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 15、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補充評述

[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問世之後於1845年下半年（大約在夏末）寫成的。從標題，標號「Ⅰ」的小標題以及正文來看，恩格斯本想寫一組文章，用具體、真實的材料來補充《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這篇文章的主要材料來源是1844年10月—1845年1月載於《北極星報》的關於建築工人罷工的報道。恩格斯在這篇文章中詳細地闡述了罷工的過程。 這篇文章載於《威斯特伐里亞汽船》雜誌1846年一月號和二月號。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份雜誌「載有論社會主義的通俗論文和報道勞動者的狀況的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99頁）。恩格斯計劃要寫的這組文章的其他部分沒有繼續寫下去。這篇文章在第一次發表之後，作者沒有把它收進他生前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任何一種版本。] 載有弗·恩格斯《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補充評述》 一文的《威斯特伐利亞汽船》雜誌的封面 Ⅰ．英國的一次罷工 在我那本論述上述題目的書中，我不可能逐點提供事實的依據。為了使那本書不致於太厚和太不好讀，我在引用了官方文件的材料，沒有偏見的作家的材料，或者引用了我反對其利益的那些黨派的文章來證明我的論點之後，不得不認為我的這些論點是有足夠依據的。而在我不是根據親自的觀察來對一定的生活狀況進行詳細描述的情況下，這樣做足以使我經得起反駁。但是這還不足以使讀者確立無可爭辯的信念，只有明顯的、無可爭辯的事實才能做到這一點，特別是在一個被無窮的「祖先智慧」迫使人們持懷疑論的世紀裡，僅憑空洞的說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權威的說教，都不能使人產生這種信念。此外，當事情涉及重大結論、當事實概括為原則的時候，當要描述的不是個別的一小部分人民的狀況，而是整個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時候，事實就十分必要了。我不能由於上述原因而在我的書中到處提供事實。現在，我將在這裡彌補這個不可避免的缺陷，隨時從我所掌握的資料中提供事實。為了同時證明我的描述即使在今天也是正確的，我只引用了去年我離開英國後才發生並且在我那本書出版後才得知的事實。 我那本書的讀者還會記得，我主要是描述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的必然性，而對我來說特別重要的是要證明無產階級的這一鬥爭是完全合法的，是要用英國資產階級的醜惡行徑來戳穿他們的花言巧語。我寫的這本書，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就是對英國資產階級的起訴書。現在我再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證據。此外，對於這些英國資產者我已經充分發泄了我的憤激之情，我不想在補充評述時再一次由於他們而情緒激動，因而我將儘量使自己心平氣和。 出現在我們面前的第一個和善的先生和好當家人，是一位老朋友，或者確切地說是兩位老朋友。波林先生和亨弗萊先生早在1843年就同他們的工人發生了爭執——天曉得是第幾次了。