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式謀殺的衰落 · 喬治·吉辛

在原子彈的陰影下，要有信心地談論什麼進步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如果可以假定我們在大約十年之內不會被炸成碎片，那麼就有許多理由——喬治·吉辛的小說也在其中——認為目前的時代比上一個時代好了不少。如果吉辛今天仍在世，他比蕭伯納還年少一些，但他筆下的倫敦幾乎就像狄更斯筆下的倫敦一樣遙遠了。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煤氣燈下濃霧密布的倫敦，一個喝醉酒的清教徒的城市，那裡的服飾、建築和家具都到了極端醜陋的程度，那裡的工人階級十口之家擠在一間屋子裡幾乎是正常現象。總的來說，吉辛並沒有寫最嚴重的貧困情況，但你讀到他描寫的顯然是十分真實的下層中產階級的貧苦生活，不能不感到我們較之相隔僅僅六十年前那個金錢統治的黑色禮服的世界，很明顯地有了改善。 吉辛的作品也許除了他晚年所寫的一兩本書以外幾乎都有令人難忘的章節，凡是第一次閱讀他的作品的人也許不如從《大慶年[1]》開始。不過，很可惜，在他的許多值得紀念的作品多年來完全脫銷的情況下，他的這兩部次要作品[2]竟浪費掉寶貴的紙張。例如，《畸零女》就完全絕版了。我自己有一本，是在一九一四年大戰前流行的那種紅封面的廉價小開本，但是這是我所見到和聽說過的惟一版本。吉辛的傑作《新格拉布街[3]》我就從來沒有買到過。我讀的是從公共出租圖書館借來的湯跡斑斑的舊書：《民眾》、《地下世界》和其他幾本也是如此。就我所知，只有《亨利·賴克羅夫特雜記》[4]、《一生的早晨》和寫狄更斯的那本[5]最近重印了。但是，現在重印的兩本是值得一讀的，尤其是《大慶年》，這一本更加陰暗淒涼，因此更加有吉辛的特色。 威廉·普洛默先生在他寫的緒言中說：「一般來說，吉辛的小說寫的是金錢和女人。」麥法尼·埃文思小姐在為《漩渦》寫的緒言中也說了十分相似的話。我想，你可以把定義再擴大一些說，吉辛的小說是對為了保持體面而寧可自己遭罪受的抗議。吉辛是個書呆子，也許是個過分有教養的人，他酷愛古典的東西，發現自己卻陷身於一個寒冷多霧的新教國家，在自己與外界之間沒有厚厚的一疊錢是無法過舒服生活的。在憤怒和不滿後面，他認識到維多利亞後期英國存在的許多生活慘狀大部分是不必要的。骯髒污穢、愚蠢無知、醜陋邪惡、性的壓抑、偷偷摸摸的荒淫放蕩、庸俗猥褻、粗鄙無禮、吹毛求疵——所有這一切都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清教主義的殘餘，而清教主義已不再是維護社會結構的支柱了。人們原來是可以不減低效率而過相當快活的生活的，卻選擇過可憐的生活，造出一些沒有意義的禁忌來嚇唬自己。金錢是一件討厭的東西，不僅僅因為沒有它你就要挨餓；更重要的是，除非你有很多錢——比如說，三百鎊一年——社會是不會讓你活得體體面面，甚至平平安安的。女人是一件討厭的東西，因為她們較之男人更相信禁忌，甚至在她們冒犯體面的時候也仍受到體面的奴役。因此，金錢和女人是社會藉此來向有勇氣和有見識的人進行報復的兩個工具。吉辛很願意自己和別人更有錢一些，但是他對於我們今天稱為社會公正的東西不感興趣。他並不欽仰工人階級本身，而且他也不相信民主。他不是要為芸芸眾生講話，而是要為鶴立雞群於野蠻人中間的不同尋常的人、感情細膩的人講話。 在《畸零女》中，沒有一個主要人物的生活不是因為錢太少，或者因為得到錢太晚，或者因為顯然荒謬可笑但毋容置疑的社會習俗的壓力而毀掉的。一個老處女虛度一生最後喝酒澆愁；一個漂亮的姑娘嫁了一個可以當她父親的男人；一個為生活掙扎的教師一再推遲同戀人的婚期，最後結婚時兩人都已進入中年而枯萎了；一個好脾氣的男人被他妻子聒噪死了；一個特別聰明，很有精神的人因為錯過了有些冒險性的婚姻而一生無成；在每一人身上，發生悲劇的終極原因都是服從公認的社會準則，或者沒有足夠的錢可以繞過它。在《一生的早晨》中，一個誠實而有才華的人遭到了毀滅和死亡只是因為不戴帽子不能在一個大城市中行走。