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令人頭暈目眩的陽光 · 檔案

這位可笑的老人姓費松，是我們省地方自治會[1]的檔案官[2]。他的一切都使我們這些年輕的同事發噱：他對「檔案官」這個太古舊的職稱不但不感到滑稽，而且引以為榮；就連他的古老姓氏費松[3]以及八旬高齡，他也頗為自得。 他個頭矮小，瘦骨伶仃的背深深地傴著。穿著一身舊得不能再舊的西裝，上衣灰不溜秋的，和集市管理人員的制服差不多。腳上是一雙士兵穿的大皮靴，靴筒高過膝頭，兩腿細麻稈似的，走起路來一晃一晃的。他耳朵很背，自治會的門房說過：「把這位費松拉到鐘樓上去，他也聽不見鐘聲！」他常帶著烏克蘭人那種嘲弄人的神情望著老費松冷冰冰的、像蠟做的兩隻大耳朵。費松年逾古稀，腦袋總是搖晃著，說話聲音低沉，嘴是癟進去的，他那雙褪了色的眼睛，除了無限的疲憊和隱藏著的寂寞憂傷之外，什麼也沒有。他低低地戴著早已舊得掉了毛的羔皮帽子，真把耳朵遮得一點也聽不見聲音了。看看那皮靴上深深的皺紋，再看看他那副尊容，越發顯得滑稽可笑。不僅如此，他的性格也是十分逗人的。 我們機關的秘書，是個神學校的畢業生，這就無怪乎他把費松稱為哈隆[4]了。我已經說過，費松是一位非常非常忠於職守的檔案官，他十四歲起就開始做事，而且除了管理檔案，沒有做過別的工作。你看，這個人在拱形棚頂的地下室差不多坐了七十年。七十年來，他在地下室半明不暗的過道里進進出出，一刻不停地把檔案裝訂成冊，封上火漆，給這天花板上面光天化日的生活蓋上死神的印記。當生活走完自己的路，就進入這裡。這些死寂的檔案卷宗，成堆成堆地在書架上積壓著，落滿灰塵，變成了廢物，再也沒有一個活著的人需要它了！我們從旁觀察，覺得這種場面簡直嚇死人，然而，費松卻沒有從他的命運中看見什麼可怕的東西。相反，他認為，如果沒有檔案卷宗，人類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完全不可思議的。 「如果沒有檔案，需要查資料時怎麼辦呢？」他這樣說，深信不疑這句話是無可辯駁的。 在這個地下室里，各種報告、總結一直堆到天花板。我當時是自治會圖書館的館員、費松的近鄰，也在這裡上班，那就是說，也是類似哈隆式的人物。可是我在這裡只坐了三年，而不是六十五年。我整日無所事事，拿著三十九盧布的薪俸還牢騷滿腹、怨天尤人。可是費松從早到晚忙忙碌碌，天天累得精疲力竭，薪俸只有三十盧布零五十戈比。但他居然手足無措了，因為不知道這麼多的金幣怎麼花！可見他生活上的需要多麼有限。他自從到監護人委員會[5]做事，就走上了管理檔案的戰場。開始，他為每月兩盧布的報酬感謝上蒼，「快活得要命」。等到在某個孤兒院又幹了十年檔案工作之後[6]，每月拿到四盧布零幾個戈比時，他真是感激涕零了。但這絕非出自利慾之心，而僅僅因為這筆錢不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收入，而是檔案寶藏的真正主人——一個檔案官的薪俸了。 自治會剛一建立，他就在這裡任職了。他真是不要命地工作！我不知道有哪一天他睡過一次好覺。我想，他早晨四點前就得起床，因為他不住在城內，他的家遠在郊外的山谷里，是一所外表刷成淡藍色的農舍。每天他拖著那雙刷得乾乾淨淨的大靴子，拄著拐杖，步履艱難地去上班。雖然如此，他總是準時六點就到機關。有時，太陽還未照進那露珠紛披、綠蔭濃郁的花園；胸脯高聳的烏克蘭女人肩挑大罐大罐的牛奶、大籃大籃的櫻桃，正從容不迫而又神色高傲地在木板鋪的人行道上顫悠悠地走著；市集空空如也，趕集的人還沒有到來，乾淨的街道、潔白的房屋[7]，只有在清晨，城市才會顯得這樣整潔，而費松已經頭戴長耳絨帽、腳蹬高筒皮靴，在街上匆匆忙忙地趕路了。