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士的畫像 · 第二十章

這件事之後過了大約兩個星期，梅爾夫人坐了一輛出租馬車，來到溫切斯特廣場。她下了車，一眼看到餐廳的兩扇窗戶之間掛著一塊精緻的大木牌，木牌是新近油漆的，黑底白字，上面寫著「吉屋出售」以及欲購者可與何人聯繫等字樣。客人打過大銅門環之後，一邊等候開門，一邊心想：「他們一刻也沒有拖延，這是一個講實際的國家！」進了屋子，上樓到會客室去的時候，她看到了搬家的種種跡象：牆上的畫取下了，堆在沙發上，窗簾拆掉了，地板上也已沒有地毯。杜歇夫人立刻出來接見了她，簡單明了地告訴她，悼念是理所當然的，不必多講。 「我知道你要說些什麼——他是一個正人君子之類。但我知道得比任何人清楚，因為我給他表現這一點的機會最多。從這方面說，我想我是一個很好的妻子。」杜歇夫人還說，她的丈夫最後顯然承認了這個事實。接著她又道：「他待我很寬大，我不想說，比我希望的更寬大，因為我沒有這麼希望過。你知道，一般說，我從不希望什麼。但我相信，他願意承認，雖然我大部分時間住在國外，過著——你可以說是無拘無束的——外國的生活，但是我從沒對任何別人表現過絲毫興趣。」 「除了你自己，你對誰也不會發生興趣。」梅爾夫人在心裡說，但這樣的話，杜歇夫人當然是聽不到的。 「我從沒有為別人犧牲我的丈夫。」杜歇夫人繼續道，她的話照例是簡短有力的。 「自然沒有，」梅爾夫人想，「你從來不為別人做任何事！」 這些無聲的評論帶有一些挖苦的意味，這需要稍加說明，特別因為這不符合我們以前看到的——也許只是表面的——梅爾夫人的性格，也不符合杜歇夫人經歷中那些確鑿的事實；同時，也因為梅爾夫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她的朋友的最後那句話，一點沒有暗中攻擊她的意思。事實是，她一跨進門檻，就獲得了一個微妙的印象，知道杜歇先生的去世產生了一些後果，這些後果使少數幾個人得到了利益，然而她不在這些少數人中間。誠然，這樣一件事是必然會產生後果的，她住在花園山莊的時候，已不止一次地想像到這一切。但內心的預見是一回事，實際接觸到那大量的事實又是一回事。關於財產——她幾乎想說這是贓物——的分配問題，現在壓在她的思想上，使她為自己的被排斥在外，感到悶悶不樂。我完全不想說，梅爾夫人屬於貪婪的或嫉妒的一類人，但我們已經知道，她有著從未得到滿足的欲望。如果有人問她，她無疑會承認——同時露出美好而高傲的微笑——她對杜歇先生的遺產是不能存非分之想的。她會說：「我們在這世上從沒有過往來，可憐的人，從沒有過！」然後用拇指和中指彈一個榧子。我還得馬上補充一句，這時儘管她心裡痒痒的，覺得不是味道，但她非常小心，一點沒有露出痕跡。不管怎樣，她自己雖然一無所得，杜歇夫人的得還是使她同樣高興。 「他留給了我這幢房子，」那位新未亡人說，「當然，我不會住在這兒，我在佛羅倫薩的房子比這好得多。遺囑三天前才打開，但是我已經決定把這房子出售了。在銀行里，我也分到了一筆錢，但我還不知道，我是不是只能把它留在那兒。如果不，我當然要把它取出來。花園山莊自然歸拉爾夫所有，但我不相信他能維持那個地方。他得到的當然不少，但他的父親已捐掉了一大筆錢，還有一部分遺產分給了佛蒙特州那些隔了三代的遠親。不過，拉爾夫很喜歡花園山莊，夏天完全可能住在那兒，雇一個打雜的女僕和一個孩子做園丁。我丈夫的遺囑中有一條是很奇怪的，」杜歇夫人接著說，「他給了我的外甥女一筆財產。」 「一筆財產！」梅爾夫人輕輕地重複道。 「伊莎貝爾拿到了將近七萬英鎊。」 梅爾夫人的雙手本來交叉著放在膝上，聽到這話，她把它們舉了起來，但兩隻手還是握在一起。