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 13、農業無產階級
我們在「導言」里已經看到，由於以前存在過的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結合已經解體，空出來的小塊土地集中到大佃農手裡，小農被占優勢的大農的競爭所排擠，他們和小資產階級及以前過著小康生活的工人一起破產了。小農不再像過去那樣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或佃農，他們被迫拋棄了自己的耕作，到大佃農和大地主那裡去當僱農。有一個時期，他們的新的狀況雖然比過去壞，但是還算過得去。當時人口的增長和工業的發展是步調一致的，但後來工業發展有些緩慢了，機器的不斷改進已經不容許工業全部吸收來自農業區的過剩的勞動人口。從這時起，從前只是在工廠區才看得到而且也只是偶爾才看得到的貧困現象，也在農業區出現了。此外，歷時二十五年的對法戰爭差不多也是在這個時候結束了。在戰爭期間，戰區生產縮減、輸入停止以及必須用糧食供應在西班牙的不列顛軍隊，引起了英國農業的人為的繁榮，此外，大批勞動力還脫離了和平的勞動。而現在，輸入的阻礙、輸出的必要和工人的缺乏一下子都不存在了，其結果就是英國人所說的agricultural distress，即農業災難。農場主不得不以很低廉的價格出售自己的糧食，因而他們也只能支付很低的工資。為了提高糧價，議會在1815年通過了穀物法，在小麥價格每夸特低於80先令時，禁止糧食輸入。後來，這個自然是無濟於事的法律經過了多次的改變，但是這並沒有減輕農業區的貧困。唯一的結果就是，這個在外國的自由競爭存在時已經危在旦夕的急病現在變成了慢性病，它均衡地但更嚴重地危害著農業工人。
在農業無產階級出現後的初期，在這裡曾建立了類似工業中剛被摧毀了的宗法關係，即目前在德國幾乎到處都存在著的僱主和僱農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存在的時候，工人的貧困還不這麼嚴重，也沒有這樣普遍；僱農和農場主共甘苦，僱主只是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解僱他們。但是現在完全變了。僱農幾乎全成了短工，農場主只是在需要他們時才雇用他們，因此，他們整星期整星期地完全沒有工作，特別是在冬天。在宗法關係下，僱農和他們的家屬一起住在農場主的莊園裡，他們的孩子在那裡長大，農場主當然也竭力在自己的莊園裡給這一代找點活干，當時打短工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規，那時每一個農場裡的工人，嚴格地說，都比所需要的多些。所以農場主也樂於摧毀這種宗法關係，把僱農從農場主的莊園裡趕出去，使他們變成短工。在19世紀20年代末，這種情況幾乎到處都有。結果，用物理學的術語說，從前處於潛伏狀態的「過剩」人口，現在釋放出來了，工資降低了，濟貧捐也大大地增加了。從這時起，農業區成了慢性貧窮的發源地，而工廠區則成了周期貧窮的發源地，修改濟貧法是政府對鄉村日益貧困化所採取的第一個措施。此外，由於大農場制度的不斷發展引起了脫穀機和其他機器的應用，由於田間工作中採用婦女和兒童的勞動（這種情形現在已經十分普遍，它的後果不久前甚至已成為官方一個特別委員會的調查對象），所以這個部門裡也出現了大批的失業工人。這樣，我們便看到，工業生產的制度也侵入到這裡了：建立了大農場，摧毀了宗法關係（這種關係正是在這裡才具有巨大的意義），採用了機器、蒸汽發動機以及婦女和兒童的勞動，把勞動人民中這個還沒有被觸動的最保守的部分也卷到革命運動中來了。但是農業中的停滯現象維持得愈長久，工人現在身受的打擊就愈沉重，舊的社會結構的解體在這裡也表現得愈明顯。「過剩人口」是一下子出現的，而且不能像在工業區裡面那樣用擴大生產的辦法來吸收他們。只要產品有人要，新的工廠隨時都可以建立，但是新的土地是創造不出來的，而耕種公共的荒地又是冒險的投資，所以戰後開墾荒地的投資很少。這些變化所引起的必然的結果，就是工人彼此間的競爭達到了最高峰，而工資則降到最低限度。