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類稿 · ◎王闓運與《湘軍志》
王闓運《湘軍志》，雖物論有異同，要為近代傑作。其子代功所編述《湘綺府君年譜》卷二，光緒元年乙亥（四十四歲）云：「……十一月遂至長沙。曾丈︱剛適遣使修書，請府君來省議修《湘軍志》事，以為洪寇之平，功首湘軍，湘軍之興二十餘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當時起義之人，殉難之士，多就湮沒，恐傳聞失實，功烈不彰，必當勒成一書，以信今而傳後。以府君志在撰述，親同袍澤，亟宜及時編輯，以竟先烈。且文正嘗言著述當屬之王君，功業或亦未敢多讓，今日軍志之作，非君而誰？府君不得已諾之。」光緒三年丁丑云：「五月，始撰《湘軍志》，先閱《方略》諸書……七月，閱《方略》。八月，因撰《湘軍志》，欲離城避囂，遂假東山何氏宅，根雲尚書之故業也……十一月，檢咸豐時舊案關於軍事者，及湘軍招募遣散年月、統將姓名，欲別作——表以明之，而十不存一，無從稽核，迄未成書。」光緒四年戊寅云：「二月，往東山，閱《褒忠錄》及《曾胡奏牘》諸篇，作《湘軍志·曾軍篇》。三月，入城，十二日仍往東山，作《水師篇》成，寄彭丈雪琴商定。四月，命大姊畫《湘軍志圖》，以明進兵方略……作《曾軍後篇》……六月，還東山，作《江西後篇》……八月，四川總督丁丈稚璜遣書約往四川，又致書譚丈文卿，屬其勸駕。府君答以撰軍志畢，始定行期。作《援江西篇》。九月，仍寓府學宮。十七日步還東山，作《援廣西篇》、《臨淮篇》、《援貴州篇》。十月……撰軍志，作《湖南防守篇》、《平捻篇》。十一月，《湘軍志》草創畢，始定蜀游。」光緒五年己卯云：「十月，改定《湘軍志》。」光緒六年庚辰云：「五月……改《湘軍志》。」光緒七年辛巳云：「七月，作《湘軍志·援蜀篇》、《川陝篇》……閏月作《湘軍志·營制篇》。至是《湘軍志》始成，曰《湖南防守篇》、《曾軍篇》、《湖北篇》、《江西篇》、《曾軍後篇》、《水師篇》、《浙江篇》、《江西後篇》、《臨淮篇》、《援江西篇》、《援廣西篇》、《援貴州篇》、《川陝篇》、《平捻篇》、《營制篇》、《籌餉篇》，凡十六篇，九萬餘字。諸生（按：成都尊經書院生也）讀軍志，多言敘事文筆變化者。府君因語之曰：『曾滌公嘗言：畫像必以鼻端為主，於文亦然。余文殊不爾，成而後見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從頂上說到腳底，不暇問鼻端也。八家文憑空造出，故須從鼻起耳。余學古人，如鏡取影，故無先後照應也。』……十月，始理歸湘事。《湘軍志》刻成，取版以歸。」卷三光緒八年壬午云：「正月，人日登定王台。城中多言《湘軍志》長短者。府君聞之，以謂直筆非私家所宜為，乃送刻版與郭丈筠仙，屬其銷毀，以息眾論。」光緒九年癸未云：「三月……丁稚璜屢書速府君入蜀，且有責言，乃於二十五日買舟東下……九月……重校《湘軍志》畢。蜀中諸生聞原版已送郭氏，故復刻之也。府君因語諸生曰：『此書信奇作，實亦多所傷，有取禍之道，眾人喧譁宜矣。韓退之言修史有人禍大刑，柳子厚駁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當之，豈能直筆耶？若以入政事堂相比，則更非也。政事堂就事論事耳，史臣則專以言進退占今人，無故而持大權，制人命，愈稱職愈遭忌也。若非史官而言人長短，則人尤傷心矣。』」光緒十二年丙戌云：「七月……陳丈右銘盛推《湘軍志》美，然疑其仍有愛憎。府君惜其猶有文士之見，不知懷私文必不能工，輕視文人，故有此見也。」卷四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云：「六月……答陳深之論文云：『……單者頓挫以取迴轉，復者疏宕以行氣勢，貌神相變，即所渭物雜故文也。故《國策》、《史記》賈、晁、向、操諸人能用單，《國語》、班書，東漢以至梁初善用復，不能者襲其貌。單者純單，始於北周，而韓愈揚其波，趙宋以後奉宗之，至近代歸方而靡矣。復而又復，始於陳隋，而王勃等氵屈其泥，中唐以後小變焉，至南宋汪陸而塌矣。元結、孫樵化復為單，庾信、陸贄運單成復，皆似有使轉，而終限町畦。卒非先覺，反失故步。故觀於汪中、惲敬、袁枚之徒，體格無存，何論氣韻？其餘如侯魏之紀事，乃成小說，洪吳之駢儷，不如律賦，茲非學者之明戒歟？