工人不管怎麼說也不肯放棄他們提出的增加了工作就要增加工資的要求，因而停了工。波林先生和亨弗萊先生這兩個雇有許多燒磚工、木工和其他工人的建築業大承包商招雇了別的工人，這樣就引起了爭執，最後，在波林和亨弗萊的制磚廠發生了一場動用槍枝和棍棒的流血戰鬥，這場戰鬥以六個工人被放逐到凡迪門島而告終。有關這件事的詳細情況在我那本書中可以讀到。可是波林先生和亨弗萊先生每年總要對他們的工人耍點花招，否則他們就不舒服。於是，他們在1844年10月又挑起了爭端。這次是博愛的建築業承包商打算為木工謀福利。自古以來，在曼徹斯特及其四郊的木工中間就通行一種習慣，從聖燭節[註：二月二日。——編者注]到11月17日不用「點燈」，這就是說，在天長的日子裡，從早晨六點勞動到晚上六點，在天短的日子裡，天一亮開始勞動，天黑就收工。從11月17日起就要點燈了並且出全工。波林和亨弗萊早就討厭這個「野蠻的」習慣了，他們決定用煤氣照明來消滅這個「黑暗時代」的殘餘。於是有一天晚上，不到六點鐘，幹活已經看不清楚了，木工就放下工具，去拿自己的外衣，這時工頭點燃了煤氣燈並且說，他們必須勞動到六點鐘。對這件事感到不快的木工召開了一個同業工人大會。波林先生非常驚奇地問他的工人，既然他們召開大會，是不是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有幾個工人說，這個會不是他們直接召開的，而是手工業者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召開的。波林先生回答說，他跟手工業者聯合會毫不相干，不過他倒願意向他們提個建議：只要他們同意點燈，他準備每星期六讓他們提前三小時收工，而且還允許——慷慨大方的先生——他們每天額外多干一刻鐘，為此他們將獲得額外的報酬！當然，這樣一來，在所有其他工廠都開始點燈的時候，他們就要多勞動半個小時！工人仔細地考慮了這個建議並且算了一下，照這樣辦，在天短的日子裡波林先生和亨弗萊先生每天將賺去整整一個勞動小時，每個工人就得分文不拿地總共額外多勞動92小時即９1/4天，而這兩位先生就可以用這種辦法在冬天的月份中從公司雇用的全體工人身上節省工資400鎊（2100塔勒）。因此工人召開了他們的大會，向他們的同行解釋說，假如有一個公司實行這個計劃，所有其他公司都會仿效它，結果就會出現一次普遍的、間接的降低工資，使這個地區的木工每年被奪去約4000鎊。於是作出決定：波林和亨弗萊雇用的全體木工都在下星期一提出一個季度後辭職的聲明。如果他們的僱主置之不理，屆時他們就停工。為此手工業者聯合會保證，一旦發生罷工，就用普遍募捐的辦法來支援他們。 星期一，10月14日，工人前去提出辭職聲明。他們得到的答覆是，他們可以馬上就走。他們當然照辦了。當天晚上召開了另一次全體建築工人大會。在會上，建築業各工種的所有工人都保證支援罷工者。星期三和星期四，附近地區所有為波林和亨弗萊幹活的木工都停了工。這樣一來，罷工就全面展開了。 如此突然地陷入窘境的建築業承包商們隨即派人到各地去，甚至派人到蘇格蘭去招僱工人，因為在整個附近地區找不到一個願意為他們幹活的人。過了幾天，果然從斯泰福郡來了十三個人。可是罷工者一找到機會和他們談話，向他們說明由於什麼糾紛和什麼原因才停工，有些新來的人就不肯繼續幹下去了。對付這種情況，老闆們倒有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把違抗者連同他們的「教唆者」一起帶到治安法官丹尼爾·莫德先生那裡去。但是，在我們跟隨他們到那裡去之前，必須首先對丹尼爾·莫德先生的品德作一番應有的了解。 丹尼爾·莫德先生是曼徹斯特的「stipendiary　magistrate」，或者說領取薪俸的治安法官。英國的治安法官一般都是由內閣在富有的資產者或地主中，有時也在神職人員中委任。可是這些「道勃雷」[道勃雷（Dogberries）——在英國，人們借用莎士比亞《無事煩惱》一劇中的人物的名字來稱呼治安法官。]