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的特性 · 第九章 安樂鄉

英國是幽默之鄉。她尤其推崇個人權利，且經常把這種個人權利推到與公共秩序相提並論的極限。 我擔心英國人生性好鬥、咄咄逼人，與他國人很難和諧共處。要知世界太小，一山難容二虎。 英國人擁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這使得他們能吃大苦、耐大勞、創大業；同時，他們又擁有一種小虛榮，每個人總喜歡在別人面前顯露兩手。 英國是幽默之鄉[1]。她尤其推崇個人權利，且經常把這種個人權利推到與公共秩序相提並論的極限。財產權利神聖不可侵犯，以至於成了這個種族的一種技藝，這種情況是獨一無二的。比方在一塊農民拒絕變賣的土地上，即便國王也休想涉足。哪怕立遺囑之人要把其財產留給一隻狗或一座破房子，政府也不得干涉他的這種荒謬之舉。每個英國人都有其獨特的生活方式，有時可以把這種方式發揮到極致。並且他的同胞會對他施以頑固的同情，這幾乎成了規律法規、法官和騎兵衛隊用來支持克倫普先生的狂思妄想的一種工具。無論多麼荒唐怪誕的念頭，英國人總會千方百計地藉助金錢或法律手段使其名留千古。英國公民無所不能，絲毫不遜於羅馬公民。安樂鄉先生對此了如指掌。那些財大氣粗之人所謂的自由，無非就是能讓他們擁有為所欲為的權力，作惡多端也是為了感受那份自由，還鐵了心要把它堅持到底。 英國的國土很小，這使得國人容易團結一致，對國家充滿摯愛。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權力和表現滿懷信心，而對其他國家漠不關心。他們討厭外國人。曾在英國久居的斯維登堡注意到：「英國人都很相似，正因為如此，他們只跟本國人結交密友，卻很少與外國人打交道。他們看待外國人，就像從宮殿的頂層用望遠鏡遙望城外居住或遊蕩的人一樣。」早在1500年，一位威尼斯旅遊者曾在《英國的關係》書中寫道：「英國人非常愛自己和他們擁有的每件東西，他們認為除了自己，沒有別人，除了英國，沒有別的世界。每當看到一位英俊的外國人，他們就說他貌似英國人，並為他不是英國人而感到惋惜；當他們與一位外國人分享一頓美味佳肴時，他們會問：在其國家是否也有同樣的東西。」當他對某種東西表示贊同時，他就會脫口而出「太像英國的了！」或當他要對你表示恭維時，就會說：「我還以為你是個英國人呢。」如進行天性對比，法國就是一塊黑板，英國的特性就是用粉筆在上面描繪自己的特色。在提及法國時，英國人臉上這種傲慢的神情會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我猜想在美洲、歐洲或亞洲具有英國血統的人都在竊喜自己不是法國人。據說，柯勒律治先生在一次公眾演講結束時，在眾人面前感激上帝，因為他成功地自始至終沒有使用一個法語單詞。英國人的自視甚高，致使他們在上流社會與陌生人談話時，那些怠慢或貶低自己的日常用語，都被他們曲解為這是對英國優點所展示的一種情不自禁的敬意；當紐約人或賓夕法尼亞人謙虛誠懇地感嘆一個新國家的圓木小屋或野蠻未開發等缺陷時，立即會招來旁人的眾多同情，這使他們驚詫不已，因為他們堅持認定英國之外的整個世界就是一堆廢墟。 英國的殖民版圖——日不落帝國 英國人自視甚高，有時甚至狂妄自大，但他們確實曾經以一個小小島國的力量征服了世界，成為顯赫一時的「日不落帝國」。色塊部分為1871年極盛時「日不落帝國」的疆域，手伸五大洲。大英帝國的實質是英國本土、一些大片殖民地和眾多沿海的殖民點的集合。 英國人的這種局限同樣妨礙其外交政策。他們牢牢地守護著自己的傳統習俗和行為習慣，祈求上帝保佑！