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式謀殺的衰落 · 為佩·格·沃德豪斯辯

一九四〇年初夏德軍通過比利時境內迅速向前推進時，他們的俘獲物中有佩·格·沃德豪斯先生[1]，在戰爭初期他一直生活在勒土基的別墅里，直到最後一分鐘為止，似乎都沒有意識到他已身處危境。當他被俘帶走時，據說他說了這麼一句話：「也許在這以後我要寫一本嚴肅的書。」他暫時處於軟禁之下，從他後來說的話看，他似乎受到了相當友善的對待，駐在附近的德國軍官常常來「串門洗個澡或者參加社交聚會」。 一年多以後，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有消息傳來沃德豪斯已經獲釋，住在柏林的阿德隆飯店。第二天，大家都驚異地獲悉，他已同意在德國電台作幾次「非政治」性質的廣播。到今天為止仍不容易弄到這些廣播的全文，但是沃德豪斯在六月二十六日到七月二日之間似乎一共作了五次廣播，後來德國人又不要他再作了。第一次廣播是六月二十六日，不是在納粹電台上作的，而是採取接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代表哈里·弗萊納里的訪問的形式，當時該公司在柏林仍派有記者。沃德豪斯也在《星期六晚郵》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那是他還被關在拘留營時寫的。 那篇文章和廣播主要是談沃德豪斯被拘留的經歷，不過它們的確包含了幾句關於戰爭的話。下面是一些大致的內容： 我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我很難發作任何一種好鬥的情緒。就在我對某一國家開始感到一些好鬥的情緒時，我就會遇到一個正派的傢伙。我們一起出去，這樣就失掉了任何好鬥的想法或情緒。 不久之前，他們看了一下我們列隊行進，得到了正確的結論；至少，他們把我們送到了當地的瘋人院。我在那裡呆了四十二個星期。可以為拘禁說許多好話。它使你不上酒店，讓你有時間讀書。主要缺點是你很久不能回家。我再見到妻子時，為了保險起見，最好隨身帶一封介紹信。 在戰前的日子裡，我身為英國人不免感到有些自豪，但是如今，我在這個英國人成堆的瘋人窩裡呆了幾個月，我就不大有把握了……我要求德國作的惟一讓步是給我一塊麵包，並且告訴大門的守衛閉一隻眼睛，其餘就不必管我了。作為回報，我準備交出印度，一套簽名的書，以及在暖氣管上烤土豆片的秘訣。這個建議的有效期一直到下星期三。 上述第一段引語引起了極大反感。有人還攻擊沃德豪斯（在接見弗萊納里時）用了「不管英國贏不贏戰爭」這樣的話，而且他在另一次廣播中談到同他一起被拘的一些比利時俘虜的不衛生習慣，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了。德國人把廣播錄了音，反覆播放了幾次。他們對他談話的監督似乎很隨便，不僅讓他對拘禁帶來的不便講笑話，而且說：「在特羅斯特營中的所有被拘者都衷心相信英國會獲得最後勝利。」但是，這些談話的總體印象是，他沒有受到虐待，而且他不懷恨意。 這些廣播在英國立即引起輿論大嘩。議會中有人提出了質詢，報紙上出現了憤怒的社論，作家同行紛紛寫信異口同聲地表示譴責，儘管有一兩個人建議最後不要匆促作出判斷，有幾個還申辯說沃德豪斯大概沒有認識到自己在幹什麼。七月十五日，英國廣播公司國內部廣播了《每日鏡報》上刊載的「卡桑德拉」[2]寫的一段猛烈的「附言」，攻擊沃德豪斯「賣國」。這段附言隨意用了「賣國賊」和「崇拜元首」等等的話。攻擊的主要內容是沃德豪斯同意為德國做宣傳以交換自己從拘留營中獲釋。 「卡桑德拉附言」引起了相當多的人的抗議，但總的來說，它似乎加深了大家對沃德豪斯的反感。