當舊的濟貧法存在的時候，工人們還可以從濟貧金中得到一點救濟；因此，工資就更加下降，因為農場主儘可能把更多的開支轉移到濟貧金上面去了。這使得隨著過剩人口的出現本來已經大為增加的濟貧捐更加增多，並促使新濟貧法的出現，這點我們以後將要談到。但是情況並沒有因為有了新的濟貧法而有所改善。工資沒有提高，「多餘的」人口沒有消失，新法律的殘酷只是激起了人民的極端憤怒。甚至最初已經縮減了的濟貧捐幾年後又回升到原來的水平。新法律的唯一結果就是：以前總共有300-400萬半赤貧者，現在卻有100萬完全的赤貧者，其餘的仍然是半赤貧者，但已經得不到任何救濟了。農業區的貧困每年都在加劇。人們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整家整戶的人每星期就靠六七個或七八個先令過活，有時候連這一點錢也沒有。有一個自由黨的議會議員在1830年已經描述了這部分居民的狀況，我們聽聽他是怎麼說的吧：
「英國農民（即農業短工）［註：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和英國貧民這兩個詞是同義語。他父親是貧民，他母親的奶沒有養分；他從小就吃得很壞，從來沒有吃飽過，直到現在，只要沒有睡著，就幾乎老是感到無可滿足的飢餓的痛苦。他衣不蔽體，燃料勉強夠做一頓簡單的飯，因此，寒冷和潮濕是他的不速之客，和壞天氣一起來到，也和壞天氣一起告別。他結了婚，但是，他不知道做父親和丈夫的樂趣。他的妻子和兒女都受凍挨餓，經常害病，無依無靠，像他自己一樣老是憂慮、沮喪，自然也就貪婪、自私，並且令人討厭。因此，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看到他們就一肚子氣（hates the sight of them），他之所以回到自己的茅屋裡去，只是因為它比起一道籬笆來總還是一個比較好的躲避風雨的地方。他要養家，但是又辦不到；於是他就只好去要飯，干各種各樣的丟人的勾當，直到公然進行欺詐。即使他很想學他那個階級中較強悍的人，去當一個真正的盜獵者或走私者，但他沒有勇氣；可是他一有機會就偷竊，並且教自己的孩子撒謊和偷東西。他對較富有的鄰居唯命是聽、卑躬屈膝，這說明這些鄰居對他的態度是粗暴的、懷疑的；因此，他懼怕他們，憎恨他們，但從不敢用暴力去對付他們。他徹頭徹尾地墮落了，屈辱得連失望的勁頭也沒有了。他的不幸的生命是短促的，風濕病和哮喘病把他帶到習藝所去，在這裡，他對過去沒有任何愉快的回憶就吐出了他最後的一口氣，把位置讓給另一個也將和他一樣生活、一樣死去的不幸的人。」
我們的作者補充道，除這類農業短工外，還有另一類較強悍的而且在體力、智力和道德方面都比較發展的人；這些人雖然也過著同樣窮困的生活，但他們不是在這種環境裡出生的。他們比較關心家庭，但他們是走私者和盜獵者，常常同森林看守者和海岸警備隊發生流血衝突，由於常常坐牢，他們更加殘酷無情地反對社會，他們對有產者的仇恨也不亞於第一類人。我們的作者最後說：
「由於禮貌的關係（by courtesy），人們就用莎士比亞的話稱這類人為』勇敢的英國農民』（《bold peasantry of England》）。」［註：議會議員愛吉威克菲爾德「被揭露了的斯溫，或農村中縱火的原因」，1831年在倫敦出版的小冊子（E．G．Wakefield，M．P．《Swing unmasked，or the Gause of Rural Incendiarism》．London，1831．Pamphlet．）。上面引證的幾段話見該書第9-13頁；在翻譯的時候，我們略去了原文中有關當時還存在的舊濟貧法的地方。——恩格斯原注］
