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的特性 · 第十七章 人物

無論是大眾社交還是居家生活，英國都給我留下了深廣的印象和美好的記憶：只有在英國，有教養的人自然就會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榮譽、愛情、寬容、朋友遍天下』，這是他們養成的最高處世原則。 在華茲華斯那個時代里，只有他是正確地對待人性，並絕對信賴人性的人。他在真正的頓悟中把握了詩的主旨，《不朽頌》就是那個時代的最完美的結晶。他的勇氣賦予了詩王國以新的意義、新的境界。 7年後的英格蘭已是人事全非。現在再次提筆修改上次旅程的見聞時，除了在最後一章或和大家津津樂道的一兩件事外，我儘量不去提及逝去的故人。但我必須再說一說我自己，權當一種無以言表的謝忱。承蒙好友的熱誠關照，每段旅程都輕鬆愉快。無論是大眾社交還是居家生活，英國都給我留下了深廣的印象和美好的記憶：只有在英國，有教養的人自然就會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榮譽、愛情、寬容、朋友遍天下」[1]，這是他們養成的最高處世原則。來到利物浦時，我發現和我通信的曼徹斯特人正在那裡等我。這位先生彬彬有禮，在我呆在英國的這段時間裡，他一直對我熱情招待、悉心照料。他思維敏捷，才情卓越，還是當地一家有影響力的地方報紙的編輯，他辦事穩妥，心地善良，聽他說話如置身一泓蜜池，甜滋滋、暖融融的。在此後的旅行中我也是好運不斷，直到後來我對那種善良的英國式的厚道不再大驚小怪了。此行又發生在美國外長班克羅夫特（Bancroft）先生訪問倫敦的那些美好的日子裡，在他的房間或辦公室，我有幸接觸了一些大人物，參觀了一些未經許可不得入內的場所。在卡萊爾的房間，我遇見了一些社會名流和文學大師。非特請不可入內的雅典娜神殿和改革俱樂部（Reform Club）也對我熱情開放，這讓我在「地質學」、「古文物收藏」和「皇家學會」等裡面獲益匪淺。我看到過羅傑斯（Rogers）、哈勒姆（Hallam）、麥考利、米爾恩斯（Milnes）、彌爾曼（Milman）、巴里·康沃爾（Barry Cornwall）、狄更斯、薩克雷、丁尼生、利·亨特（Leigh Hunt）、迪斯雷利（D』Istaeli）、赫爾普斯（Helps）、威爾金森（Wilkinson）、貝利（Bailey）、凱尼恩（Kenyon）和福斯特，還有年輕詩人克拉夫（Clough）、阿諾德（Arnold）和帕特莫爾（Patmore），在科學家中見到了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歐文（Owen）、塞德威克（Sedgwick）、法拉第（Faraday）、賴爾（Lyell）、德·拉·貝歇（De la Beche）、胡克、卡朋特（Carpenter）、巴貝治（Babbage）和愛德華·福布斯（Edward Forbes），我也特別榮幸地和貝利小姐（Miss Baillie）、摩根太太、詹姆遜太太和薩默維爾太太（Somerville）進行過親切交談。他們的殷勤好客也使我對這些私家宅第記憶猶新，親切無比。但在社會名流中間要想找到幾個德才兼備的人物[2]並不簡單，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名流圈子裡。回想起來，我最美好的時光是在全國各地和一些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的交談。可是如果在我的書里提及他們的名字，我擔心這是對那些對我敞開心胸、真誠禮待的豪華莊園的不敬。在倫敦的那些特殊日子裡，我欣然回想起兩三個非同一般的日子。一天是在克佑鎮，威廉·胡克大人帶我觀賞了那座大植物園裡的所有奇花異草；一天是在倫敦博物館，查爾斯·費洛斯大人（Sir Charles Fellowes）向我詳盡地介紹了他的愛奧尼亞紀念章；還有一天是歐文先生陪我和我的同胞赫爾普斯先生參觀了亨特博物館。 