其中一個結果是，許多出租圖書館都從書架上抽下了沃德豪斯的作品，停止流通。下面這條消息是典型的例子： 在聽到了《每日鏡報》專欄作家卡桑德拉的廣播以後二十四小時，北愛爾蘭波特唐市區委員會禁止下屬圖書館出借佩·格·沃德豪斯的書。愛德華·麥坎恩先生說，卡桑德拉的廣播給事情定了性。沃德豪斯不再幽默可笑了。（《每日鏡報》） 除此以外，英國廣播公司禁止廣播沃德豪斯寫的歌，一兩年以後還是如此。晚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議會中還有人要求，應該把沃德豪斯當作賣國賊加以審判。 有一句老話說，你向人扔髒土扔多了，總有一點髒土會沾在他身上的，扔在沃德豪斯身上的髒土沾得有些特別。留下的印象是，沃德豪斯的談話（這並不是說有什麼人記得他說了些什麼話）表明他不僅是個賣國賊而且是個在意識形態上的納粹主義擁護者。甚至在當時就有幾封寫給報紙的信聲稱，在他的書中可以察覺出「法西斯主義的傾向」，這個指責以後重複了好幾次。我在下面要分析一下這些書的心理氛圍。但是必須認識到，一九四一年的事件並不能判定沃德豪斯除了愚蠢以外還有什麼過錯。真正令人感到興趣的問題是，他為什麼會這麼愚蠢。當弗萊納里一九四一年六月在阿德隆飯店見到沃德豪斯（他雖然已被釋放但仍受看管）時，他立刻看出他在同一個政治上天真的人打交道，他在準備廣播訪談時必須提醒沃德豪斯不要說不該說的話，其中之一是稍許有反俄含義的話。事實是，「不管英國贏不贏這場戰爭」這句話卻給漏過了。訪談以後不久，沃德豪斯就告訴他，他還要在納粹電台上廣播，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行動有什麼特殊意義。弗萊納里評道： 到這時，「沃德豪斯方案」的意圖已十分明顯。這是納粹戰時宣傳的最佳手法之一，第一次從人情的角度……普拉克（戈培爾的助手）到格萊維茨附近的營地去看沃德豪斯，發現這位作家一點沒有政治頭腦，於是就有了一個主意。他向沃德豪斯建議，作為從俘虜營放出來的回報，他寫一系列廣播稿談談他的經歷，不會有什麼檢查，他可以親自上電台播出。普拉克提出這次建議證明他很了解他手頭掌握的這個人。他知道，沃德豪斯在他所有的小說里都取笑英國人，他很少用別的方式寫東西，他仍舊生活在他所寫的那個時代里，對納粹主義以及它的一切含義都沒有任何概念。沃德豪斯是他自己的伯蒂·伍斯特[3]。 沃德豪斯和普拉克達成了實際的交易似乎只是弗萊納里自己的解釋。這項安排也許不是這麼明確，而且從廣播稿本身來判斷，沃德豪斯作廣播的主要想法是要同他的讀者保持接觸和——這是喜劇家的凌駕一切的感情——博得一笑。顯然，這些廣播不是伊茲拉·龐德[4]或約翰·艾默里[5]那一類型的賣國賊說的話，也許，也不是能了解吉斯林主義[6]性質的一個人。他還說，沃德豪斯（雖然在一次廣播中曾自稱是英國人）似乎把自己看成是美國公民。他曾考慮過歸化，但從來沒有填寫必要的表格。據弗萊納里說，他甚至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們沒有同德國作戰。」 我的面前有一份沃德豪斯著作書目表。它列舉了大約五十本書，但肯定是不完全的。最好是說老實話，我一開始就應該承認沃德豪斯的許多作品——也許占總數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我沒有讀過。要把一個一般以廉價版形式出版的流行作家的全部作品都讀過，的確是不容易的事。但是我從一九一一年八歲那一年起是相當緊隨不舍地讀他的作品的，對他作品的特殊精神氣質相當熟悉——這種氣質當然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是從一九二五年起很少變化。