到目前為止，對於英國農業區的大部分短工來說，這個描述也還是正確的。1844年6月，「泰晤士報」派了一個記者到這些地方去調查這類人的狀況，他的報告完全和這個描述相符合。某些地區每星期的工資不超過6先令，即不比德國許多地區的工資高，然而英國的食品價格卻至少比德國高1倍。這些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那是不難想像的。他們的食物又壞又少，衣服破破爛爛，住所狹窄簡陋，只是一間沒有任何設備的可憐的小茅屋；年輕人住的是夜店，在這裡男人和女人幾乎一點也不隔離，這就引起了混亂的性關係。一個月中只要有幾天沒有工作，這些人就會陷到貧窮的深淵裡去。而且由於他們住得分散，所以不能聯合起來成立工會爭取提高工資；如果有一個人因為工資過低而拒絕工作，那就會有幾十個失業者和習藝所里出來的人來填補他的位置，即使是最微薄的工資，這些人也是樂於接受的，而拒絕工作的人就被認為是懶漢、二流子，他除了被送到那個可恨的習藝所去，不會從濟貧所得到任何救濟。要知道，掌管濟貧所的人就是那些農場主，而這個拒絕工作的人又只有從他們或他們的鄰居和熟人那裡才能得到工作。這並不是關於英國的某一個農業區的偶然的報道；不，無論在南部或北部，東部或西部，貧窮都同樣地嚴重。薩福克和諾福克的工人狀況同戴文郡、漢普郡和薩塞克斯的工人狀況沒有絲毫差別；無論在多爾塞特郡、牛津郡或在肯特、薩雷、巴金漢郡和劍橋郡，工資都是一樣地低。
對付農業無產階級的一種特別殘酷的辦法是狩獵法，這種法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國這樣嚴厲，雖然英國的飛禽走獸要多少有多少。按照英國農民由來已久的習慣和傳統，盜獵是勇敢無畏的一種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現，加之農民一貧如洗，而貴族們則恣意在林園裡養了很多兔子和野禽供自己娛樂，這兩方面的對比更加推動農民踏上這條道路。農民布下套索，有時候也用槍打死只把飛禽走獸，這對貴族根本不會有什麼損失，因為飛禽走獸很多，但農民卻給他的挨餓的一家人弄到了一頓烤肉吃。他要是被抓住，就得坐牢，如果再犯，就至少要被流放七年。由於懲罰這樣嚴厲，就常常發生盜獵者和森林看守者的流血衝突，結果每年都發生許多起殺人事件。因此，森林看守者的職務不但危險，而且還是不名譽的和受人鄙視的。去年有兩個看守者寧願讓槍彈穿過自己的腦袋，也不願再幹這一行。這就是土地貴族們為了狩獵這種高尚的娛樂要人們付出的「低廉的」代價！但是這同高貴的《lord of the soil》〔「領主們」〕又有什麼相干呢？過剩人口多幾個或少幾個不是完全一樣嗎？即使這種「多餘的」人口有一半由於狩獵法而送了命，那末對剩下的一半不是更好嗎？這就是英國有產階級的博愛主義的論調。
但是，儘管農村的生活條件——住處分散、環境安定、職業固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對任何發展都很不利，貧窮和匱乏還是在這裡產生了自己的結果。工廠工人和礦業工人很快就越過了反抗社會秩序的第一個階段，即個別的人用犯法行為來表示直接反抗的階段；而農民直到現在還停留在這個階段上。他們進行社會戰爭的慣用的手段就是縱火。七月革命後，即1830-1831年的冬季，縱火第一次成為普遍的現象。還在10月初，在薩塞克斯及其鄰近的幾個郡里，由於海岸警備隊的加強（這樣一來，走私就困難了，從而，用一個農場主的話說，使整個海岸區都破產了），由於新的濟貧法的通過，由於工資低和使用機器，就已經發生了騷動並且擴展到全區。冬天，農場主場地上的糧食堆、乾草堆，甚至他們住宅近旁的穀倉和畜圈都被燒毀了。幾乎每夜都有幾次這樣的大火，這使得農場主和土地占有者皇皇不安。可是罪犯幾乎從來沒有抓到過，於是人民就把這些放火事件都推到一個被叫做「斯溫」［《Swing》］的神秘人物身上。人們絞盡腦汁地去想這個「斯溫」究竟是誰，究竟是什麼引起了農村貧民的這種叛逆精神；至於那種偉大的動力——貧困、壓迫，卻很少有人想到，而在農業區確實沒有一個人想到。從那時起，每年一到冬天，即短工失業的季節，都一再發生縱火事件。1843-1844年的冬天，縱火事件異常頻繁。我手頭有幾號這個時期的「北極星報」，每一號都報道了好幾起縱火事件，並說明了消息的來源。下面沒有提到的那幾號「北極星報」都是我手頭沒有的，但是在那幾號裡面一定也有不少關於縱火事件的報道。何況這樣的報紙自然也不可能把所有這類事情都報道出來。1843年11月25日，「北極星報」報道了兩起縱火事件，並引證了不少以前報道過的這類事件。12月16日「北極星報」報道：在培德福德郡，兩星期來每夜都發生幾次縱火事件，因此人心普遍不安。在最近幾天有兩處大農場被燒毀。在劍橋郡有四處大農場被燒毀，在哈特福郡有一處農場被燒毀；此外，在幾個地方還發生了十五起縱火事件。12月30日，諾福克發生一起縱火事件，薩福克發生二起，艾塞克斯發生二起，哈特福郡發生三起，柴郡發生一起，郎卡郡發生一起，在得比、林肯和南部共發生十二起。1844年1月6日一共發生縱火事件十起，1月13日發生七起，1月20日發生四起。從這以後，該報每周平均報道三四起縱火事件，而且這種事情並不像往年那樣只繼續到春天，而是一直繼續到七八月。我從收到的英國報紙和德國報刊的報道中看到，1844-1845年的冬天來臨時，這種犯罪行為更加普遍起來了。
