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生原理 · 第五篇　優生在外國

二六　法國的人口獎勵政策 二十八年七月杪法國的政府官報公布了一種新的《家事法》。據路透社的拍發，內容大要有下列的幾點：一、獨身及沒有子女的夫婦，概須向政府繳納一種特別稅，沒有子女的鰥夫寡婦和離婚者也須繳納，這筆特稅的總數預算約合英金六百萬鎊。二、結婚後兩年中產生子女的家庭，可以逐年領受二千至三千法郎的獎金，一直可以維持到子女長大（十四歲到十七歲不等）。三、女子結婚後留居家中照料子女的也可以領受一種獎金。四、農民夫婦留鄉十年以上的，可以向政府稱貸，其金額自五千法郎至二萬法郎不等。二、三、四，三種的獎金或貸金，即以特稅取得的六百萬鎊來充用。 法國這次頒布的新家事法，和意、德、比等國先後頒行的這一類的公私法規一樣，對讀者不免引起兩個問題：一是意義的問題，二是效用的問題。 這一類法規的用意是很顯明的，就是在直接間接的鼓勵生育，增加人口。上文所述的四點裡，一、二兩點是直接的；三、四兩點是比較間接的。法國人口增加的速率，從十九世紀的中葉起，即呈衰落之象；從那時候起，關心民族前途的法國人就表示著急，於是有組織了團體，大聲疾呼，來喚起國人的注意的，也有著成專書，來研求生育率所以降低的理由與所以改正的方法的。從一八八七到一九一一年，豪夏（Rocharq）、格勒蒙（Clément）和貝爾底容（Bertillon）等先後在同一個題目——《法國的人口減少》——上，發表了三本作品。但這些似乎都沒有能產生什麼顯著的影響，法國人口增加的速率繼續的往下跌落，到歐洲大戰終止的前後幾年裡人口總量到達一個不加而減、不進而退的境界。這種跌落的趨勢，若不設法挽救，勢必至於愈演愈烈，最後或許會招致民族的淪亡。有一個以促進人口增殖為宗旨的團體曾經做過兩個估計，一以一九二九及一九三〇年法國全國的生育率做根據，一以塞因州（巴黎所屬之州）同年期內的生育率做根據；所得的兩宗數字如下： 根據上文的估計，可知法國的人口問題的確是相當的嚴重。四十年後法國的人口會從四千萬光景降到三千八百餘萬，甚至於到二千九百萬，抵不過我們中國一個普通的省區。照第一個估計，情形還可以樂視，因為所減的不過二百萬；照第二估計，就很可以悲觀了，因為所減的多至一千二百萬；這種大量的減少事實上也確乎很可能。塞因州的生育率低，當然是受了巴黎的影響，在都市化運動及工商業發達的國家，這影響是可以推廣的，這種影響的推廣就會引起一般的生育率的降落，而一千二百萬的人口減縮是可以在意料中的。 法國人對於這種人口減殺的趨勢與其所引起的隱憂，除了做些宣傳工作以外，當然還有他們的切實的防杜與挽救的努力。換言之，這一次新的《家事法》（這名稱怕未必妥當，但未見原文，不敢擅加改定）是有淵源的，不是突如其來的。法國人鼓勵生育的努力，大致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私家試辦家庭津貼的時期。到第二時期里，這種津貼辦法終於歸國家統制，而成為一個制度。這一次的新法令的頒布，不妨說是第三期的開始；此後政府對生育的鼓勵，可以采一種直接的金錢獎勵的方式，而不必完全假手於工廠一類的私家組織了。對於第一第二兩個時期，我們不妨略作介紹。 法國的家庭津貼實濫觴於一八五四年阿麥爾（Hamel）氏所辦的工廠。一八六二年，海軍部對低級的海軍士兵，也制定過一種津貼辦法，士兵有十幾歲以下的子女的，多一個子女即可以多領一份津貼，其金額為一天十個桑丁。一八九一年，教皇里奧第三的新法令對於這方面的輿論的推動，也有幾分積極的影響。但家庭津貼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運動，則在歐洲大戰開始以後。一九一六年柔亞（Joya）工程公司的勞馬納（Romanet）氏規定了一種津貼員工的辦法。一九一七年，政府鑒於物價的高漲，對年俸在四千五百法郎以下的下級官吏也規定了一種津貼，凡有年在十六歲以下的子女的，每年於正俸之外，為每一個子女可以多得一百法郎。到歐戰終了時，大多數的地方下級官吏也得到了同樣的待遇。 工業方面的家庭津貼，也推廣得很快；在一九一八年還經過一度辦法上的修正。起初此種津貼是由廠方直接付與員工的家庭的，在這辦法之下，狡黠些的廠主往往拒絕雇用有子女的員工，因而無形中省去一筆支出。修正的辦法是由廠主特別提出一筆款子，存放一邊，這筆款子的大小，視員工的總額為轉移，初不論員工的有無子女，員工添子女時，所得津貼即由這筆款子中提付，而不再經廠主之手。這種款子叫做平衡基金，不久也就很通行了。平衡基金的辦法，起初只限於一二廠家的，推廣之後，又大都以一種工業或一個區域做單位，即享受同一種基金的津貼的是同一種工業的工人或同一區域裡的工人，不分廠別。這可以說是一期里的發展的情形。 政府的參加家庭津貼的辦法，始於一九一七年的下級官吏的津貼，已見上文。此種官辦的津貼後來就逐漸推廣到各種國營的公用事業方面，例如鐵道。但這可以說政府抄了工廠的文章，政府等於廠家，而官吏等於工人；至於政府干預廠家的津貼辦法，用法律的手段來強制未採用津貼辦法的廠家採用此種辦法，或已採用的廠家作進一步的修正，使辦法漸歸整齊劃一，則是一九二二年起才有的事。一九二二與一九二三年兩年之間，政府規定了幾種法律，頒給州立及國營的公用事業機關，規定凡屬和它們發生營業關係的廠家，如尚未採用津貼辦法，都得在契約內加上家庭津貼的條文，否則不與往來，即不委託此種廠家辦什麼業務，例如建造房屋或定製家具等等。這種強制的辦法到一九二八年也就很普遍的辦通了。 從一九二〇年起，議會方面也時常有人提出使家庭津貼的辦法歸於劃一化與普遍化的問題：普遍化，指的是使法國境內所有的工商企業對它們的員工全部實行家庭津貼的待遇；劃一化，指的是辦法的完全歸於一致。以數學家而兼政治家的博恩卡瑞（Poincaré）就是提倡這一點最有力的一人。經過好幾年的醞釀與商討，一個通盤的劃一的法案終於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間經議會的兩院通過；至於正式的頒布，則在一九三三年的十月。這計劃的要點不外：一、對流行已久的家庭津貼制度予以法律上的認可；二、此種制度應逐漸擴廣，使適用於一切工商企業；三、私人廠家對一種工業或一個區域以內的平衡基金，概鬚髮生聯繫關係，毋得例外；四、凡屬員工，無論職位大小，薪額多寡，但須有尚須扶養之子女，皆有享受津貼的權利；五、所謂尚須扶養的子女指年齡在十四歲以下的子女，若子女在校讀書或習藝為學徒，則可以展限至十六歲。最後這一點和最近頒布的《家事法》相同，不過最近的又多延展了一年。這劃一的辦法實行以後，就一九三四年間的成績說，共計有五九五六六三個工商業機關和四百一十五萬的員工受到這辦法的支配；這些員工的津貼總額約有十三萬七千五百萬法郎。最近三四年內，這些數目當然是有增無減，但一時還無從參考。這些便是第二期內的發展情形。 在這兩個時期的發展里，有一點很重要的事實值得我們注意，就是，此種津貼的用意，起初倒並不直接在鼓勵生育。一八五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間的私家和政府所零星舉辦的津貼，目的是在使工人與下級官吏的生活程度不因物價高漲而趨於低落。一直要到一九一九年，在歐戰已經收拾去大量的壯丁以後，獎勵生育的動機才越來越明顯，終於成為津貼制度的唯一的動機。最近所頒的《家事法》，用意完全在此，是一望而知的。 不過用意是一事，效果往往又是一事。家庭津貼的用意雖然是在人口的增殖，但實行以後，人口是否真能增加，卻還是一個問題。一般的法國人是篤信這種辦法有很大的效力的，但專家的發見，到最近為止，似乎還沒有能夠坐實這種信念。法國關於家庭津貼的中央委員會及較大的廠家如密西林公司（Michelin）都先後發表過一些數字，證明津貼是有效的，證明凡屬領受津貼的家庭，其生育率要比一般人口為高，並且有逐年提高的趨勢。但專家的研究認為這種數字是不足為憑的，因為其間有選擇的影響。一個工廠特別多的區域，所吸收與容留的人口當然都是一些年富力強的分子，一個大工廠里的工人，也當然是一些正在壯年的丁口，換言之，他們大都是一些正在生殖年齡期內的人。這是第一種的選擇影響。一個有平衡基金的工業區域，或一個有特優的津貼額的廠家，無形中更會吸收一些多生子女的工人，即，子女多的工人家庭，很自然的會向此種區域移徙，向此種工廠覓取工作。這是第二種的選擇影響。所以除非家庭津貼的辦法通行到一個真正普遍與劃一的境界，而工廠人口與一般人口的年齡組別又經過一番統計的校正，這種比較的數字是不會有意義的。 再就法國近年來一般的生育量而論，研究人口的專家也以為家庭津貼的制度，即使有良好的影響，至多也只能稍稍緩和生育率低降的趨勢罷了。下列的是法國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四年間逐年的嬰兒出生數： 從這一宗數字里，我們可以看見兩點：一、 〔16〕 家庭津貼大體上無補於生育量的逐漸減殺；從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出生數雖曾維持一個穩定的程度，但一九三二年起又突然降落，而一九三二年正是家庭津貼制度因得到政府的推動而歸於普遍化與劃一化的一年！ 家庭津貼對人口增加不會有很大的效果，人口論者以為還有一個理論上的原因，就是，津貼的金額不大，一方面既根本不足以打動多生子女的欲望，另一方面，對子女的養育，也不能有多大補助的力量。就一部分下級官吏取得的津貼而論，他的年俸是九千法郎，津貼是一子（或女）每年六百法郎，二子一千六百二十法郎，三子三千一百八十法郎。就百分比言之，一子所得為正俸的百分之七的津貼，二子所得為百分之十八，三子所得為百分之三十五。驟然看去，這種額外的進項不算少，但人口論者就英國的經驗而論，以為一子的培植費，至少須為正俸的百分之二十二的額外進項才不至於牽動一家的生活程度，而三子則須百分之六十一。如今以七與二十二相比，以三十五與六十一相比，所差豈不甚遠？換言之，一個低級官吏的家庭，即使得到了津貼，還須竭力的節約，才可以勉強維持一個以至於三個的子女；我們替他著想，他若切心於維持初結婚時代的生活程度，還是以不生子女為宜。至於大多數的工人，所得的津貼，既相對的與絕對的都比下級官吏為少，其不能得到多大鼓勵的影響，更可以不言而喻了。 上文關於效用的一些話還只是就人口數量一方面說的。若就人口品質一方面說，可以提出的疑問便更多。不過提倡家庭津貼的人目的既只在增加數量，尚無暇顧到提高品質，我們姑且不加討論。 用意如彼，而成效如此，法國人對家庭津貼制度的期望如彼之大，而取得的結果如此之小，豈不是心勞日拙？是的。生兒育女之事，其間雖有自然的傾向，以及在精神上的幸福的酬報，但終究是一種很費心力的工作；而從社會與民族的立場看，也的確是一件很重大的負擔；在個人主義畸形發達的今日，這副擔子的分量尤其是見得沉重。試問這種心理，這種畏縮以至於厭憎的心理，又豈是少數金錢所可驅遣的？假定金錢真有此種通神的能力，試問，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歐美各大國的軒輊生育率的現象又從何而發生的。