從我在上面引用的弗萊納里書中的一段話里，有兩句話一定會立即引起留心閱讀沃德豪斯的讀者的注意。一句話大體上是說，沃德豪斯「仍生活在他所寫的那個時代里」，另一句話是，納粹宣傳部利用他是因為他「取笑英國人」。第二句話所根據的是個錯誤的概念，我稍後就要提到。但是弗萊納里那另一句話卻是相當真實的，其中包含了了解沃德豪斯行為的一部分線索。 關於沃德豪斯的小說，人們往往很容易忘記的一點是，這些小說中比較有名的幾部是多久以前寫的了。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把他看作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可笑性格的代表作，但是事實上，大家最記得的他所創造的場景和性格都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出現的。普斯密斯首次出現是在一九〇九年，他被早期的學校生活小說中的其他人物掩蓋了。布蘭丁斯城堡和其中住的巴克斯特和埃姆斯沃恩伯爵是一九一五年在作品中出現的。傑弗斯—伍斯特系列小說是一九一九年開始的，這兩人在以前也曾短暫出現過。尤克里奇出現在一九二四年。你若翻閱一下沃德豪斯從一九〇二年起的著作書目，就可以看到有三個界限相當明顯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學校生活小說時期，包括像《金球棍》、《波特亨特一家人》等，以《麥克》（一九〇九）為高峰。次年出版的《金融界的普斯密斯》也屬於這一類，雖然它並不直接寫學校生活。第二階段是美國時期。沃德豪斯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〇年似乎住在美國，有一陣子在用字和看法方面表現出有美國化的傾向。在《有兩隻左腳的人》（一九一七）所收的幾篇故事中看來受到歐·亨利的影響，在這一時期寫的其他作品都有美語出現（如以「highball」代替「威士忌」摻蘇打水），而英國人一般是不會用在有適當身份的人身上的。儘管如此，這個時期幾乎全部作品都以英美舉止不同的對比來取得效果。英國人物出現在美國的環境中，或者倒過來；也有一定數量的純英國小說，但很少純美國小說。第三個時期可以恰當地稱為鄉下別墅時期。到二十年代初期，沃德豪斯大概收入頗豐，他的人物的社會地位相應上移，儘管尤克里奇小說是部分例外。如今典型環境是鄉間巨宅，或者豪華舒適的單身公寓，或者花費昂貴的高爾夫俱樂部。早期作品中學童體育活動逐漸淡出，板球和足球讓位於高爾夫球，滑稽鬧劇的成分更加突出。沒有疑問，後來的許多作品如《夏日雷電》是輕喜劇而不是鬧劇，但是在《新聞記者普斯密斯》等作品和一些學校生活故事中可以看到的偶爾在道德上表現出熱誠來的嘗試已不再見。麥克·傑克森變成了伯蒂·伍斯特。不過，這並不是十分令人意外的蛻變，而且，沃德豪斯最令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缺乏發展。在本世紀開始幾年寫的作品如《金球棍》和《聖奧斯丁教堂的故事》已經有了我們熟悉的氣氛。他後來的作品中有了多少公式化的成分，可以從下面這個事實看出來：雖然在他被拘禁前十六年中他一直生活在好萊塢和勒土基，但他卻始終繼續寫英國生活的小說。 《麥克》如今已很難找到未經刪節的版本了，它肯定是英國描寫學校生活的最佳「輕鬆」作品。但是，書中發生的事雖然基本上都是鬧劇性質，卻絕不是對公學制度的諷刺。而《金球棍》、《波特亨特一家人》更不是。沃德豪斯是在杜爾維治受教育的，然後在銀行工作，他是經過非常低級廉價的新聞寫作發展成寫小說的。顯然，多年之中他仍「鍾情」於學校生活，厭惡一點也不浪漫的工作和自己所處的下層中產階級生活環境。