硬生生地把本國的規章、條款插入印度、中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大國的喉嚨，不僅如此，而且還把「沃坪」（Wapping）[2]地方的稅收強加給維也納國會，用沉重的稅收蹂躪著其他所有民族。卡塔姆勳爵主張自由，沒有代表就不要交稅，——因為那是英國的法律。可是在美利堅他們連一個鞋釘也不敢做，只能在英國購買釘子——這也是英國的法律；美國獨立導致英國的商業重造，這一事實使所有人震驚不小。 簡言之，我擔心英國人生性好鬥、咄咄逼人，與他國人很難和諧共處。要知世界太小，一山難容二虎。 除了這種民族性外，還有一點不能視而不見，那就是這個島國的人們每日膜拜古老的挪威布拉吉神（在斯堪的納維亞人的祖先中，布拉吉神以他的能言善辯和氣宇軒昂而著稱）。英國人擁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這使得他們能吃大苦、耐大勞、創大業；同時，他們又擁有一種小虛榮，每個人總喜歡在別人面前顯露兩手。因此，聚會時，他們人人都自命清高，對別人不屑一顧，毫不掩飾自己的身段、容貌、衣裝、社會關係乃至出生地的任何一種缺陷，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每個特點都值得向你推薦。即便他們當中或有人禿頂，或有人長著一頭紅髮或一頭青發，或有人是羅圈腿，或有人疤痕累累，或有人大腹便便，或聲音刺耳難聽，而他總會自欺欺人地認為這裡面必潛藏著時髦之處，所以對他來說，這一切都恰到好處。 然而上帝自有安排。在英國人的心目中，這一點點過分的自戀正是他們的力量源泉和歷史機密。正因為此，每一個人敢於展示真實自我，敢於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們蔑視躲躲閃閃、縮頭縮尾的猥瑣習氣，鼓勵坦率、英勇和剛毅的作風。因此，每個人都會儘可能地表現最佳，不會錯過任何一次實現自己願望的機會。一個人的缺點對其本人與對其他人都是同等重要。如果他輕視這些缺點，別人同樣也會輕視它們。正因如此，我們從中找到一種簡便的性格測試方法，因為一個脆弱的人很容易被煩惱擊毀，而堅韌的人不會。我記得在西部某個城市，有一位精明的政客曾告訴過我，他知道有好幾個政治家的成功源自其所謂的缺點。另外，伊利諾斯州的前州長曾告訴過我：「如果一個人知道些什麼，他會坐在角落裡緘口不言；相反，他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他會像一隻無知的孔雀，東奔西走忙忙碌碌，到處去碰運氣。」 當然，有時「吹牛」也有好處，它會使你不知不覺道出自己的真實想法[3]。千方百計地迎合他，讓他把所有的想法都說出來，然後促使他堅持到底。然而教養使得這些見多識廣的英國人逃脫了這種可笑至極的自娛自滿，相反給人一種輕鬆愉快的氣氛。路易十六的神態和氣質在這位君王身上表現得恰到好處，假若換作另一個人就會變得荒唐可笑。英國姓名的威望證實了這種特定自信的含義，這在法國人或比利時人的姓名中是沒有的。不論怎樣，在英國特性這方面，英國人持有一種十分自由的怪異論調。 英國人的家居社交 英國人有些自命清高和「吹牛」的習氣，在家庭社交中總會有人旁若無人地侃侃而談。 一位英國女士在萊茵河上聽到一位德國人把她們一行人稱作外國人時，驚呼道：「不對，我們不是外國人，是英國人；你們才是外國人。」在倫敦，你每天都可以聽到法國人和英國人爭吵的故事。他們雙方都不願決鬥，但他們的同伴唆使他們去決鬥，最後爭吵雙方達成協定：在黑暗中用手槍進行單挑，把蠟燭熄滅了，那英國人為了確保不錯傷他人，便點燃爐火，然後讓那個法國人趴下。