余少學為文，思兼單復，及作《桂陽圖志》，下筆自欲陵子長，讀之乃頗似明史，意甚惡焉。比作《湘軍志》，庶乎軼承祚睨蔚宗矣。……』」卷五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云：「五月……時張文襄公改兩湖書院為存古學堂，以救新學之弊，研究文史，令代功分教。諸生多問作詩文法者，代功不敢專對，請府君書示後學……論文曰：『詩有家數，有時代，文無家數，有時代，此論自余發之……明代無文，以其風尚在制藝，相去遼絕也。茅鹿門始以時文為古文，因取唐宋之似時文者為八家……余……文，力迫班馬，極其工力，僅得似明史，心甚恥之。及作《湘軍志》，乃脫離時代矣。以數十年苦心孤詣，僅僅得免為明文；若學八家，數月可似……』」闓運撰著此書之緣起暨經過，與夫自道甘苦及工力，略具於斯。
其謂「庶乎軼承祚睨蔚宗」，蓋以《湘軍志》與《三國志》、《後漢書》相衡。又《湘綺樓日記》光緒四年戊寅二月二十七日云：「作《湘軍篇》，因看前所作者，甚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賞音否？」二十八日云：「作《曾軍篇》成，共十二頁，已得二年軍事之大綱矣。甚為得意。」三月十七日云：「撰《軍志篇》成，讀一過，似《史記》，不似余所作諸圖志之文，乃悟《史記》誠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學也。《通典》、《通考》乃可學，鄭樵《通志》正學之，亦智矣，惜其筆殊不副，然不自作不知之，則余智不如鄭久矣。」則又嘗以似《史記》自喜。《史記》之超妙處，《湘軍志》雖尚難躋及，而闓運「脫離時代」之說，固可謂非漫自矜誇，以近代人實罕有此種文字也（所云《湘軍篇》，蓋屬稿之初，有此篇名，旋改為《曾軍篇》矣。三月十七日所云，按之前文，當指《胡軍篇》，後來始改為《湖北篇》者）。
《湘軍志》初刻於川，闓運攜版回湘，以湘人之憤怒，乃送版於郭嵩燾銷毀。後至川再刻之。《湘綺樓日記》光緒八年壬午正月關於毀版事所記，初七日云：「以外間頗欲議論《湘軍志》長短，與書佐卿，屬告諸公燒毀之。」十七日云：「錫九來，論《湘軍志》版片宜送筠仙。余告之曰：『吾以直筆非私家所宜，為眾掩覆，毀版則可，外人既未出貲屬我刻，而來索版，是無禮也。君不宜為眾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毀願毀之，又何勞索？』錫九唯唯而去。」廿日云：「遣送《湘軍志》版及印刷書與筠仙，並書與之言：『本宜交鏡初，今從權辦也。』」其當時在湘迫，於眾怒難犯不得不毀版之情形，於此尤可略睹焉。送版及書與郭嵩燾者，蓋嵩燾在湘紳中負重望，為反對《湘軍志》領袖人物之一也。嵩燾有致陳士傑一書，深斥《湘軍志》，可代表反對派之言論。其說云：
「湘軍本末，宜有述錄，發議自吳南屏，嵩燾實倡行之，曾︱剛一以屬之王壬秋。始見其《曾軍篇》，於曾文正多刺議，寓書力戒之。去臘自蜀歸，其書遂已刊行。沅浦宮保指證其虛誣處，面加詰斥，幾動湘人公憤，將其板銷毀，然聞蜀人已有翻刻本，貽毒固無窮矣。壬秋文筆高朗，而專喜譏砭。通志局初開，嵩燾力援之，為羅研生所持，言：「若壬秋至，湘人攻擊且盡，曷雲志也？」其後所修三志，《東安志》板已毀，《桂陽志》亦有糾繆之作，《衡陽志》託名彭雪琴宮保，無敢議者，衡人私論亦皆隱憾之，自王船山先生已遭其譏議，其他可知，要其失不在秉筆而在包修。︱剛踵行其失，鄙心不能無歉然。因沅浦宮保之言，取其書讀之，專敘塔忠武、多忠武戰功，湘人一皆從略，江忠烈直沒其名，至江西始載其以一軍赴援，並幫辦軍務之命亦匿不書。而於李勇毅、楊厚庵則竟詆斥之。張笠臣指為誣善之書，且言：「楚人讀之慘傷，天下之人無不爽心快目。」開端數行中，便謂洪寇之盛，實自湖南始，始合圍而縱之，又起偏師追而殲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測壬秋之果為何意也。今其勢不能不重加修輯，又萬不能開局，當由思賢講舍任之。壬秋高才積學，極謀以講舍相屬，而終見忤如此，所損聲名實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學，一皆性之德，於人多傷，終亦不能成己。重為壬秋惜之。」