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公學生活的「時髦」（球類比賽、高年級學生使喚低年級學生、圍爐喝茶等等）受到了過分的渲染，而「隨俗從流」的道德規範是未經很多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沃德豪斯想像中的里金公學是一所比杜爾維治時髦的學校，你的印象是，在《金球棍》（一九〇四）和《麥克》（一九〇八）之間，里金公學的費用更加昂貴了，離倫敦更遠了。從心理上說，沃德豪斯的早期作品中最能說明他的心態的是《金融界的普斯密斯》。麥克·傑克森的父親突然虧了老本，麥克像沃德豪斯本人一樣才十八歲就不得不到一家銀行去做收入不高的低級職員。普斯密斯也是做同樣的工作，不過不是出於經濟所迫。此書和《新聞記者普斯密斯》（一九一五）所以不平常是在於它們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覺悟。普斯密斯在這個階段自稱社會主義者——在他的心中，而且無疑也在沃德豪斯的心中，這不過意味著不看重階級區分——而且有一次，兩個學生參加了克拉帕姆公園的露天集會後與一個上了年紀的社會主義演說家一起回家去喝茶，那人寒酸的家是寫得相當準確的。但是這本書最令人注目的特點是麥克沒有能力與學校的氣氛告別。他去參加工作，一點也不裝作有什麼熱情，他的主要欲望不是像你可能所想像的那樣找一個比較有趣和有用的工作，而只是玩板球。當他得為自己找個住處時，他選擇住在杜爾維治，因為他可以離一所學校近一些，可以聽到板球棍擊到球時的悅耳聲音。本書的高潮是麥克有機會在縣裡一場比賽中打球，為此就隨便離了職，值得注意的是沃德豪斯在這裡是同情麥克的：的確，他認同麥克，因為很清楚，麥克同沃德豪斯的關係就如於連同司湯達的關係。不過他也創造了許多基本上是相同的其他主人公。在這一時期和下一時期的書中，有整整一系列的年輕人，對他們來說，打球和「保持身體健康」就是一生有意義的工作。沃德豪斯簡直不能想像還有更合適的工作。最主要的事是要有自己的錢，如果做不到，就找個待遇優厚的工作。《新鮮事兒》（一九一五）中的主人公給一個消化不良的富翁充當體育鍛煉的教練，從而逃脫了低級新聞工作；這被認為不論在精神上和經濟上都升了一個檔次。 在第三階段的作品中，再也沒有顧影自憐的成分和嚴肅認真的插曲了，但是隱含的道德和社會背景比乍看之下的變化要少得多。如果你把伯蒂·伍斯特同麥克相比，或者甚至同早期學校生活故事中踢足球的班長相比，你可以看到他們之間的惟一真正不同是，伯蒂更有錢，更懶惰。他的理想與他們的幾乎相同，但是他沒有能夠實現他的理想。在《阿卻的不慎》（一九二一）中，阿卻·莫法姆是介乎伯蒂和早期主人公之間的一種類型：他是個蠢貨，但是他誠實、心腸好、愛運動、有勇氣。沃德豪斯從頭至尾都把公學行為準則視為天經地義的事，不同的是，在他後期比較成熟的作品中，他喜歡讓他的人物違背這個準則，或者違心地遵守這個準則： 「伯蒂！你不會扔下哥們不管吧？」 「是的，我會的。」 「可咱們是一起上學的呀，伯蒂。」 「我才不在乎呢。」 「咱們的母校，伯蒂，母校！」 「嘿，去他媽的！」 伯蒂是個懶洋洋的堂吉訶德，不想持矛去刺風車，但是當榮譽要求他這麼做的時候他是不會想到拒絕的。沃德豪斯當作令人同情的角色來寫的人物大多數是寄生蟲，他們有些人簡直是低能兒，但是只有很少幾個可以稱為不道德的。甚至尤克里奇也是一個虛幻的而不是實際的惡棍。沃德豪斯的人物中最不道德的，或者應該說最非道德的是傑弗斯，他是當作品格相對高尚的伯蒂·伍斯特的陪襯出現的，英國人認為聰敏和姦詐完全是一回事，他也許是作為這種普遍信念的象徵。沃德豪斯堅信傳統道德到什麼程度可以從下面這個事實看出來：他的作品中沒有任何地方出現過任何有關性的笑話一類的東西。這對一個滑稽作家來說是一種很大的犧牲。