絲毫不懂法律，所以總是大大失策，給資產階級丟臉，使資產階級受到損害，因為即使碰上一個工人，只要這個工人有一名機智的律師為他辯護，他們就常常倉惶失措，不是在判決他時忽略了某些導致勝訴的法律程式，就是被弄得只好宣布他無罪。此外，大城市和工業區富有的工廠主沒有功夫天天在治安法庭消磨時間，他們寧願找一個代理人。因此在這些城市裡多半是應城市本身的要求任用領薪的治安法官，即諳熟法律的律師，這些人善於利用英國法律的詭計多端和微妙差別，並且在必要時加以補充和修改，從而使資產階級受益。我們在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們在這方面是怎樣做的。 丹尼爾·莫德先生是輝格黨內閣大量任用的自由派治安法官之一。至於他在曼徹斯特市法院內外的英雄業績，我們且舉出兩件事。1842年工廠主迫使南郎卡郡的工人於8月初在斯泰里布雷芝和埃士頓舉行了起義，8月9日以憲章主義者理查·皮林為首的約一萬名工人從那兒向曼徹斯特進發， 「去同曼徹斯特交易所中的工廠主談判，並且看看曼徹斯特市場的情況如何」。[引自1842年5月9日埃士頓-安德萊恩的工人大會決議，這個大會通過了在1842年起義期間向曼徹斯特進發的決定（關於起義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20頁）。] 在城關迎接他們的是丹尼爾·莫德先生和全體可敬的警察，一隊騎兵和一連步兵。不過，這一切只是為了走走形式，因為使起義擴大，強行廢除穀物法[英國的穀物法（最早於十五世紀通過）規定對農產品要徵收高額進口稅，目的是使國內市場的農產品保持高價。十九世紀前三十年實行的幾種穀物法（1815年和1822年），略微改變了穀物進口的條件，而在1828年實行了調節制：國內市場上穀物價格降低就提高穀物進口稅，反之，穀物價格上漲就降低進口稅。 在工業資產階級同土地貴族之間圍繞著穀物法展開了尖銳的鬥爭。廢除穀物法的運動是由曼徹斯特的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於1838年創立的反穀物法同盟領導的。同盟提出了貿易完全自由的口號，從而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同時也降低了工人工資。1846年，穀物法被廢除。]，是符合工廠主和自由派的利益的。在這一點上，丹尼爾·莫德先生和他那些可尊敬的同僚的看法完全一致。他開始和工人談判，允許他們進城，條件是他們保證「不擾亂治安」和走一條指定的路線。他清楚地知道，起義者不會這樣做，而且他也根本不希望他們這樣做，——他要是稍加努力也許會使整個被迫舉行的起義在萌芽狀態中瓦解，但這樣一來，他就不是為他那些要求廢除穀物法的朋友謀利益而是為皮爾先生謀利益了；所以他撤回武裝部隊，讓工人進了城，工人立刻使城裡所有的工廠停了工。可是，既然起義帶有堅決反對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性質，而且根本不理睬「可詛咒的穀物法」，丹尼爾·莫德先生就重新擺出了他的法官的威嚴，成批逮捕工人，並且以「破壞治安」為名毫不留情地把他們送進監獄，——可見是他首先破壞治安，然後又懲辦工人的。 下面是這個曼徹斯特的所羅門的生涯的另一特點。反穀物法同盟自從在公開場合多次遭到衝擊以後，在曼徹斯特舉行了必須憑票入場的秘密集會，可是在廣大群眾面前卻要把這種集會的決議和請願書當作公開集會的決議和請願書，當作曼徹斯特的「輿論」的反映。為了制止自由派工廠主的這種欺人之談，有三、四個憲章主義者，其中有我的好朋友詹姆斯·李奇，弄到幾張票去參加了一次這樣的集會。當科布頓先生站起來要發言時，詹姆斯·李奇向大會主席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是不是一次公開的集會。這位主席沒有作任何答覆，反而叫來警察，立即將李奇逮捕！