蓋纂修《湘軍志》一事之發起，旨在表揚湘軍功烈，垂鄉邦之榮譽，而闓運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於發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為人，固以知兵自負，好談大略，少年時頗思贊襄軍謀，騰驤政路，而挾策以干曾國藩等，率見謂迂闊之談，落落寡合，無所藉手，志願弗克一酬，蓋不能無觖望（如與吳大書有云：「闓運平生志願，滿腹經綸，一不得申，每嗟感遇。」又與左宗棠書有云：「闓運行天下，見王公大人眾矣，皆無能求賢者。滌丈收人材不求人材，節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餘皆不足論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從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賢者，闓運是也；而又在下賤，不與世事，性懶求進，力不能推薦豪傑，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與李漢春書有云：「陳伯嚴來，述尊論，見許為霸才，不勝感激。自來曾胡左丁肅潘閻李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許其經濟，從無賞其縱橫。嘗有自輓聯云：『春秋表僅傳，正有佳兒學詩禮。縱橫志不就，空留高味滿江山』蓋其自負別有在也。而麾下一見便能道其衰曲，曷名欽佩！」均見其自負才猷邁眾，不甘徒為文人）。故對於名震一時功成受賞之將帥，雖多寫狀甚工處，非於表揚無裨，而筆鋒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諷刺，或近揶揄，間有疏略，亦遺口實，湘人恚嫉，有由來矣。他讀者亦頗致疑其不免以愛憎之見影響紀實，固不僅陳寶箴為然也。曾國藩以湘軍領袖而居功首，最為群倫所崇仰，《湘軍志》於傳其苦心義概之外，不乏微詞，其弟國荃，論功僅亞國藩，闓運書其功狀，亦不如其意，故國荃甚惡而詰斥之，為王定安繼撰《湘軍記》之張本。
湘軍之興，郭嵩燾、昆燾兄弟，均參謀議。《湘軍志》成，兩人閱後，各加批識，以糾辨為多。乙卯（民國四年），昆燾、孫振墉輯錄成帙，並加箋注，名曰《湘軍志平議》，堪為讀《湘軍志》者之重要參考書。振墉敘有云：
「曩文正始立營制，先伯祖侍郎公、先祖京卿公，實豫咨議。其後先京卿公，佐湖南撫幕十餘年，援師四出，兵餉又皆所手治。嘗擬與吳公敏樹、羅公汝懷、曹公耀湘等纂《楚軍紀事本末》一書，存一代用兵方略。會文正慮近於張功，事以中輟。已而湘潭王壬秋先生闓運所撰《湘軍志》，為文譎奇恣肆，侈論辯而多舛於事實，識者病之。振墉手錄先侍郎公暨先京卿公訂正是書百數十條，附以箋注，題曰《湘軍志平議》。夫前人往矣，當其萬折不回，克成大業，要自有常勝之理存，區區戰事粗跡，烏足概其平生；然於軍謀之奇正，地形之險夷，賊勢之強弱，儻見為粗而遺之，亦治國聞者所深恥也……君子之立功也，求信於己而已，而立言者貴有以徵信於後。孔子稱董狐古之良史，為其直也。若是非之與淆，恩怨之或蔽，雖以遷史之文冠百代，世且目為謗書，他何論焉？」
其以遷史謗書為說，或即因闓運嘗自言似《史記》也。又辛酉（民國十年）跋有云：
湘軍開本朝創局，以馴致中興，王氏挾區區鄉曲之私怨而顛倒之，悖矣。考其篇目，始於湖南防守，而江軍之援廣西闕焉；略兵事之始，成於平捻，而左軍之定甘肅、新疆闕焉，沒兵事之終；江西既編析為三，而江南安慶不列篇名，以《曾軍後篇》統括之，意謂曾文正公功績第迄於兩省而止。即茲犖犖大綱，不免謬誤，其書之不足以服人心而彰國論明矣。《傳》曰：「心有所好惡，則不得其正。」夫不正由於有好惡，而況好惡之辟之與人異性者歟？余氏肇康雲，王志初出，分餉湘人，一時物議沸然，軍閥尤憤，王氏將原書次第收回，其亦有不可自堅者邪？朱氏克敬改纂是書，稿佚不傳。王氏定安之記，持論稍私於曾忠襄而文又不逮。蓋斯志之流行海內久矣，其貽害豈淺哉？竊嘗謂是非者天下之公，維皇降衷所固有也，故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蓋是非棼泯，起於一念之微，其始不過語言文字之差耳，浸假髮於其事，將使東西易位，玄黃變色，而實禍中於國家矣，尚得為衣冠視息之倫乎？夫以咸同之戰跡昭昭在人耳目，而立論詭異如此，其他學說之戾，不言可知也。嗚呼！平實之論難工，邪衰之言易悅，末俗異趣，文更甚焉。振墉懼夫王氏之矯誣害正，是以不得不辭而辟之，亦亡承先志而已，豈求勝於文辭之末哉？