自治會的門房被敲門聲喚醒，不止一次地跑到門口，決心狠狠地揍他一頓。但是，在門房眼裡，費松畢竟不是自己哥兒們那樣的平民百姓，而是一位檔案官，所以只好出來罵他幾句了事。然而費松生性固執，不達目的絕不甘休，門房終於妥協了，繼而也就對他披星戴月地敲門習以為常了。 他是如此克己奉公，你簡直不能想像他每天什麼時候離開機關！夏日的永晝終近黃昏，不但科股長們，就是職務最低微的文書們也都離開衙門回家了，在那些人人都下了班的各科室辦公室里，傳出守夜的更夫們粗聲大氣的閒談聲，以及乒桌球乓移動桌椅的聲響，[8]可是費松還在自己陰森的「領地」上走來走去。他彎著骨瘦如柴的腰，那因長期患關節炎而變了形的蒼白的手舉著一支蠟燭，正在仔細查看架子上的一捆捆卷宗。夕陽西下，教堂低沉的鐘聲在城市上空蕩漾，召喚著殘疾者和老太婆去做晚禱；庭院和花園都被陰影籠罩；市民們早已吃過午飯[9]，稍微打了個盹兒，振作了精神，在敞開的窗前無憂無慮地享清福。這時費松剛戴好長耳絨帽，把他的拐杖在地板上敲得咚咚響，正在訓斥他的那位部下，責怪他今天早上又是七點鐘才到衙門，比他的上司遲到了整整一小時。 「我譴責、我譴責您的這種行為！」他站在通向二樓的大樓梯下面的檔案庫門邊，神色憂鬱而憤怒，帶著老年人那種不知所措的樣子望著他的下屬，聲音低沉地喊著。 是的，費松居然也有一名部下，這又令人覺得十分滑稽可笑！他的這位部下時常一本正經地把費松叫作暴君。令人奇怪的是，他這種說法倒是有根據的，因為費松的確脾氣古怪、難以相處。自治會裡多少知道費松家庭生活的老頭子都異口同聲地說：「他對待老伴真是厲害；而她呢，卻生性怯懦，無限柔順，在他面前大氣兒也不敢出。」老伴對費松百般體貼，實在教人感動。她每天早晨站在門口替他擦皮靴，差不多每次都擦得汗流浹背，自己還在市集上做點小生意以貼補家用。聽到有關費松的這些傳聞，我們上文中提到的那位下屬盧戈伏伊先生怎能不戰戰兢兢呢？費松因為牙齒都脫落了，說起話來嗚里嗚嚕的，一點也聽不清楚。當時，他正在生氣，腰也傴得更加厲害了，上衣襟碰在靴筒子上，還使勁用拐杖敲打地板。然而他的部下雖然雙眉緊蹙，卻低著頭一聲不響。盧戈伏伊是個結實的烏克蘭莊稼漢，大塊頭、短身材，生性憂鬱，穿一身絲光半毛織品的西裝。他曾在郵局工作多年，是個專門檢信和在郵件上蓋戳的工人。後來混到我們自治會來，得到檔案官助手的職位。他只要動一下小指就可以要了這糟老頭子費松的命，可是這裡有個大家早就知道的道理：一時之力在於力，千古之力在於權。費松有點權，費松自我感覺是一位嚴厲的上司，他的這種情緒和狀態就影響了盧戈伏伊，而費松對自己有權這一點是毫不含糊的。憑良心說，檔案庫里並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即使有些工作也絕非必須馬上處理的急件。然而費松卻有驚人的才能找到許多工作，而且做起來又是那樣精雕細刻，所以這裡的差事就日積月累，有增無減。他自己陶醉在卷宗檔案之中，這種陶醉快把盧戈伏伊折磨死了。特別是在秋季自治會大會召開之前，機關里常常加晚班，雖然這些加班的事和檔案庫半點關係也沒有，費松卻「規定」他這裡也非加晚班不可。 大家都明白（當然並非永遠如此），費松正因為自己年過古稀，所以覺得擁有一種權力。可是話又說回來，那些門房、更夫就不承認他有這樣的權力，不買他的賬。當他們感到費松在樓梯下面妨害他們幹活，如他們所說的那樣，「總是礙手礙腳」時，他們就對他大聲呵斥。就是盧戈伏伊也不是任何時候都在費松面前戰戰兢兢的。比方說，他們幹活幹得非常累了，需要休息一下消除疲勞，或者吃些點心，喝杯茶，抽一口劣等菸草，這時，費松對盧戈伏伊就幾乎是完全平等相待了。