他在火車上旅行時，他的帽子給吹出了窗戶，因為他沒有足夠的錢另買一頂，他挪用了他的僱主的錢，結果引起了一系列的災難。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說明人們看法的改變可以突然使得原本是威力無比的禁忌一下子顯得滑稽可笑。今天，你如果丟掉了褲子，你大概也會挪用公款，而不會光著屁股到處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丟了帽子的情況也同樣會產生這個必要。的確，甚至在三十或四十年前，光著腦袋在街上也是要給人噓的。但是後來，不知什麼原因，不戴帽子變得體面了，吉辛寫的那個悲劇在當時情況下是完全可信的，今天，卻完全不可能了。 吉辛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新格拉布街》。對一個職業作家來說，這也是一部令人不安和喪氣的作品，因為它寫的除了其他內容以外還有那個令人十分害怕的職業病——才思枯竭。沒有疑問，突然失掉寫作能力的作家的數目不多，但是這是一種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會碰上的災禍，就像陽痿一樣。當然，吉辛把這同他常用的主題——金錢，社會準則的壓力，女人的愚蠢——聯繫了起來。 埃德溫·里爾敦是個年輕的小說家，剛寫了一部小說僥倖成功了以後，就放棄了小職員的工作，娶了一個迷人的顯然有頭腦的年輕女子，新娘本人有一筆數目不大的收入。在這裡，和其他一兩個地方，吉辛都說了如今聽來是很奇怪的話：一個受過教育而不是富有的人很難娶到老婆。里爾敦卻做到了，但是他的朋友卻不這麼順利，這位朋友住在閣樓里靠當收入很低的補課老師維持生計，因此理所當然地只好獨身。如果他真的能找到一個老婆，只可能是出身貧民窟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姑娘。有教養和講體面的女人是不能面對貧困的。這裡你又注意到那個時代和我們時代的深刻不同。無疑，吉辛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暗示，有頭腦的女人是稀有動物，他這麼暗示是對的。如果你要娶一個既有頭腦又有美貌的女人，那麼選擇就更加有限了，這是根據一條公認的數學原理。這就像讓你只能夠在患白化病的人中間挑選，而且還是左撇子白化病患者。但是通過吉辛對他的可憎的女主人公的處理以及他對筆下其他女人的處理，得出的結論是，當時對女人的風度、修養，甚至頭腦的看法同優越的社會地位和富裕的物質環境幾乎是不可分的。作家願意娶的女人也是一想到在閣樓中生活就會退縮的那種女人。當吉辛寫《新格拉布街》時，情況大概確實是如此，但是我認為，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說，這在今天並不是如此。 幾乎在里爾敦結婚之後不久，事情就馬上變得很明顯，他的妻子不過是個愚蠢的勢利鬼，在那樣的女人身上，所謂「藝術趣味」不過是社會競爭的一種掩飾。她嫁給一個他那樣的小說家時，滿以為嫁了一個很快就會成名因而自己可以沾些光的人。里爾敦是一個好學不倦、與世無爭、無所作為的人，吉辛筆下的典型主人公。他身不由己地處在一個他很明白自己是決不會有能力生存的奢侈浮華、講究排場的世界中，他的精神幾乎馬上崩潰了。當然，他的妻子對於什麼叫文學創作沒有絲毫的了解。有一段情節十分令人害怕——至少對靠賣文為生的人來說是如此——她在計算一天可以寫幾頁，依此算她丈夫一年可以寫出幾部小說，可見在她看來寫作並不是一種十分費力的職業。而在這個時候，里爾敦卻忽然寫不出東西來了。他一天又一天地坐在桌前，什麼也寫不出來。終於，他驚惶之下，胡亂地寫了一篇東西；他的出版商由於里爾敦前一部作品的成功，心存懷疑地收了下來。從此之後，他甚至連看來似乎可以出版的東西也寫不出來了。他完蛋了。 令人喪氣的事情是，只要他回到小職員的工作崗位上去再過獨身的生活，他就沒有問題了。