從伯明罕到牛津、從列斯特到諾丁漢或謝菲爾德、從曼徹斯特到利物浦，不論我走到哪裡，我都受到了社會名流和普通大眾同樣的盛情款待。在愛丁堡，承蒙撒彌爾·布朗博士（Dr.Samuel Brown）的引薦，我認識了德·昆西（De Quincey）、傑弗里大人、威爾遜、克洛威（Crowe）太太、梅蘇·錢伯斯（Messrs Chambers）夫婦以及英年早逝的天才畫家大衛·司各特（David Scott）。 1848年3月在阿伯塞德（Ambleside）時，馬蒂諾女士（Miss Martineau）剛從埃及旅遊回來，我去她家做了幾天座上賓。一個星期天下午，我陪她去萊德山（Rydal Mount）。許多年前，我曾去那裡拜訪過華茲華斯，因此再次拜訪記憶更為深刻。我們發現華茲華斯先生正躺在沙發上小睡。他起初有點像一位老人小睡突醒，鬱郁寡言，一副不情願的樣子，但很快就滔滔不絕地談起了法國的各種傳聞。在民族情感上，他痛恨法國人，也痛恨蘇格蘭人。他說，沒有一個蘇格蘭人會寫英語。他描述了兩種模式，歷史學家羅伯特遜（Robertson）的所有句子都是按照其中模式造的。他說傑弗雷（Jeffrey）以及愛丁堡的評論家們都不會寫英語。他們是危害英語語言的大害蟲。他覺得吉朋（Gibbon）的英語也不盡人意。《愛丁堡評論》寫的無非是它要說的、要兜售的東西。然而自從柯勒律治上書給它的主編以後，文學評論的論調有所改變。華茲華斯太太還收藏著主編的回信。華茲華斯先生認為丁尼生是個了不起的詩歌天才，儘管他的詩有點矯揉造作。華茲華斯一會兒說丁尼生的長兄是個更優秀的詩人，可是馬上他又說阿爾弗雷德的詩才是真正的優秀……我有些糊塗，只是聽他說到「肯定地講，這是方法問題，但你知道問題總是出在方法上面」。……他認為里約熱內盧是世界上最適合建大都市的地方……我們談起了英國人的民族特性。我告訴他說，在美國的各大圖書館裡都可以找到柏拉圖主義者托馬斯·泰勒的譯文，而全英國卻沒有人知道他，這真讓人難以置信。我說，如果把柏拉圖的《理想國》作為一本新書在英國出版，你認為有人去看嗎？——他承認是不會有人看的。「不過，」停了片刻，他以正統英國人的那種自滿情緒說道，「不過我們已經把它具體化了。」[3] 他依據在平時勞作中或公共馬車上發生在他本人或家人身上的一些生活軼事，而草率形成了對法國人、英國人、愛爾蘭人和蘇格蘭人的一些固定看法。他時而喜形於色，但說起話來卻是平淡無奇。然而通常對一個有教養的英國人來說，才智中庸或許是一種很高的讚美。他看起來很健康，鼻子特別大，滿臉的皺紋訴說著曾經歷的滄桑歲月。 馬蒂諾女士的家跟華茲華斯的家相距不遠，她在我面前稱讚的不是華茲華斯的詩歌，而是他在鄰里中樹立起簡樸的榜樣，他持家溫馨雅致，絲毫不講排場。她說，在他早年住進這家農舍開始管家的時候，習慣於用麵包和最簡單的便餐來招待朋友，如果你還想吃點別的東西，那他會不客氣地要你交付伙食費，這是他家的規矩。我說，這是我聽到的最能顯示英國人個性的軼事趣聞了。鄰近的一位紳士給我講述了這麼一回事：有一次，沃爾特·司各特在華茲華斯這裡住了一周，他每天藉口出去散步，然後溜進「天鵝酒店」再吃上一頓。直到後來有一天，當他和華茲華斯從酒店前經過，店主問他是不是要進去喝點啤酒什麼時，才露了馬腳。當然，這種性格在倫敦人們會有另一種看法。你會聽見文人墨客們對華茲華斯的議論：華茲華斯沒有知心朋友啦，華茲華斯不近人情啦，華茲華斯愛財如命啦，等等。生性豪爽的蘭多（Landor）卻說華茲華斯從不稱讚任何人。倫敦的一個紳士給我看了彌爾頓曾經用過的一塊手錶，表上刻有彌爾頓姓名的首字母。他說他曾把這塊表拿給華茲華斯看過，華茲華斯一隻手拿著這塊手錶，然後掏出他自己的表拿在另一隻手中，當著大夥的面，掂量來掂量去，可大家都沒有做聲，他也一聲不吭地把自己的手錶裝進了口袋。我並不想把某些事實與倫敦學者對華茲華斯的詆毀相提並論。認真讀過華茲華斯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只依照自己天生的強烈癖好辦事，他不在乎多數人或是少數人，只在乎「創造出他聊以慰藉的情趣」。他活了很久，他見證了他曾為之奮鬥的那場革命，「看見了他曾經預見的一切」[4]。他的心靈有麻木的地方，他的詩里有乏味生硬的東西，缺少美感和變化，缺乏一種宏大的、遠見卓識的境界。