何以在這現象之下，往往越是有產業的人子女越少，而越是窮苦的階級子女越多？何以西洋社會學家會有「大房子裡住小家庭，小房子裡住大家庭」一類俏皮的話？家庭津貼的制度既完全建築在金錢原則之上：其結果只足以緩和生活程度低落的趨勢，而不足以鼓勵生育，實在是早就可以料到的。 為鼓勵生育計，法國和其它人口有降落趨勢的國家，於家庭津貼而外，當然還規定了許多別的辦法，例如打胎的禁止、節育智識的不許傳播、產婦的攝護、嬰兒的保育等等。這些，有的完全無效，有的為效極微。例如一九一一年，法國有人估計過，認為那一年出生的活的嬰兒雖有七十萬個，打落的胎兒倒有八十萬個，可見法律的禁止，和金錢的獎勵一樣，也是一種極少效用的治標方法。婦嬰的保健，對嬰兒死亡率的減少，是有效果的，但並不大，就法國曆年的情形而論，嬰兒死亡率即使減少十分之十，其對於人口的貢獻，還敵不過生育率的一個十分之一的提高。（最近中國智識婦女界主張減少嬰兒死亡率，認為只此一端已足以維持以至於增加中國的人口；這種主張我以為不是一種出於不懂人口學的「無知」，便是一種諉卸責任的「設詞」，觀此益信。） 最近法國頒布的《家事法》所規定的幾點，比起以前的種種設施來，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一、二兩點，一面收稅，一面給獎，獎額雖較前為大，但始終沒有脫離用金錢來直接鼓勵的舊法，恐怕前途還是不會有多大的結果。三、四兩點，一則獎勵女子居家，一則勸誘男子歸農力田；似乎更能搔著問題的癢處；大概立法的人已經看出來，生育一事，與其直接鼓吹，不如間接誘掖；女子真肯深居簡出，以家事為前提，男子真肯力田，而放棄都市中捨本逐末的生活，人口的增加是一個不求而自至的結果。不過，為了要推進這兩點，立法者仍不惜乞靈於金錢，可見他們還是只知道治標，不知道治本。 然則為人口減殺的國家著想，治本的方法又在那裡呢？關於這一點，我們無須多說，但須回頭一看中國民族在這方面的習慣是怎樣的，就可以恍然了。在我們中國，生男育女，很不客氣的是一種宗教。孝就是這種宗教，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就是這宗教的第一個教條。只有宗教的勢力，才能夠教大多數的民族分子不敢輕易躲避生育的責任。伯道無兒，是人生第一個大遺憾；向平有願，也是人生第一個大願望；做老輩的，就是為子孫做馬牛，也是在所甘心；試問若不是受了宗教精神的驅策，一個尋常的人肯犧牲自我到這般田地麼？自我的犧牲，從另一方面看，固然也是一種損失，但家族的維持與民族生命的延長，直接間接的就建築在這自我犧牲之上。中國民族之有今日，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數千百年來，一大部分的民族分子甘心做過這種牛馬；對日抗戰能維持至兩年以上，而我們還能有恃無恐，所恃的，最要緊的也就是這一點。這一類的話，要在十年二十年前說，不免觸犯所謂新思潮的忌諱，但在需要大量人力來支持抗戰的今日說，在西洋各大國正鬧著人口饑荒的今日說，是應該有它的分量的。 總之，一件要靠一派宗教來維持的人類行為，又豈是一些金錢的津貼與法律的條文所能辦到？為法國人著想，他們不妨先把中國的經驗參考一遍，然後從長計議，再制定一個比較能治本的人口政策。我們中國人，更不妨借這個機會，對民族所以保世滋大以至於今日的種種教化的因緣，重新加以省察、研究、修正、補充，使此種因緣始終保維它們的活力與功用，否則，即使今日抗日勝利，五十年一百年後的中國人口，安知不踏上目前法國人口的舊轍？ 二七　蘇俄政治與人才淘汰 ——《出勤在烏托邦中》一書的讀後感 抗戰以後，特別是海防、仰光兩個西南交通的口子先後陷於敵手以後，我們在後方的人幾乎看不到原板的西書，二十七年夏間總算在朋友處借到了羅素的一本新作品，叫做《權力，一個新的社會分析》（Bertrand Russell,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羅氏這本新書又打動了我尋覓另一本新書的興趣，原來羅氏在這本書里引到美國合眾社記者萊盎斯的一本書叫《出勤在烏托邦中》（Eugene Lyons, Assignment in Utopia），並且轉載了萊氏的一節很有感慨的話，大意說： 狄克推多制下的民眾生活，不啻受了一種無期徒刑的判決。什麼樣的無期徒刑呢？就是始終得表示著熱誠的一種無期徒刑。這真是一種可以消磨精神的徒刑。他們要是有機會的話，他們一定是十二分的願意，把他們的頭鑽進他們愁苦生活的核心，而暗地裡舐他們的創傷。不過他們不敢，這種退縮的行為幾乎就等於叛國。他們像隊伍里的士兵一樣，經過長途跋涉以後，已經是疲乏得要死了，但是還得齊齊整整的排列起來，準備著檢閱。 我看了這一段話，就很想看萊氏的全書。三個月後在重慶，居然有機會借到這第二本書，盡三日之力，把全書六百多頁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大約在此三年前，我另外看到過性質上很相仿佛的一本書，叫《我曾經是蘇維埃的工作者》；著者是一對青年夫婦，姓斯密士，原是美國的共產黨員，後來轉移到俄國去，在工廠里當了三年機師，乘興而往，敗興而歸，歸後便寫成這本書，對於蘇俄的社會主義的新試驗的內幕，很不客氣的下了一番批評，不止是批評，簡直是揭穿。從他的議論里，讀者得到一個印象，即，蘇俄新試驗所有的成績，多少是裝點出來的，而其實際的內幕，則往往比資本主義的國家還要來得不清明、不景氣。這是一個講究宣傳的世界，有正面的宣傳，也有反面的宣傳，有善意的，也有惡意的；正面而善意的宣傳，我們一向見過不少，我們固然不會完全相信；這種像斯氏夫婦的反面的論調，安知一部分不也是宣傳呢？安知其中沒有惡意的成分呢？這一類的懷疑，在要明了事實真相的讀者，是一定不會沒有的。三年以來，我就始終懷疑著這一點。不圖如今又有萊氏好像是一鼻孔出氣的這本書。 萊氏也是一個美國的共產黨員，在新聞界努力了許多年，好容易找到一個機會，被合眾社派遣到俄國去當記者。像斯氏一樣，他也是打足了精神去的，也滿心希望蘇俄的實際的政治與經濟設施可以坐實他童年以來所懷抱著的理想。但是他終於失望了，至少他的說法表示他失望了，不止是失望，簡直是灰心。他在俄國住了六年，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四年。因為採訪的關係，他似乎和俄國的黨政要人接觸得很多。他還見過斯太林，長談過一兩小時，他對斯氏個人的印象很不壞。但他總覺得俄國目前的試驗是一個失敗。六年的觀察，把一二十年的希望打一個粉碎，在他自己也覺得不甘心，覺得太上當，太不好意思和盤托出的寫出來給別人看，但不寫又覺得太對不起自己，不寫，他自己內心上的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始終無法清算，無法解除。為了這一點，他的確躊躇了很久；他一九三四年離開俄國，而這書到一九三八年才問世，這也是一個主要的理由。書中有一章，叫《講出去不講出去》（To Tell or Not to Tell），是專敘述這一番內心的爭持的。不過，話得說回來，這是一個為宣傳的風氣所籠罩著的世界，萊氏又是一個以新聞事業起家的人，這種自白究屬有幾分意義，自白後所發表的種種議論又有多少價值，在五里霧中的我們就很不容易斷定了。 無論如何，我們不妨把萊氏最有分量的一部分觀察與議論介紹在後面。 一、萊氏認為蘇俄目前的局勢，可以用五六條原則的話來概括的說明，其中似乎更關重要的三條（三、四、五）我們譯錄如下： 人命只當人命看是不值錢的，它只不過是造成歷史的一些原料。這個信念在蘇俄統治的一批領袖中間，似乎是越來越牢不可破。生活自有其更大的目的，比起這種目的來，血與肉的地位似乎要卑微得多。為了要達到這種目的，為了維護真正的信仰，我們即使不免在這信仰的祭壇前面犧牲任何數量的生命，也是值得的。因此，為了擁護一種運動而發生的摧殺敗壞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增加，因此種力量的增加而養成的一種奇特的自豪的心理也一天比一天的發展；這種力量他們自己替起了一些名字，叫「布爾扎維克的殘刻」或「列寧主義的堅忍」（Bolshevik ruthlessness或Leninist firmness）。 社會的出身，指的是普羅的或窮苦農民階級的出身，成為個人價值與身份的唯一尺度。別處的人以富貴驕人，在俄國是拿這種出身驕人，並且驕得可怕，更可怕的是由驕人而凌人，凡是不屬於這種出身的人都認為是屬於「敵對」的血統，而例應在被凌之列；而這種敵對與凌蔑的心理後面又好像有一種「恐怖狂」在驅策似的。同一個政府，一方面誇張他大量的託兒所和幼稚園，一方面卻教同樣在錘子與鐮刀下出生的成千成萬的兒童不免於窮愁潦倒，以至於死亡，不為別的理由，單單為了血統上有他們所認為的沾污。這些兒童是不許入學校的，是不得不和它們的父母同被放逐的。祖宗的罪孽在蘇俄的兒童身上，真是取得了報應；基督教所稱的「原始的罪孽」是已經被宣告萬劫不復的了。 階級鬥爭是社會進步的至高無上的方法；凡是本來沒有階級和無須鬥爭的場合，他們會用人工的方法教它有，教它成為必須……總之，克蘭姆林宮方面比馬克斯 〔17〕 自己要走得遠得多。它更進一步種植了不少的溫室里的階級鬥爭。（以上三節，見原書頁二〇五） 二、萊氏講到智識人士對目前俄國的局面的態度，和因為這種態度，而遭受的待遇，說： 大多數的教育階級的人士誠哉是犯了一個很深與無可救藥的罪，就是懷疑。就大體說，他們認為克蘭姆林一方面的種種努力是光怪陸離的，工業化的速率是一種推車撞壁的速率而勢必失敗的；全部試驗所犧牲的人力與人的生命是野蠻的，所謂「怠工」的罪名，究其極，其實就是這種懷疑與腹誹的態度，再加上了物質生活的艱苦和思想生活的鉗制所逼出來的種種心理上的不滿，而這種態度與心理上的不滿已足夠教多少千人被拘禁、拷問、放逐、以至於判處死刑。（原書頁三四六—三四七） 所謂多少千人被拘禁、拷問、放逐、以至於判處死刑，萊氏在他的書里也有不少的記載。上文說過他和蘇俄黨政的領袖都有往來，他敘到某人的時候，假定這某人在他追敘的時候，已經遭遇這一類的不幸，他照例在正文的頁底，加上一個註腳：於某年某月被拘、被放、或被處死。別的不說，單就處死一項說，我們可得如下的一些零星統計： （按此次德國進攻俄國的初期里，德軍所以未能長驅直入，是完全由於Tukhachevsky所預先布置下來的戰略，但此種戰略發生效力的時候，發明這戰略的人的墓木已經拱了三年光景了。） 三、萊氏說到蘇俄目前的局面所根據的社會思想事實上又並不很固定，而從這種不固定的情形里產生出來的問題自然不少。書中專有一章叫《修正了的社會主義》，中間對於平等觀念的變遷，敘述得很詳細，摘錄如下： 這些以及其它有聯帶關係的改革有一個數學上所稱的公分母，就是平等觀念的放棄；收入的平等、生活程度的平等、社會權利的平等，終於都被放棄了。平等的事實當然從來沒有存在過，在它處如此，在蘇俄也如此。但它終是一個有發動行為的能力的理想，一個期於至善的鵠的，凡屬文明的社會向來是認定了不放的。