關於英國的純樸寧靜的農業區中的這種情況，讀者們會說些什麼呢？這難道不是社會戰爭嗎？這種情況難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久的嗎？但是這裡的農場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業區的廠主和一般資產者一樣，他們看不到不能給自己帶來現金的一切東西。資產者向自己的工人說，如果廢除穀物法，他將給他們各種好處，而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農場主則向工人們說，如果保存這些法律，他將使他們得到人間天堂。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有產者都無法爭取工人來支持他們一心想實現的幻想。無論工廠工人或農業工人對穀物法的廢除或保存都是漠不關心的，然而這個問題對於他們都很重要。穀物法一旦被廢除，自由競爭，現代社會經濟制度就會發展到極端；穀物法廢除後，在現存關係的範圍內，進一步發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將消失，而唯一可能的進步就是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對於農業工人來說，下述的理由使這個問題顯得更為重要。糧食的自由輸入決定了——至於怎樣決定，我在這裡不可能談到——農場主不再依賴於土地占有者，換句話說，就是托利黨的農場主變成了自由黨的農場主。在這方面反穀物法同盟已經做了不少工作，而這就是它唯一的功績。但是，如果農場主變為自由黨人，即自覺的資產者，那末他們的工人就會變為憲章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即自覺的無產者。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農業無產者中已開始出現了新的運動。自由黨的土地占有者賴德諾伯爵為了通過反對穀物法的決議於1844年10月在他的領地所在地海華斯附近舉行的會議就證明了這一點。工人對這些法律非常冷淡，但是他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譬如說要求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小塊土地，而且他們當面向賴德諾伯爵說出了不少辛辣的真理。這樣，工人階級的運動就深入到偏僻、保守、精神上陷入酣睡狀態的農業區去了，而且由於這些地方普遍窮困，運動就像在工廠區那樣，很快紮下了根並且活躍起來。
至於農業工人的宗教感，那當然比產業工人要強些，但他們和教會的關係還是很緊張，因為在這些地區里幾乎所有居民都是信仰英國國教的。「晨報」的一個記者以「一個跟在犁後面吆喝的人」［註：亞歷山大索麥維爾的筆名。——編者注］做筆名報道了他在農業區的旅行，就中敘述了他和幾個短工在教堂門口的談話：