詆斥尤力。至論篇目之失當，讀此書者蓋不乏同感，尤於《曾軍篇》、《曾軍後篇》，覺其末安。闓運於此，未聞有聽說明，不知當時用意果何若也，？郭嵩燾批《湘軍志》、《曾軍篇》有云：「按湘軍之名，創始曾文正公，其後駱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閩廣，西至甘肅，復新疆萬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遺，以湘軍為名，是以曾文正公為湘軍之大綱。疑此篇當為湘軍原始篇，歷敘各軍分合與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以曾軍名篇，是謂曾文正公亦統於湘軍也。前後敘述，亦與《湘南防守篇》大致無甚區別，於文為復，於所述事實亦為失倫。湘軍原始，實由曾文正公，述其原始而後本末分明，未宜混合言之。」又云：「以《湘軍志》為名，自應以曾文正公創立湘軍為主，不宜特立曾軍名目，以使有所專屬。如江忠烈、王壯武、蕭啟江、李忠武及今曾威毅伯，皆別立一軍為統帥，功績又最偉，別為一篇可也，不可以施之曾文正也。」又批《曾軍後篇》有云：「賊踞金陵十餘年，克復南京自為湘軍一大篇目。湘北江西各省，皆標立名目，江南攻戰事宜，但名《曾軍後篇》，並江南之名亦隱之，顯示貶斥之意，似未足以服人。」（均見《湘軍志平議》）。其言有當，未可目為阿私曾國藩之論也。又其子焯瑩《湘軍志平議後敘》有云：「王氏《湘軍志》，文句規仿馬遷，篇章祖襲《尚書》；其足惑世誣民，蓋又有浮於《三國志演義》也。先兵左嘗書戒易布政佩紳，以謂壬秋文辭自優美，足可引為師資，或行政治軍，一聞壬秋之言，如飲狂藥，不可救療。彼其視諸老先所挾持以為常勝之理與之異趣也宜已，況濟以愛憎予奪之私，更烏惜興心而嫉妒取快於其說乎？……禍之中與人心風俗，詎減於猛獸洪水者？」亦深詆之。郭氏之攻《湘軍志》，蓋三世焉。
郭振墉輯錄《湘軍志平議》成，寄示王先謙、馮煦。先謙復書謂：
承示大著《平議》一冊，尤深愉快。壬秋此志，湘人咸不謂然，天下皆知，然不明揭其癥結所在，則人將以為愛憎毀譽之私，而喜其文筆者，更曲護之，而無能奪其氣。猶憶弟銜艱歸里時，令伯祖談及此事，欲以改作見委，卒不果行，蓋兵事曲折輕重，非當日身親目擊者不能知其深，事過境遷，化而為文，則人但問其筆墨何如，而兵戈是非無復言之者矣。此所以壬秋志出，君家令伯祖、令祖兩公獨引憾，而他人視之淡如也。今兄取兩公當日書眉所評論糾正百數十條，復以官書私錄箋注之，為《湘軍志平議》一書，使留心世事者，即事徵文，虛實立見，且俾後之人知兩公苦心所爭得失，乃史千古之公，非湘軍偏隅之事也。從此閱王志者，家置一編，以開迷誤，則兄紹述之功在天下矣。
亦湘中有名學者不滿意《湘軍志》，而助郭氏張目者。閱此，知郭嵩燾曾有請先謙改作之議也。先謙盛推《湘軍志平議》，《平議》一書要非苟作，特惜其行世時，闓運未及見，不得聞其對斯之意見與感想何如耳。煦復書謂：
荷手翰並《湘軍志平議》一冊。此書之紕繆，往聞之曾忠襄「幾欲得此老而甘心」，今已論定，則其名已淪於羅剎鬼國。文正當日，凡湘中才俊，無不延攬，而對於此老，則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頑鈍無恥至是也。為之一嘆！
將闓運痛罵一番，似不無過火處。至曾國荃之痛恨《湘軍志》，則屬實情也。
黎庶昌為曾國藩門下治古文者四大弟子之一（其他為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三人。黎與薛文學之功，候視張吳稍遜，而兼長經濟），對於《湘軍志》，卻甚為讚賞。其所選輯之《續古文辭類纂》，於敘記類特錄《湘軍志》之《曾軍篇》、《曾軍後篇》、《湖北篇》、《水師篇》、《營制篇》為一卷，惟標目不曰《湘軍志》而曰《湘軍水陸戰紀》，評註云：「此書不著作者名氏，蓋湘潭舉人王闓運筆也。文質事核，不虛美，不曲諱，其是非頗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長敘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體皆善，今錄五篇。」又云：「按壬秋原書，本名《湘軍志》，此稱《湘軍水陸戰紀》者，據滬上活字本也。」上海書坊，以活字排印，改題《湘軍水陸戰紀》之名，殆以避時忌之故歟。庶昌不獨賞其文詞，且贊以良史，許以真核，所見與郭嵩燾輩大異矣。闓運此作，以似《史記》自負，庶昌亦正以斯推之，在闓運尤可雲搔著癢處，故對庶昌深有文字相知之感。其與庶昌書有云：