他們坐在樓梯下面的小圓桌前，一面切著黑麵包，收拾著鹹魚，在一個洋鐵壺裡泡上水果茶[10]，一面聊著天，此時此刻他們就完全像級別相當的同事了。使他們能夠團結一致的還有一個原因，即他們對門房共同的仇恨，這些門房對盧戈伏伊也毫不客氣。此外，檔案庫和機關其他各科室的關係是非常疏遠的，因為這兩隻卷宗堆里的老鼠有一種堅不可摧的信念（當然，費松尤甚），即他們認為：樓上和地下室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像永遠也長不成一樣高的兩株麥穗。他們還認為：即便到世界末日，也都會有長幼上下之分。那麼，上面的黃口孺子竟嘲笑他們，真是毫無道理……而他們自己的信仰和行為也證明了他們的這一信念：一個在統治，另一個在服從。 他們是如此冥頑不化、無知無識！費松並不願了解他走進的這塊天地，他是個因循守舊的老派人物。不消說，我們這些黃口孺子提到他總是不以為然地聳聳肩。有時想想也十分氣憤，這位出身於監護人委員會那種地方的人，在我們中間是多麼格格不入呵！誠然，當時是非常閉塞、極其反動的時代，然而我們畢竟還是在自治會裡任職的人，何況我們的這個自治會非同一般，是以其自由和民主精神聞名於全俄羅斯的。我當時也在地下室辦公，然而，我已經是站在走出地下室的門檻上了，而且很不簡單，將要調升到統計室去。我也是個小人物，然而我已經出入那個離費松和盧戈伏伊十分遙遠，且被他們視為禁區的世界。儘管檔案卷宗里記載著「征服克里米亞[11]」，但在這個世界裡，生活的指導思想卻絕非是從那個久遠的年代吸取力量。這裡，「偉大的改革時代[12]」的活動家的相片掛在自治會主席辦公室內，他們臉上留著漂亮的長鬢角。而「沙皇解放者[13]」的全身畫像則鑲嵌在開著上下兩排窗子的會議大廳的牆上，從天花板直落到明鏡般的打蠟地板上。就在他的像前，「最後的光榮的一群」所發出的呼喚，自60年代起直到費松的殘年就被勇敢無畏地傳頌著。這「一群」中的智者，它的最後的莫希干人[14]就是斯坦克維奇[15]。從他的口中發出了多少鼓舞人心的、熱情奔放的號召，他振臂高呼，要求人們重溫那些「被遺忘了的思想[16]」，號召人民去追求善、追求真理、追求人道，「在滿地荊棘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地去尋求俄羅斯的人權」。我想重複一次，當我已經走進這個世界裡，然後再回過頭來走到樓梯下面，看一看我的這些有著古董般陳舊思想的同事，我不但覺得可笑，而且心裡非常難過。有時，我甚至於完全不願意去嘲笑他們，而是想走到費松和盧戈伏伊面前，用一句話、一個手勢，比如說去緊緊地握住他們的手，讓這些人也振作起來，讓他們認識到，對另一個世界，即樓上的世界抱有恐怖感是完全錯誤的。可是，當我舉止隨便地從樓上下來，打從他們身邊走過，到圖書館去上班的時候，你就可以看見費松和盧戈伏伊用多麼冰冷的眼神目送著我呵！要說這冰冷的目光倒也算不了什麼，糟糕的是還有比這更不像話的事情。費松對我並不限於心懷敵意，也並不光是因為我在上級和同事面前隨隨便便，甚至放肆，而報以蔑視，不僅如此，雖然我是級別很低的人，可是當我從他面前走過的時候，他立刻恭恭敬敬地站起來，兩手筆直地貼在兩側的褲縫線上，然後躬下身去，竭力想使他那穿著高至膝蓋的又寬又大的靴子的顫顫巍巍的兩腿站得更好些。他感到那些從高山之巔來到他這昏暗的卷宗之谷的人，頭上都閃著聖光。他知道，不知什麼緣故，自治會的主席和我握手，我和秘書平起平坐，一塊兒吸菸，隨便聊天，因此費松覺得，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就好像有一股暖流從有權勢的統治當局那裡向他流來。