生活習慣或改變他們對外界的理論觀點來適應改變了的工業技術上的要求，他們不這樣做也並無所損，因為他們並不是工業社會中一個十足意義下的有機部分。因此這類迫切要求並不能輕易地使這個階級的成員產生對現狀的某種程度—的不安；而只有這種一定程度的不安感覺，才能使不管是怎樣的一群人拋棄其已經習以為常的那些生活觀點和生活方式。在社會進化過程中，有閒階級的作用是對社會的動向從中阻撓，保留腐朽、落後的事物。這並不是一個新奇論點，這是很久以來一般人的日常見解之一。
富裕階級生來是保守的，這已是獲得普遍認可的一種論斷，作出這一論斷，無須多藉助於有關這一階級在文化發展過程中所處的地位與關係這些方面的任何理論觀點。人們對這個階級的保守主義所作的解釋一般總是帶些歧視意味，他們認為富裕階級之所以反對革新，是由於它擁有那種不值得稱道的既得利益，是由於要保持現狀，保持那種既得利益。但這裡要提出的解釋，卻不含有歸咎於那種不值得稱道的動機的意思。這個階級反對文化結構上的變化是出於本能，並不是主要出於物質利益上的打算，這是一種與事物已有的做法有了背離時人們就會發生的本能的反感，這種反感是人所共有的，只是在環境的壓力下才會被克服。生活習慣和思想習慣上的任何變化總是惹厭的。在這一點上富人與常人之所以有差別，主要並不是由於激起保守主義的那種動機，而是由於對強迫促使事物變化的那些經濟力量的暴露程度彼此有所不同。富裕階級的成員不像別人那樣容易屈服於革新要求，因為他們沒有受到非屈服不可的壓制。
富裕階級的這種保守性已經成為這樣顯著的一個特徵，甚至這一點已經漸漸地被看作是榮譽的標誌。保守性既然是社會中比較富裕的、因此也就是比較有聲望的那部分人的特徵，它就有了相當的榮譽價值和炫耀價值。這一點已經習慣成自然到這樣的地步，以致在我們對榮譽的觀念中自然地含有堅持保守觀點這一意義。凡是要保持相當聲望，不受到社會的指摘，凡是要過這樣日子的人，非抱著這種保守態度不可。保守主義是上流社會的特點，是正派作風；正相反，講求革新是下流社會現象，是庸俗態度。我們對一切社會革新會本能地抱著反感並加以排斥，這種觀念當中含有的一個最初的、最輕率的因素，就是這類事物在本質上是庸俗的這一感覺。因此，有時候即使我們認為某一革新者的主張確有可取——這樣的情況是很容易發生的，如果這個革新者所要糾正的一些缺點，在時間、空間或個人關係上跟我們隔開得充分遠的話——也仍然不能免於這樣一種感覺，即同這種人交往至少是令人不快的，還是跟他少接近為妙。革新是要不得的，是不上品的舉動。
富裕有閒階級的習尚、舉動和見解，是社會中其他成員一貫奉行的行為準則，這一事實使這個階級的保守主義的影響格外增加力量，擴大勢力範圍。它使一切愛好聲名的人不能不學它的榜樣。富裕階級既然居於這樣的崇高地位，既然是端正的儀容舉止的模範，其對社會進展方面所發生的阻力就不能單從人數上來估計，它要比這個大得多。富裕階級的一貫的示範作用，大大地加強了其他一切階級對任何革新的抗力，使人們的愛好固著於歷代遺留下來的那些優良制度。
有閒階級對於進一步符合時代要求的習慣的生活方式的採用從中阻撓時，其間還有個方式，起著在同一方向下的影響。這一在上層階級指導下的第二種方式，與上述本能的保守傾向以及對新思想方法的憎嫌，並不嚴格地屬於同一範疇；但是也可以提出來在這裡一併討論，因為它至少在阻止革新與阻止社會結構的發展這一點上，與保守主義的性質是相同的。在任一時期以及任一民族中流行的一些禮法、風俗和習慣，總是或多或少具有一種有機統一體的性質，因此在結構的任一點上的顯著變化，即使沒有引起全面的改革，也將引起別的方面的某些變化或調整。當發生的變化所直接涉及的只是結構中的一個細小部分時，其由此引起的對傳統組織的干擾也許是不大明顯的；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盡可以有把握地說，將由此發生對總的結構影響相當遠大的干擾。另一方面，當試行一種牽涉到傳統結構中處於首要地位的一種制度的禁止或徹底改造的改革時，人們立刻會改到，它將使整個結構受到嚴重干擾，會感到，這種使某一主要因素除舊布新從而使整個結構進行一次重新調整的措施，即使不是一個大可懷疑的、也至少是一個痛苦的、令人生厭的過程。