那個後來娶了里爾敦的遺孀的老油子記者正確地總吉他說，他是那樣的一個人，如果不去管他讓他自己去，每隔兩年就會寫出一本不錯的書來。但是，當然，他沒有能夠讓他自己去。他不能再恢復去做原來的工作，而他又不能安於靠自己的老婆的錢生活：通過他的老婆起作用的社會輿論促使他才思枯竭，最後進了墳墓。書中大多數其他文學界人物並不比他幸運多少，困擾他們的問題今天依然存在。但至少書中的主要災難如今是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樣地發生了，或者為了完全同樣的原因發生了。情況很可能是，里爾敦的妻子不會那麼愚蠢，而且他也不會那麼講原則，如果她實在使他覺得一起生活太無法忍受，就離她而去，一走了之。在《漩渦》中出現了一個很相似的類型的女人，名字叫做阿爾瑪·弗羅辛姆。對比之下，在《大慶年》中有三位法蘭西小姐，她們代表了新興的下層中產階級，這個階級在吉辛的筆下掌握了它不配使用的金錢和權力，而且她們的粗俗、喧鬧、精明和不講道德是相當驚人的。乍看之下，吉辛筆下的「上等太太」和「非上等太太」的女人似乎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兩種動物，這似乎否定了他對一般女性的總的蔑視態度。但是，她們之間的聯繫環節是，她們全都目光短淺得可憐。甚至像《畸零女》中的羅達那樣聰明有朝氣的女人（那是令人感到興趣的新女性的早期標本）也不能進行抽象的思維，不能擺脫現成的標準。在他的心目中，吉辛似乎覺得，女人天生比男人差。他希望她們受較好的教育，但另一方面，他不希望她們得到自由，因為她們肯定會錯用自由的。總的來說，他書中最優秀的婦女是縮在後面只管持家的一類。 有好幾本吉辛的書我從來沒有讀過，因為我一直沒有能夠弄到，遺憾的是，其中包括《生於流放之中》，有人說這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僅僅根據《新格拉布街》、《民眾》和《畸零女》，我就可以認為，英國的作家很少有比他更優秀的。這話也許說得過於匆忙，但是你若考慮一下小說的意義是什麼就不會這麼想了。「小說」一詞一般用來指幾乎任何種類的故事——《金驢記》、《安娜·卡列尼娜》、《堂吉訶德》、《即興詩人》、《包法利夫人》、《所羅門王的金礦》等等——但是它也有一個狹義的定義，專指十九世紀以前很少存在而主要是在俄國和法國繁榮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小說是一個要想刻畫人的故事，它不一定使用自然主義的手法，但是要表現人在日常動機的支配下怎麼樣行事，而不僅僅是經歷一系列不大可能的冒險。根據這個定義，一部真正的小說也包括至少兩個人物，或許還更多，他們是從內心而且是在同樣的或然性水平上來加以刻畫的，這實際上就排除了用第一人稱寫的小說。如果你接受這一定義，那麼就很明顯，小說不是英國特別出眾的一種藝術形式。一般稱為「偉大的英國小說家」的那些作家結果往往不是真正的小說家，或者不是英國人。吉辛不是一個寫奇聞軼事，或者滑稽喜劇，或者政治文章的作家：他對別的人有興趣，他能夠含有同情心地處理好幾種不同的動機，而且從它們的衝突中編出一個可信的故事，這一點就使他在英國作家中間不同一般。 當然，在他所想像的情景和人物中，並沒有很多一般稱為美的東西，詩情畫意的東西，在他的文字之中則更少了。的確，他的文章常常是十分倒胃口的。但是，他不犯真正重要的毛病。他說的意思是什麼一般總是清楚的，他從來不「為效果而寫」，他知道怎樣在敘述和對話之間保持平衡，怎樣使對話聽起來可信而又不致同前後的文體太不協調。比他寫作缺少文采更加嚴重得多的一個毛病是他經驗範圍的狹小。他只熟悉少數社會層面，儘管他對環境給人物的壓力有細膩的了解，但是他似乎對政治和經濟力量沒有什麼了解。他的世界觀是有一些反動的，那是由於缺乏遠見，而不是由於惡意。他為環境所逼只好生活在工人階級中間，但是他把工人階級看成是野蠻人，他這麼說只不過表明他是誠實的，有什麼說什麼；他並沒有看到他們如果有稍微好一些的機會就可以有文明的教養。