他雖然多少年來只不過是置身於這權勢大山的腳下，過著卑躬屈膝的可憐蟲的生活，但也有某種自我存在的意識，雖然這是微乎其微的存在，有時他對自己也有所認識。 這樣，我們就看見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們的生活和檔案庫的生活同時存在。從而，我們也和這種冥頑不靈、滑稽可笑的老頭子同時存在，而且我們每個人都絕對恪守各自不同的信念，都不能有所改變……可是，突然這個老頭子一下子死去了。他的亡故，當然也和一切死亡一樣不可能是什麼滑稽可笑的事。他的老伴在郊區的那幢小農舍門前泣不成聲，哀痛欲絕，還用刷子刷著那雙士兵穿的大靴子，希望一家之主還能夠披星戴月地去檔案庫上班。話雖這麼說，然而費松之死猶如費松之生也是很奇怪的。發生了這樣的事，說老實話，我們也有部分責任，因為我們在某段時間裡，摧毀了他的冥頑不靈，使他傳染了自由、平等、必勝的思想。可是話又得說回來，誰能想到，他一踏上自治會的二層樓竟會如此膽怯，以至恐怖到了極限？！他本來是個生性怯弱、屏聲斂氣的人，加上對二樓心懷畏懼的老習慣，一旦越過一切界限而走向了自由，他竟然死去了！這個結局，誰又能事先預料呢？ 費松之死是這樣發生的。 我在這裡工作了一年、兩年、三年，就這麼幾個年頭……可是費松卻已任職第六十六年、第六十七年了。 我想重複一遍：那是艱難困苦的年代，無怪乎我們省自治會醫院的主治醫生（他既是個好吃懶做的酒鬼，又是個大自由派）說過：「歷史上有些歲月或許更為艱難，但從未像今天這樣卑鄙無恥。」這真是黑暗的時代。然而眾所周知，「夜越黑，星越亮」。也有人用「黎明前的黑暗」來比喻它。那時，我們都深深地懷著「天將破曉」的信念。費松卻依然故我，堅持他千古不移的信仰，認為兩株麥穗絕不能長得一般高。然而，在自治會的老戰士以及他們的接班人日益激昂、日益活躍的議論之下，這位死心眼兒的使徒多瑪[17]一次又一次地吃了敗仗。這一天終於來到了。當年11月，在上下開著兩排窗子的自治會大廳里召開了大會，著名的「春之理想」行動感召著每個人的心靈。仿佛冬雲漸漸消散了，春天的艷陽普照大地，從高高的雲端飛來了報春的鳥兒，那禁錮著自由的江河湖泊的冰雪到處都已消融，對春天的憧憬湧上人們的心頭。這些憧憬找到了一定的形式，它表現為激昂的抗議、強烈的意願和要求，以及最激動人心的演講！這一束熱情溫暖的春日的陽光也照進了自治會的地下室，雖然費松被這束陽光照得手足無措、心慌意亂，然而他也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睛，不能不看見，而且無法否認那些大家都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見到的無可懷疑的一切事物。在那個11月里，整個自治會像一個春日的蜂房，從上到下都是指點江山、情緒激昂的民眾。在這些人裡面，有大量非自治會的人，從講習班的學員、大學生、醫生直到市民，什麼樣的人都有，好像上下長幼，從自治會的巨頭到門房，從首席貴族到盧戈伏伊都沒有了任何區別。人們渴望互相擁抱，匯合成為一股巨流，勇往直前，奔向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到處都是一片「要自由！要自由！」的喊聲。在這樣的時刻，出乎人們的意料，費松也應著自由的呼喚走來了。他用一條紅圍巾繞在那冰冷的黃蠟般的耳朵上，傴著腰，上衣襟碰著他的高靴筒，一步一蹲地從地下室爬了上來，一直走到鋪滿紅地毯的寬大的樓梯前，雖然他走得很慢，但卻頑強地上了二樓，走到那開著上下兩排窗子的大廳門口。