對傳統的生活方式的任何一個特徵要進行徹底改革是困難的。要體會這方面的困難，只要提一提諸如廢除屬於西方文化下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父系制度或一夫一妻、私有財產、一神教等制度，或者要廢除中國的祖先崇拜或印度的種姓制度、非洲的奴隸制度，或者要在伊斯蘭教國家樹立兩性的平等等等會引起多大的紛擾就夠了。以上所舉各項中任何一項的改革，將引起整個傳統結構極大的混亂，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要實施這樣一類的改革，勢必使人們的思想習慣，不但在與問題直接有關的方面，而且在整個結構的其他方面，發生深刻變化。對於這樣一類的改革抱有反感，實質上等於是對基本上異調的生活方式感到畏縮。
善良的人們對於公認的生活方式在任何一點上的改革總是抱有反感的，這是在日常經驗中習見的現象。時常會聽到這些人對於即使是比較細小的改革，諸如英吉利基督教會的廢除、離婚手續的簡化、女子參政權的確立、酒類製造與販賣的禁止、遺產制的廢止或限制等等，也熱烈地向社會提出忠告，苦口婆心地反覆申明這類改革會對社會發生怎樣廣泛的危害。他們剴切地指出，任何一種的這類改革將「徹底動搖社會的結構」，「使社會陷於混亂」，「破壞道德的基礎」，「使生活陷於不堪設想的地步」，「破壞一切事物的自然秩序」，等等。這類說法無疑是言過其實的，但同一切的誇張論調一樣，這類說法同時也是一種強烈的感覺的證明，其目的是要指出後果的嚴重性。他們感到這些以及其他類似的一些改革，對於公認的生活方式的擾亂，其影響所及。不只是限於為人類謀便利的一系列設計中某一孤立項目的簡單改變，其後果比這個要嚴重得多。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改革其情況固然是這樣，屬於具有較少的直接重要意義的一些改革也是這樣，不過輕重程度有些差別而已。對改革的反感，大部分是出於對任何一種改革必然引起的重新調整時產生的那種騷擾、混亂的反感。屬於任何一種文化或任何一個民族的制度系統總是一個整體，其間任何一項制度都不是孤立的，這一點格外加強了人們在思想習慣上對任何改革的本能的反抗，即使對於一些就其本身來看是屬於次要的一些改革，情況也是這樣。
對於改革的抗力由於人類各種制度的彼此關聯而像上面所說那樣加強的後果是，在任何改革下進行必要的調整，必須付出比不存在這一情況時更大的氣力。令人感到不快的還不只是已經確立的思想習慣的改變。在對公認的生活理論加以變更的過程中是需要作一定程度的精神意志上的努力的，在變更了的環境下要判斷方向，找到自己的位置，是需要作長期艱苦的奮鬥的。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既然需要支出一定的精力，那麼要勝利完成使命，就得假定，除在日常生活鬥爭中被吸收的精力以外，還能蓄有餘力，以供這方面的消耗。由此可見，足以阻礙進步的，不但是人們的奢侈生活——它斷絕了對現狀不滿而要求改進的機會，而且衣食不周，物質生活過於艱苦，也會發生同樣的作用，作用的有效程度並不亞於前一情況。赤貧階級，以及所有那些把全部精力消耗在日常生活鬥爭中的人們是保守的，因為他們再也沒有餘力去想到明天以後的日子；恰恰跟這些人相同，時運太好，日子過得非常得意的人們也是保守的，因為他們對今天的情況感到不足的機會很少。
根據這一論點可以推定，有閒階級制度是足以造成下層階級的保守性的，其方式是儘可能地剝奪後者的生活資料，使之消費縮減、精力消耗到這樣的地步，以致更無餘力從事於學習和採納新的思想習慣。在金錢的等級上，財富既然集中在等級的上一端，下一端就必然陷於貧困。無論哪裡發生了人民中某一部分陷於極度貧困的情況，對任何革新總是一個嚴重障礙，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