英國人對外國人沒有好奇心，即使別人樂意自願提供任何信息，他們只是「哦，哦」來敷衍了事。致使別人認為：儘管他願提供任何幫助，英國人也會死於無知。的確，英國人的這種狂妄自負是漫無邊際的，儘管他們當中有些聰明之人也在力求謙虛一些。 在英國，各個階層都有這種「吹牛」的習慣。從《泰晤士報》的編輯到政客和詩人，從華茲華斯、卡萊爾、穆勒、西德尼·史密斯到伊頓公學的學生都是如此。在最為嚴肅莊重的政治經濟學中、或在哲學文論中、或在科學書籍中，這種牢固國民性的坦誠抒發真令你瞠目結舌。在一本關於穀物的小冊子裡，一位非常和藹又多才多藝的先生寫道：「根據貝克萊主教的觀點，即便英國已被萬仞高的銅牆所包圍，她仍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地方，這正如她無論在物質上或自由上、在美德上或在科學上，都占據世界的主導地位。」 英國人厭惡美國的社會結構，但他們在貿易、工業、公共教育和人民憲章運動方面卻儘可能向美國學習[4]。美國是經濟學家的天堂，是堅持引用毀滅原則的大好特例。而一旦直接提及美國人時，這個島上的居民就會忘記他們的哲學，只記住那些可笑的奇聞軼事。 但是，像所有的狹隘主義者一樣，這種幼稚的愛國主義也要付出代價。英國人對待自己的殖民地毫不心軟，他們用手腕和強力來統治，公正有餘，仁慈不足，一旦他們的權力受到威脅時，他們是不會博得他所依靠的人的好感的。 一個國家、一個省或一個城鎮如果缺乏自己宏偉的特色，隨意挖掘一點粗糙的地方特色也是有利無弊的。但我們不能把這些附屬的次要的特色當成寶貝。居民個性往往勝過民族特性。在形上學的世界裡，沒有一堵能把希臘、英國、西班牙的科學隔離開來的牆。伊索、蒙田、塞萬提斯和薩迪都是世界之子，聞名於世的人物。他們在飯桌上或在大學裡揮動著自己的旗幟，就是把消防隊里無聊的喧鬧引入文雅的禮貌圈來。大自然和命運時刻關注著我們的荒唐之舉。當我們趾高氣揚行走時，大自然會絆我們一跤；關於民族自豪感，歷史上有著不勝枚舉的事例。 卡帕多西亞的喬治，出生在西里西亞的埃皮法尼亞，他是一個低賤的寄生蟲。當他搞到一份給部隊提供燻肉的賺錢合同時，這個無賴和叛徒居然還逃脫了法律的制裁，藉此發了一筆橫財。不僅如此，他積攢了一些錢，信奉了阿里烏教，收藏了一些典籍，並被這一小宗派推到了亞歷山大的主教之位。公元361年，尤里安來了之後，喬治被判入獄，還有一夥暴徒劫獄未果，最後喬治被處以極刑，這也是他罪有應得。可笑的是，這十足的無賴居然很快變成了英國的聖徒喬治——騎士的保護神、勝利和文明的象徵以及現代社會最優秀民族的驕傲。 天下真是無奇不有。崇尚直言不諱的英國人竟然為一個騙子歌功頌德。無獨有偶，美洲新世界的運氣也同樣不佳——廣袤的美國也被冠以騙子之名。塞維利亞的一個泡菜販子亞美利戈·韋斯普奇於1499年給奧赫達當副官，他的最高海軍軍銜是在一個從未出過海的探險隊中擔任帆纜軍士長，可他卻努力做到了在這個謊言充斥的世界裡替代哥倫布，用他那虛偽的名字命名了半個地球。這樣做，我們誰也不能指責他。我們都缺乏創業者，那虛假的泡菜販子不過是虛假的鹹肉販子的後裔。[5] * * * [1] 在伊麗莎白時代「幽默家」的意義就是感受幽默與奇想。在英格蘭旅行時所寫的記事中，愛默生先生從卡萊爾博士的《自傳》中做了如下的引用：「英格蘭的幽默家比任何國家都多，因為長期以來那裡的人們享受自由，生活富足，而我認為自由和財富就是幽默家誕生的溫床。」 [2] 沃坪（Wapping），英國倫敦附近的一個地區，過去通常在這裡絞死海盜。——譯者注 [3] 愛默生在1848年記事本中記錄了下面一段話：「在這一點上值得誇耀的是，那裡的人們直話直說。