第二個憲章主義者又提出這個問題，接著是第三個人，第四個人，他們一個接著一個被聚集在門口的「綠頭蒼蠅」（警察）抓住並押送到市政廳去。第二天早晨，他們出現在已經得悉一切的丹尼爾·莫德先生面前。他們被控告擾亂會場，他們剛要說話，又不得不聆聽丹尼爾·莫德先生的訓話。他對他們說，他認識他們，他們是政治遊民，專門在所有集會上起鬨，鬧得規規矩矩坐著的人不得安寧，這種事情必須制止。丹尼爾·莫德先生清楚地知道，他無法給他們判處真正的刑罰，所以他這次就判決他們繳納訴訟費。 正是在丹尼爾·莫德先生這個剛被我們描述了他的資產階級品德的人面前，波林和亨弗萊的不服管束的工人被拖來受審了，工人為了謹慎起見帶了一位律師來。第一個受審的是從斯泰福郡新來的工人，他不肯在別人為了自衛而停工的地方繼續幹下去。波林先生和亨弗萊先生手裡有來自斯泰福郡的工人的書面合同[註：這份合同包括以下內容：工人履行為波林和亨弗萊勞動六個月的義務，並且同意他們付給他的工資。但是，波林和亨弗萊不受僱工六個月的約束，可以隨時通知他一周後解僱。波林和亨弗萊雖然預付工人從斯泰福郡到曼徹斯特的路費，但是應該每星期從他的工資中扣除2先令（20銀格羅申）來償還這筆錢！——你們喜歡這個美妙的合同嗎？]，現在這份合同已經交給了治安法官。工人的辯護律師反駁說，這份合同是在一個星期天簽訂的，因而是無效的。丹尼爾·莫德先生面帶驕矜之氣承認，在星期天簽署的「業務協定」是無效的，可是他不能相信波林先生和亨弗萊先生會把這個合同看成是「業務協定」！於是，他不再問一問這個窮工人是否把這個文件「看成」「業務協定」，就向他宣布，他要麼繼續幹下去，要麼就到踏車[註：用人力或畜力踩動裝在滾筒上的踏板以產生動力的裝置。這裡指當時在監獄裡用踏車勞動懲罰囚犯。——譯者注]上玩三個月。——噢，曼徹斯特的所羅門！這個案子結束以後，波林先生和亨弗萊先生把第二個被告帶了上來。這個人姓薩爾蒙，是公司里停工不乾的老工人之一。他被控威脅新工人，唆使他們也舉行罷工。證人——一個新來的工人——作證說，薩爾蒙曾經拉著他的胳膊和他說話。丹尼爾·莫德先生問，被告有沒有威脅過他或者打過他？證人說，沒有！丹尼爾·莫德先生在對資產階級盡了義務之後，很高興有這麼一個機會來顯示他的公正無私，他宣布對被告的起訴不能成立。被告完全有權在街上散步並且和別人交談，只要他不說出威脅的話或作出威脅的行動。——因此，他宣布此人無罪。不過波林先生和亨弗萊先生起碼得到了這樣的滿足：已經把薩爾蒙拘留了一夜，以抵償他們所付的訴訟費，——這總算夠本了。薩爾蒙高興的日子並不長，因為他在星期四，10月31日，獲釋之後，在星期二，11月5日，就再一次被告到丹尼爾·莫德先生那裡，說他在街上襲擊波林先生和亨弗萊先生。在薩爾蒙獲釋的那個星期四，來了一批蘇格蘭人，他們是被諸如什麼糾紛已經結束、波林和亨弗萊在他們那個地區找不到足夠的工人來完成他們擴大了的承包合同等等謊言騙到曼徹斯特來的。星期五，有不少長期在曼徹斯特幹活的蘇格蘭細木工前來向自己的同鄉說明停工的原因。他們有一大批同行，大約四百人，聚集在蘇格蘭人下榻的客棧周圍。可是他們讓蘇格蘭人象囚犯似地呆在那裡，還派了一個師傅在門口站崗。過了一會兒，波林先生和亨弗萊先生來了，打算親自護送他們的新工人到工作地點去。當這些人走出來時，聚集在外面的工人就勸告這些蘇格蘭人，不要違反曼徹斯特手工業者的規章去幹活，不要給自己的同鄉丟臉。果然有兩個蘇格蘭人有點退縮，波林先生親自趕上去，拉著他們往前走。人們一直沉住氣，只是不讓這些人走得太快，並且勸告這些人不要參與別人的事情，還是回家去等等。亨弗萊先生終於發怒了，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他的幾個老工人，其中有薩爾蒙。為了結束這種狀態，他就抓住了薩爾蒙的胳膊。波林先生抓住了他的另一條胳膊。兩個人扯著嗓子呼喚警察。警官來了並問這個人犯了什麼罪？這一問倒弄得這兩個合伙人非常尷尬，但是，他們說，「我們認識這個人」。噢，警官說，這就夠了，我們可以暫時放他走了。