文誠（按：謂丁寶楨也）與闓運為知己，亦猶曾文正之為闓運知己。外間但以未得保薦不入幕府疑之，又焉知真知者乎？前年所作誄文，以限於駢體，詞甚隱約，傳狀既非朋友所作，所言止此而已，較之曾文正身後僅有輓聯者，已為多矣。然曾文公事業在《湘軍志》者，殊炳炳麟麟，而沅甫以為謗書；曷承特采，曷勝感激！三不朽之業，著一毫俗見不得；節下蟬翼軒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抑嘗論之：孔子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是言語之言；不朽立言，是文言之言；未有無德而有功言者。德者、本也，功、用也，言、體也；平生蘊蓄，一望而知；尤願先生依經以立干耳。闓運伏處卅年，於諸經稍有發明，惜曾公早逝，未及盡見。
致感之餘，並對物論略為辯解，而自示《湘軍志》之作，實依經立干，為有德之言焉。其謂曾國藩「事業在《湘軍志》者殊炳炳麟麟」，固非無據之飾詞，蓋《湘軍志》之書國藩事，雖間有未甚許可之語氣，而國藩之偉大處，忠誠處，實往往可見也。丁曾並論，亦所以自白無詆謗國藩之意（丁文誠誄，佳作也。陳夔龍為丁寶楨侄婿，所著《夢蕉亭雜記》卷二有云：「湖南湘潭王壬秋太史丈……睥睨一世……中興諸將帥，半系舊人，均敬而遠之，獨與文誠公臭味相投，申之以婚姻。文誠逝世，大史所作誄文，哀感頑艷；其遒麗處，恐六朝人無此乎筆。」述其與寶楨之相得，良然；至嘆美此作，蓋亦未為過譽。挽國藩聯，文為：「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異地不同功，勘定僅傳方面略。經學在紀河間阮儀征之上，致身何大早，龍蛇遺憾禮堂書。」雄深超卓，亦其傑構。挽曾諸聯，斯為健者，亦頗見其對國藩之認識與理解不同恆流。孫衣言聯云：「人間論勳業，但謂如周召虎、唐郭子儀，豈知志在皋夔，別有獨居深念事？天下誦文章，殆不愧韓退之、歐陽永叔，卻恨老來軾，更無便坐雅談時。」用意略相近，而駿邁處未逮）。
闓運撰《湘軍志》時對國藩之情緒，可考之於《湘綺樓日記》。戊寅（光緒四年）二月十一日云：「翻曾滌丈文集，見其少時汲汲皇皇，有俠動之志，因思諸葛孔明自比管樂，殊非淡靜者，而兩人陳義皆以恬淡為宗，蓋補其不足耶。」二十一日云：「作《湘軍篇》，頗能傳曾侯苦心。其夜遂夢曾……」二十七日云：「夜覽滌公奏，其在江西時，實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尋得，於國事無濟，且與渠亦無濟，反有損，要不能不敬嘆，宜其前夜見夢也。世有精誠，定無間於幽明，感愴久之。彼有此一念，決不入地獄。且吾嘗怪其相法當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對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誠。『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出師表》無此沉痛。」二十九日云：「作《胡軍篇》。看詠芝奏牘，精神殊勝滌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嘆也！」三月十六日云：「看胡奏稿書札及方略，見庚申年事，忽忽不樂。又看曾奏稿，殊矢忠誠之道。曾不如胡明甚，而名重於胡者，其始於至誠且賢，其後不能掩之也。余初未合觀兩公集，每右曾而左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惜交臂失此人也。向非余厚曾薄胡彰著於天下，則今日之論，幾何而不疑余之忌盛哉？」十七日云：「欲作《曾軍後篇》，連日正不喜曾，乃改撰《水師篇》。」四月十一日云：「作軍志。咸豐六年至八年，湖南協濟江西軍餉銀二百九十一萬五千兩，此左生之功也。左生於江西殊勝曾公。」十二日云：「夜看曾書札，於危苦時不廢學，亦可取，而大要為謹守所誤，使萬民塗炭，猶自以心無愧，則儒者之罪也，似張浚矣。」十四日云：「作軍志。