不僅是沒有葷笑話，而且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招人物議的場景：戴綠帽子的情節完全避免。當然，大多數長篇小說總含有「愛情因素」，但總是保持在輕喜劇的水平上：偷情事件總是不斷發生，還有它所帶來的連帶後果以及它的浪漫場面，但是正如俗話所說：「結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有意思的是，沃德豪斯按其本性是一個鬧劇作家，他居然能夠與伊恩·海伊不止一次地合作，後者是一個表面詼諧而寓意嚴肅的作家，而且是極其愚蠢可笑的「潔身自好的英國人」傳統的擁護者。 在《新鮮事兒》中，沃德豪斯發現了英國貴族身上的喜劇因素，於是隨之出現了一系列的滑稽可笑但是——除了極少數例外——實際上並不令人可鄙的男爵、伯爵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物。這造成了一種相當令人奇怪的效果：使得沃德豪斯在國外被認為是英國社會的入木三分的諷刺家。因此才有弗萊納里說沃德豪斯「取笑了英國人」的話，這大概是他會對德國讀者甚至美國讀者造成的印象。在柏林廣播後，我曾與一個印度民族主義者討論這些廣播，他為沃德豪斯作了熱烈的辯護。他視為毫無疑問，沃德豪斯已投向敵人一邊，而從他的觀點來看，這是應該做的正確的事。但是使我感到有趣的是我發現他把沃德豪斯看成是一個反英作家，因為讓英國貴族現了原形而做了一件好事。這是一種錯誤，一個英國人是很難犯這種錯誤的，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一本書，特別是幽默的書到了外國讀者那裡會失掉它們的比較細微的含義。因為十分清楚，沃德豪斯不是反英的，也不是反上層階級的。相反，從他的全部作品中都可以覺察到一種無害的、老式的勢利虛榮心態。正如一個有見識的天主教徒能夠看到波德萊爾或喬伊斯的褻瀆詞句並不真正損害到天主教的信仰一樣，一個英國讀者能夠看到，沃德豪斯創造了名字叫做希爾德布蘭德·斯賓塞·邦斯·德伯格·約翰·漢納賽德·康比—克隆比的第十二世德里佛伯爵這樣的人物，並不是當真在攻擊社會等級制度。說真的，一個真正鄙視貴族封號的人是不會這麼熱衷於寫它們的。沃德豪斯對英國社會制度的態度是同他對公學道德準則的態度一樣的——溫和的玩笑下面掩蓋著不假思索的接受。埃姆斯沃恩伯爵之所以可笑是因為做伯爵的應該更有尊嚴，而伯蒂·伍斯特不可救藥地要依賴傑弗斯之所以可笑，一半是因為僕人不應該勝過主人。美國人可能把這兩個人，以及其他像他們的人，錯當了被加以惡意醜化的人物。因為美國人本來早就是討厭英國人的，而這兩人符合他們關於沒落貴族的先入之見。伯蒂·伍斯特和他的鞋罩[7]和手杖是傳統的舞台上常見的英國人形象。但是任何一個英國讀者都可以看出，沃德豪斯是把他寫成一個令人同情的人物的，而沃德豪斯的真正罪過是把英國上層階級寫成比他們實際要好得多。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有些問題始終給避免了。幾乎無一例外，他的有錢的年輕人都是態度隨和容易相處的，一點也不貪得無厭：普斯密斯為他們定了調子，他保持了他自己的上層階級的外表，而對所有人都叫「哥們」，這樣就填補了社會地位的鴻溝。 但是，在伯蒂·伍斯特身上還有一點很重要：他已經過時。伯蒂是在一九一七年左右構想出來的，實際上屬於比這更早的時代。他是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時期的「公子哥兒」。沃德豪斯喜歡寫的那種生活，俱樂部會員或者場面上的人的生活，腋下夾著手杖、襟上插著康乃馨花、整個上午在皮卡迪利[8]閒逛的時髦年輕人，很少能延續到二十年代。