「我問他們中的一個人，今天的傳教士是不是他們自己的牧師。』是呀，去他的吧（Yes，blast him），他是我們自己的教士；他老是在乞討，從我認識他那天起，他一直就在乞討』（傳教士呼籲大家捐錢，用來使異教徒改宗）。另一個人補充說：』從我認識他那天起，我還沒有見過一個教士不老是為這為那向人乞討的。』一個剛從教堂里出來的女人說：』是呵，工人的工資老是下降，可是看看那些有錢的懶漢吧，教士們就是和這些傢伙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打獵的。天哪，我們寧願到習藝所去，寧願餓死，也不願替那些到異教徒那裡去的教士出錢。』另外一個女人說：』幹嗎他們不把每天老在薩里斯柏雷大教堂里哼哼唧唧的那些教士搞到那裡去？在那個教堂里，除了石頭，誰也不聽他們的。為什麼這些傢伙不到異教徒那裡去？』最初和我談話的那個老頭說：』這些傢伙是不會到那裡去的，他們有錢，他們的土地多得不得了，但是為了擺脫那些窮教士，他們就向人捐錢；我很清楚他們要的是什麼；我早就把他們看透了。』我問：』這是怎麼回事呀，我的朋友們，難道你們老是懷著這種痛恨牧師的心情走出教堂嗎？你們為什麼老到教堂里去呢？』一個女人回答道：』我們為什麼去？只要我們不想丟掉一切，不想丟掉工作和一切，我們就得去；當然我們只好去。』後來我才知道，如果他們到教堂去的話，他們就可以得到燃料供給方面的一些小小的優先權和一小塊種土豆的地，當然這塊地是要他們付租金的。」
我們的記者在描述了這種貧困和愚昧以後，就用以下的話作為結束：
「現在我敢斷言，這些人的狀況、他們的窮困、他們對教堂的仇恨、他們對教會的顯貴們的外表上的順從和內心裡的怨恨，在英國所有的農村教區里都是常例，相反的情形倒只是例外而已。」
英格蘭的農民向我們表明大土地所有制條件下的人數眾多的農業無產階級在農業區里引起的後果，而在威爾斯我們卻看到了小佃農的破產。在英格蘭的農村教區里重演著無產者和大資本家之間的對抗，而威爾斯農民的遭遇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不斷破產相類似。威爾斯的農民多半只是小佃農，他們不能像條件比較好的英格蘭大農場主那樣合算而便宜地出賣自己的農產品，但是他們卻不得不在同一市場上和這些大農場主競爭。同時也應該注意到，許多地方的土壤只適宜於收入很少的畜牧業，而威爾斯的農民由於眷戀自己民族的孤獨性，就比英格蘭的農場主要保守得多。但是，首先是他們相互間的競爭、他們和英格蘭鄰居的競爭以及這個競爭所引起的地租的提高，使他們破產到幾乎不能維持生活的程度，而由於他們看不出自己的狀況惡劣的真正原因，他們就把這種原因歸之於各種各樣的小事情，例如高額的通行稅等等。當然，高額的通行稅也妨礙農業和貿易的發展，但是由於每一個承租土地的人都把這些稅算到固定的開支裡面去，所以歸根到底這些稅還是由土地占有者負擔的。此外，佃農們也都極端憎恨新的濟貧法，因為他們本身經常有受它支配的危險。1843年2月，威爾斯農民日積月累的不滿情緒在有名的「利碧嘉騷動」中爆發出來了。許多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塗黑了臉，結成幾個武裝大隊，襲擊了那些在英國用來代替關卡攔路杆的大門，在響亮的歡呼聲和射擊聲中搗毀了這些大門，還打壞了通行稅徵收入的小房子，以神秘的「利碧嘉」的名義寫恐嚇信，有一次甚至還襲擊了卡馬登的習藝所。後來，當調來了軍隊並且加強了警察時，農民們便異常巧妙地把他們引入迷途，當軍隊被四面山崗止傳來的號角聲引誘著向相反的方向推進的時候，農民們便打壞了這裡的大門。當軍隊增加得太多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放火，甚至殺死個別的人。像往常一樣，這些較大的犯法行為就是運動的尾聲。一些人由於不同意這種鬥爭方式，另一些人由於害怕，他們都脫離了運動，結果自然而然地又平靜了下來。政府派了一個委員會去調查事變的經過和原因，事件就這樣結束了。然而農民的貧困還是沒有終止，而且，因為在現存的社會關係下這種貧困只會加劇，不會減弱，總有一天會引起比這個幽默的利碧嘉化裝跳舞會更加嚴重的事件。