她把它們暫時按在胸口，睜大了一些眼睛，注視著她的朋友，喊道：「啊，聰明的小東西！」 杜歇夫人迅速瞟了她一眼，「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梅爾夫人的臉紅了一下，她垂下了眼瞼，「不花一點力氣，就能取得這樣的收穫，這還不聰明！」 「力氣自然沒有花，不過她從沒覬覦過遺產。」 梅爾夫人是不大會弄得手足失措而把話收回的；她的智慧表現在維持原來的說法，卻賦予它使人滿意的解釋上。「我的好朋友，伊莎貝爾要不是世上最可愛的姑娘，她當然不會得到那七萬英鎊。她的可愛包括她的極端聰明在內。」 「我相信，她做夢也沒想到我的丈夫會給她什麼，我也沒有想到，因為他從沒把他的意圖告訴我，」杜歇夫人說，「她對他不能有任何要求，她是我的外甥女，跟他關係不大。她所得到的一切，都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啊，」梅爾夫人說，「這才是了不起的成就呢！」 杜歇夫人保留她的意見。「這姑娘很幸運，我不否認這點。不過現在她簡直給弄糊塗了。」 「你是說她不知道把這些錢怎麼辦嗎？」 「我看她還沒想到這點呢。她是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好像一尊大炮突然在她背後放了一炮，她還驚魂未定，正在看她有沒有受傷。三天以前，遺囑的主要執行人才親自來拜訪她，非常殷勤地把這事通知了她。事後他告訴我，他把意思說明以後，她突然哭了起來。這錢還是存在銀行里，她可以去支取利息。」 梅爾夫人搖搖頭，露出聰明的、現在也是相當慈祥的笑容。「太有意思啦！她這麼做過兩三次以後，就會習慣了。」沉默一會兒以後，她又突然問道：「你的兒子對這件事有什麼想法？」 「遺囑公布以前，他已離開英國——他又累又傷心，支持不住了，所以匆匆忙忙趕到南方去。他正在前往里維埃拉的途中，我還沒有收到他的信。但凡是他父親做的事，他看來都決無異議。」 「你不是說，他的一份給減少了嗎？」 「那完全是他願意的。我知道，他曾經要他的父親為美國人民做一些事。他從來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問題在於他把什麼人放在第一位！」梅爾夫人說。她繼續沉思了一會兒，眼睛注視著地面。最後她抬起頭來，問道：「我能不能見見你那位快活的外甥女？」 「你可以見她，但你看到的她不會是快活的。三天來，她的神情一直那麼嚴肅，像契馬部埃[1]的聖母像！」於是杜歇夫人按鈴召喚僕人。 伊莎貝爾在僕人去請她後，馬上就來了。她一進屋，梅爾夫人就想，杜歇夫人的比喻是有些道理的。姑娘臉色蒼白而嚴肅——對死者的深切悼念沒有沖淡這種反應。但是她一看到梅爾夫人，她那最歡樂的時刻的微笑又回到了臉上。梅爾夫人走到她跟前，把一隻手搭在她肩上，端詳了她一會兒，便開始吻她，好像在回答她離開花園山莊時伊莎貝爾對她的親吻。這是梅爾夫人以她高尚文雅的姿態對她的年輕女友繼承遺產一事眼前所作的唯一表示。 杜歇夫人不想留在倫敦，等待出售她的房屋。她只是從那些家具里挑選了幾件，預備運往她的另一個寓所，然後便把其餘的一切交給拍賣商處理，動身前往歐洲大陸了。她這次旅行，當然由她的外甥女做伴。現在，這位小姐有的是時間，可以反覆考慮梅爾夫人向她隱蔽地表示祝賀的那筆意外之財了。伊莎貝爾經常想起接受遺產這件事，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考察它。但是我們暫時不想探究她的思想活動，或者解釋究竟為什麼這種新的意識開頭會對她構成一種壓力。