有意思的是，沃德豪斯在一九三六年還能夠出一本叫《腳穿鞋罩的年輕人》。因為在那時候還有誰仍穿鞋罩呢？鞋罩在十年前早已不流行了。但是傳統的「公子哥兒」，皮卡迪利哥們，應該穿鞋罩，正如啞劇中的中國人應該拖辮子一樣。幽默作家是不需要跟上時代的，沃德豪斯碰巧找到了一兩條好礦脈，就繼續經常利用它們，對他來說，這麼做只有更加方便些，因為他在被拘禁前十六年中沒有登上過英國土地。他的英國社會的圖像是在一九一四年形成的，這是一種天真的、傳統的，但是實質上是令人留戀的圖像。他也從來沒有真正美國化。我在上文已經指出，在中期的作品中確有來得自然的美語出現，但是沃德豪斯仍有足夠的英國人氣質，覺得美國俚語是一種很好玩但有些叫人吃驚的新鮮玩意兒。他喜歡在瓦爾杜街英語[9]中插進一句美國俚語或者一件粗野生硬的事兒。但是這種手法在他與美國有任何接觸之前就形成了，他斷章取義引用別人的話是英國作家常用的伎倆，可以追溯到菲爾丁。約翰·海華德先生指出，沃德豪斯熟讀英國文學，獲益匪淺，特別是莎士比亞的作品。顯然，他的作品的對象不是高雅讀者，而是受一般教育的讀者。例如，當他描寫某人嘆了一口「普羅米修斯在兀鷲撲下來飽餐一頓時可能嘆出的氣」時，他假定他的讀者知道一些希臘神話。他早期欽佩的作家大概是巴里·潘恩、傑羅姆·克·傑羅姆[10]、威·懷·傑可布斯、吉卜林和F·安斯推，而且他一直比較接近他們，勝過像林·拉德納[11]或達蒙·魯尼恩[12]這樣節奏快的美國喜劇作家。沃德豪斯在接見弗萊納里的廣播談話中表示，他不知道「我寫的那種人和那種英國是否能活到戰後」，其實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當時已經是鬼魂了。弗萊納里說，「他仍生活在他所寫的那個時代里」，這話的意思也許是指二十年代。但他的時代實際上是愛德華國王時代，而且伯蒂·伍斯特如果真有其人的話在一九一五年左右就已經被打死了。 如果我對沃德豪斯心態的分析可以接受，那麼他在一九四一年是有意識幫助納粹宣傳機器的看法就不能成立了，而且甚至是滑稽可笑的。可能他是因為答應早日釋放他（他是在幾個月後快到六十歲生日時獲釋的）的誘惑而作廣播的，但是他當初不可能認識到他這麼做會有損英國利益。我在上面曾經設法說明，他的道德觀仍是一個公學學生的道德觀，而依照公學行為準則，戰時叛國行為是所有罪行中最不可寬恕的。但是他怎麼可能不了解他幹的事會在宣傳上使德國人大大得利，而且會為自己招來一陣猛烈譴責呢？要回答這一問題，有兩點你必須考慮到。一是沃德豪斯完全缺乏——從他出版的作品來看——政治意識。說什麼他的書中有「法西斯主義傾向」完全是胡說八道。書里一點也沒有一九一八年後的各種傾向。在他的作品中，對於階級區別問題始終有一種不安的意識，在不同時期里都零星分散地提到過社會主義，雖然他對社會主義是無知的，但不是完全不友好的。在《傻瓜的心》（一九二六）中，有一個關於一個俄國作家的很可笑的故事，似乎是受到當時蘇聯國內的激烈宗派鬥爭的啟發。但是書中提到蘇維埃制度的話都只涉及不足道的小事，而且考慮到時間，並不十分有敵意。沃德豪斯的政治意識就大概到此為止，這是就他的作品中能發現的而言。就我所知，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使用「法西斯主義」或「納粹主義」這種詞彙。在左翼圈子裡，甚至在任何一種「開明的」圈子裡，在納粹電台上發表廣播講話，同納粹打任何交道，在戰時就像在戰前一樣令人震驚。但是這是一種在幾乎十年期間裡同法西斯主義進行意識形態鬥爭中養成的思想習慣。你應該記住，大部分英國人民近到一九四〇年的時候，對那場鬥爭還一直是麻木無知的。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一長串的罪行和侵略都在他們的意識旁邊滑過，或者只是隱約地被注意到，因為外國人之間的爭吵「不關咱們的事兒」。