在新經濟政策的時代，蘇俄也認為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理想，事實上，儘管不平等的現象和資本主義的國家一樣的普遍，以至於比這種國家還要來得粗俗，這一顆社會主義的理想的明星，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中心思想，始終像日月經天似的，沒有暗晦過。 但到了一九三一年的上半年，這理想是放棄了。……馬克斯 〔18〕 和其它的社會主義的先知先覺都經過了一番新的解釋；「黨員的最高收入」的標準起先是提高了，後來也終於取消了；薪工的分級不但受了承認，並且變成一條非實行不可的規律。以前有許多歌頌平等主義的戲曲小說忽然變做不時髦的東西，甚至於「反動」的東西。許多外國人寫的稱讚俄國情形的書，說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和街頭挖溝的工人如何如何的平等的書，也過時了，也被認為太不近情理的瞎恭維。 費了一兩年的文詞（意識形態）上的偷天換日的功夫，終於把差等的現象確定為一個積極的布爾扎維克的德操。俄文里本有一個字叫uravnilovka意思等於「經濟收入的平等化」，斯太林自己就把這兩個字提出來，認為是一個可鄙的名詞，其所代表的行為，在蘇俄的道德標準之下，是一個非同小可的罪孽。也是斯太林自己，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一次演說里，把平等主義看做「布爾喬亞的一點蠢不可耐的自作聰明，在一個原始的禁欲主義者的宗派里，不妨有它的地位，但是在根據了馬克斯 〔19〕 主義而組織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裡，是絕對的沒有它的地位的」。（以上三節文字見原書四一九到四二一頁） 接著上面的引文，萊氏又有對於所謂辯證法唯物論極不客氣的一段評論，我們在此不具引（頁四二三）。萊氏自己原是這一派哲學的信徒，而終於發出這一類的議論，是不能不教人駭怪的。 四、萊氏書中還有專敘蘇俄文化的一章，這一章的題目不妨譯作《禁錮中的學術文化》。我們也摘錄一部分的議論如下： 我在出勤的幾年裡，也曾不斷的注意到一部分更重要的戲曲、影片、書籍、雜誌，但沒有敢希望碰到什麼比較自出心裁的東西。文筆的力量是有的，美也是有的，但思想的內容總是那麼千篇一律、教人發膩、過於單純的一套。在科學的園地里，例如地質學的研究、北極的探險工作等，因為誅索異端的人比較不容易進去，所以還可以找到一點自由研究與放膽探討的精神。但一到近乎純粹思想的各領域裡，遇到凡是足以啟發科學的懷疑態度的東西，或鼓勵「危險的」好奇心的東西，我們便進了一個理智的富有恐怖的專制時代了。 所謂歷史實在是一堆任情拼湊與隨意修正的事實，目的在使它和克蘭姆林所發出的政令不相牴觸。所謂人類學一定得和一部分的政策相呼應，就是關於蘇俄對各弱小民族的關係的政策。所謂心理學一定要和斯太林思想中的種種假定相符合（舉一個例吧，全部福洛伊德派的心理學是一種禁忌，倒並不是因為蘇俄的心理學家曾經加以駁斥，而是因為它根本和「黨的陣線」衝突）。至於哲學，假定有人對於斯太林的辯證法唯物論有什麼疑問，他所遭遇的危險，比中古黑暗時代提出地球究屬平不平的問題的人所遭遇的還要擔當不起。就在自然科學裡，我們也有許多奇形怪狀的東西，什麼「列寧主義的外科醫學」呀，「斯太林主義的數學」呀。在生物學方面也有不少所謂「意識形態」上的修正。 要有真正的文化，要有真正的理智的自由，必須科學家能大無畏的作些富有創造性的研究，必須藝術家能大無畏的產生些富有創造性的作品。但在目前的俄國，這些東西是想不得的，不可能的，除非一個人願意自召殺身之禍。就在法國，在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以前，我們多少還有得一點相對的自由；但在今日的蘇俄，誰可以想像找到第二個福祿特爾，第二個迪特羅，來對蘇俄的制度、標準、習慣，下一番不客氣的攻擊呢？就在帝俄的時代，我們也多少有一點同樣的自由，但現在又那裡去找一個托爾斯泰，或一個塗琴尼夫（Turgenyev）或一個薩爾蒂柯夫（Saltykov），來指摘當前的種種措施呢？不說指摘，就是對於這種種措施，膽敢作一個忠實與準確的敘述的人，我敢說還找不到。帝俄的檢查機關可以不問，只要一個科學家藝術家取一個中立的態度，而不談政事。但是對於蘇俄的檢查員，中立是最罪大惡極的一種行為；每一個科學家和藝術家總得拿出證據來證明他是積極的 在擁護黨國的信條，……（以上三節見原書頁四六七到四六九） 萊氏出勤的期間，也曾一再旅行到歐洲大陸，他對於德意等國所推行的主義，也一樣的取深惡痛絕的態度，並且也有一番極不客氣的批評（頁六二一到六二三、六三九、六四七），我們不暇詳細徵引。他這種態度與批評究屬對不對，是另一問題，不過他終究是一個美國人，是一向在比較自由的社會裡生長的；因此，雖在早年對於集體主義有過一度熱烈的信仰，終於不免歸宿到自由主義，而替自由主義作說客——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 我們在上文所介紹的只限于思想的一部分。萊氏對於蘇俄民眾生活的水深火熱，幾次五年計劃的他所認為的實際的成績，對於幾番清黨的內幕，等等，都有很詳細的敘述，並且在敘述中夾上不少不平的呼籲。這種敘述與呼籲，假定萊氏讀過《道德經》的話，他很可以套老子的筆調，歸結一句說：「主義不仁，以人命為芻狗！」 我們青年中間，有不少欽佩蘇俄的新試驗的人；他們所能看到的敘述蘇俄各方面的成績的書本也不少。但這一類作反面的論調的書似乎極難得遇見。我並不相信萊氏所觀察到的完全是真相，但我對於把俄國情形描寫得天花亂墜的作品，也不能不表示懷疑。大約最適當的立場是，把兩方面的作品參證著看，而自己加以折中，也許事實的真相離此折中不遠。我們總當再三記取，這是一個以宣傳替代教育而以偏蔽為能事的世界，唯一可以信託的，恐怕還是我們自己的一些判斷與折中的力量。 二八　美國優生絕育的經驗之一斑 ——二十八年來美國加州優生絕育的經驗 這是一篇西文雜誌論文的摘要，原文是美國戈士尼（E. S. Gosney）著的，載在《優生消息》（Eugenical News），第二十二卷第五期（即一九三七年九、十月號）。摘要可以分為三段，一、引言；二、癲狂者的絕育；三、低能者的絕育；四、結論。 一、從一九〇九年起，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開始推行優生絕育的法令。本州州境以內，凡屬精神上有疾病或缺陷的人，而在州立的療養或隔離機關里居住的，都可以受這法令的支配。 二十八年以來，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在這法令之下，官方曾經施行過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四次絕育的手術。對於研究所謂消極的優生學的人，無疑的這是一批最大與最滿意的資料了。 加州的人種改良社（Human Betterment Fundation），從一九二五年起，即著手就這批資料加以研究，到現在還在進行中。最初六千次手術或六千個絕育的例子的研究，是於一九二九年完成的。所得的結果曾經陸續寫成專題的論文，在科學的刊物上發表，前後不下二十多次；這些論文的內容，後來又曾經由本文的作者戈士尼和普本拿（Paul Popenoe）合草成一本比較通俗的書，叫做《絕育與人種改良》（Sterilization for Human Betterment）。 到了一九三二年，絕育的例子增加到一萬的時候，人種改良社又開始作第二度的綜合研究。這一次的資料當然是更要豐富些；又因為這一萬例子之內也包括最初的六千，所以對於第一度研究所得的結果，也可以有機會校正與補充。這第二度研究的結果，最近也已經收納在一本不很大的專書里，題目就叫做《二十八年來加州絕育的經驗》（Twenty-eight Years of Sterilization in California）。下文要介紹的就是這經驗的一部分。 二、加州全部絕育的例子中間，三分之二是精神上有病的，即癲狂者。一地方的癲狂者往往很多，有的進療養院，有的不進；有的進州立的療養院，有的進私立的；進州立療養院的，有隻進過第一次的，也有進過不止一次的；只進一次的中間，有進而永久不出院的，也有進了相當時期便出院的。 這三分之二的例子便全都屬於最後的一種，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即每四個第一次進院而隨後又出院的癲狂者之中，必有一個受過絕育的手術。就性別而言，男女差不多各占一半；平均的年齡是三十，即正在血氣方剛的壯年。女子中間，三分之二是已經結過婚的；但男子結過婚的只有五分之一。 這些癲狂者的出身也很不一律；但人口的各部分中，產生得最多的，要推所謂非匠工或粗工的階級；遊手好閒，貪吃懶做，根本無法執業謀生的人中間，成分也是很大。這一點，第一度六千人的研究和第二度一萬人的研究都能證明。美國別的州政府的絕育經驗雖遠不如加州之多，但各種關於癲狂者的研究中，所得的結論也復如此，即凡屬加入精神病院的人，以人口中最下的幾個社會的與經濟的階層為多。有人怕絕育的結果，或不免減少一個民族產生天才與領袖人物的力量；看了這一點，便知這種危險是可以說沒有的，因為在這種民族分子的血統里，產生人才的力量根本就很渺小或甚至於沒有。 我們兩度的研究又坐實一點，就是，凡是對於絕育的經驗接觸得最多與了解得最清楚的人是沒有不贊成絕育的政策的，了解得越多，贊成得越力，初不問這個人是不是一個優生學者，或對於優生學說，根本有沒有認識。病人的本身，病人的家屬戚串，地方官吏，醫士與實施手術的外科專家，療養院的職員與外勤的隨察員（即追隨已出院的病人而視察其病象之進退者），社會工作人員等等，都承認絕育是一種有價值的舉措，是人口政策中應有的一個部分。這兩度研究也告訴我們，二十八年的經驗，無論在社會方面或受絕育手術的個人方面，實在沒有什麼可供指摘的惡果。 三、低能者就是上文所說的精神上有陷缺不全的人。這種人的數量雖大，在州立機關里留養的卻很少，至於受絕育的待遇的自然是更少了。就大部分說，這種留養的低能者不出兩類：一是低能程度很深，根本要別人當心的分子，一是低能程度不很深，但因其有為非作歹的傾向，已無法與普通社會相處的分子。 這後面的一類便是最適合於絕育的人。第一類便根本不宜出院，倒不是怕他們闖禍，乃是怕他們自己吃虧。第二類也不完全可以放出院門；我們得挑一部分低能程度比較淺，闖禍能力比較小的分子，然後施以手術，許其還歸普通的社會。在還歸以前，還得經過一些個別的訓練，在還歸以後，更須有專任的社會工作人員，隨時視察他們的行動。總之，一切的努力是要使他們成為一些過得去的社會分子。 這些受絕育手術的低能者平均不到二十歲。他們的家庭環境大抵很壞，有三分之二是從所謂破碎的家庭里出來的，而所以破碎的主要理由是父母離異。他們的出身也不一，若以父親的職業代表出身，則與癲狂者一樣，也以粗工階級為獨多。