急需對薩爾蒙提出某種控告的波林先生和亨弗萊先生，冥思苦想了好幾天，終於遵照他們的律師的建議，提出了上述控告。在訊問了所有認為薩爾蒙有罪的證人以後，威·普·羅伯茨——「礦工的總顧問」，所有治安法官都害怕的人——突然站起來為被告辯護。他問道，鑒於對薩爾蒙根本沒有提出什麼控告的理由，他是否應當把自己的證人帶來？丹尼爾·莫德先生讓他訊問了他的證人，這些證人證明，直到亨弗萊先生抓住薩爾蒙時為止，後者一直是心平氣和的。在辯護和控告的發言都結束以後，丹尼爾·莫德先生宣布，他將在星期六作出判決。顯然總顧問羅伯茨的出庭促使他在作出判決之前要考慮再三。 星期六，波林和亨弗萊除了原先的控告外，又對他們的三名老工人——薩爾蒙、司各脫和梅洛，提出了搞陰謀和恐嚇活動的刑事訴訟。他們想藉此給手工業者聯合會以致命的打擊，而且為了有把握對付這位可怕的羅伯茨，他們從倫敦請來一位著名的律師蒙克先生。蒙克先生首先把新雇用的蘇格蘭人基卜生帶上來當證人，上星期二控告薩爾蒙時這個人也作過證人。他作證說，星期五，11月1日，他和他的同事從客棧出來時，一群人連推帶拉地圍住了他們，這三個被告就在人群中。現在羅伯茨開始訊問這位證人，讓他同另一個工人對質並問道，他，基卜生，昨天晚上是否對這個工人說過，他上星期二作證時不知道這是起誓作證，他也根本不知道他在法庭上應該怎麼辦和怎麼說。基卜生回答說，他不認識這個人，他昨天晚上同兩個人在一起，但由於天黑，所以他不能說這個人是否就是其中的一個；鑒於蘇格蘭的起誓形式和英格蘭的不同，他可能說過類似的話，不過他記不太清了。這時蒙克先生站起來說，羅伯茨先生沒有權利提出這類問題。羅伯茨先生回答道，假如有人要為一樁醜事辯解，提出這樣的指責是完全恰當的，不過他有權利問他想問的問題，不僅要問這位證人出生在哪兒，而且還要問以後他每天住在哪兒以及每天吃些什麼。丹尼爾·莫德先生承認羅伯茨先生有權利這樣做，只是善意地勸他儘量扣住主題。羅伯茨於是讓這位證人證實，他是在指控的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才真正開始為波林和亨弗萊幹活的。在這之後，羅伯茨先生就讓他走了。現在亨弗萊先生自己出來作證，他對這個事件的供述同基卜生的一樣。對此羅伯茨先生向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您是不是力圖超過您的競爭者，獲取不正當的利益？蒙克先生對這個問題又一次提出反駁。羅伯茨說，好，我把它說得更明確一點。亨弗萊先生，您知不知道曼徹斯特木工的勞動時間是按一定的規章確定的？ 亨弗萊先生：我不管這些規章，我有權利制定我自己的規章。 羅伯茨先生：完全可以。亨弗萊先生，您發誓，同其他建築業承包商和木匠鋪老闆相比，您不是要求您的工人勞動的時間更長嗎？ 亨弗萊先生：是的。 羅伯茨先生：大約是幾小時呢？ 亨弗萊先生記得不太準確，於是掏出他的記事簿來計算。 丹尼爾·莫德先生：您用不著花許多時間來計算，您只要告訴我們大約共計多少小時就行了。 亨弗萊先生：好吧，在通常點燈前的六星期內大約是早上一小時和晚上一小時。在通常停止點燈那天以後的六星期內也是這樣。 丹尼爾·莫德先生：那就是說，您的每一個工人在點燈前那段時間多干72小時，點燈後那段時間多干72小時，也就是在十二個星期內多干144小時？ 亨弗萊先生：是的。 這一番供述引起了公眾的強烈不滿；蒙克先生氣得瞪了亨弗萊先生一眼，亨弗萊先生不安地看著他的律師，波林先生則拉了一下亨弗萊先生的衣角——但是太晚了。已經清楚地看到今天又得扮演公正無私的角色的丹尼爾·莫德先生，聽完了自供並且把它當眾宣讀。 又訊問了兩位無關緊要的證人以後，蒙克先生說，針對被告而提的證據現在可告結束。 這時丹尼爾·莫德先生說，起訴人沒有提出被告犯刑事罪的根據，因為他沒有證明這些受到威脅的蘇格蘭人在11月1日以前就在波林和亨弗萊那裡工作，因為既沒有僱工合同，也沒有證明這些人在11月2日前已經受僱的任何證據，而起訴是在11月1日提出的；可見這些人在這一天還沒有在波林和亨弗萊那裡工作。