敘多功於曾軍，使稍生色，亦以對砭其失。軍不可懼，孔子以懼教子路，言其輕死耳，非謂行三軍當懼也。」十五日云：「作軍志。看曾書疏，未嘗一日忘懼，似得朱（按：疑應是「宋」字）儒之精矣，而成就不大，何也？」蓋於推許之外，兼有不足之意。國藩用兵，最重「扎硬寨，打死仗」，不尚詭謀奇計，而為人力求穩慎，不喜冒險。闓運固自負權奇郁不得施，對之有不以為然者，加之性好譏評，遂論之如此。撰《湘軍志》時之情緒，見於日記者，自可與《湘軍志》參閱，然不可過泥，以其日記中多有興到語、率爾語（且前後不盡一致），著書下筆之際，則較有斟酌，與寫日記時之信筆放言，態度上尚頗有謹嚴與率易之別耳（其四月二十五日日記云：「作軍志。看方略、曾奏將畢矣，然敘次殊不及前，以彭楊曾構陳事，三人皆不欲載，有依違也。故修史難：不同時，失實；同時，循情。才學識皆究，僅記其跡耳。」則自謂有固有所瞻顧而不肯深文之處也。又是月二十二日云：「作軍志。序田鎮戰事頗近小說，然未能割愛也。」蓋頗以此役戰狀寫得過於歷歷如繪自疑，而亦不失為佳文）。
曾國荃之圍攻南京，李秀成率師馳救，眾遠過之，以國荃之堅持，卒不得逞而去，自是南京無援，遂成必破之局。此役關係太平天國之存亡甚大，當時曾國藩之奏報，備陳形勢之孤危與戰事之劇烈，而日記及家書中有「寸心如焚」、「心膽俱碎」等語，想見憂悸之甚，其《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亦著其堅苦禦敵之狀，故此役實國荃所引以自豪者。《湘軍志·曾軍後篇》敘此云：
同治元年……閏八月，蘇、常寇來攻曾國荃軍，多發西夷火器相燒擊，復穴地襲屯壘，連十晝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復來助攻。國藩急征援兵，皆牽制不得赴。國荃以三萬人居圍中，城寇與援寇相環伺，士卒死傷勞敝，然罕搏戰，率恃炮聲相震駭。蓋寇將驕佚，亦自重其死，又烏合大眾，不知選將，比於初起時衰矣。十月，寇解去……
將國荃此一場大功，寫得甚簡，若無甚奇特。國荃之斥為謗書，蓋於此節尤所忿恚也。郭嵩燾雲（見《湘軍志平議》）：
李秀成以三十萬眾，困曾三萬人。搏戰四十餘日，用火藥轟炸其營壘，破其地道無數，極古今之惡戰。壬秋一意掩沒其勞，以數語淡淡了之，真令人氣沮。
嵩燾且「氣沮」，國荃安得而不大怒乎？王定安承國荃之指而作之《湘軍記·圍攻金陵下篇》紀此役云：
閏八月，疫猶未已，軍士互傳染，死者山積……當是時，群醫旁午，病者方資休息，而偽忠王李秀成引兵三十萬，自蘇、常奔至，號六十萬，東起方山，西訖板橋鎮，連營數百。國荃兵不滿三萬，賊圍之數匝。彭玉麟、楊岳斌水師，皆阻隔不相聞。諸將懲向榮、和春之失，謀潰圍就水師，退保蕪湖。國藩在安慶，憂之廢寢食，飛檄令解圍。國荃令於眾曰：「賊以全力突圍，是其故伎，向公、和公正以退而致挫，今若蹈其覆轍，賊且長驅西上，大局傾覆，何蕪湖之能保？夫賊雖眾，皆烏合無紀律，且久據吳會，習於驕佚，未嘗經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難遍擊，今致之來，聚而創之，必狂走，吾乃得專力搗其巢，破之必矣。願諸君共努力！」諸將諾服。己亥，乃分圍師為三，以其二防城賊侵襲，國荃自將其一當援寇。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蟻附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櫓。挾西洋開花炮自空下擊，所觸皆摧。國荃留孱卒守棚，選健者日夜拒戰，更代眠食，常以火毯大炮燒賊無算，賊仍抵死弗退，軍士傷亡頗眾。己酉，部將倪桂節中炮殞。國荃左頰受槍傷，血漬重襟，猶裹創巡營。歷半月，賊稍卻，而偽堵王黃文金出東壩，攻金寶圩，為李秀成聲援。鮑超遣軍御之新河莊，為所乘，水師亦困於金柱關。賊焰益張，乃掘地道陷官軍壘。國荃屢堵合之，亦時以穢鹵倒浸穴中。九月壬子，偽侍王李世賢復自浙江糾眾至，合秀成軍號八十萬。國荃度浙寇新來氣盛，誡諸將厚集其陣，暇以待之。賊負板擔草士填濠，我軍拒濠發炮，賊屢卻，仍堅壁不出，相持兩晝夜。甲寅乃發萬人開壁擊之，軍士氣十倍，呼聲動天，當者無不摧靡，一日內破堅壘十三，殺八千人。援賊氣奪，乃益鑿地埋火藥。辛酉，兩穴同發，土石飛躍如雨，大營牆坍，賊隊猛進，國荃督軍士露立牆外，環擲火毯，間有槍炮，賊前者既殪，後者復登，逾三時牆缺複合，殺悍寇數千。