這種低能者的家庭里，離異、分居、死亡等慘痛的經驗雖多，他們的生殖能力還是很大，比起州境以內的其餘的人口來，幾乎要大到兩倍。 絕育之後歸還社會的低能者，自然不能做很複雜的工作，但他們能做的工作也盡有，公家替他們找安插的機會，也並不像初料的那般困難。他們的成績也還不差；男子中間，十有九個可以教人滿意；女子中間，百分之七十八的成績至少是一個中平，只有百分之二十二是真正的不行。 絕育之後，低能的男女也不妨結婚。絕育的女子中間，到第二度研究開始時為止，便有百分之四十四是已經結了婚或結過婚的。這其中，過半數的婚禮是在絕育以後舉行的，新娘的年齡平均是二十二歲。據調查所得，我們可以說，這些婚姻之中，百分之五十九是快樂的，三十一是不快樂的，百分之十在疑似之間，不能斷定。我們知道在加州境內，每三樁婚姻里，必有一樁終於離異，即至少三分之一是不快樂的，如今低能而絕育者的婚姻，其不快樂的成分，並不比他們為多；足證絕育於婚姻生活並無妨礙。 我們對於絕育的女子的社會行為，包括性行為在內，也有過一番仔細的研究。九百六十六個這樣的女子中間，只有二十一個，即百分之二，是絕對的不能和社會相處，而非受隔離的待遇不可的。 這一部分的結果和第一度研究所得的也很符合。第一度的研究，發見在絕育以前，每十二個低能的女子裡，有九個有過胡亂的性行為，但經過絕育、訓練與出院後的指導以後，十二個中只有一個發生過這種行為。人種改良社這一類的探討也可以證明，性的犯罪行為至少決不會因絕育政策的推行而有所增加；這種政策，只要推行得好，有嚴密的組織，有周詳的出院後的視察與指導工作，像二十八年來加州所厲行的一般，這種過慮也是可以不必有的。 四、不久以前，我們把優生的絕育看作一種新花樣或新試驗；這日子是過去的了。目前有絕育法令的邦國，全世界已有十二個，僅就美利堅合眾國而論，則四十九邦中得二十九邦，這許多邦國的人口，約一萬三千萬人，便在這法令下討生活，雖未必人人覺察此種法令的存在，然其直接間接受它的影響則一。絕育政策也是社會政策的一種，別的社會政策也許到如今還在吹吹打打的段落，而絕育政策則已久經推行與久經經驗的盤駁，而認為可以確立。加州的豐富的經驗，經人種改良社一再整理研究以後，尤足以發人深省。看了加州的成績，可知絕育之道，決不是一種刑罰，而是一種保護，對遺傳有欠缺的個人、對他們的家庭、對社會、對未來的種族，無往而不是一種保護。民族的最大的目的是保世滋大，絕育便是保世滋大的一個已經證明為可行的方法。 最早介紹絕育問題的一篇文字，大約是拙稿《美國絕育律的現狀》，發表在民國十二年的某期的《申報·星期增刊》，現入《人文生物學論叢》第一輯 〔20〕 。在那時候，絕育的方法確乎還是一個新花樣，新試驗，提倡的人雖多，懷疑與期期以為不可的也不在少數。不圖十五六年之後，形勢竟然大變；在歐洲大陸，則在希特勒統治之下的德國，居然把絕育當作強種政策的一大支點，並且推行得異常努力；在美國，則更有加利福尼亞一州的驚人的成績。這種政策與法令的優生價值究屬如何，目下姑不具論；其不失為重要的人口政策與社會政策之一，而不容我們不注意，是可以無疑的。當此民族九死一生的時候，從而追尋民族元氣與民族先天能力的人也似乎日以加多，至少對他們，這一篇簡短的介紹，總有幾分參看的價值。 二九　《遺傳與政治》 十多年前我在《時事新報》的《書報春秋》欄里介紹過一本書，叫做《優生與政治》 〔21〕 ，作者是英國人文主義者席勒（F. H. S. Schiller）。最近又讀到一本新書，題目是《遺傳與政治》，作者霍爾登教授（J. B. S. Haldane）也是一位英國人。似乎英國人喜歡做這一類從題目上看去有些牛頭不對馬嘴的書，講政治理論的人不都熟悉白介特（Walter Bagehot）的那本名著《物理與政治》（譯本似改稱為《物理與政理》）麼？ 其實遺傳與優生一類的學問和政治的關係是再密切沒有的。從柏拉圖寫他的《理想國》起，一直到現在，在政治哲學家的眼光里，它始終是基本問題之一。無論政制的形式如何，最關緊要的總是實行這政制的人。舊式的國家至少要有良好的領袖，新式的國家更需要品質在一般水平以上的公民。人品的良窳，一半固由於環境與教育，一半卻基於血統與遺傳。 席勒寫他的那本書的動機，是因為他覺得一班從政的人對於這方面太不措意了。或雖措意而見解異常錯誤，經不起經驗與學理的盤駁。尋常的政治家也有發為種族改良的議論的，記得不多幾年以前，有一位中國政治家主張用造林的方法來改善中國人種，說，大家在綠油油的環境裡浸潤久了，品質自然會日臻秀美。這種淑種的學說也許有它的道理，不過我們疑心至少峨嵋山里成群結隊的猴子是一些例外。它們未免太對不起那綠油油的環境了！席勒的書一半是為這一類的政治家寫的。 不過十年來，至少在西洋又出了一類新的政治家，就是，有了一些半生不熟的遺傳與優生智識之後，喜歡對民眾大作其威福的政治家。有人說猶太民族是一個劣等民族，他就硬把他們逐出國境以外，好比我們堯舜時代「流四凶族」一般。又有人說社會的下乘階級里有許多痴頑的種子，他就制定法律，硬把他或她的輸精管或輸卵管割斷。反過來，因為有人主張過，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優良的民族，或今日的義大利人恰好就是古代羅馬人的嫡裔，他就用盡獎勵的方法，來增加這種民族分子的婚姻與生產。霍爾登教授的這本新書又是為這一類的新興的政治家寫的。 霍氏是一個生物化學家與植物遺傳學家，最近在倫敦大學任教。因為他是一個生物化學家，他極看重環境；因為他是一個植物遺傳學家，他也極看重遺傳。他這本新書就在這「性」「養」並重不分軒輊的科學的態度下寫成的。全書六章，首章論流品的不齊與其所以不齊之故；第二章敘遺傳的法則。這兩章的目的專在供給一些基本的智識。第三章論遺傳疾病或缺陷的由來，因而推論到消極的優生政策的效力；第四章論軒輊的生育率（即階級流品間不同的生育率），因而推論到積極的優生政策的前途。他以為消極政策可以有幾分效果，但無須乎採用絕育的嚴厲手段。以前主張取消腐刑的人所提「斷者不可復續」的一層理由，霍氏也提到了。至於積極政策，他以為根本可以不要，事實上也不會收效。他說，一個時代里，越是受人推尊的一類人似乎越不容易留傳子孫，遑論保世滋大，例如中古時代的神父階級和當代有百千萬家財的富翁階級。這真是慨乎言之。不過平心而論，霍氏這種見地也有些矯枉過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強制推行的鼓勵政策固然大可譏議，一種比較借重輿論與教育的積極政策還是不妨提倡的。霍氏的議論無疑的是對德、意人口政策的一個反動。 第五、六兩章論種族的同異與種族的傾軋問題，也是針對目前德國的種族武斷政策而發，他認為種族之間是有分別的，但這種分別並非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是一個程度與統計的分別，而不是類別的分別；並且這種分別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乃是可用選擇的力量而發生轉移的。不過世界上絕少真正可以稱為種族的民族，不特猶太人不成一個獨立的種族，就是日耳曼人也不算是。目前納粹黨的排猶政策其實不過是在成見支配下的一種庸人自擾而已。至於種族通婚，霍氏認為不須禁止，也不必鼓勵。對於霍氏的種族問題的討論，我認為全部可以接受。 不過有一點我認為有說明的必要。操切的政治家，根據了一知半解的生物智識，來作威作福，固然大可嘆息。不過我們要了解，一個政治家只是智識不足或智識錯誤，他的舉措還不足以僨事，必也於智識不足或錯誤之上再加上充滿了情感作用的成見，才會誤盡天下蒼生。講到這一點，目前德國的人口與種族政策就和一二十年來遺傳學與優生學的發展不十分相干了，十分相干的還是五六十年來作俑於戈必拿（Gobineau）與臧伯令（Chamberlain）一班人的種族武斷主義，而臧氏所負的責任尤為重大。關於這層，可惜霍氏沒有討論到。 全書有四處提到中國和中國人。一處說到中國人口的生死率都高；第二處說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平均智力不在白種人之下；第三處敘中西通婚的一個實例；最後一處講到中國人與印第安人雖同屬蒙古利亞種，而中國人的品質容或在印第安人之上，但是美國白種人對他們的態度的好壞很有出入，可見種族間的成見是基於情緒作用，而與客觀的事實很不相干。 附錄　圖南日記 前　　記 二十六年七月八日蘆溝橋事變突發。自八日至二十七日，敵人軍運日繁，備戰日亟，而冀察當局，意向不一；和戰不定，對中央號令，亦始終在若迎若拒之間。大學教育界及文物機關同人不忍緘默，日必會食聚談，謀所以促當局猛省之道，寒螿之鳴，亦殊無裨實際。及二十七日，敵人要求宋、秦等退出平津，於是戰議始決，而事已不可為矣。二十八日上午一戰而北，下午主將出亡，二十九軍全部南撤至長辛店，猶復詭作捷報，通國播傳，用為放棄北平之掩護。 余本擬於七月中旬南行，先赴滬主持北大清華兩校聯合新生考試，再到贛參與廬山之會；值梅校長先期南行未返，校務冗雜，時局又日趨惡劣，一再延緩；至二十六日，始摒擋入城，將於夜車成行，而廊房忽報不守，平津交通斷絕；二十七日上午，猶擬乘飛機赴青島，再轉上海，亦卒未果；下午，戰議既定，戰局展開，為學校前途計，亦自不容遠離；茀齋與約，暫留城內騎河樓同學會，為校中探傳消息。二十八日下午，猶與逵羽、良釗 〔22〕 二兄往秦市長公館詢問前方勝利實況！至晚八時，真相暴露，一時猶未敢為同寓師生告。是夕電話交馳，精神隳敗，終宵不曾合眼。 二十九日上午，連日聚會之教育界同人皆悄然出走，不知所之。余亦於晨光熹微中離同學會，至 〔23〕 實秋寓，相對若楚囚對泣而已。旋同至宣外晨報館看斯敏，並探時局急轉直下之詳況。又至各重要城門觀察一周，見秩序尚好，除警察胸章似已易「維持會」字樣外，餘與平日不異；敵兵亦尚未進城。 下午，決歸校省視。實秋為雇一相熟之汽車，設不相熟，此際自萬不宜 〔24〕 作出城之嘗試。途經二十九軍大本營之西苑，頓呈人去樓空之象，只二三拾荒者躑躅其間；不滿一月以前，余不嘗在此為四千受訓之大中學生講「民族與武備」一題乎？今「武備」安在；「民族」又將焉往？一時悲從中來，為之飲泣不已。至校，西大門半閉，校警上身皆不穿制服；自大門至南院橋頭，閒人三三兩兩，若有所覷覦；同人挈眷向城內移徙者，正陸續出發。蘆溝橋事變以來，校長住宅成校防會辦公處，余直趨而入，則庶務科同人方在書房搬運什物，箱翻篋倒，秩序甚亂，私念敵人未取我子，我已不得不自毀其巢，不禁放聲大慟。旋至辦公樓，知茀齋亦以連日聚會出頭之故，已於清晨至它處暫避，校務暫由正之、芝生維持；芝生本居城內，至是派車接歸。（二兄於前此教育界中人活動，以限於每校二人故，未曾參加，前途或較易於應付，故有此定議。至其它校務會議中人，校長、岱孫、一樵，皆赴廬山之會未返，一樵本將休假，不作歸計，校長阻京，岱孫阻津。） 至是余亦歸。知午前敗訊證實後，全校精神解體，頓入混亂狀態，而因工役校警全體走領儲蓄金之故，一時戒備盡弛，園外莠民，乘機闖入，西院住宅，有被劫者；幸賴福田、正宣出而竭力鎮壓，未釀更大禍變；余入校時道旁所遇之閒雜人等，皆伺機未得而猶未甘散去者也。