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 · 譯者序
單本的英國歷史以我所知最佳者有三本，一為伽地納的《學生用的英國史》，二為格麟的《英吉利人民的短史》，三即我現在所譯屈勒味林·喬治·馬可雷著的《英國史》[1]。三位著者都是英國名史家，三書亦各有特長之處。格麟的《短史》因能注重於全民的生活，因能不限於政爭，兵爭，及君主政客的起伏，故為著史者辟了一個新的途徑，而為他自己博得了極大的聲譽。伽地納的書固屬於課本一類之書，但他為精博宏通的史家，且其取材的宏富，抉擇的精密，條理的清晰，究非一般教科書所可比擬，故我亦不能因其為教科書而遽不列它為最佳的單本歷史之一。然而無論你怎樣推崇伽地納或格麟，無論你怎樣力稱它們特有的優點，如同伽地納之宜於初學，及格麟之特辟一徑，屈勒味林的《英國史》一出版而最佳單本歷史之譽便舍它莫屬。
屈勒味林自己於序言中嘗提過於數百頁中記述英國整部歷史之不易，它深恐所著者不成為教科書，便成為一篇極長論說。實則他無須虛衷過甚，無須懷著恐怕。他的書同時是一部很好的教科書，及一篇極佳的論說——或者我們可說中含無數篇無數段極佳論說的長文。它沒有教科書的流弊，它也沒有論說的缺陷；熟知英史者可以讀之而多所啟發，而稍具英史知識者亦可讀之而完全了解。有人也許不肯承認它是教科書，但這是一種主觀的見解，我們不易贊同，也不易否認。如果教科書定須是一本沒有讀過英國歷史的人可以徹悟的書，那屈勒味林的當然不是，但伽地納的又何嘗是？一些英國歷史不知道的人讀伽地納時也不見得能全懂。如果書之能給讀者以整個的有系統的簡單知識者便是教科書，那麼屈勒味林的確是一部很好的教科書。以和伽地納的比起來，它有新穎準確之妙，而伽地納的則已嫌陳舊。
但《英國史》決不單是一部教科書，一個課本而已，它的最優之點也不是課本的優點。喬治·馬可雷的父親喬治·鄂圖（George Otto）為一名史家，而喬治·鄂圖則為馬可雷貴族的外甥，所以喬治·馬可雷可當系出史家之名而無愧。他自己又終身致力歷史，而不像他父兄[2]之有志政治。他的史作極富。他固嘗以關於義大利的歷史著作著名，然這只是說他為英人治義大利史者中之首屈一指者，並不是說他關於本國史的著作尚不及關於義大利的之佳。而且1926年的《英國史》，除了被推為近10年來英國最偉大的著作[3]外，一般人更公認為屈勒味林一生的巨著。名史家名著的價值於此蓋不難推想而知。
《英國史》這樣被世推崇的原因甚多，其最重要者，一為範圍的廣大，舉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無不包納在內；二為材料的宏博，凡1926年以前出版的書籍，發現的文書，地下的掘獲皆在直接或間接利用之列；三為文筆的卓絕，流暢的敘述，生動的摹繪及深刻的論評無一或缺；四為涵義的深長，著者絕不是平鋪直敘之人，更不好為武斷之語，故其令人深長思之處為獨多。格麟以能注重社會史的方面得名，其行文亦極佳，但無論在哪一方面，屈勒味林，據我觀察所及，實勝他幾籌。世人每稱耶教《聖經》為萬書之書，而孔子則為聖之時者也，我如以「英史中之時者也」稱屈勒味林我想也不會有人願駁我罷！
但《英國史》的完美為一事，而我的譯本又為一事。屈勒味林的應譯為一事，而譯文的好壞又為一事。屈勒味林之書本為能讀英文之人——尤其是英美之人——而作，故譯成中文後，即使譯筆極佳，了解上勢必有不少的困難，何況像我那樣不敏更何敢有絕無困難之望？
譯書者的兩大責任，一為忠實，又一為通順，至於文章格調之宛如原著則已是一種應有而不易有的奢侈品。我的首要的關心在忠實。關於此點我相信我還沒有多大的失敗。遺漏之處即絕無僅有，牽扯誤會之處我自信也不至於多——如果有的話。至於第二點——通順——我已沒有如許多的把握。我當然力求通順；我固不欲以文害意，因求通順而失了忠實，我也絕不敢專事直譯致有文字不通，真義無可索解之苦。我所用的是語體文，但也不是純粹的語體。我以為中國人讀書，不論出聲或不出聲，其實總和朗聲循讀無別，如果語體文所習用之「的」「底」「嗎」「呢」一套虛字太多，則讀時極難順口——至少在今日能讀稍深之書的一代。但為準確不涉含糊起見，我有時於一句中所用的字——以此為例——常有三四之多。為不失原意起見我又常被迫而用西文「·」「——」等等的符號，及造句方法有類德文的長句。我明知這些與讀書時的流暢有妨害，但它們都是為忠實而有之不得已的犧牲！說到格調，我更不敢說什麼話。如果細心的校讀者，以為我的譯文於有幾處尚多少帶些原文的文氣，那我只能以意外的鼓勵視之了。
末了還有關於翻譯的幾件瑣事要說一說。原書中對於年月日無一定的規則，有時放在本文之內，有時則附註於頁邊，譯本亦大多照樣辦理，未多變更。原文中的附註亦十之九仍舊，但一部分被併入正文，更有一部分則因無關重輕而被節去。原書中暗射經典說部之人名地名及事跡之處甚不少，在英人讀之固不難了解真義，但在我人讀之不免有味同嚼蠟之感，一方為保存原書本來面目，一方又為助讀者的理會起見，好些文學及歷史上的暗射，譯者另於附註中加以說明。為保存本來面目起見，詩歌等等亦一仍原來的排印方式，沒有刪去，也沒有改穿散文的服裝。不過我要聲明，舊時的格式非但不適於準確的譯文，也非譯者之所能，而新詩則譯者更是門外漢，故譯文中的詩雖穿了詩的服裝，恐怕也只能以散文看待。又著者所引用的詩文詞句往往沒有註明出處所在，譯者擇其重要者特為查出註明，但亦未能全數加以註明。地名人名之難譯在語言龐雜的我國為極難解決的問題，在本書中凡習用的名辭概從習慣，其餘英法德三種的名辭從其原文之音，而別種文字的則從其英文的譯音。凡從人名地名變化來者，如詹姆斯主義（Jacobitism）等，左旁俱加「——」，但從普通名辭演化出來者，如羅拉特主義（Lollardry）及呼格諾徒（Huguenots）等俱無「——」的記號。地圖中的地名亦概用中譯，但懂西文者自以參看原圖為易於認識。
《英國史》譯成中文後已成60萬言的巨著，翻譯中錯誤，矛盾，及其他不妥之處自是難免。譯者極歡迎讀者們的指正。
錢端升
1931年，4月，於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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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R.Gardiner：A Student History of England；T.R.Green：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A History of England.
[2] 喬治·鄂圖為格拉德斯吞（Gladstone）內閣中的閣員，他的長子查理爵士（Sir Charles），即著者之兄，則嘗長首次及二次的工黨內閣。
[3] 見1926年的《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或同年的《每年記事》（Annual Register）的文學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