我們在英格蘭看到了大農場制度的結果，在威爾斯看到了小租佃制的結果，而在愛爾蘭我們就會看到土地分散的後果。愛爾蘭的居民極大多數是小佃農，他們租了一間孤零零的簡陋不堪的小土房和一小塊種土豆的地，這塊地也只能勉強保證他們在冬季里有最必需的食物。由於這些小佃農之間存在著劇烈的競爭，地租達到了聞所未聞的高度，竟比英格蘭的高1-2倍甚至3倍。每一個打短工的農業工人都想成為佃農，因此，儘管土地本來已經分散得很厲害，卻仍然有很多短工想租到一小塊土地。雖然大不列顛的耕地有3200萬英畝，而愛爾蘭只有1400萬英畝，雖然大不列顛每年出產15000萬英鎊的農產品，而愛爾蘭只出產3600萬英鎊的農產品，但是，愛爾蘭的農業工人卻比大不列顛多75000人［註：濟貧法委員會在1837年的議會會議上所提出的關於愛爾蘭的報告。——恩格斯原注］。這一極不相稱的情況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在愛爾蘭為了土地而進行的競爭是多麼劇烈，而當我們注意到英格蘭農業工人的生活已經極端窮困的時候，這一點就特別清楚了。競爭的後果自然是地租提高，使佃農的生活並不比短工的生活好多少。這樣，愛爾蘭人民就被束縛在令人難以忍受的貧困中，這種貧困在目前的社會關係下他們是擺脫不了的。這些人住在連用來關牲畜都不太適合的簡陋的小土屋裡，只有勉強能夠維持一個冬天的食糧；正如上面引用過的報告裡所說的那樣，他們一年裡有三十個星期可以靠土豆吃個半飽，而在其餘的二十二個星期中就什麼也沒有了。到了春天，當儲存的土豆已經吃完或者發了芽不能再吃的時候，妻子就帶著孩子，提著小鍋出門討飯；家裡的男人把土豆種下以後，就到附近的地方或英格蘭去找工作，到收穫的時候才又回來和家庭相聚。十分之九的愛爾蘭鄉村居民就是這樣過日子的。這些人窮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樣，穿著破爛不堪的衣服，停留在只有半文明的國家裡才可能有的最低的發展水平上。根據上面引用過的報告，在8500000居民中，有585000個當家人過著極端貧困（destitution）的生活，根據艾利生郡長所引用的其他資料［註：「人口原理」第2卷。——恩格斯原注］，愛爾蘭有2300000人沒有社會的或私人的救濟就無法生活，換句話說，有27％的居民是貧民！
這種貧窮的原因就在於現代的社會關係，特別是競爭，只是競爭在這裡採取了另一種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有人曾企圖找出別的原因來，他們斷定貧窮的原因是佃農和土地占有者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關係，土地占有者把大塊的土地租給大佃農，大佃農把這些土地分成小塊租給其他的佃農，這些佃農再把這些土地出租給第三者，如此等等，這樣一來，在土地占有者和那些實際耕種土地的人之間，有時候甚至有十層中間人夾在裡面。有人認為貧窮的原因是那個實在可恥的法律，根據這個法律，直接向土地占有者租地的人不繳地租時，土地占有者有權把實際的耕種者從土地上趕走，即使他已經把地租繳給了那個和他訂合同的中間人。但是這一切都只決定貧窮表現的形式而已。假定小佃農本身變成了土地占有者，結果又會怎樣呢？即使大多數的小佃農都不用繳地租，他們也不能夠靠自己的一小塊土地過活；即使情況有所改善，但人口不斷迅速的增加也會在幾年內就使一切都回到原來的水平上去。那些情況好轉的人養活的孩子，現在由於貧窮和苦難，在幼年時就夭折了。也有人說，這種貧窮應歸咎於英格蘭人對愛爾蘭人民的無恥的壓迫。固然這種壓迫能加速貧窮的到來，但它並不是貧窮到來的原因。還有人指出，貧窮的原因是強加於一個天主教民族的屬於新教的國教教會，但是，如果把國教教會取之於愛爾蘭人的一切分攤一下，每人還攤不到兩個塔勒；此外，什一稅稅款雖然由佃農繳納，但這種稅並不是向佃農徵收的，而是向土地占有者徵收的。現在，在1838年的折現法案通過以後，什一稅是由土地占有者自己繳納的，但是他相應地提高了地租，佃農的狀況也就沒有得到改善。類似這些很少能說明問題的解釋，還可以舉出幾百種來。貧窮是現代社會制度的必然結果，離開這一點，只能找到貧窮的某種表現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貧窮本身的原因。在愛爾蘭，貧窮以現在這種形式而不以某種其他的形式表現出來，其原因就在於人民的民族性格及其歷史的發展。愛爾蘭人按其整個民族性格來說是和拉丁民族，和法國人，特別是和義大利人相似的。這個民族的缺點，我們已經用卡萊爾的話描述過了。現在讓我們來聽聽愛爾蘭人講的話，他說的畢竟比那位特別偏愛日耳曼性格特點的卡萊爾所說的更接近於真理：