至校警制服半卸，則為避敵機注目故，實出福田意，至是，余語福田即令穿上，為應付莠民計，紙老虎蓋有萬不宜戳穿者。至晚，秩序始復，但全校已呈十分蕭索之象。 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四日，西直門緊閉，僅敵人及西籍人可以出入；蓋西北郊尚有未及退卻之二十九軍散兵與反正之冀東保安隊，敵兵正忙於搜擊，「維持會」與敵人兩方俱雅不欲其竄入城內也。茀齋暫避期間，校事多不接頭，余亟欲速其歸來，曾三次嘗試進城，皆歸失敗。第一次為三十日，至黃莊，被敵兵阻止折回；時海淀一帶滿布敵兵，貌若在休息中，實則正作搜擊保安隊之準備，設余等前進至西直門而終不免於折回者，則將適逢其會，前途必有不堪設想者；濤每 〔25〕 之女僕與鳴岐 〔26〕 之廚子，是日幾遭不測，即一例也。第二次已逾黃莊而南，終亦廢然而返；黃莊派出所巡警有橫被殺戮者，所前陳屍八九具，望之慘然。第三次居然進抵西直門口，但終不得入，僅與佩弦通一平安電話而返。於時農事試驗場駐有敵騎兵，時向街頭巡邏盤問，借用電話之警察所亦雅不欲我等逗留過久。 八月五日以後，城門始漸開放。初每日只開四次，由「維持會」之警士司之；時敵兵已有少數入城，其一部分即分派在各城門警視。及南口戰役開始，西路軍運日繁，勢必穿城而過，西直門始竟日不閉；於是出入者必經檢查，其嚴密之程度，視前方軍事之利鈍而差。較後，則更視便衣隊活躍之程度為移轉。美富行之公共汽車，旋亦在意國旗之下，恢復行駛。檢查雖嚴，西郊雖始終不靖，師生員役出入雖亦頗頻繁，幸迄未發生重大事故。女生唐必安，攜《大眾知識》一類之刊物進城，曾被拘留盤問約三小時；余仆智奎，為介唐表嫂送一包袱進城，事前徇表嫂之意，未先一究其內容，及檢查，忽發見無數信件，因亦遭扣留盤詰至數小時之久，幸信件皆平安家報，否則稍涉嫌疑，此仆性命即不保矣。學校小汽車出進則較自由，但余亦曾數數下車。 自七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四日，除因公私事務進城十餘次，並曾在城內寄宿前後約有十日外，餘皆在校中居住。正之、芝生，則因須提前南下，於九月初即離校。茀齋於城門開放之第一日亦即返校，至九月十四日始與余相約同時離校。此一月半之中，就公事言，大約可分為二時期。第一期內，校務會議中剩餘之四人日必晤聚一室，辦半日公事，夜則在校長之住宅與其它留校同人相見，並展讀路透社消息，聽取無線電播音；陷虜以後，猶不至沉悶抑鬱以死者，賴有此耳。如此者適為一月。至八月杪，保管辦法既經決定，保管人員亦既產生，於是校務會議中人名義上始告卸，正之、芝生因得擺脫，應召南下，而余與茀齋亦只須在幕後稍事策劃，無復逐日辦公之必要矣。 余初住南院世昌弟處，與茀齋住宅望衡對宇，逮後最冷落時，南院中碩果僅存者，即為余等守大門之二家，餘則張家之犬，李家之貓，趙家之鴿子雞雛而已；貓狗無人飼養，則皆就食於我，每當飯罷，後門必有踉蹌之影，廚下必有咆哮之聲，皆是也。至第二時期，則相約遷居後工字廳東西兩客室；至十四日悄然出校時，床頭臥具，書桌陳設，舉未移動，蓋不欲作無謂之張揚也。於時綠荷未盡，丹桂初開，好景一年，於斯為最，設非南中電召，真有流連不忍去者。 此一月半中，心緒雖劣，書本生活則始終未輟。有三四事差可紀述。一為聚五六年來所作之短篇優生文稿而編次之為一集，曰《優生閒話》，凡百六十九篇，約二十萬言；擬定為《人文生物學論叢》之第四輯，仍交商務出版。二為將《筆記小說大觀》一書中剪貼而得之資料，分類編訂，得二十餘冊。三為將此書再度快覽一過，擇尤剪存；此書本不擬保留，經兩次爬梳以後，即歸散失，亦不甚可惜矣；全書五百本，至九月中旬僅及一小半而止。四為對「巍科人物之血緣研究」一題，續有所獲，計有清一代五百六十額中，入我網羅者，至此已達二百數十額，即約得百分之四十。 堂上於去年秋季由余侍同到平，一年以還，起居尚稱順適；事變發生後，亟欲送其回南，初擬俟余因公南行之便，伴送至京轉滬，因循不果，至七月二十邊，浡弟將免票寄到，始於二十二日就道，同行者有文英母子，昌弟護送至津，仆智奎則隨車至京，一路照料。八月五日，得智奎自津來信，七日智奎自津歸，始知堂上一路平安，方覺放心；智奎則因戰事擱淺在津，又適依其兄居河北區，受驚不少，幸終亦安然歸來。大哥及文英於七月底均有信發出，均至八月下旬始到。堂上於七月三十日即轉滬，則余到湘後始確知之。 七月二十八日晨，敵機大舉轟炸西苑；同日午前，二十九軍與敵戰沙河，炮彈有落入園內者；於是全校震驚。同人眷屬初皆集中科學館與圖書館之最下層，至晚，全體議定於次日晨由平綏路退大同太原。余眷 〔27〕 則更擬自太原趨衛輝，至華豐紗廠董亨衢伯處，曾以電話征余同意。蘆溝變起，亨衢伯與前鼎兄嫂均曾來信約眷屬到彼暫避，雪中送炭，彌可感激。既而知平綏晚車即已不通，只有作罷。二十九日晨一度混亂時，室人曾率諸兒到朗潤園郭紹虞兄處暫駐，下午，復回寓，檢取必需服用之物後，始入城，與伯倫一家同寓東四報房胡同景鉞兄住宅，時景兄嫂避暑威海，猶未卜歸計也。余是日回校時，本可返寓與家人一晤，惟一時風景全非，愴懷不已，卒卒未果。後被阻西直門時，欲由電話傳達平安兩字，亦未如願。至五日城門開放，始獲相見，別雖經旬，恍如隔世矣！回首十年以前國民革命軍取淞滬，蘊藻濱大橋被毀，余困守政治大學，未得與家人通問一探休咎者，亦幾有一周之久；撫今追昔，事若一轍，為之憮然。 留守之一月半中，校園外槍炮聲未嘗一日間斷。初則有敵人對保安隊之肅清戰，大率在校園以南；後則有敵人與便衣隊之游擊戰，初亦在南，後漸由東移而至北，而德勝門監犯之越獄實為之濫觴。車站有敵兵四五十人常川駐守，天豐煤棧屋頂且設有炮位，故劈拍聲更頻作。附近農民，頗有因便衣隊嫌疑而被殺者。便衣隊初亦頗騷擾，化學館牆外之水磨村，即圓明園全盛時伶官眷屬所居之地，曾被劫至兩三次。村中居民十九為校工家屬，至是皆移入園內暫避；闃無一人之西院住宅，一時頓復舊觀，但稍有能力者終亦向城中陸續移徙以去。圓明園與迤東之大石橋曾一度為便衣隊淵藪，多時至三四百人，中有散兵、流氓、越獄犯、共產黨徒、東北學生等，前因左傾關係被學校辭退之某火夫確亦在內指揮。後敵人偵知，以輕機四架合力轟炸，亦殊無甚結果。余是日適入城，未得目睹，昌弟則曾清切見之，謂當敵機低飛擲彈時，頗若即以清華為目標也者；兩園僅一牆之隔，自不免有此印象。惟一月半中所遇聲響，就餘一人之經驗而言，當以七月三十一日之地雷轟炸聲為最大。是日敵人將東門附近之路軌炸毀，余與正之適在秘書處辦公，倉卒間頗疑大樓中炮，為之逡巡者移時；後工役在新南院余住屋後檢獲長約四五寸之碎軌若干段，始恍然於巨聲之由來；碎段之一存昌弟處。正之宅後之電線為一碎段打斷，新南院電話為之不通，後始終未能完全修復。 敵人於此時期中，對文化機關尚能尊重，對我校似更能力避騷擾，不知是何緣故；意者彼或以為我與美國之關係仍為二十年前之舊，而不能無所顧忌歟？然其對我人有形無形之辱侮亦正不一而足，平綏軌道未修復時，其運輸車穿越校園而過，即走沿河馬路，由東西大門出入；同人謂此殆無異腰斬！其隨軍之翻譯等，率多久居我國之浪人，曾數度到校滋擾，有名石原者竟擅到會計科索看賬目，查問存款，真可雲肆無忌憚。幸此傖所屬之部隊旋即它調。繼之者為一岩根部隊，紀律較好，收取校衛隊槍枝時，曾出收條一紙，謂事平後歸還！職員同人在東門外飯店進食，值敵人搜索便衣隊，有被侮辱者。最可痛之一事為庶務科農事股司事杜君之被害。杜君家居車站附近，每晨必進園辦事；九月上旬某日，敵在城內捉差，將送往南口工作，途經清華園，車行甚緩，跳車圖逃者甚多，杜君行經其地，被認為脫逃之一人，即慘遭毒手。杜君本為校工，因勤勉升司事，母老子幼，身後景象極慘，當日發見其遺體者，即為其七旬老母！後校中與以六個月之薪金，聊示追恤。余欲為敘死難經過，便它日就地立石，用垂久遠，倉卒南行，至今未果；容俟農事股主任石讓齋南來後再圖之。 七月二十六日余離家將南行時，曾語室人，設有變故，即率諸兒走避，余書可勿問，第取余手錄書目一冊，留日後紀念可也。後余回校之第三日，始得間將先世遺墨及家譜舊稿等，匯裝一篋，於第一次進城時送存報房胡同寓所。及智奎自津歸，始屬其將全部藏書，逐日裝存，一星期始畢，共二十八箱；先行護送入城妥藏，徐圖南運 〔28〕 。憶明社屋後屈翁山送顧寧人詩，有「飄零且覓藏書洞，慷慨休聽出塞歌」之句，竟若為今日我輩詠也！其它比較重要之物品，則於校方保管辦法確定後始陸續搬運入城，余所珍愛之連理葫蘆自在最先移存 〔29〕 之列。 學校保管辦法與人員確定之數日中，南中一再有電報到津，並由在津之企孫兄轉平，稱北大、南開與我校已決定在湘合組一戰時大學，促同人南下；無線電播音亦有同樣之消息傳來。於是同人集議，促正之與芝生二人先行，其它教授及一部分比較高級之職員則稍緩亦可陸續圖南。天津青島兩地，並指請專人暫駐，任通訊與招待之責。芝生、正之用是於九月七日離平，十一日離津，屬第一批。余與茀齋及昌弟於十四日離校，十六日離平，二十日離津，約當第三批。至余追敘此圖南經過之今日，教職員同人到湘者已逾百人，僅就教授數量論，已占十分之九；同學分批南來者，亦且達七百人之譜。當此金甌破缺之餘，猶能聚首一堂，維一縷弦歌於不絕，亦不幸中之大幸矣。平郊校產，在正宣、健君、鳳笙、溫德等五十餘人苦心維護之下，一時當亦可告無虞。至家人暌隔，天各一方，情固可傷，事非得已，猶幸交通雖梗，音問可通；如天之福，敵人鑒於我民族實力之不可侮，國際正論之不可拗，及時悔禍，還我河山，則團聚之期，當亦不遠也。 日　　　記 九月十六日，晴。六時起身。七時半到東車站，已極擁擠；余仆智奎押行李先到，但未見。與昌弟先購月台票上車；昌弟旋又返站視檢查行李經過。頭等車中客尚不多，但較好座位已被敵人包去，茶桌上置有卡片，名為預訂，實同強占；七月二十九日以來，主客易位，已牢不可破，此猶其渺乎小焉之一例耳。昌弟去約半小時，始與茀齋同至，智奎亦隨到；始知敵人檢查行李情形雖極混亂，虛耗時間尚不多，最不堪者為打行李票之手續。行李房以七時一刻開門，至八時許，循例打出之票尚寥寥無幾，經查看，方知員司有意留難，藉此敲詐，旅客不從後門入賄，彼即不由前門出票。我等行李七件，聞終亦納額外手續費一元八角，始獲打出。茀齋又謂腳夫亦乘機聚斂，檢查時彼亦曾被勒索一元。國難至此，尚有人如此趁火打劫，真可謂別有肺肝。中國若亡，必亡於此等所在，而不亡於武力之不如人。福田來站視我等行。 車於八時三刻開行。沿途有站必停，有至半小時者。永定門為出平關口，敵憲兵登車逐節查看，費時最多；它如豐臺、廊房、楊村等站，敵糧械山積，運輸特忙，耽擱亦久；其它小站亦大率有敵兵上下。統觀全路，蓋已完全成為敵人軍事工具，其猶許我人乘坐者，一則格於《辛丑條約》，再則亦所以市恩耳。車上便衣之敵人亦多，有嫻習華語者；茀齋坐飯車中，謂情形亦復爾爾。鄰座客某，舉止闊綽，對車役時或頤指氣使，見敵人則足恭作諂笑，亦略能作日語；從多方面推測，當為北寧路一重要員司無疑。車上無事可做，瞌睡至三次之多；事先購得隔日《庸報》一份，偶一寓目，聊遣沉悶與免人過於注意而已。 下午五時半到天津老站。下車即緊隨大眾出站。自月台，過旱橋，出柵門收票處，一切如常，了無留難。至票房附近，兩旁即見敵憲兵若干，但余亦未見其有何動作，蓋一心脫離此種境地，即有亦或不易入目，更不欲多所顧盼，以自尋麻煩也。