從掛在牆上的兩面大鏡子中，他看見大廳里煙霧繚繞，一片人海。此時此刻，他也擠進這融成了一個整體的人海之中，然後他又在走廊上自由自在地進出於各個科室，這還不算，最後他還看見了我們小組的喉舌——斯坦克維奇！ 呵！這天斯坦克維奇講得多好呵！人們壯志凌雲，向舊世界的堡壘進行勇猛衝擊的決心已經成熟了，只要有一顆珍貴的火星，熊熊烈火馬上就會燃燒起來[18]。金碧輝煌的沙皇巨像前，大會主席、首席貴族向著肅穆的、鴉雀無聲的人海宣布請阿列克席·阿列克席耶維奇·斯坦克維奇發言，這時白髮蒼蒼、身軀魁梧的「俄羅斯人權運動的巨獅」從長桌前站了起來。他的外貌確實像一頭獅子，不過由於年邁的緣故[19]，又加上總是思考問題，所以顯出點老態龍鐘的模樣：腰有些傴，面孔紅紅的，眼神既莊嚴又憂鬱，而且暗淡無光。他慢慢地站了起來，顫抖的紅紅的手指按在鋪著綠呢桌布的桌子上，他講話了。開始聲音很低，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得很清楚……然而在他那低沉的、字字清晰的話語裡充滿著巨大的信心。他穿著一身樸素的黑色便禮服，身材高大，厚厚的銀白的鬈髮披在肩上，顯得多麼威武！之後這位演說家的聲音漸漸高昂起來，聲如鋼鐵，號召人們無畏地去進行鬥爭，勇往直前。這時，從前排直到樓上包廂把整個大廳擠得滿滿的聽眾對他崇敬得五體投地。他一講完，大廳里鴉雀無聲，情緒緊張，接著，大廳沸騰起來，人們欣喜若狂，高聲歡呼、喊叫，如醉如痴——這情景簡直無法用筆墨形容！ 演講人自己也激動萬分，雖然非常疲倦，卻意氣風發，在一片掌聲和從包廂里投過來一束束鮮花的熱烈氣氛中坐下了。很長時間，他臉色蒼白、神態莊嚴，身子靠在椅背上，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似的。然後他又站了起來，大廳里的自治會和非自治會的聽眾恭恭敬敬地讓出了一條路，他邁著老年人緩慢的步子，走出了大廳。 這時候費松在什麼地方呢？問題就出在這裡：費松尋找的地方也正是斯坦克維奇離席要去的地方，不過費松比他到得早一些。費松本來在大廳門口密密麻麻的人群後面站了好半天，然而他什麼也沒有聽見，所以他覺得很累，直想瞌睡。之後又覺得應該去解手，就慢吞吞地，然而是自由自在地順著走廊走去，待到了盡頭，他停住腳步思考了一下，睡意矇矓地向門上看了一眼。這門本來是只有自治會的主席和高級官員們才有資格進去的，可是這會兒，他毫不猶豫地抓住了門柄，走了進去，扭動一下鑰匙，鎖上了門，在裡面待了很久，半天也沒有出來。 這個可憐的人，如果他不聾，或者沒有把圍巾繞在耳朵上，他也許會聽見有人已經轉動了幾次門柄，而且會聽見有一個很不高興的老人的聲音已經在門外嘟囔著什麼了。可是他耳聾，加之耳朵上又纏著圍巾，這就糟了！這還不算，他動作又非常遲緩，這時還在整理他的衣褲。當他辦完這一切事情，打開了門，他看見站在門口的正是那位斯坦克維奇！兩位老頭子都目瞪口呆了，一動不動地面對面地站著。接著兩人都明白過來了：一個是憤怒異常，一個已經嚇得半死了。 「豈有此理！」第一個人慢吞吞地說，他眼睛瞪得很大，腰傴了下去，「豈有此理！是你這無賴在這裡上廁所嗎？」 「沒有，我不敢。」第二個人想把話說完，也瞪大了眼睛，然而他說不下去了，因為他說的這句話太不符合真實情況了。 「什麼？你怎麼敢到老爺們的廁所來解手？」第一個人話說得更慢，在逼問著，襯著一頭白髮的臉漲得緋紅。 「沒有，我不敢。」第二個人下意識地嘟囔著，面孔蒼白得和死人一樣，身子靠在牆上，兩條穿著長靴、已經動彈不得的腿蹲了下去。 「你到底是什麼人？」