但是，說到底，你對一個小說家的要求不是要他作預言，而吉辛的魅力一部分在於他毫不懷疑地屬於他自己的時代，雖然那個時代待他十分不公。 最近似於吉辛的英國作家似乎總是他的同時代或近乎同時代的人馬克·路思福德。如果你單純羅列一下他們的特點，這兩人似乎十分不同。馬克·路思福德沒有吉辛那麼多產，他不如吉辛那麼談得上是個小說家，他的文章要寫得好得多，他的作品屬於哪個時代不那麼容易辨認，在世界觀上，他是個社會改革家，而且，尤其是，一個清教徒。但是他們兩人有令人難忘的相似之處，也許這是因為兩人都缺少英國作家的致命傷——「幽默感」。一種情緒消沉和孤獨的氣氛則是他們兩人共有的。當然，吉辛的作品中有可笑的段落，但他主要並不想博得一笑——尤其是，他並沒有滑稽的衝動。他對待他的所有主要人物或多或少都是認真嚴肅的，至少力圖表示同情。任何小說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次要人物滑稽可笑，或者是用純粹敵意的眼光看他們的，但是不偏不倚這種品質確實是存在的，而吉辛比大多數英國作家更能夠掌握這品質。他沒有十分強烈的道德目的，倒成了對他有利的一點。當然，他對他所生活的社會的醜惡、空虛和殘忍深感厭惡，但是他關心的是反映它，而不是改變它。在他的作品中一般沒有一個人可以歸為壞蛋一類，而且即使有壞蛋，他也沒有得到惡報。吉辛在處理性的問題時，考慮到他寫作的時代，他寫得十分坦率，令人吃驚。這並不是說他寫色情性質的東西，或者說對亂交表示讚許，而只是說，他願意面對事實。英國小說寫作有一條不成文法，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一樣在結婚時應該還保持著童貞，這條不成文法在他的作品中被拋在一邊了，幾乎可以說是自從菲爾丁以來的第一次。 像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的大多數英國作家一樣，吉辛除了當作家或者做有閒階級以外想像不出還有什麼值得想望的前途。有文化和沒有文化的分野已經存在，一個能夠寫嚴肅小說的人不可能再把自己看成是能完全滿足於商人的生活的，或者軍人、政治家等等人的生活的。至少在意識上，吉辛根本不想當他那樣的作家。他的理想是相當令人悲哀的，不過是有一筆起碼的個人收入，住在鄉間一所舒服的小房子裡，最好是沒有結婚，那麼他在那裡就可以沉湎於書本中間，特別是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經典。要是當初在得到了牛津大學獎學金後沒有行為失檢而致被捕入獄[6]，他也許可能實現這個理想。結果他一生都在從事他視為為人作嫁的賣文生涯，最後終於達到可以不再搶時間寫作時，馬上就不幸亡故，年僅四十五歲。赫·喬·威爾斯在《自傳試驗》中把他的死說成同他的生是一致的。他在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〇年之間出版的二十部左右的小說可以說是他為了爭取悠閒生活的鬥爭中的血汗之作，這種生活他從來沒有享受到，而且即使享受到了他也不可能充分利用的：因為很難相信他的氣質真正適合過學術研究的生活。無論如何，也許他的才華的天然力量會遲早把他吸引到小說寫作上來。否則，我們就得感謝他少年荒唐幹了蠢事，這才使他不可能過上舒服的中產階級生活，而迫使他成為庸俗、貧窮和失敗生活的記錄者。 一九四八年五月為《政治與文學》寫作， 未刊出該刊即停刊；一九六〇年 六月發表於《倫敦雜誌》 * * * [1] 指維多利亞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大慶。 [2] 《大慶年》和《漩渦》。——原注 [3] 格拉布街是當時倫敦潦倒文人聚居的一條街，後喻文丐。 [4] 現通譯為《四季隨筆》。 [5] 即《狄更斯評傳》。 [6] 吉辛年輕時學習成績優異，曾獲多項獎學金，後因為在經濟上幫助一不幸少女而犯偷竊罪，判刑一月，被開除學籍，斷送了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