不過這位小姐沒有立即起來迎接她的歡樂只是暫時的，她最終還是承認，富裕是一種有利條件，因為它使人可以有所作為，而有所作為總是甜蜜的。對愚蠢的軟弱——尤其在女性方面——說來，它是光輝的對立面。雖然在一位嬌嫩的小姐身上，柔弱也有它的魅力，但正如伊莎貝爾對自己所說，這畢竟不是最可愛的。確實，在眼前她還不能有太大的作為，她只是給莉蓮匯去了一筆錢，也給可憐的伊迪絲寄了一筆錢。由於她穿上了喪服，由於她的姨母新近守寡，兩位女士不得不過恬靜的生活，這清靜的幾個月使伊莎貝爾感到欣慰。她所獲得的力量，使她變得嚴肅起來，她懷著又愛又恨的心情注視著這種力量，但她並不急於運用它。事實上，直到她跟她的姨母在巴黎逗留的幾個星期中，她才第一次使用這力量，儘管使用的方式無疑是毫不足道的。那是住在擁有世界聞名的大商店的都市中自然而然會採取的方式，而在杜歇夫人的指導下更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她在改變她的甥女的外形，使她從貧寒變為富麗這點上，持有極其現實的觀點。曾經有過那麼一次，她對伊莎貝爾說：「現在你已經身價百倍啦，你必須懂得怎麼去扮演這個角色——我是指扮演得出色而言。」她還說，那位小姐的首要責任就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後又說：「你還不懂得怎麼愛護你的財物，但你必須懂得。」這是伊莎貝爾的第二項責任。伊莎貝爾表示同意，但眼前她的想像力還沒有燃燒起來，她還在等待機會，而這些不是她心目中的機會。 杜歇夫人很少改變她的計劃，早在她的丈夫去世以前，她已經打算在巴黎度過一部分冬季，現在她覺得沒有理由放棄這個計劃，更沒有理由使她的同伴失去這個機會。雖然她們在服喪期間只能過深居簡出的生活，她還是可以讓她的外甥女在小範圍內進行非正式的活動，所謂小範圍，就是指住在香榭麗舍大街周圍的一些美國人。這些移民，有許多是杜歇夫人熟悉的，她與他們有共同的流亡國外的命運，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樂趣，共同的苦悶。伊莎貝爾看到，他們老是到她姨母的旅館來串門，便尖銳地指責他們，這種指責無疑被認為是她一時心血來潮，激發了人的責任感。她堅決相信，他們的生活雖然奢侈，但很空虛。在晴朗的星期日下午，這些離開了美國的美國人忙於互相應酬的時候，伊莎貝爾公開表示了這個觀點，因而招來了一些不滿。聽到這些話的，都是依靠自己的廚師和裁縫保持著神聖的溫和儀表的人，然而仍有兩三個人認為，她的聰明雖然博得公認，其實還比不上戲台上那些時髦的台詞。她喜歡這麼問他們：「你們都這麼過日子，這有什麼出路？可以說，毫無前途。據我看，這只能使你們感到非常厭倦。」 杜歇夫人覺得，這個問題簡直像是亨利艾塔·斯塔克波爾提出的。亨利艾塔當時也在巴黎，伊莎貝爾經常跟她見面，因此杜歇夫人不無理由對自己說，也許她的外甥女還沒這麼聰明，不至於在幾乎一切問題上都標新立異，她那套理論可能是從那位記者朋友那裡販運來的。伊莎貝爾第一次講這番話是在她跟姨媽去拜望盧斯夫人的時候，後者是杜歇夫人的老朋友，也是她當時在巴黎唯一走訪的人。盧斯夫人從路易-菲力浦時代起就住在巴黎，她常常幽默地說，她是一八三○年[2]的一代——這句話的幽默意義往往不是每個人都能領會的。在人們不理解的時候，盧斯夫人總是解釋道：「可不是，我是個浪漫派人物。」她的法語從來沒有好過。星期日下午，她照例在家會見客人，周圍坐滿了跟她情投意合的美國同胞，而且照例是那麼些人。事實上，她每時每刻都在家，像奇蹟一樣，在這個光輝燦爛的城市中這個逍遙自在的小天地里，保持著她在家鄉巴爾的摩的生活方式。