第一個人發了瘋似的大喊起來，氣急敗壞地跺著腳。 第二個人，瞪著眼睛，由於頭上扎著的圍巾豎著兩隻角，看上去特別像一隻兔子，這時，他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至於這場悲劇的結局讀者們已經知道了：一小時以後，人們把已經失去知覺的費松送回家去。當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上了二樓，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坐了馬車之後，就見上帝去了……費松之死以及那些在「春之理想」行動後發生的其他一些事件，自然沒有改變我們的理想以及理想即將實現的希望，依然像熊熊烈火，在我們胸中燃燒，然而他的死卻使我們中的某些人深感不安和羞愧，我不否認，我就是其中之一。年復一年地過去了，歲月流逝著，我卻常常想起費松之死。時間過去得越久遠，我心中的疑慮就越發多起來。比方說，我現在對已故的費松曾獻身檔案的滿腔熱情，深懷敬意。平等自然是好事，然而費松也是對的，因為如果我們生活里沒有了檔案，真就不可思議了，所以我們應該保存檔案。如果沒有像費松這樣的人物存在，那麼上述的一頁就不會留下來，我又從何搜集費松的故事呢？正因為有費松這樣的人存在，歷史才得以保存，而且時間越久遠，也就越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一個新人讀了舊歷史的一頁時，他的感受會更強烈。費松說過：「如果需要查找檔案資料呢？」是的，將來如果需要查看我們時代的檔案資料的話，那麼我寫的這段資料也許會有些用處吧！ 1914年7月21日寫於敖德薩 [1]地方自治會是沙俄時代代表資產階級觀點、利益的地方組織。它是沙皇專制在革命壓力下，對資產階級的一個讓步，1864年1月出現在俄國歐洲部分，是改良主義的產物。 [2]「檔案官」原文用的是一個古老的希臘詞。 [3]「費松」是個非常古老的姓氏，現在俄羅斯人的姓氏中已經少見了。 [4]哈隆為希臘神話中渡送死人靈魂到陰間去的渡手。 [5]沙俄時代管理孤兒院等事宜的慈善機構，行政管理非常黑暗。 [6]孤兒院歸監護人委員會管理，是委員會的下屬單位。 [7]烏克蘭的房舍外牆都粉刷成白色。 [8]過去俄國的小機關里，守夜的人做機關的清掃工作。 [9]俄國人一般都是三點下班後才進午餐。 [10]用在爐子上烘乾的蘋果皮或野薔薇果沖水，以代替茶，是農民常用的一種飲料。 [11]俄國的成語，出自《聰明誤》，即指十分久遠的時代。 [12]指1861年的取消農奴制的改革。 [13]指簽署解放農奴法令的尼古拉二世。 [14]美國作者庫柏的小說中描寫的美洲的一個民族。 [15]H.B.斯坦克維奇（1813—1840），是俄羅斯19世紀3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與別林斯基、赫爾岑齊名。這裡借用他的名字用以諷刺那些空喊革命、民主的反動貴族知識分子。 [16]指「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 [17]泛指不肯輕信的人。出自《新約》；使徒多瑪生性不輕信，他甚至於不肯相信基督復活的消息。 [18]原文是：只要把一滴珍貴的水倒進溢滿的杯里，水就會四溢出來。 [19]民主革命家斯坦克維奇只活了三十七歲就去世了，這裡把假革命者寫成一個老年人，也是表示在當時民主思想已經陳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