這種普遍的無知狀態，你可以從下面這一事實中衡量出來：普通英國人把「法西斯主義」視為完全是義大利的事，當這一詞用在德國時，他們竟感到迷惑不解。沃德豪斯的作品中沒有任何東西表示他了解得比他的一般讀者更多一些，或者對政治更有興趣一些。 還有一點不能忘記：沃德豪斯正好是在戰爭達到絕望階段時被俘的。我們如今都已忘記這些事情了，但是在這以前，關於戰爭的情緒一直特別淡漠。說不上有什麼仗在打，張伯倫政府不得人心，著名的政論家暗示我們應該儘快作出妥協媾和，全國各地的工會和工黨分部都在通過反戰決議。當然，後來情況有了變化。軍隊歷經艱辛從敦刻爾克撤離，法國垮台，英國孤立無援，倫敦彈如雨下，戈培爾宣布要把英國「夷為平地」，使之成為「一片廢墟，陷於貧困飢餓」。到一九四一年年中，英國人民明白了他們面對的是什麼，抗敵情緒要比以前強烈得多。但是沃德豪斯在這一年裡是在拘留營中度過的，他的俘獲者待他似乎不錯。他錯過了戰爭的轉折關頭，在一九四一年，他的反應仍是一九三九年的。在這方面，不止他一個是如此。在這個時期里有好幾次德國人把被俘英國兵帶到話筒前面，他們之中有一些人講了至少同沃德豪斯一樣失策的話。但是，他們沒有引起注意。甚至像約翰·艾默里那樣的不折不扣的英奸後來引起的義憤也比沃德豪斯少。 為什麼？為什麼一個上了年紀的小說家說了一些無害的蠢話會引起這樣的喧嚷？你必須在宣傳戰的骯髒需要中去尋找可能的答案。 在沃德豪斯的廣播方面有一點幾乎肯定是有意義的——那就是日期。沃德豪斯是在發動對蘇聯的進攻前兩三天獲釋的，在那時候，納粹黨的高級領導一定已經知道了進攻迫在眉睫。儘量拖延美國參加戰爭極其重要，事實上，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德國對美國的態度確是變得比以前更加和解了。德國很難希望打敗俄國、英國和美國加起來的力量，但是如果他們能很快地把俄國解決掉——他們大概是這麼打算的——美國就可能永遠不會插手了。釋放沃德豪斯只是個小動作，但是對美國孤立主義者卻是不錯的小讓步。他在美國有名氣，而且他——至少德國人是這麼計算的——在憎厭英國的美國公眾中間是很吃香的，因為作為一個「漫畫家」，他取笑腳穿鞋罩、眼戴獨目鏡片的可笑而又愚蠢的英國人。在話筒之前，可以相信他能多少破壞一些英國的聲望，而他的獲釋可以向世人表明，德國人不錯，知道怎樣以紳士風度對待他們的敵人。他們的計算大概是這樣，雖然沃德豪斯只廣播了大約一個星期，這一點說明他不負他們的期望。 但在英國一邊，也在打同樣的雖然是相反方向的算盤。在敦刻爾克後兩年來，英國的士氣主要依賴於這樣的感覺：這不僅是一場保衛民主的戰爭，而且也是一場普通老百姓必須靠自己的努力來取勝的戰爭。上層階級由於他們的姑息政策和一九四〇年的敗績而聲譽掃地，一種拉平社會地位的過程似乎已經發生。在人們的心目中，愛國主義和左翼情緒是連在一起的，許多能幹的記者都在努力把這種聯繫系得更緊。普里斯特利[13]一九四〇年的廣播和《每日鏡報》上「卡桑德拉」的專欄文章是當時風行一時的鼓動宣傳的很好例子。在這種氣氛中，沃德豪斯成了一個理想的替罪羊。因為大家普遍覺得有錢人是奸詐不忠的，而沃德豪斯正像「卡桑德拉」在他的廣播中竭力指出的那樣是個有錢人。但他又是那種可以隨意攻擊而無虞後果的有錢人，攻擊他對社會結構不會有造成損害的危險。譴責沃德豪斯不像譴責比弗布魯克[14]。他不過是個小說家，不論他的進賬可能有多大，不是屬於擁有階級。即使他的進賬一年達五萬英鎊，他也不過在外表上像個百萬富翁。他是個圈外的幸運兒，碰上了財運，通常是極為短暫的財運，就像賽馬中了頭彩。因此，沃德豪斯的失言成了很好的宣傳缺口，可以有機會「揭露」一個有錢的寄生蟲而不至引起人們對真正舉足輕重的任何寄生蟲的注意。 