這使她那位高貴的丈夫盧斯先生，只需要對巴黎的「娛樂」作精神上的讚賞——這是他的一句名言，因為你永遠猜不出，他有什麼煩惱，使他感到有散心解悶的必要。盧斯先生又瘦又高，頭髮灰白，穿得整整齊齊，戴一副金邊眼鏡，帽子略微推在後腦勺上。他的消遣之一，就是每天上美國銀行家俱樂部去一次，那裡有個郵政所，幾乎跟美國鄉鎮上的郵局一樣，是個聚會和閒談的好場所。天晴的日子，他在香榭麗舍大街旁邊一張椅子上消磨一個小時。吃飯他大多在自己家裡，飲食很講究，那裡的打蠟地板，盧斯夫人總是得意揚揚地宣稱，比法國首都任何一家的都光滑。有時他也跟一兩個朋友上英吉利咖啡館用餐，他點菜的才能不僅是朋友們幸福的源泉，而且使店裡的領班侍者大為欽佩。這些就是大家知道的他所有的娛樂，但它們讓他消磨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無疑也證實了他常說的話：巴黎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從這些方面看，盧斯先生認為，不論在哪裡，都不像這兒富有生活的樂趣。巴黎是人間的天堂，但必須承認，盧斯先生對這個供他消磨生命的地方，評價已不如早年高。在他的消遣中，政治遐想占有一席位置，不容忽視，因為在表面看來無所事事的許多時刻中，它們無疑仍是活躍的因素。像他一樣的移民中，盧斯先生是許多偏激的——或者不如說頑固的——保守分子中的一個。他不支持法國新近成立的政府，不相信它能長期存在，年復一年地向你保證，它的末日已迫在眉睫。他談到法國人民時，常常說：「他們應該給壓下去，先生，必須壓下去，只有強有力的手，只有鐵蹄，才能有效地對付他們。」他理想的光輝燦爛、英明偉大的政府是不久前被推翻的帝國政府。「巴黎比皇帝[3]時期遜色多了，只有他才知道怎樣使一個城市變得舒適愉快，」盧斯先生常常對杜歇夫人說，後者的觀點跟他完全一致。他說，一個人苦苦渡過大西洋來到這兒，為的什麼，還不是為了擺脫共和國！ 「咳，夫人，從前我坐在香榭麗舍大街實業宮對面，總看到從推勒里宮[4]駛出的馬車來來往往，一天共達七次。我記得有時還多達九次。可現在你看到什麼？說也沒用，這種排場都過去了。拿破崙知道，法國人民需要什麼，現在籠罩在巴黎——我們的巴黎上空的烏雲，要等帝國恢復才會消失。」 到了星期日下午，盧斯夫人的客人中有一個年輕人，伊莎貝爾跟他談過不少話，發現他肚裡裝滿各種有價值的知識。愛德華·羅齊爾先生——人們稱他內德·羅齊爾——出生於紐約，在巴黎長大，他住在那裡的時候，由他的父親管教，事有湊巧，這位父親跟已故的阿切爾先生是相識多年的知交。愛德華·羅齊爾記得，當年伊莎貝爾還是個小女孩。有一次，阿切爾姐妹幾個住在訥沙泰爾一家旅館裡，她們的法國保姆跟一個俄國親王跑掉了。那時愛德華·羅齊爾的父親正好帶著孩子路過那個地方，也住在那家旅館裡，正是他救了阿切爾姐妹三個，因為那幾天裡，阿切爾先生一直行蹤不明。伊莎貝爾對那個衣冠端正的小男孩也記得很清楚，他的頭髮上總有一股髮蠟的香味，他也有一個法國保姆，只是她在任何引誘下都沒有離開他。伊莎貝爾常常與他倆在湖邊散步，覺得小愛德華漂亮得像一個天使——這種比喻在她心目中是不同尋常的，因為她所想像的天使，在外形上具有非常明確的特徵，而她新認識的這位小朋友，正好體現了這些特徵。一張小小的粉紅色臉龐，頭上戴一頂藍天鵝絨童帽，脖子上圍一條繡花硬領，這就是她童年夢想中的天使的外貌。後來有一段時期，她還堅決相信，那些天國居民彼此講的是又古怪又可愛的英法混合語，他們用它表達最高尚的情緒，因為愛德華就用這種語言跟她交談。他告訴她，他的保姆為了「保衛」他，不讓他靠近湖邊，還說一個孩子必須聽保姆的話。