後茀齋語余，彼前後行之二旅客即被指出，截留。兩旁伺立之敵憲兵，一司指點，一司截留，大抵被指點者必在被截留之列；但亦間有例外，昌弟謂彼亦為被指之一人，而亦安然出站。聞此種辦法敵於八月十二日起實行，初時最注意青年學生，被扣者特多，但除盤問與拘禁外，並 〔30〕 不虐待，終亦釋放，拘留最久者約為一月；但後亦無甚選擇，大抵除攜有兒女之有家人可以倖免外，餘皆有被指點截留之危險，即龍鍾老者亦非例外。被詰問時，若故作聰明，如以 〔31〕 學校人員詭為商人等，則辭窮之頃，即為受辱之時，相識之 〔32〕 某君即曾以此自貽伊戚。 天津負責接洽者為周培源兄；事前並曾指定法租界十號路六國飯店為同人過津寓所，至是即坐該店之接客車到店。甫下車即遇遠榮，亦新至者。旋培源亦到，謂適至站相迓，值大橋頭過敵兵，到達稍遲，以至相左；稍談後，約定晚八時到其寓所詳商各事。晚飯後，了一來，述其初來時被扣留一小時之經過。 培源寓英租界中街福隆洋行樓上。了一去後，即與茀齋往訪，議定二事，一為同人南行，如須先期領取旅費，須於十月五日前到津為之，過此須到湘後補領；所以為此定議者，緣培源亦須南行，不能久候也。二為南方匯款未到以前，旅費所出，應再向開灤礦務局王崇植兄處商撥。旋即同訪崇植兄。回寓已近十一時。 此日旅途尚稱平順，在津友人皆為額手稱慶。謂茀齋與余，雖非敵人慾得而甘心之人，但設抵津站時不免稍有盤問，而余等於姓名與職務諸端，又不欲撒謊，則截留與「押解」回平，恐無法避免，前途再欲圖南，必更有戛戛乎難能者。培源曾於事前商諸王崇植兄，頗欲借開灤方面英人之力，到站將我等接出，後因英人亦怕多事，未果為之。 九月十七日，晴。上午，將外出，適之夫人來訪，謂將於二十二日乘輪南下。到馬大夫醫院探企孫病。企孫患傷寒，但不劇，溫度在華氏一〇一與一〇三之間，尚頗有起落，告以當安心靜養，校事目下南北兩地均已稍有辦法，可以勿慮。至秀鶴圖書館，購馬林諾斯基所著《野蠻人之性生活》一書，備長途閱讀。於旅費事長沙續有電至。飯後到黎棧商務印書館，購陳田所輯《明詩紀事》一部十冊，價只二元一角，得此，長途更不虞無法排遣矣。看影戲一次。夜，培源來，悉岳州輪，因風迄未進口，改二十日啟碇。饒樹人兄來；知北大同人南下，比我校更多困難；樹人離平已及一月，尚未成行。 九月十八日，雨，旋晴。午前看《明詩紀事》。下午觀電影，主片為《馬德里開出之末次車》，描畫戰爭慘狀及平民避地光景，頗逼真。今日適逢「九·一八」，而我等離平經驗又與之頗相仿佛，觀後益多感觸，若在平時，尤其在不愛看戲之我，必不爾也。至天祥市場聽劉寶全大鼓，悲歌慷慨，得些微印象而已；余固金星不入命者，到此借識其人，它非所望，至《老殘遊記》中所描繪之種切，更有不能領略者矣；余等到場已遲，不及二十分鐘，即已曲終人散。出遊天祥市場之其它部分，二層有舊書攤五六家，無甚可看之書；在平時聞南開大學藏書已有在市場出現者，遍詢未得，咸稱華租交界處檢查尚嚴，片紙隻字不容出入，遑言書本。 〔33〕 夜飯罷，購方出籠之月餅三盒，以其一攜贈培源兄嫂。 九月十九日，晴。晨起遲，早食奇飽，相約午食可省去，晚食可提前為之，夜則攜月餅至英國花園賞中秋月；中秋月可賞，為其團 也，從今去室家將日以遠，而亦曰賞，人或笑其不識人世有傷感事，余則以為生薑湯自暖肚，亦正有其不容已者。至梨棧理髮，遇平市社會局雷局長任內之秘書某君，為言雷於七月二十九日倉卒出亡狀。雷名嗣尚，頗有識見，為事變前冀察政局中最能抗日之一人，教育界同人集會時，彼必列席報告最近消息，頗為同人所器重。又到天祥市場看舊書，卒購開明出版之《十三經經文》及其《索引》各一冊，僅出資二元二角。與茀齋再度探企孫病，知較前更有起色，溫度續有降落；告以明日須離津南下。午後開始作此《圖南日記》，圖南一詞原出莊子，鵬鳥置身九萬里之上，謀徙於南冥，余固不足以當之，惟「圖南」與「逃難」，為一音之轉，亦可謂為完全同音，曰圖南，不曰逃難者，較蘊藉耳。 〔34〕 成三四百字，即有 〔35〕 尚賢之內弟馬君來訪，談河北 〔36〕 被難情形甚詳。又看電影一次，片名《喜相逢》，亦只好作生薑湯看。又到市場買零星物品，備途中之用。歸寓已將九時，分食月餅如約，公園看月之雅事只好作罷矣。培源送船票來。校友高君來寓送行。 九月二十日，晴。五時即起身。五時半由客店汽車送至紫竹林，登太古公司駁船；搭客因岳州輪遲開兩日故，倍形擁擠；皆席地坐，余等三人及了一兄嫂合占一角，與遠榮兄嫂等相去亦不遠。七時啟碇，約十二時到塘沽。沿途頗平安；惟中流時有小輪滿載敵兵西上；將近塘沽，又見有大營房正在建築中，為觸目可憎耳。駁船到後，照例應即靠大輪，將客人駁過。會有大批貨物裝艙，貨船蟻附，直至下午五時，始獲如願，仍由碼頭轉登，非直接靠駁。此五小時，雖有夜長夢多之感，究亦非完全虛過。耳目接觸足資感喟者正復不止一事。 今日晴朗，天空不著片雲，而駁船之上，桅檣轆轤而外，幾無長物，足資隱蔽；抗日情緒，凡稍有血氣者，當無不油然加烈。此一事也。 然乘客之中，沉著抗拒者究少，心猿意馬、不耐久候者究多；有跋涉登岸後趨登大輪者，亦有以舢板為誕登大船之慈航者；於是呼船、爭價、拉客人、搶行李，舟子間之攘奪，腳夫間之詬詈等中國碼頭上司空見慣之現象，紛然雜陳，直至四時光景，始告一段落，而駁船客人已十去其九矣。此次行旅本屬逃難性質，而此四五小時中所目擊者不啻為全部逃難過程之一縮影；余常謂國人尋常生活，如上火車，買車票，進電影場等，即大有逃難意味，何況今茲之真逃難乎！此又一事也。 塘沽當白河之口，一望平蕪，鮮可駐目；河中風帆上下，亦無非敵方之人馬糧械；大抵每一小輪必拖二三駁船，皆滿載，其擁擠程度不亞於我；白河口外當更有巨大之運輸艦，我等所見者不過運輸手續之一小節而已。敵人軍運，自十之八九為進口；間亦有出口者，最引人注目者為一大輪名長江丸，觀其排水線印，似亦裝載頗重；舷際欄杆上揭一長及尋丈之白布條曰，「北支派遣皇軍戰歿男子之遺靈」，顯示全船內容為兵士之遺體或其遺灰，其數量當必有可觀已！敵人於此等所在本多隱秘，而於此特表襮之，豈其意以為津沽一隅水陸既已全入其掌握，可不復有所顧忌歟？抑尚有特殊之迷信存乎其間歟？——是則不可得而知矣。是又一事也。 若輩舍駁船而去之乘客果皆捷足先登乎？則又未也。貨物裝艙未竟，統艙客擬占用之甲板即不能騰出，則又不得不麇集碼頭，靜候買辦之發落；如是者亦且三四小時，其擁擠如故也，其為烈日熏蒸亦如故也。庸人自擾，大率類此。余始終主靜待；公司遇我輩如貨物，將我輩駁運而來，貨物固塊然不能自動，非靠駁無由入大船者，則公司必有所以發落我輩之一日，躁急又奚為者？同人頗韙余言，八九人者，皆守至五時始由小船拖靠大輪所靠之碼頭，再由碼頭登輪；同一守候，而擁擠之痛苦減少矣，上下舢板，跋涉淺灘之手腳省卻矣，與舟子腳夫爭閒氣較銖錙之煩惱不自尋矣。 五時登岳州輪。自碼頭仰望，船上已若無立足之地，而碼頭上鵠候者尚大有人。余到達時，吊橋上無人上下，只船警一人把守；余欲上，船警呵止之曰，須六句鍾始可；余厲聲曰，甲板上之大眾又於何時上船者耶？警語塞，余直衝而上，警亦無以阻；於是守候在碼頭者皆隨余而上 〔37〕 。後有人語余，謂設非余先登，則餘眾真將候至六時；揣彼警之意，亦無非欲趁火打劫，借留難之法賺些微外快而已，眾人出錢買路既有所不甘，出頭開路又有所不敢，於是只有等候之一法；及余至此僵局始打破雲。其人言次頗壯余之勇氣。由吊橋踏上船舷後，尚須走若干條七橫八搭之跳板，始達甲板平面，余當時一鼓作氣，居然履險如夷，事後亦頗自詫也。 在人叢中來復排擠而行，約十分鐘，始發見余等所定之東官艙。艙在船尾極端，而余所得之鋪位尤為極端之極端。全艙鋪位凡十二，余等入時，早已被其他乘客之行李所塞滿，余鋪位地屬下風，更於無形中成為天然堆棧；交涉良久，始由物主呼茶房稍稍撤去，撤至最後，居然騰出半席之地，以報余所出四十五元之代價；然入夜蛇行而入，仍不能無「身臥萬山中」之感！ 東官艙之芳鄰為廁所；過此則又為廚房，除所謂大菜間之客人別有大菜可嚼外，全船千餘人之飲食無不於焉仰給；於是二十四小時之間，所有煮水、燜飯、燒油鍋所蒸發之熱氣，幾全部順風向東官艙輸送；而油脂、醬醋、臭蝦、鹹魚等諸色香味更襲人而來，不稍間歇，其全盛時，幾可使人窒息。艙中有電扇，又有兩三小窗，可得微風，以驅遣此熱氣與臭氣，然余既安宅於層巒疊嶂之間，與世隔絕，亦殊不敢作非分想矣。部署粗定，探知大批行李之主人為某 〔38〕 ，一行兄弟妯娌四人，又男孩及關係不詳之少女各一人，全家虔奉基督教，將遠赴雲南傳教，盡室以行，故行李多至五十餘件！若輩到滇省後，漢、回民族以及苗、瑤土著，果能被幾許深恩厚澤，所不敢知，而我則已拜惠孔多矣！ 夜九時許即入山高臥，明知不能入睡，但半榻而外，更有何我容身之地？ 昌弟購統艙票，有票無鋪，久覓不得。至夜始以八元之代價在船警臥室內得一榻地，而此船警者無他，即午後在吊橋攔住去路者也。嗚呼，貨賄往來，亦竟事有前定！世有續編《前定錄》之好事者乎，其不遺此一例。 九月二十一日，晴 〔39〕 ，至晚，微雨。晨三時啟碇，起錨時之巨聲與全船之顫動，可於半睡狀態中微聞之。六時半即起。早餐僅進粥一盂，非關胃口，實有量出為入之意，蓋與理財家所講求者稍有不同。舟車中最不便之一事為大小便，余每出行，必有戒心，此番環境更非尋常可比，自尤不得不多作未雨之計；用心甚苦，但亦無可如何。粥後與茀齋出艙，並登上層甲板，居然尚有路可通；蓋所謂統艙客人，經一夜之爬梳清理，已較前為整潔，不特芸芸眾生已各有立錐之地，而蠶叢中亦已有鳥道可尋也。餘步履雖艱，亦尚能來去自如。 上層甲板亦告客滿，救生船亦成安樂窩。有全家占用一救生船者。余笑 〔40〕 曰，設有不測，此當為全船第一等艙位，大菜間不及也。最奇者，帆布制之大棚上亦有少數搭客擁被高臥，海風雖大，清夢不驚；美國牧師明恩溥稱國人神經強韌，醒時隨遇而安，倦時到處可睡，此不亦上好之一例歟？天氣陰寒，上層尤甚，搭客已有穿皮背心者；以此與東官艙相比，真另一世界矣。 歸艙閱《明詩紀事》；晚又出《野蠻人之性生活》讀之，燈小光弱，勉盡數頁即睡。將入滇傳教之周君謂亦曾瀏覽及此，頗信此等野蠻人之行為大半為撒旦所劫持，故多荒謬絕倫。余唯唯否否。私念野蠻人之性生活每合情理，及與基督教之性倫理接觸，或傳教師強以其所自信者潤飾之，矯正之，於是始壞。余甚為滇南之苗、瑤土著危之！ 晚八時到煙臺。因戒嚴故，須明晨方許登岸。 九月二十二日，天放晴。七時起身；粥後，詢明岳州船須午刻以後方能啟行，即與茀齋、昌弟坐划子登岸。划子與懸梯不免動盪搖曳，余尚能應付裕如，一半亦緣坐困樊籠已逾一晝夜，求解脫之心甚切故也。至岸，即至青年會訪總幹事王振東兄。振東為言當地狀況，謂戰釁將開與初開時，形勢亦頗緊張，逮後敵僑全體撤退，則又忽轉沉寂，市民生活頓感舒泰，為煙臺開埠以來所僅見；同時我方各種防禦工作，亦得從容進行而無顧忌；為敵人設想，撤僑之舉，實為失著。余等自碼頭來時，亦即有此印象。碼頭一帶有守兵，但檢查不嚴；防禦工事不易見，但市街轉角皆有電網與沙袋之布置；市容甚蕭條，惟市民似尚能各安生理。酒排間及操神女生涯之各國女子亦尚未散去。振東謂本地富戶絕少他徙者，以前有內戰時則不爾。王崇植兄有一函件，托茀齋轉交開灤分銷處，即托振東飭役送去。振東有妹，民二十年余 〔41〕 參加山東夏令會時，彼亦為助余之一人，至是亦趨出相見。 余等旋至東華樓浴。