在當時絕望的處境中，對沃德豪斯所做的事表示憤慨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在事過境遷之後三四年再寫他，而且讓大家仍保持他有意識叛國的印象，那就不可以原諒了。在這場戰爭中，很少有比目前追查叛徒和英奸的事更加令人在道德上感到噁心了。從最好的方面來說，這基本上是有罪的人懲罰有罪的人。在法國，各種各樣的小耗子——警官、賣文為生的記者、同德國兵睡過覺的女人——受到了追捕，而大耗子卻毫無例外地逃脫了。在英國，對英奸進行最激烈攻擊的是在一九三八年執行姑息政策的保守黨人和在一九四〇年主張這一政策的共產黨人。我在這篇文章中竭力要想說明，可憐的沃德豪斯只是因為作品成功和僑居國外使他有可能在思想上仍停留在愛德華國王時代，以致成了一場宣傳試驗中的試驗品，我認為現在應當是結束這個事情的時候了。如果伊茲拉·龐德被美軍當局逮到槍決，這會產生確立他詩人名聲幾百年的效果；即使在沃德豪斯身上，如果我們把他逼得遠走美國並且放棄英國國籍，我們就會造成自己痛感羞恥的結果。與此同時，如果我們真的要懲罰在關鍵時刻敗壞國民士氣的人，那麼就在國內，就有別的罪人更值得花力氣追查。 寫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刊於 一九四五年七月第二期《風車》 * * * [1] P. G. Wodehouse（1881—1975），生於英國的小說家，後入美籍，以描繪愛德華國王時代英國紳士的滑稽小說著稱。 [2] 《每日鏡報》一專欄作家的筆名。卡桑德拉是希臘神話中作悲觀預言的特洛伊國王之女。 [3] 沃德豪斯幾部小說中的主人公，一個典型的英國紳士，沒有他的貼身男僕傑弗斯簡直寸步難行。 [4] Ezra Pound（1885—1972），美國詩人，長期旅居義大利，對海明威等一代作家極有影響，二戰時為法西斯廣播，戰後以叛國罪受起訴，後被作為精神錯亂病人拘禁，代表作有《比薩詩篇》等。 [5] John Amery（1912—1945），英國右翼政治家，為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任印度大臣的保守黨愛國議員利奧·艾默里之子。熱烈崇拜希特勒，戰時在德國廣播，號召英國戰俘為德國對英俄作戰，並在歐洲占領區各地為德國政權公開辯護。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英軍以叛國罪處決。——原注 [6] 挪威政客維德康·吉斯林（Vidkun Quisling, 1887—1945）在二戰初期德軍入侵後與德合作，任傀儡政府首腦，德國投降後以叛國罪被處決，「吉斯林」後為「賣國賊」的同義詞。 [7] 當時英國上層階級流行在皮鞋上面蓋有呢製鞋罩保暖。 [8] 倫敦繁華中心。 [9] 瓦爾杜街昔日是假古董店集中的地方，今為英國電影業中心。瓦爾杜街英語意為仿古英語或老式英語。 [10] Jerome K. Jerome（1859—1927），英國幽默作家，著名作品有《三人同舟》。 [11] Ringgold 『Ring』 Lardner（1885—1933），美國幽默作家、劇作家。 [12] Alfred Damon Runyon（1880或1884—1946），美國短篇小說家，作品多以百老匯為背景，下層社會人物為刻畫對象。 [13] J.B.Priestley（1894—1984），英國小說家、劇作家，作品以倒換時空關係著稱，代表作《巡官登門》。 [14] William Maxwell Beaverbrook（1879—1964），英國報業巨子，擁有《每日快報》等多家報紙，戰時曾任飛機生產大臣和供應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