被告有權利以任何合法手段阻止他們到波林和亨弗萊那裡去工作。——蒙克先生反駁說，這些起訴人從他們離開蘇格蘭上船時起就被雇用了。丹尼爾·莫德先生指出，誠然，有人說訂過這樣的僱工合同，但是這個文件沒有交出來。蒙克先生回答說，這個文件在蘇格蘭。他請莫德先生在文件拿來以前暫緩處理這件案子。這時羅伯茨先生插話說：這對他來說倒是新鮮事。已經宣布起訴的證據提完，而起訴人為了提出新的證據卻要求延期處理案子。羅伯茨堅持繼續進行。丹尼爾·莫德先生宣布：這兩種要求都是多餘的，因為起訴沒有任何根據。——於是被告就被釋放了。 與此同時工人也不是沒有行動的。他們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在木工會堂或社會主義者會堂召開大會，向各手工業者聯合會呼籲支援（這種支援源源而來），隨時隨地揭露波林和亨弗萊的所作所為。最後，他們向各地派出代表，在波林和亨弗萊招工的地方向自己的同行揭露這次招工的原因，從而勸阻他們別去為這家公司做工。罷工開始後幾個星期就有七位代表奔赴各地，在全國各主要城市的街頭巷尾張貼的啟事則要求失業的木工對波林和亨弗萊保持警惕。11月9日幾位歸來的代表作了關於他們執行任務的情況的報告。其中一位到蘇格蘭去的名叫約翰遜，他說，波林和亨弗萊派去的人如何在愛丁堡招雇了三十名工人；但是，這些人從他那裡得知事情的真相以後，馬上就說，他們寧願餓死也不在這種情況下到曼徹斯特去。第二位代表是到利物浦去監視抵岸船隻的，但是沒有一個人前來，所以他無事可做。第三位代表走遍了柴郡，而他在所到之處都無事可做，因為工人的報紙《北極星報》已經到處宣傳了事情的真相，打消了人們去曼徹斯特的任何念頭；甚至有一個城市，也就是在麥克爾士菲爾德，木工已經募集了一筆支援罷工者的捐款，並且答應必要時每人再捐助一先令。在其他地方他鼓動同行募集這種捐款。 為了再一次給波林先生和亨弗萊先生提供同工人洽商的機會，星期一，11月18日那天全體建築業工人在木工會堂集會，推選了一個代表團去向這些先生遞交請願書，然後舉著旗子和會徽結隊遊行，向波林—亨弗萊公司的所在地進發。代表團走在前面，罷工組織委員會隨後，接著是木工、磚模工和燒磚工、短工、泥瓦工、鋸木工、鑲玻璃工、粉刷工、油漆工、一個樂隊、石工、細木工。他們路過自己的總顧問羅伯茨下榻的旅館，一邊走一邊向他歡呼致敬。到了公司所在地，代表團走出隊伍，其他的人則繼續前進，到斯蒂文森廣場去舉行群眾大會。代表團遇到了警察，警察盤問了他們的姓名和地址後，才讓他們繼續前進。他們走進辦公室，沙普斯先生和波林先生這兩個合伙人向他們宣布：不接受僅僅出於威嚇的目的而糾集起來的群眾的請願書。代表團否認有這種目的，因為遊行隊伍甚至沒有停頓就立即繼續前進了。在這支擁有五千人的遊行隊伍繼續前進的同時，代表團終於受到了接待，被領入室內，在場的有警察局長，一名警官和三名新聞記者。沙普斯先生——波林和亨弗萊的合伙人——以主席自居，指出代表團講話應當慎重，因為全部講話都要記錄下來，而且有可能在法庭上被用來反對他們。然後開始問代表團有什麼不滿等等；並且說，他們想按照曼徹斯特通行的規章給這些人工作。代表團問道，在斯泰福郡和蘇格蘭招來的這些工人是不是按照曼徹斯特的手工業規章工作的？——回答說：不，我們同這些工人訂有特殊的合同。——那麼您的工人應該重新得到工作，而且是按通常的條件？——噢，我們不和任何代表團談判，而只要讓這些人來，他們就會知道我們願意按什麼條件給他們工作。——沙普斯先生補充說：所有在他名下的公司總是寬待工人並發給他們最高的工資。代表團回答說，如果他象他們聽說的那樣參加了波林—亨弗萊公司，那麼，這家公司是強烈反對工人的切身利益的。——代表團的一位成員燒磚工被問道，他的同行究竟有什麼不滿。——噢，這會兒倒是沒有，以前可多呢[註：見前述有關波林和亨弗萊的制磚廠里的流血鬥爭。]。——哦，你們以前的不滿可多了，是嗎？波林先生冷笑著回答，並且趁此機會大談手工業者聯合會，罷工等等，大談它們給工人帶來的貧困，——對此代表團的一位成員指出，工人決不願意讓人把他們的權利一點一點地奪走，例如就象現在要他們做的那樣，每年白干144小時。