除了由於財富分配不均而發生的這一直接的、抑制性的影響以外，還有一個與之相輔而行的間接的影響，會造成同樣的結果。我們已經看到，上層階級在確定榮譽準則方面所作出的有權威的榜樣，助長了明顯浪費習慣。以一切階級的禮儀標準而言，明顯浪費的盛行是其間的主要因素之一，這當然並非完全是出於對富裕有閒階級的模仿，但有閒階級的示範作用格外加強了明顯浪費的實行和堅持，卻是無可懷疑的。禮俗在這件事上的要求是極其有力、極其迫切的，因此即使金錢力量充分雄厚、除維持最低生活外還綽有餘裕可以從事於對物品更多的消費的那些階級，也往往把除滿足比較迫切的物質需要以外可以自由支配的那個剩餘部分，使用在禮儀準則要求下的明顯消費方面，而不用於進一步的物質享受和生活的進一步充實的方面。而且可供利用的剩餘精力，也多半是使用在供明顯消費或「明顯貯藏」用的物品的取得方面。結果是，出於金錢榮譽的要求，(1)除了明顯消費以外，剩下來可以供應最低生活需要的只是一個很小的部分，(2)所有精力，除了用於無可再減的生活上的物質需要以外，如有任何剩餘，也同樣為金錢榮譽要求的方面所吸收。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是，加強了社會中的一般保守態度。有閒階級制度所以會直接阻礙文化發展，是由於：(1)這一階級本身所固有的慣性，(2)它在明顯浪費和保守主義上一貫的示範作用，(3)這一階級本身所依據的財富與生活資料不均等分配製度所發生的間接作用。
此外還有一層，讓一切事物保持現狀這一點本身對有閒階級就是一種實際利益。在任一個時期的當前環境下，這個階級總是處於有利地位，因此與現有事態相背馳的任何變化，看來只會對它有損，未必會對它更加有利。只是由於階級利益的關係，這個階級也應當採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這一層利害關係格外加強了這個階級的本能傾向，使它的保守態度更加牢不可破。
有閒階級是社會結構中保守主義或復歸傾向的代表者或媒介物。當然，這裡所說的一切，對於有閒階級這一任務，並無加以頌揚或加以譴責之意。它對一切革新所起的抑制作用也許是有益的，也許不是的。就任何一個實例來說，情況究竟是這樣還是那樣，是有利還是有害，是決疑論的問題，不是一般理論上的問題。有些保守分子的代言人往往認為，對革新的主張，如果沒有保守的富裕階級作一貫的有力的反抗，則種種革新和嘗試將使社會淪於不堪維持、不堪設想的地步，到那個時候，其惟一可能的結果是引起不好受的、災害性的反動。這個見解(作為一個方針政策問題)也許有些道理。但這一些都不屬於現在的討論範圍。
有的對保守主義者加以責難，有的說對輕率的改革加以相當抑制是必要的。我們把所有這些是非問題撇開，不管怎樣說，作為一個有閒階級，對於環境的調整，也就是所謂社會進步或社會發展，是必然要一貫起阻礙作用的。這個階級的特有態度可以用一句話來表明：「不論什麼，凡是現有的總是好的」；而以自然淘汰定律應用於人類的制度，則會得出這樣的信條：「不論什麼，凡是現有的總是不好的」。並不是說，今天的制度在今天的生活目的上一無是處，而是說，出於當然的事理，這些制度總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欠缺之處。這是由於生活同過去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一般形勢不能完全配合。缺點還不只是在於今昔情況不同的時間間隔這一點上。這裡使用所謂「好」和「不好」這些字眼當然並沒有怎樣算是應當的或怎樣算是不應當的任何含義。這些字眼只是從進化理論觀點(而不是從道德觀點)的角度使用的，所要表明的是在實際進化過程中這些制度適合不適合。有閒階級制度，藉助於階級利益和階級本能，通過說服力量或一貫的示範作用，助長了制度上現有的失調，甚至還有意於退回到某些更加古老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比之從最近的過去傳來的公認的那種陳舊方式，跟當前形勢下的生活要求，甚至更加不相適應。