「他們不安靜，但同時也懶惰（indolent），他們機警而又輕率、急躁，沒有耐性而又缺乏遠見；他們生來就勇敢，落落大方；受到侮辱就馬上報復或立即寬恕，交朋友快，絕交也快；他們天才四溢，但是判斷力卻差得可憐。」［註：「愛爾蘭的狀況」1807年倫敦版，1821年第2版，小冊子（《The State of Ire－land》．London，1807，2nd edition，1821．Pamphlet．）。——恩格斯原注］
在愛爾蘭人身上，感情和熱情無疑地是占優勢的，理性必須服從它們。愛爾蘭人這種重感情的容易激動的性格使他們不能深思熟慮，妨害他們從事冷靜的堅忍的活動。這種人是根本不適宜於從事目前那樣的工業勞動的。所以他們還繼續從事農業，而且還是在最低的水平上從事農業。因為這裡的小塊土地並不像在法國和萊茵河地區那樣人為地由大領地分割而成［註：這是一個錯誤。小經濟從中世紀起一直是農業中占優勢的經濟形式。因此，小農經濟在革命前就已經存在了。革命只是改變了土地的所有權：它從封建主手裡奪取了土地所有權，直接或間接地把這所有權交給農民。——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而是自古以來就存在著，所以用投資的辦法來改良土壤是不可想像的。據艾利生計算，要投資12000萬英鎊，才能使愛爾蘭的土壤達到英格蘭那樣本來就不算高的生產率水平。英格蘭移民本來有充分的可能來提高愛爾蘭人民的文化水平，但他們只是極端殘酷地剝削愛爾蘭人民，而愛爾蘭移民卻給英國民族帶來了一種酵素，這酵素將來是會產生結果的；愛爾蘭對英格蘭移民是沒有什麼可以感謝的。
愛爾蘭人民試圖擺脫無法生活的現狀的嘗試，一方面表現為恐怖行動，這種行動在愛爾蘭的農業區里，特別是在南部和西部，現在已成為日常現象：大多數場合是殺害直接的敵人——土地占有者的代理人和忠實的奴才、新教徒移民、大佃農（他們的田地是由成百個被趕走的人家的小塊土豆地拼湊起來的）等等；另一方面表現在為取消和大不列顛合併[英愛合併是英國政府鎮壓1798年愛爾蘭起義後強迫愛爾蘭接受的。合併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把愛爾蘭的最後一點自治權也給剝奪了，並解散了愛爾蘭的議會。從19世紀20年代起，取消合併（Repeal of Union）的要求成為愛爾蘭最得人心的口號；在1840年成立了「合併取消派協會」。]而進行的鼓動上。總觀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沒有受過教育的愛爾蘭人不能不把英格蘭人看做自己的直接的敵人，對他們說來，前進的第一步就是爭取民族獨立。但是同樣也很清楚，取消合併決不能消滅貧困，而只能表明，愛爾蘭貧困的原因應當在國內尋找，而不應當像現在那樣認為要到國外去找。但是，是否真正需要實現愛爾蘭分離才能使愛爾蘭人明白這一事實，這個問題我不打算在這裡加以分析。到目前為止，無論是憲章主義或社會主義，在愛爾蘭都沒有獲得特別的成就。
我就在這裡結束有關愛爾蘭的論述，因為1843年為取消合併而進行的鼓動和奧康奈爾審判案，已經使德國的人們日益了解到愛爾蘭的貧困狀況了。
這樣，我們已經通過不列顛島嶼上無產階級活動的各個部門，觀察了他們的狀況，併到處發現貧窮、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應有的生活條件。我們看到，不滿情緒如何隨著無產階級本身的成長而產生和增長，看到這種不滿情緒如何擴大起來並具有了組織形式；我們也看到無產階級為了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開鬥爭。我們研究了決定無產者的命運、希望和憂慮的根源，並且發現他們的狀況沒有任何改善的希望。我們有機會在許多實例中觀察了資產階級對待無產階級的態度，並確信資產階級所關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私利。但是為了不至於對資產階級不公平，我們應當比較仔細地研究一下他們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