現在內德·羅齊爾的英語已大有進步，至少那種法語腔調已經減少了。他的父親死了，他的保姆也辭退了，但年輕人還遵守著他們的教導，從不靠近湖邊。他的身上仍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以及一種能給更高級的器官帶來快感的氣息。他是一位非常斯文的、彬彬有禮的青年，具有風雅高尚的趣味——懂得古瓷器、美酒和書籍的裝幀，熟讀《戈塔年鑑》[5]，知道高級的商店，高級的旅館，以及火車時刻表。他點菜的本領幾乎可以與盧斯先生媲美，也許，隨著經驗的增長，他可以成為後者當之無愧的接班人，他也擁護那位先生的嚴峻的政治觀點，只是口氣較為柔和而天真罷了。他在巴黎有一所漂亮的寓所，室內裝飾著古色古香的西班牙聖壇花邊，這是使他的女朋友們驚羨不止的，她們宣稱，他的壁爐架上鋪的花邊比許多公爵夫人披在高貴的肩膀上的更美麗。然而他每年冬天往往要在波城度過一段時間，有一年還在美國待了兩個月。 他對伊莎貝爾很感興趣，還清楚地記得他們在訥沙泰爾散步的時候她老是喜歡靠近湖邊。他仿佛從我剛才提到的那些叛逆性的疑問中也發覺了同樣的傾向，但他還是溫文爾雅地回答我們的女主人公的問題，儘管這些問題也許是不配得到這麼好的待遇的。「阿切爾小姐，你說這有什麼出路嗎？嗨，巴黎是四通八達的，路多得很，哪裡都能去。每一個到歐洲來的人，必須先通過這裡。你主要不是這個意思嗎？你是說這能有什麼結果吧？但一個人怎麼能洞察未來呢？你能告訴我，前面有些什麼嗎？只要這是一條愉快的路，我就不管它能通向哪裡。我喜歡這條路，阿切爾小姐，喜歡這古老而可愛的柏油馬路。你不可能對它感到厭倦——哪怕想厭倦也不可能。你認為你會厭倦，實際不會，這兒經常有出乎意外的新鮮事兒。就拿特魯奧大廈來說吧，那兒一星期總有三四次大拍賣。除了這裡，哪兒還有這樣的便宜貨？不論人家怎麼說，我堅持只有在這兒才能買到真正價廉物美的東西，只要你懂得上哪兒去購買。我知道許多這樣的地方，但我都保守秘密。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訴你，這是我對你破格優待，只是你絕對不能泄漏給任何人。你不論要買什麼，先問我一聲，我要求你同意這點。一般說，不要上那些林蔭大道；在林蔭大道上機會是不多的。憑良心說——sans blague[6]——我不相信誰會比我更熟悉巴黎。你和杜歇夫人改天務必到我那兒去吃頓早飯，我可以把我收藏的小玩意兒給你看看，je ne vous dis que a！[7]近來大家談倫敦談得很起勁，吹捧倫敦成了風氣。可那兒什麼也沒有——你在那兒什麼也找不到，沒有路易十五時期的風格，沒有第一帝國的風格，有的永遠只是安女王時期的式樣。這種東西只配放在寢室里，放在盥洗室里，永遠登不了大雅之堂。我把生命消磨在拍賣商場嗎？」羅齊爾先生繼續說，回答伊莎貝爾的另一個問題。「哦，不，我沒有財產。我希望我有，可是沒有。你認為我遊手好閒，啥也不干，我從你的臉色看出來了，你的臉非常富有表情呢。我這麼講，請你不要見怪，我只是向你提出一個警告。你認為我應該干點兒什麼，我也這麼想，我總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這點。可是一旦認真要做起來，你就看到什麼也不能幹。我不能回國去，開店當老闆。你認為我非常合適？唉，阿切爾小姐，你把我估計得太高了。我會買東西，可是我不會賣東西。有時我想出賣一些什麼的時候，你就會看到了。讓別人來買你的東西，比你去買別人的東西，需要大得多的能耐。那些能叫我去買他們的東西的人，我想一定是非常聰明的！唉，不成，我不會開店當老闆。