——沙普斯先生說，也應該算一下，遊行參加者由於那天沒幹活所造成的損失，如罷工的花費、罷工者的工資損失等等。——代表團的一位成員說：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我們並不要求您為這件事從您的口袋裡掏一文錢。談到這裡代表團就離開了，並向聚集在木工會堂的工人作了匯報，同時發現不僅所有在這個地區為波林和亨弗萊幹活的工人（他們不是木工，因此沒有停過工）都來參加了遊行，而且不少新招來的蘇格蘭人也在今天早晨罷了工。一個油漆工也說道，波林和亨弗萊向他們提出的要求，正如向細木工提出的那樣，同樣無理，不過他們也要反抗。為了加快事件的進程和縮短鬥爭的時間，作出了決定：波林和亨弗萊公司的全體建築工人應當停工。工人執行了這一決定。星期六油漆工停了工，星期一裝玻璃工停了工。幾天以後，在波林和亨弗萊承包修建的新劇院裡幹活的只有兩名泥瓦工和四名短工，而不是二百名工人。在新來的工人中也有許多人停了工。 波林、亨弗萊等人氣得發狂。當又有三個新來的工人開始罷工時，他們就在星期五，11月22日，把工人拖到丹尼爾·莫德先生面前受審。先前的失敗對他們毫無作用。首先受審的是一個叫里德的工人，他們控告他違反了合同；同時交出了被告在得比簽訂的一份合同。又一次擔負起自己職務的羅伯茨馬上指出，合同和起訴之間沒有絲毫聯繫，它們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丹尼爾·莫德先生立刻看到了這一點，因為嚴厲的羅伯茨已經把這一點指出來了，但是，他費了不少力氣才讓對方的辯護人明了這一情況。最後，這位辯護人要求允許改變這種情況。過了一會兒他又來提出起訴，這次起訴比第一次更糟。當他發現這也行不通時，他請求繼續延期。丹尼爾·莫德先生允許他考慮到星期五，11月29[註：雜誌上誤印為11月30日。——編者注]日，即考慮整整一個星期。他這次是否達到了目的，我不能斷定，因為我正好缺少應該刊登判決的那一號報紙。這時羅伯茨轉入進攻，他把幾個招雇的工人以及波林和亨弗萊的一個工頭傳上法庭，因為他們闖入一個罷工工人的家裡，侮辱了他的妻子；在另外兩件案子中幾個罷工工人遭到了襲擊。丹尼爾·莫德先生不得不遺憾地判處全體被告，不過他儘量從寬處理，只要他們擔保今後安分守己。 在12月底，波林、亨弗萊等先生終於達到了對他們的兩個反對者進行判決的目的，理由仍然是毆打了他們的一個工人。不過這次法庭就不那樣寬大了，它立即判處他們一個月徒刑，並且要他們保證刑滿後安分守己。 此後有關罷工的消息少起來了。1月18日那天罷工還在全力進行。以後的消息我就沒有看到了[顯然恩格斯指的是刊登在1845年1月18日《北極星報》第375號上的《曼徹斯特建築業協會的聯合大會》一文。該文指出，1845年1月11日為討論波林和亨弗萊公司建築工人停止罷工的條件而召開的大會進行得很熱烈。關於這次罷工，《北極星報》沒有進一步報道。根據《曼徹斯特衛報》1844年12月24日的報道，罷工於1844年12月23日結束。僱主不得不遵守其他建築工地上通行的勞動規章。]。大概它同其他大多數的罷工一樣已經停止了；波林、亨弗萊等人逐漸在外地、在罷工的個別叛逃者中招到了足夠的工人；大多數罷工者經過長期或短期的罷工以及隨之而來的貧困——對此他們足以自慰的是，他們沒有損害自己的尊嚴，而且維持了自己同志的工資——之後，都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至於爭議之點，波林、亨弗萊等人已經明白，不能一意孤行，因為罷工也給他們帶來了很大損失，而在這麼一場激烈的鬥爭以後，其他的企業主也不想馬上改變木工業原有的規章。 布魯塞爾 弗·恩格斯寫於1845年下半年 載於1846年1月和2月《威斯特伐里亞汽船》雜誌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