群賊乃謀晝息宵攻，輪進以疲我，連營周百里，其近者距官軍才二十丈，仍潛開隧道，乘雨夜轟之。國荃令各軍掘內濠，翼以外牆，破其地洞七，賊計始窘。十月，國荃度賊力疲，可一戰破也，乃誡諸將秣厲以俟。壬午，引軍出濠，克十餘卡，知賊不任戰，軍益大出。癸未，李臣典等出東路，曾貞干出西路，彭毓橘、蕭孚泗等出南路。甲申，天向曙，臣典燒東路四壘，火光燭天，西南諸賊望見洶懼，棄壘逃。貞干偵三汊河賊宵遁，急引兵趨之，遇逃寇則縱兵要擊，追之板橋周村。彭毓橘追至牛首山，王可升搜賊方山西。諸賊在東路者繞南門逸，其在西路者走秣陵關，於是蘇浙賊數十萬皆遁，金陵圍師解嚴。是役也，李秀成率十三偽王赴援，李世賢繼之，楊輔清、黃文金圍鮑超於寧國，陳坤書出太平窺金柱關以困水師，悍酋萃一隅，我軍幾殆憊不振。曾國藩固以進攻金陵為非計，業被圍則飛檄調蔣益澧、程學啟馳救。益澧在浙，學啟在蘇，皆有故不得至。國荃孤軍居圍中，戰守四十六日，殺賊五萬，我軍亦傷亡五千，將士皮肉幾盡，軍興來未有如此苦戰也。
詳敘此役戰守之狀，寫得如火如荼，於國荃尤特為標舉，而斷以「軍興來未有如此之苦戰」，與嵩燾所謂「極古今之惡戰」，均以辨正闓運「罕搏戰」等語。研究《湘軍記》與《湘軍志》之異同，此節最宜留意，蓋國荃之屬定安撰《湘軍記》，斯其最大動機也（定安自敘云：「向張既殞，朱維淪胥。帝曰：『汝藩作督三吳；汝荃統師，布政於蘇。』乃整其旅，電掃風驅。北斫濡須，南巢蕪湖。遂捎秣陵，連壁南都。洪酋忄匡懾，乃召其徒。其徒百萬，封豕訓狐。威毅笞之，如割如屠。忠僕侍顛，棄戈而噓。乃張九賊，周其四去。兩徂寒暑，乃焚厥居。帝嘉乃績，錫之券書。兄侯弟伯，析圭剖符。紫閣圖形，載之典謨。作圍攻金陵下篇第九。」盛推國荃下金陵之功，亦著重此役之擊退李秀成等援師）。平情論之，闓運所謂「罕搏戰，率持炮聲相震駭」，舉重若輕，未免太甚，且詞涉輕薄，良有召怒之道，定安為國荃竭力鋪敘，亦勢所必然。惟闓運之論太平援軍方面之弱點，則不盡虛誣，蓋太平軍已有暮氣，亦湘軍所由奏績也。不然，以秀成之智勇能軍，將眾以臨寡，形勢上可操必勝之券，何竟不能解金陵之危，使國荃為向榮、和春之續，而逡巡退卻，不克再振，坐待天京之淪陷，天國之覆亡乎？雖曰國荃武略優長，湘軍善於戰守，太平軍如無弱點，結果當不若是耳。國藩《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有云：
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梁最負眾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力，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究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偽王者，各挾數十萬之眾，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漸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為，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以湘軍之成功，歸之於時，歸之於天，是國藩識度高卓襟懷宏闊處。雖非專指擊退援軍之役，與闓運所論亦不盡同，而其言太平軍方面實有弱點之可乘，則與闓運固無大異也。「賊勢將衰」，「比於初起時衰矣」其意義豈不相通耶？國藩此論，若概目為謙讓不矜之意，則體會有失矣。故闓運之說，良有未可抹殺者（郭振墉於嵩燾語之箋注，謂：「寇勢未衰於初起也。」而所引證佐，未足以破闓運說）。定安敘此，亦未便完全不顧，而若仍之，慮於國荃偉烈若有所損，非「持論稍私於曾忠襄」者所宜，於是於國荃鼓勵軍心語中，敘入「賊雖眾，皆烏合無紀律，且久據吳會，習於驕佚」等語（實猶闓運所謂「寇將驕佚，亦自重其死，又烏合大眾，不知選將」也），並著「知賊不任戰」語於迭經苦戰，「國荃度賊力疲，可一戰破也」之後。如此寫法，俾太平軍之弱點，不為遺漏，而在國荃方面，卻又占得地步，不至掩其戰績，亦可謂匠意斡旋，良工心苦矣。吾人於此，不宜滑口讀過也。