我不能當醫生，那是一種討厭的職業。我也不能當牧師，因為我並沒有信仰。而且《聖經》上那些名字，我也講不清楚。它們很難念，特別在《舊約全書》中。我不能當律師，我不懂——你叫它什麼來著？——美國訴訟程序。此外還有什麼事可干呢？沒有了，在美國一個上等人能幹的就這些。我倒想當一個外交家，但美國的外交——那也不是上等人幹的。我相信，如果你見過前一任部……」 羅齊爾先生大多在下午較晚的時候來拜訪伊莎貝爾，那時亨利艾塔·斯塔克波爾往往也在。他講話的方式就像我上面描寫的那樣，每逢年輕人講到這種地方，亨利艾塔便打斷他的話，把他教訓一通，要他記住美國公民的責任。她認為他極不合人情，比拉爾夫·杜歇更壞。不過這時期，亨利艾塔比以前更喜歡作道德說教，因為她的良心一直為伊莎貝爾感到不安。她沒有向這位小姐祝賀她得到了一筆財產，卻請她原諒她不能這麼做。 「如果杜歇先生跟我商量，要不要給你錢，」她坦率地說，「我會對他說：『絕對不要。』」 「我知道，」伊莎貝爾回答，「你認為，事實上這只是變相的災禍。也許是這樣。」 「把它送給一個你不太關心的人——這就是我要說的。」 「比如說，給你？」伊莎貝爾開玩笑道。接著又用完全不同的口氣問：「你真的相信它會毀了我嗎？」 「我希望它不會毀了你，但毫無疑問，它會助長你那些危險的傾向。」 「你這是指我愛好奢華，善於揮霍？」 「不，不，」亨利艾塔說，「我是指你的精神方面。我不反對奢侈，我認為我們應該儘可能打扮得漂亮一點。請你想想我國西部城市的那種豪華生活，我看這兒根本沒法跟它相比。我希望你不滿足於粗俗的物質享受，但我並不怕它。你的危險在於你過分沉湎在你夢想的天地中，你跟現實，跟你周圍那個辛勤勞動的、努力掙扎的、苦難重重的、甚至可說是罪惡的世界，接觸得太少。你又要求太高，你抱著許多美麗的幻想。你新近得到的那幾萬英鎊，正好使你越來越陷入那些自私的、殘忍的少數人的圈子中，這些人是巴不得你永遠沉湎在這些幻想中的。」 伊莎貝爾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瞪著她未來的這幅可怕的圖景。「我有什麼幻想？」她問，「我在竭力防止任何幻想呢。」 「得啦，」亨利艾塔說，「你認為你可以過一種理想的生活，可以過得使自己愉快，也使別人愉快。你會發現你錯了。不論你過什麼樣的生活，你必須把整個心靈投入進去，這樣才能使它多少有些意義。但從你那麼做的一刻起，我告訴你，它就不再是理想了，它變成了嚴峻的現實！再說，你不能老是使自己愉快，有時你必須使別人愉快。我承認，這是你完全願意做的。但還有一件事更重要，這就是你常常必須使一些人不愉快。你必須隨時準備這麼做，你必須決不退縮。那是你根本辦不到的——你太喜歡讚揚，你希望別人把你想得很好。你以為我們可以憑不切實際的觀念避免那些令人不快的義務——那是你最大的幻想，親愛的。但是我們辦不到。生活中有許多場合，你必須準備你根本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愉快——甚至包括你自己在內。」 伊莎貝爾傷心地搖搖頭，她顯得煩惱而惶恐。「亨利艾塔，」她說，「對你說來，現在大概就是這種場合之一吧！」 毫無疑問，斯塔克波爾小姐訪問巴黎期間，沒有生活在夢想的天地中，她業務上的收穫比她的英國之行豐富得多。班特林先生開頭陪伴了她四個星期，現在已經回英國，何況在班特林先生身上是連一點夢想的影子也沒有的。伊莎貝爾從她的朋友那裡得悉，他們兩人非常投機，而且由於這位先生對巴黎了如指掌，因此這種友誼更使亨利艾塔獲益不淺。他向她解釋一切，帶她參觀一切，成了她寸步不離的嚮導和講解員。他們一起用早餐，一起用午餐，一起上劇場，一起吃晚飯，實際上就像完全生活在一起。