儘管我們就已往事物的保守和留戀說上了這一些，但是事實上各種制度依然在變化，依然在前進。種種風尚和思想習慣在不斷發展，種種習慣和生活方式也處於不斷的淘汰適應過程之中。有閒階級的任務是對這種發展加以指導並從中阻撓，關於這些方面是有些話可說的，但就其與制度發展的關係而言，除接觸到根本或直接屬於經濟性質的一些制度以外，這裡可以說的卻很少。這些制度——經濟結構——按照它們所適應的是經濟生活的兩個不同目的中的這一個還是那一個而言，大致可以分成兩類或兩個範疇。
按照古典派的說法，這兩類制度是營利制度和生產制度，應用前幾章在別的關係方面已經使用的名詞，是金錢制度和工業制度，還可以用別的措辭來表達，把它們說成是適應歧視性的和適應非歧視性的經濟利益的兩類制度。前一範疇是同「企業」有關的，後一範疇是同工業有關的——這裡使用工業這個字眼是就其機械意義而言的。一般往往並不把後一類看成是制度，大部分是由於它並不直接關係到統治階級，因此很少把它作為一個法制上的或社會習慣上的問題來討論。當注意到這一制度類型時，一般總是從金錢的或企業的一面來研究的，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主要考慮的，尤其是上層階級所考慮的，就是經濟生活中的這一面。上層階級在經濟事項方面所關懷的，除了企業利益以外很少別的，而考慮社會問題，卻主要是這個階級的責任。
有閒(即有產業而不從事生產的)階級與經濟過程的關係是金錢的關係，是營利的而不是生產的關係，是剝削的而不是服務的關係。當然，這個階級的經濟任務，間接地說起來，對經濟生活的過程也許是極其重要的，這裡絕對沒有要貶低有產階級或工業巨頭們的經濟職能的意思。這裡的目的只是要指出，這類階級對工業操作和對經濟制度的關係的性質是什麼。它們的職務是寄生性的，它們所關切的是把它們可以移轉的財產移轉給自己使用，把任何歸它們掌握的財產保持在手。企業界的傳統就是在這個掠奪或寄生原則的淘汰監視之下成長起來的。這種傳統是所有權傳統，是古代掠奪文化的、多少帶些間接性的派生物。但這類金錢的制度並不完全適合今天的形勢，因為它們是在跟現在有些不同的過去的形勢下成長起來的。因此，即使就金錢方面的效力來說，這類制度的恰當程度也是不夠理想的。改變了的工業生活在營利方式上也要有所改變；而金錢階級所關懷的是這樣改變金錢制度使得在取得由工業操作而來的、與工業操作的持續沒有矛盾的私人利得時能獲得最好效果。因此有閒階級在對制度的發展進行指導使之適應構成其經濟生活的金錢目的上，具有相當一貫的傾向。
有許多法規和社會上的成規，是對財產安全、契約實施、既得利益、金錢交易的便利等等有利的；金錢利益和金錢習性對制度發展的影響如何，從這類法規和成規中就可以看出。諸如會影響到破產與破產管理、有限責任、銀行與通貨、工人方面或僱主方面的聯合、托拉斯與種種企業合併等等的法規和成規的變動，都是跟這裡聽說的金錢利益和金錢習性的作用有關的。社會的屬於這一類的制度設備，只是與有產階級有直接關係，其關係的深淺與有產程度的高低成比例，也就是說，與其列入有閒階級時等級的高低成比例。但在間接的情況下，這些企業界的成規對工業操作和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因此金錢階級對制度發展的在這方面的指導，不但對已有社會結構的保持方面，而且對工業操作本身的形成方面，都是對社會具有極重大意義的。
這種金錢的制度結構和結構的改進的直接目的，是在於為和平的、有組織的剝削行為謀更大的便利；但其遠一層的影響，卻大大超出了這個直接目的的範圍。不僅是企業的進一步順利經營，足以減少工業和工業以外的生活上的波動，而且由於在日常事務中需要運用機敏辨別力的那些紛擾和錯雜情況被消除的結果，金錢階級本身將成為多餘的。一等到金錢交易被縮減為日常工作，那些工業中的巨頭就可以省免。不用說，這樣一個極端的演變還在未可確定的將來。在現代制度中有利於金錢利益的改進，在另一個領域內，傾向於用「無靈魂的」股份有限公司來代替工業中的頭子，做到這一點，有閒階級在所有權方面的一個巨大職能又會被解除。因此，有閒階級的勢力在經濟制度的發展方面引起的傾向，在工業上是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