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卜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史學》有云：「其局部的紀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聖武記》、王壬秋闓運之《湘軍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愛憎顛倒事實……要之壬秋此書文采可觀，其內容則反不如王定安《湘軍記》之翔實也。」揚《湘軍記》而抑《湘軍志》，其不滿《湘軍志》處，與陳寶箴所疑相同，闓運所不肯自承者也。定安之撰《湘軍記》，分《粵湘戰守篇》、《湖南防禦篇》、《規復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規復安徽篇》、《綏輯淮甸篇》、《圍攻金陵上篇》、《圍攻金陵下篇》、《謀蘇篇》、《謀浙篇》、《援廣閩篇》、《援川陝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戡定西域篇》、《水陸營制篇》，凡二十篇，以體裁論，頗較《湘軍志》為完整。國荃光緒十五年己丑敘有云：「今海內安，湘中宿將存者什二三，懼其戰跡之軼也，議為一書，與方略相表里，而執筆者傳聞異詞，乃丐東湖王鼎丞觀察定安更為之。鼎丞久從愚兄弟游，諳湘軍戰事，其所述者，非其所目睹，則其所習聞。書既成，復與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暨下走商訂得失。漏者補之，疑者闕之，不為苟同，亦不立異，蓋其慎也。」定安自敘有云：「及壯，佐湘鄉曾文正公戎幕，從今宮太保威毅伯游者二十餘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識八九，其它偏裨建勛伐者不可勝數，東南兵事，飫聞而熟睹之久矣。其後宦遊天津，稍習淮軍將帥，而湘陰左文襄公暨今陝甘總督茶陵譚公、新疆巡撫湘鄉劉公，鈔錄西北戰事，累數百卷，先後郵書見畀。最後從雲貴總督新寧湘鄉兩劉公家得其章奏遺稿，於是又稍知滇黔越南軼事。自咸同以來，聖主之憂勤，生靈之塗炭，將帥之功罪，廟謨之深遠，上稽方略，下采疆臣奏疏，粲然備具，而故老之流傳，將裨幕僚之麈譚，苟得其實，必錄焉。其或傳聞異辭，疑信參半者，寧從闕疑，非真知灼見，不敢誣也。」又云：「蒙以不才廢棄，居彝陵山中，湘中諸君子，書問相勉，而為此作。自光緒十三年三月訖四月，成第一至第五卷，又自十月訖臘月，成第六至第十一卷。明年五月，放棹南遊，客新寧劉氏，湘人士敦促，自八月訖九月，成第十二至第十五卷；而余有江南燕齊之行。過長沙，與郭筠仙侍郎商榷得失，攜其稿呈威毅伯曾公。又明年三月，余歸東湖。六月，至金陵……乃續成五卷，自七月訖九月畢事。閱時幾三載，凡歷游五省，中間人事牽率，忽作忽輟，其執筆為文，九閱月耳。」國荃因不滿《湘軍志》而囑定安改撰之緣起與夫定安撰《湘軍記》之經過暨資料，於此可見大凡。蓋以《湘軍志》為底本，而加以修改與補充，闓運為創作，定安則因其舊而重為編撰（取材《湘軍志》處固不鮮），創者每易疏漏，因者易於周密，此亦常理，而資料較富，敘次多較贍備（亦間有失考處），啟超稱以「翔實」，非無當也。特闓運之獨往獨來，少所瞻顧，振筆直書，斷制自如，蔚成一家之言，自非定安所逮。而文章之雅健雄奇，使讀者感濃厚之興味，留深刻之印象，惡之者亦嘆美不遑，而恚嫉所以益甚焉。世之嗜讀《湘軍志》者多《湘軍記》者少，豈無故哉？（國荃敘《湘軍記》，謂「至其敘事簡瞻，論斷精嚴，則仰龍門，俯瞰蘭台，伯仲於陳志、歐史之間，可謂體大思精，事實而言文者矣。」亦甚贊其文字之工，雖涉過譽，定安要亦能文者，造詣可觀，惟難與闓運抗衡耳。）
沃丘仲子（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傳闓運有云：「所為《湘軍志》，是非之公，為唐後良史第一，而驕將惡其筆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則以門人而讚揚本師，亦略同闓運所謂「此書信奇作，實亦多所傷，有取禍之道……非史官而言人長短，則人尤傷心矣」之旨也。信史之難，自古所嘆，闓運此作，雖可議處甚多，而精氣光怪，不可掩遏，實有不朽者存，是在讀者之善於別擇而已（民國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