亨利艾塔不止一次告訴我們的女主人公，說他是一位忠實的朋友，她從沒想到她會對一個英國人發生這麼大的好感。伊莎貝爾說不出為什麼，但是她總覺得，《會談者報》記者和彭西爾夫人的弟弟之間的來往，包含著一種令人發笑的東西；儘管她承認，這從雙方說，都是值得稱道的，她還是覺得有趣。伊莎貝爾不能消除自己的懷疑，總認為他們有些像在打啞謎，彼此都因單純而上了當。然而不論就雙方的哪一方說，這種單純仍是可敬的。在亨利艾塔方面，這是值得讚美的，因為她相信，班特林先生是對發展生動活潑的新聞事業，對鞏固女記者的地位，發生了興趣；在她的同伴方面，這也是值得讚美的，因為他認為，《會談者報》記者的採訪活動——他對這份刊物從未形成過明確的概念——如果剝開它巧妙的偽裝（班特林先生覺得他完全能做到這點），不過是斯塔克波爾小姐需要滿足自己奔放的感情而已。兩位獨身者在暗中摸索，但他們都提供了對方所缺乏的東西，滿足了彼此的需要。班特林先生是一個性情迂緩散漫的人，現在這位果斷、敏銳、自信的女人使他感到別有風味，她那對明亮而咄咄逼人的眼睛，那優美整齊的儀表，都吸引著他，在這顆對日常生活感到平淡無味的心靈中，燃起了活躍的情趣。另一方面，亨利艾塔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同伴，這位先生不愁衣食，無牽無掛，幾乎像「鬼差神使」似的來到了她的身邊。他的無所事事，一般說來固然不足為訓，但對一位到處奔走的夥伴卻是絕對有利的。他對她可能提出的任何社會的或實際的問題，幾乎都能作出簡單明了的、合乎傳統的、儘管絕不是十分透徹的答覆。她常常發現，班特林先生這些答覆非常合用，在爭分奪秒趕發美國郵件的時刻，它們可以成為通訊中現成的材料，跟讀者見面。伊莎貝爾警告過她，要當心自己在滑向哪裡，並希望得到她善意的反駁，現在她才真的擔心，她會滑進那神秘的深淵中去。就伊莎貝爾而言，固然也存在著這種危險，但斯塔克波爾小姐如果樂於利用別人的觀點，弄虛作假，她就無法指望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伊莎貝爾繼續好心地警告她，於是彭西爾夫人這位殷勤的弟弟，有時在我們的女主人公嘴上就成了不太光彩的取笑對象。然而亨利艾塔對班特林先生總是溫情脈脈，不可動搖，她往往明知要遭到伊莎貝爾的諷刺，還是得意揚揚地暢談她跟這位熟知人情世故的先生——這稱呼在她那裡已和以前不同，沒有惡意了——一起度過的時刻。她會把她們剛才講的玩笑話一下子丟諸腦後，情不自禁地提起她在他陪同下出遊的經歷。她會說：「啊，我現在對凡爾賽的一切已了如指掌，我跟班特林先生到那兒去過。我必須作全面的參觀，一到那裡，我就關照他，我要全面看一下。因此我們在那兒旅館裡呆了三天，跑遍了所有的地方。那幾天天氣晴朗，有點像印度的夏季，只是沒那麼好。我們就住在那一片園林里。真的，關於凡爾賽，你再沒什麼可以告訴我的了。」看來，亨利艾塔已經跟她那位殷勤的朋友約定，春天在義大利會面。 * * * [1] 喬萬尼·契馬部埃（1240—1302），義大利畫家，作有《聖母和天使》等名畫。 [2] 法國發生資產階級「七月革命」的一年，路易-菲力浦於這年接位，建立「七月王朝」。 [3] 指1870年被推翻的拿破崙三世。 [4] 法國舊王宮，拿破崙三世住在這裡。 [5] 德國出版商尤斯圖斯·佩特斯（1749—1816），自1763年起在戈塔地方出版的一種法文刊物，記載世界各地系譜學等方面的統計資料。 [6] 法文：不吹牛。 [7] 法文：其餘就不必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