適飛機警報至，擦背者舍余而去，謂將出窺究竟，既而不返，始知其實因膽怯避匿；後茀齋之擦背者出為代勞，始告蔑事；亦圖南過程中一折趣劇也。浴罷，赴振東大羅天午餐之約。振東徇余等意，食品皆點當地產物，其中海參、蚌肉、及新登之葡萄二色，尤為鮮美 〔42〕 。此行除食浴外，又解決一要事；余已三日未大解，今日不能復忍，而輪船環境又絕不許可，至東華樓始獲蹲而為之，雖大費力，亦真大解脫矣。 歸舟已近十二時，振東送至碼頭始返。將半日來解脫經驗為同艙者言之，皆大羨慕。上船時見傳教師某 〔43〕 氏妯娌之一坐划子而去，頗訝其發動登岸之遲；後知此婦結婚未久，方入娠孕初期，不耐舟中生活，不得已將改由旱路南行，蓋亦一於大牽惹中求小解脫者。 船於午後一時開行。新浴後更不耐艙中悶熱，出至船頭倚欄觀海。舟沿成山角之北岸而行，右山左海，景色絕勝；煙臺一帶海水，色本碧綠，晴光映照，益見鮮明，水母成群，逆舟掠過，紫白相間，別饒意趣；小島三五，棋布海中，宛如明鏡上堆若干晶瑩石塊，其界畫分明處即其天然妍麗處。余語茀齋、昌弟，中國山水畫無此一派，則以前畫史乘桴浮海者少故也。四時半抵威海，旅客亦復不少，而行李尤夥，拉雜由舢板向大船拋送，歸途竟為所塞，佇候良久，始因他人之扶掖，得歸艙夜飯。 船頭乘客亦甚擁擠，蓋亦早成統艙之一部分。其中一角，約二三十人，為清華及他校同學，以及若輩之女友，因患難而得為進一步之交誼者。余曾授讀之張生德澍等亦在其中 〔44〕 。張生言若輩初上船時，即以團體之力，占此船頭一角地而有之，及工役出而需索，則眾口一詞曰，「已買船票，決不再出分文」；工役等亦無如之何。甚矣群力之不可不講也，彼為茶房買辦剝削至體無完膚者，皆工於自謀，一心但求一己之苟安，而不知有團體可恃者也；今昔教育之分野，民族競存生活推陳出新之關鍵，其在斯乎？ 在船頭又遇向鴻儒君。十年前，向君為 〔45〕 政治大學預科生，曾聽余講授，至是相見，已不復省識，但覺面熟而已。十年前此日，余主政大校 〔46〕 務，國民革命軍入淞滬，學校被收，師生星散，余即為辦理結束之一人 〔47〕 ，不圖十年以後，余又不得不以主清大教務之人作暫時結束清大之不祥任務——人世幾回傷往事，而往事者又復前後畢肖，則其可傷之程度不更強烈耶！向君楚人，字君實，任教河北法商學院，此次亦挈眷避地回南。 船於九時離威海。夜深人靜後，獨據官艙中共飯之圓桌，稍做功課；初則讀《野蠻人之性生活》，繼則續寫此《圖南日記》。同艙有四川口音之少婦一人，倚椅背假寐，久而不去，余頗訝其不知趣；後知彼實無鋪可睡，至夜必以三椅合成一榻，而三椅之一今晚適為余所占有，不便啟口，惟有靜待，乃知處此種境地，不識相者實余，而非彼也。余亟將椅子讓出，悄然就枕，追寫日記，且待來朝。 九月二十三日，晴。今日可到青島，晨午兩餐進食較多，仍不外量出為入之意。上午，與同艙客人閒談。同艙除茀齋、遠榮一家、傳教師某氏 〔48〕 兄弟夫婦等外，尚有蜀人某 〔49〕 氏一家及其親戚，成一避難單位。此單位人口眾多，居東官艙者六人，其中二人無鋪位，僅能捉空休息，昨所述之少婦即其一也。其主人為一五十餘歲之老母，面目極清秀，談鋒亦健雅，少年時必為一美婦人。老母談次頗讚許盧作孚氏在川省經營之各種事業，謂以民生公司輪船與此岳州輪相比，整潔利便，相去無殊天壤。其子某 〔50〕 ，肄業清華工學院，因一二學程不及格今夏未能卒業， 〔51〕 惟國文尚好，字亦挺秀，青年中已為不可多得，或即得諸乃母之遺傳歟？某 〔52〕 生新婦，聲音笑貌，頗肖五姑母家適杭州南星橋凌氏之表妹。前日於駁船中見一少婦，與伯倫夫人極相似，茀齋亦謂然。余常謂兩人若相肖，其相肖之方面必不止一二，而此二人者初不必屬於同一血統；此二例者均有以實我說。 傳教師某 〔53〕 兄弟夫婦三人之行動最惹人注目。某氏 〔54〕 本為南美洲英屬幾亞拿之華僑，於七年前歸國；初在察哈爾北部傳教，最近因上蒼垂示，改赴滇南，其志可嘉，其情亦可憫矣。自東北轉西南，長征萬里，舉室以行，妯娌二人，均有身孕，一幼子不及三齡，尚須保抱——為宗教信仰而不辭勞瘁若此，是志之可嘉者也。但知一己信仰之可貴，不知人亦有其可貴之信仰，而必欲強人就我，自信之至，情令智昏，此又情之可憫者一也。返國七年，中土語言，尚未嫻習，祖邦教化，更自惘然，乃貿然欲為人說法，即滇中漢族，猶恐未能接納，遑論回、苗，此可憫者二也。華夷生活，習慣不同，某氏 〔55〕 所習熟者，且為比較高級之英人生活，余觀其食前必盥手，食已必漱口，一匙一箸，必入沸水而後用，一日之中，洗面至六七次，此種潔癖在西南民族雜處，瘴癘未除之地，不知又 〔56〕 將何以維持，設或不能，則疾病之來，不知又將何以倖免，此可憫者三也。若輩在艙中，得間即向人說道，其婦尤熱心，舟將至青島時，彼亦以一種布道之刊物授余，並詢余對基督教亦感興趣否，余笑應曰，余本信徒。婦之夫名某 〔57〕 ，夫兄名某 〔58〕 ，謂野蠻民族多受撒旦播弄者，即夫兄也。余嘗叩彼等是否屬內地會，夫兄亟辯曰，「否，否，余等不隸屬任何教會，余等信傳道之事，完全為上帝對個人之啟示，與教會無干。」余自忖曰，舍察北而之滇南，自覺之上帝啟示居半，不自覺之安全之動機恐亦居半也！ 飯後收拾行李。二時抵青島。余等船票，格於買辦之私章，本買至香港，至此已無用，而傳教師某氏 〔59〕 之一人只購得到青之統艙票，余即以票相贈；茀齋之票則贈與清華學生趙君 〔60〕 ，以羨補不足，彼跖之徒之買辦亦未見其計之必售也。外國語文系同事徐錫良兄，先期到青，招待過青同人，至是到碼頭相迓，輪船在大港靠岸時，彼已守候多時矣。 下船。驅車至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浴；昨在煙臺浴時，未換衣裳，身上發奇臭，不可復忍，而衣箱尚未取到，臨時趕至市上購襯衣一套，勉強換上，尺寸稱身與否，不暇問矣。 〔61〕 購閱上海《申報》及漢口新分設之《大公報》，知故鄉確已淪陷；先大父於洪楊亂時作詩，有句曰，「從茲萍梗無他戀，二百年來祖父墳」；此情此景，不圖七十年之後，五年之間，又續演兩次也！ 〔62〕 作書寄室人。清華第八級畢業同學扶學煉君來訪，謂適因工程事自漢口來，知梅校長已到長沙，臨時大學在積極籌備中。又遇在平漢路服務之工程師郎君，為言長辛店一帶戰況及黃河北岸我軍設防情形。昌弟在船上受涼，下利，稍困頓；余等因決定在青逗留一日；茀齋初次到青，亦可藉此遊覽。夜飯後， 〔63〕 步行之海濱，由棧橋達回瀾亭，海風甚勁，數日來穢濁之氣，更經一番洗滌，為之一快。余久有志於勞山，向旅行社探問行程，則謂一日來回太嫌侷促，且後山已入警備區域，須有官廳證件，方許出入；只好作罷。第干戈擾攘如此，海岳 〔64〕 一隅，何日可重睹太平，容我輩徜徉其間，殊不可知耳。夜眠較早，半所以補連日之不足，半亦為明日暢觀青島地步。 九月二十四日，晴。晨起特早。 〔65〕 寫信二封，一寄浡弟，屬轉堂上、大哥，綜述七月二十八日以來情況；一寄正宣。錫良為購定到長沙聯票，臥鋪票不在內，二等亦約須六十元。未早食，午食則提前為之。食罷，雇馬車出遊，言定每小時五角；即自中山路出至海濱，沿各浴場所在之海岸線繞行一匝，中經海濱公園、水族館等，皆下車， 〔66〕 至德國廢壘，始折而西，穿山東大學、中央公園，以入於敵僑工業中心之市街，最後仍歸中山路，費時約三句鍾。山大於昨日開學，但學生到者寥寥，究能維持幾日，甚是問題；餘六年前來此，今甫、太侔、一多、實秋等皆在，餞余於市上某京館，一時熱鬧，何可再得？茲數人者後復以北平為集中之地，太侔於去年最後至；今番遭亂播遷，歡聚一席，不知又將卜諸何年何地矣。 敵僑中心之市街，除行人車輛外，幾於絕無聲息。商店、廠房、住宅，大門上皆貼有市政府與領事館會封之封條，窗上則皆釘有木板；其他市街上敵人之產業亦莫不然。聞居留民撤退前，有飲泣者。夫安居樂業，人心所同，乃一旦因少數野心家之驅使宰割，不能不舍之而去，保障不可必得，還歸不能豫期，此情此景，亦大可傷也。然休咎無門，惟人自召，今日之日人，猶之歐戰時期之德人，甘心受野心家之鞭策者已久，馴服之性，已成為民族品質之一偏；惟其馴服之至，斯不能不受馴服之報；英人荷爾摩斯論此最詳，余前作兩民族之比較研究時嘗具引之，不圖至今日而此種相肖之比較，益覺其親切有味也。然則為日本民族設身處地，可傷者又豈若干私人企業之放廢而已哉！ 遊興未闌，因復至棧橋，喚舢板泛至小青島；小青島者，今日通稱之青島所由得名者也。島去岸約二里，望之如在目前，而扁舟打漿，亦須二十分鐘始達，逆風則且倍之。今日風大，顛簸特甚，浪花時濺入舟中。島面積雖小，近經市當局布置後，亦復頗有曲折，引人入勝。四圍多大石塊，色澤斑文，盎然有古趣。茲蕞爾小島，可視為青島市之一大盆景，遠觀近玩，均有可取。 〔67〕 歸寓已五時以後。清華校友李慶善、汪煦二兄曾來訪，後遇之於廣東酒家，為述事變後母校情狀及余等南行經過。關錫斌兄由清華學生處探知余來青，亦曾過訪，知已外出，又喚車追蹤，至廢壘一帶，猶不獲見，又折回旅行社，留字而去，謂將再訪。至是，果至，邀至廣東酒家夜飯，談甚歡。錫斌為餘六七年前游廣東時舊識，甚好學，於青年問題頗有探討，近在青從事勞工教育，亦著成績 〔68〕 。途經商務印書館，自購《人文史觀》兩冊，一贈錫斌，一寄振東，秀才人情，聊表謝忱，並志此行鴻爪而已。又遇北平研究院之崔敬伯及北平幼稚師範校長張雪門二兄於途，蓋亦文化界同人之亟於圖南者。敬伯在津時曾訪余等不遇。 夜九時半登膠濟車；錫良及扶學煉君均送至車上。二等臥車系美國「旅客」式，甚精緻，與南滿鐵道者亦相似。十時啟行，錫斌亦搭此車回寓，余視其下車後始就枕。睡不甚熟。 九月二十五日，陰。晨六時即起，閱《野蠻人之性生活》。八時車準時到濟南。自晨至此，同行者咸惴惴有戒心，以為敵機轟炸，必卜晝不卜夜，而濟南一地，必隨兗州、鄒縣、濟寧之後，為一大目標無疑。既而無事，則又額手相慶。至旅行社招待所候南下津浦車。寄室人一明信片。旅行社言車無定刻，有車即登，須守候，有即來告。同行者至此，單位已自三人增至八九人，即，了一兄嫂，遠榮一家三人，及遠榮嫂之友劉女士，已於無形中，與余等合而為一。此較大之單位，在膠濟車上嘗議定一旅途進止原則，曰，專搭夜車，夜車而跨及白晝，寧於中途下車，改搭後來之車；意謂光陰可不計，而安全總屬第一義也。余對此原則雖不反對，單位中有宅眷，有生未及二月之嬰兒，亦殊不便作異議，但余始終主趕路之原則，趕路亦正所以策萬全之一道也。當此軍事時期，鐵道運輸，隨時可生問題，豈容我人從容抉擇？至是同人亦咸知只有趕程之一法，抉擇之權，不在我而在際會。余本擬走訪青年會總幹事鄭仿橋兄，因須守候故，不果。 約十一時，得知適有一北上車，將折而南；當即驅車至站。昌弟捷足，又因旅行社之助，居然占得二等臥車室二間，一與遠榮一家用，一則餘五人共之。預計明晨以前可抵徐州，因相約不添買臥車票，各以散坐論，後查票員亦不相強。 時適有傷兵車自北來，亦停站中，久不見發落，且亦若無人照料，僅少數青年會服務人員奔走供茶水；月台上間亦有人為輕傷士兵包紮。魯省為軍事最密邇之後方，而設備缺乏如此，輿論對韓復榘氏之時有煩言，亦不為無因矣。青年會幹事袁君來晤，謂仿橋已赴前方戰地青年會服務，如前數年長城戰役之例；談及省垣近況時，亦謂主席態度不甚宣明，故服務界雖欲為傷兵及其他方面努力，亦有不便過於熱心之苦。可勝慨嘆！有形似學生之人來募捐，謂將購備食品以餉傷兵；此等人來路不明，但亦不忍拒絕，余等捐洋一元；後悉茀齋在月台上已捐五元。