他遵循英國的政治制度和傳統思想，在選擇和處理題材時，有一種自命不凡的傻氣。但我們要聲明一下，在華茲華斯那個時代里，只有他是正確地對待人性，並絕對信賴人性的人。他在真正的頓悟中把握了詩的主旨，《不朽頌》就是那個時代的最完美的結晶。他的勇氣賦予了詩王國以新的意義、新的境界[5]。 * * * [1] 《麥克白》，第五場，第三幕。 [2] 喬安娜·貝利（Joanna Baillie），司各特的朋友，蘇格蘭民謠的作者，曾創作過多部戲劇，在她90歲時，愛默生先生拜訪了她。摩根太太（Lady Morgan），1783年出嫁前姓歐文遜（Owenson），是一個年輕聰明的愛爾蘭女子，早年就以短詩和故事，特別是《愛爾蘭的野女孩》（The Wild Irish Girl）而聞名。她嫁給了托馬斯·查爾斯·摩根，婚後和他一起遊歷，並在國外定居多年。她創作了多部作品並受到人們的青睞，在倫敦度過晚年。薩默維爾太太（Mrs.Mary Somerville），思維敏捷，是一個在物理學、地理學、天文學和顯微鏡學方面十分成功的學者。她認為女人也能成就大事業，並為此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她也是女人爭取機會和權力平等運動的最早倡導者之一。 [3] 愛默生對於英國人思想偏狹、不願接受外來的科學觀念這一特性如此寫道：——「在文學和哲學上，英國讀者看不懂柏拉圖，他們只是把他看成一本希臘天書罷了。那種博大的、唯心論的思想傾向不受歡迎，唯獨只有精確的、概念性的和經驗上的思想傾向才被接納。在英國，人們全然不知柏拉圖主義者托馬斯·泰勒。不論在公家圖書館還是在私家圖書館裡，由他翻譯的柏拉圖的著作比比皆是，而英國人卻說對他一無所知。我反反覆覆地詢問這些文人對他了解多少，但全是徒勞。窮困的泰勒曾攻擊過當代的唯物主義和迷信思想，以及他陷進去而不能自拔的華而不實的思想，並傷心地說：『包括我自己在內，當今世上再也沒有哪個作家能不為錢財而把研習柏拉圖哲學當成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事業了。』他鄙視現代人，以徹底遺忘他來向他進行報復。柯勒律治和華茲華斯的才智是在與敵對勢力的鬥爭中被人們所認識的。歌德在諸如《愛丁堡》和《黑色森林》等主流刊物吹毛求疵的批評中以及其他刊物傲慢的沉默中為人們所接受。德國哲學沒有取得多少進步。英國人討厭像東方哲學和宗教的神秘主義那些先驗的思想，而且人們饒有興趣地看到，一篇最新的批評急切地表示希望從像靈魂轉世如此可憎的教義罪名中赦免威爾斯長詩《塔列森》（Taliessin）。」 [4] 華茲華斯的《快樂的戰士》（Happy Warrior）：「情感在衝突，跌宕起伏，他的內心卻沉著鎮靜，雙眼智慧，看到了他曾預見的一切。」 [5] 在兩方面都有著最清楚的認識，愛默生先生在與這些英國名家們的會晤中多少感到有點失望。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倫敦 1848年3月20日 ……提起巴比倫，我該對你說些什麼呢？……這裡人才濟濟，社會成就斐然；這裡群星燦爛，讓你眼花繚亂，而你也不由自主地走近新星，感受他們的名氣和榮耀。我把很多人看成是我的榜樣，他們主要是那些正走紅的文人學士，而不是追求時尚的那類人。他們都取得了輝煌的藝術成就，達到了藝術的高峰。他們了解一切，擁有一切；他們生活富足、為人樸實、彬彬有禮、滿懷豪情，值得人們尊重。但是儘管他們名聲在外，他們並不在乎。我會用充分的事實來證明這一點。谷種總是外地區的好……我最想見到的人丁尼生還在愛爾蘭，我擔心在英國是看不到他的了。我滿懷希望地在威斯特摩蘭郡（Westmoreland）看到了華茲華斯，在愛丁堡中看到了蘇格蘭所有的名人巨匠。也許這不是英國的錯，——毫無疑問我已是老態龍鍾，熱情全無。——但是不論在什麼方面，在英國沒有人發揮他們的想像力，甚至也沒有人能夠達到我所期待的天才和睿智。但我習慣建議他們，——發揮想像力，擴展新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