只要千方百計地取悅他們，不要老是打量他的外表，他會毫無城府地告訴你他應該去做什麼，把他的話全部套出來，纏住他不放，死死地纏住這個法國人。他是宇宙的解放者，他是人類文明中最文明的人，身處黑暗深淵中的各國人民，看到法國就看到了希望，而暴君們看到法國就看到了絕望。這是最優秀的人類！我很高興聽到你的呼喚。這就是法國的使命。法國絕不會像波蘭、匈牙利、土耳其那樣讓任何人和任何國家受苦，更不會干擾本國的媒體或人們的言論自由。我要記下這些話，請你白紙黑字簽名作證吧。你一定不會猶豫的！」 「嗯，可這是在英國，我記得英國人說法國人是世界上最能瞎吹的——英國人怎麼想就怎麼說，並且一言九鼎。就這些，我們可以堵住他們的嘴巴：英格蘭才是自由的避難所；英國的媒體是歐洲的共同心聲，是受壓迫者的庇護所，是反抗暴君、爭取自由的中堅力量。我們一定要記住這些，在關鍵時刻看她如何付諸行動。」 [4] 在1832年《改革法案》頒布後，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英國貧民階層於1839年掀起了一場騷動甚至暴亂，這就是「人民憲章」運動。憲章運動提出六點要求：廣泛的選舉權，無記名投票，年度會議制，平均選舉權，議員選舉不受財產限制和有償服務。這些要求大多數都實現了。一些憲章者的遊行隊伍被政府軍隊衝散，主要策劃者或被捕入獄，或被流放海外。最後一次聲勢浩大的遊行發生在愛默生旅英期間，這使他警惕有餘，因為那時的法國也正在爆發革命。 1848年3月9日：「我參加了霍爾伯恩州（Holburn）國民大廈（National Hall）的憲章會議。我們聽取了參加完法蘭西共和國慶典的代表團的報告。講台上的男男女女正唱著《馬賽曲》，下面的群眾一起合唱，然後又唱起了《吉倫特派之歌》（Girondins）。大會的領導板著臉維持秩序，語言得體，但是會上的人們似乎熱情激昂，叫喊著『每人一張票，每人一把滑膛槍』。」 愛默生的評論是「儘管英格蘭政府在廢除《穀物法》後打穩了根基，但她還是有點頭重腳輕」。 [5] 愛默生採用了吉朋給他的聖·喬治（St.George）的記述。權衡不同的編年史，我們發現真正的聖·喬治似乎不是文中所講述的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城的喬治·阿里烏，而是在兩代人以前死去的另一個喬治。 據說40年前，也就是公元361年，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把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pple）市的一個教堂賜給了遇刺殉難的喬治·阿里烏。優西比烏斯（Eusebius）指出，聖·喬治出身高貴，舉止端莊，人們十分地敬重他。他公開撕毀戴克里先大帝（Emperor Diocletian）的反基督教法令，而戴克里先大帝當時就在城裡。他「在殘酷的刑罰面前，泰然自若，視死如歸，直到他的靈魂飛向天國」。有人說這位聖人一連被折磨了10天，竟復活過來，真是奇蹟。 在現代人看來，阿美利哥·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遭遇比聖·喬治的遭遇要好得多。儘管他說他在1497年參加了「新世界」航行，可能有假，但他的確參加了遠達南美的一兩次海上探險，有資料顯示，一個《美國百科全書》的編者曾說，事實證明韋斯普奇並不想從哥倫布那裡搶走發現新大陸的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