續有來者，唯有謝絕。後方無組織、無設備，一任熱心者、好事者、甚或趁火打劫者各行其是，此其明證也。 車於十二時許開行。我車與傷兵車並軌，歷一小時之久，同人懼敵機或至，皆惴然，至是始釋懷。晨起天陰，至是微雨，且陰霾四伏，有久雨之象，於是更認為天公作美，皆大歡喜。既而果如所期，自午至暮，滴瀝者未嘗或歇，直至九時到達徐州時，天邊始露霽色，不半小時，而星河皎潔矣。痴人許願，往往有如此巧合者！ 沿途鮮可記述者。兗州、鄒縣、徐州，二日前皆曾遭襲擊，小有死傷及損毀，但早經收拾，已無跡象可尋。到徐乘客，折而西上者為多，客室至無隙地。自九時下車至一時半再登車，始終只有在月台佇立或閒步。旅客不勝跋涉而病者亦不乏人，向鴻儒 〔69〕 君之夫人即為一例，余見其在月台上嘔吐不已。購臥鋪票，八人僅得六張，余與昌弟合一下鋪。時站中盛傳滄州保定俱不守，頗不敢信，惟消息既來自路局，又不能斷為完全虛妄。有兵車自西開來，了一謂士兵言語，多其鄉音，當系廣西赴國難之隊伍，將自徐北轉者無疑。 九月二十六日，陰。一時，客車配備定當，即趨登。二時半開車，逾限一小時。即睡。 車行甚緩，幾於無站不停，無站不久候；七時一覺醒來，似尚未出江蘇省界；又良久始達歸德。四年前，余到開封太原演講時，道出此途，他無可比較，地方治安今則差勝矣，此可於車站一帶民間生活窺測得之。一路兵車絡繹，皆東行；士兵精神健旺，惟所御殊嫌單薄，至北地作戰，殊不相宜。一路續看《野蠻人之性生活》。 下午一時許抵開封，購閱報紙，滄州保定不守之訊尚未能證實。四時到鄭州，到旅行社招待所如例；四年前余嘗在此小住二日， 〔70〕 茶役某尚能相憶，主持者閩人某亦仍舊。與茀齋合拍一電與培源，並請其轉兩家在平眷屬。守候至晚八時，始有南下快車自彰德開到，因附載傷兵故，倍形擁擠，亦不能預訂臥鋪。另有一慢車，自鄭直接開出，乘客較少，但甚簡陋，二等座悉為木板，臥鋪可 〔71〕 不論。同人皆主搭快車，臥鋪且待登車後再設法。 登車時情形混亂，同人皆失散，後始復聚。丁燮林兄之弟燮祜亦為同道之一人，事前以看守行李相托，彼則與旅行社中人先登，覓取臥鋪；居然有成，惟已須拼湊，致了一、遠榮兩家伉儷俱不能同室；且人浮於鋪，余與昌弟，茀齋與遠榮，各共一鋪。十時許始開車 〔72〕 。 九月二十七日，陰。晨起，車尚在河南境，近午，達信陽；飯罷，經 〔73〕 雞公山區域，風景殊勝。車中遇孫伏園兄，謂一星期前北行，將至定縣將平教會工作作一結束，距定縣僅一站時，車即不能前進，守防兵士亦堅阻；既而知會中同人皆已出險，始折回至彰德，換車至此。並謂北行過鄭時，曾遇正之、芝生南下。 下午六時半車抵漢口大智門。伏園兄在漢別有公幹，因托其代電長沙，庶幾明日有人到站照料。余等則逕行渡江，至粵漢路 〔74〕 之徐家棚車站；開車原定八時，亦竟延展至十時以後。作短簡寄平。二等臥鋪已滿，遠榮一家覓得頭等者，茀齋覓得三等者，了一兄嫂、余與昌弟未另設法，各據二人座之長椅權度一宵。伏園兄旋亦登車。 九月二十八日，陰，至午有微雨。晨起，車猶在湖北省境；午刻到岳陽；兵車北上，益見頻繁，交車停頓，有至一小時以上者。抵岳州時，車軸有損壞，停頓亦久。作便箋寄北平。遇級友李家琛兄，自大同、太原、石莊一路圖南而來，為述每至一地，必遇轟炸，二十五日在武昌，亦然；未遭不測者，真大幸也。讀《野蠻人之性生活》，方及半本，約三百頁。與伏園兄各談聞見，亦久。 余初次旅行湘鄂路，沿途足資目賞者自多；下午過汨羅江，即相傳為屈靈均自沉處，端陽競渡角黍之習所自昉也。車經洞庭湖畔，風景更好，詩人所稱道不衰之水雲鄉，似維此地為足以當之。 六時半到長沙東站，延誤至九小時以上。來站相迓者有李景羲、沈剛如、李洪謨諸兄等，戴中孚弟亦在。行李系自青島打票逕至長沙者，最早亦須遲四五日方可到達。即呼車逕到北門外下麻園嶺二十二號新園清華在長辦事處，與先到之諸同人相見。梅校長暫寓湘雅新村 〔75〕 朱經農兄宅中，與茀齋定明晨往謁。 〔76〕 《圖南日記》，至此可以擱筆。此行共費時十三日， 〔77〕 較之後來者，一路已不能不謂十分順利。平津為第一關口，所慮者為遭敵人截留；海輪為第二關口，所慮者為水火之厄，而火厄為甚，船役貪利，有別在廚房外設灶煮食營利者，灶之兩旁皆客人行李，星火不戒，全船千數百人必無噍類。第三關為自青島至長沙一路火車之被 〔78〕 襲擊。此三關者居然皆安然度過；自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並飛機警報亦未嘗一度聞見；各站換車守候，亦未有逾五小時者。誠平安矣，誠幸運矣。然平安之經驗亦即為平淡與平凡之經驗， 〔79〕 則其為幸不幸猶可容別一解釋也。 注釋 〔1〕 《優生閒話》、《民族興衰各論》、《家譜新論》三稿均在抗日戰爭期間失去，以後未能找到。——編者注 〔2〕 見《潘光旦文集》第3卷。——編者注 〔3〕 見《潘光旦文集》第2卷。——編者注 〔4〕 《一個意國學者的戰爭之優生觀》，見《潘光旦文集》第9卷。《優生閒話》稿佚。——編者注 〔5〕 見《潘光旦文集》第3卷。——編者注 〔6〕 見《潘光旦文集》第3卷。——編者注 〔7〕 見《潘光旦文集》第9卷。《民族興衰各論》稿佚。——編者注 〔8〕 本文初載於1942年8月27日昆明《中央日報》，此處另有幾字：「不但沒有照做」。——編者注 〔9〕 見《潘光旦文集》第9卷。《民族興衰各論》稿佚。——編者注 〔10〕 Chen, Ta,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Shanghai, Kelly, 1939. ——編者注 〔11〕 《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編者注 〔12〕 見《潘光旦文集》第1卷。——編者注 〔13〕 《優生閒話》稿佚。——編者注 〔14〕 見《今日評論》第1卷、第2卷，1939年。——編者注 〔15〕 參見《北平晨報·婦女青年》，1934年12月1日，題為《婦女問題總檢討》，講演記錄未經講者審閱。——編者注 〔16〕 原文缺「二、」——編者注 〔17〕 即馬克思。——編者注 〔18〕 即托派。——編者注 〔19〕 即馬克思。——編者注 〔20〕 見《潘光旦文集》第1卷。——編者注 〔21〕 見《潘光旦文集》第8卷，《西方實驗主義者服膺中國舊制度》。——編者注 〔22〕 手稿此二字為「勉仲」。查良釗，字勉仲。——編者注 〔23〕 手稿此處有「內務部街」字樣。——編者注 〔24〕 手稿此字為「肯」。——編者注 〔25〕 手稿此處為「陳濤每」，即陳銓，時為清華大學教授。——編者注 〔26〕 手稿此處為「趙鳴岐」，即趙鳳喈，時為清華大學教授。——編者注 〔27〕 手稿此處有「與伯倫一家」字樣。伯倫，雷海宗先生，時為清華大學教授。——編者注 〔28〕 「先行護送入城妥藏，徐圖南運」句，手稿文字為：「商之美籍教授溫德先生，請其伴送入城，並即寄存其水月庵八號之住宅中；其同情心與愛護文物之意，令人感佩」。這批書後來並未南運，在抗日戰爭期間全部散失。——編者注 〔29〕 手稿此字為「藏」。——編者注 〔30〕 手稿此字為「尚」。——編者注 〔31〕 手稿此字圈去。——編者注 〔32〕 此三字手稿為「我校會計科」。——編者注 〔33〕 手稿此處有「在北安利」字樣。——編者注 〔34〕 手稿此處另有一句：「宋處士陳摶字圖南；前嘗見一南航閩廣之海輪名『圖南』。」——編者注 〔35〕 手稿此處有「方」字。——編者注 〔36〕 手稿此地名為「津市河北區」。——編者注 〔37〕 手稿此處另有一句：「，了一兄嫂亦在其中」。——編者注 〔38〕 手稿此二字為「姓周」。——編者注 〔39〕 手稿此字為「陰」。——編者注 〔40〕 手稿此處有「語茀齋」三字。茀齋，沈履先生，時任清華大學秘書長。——編者注 〔41〕 手稿此處有「來煙臺」三字。——編者注 〔42〕 手稿此處另有一句：「；茀齋、昌弟均初次來煙，倍覺有味」。——編者注 〔43〕 手稿此字為「周」。——編者注 〔44〕 手稿此處有句「，其女友為燕大新科畢業生」。——編者注 〔45〕 手稿此處有「國立」二字。——編者注 〔46〕 手稿此字為「教」。——編者注 〔47〕 手稿此句為：「余與金井羊兄即為辦理結束之人」。——編者注 〔48〕 手稿此處為「周氏」。——編者注 〔49〕 手稿此處為「周氏」。——編者注 〔50〕 手稿此處為「周氏」。——編者注 〔51〕 手稿此處為「周氏」。——編者注 〔52〕 手稿此字為「王」。——編者注 〔53〕 手稿此字為「王」。——編者注 〔54〕 手稿此字處為「名載」二字。——編者注 〔55〕 手稿此處有句：「人品殊不及乃母，學問不論外，臨事亦甚粗心，向茀齋借看某書之上冊，竟至失落；」——編者注 〔56〕 手稿此字圈去。——編者注 〔57〕 手稿此處為「羅伯」。——編者注 〔58〕 手稿此處為「查理」。——編者注 〔59〕 手稿此處為「周氏」。——編者注 〔60〕 手稿此處為「助教趙君士贊」。——編者注 〔61〕 手稿此處另有句：「換下之衣襪即交社役付洗，及晚間尚未送出，比追問，則謂襪只有一隻，其一遍檢未得，及告以余本一足，何來第二襪，彼始恍然；眾人為之鬨堂。」——編者注 〔62〕 手稿此下接句：「若只就倭禍而言，則三百年間，此已為茀三次，明嘉靖間之一次，則有四世祖江山教諭士英公（舊譜作二世祖）避地安亭，流寓甚久，士英公與歸太僕有光有深交，邑志與家乘似謂其誼在師友之間，或即避地有以促成之雲。」——編者注 〔63〕 手稿此處有「與茀齋、錫良」幾字。——編者注 〔64〕 手稿此字為「岱」。——編者注 〔65〕 手稿此處另有一句：「昌弟飽睡後即愈。」——編者注 〔66〕 手稿此處另有句：「水族館在中國尚屬創舉，初辦時，余嘗在《華年》為文為之介紹。」——編者注 〔67〕 手稿此處另有一句：「今日之游，皆由錫良作先導。」——編者注 〔68〕 手稿此處另有句：「；五年前與其夫人言女士離婚，余不謂然，曾加規勸無效；其新夫人某，二三年前曾屢屢向《華年》投稿，但至今尤未獲覿面，殆不欲余見之也」。——編者注 〔69〕 手稿此處為「向君實」。——編者注 〔70〕 手稿此處另有一句：「並曾就沿途聞見作稿寄登《華年》；」——編者注 〔71〕 手稿此字為「且」。——編者注 〔72〕 手稿此處另有一句：「，即和衣睡」。——編者注 〔73〕 手稿此處有：「武勝關及」幾字。——編者注 〔74〕 手稿此處有：「湘鄂段」幾字。——編者注 〔75〕 手稿此處為：「北大路湘雅新村三號」。——編者注 〔76〕 手稿此下接句：「聞校務會議諸人將來即寓新園。園為前湘雅醫院院長王子玕先生之產，建築尚不及三年，各種新式設備應有盡有，下層作辦公室，上層作寓所，均極相宜。嗚呼，新園則新矣，其舊如之何？」——編者注 〔77〕 手稿此處另有句：「舟車凡六七換：北寧路、岳州輪、膠濟路、津浦路、隴海路、平漢路、粵漢路；」——編者注 〔78〕 手稿此處有「敵機」二字。——編者注 〔79〕 手稿此處另有句：「當此不平凡之時期而僅能得些微平凡之經驗，」——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