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 11、工人運動

即使我舉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還是會同意我的意見：英國工人在他們所處的那種狀況下是不會感到幸福的；在這種狀況下，無論是個人或是整個階級都不可能像人一樣地生活、感覺和思想。顯然，工人應該設法擺脫這種非人的狀況，應該爭取良好的比較合乎人的身分的狀況。如果他們不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剝削工人——作鬥爭，他們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是資產階級卻用他們的財產和他們掌握的國家政權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擺脫現狀，資產者就立刻成為他們的公開敵人。 此外，工人處處發覺資產階級把他當做物件、當做自己的財產來看待，只憑這一點，工人也要成為資產階級的敵人。我已經舉了上百的例子，而且還能舉出同樣多的例子來說明：在目前情況下，工人只有仇恨資產階級和反抗資產階級，才能獲得自己的人的尊嚴。而英國工人階級之所以能夠如此強烈地反抗有產者的暴政，應當歸功於他們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確切地說，應當歸功於他們沒有受過教育，同樣也應當歸功於英國工人階級的血液中摻有大量的愛爾蘭人的熱血。 英國工人，這已經不是普通說的英國人，不是像他的有錢的同胞那樣的專會打算盤的大腹賈；他的感情豐富得多，他那北方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熱情所抵銷，這種熱情已經控制了他。理智已經如此有力地促進了英國資產者利己主義天性的發展，使他所有的熱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並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錢這一點上。而工人卻沒有這種理智，因此，工人的熱情和外國人的一樣強烈而不可抑制。英國的民族特徵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們所看到的，工人除了為改善自己的狀況而進行反抗，就再也沒有任何其他表現自己的人的感情的餘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這種反抗中顯出自己最動人、最高貴、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們將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動都正好是傾注於這方面的，甚至他們為了要獲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與此有直接聯繫的。固然，我們不得不報道一些個別的粗暴行為，甚至暴力行為，但同時永遠不應當忘記，英國正進行著公開的社會戰爭；如果說，資產階級所關心的是偽善地打著和平的幌子甚至打著博愛的幌子來進行這個戰爭，那末，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實的真相，只有撕破這個偽善的假面具才能對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對資產階級及其奴僕所採取的最強暴的敵對行動，也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來暗中對付工人的種種手段的公開的毫不掩飾的表現而已。 工人對資產階級的反抗在工業發展開始後不久就已經表現出來，並經過了各種不同的階段。這裡不能詳細論述這些階段對英國人民發展的歷史意義；這是另一種著作的題目，在這裡我只能敘述那些為說明英國無產階級的狀況所必需的事實。 這種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沒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過著貧窮困苦的生活，同時看到別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為什麼偏偏是他這個比有錢的懶蟲們為社會付出更多勞動的人該受這些苦難。而且窮困戰勝了他生來對私有財產的尊重，於是他偷竊了。我們已經看到，隨著工業的發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數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數經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發覺這樣做是沒有什麼好處的。罪犯只能一個人單槍匹馬地以盜竊來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社會卻能以全部權力來猛襲一個人並以占絕對優勢的力量壓倒他。加之，盜竊只是一種最原始的最不自覺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現工人的輿論，雖然工人內心裡也讚許它。工人階級第一次反抗資產階級是在產業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來反對使用機器的時候。最初的一批發明家阿克萊等人就受過這種暴力的害，他們的機器被砸碎了；後來又接連發生了許多因使用機器而引起的起義，這些起義的經過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亞印花布工騷動的情形幾乎完全一樣：工人砸碎了機器，搗毀了工廠。 但是這種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於個別地區，並且只是針對著現存制度的一個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獲得轉瞬即逝的勝利，社會權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壓力來襲擊這些再度變得手無寸鐵的犯罪者，給他們各種各樣的懲罰，而機器還是使用起來了。工人們必須找出一種新的反抗形式。 這時，一個由舊的、改革前的、托利黨人的寡頭議會所頒布的法律幫了他們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對立用法律固定下來並使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之後，這個法律就永遠不會被下院通過了。這個法律是在1824年通過的，它廢除了以前禁止工人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聯合起來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過去只是貴族和資產階級才有的結社的權利。誠然，在工人中間過去一直就有秘密的工會存在，但是它們從來沒有做出顯著的成績來。例如，據昔蒙茲說（「手工業和手工業者」第137頁及以下各頁），在蘇格蘭，還在1812年就發生了由秘密的團體所組織的格拉斯哥織工的總罷工。1822年又發生了罷工，有兩個工人因不願加入工會而被宣布為本階級的叛徒，有人把硫酸潑在他們的臉上，結果這兩個人都成了瞎子。1818年，蘇格蘭礦工的團體也已經強大到能進行總罷工的程度。這種團體都要每一個成員立誓效忠和保守秘密，有會員名冊、基金會、簿記和地方分會。但是，全部活動的秘密性阻礙了這些團體的發展。當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結社的權利時，這些工會就很快地布滿了全英國並獲得了巨大的意義。所有的勞動部門中都成立了這樣的工會（trades－unions〔工聯〕），它們公開宣稱要竭力保護各個工人不受資產階級的橫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它們的目的是：規定工資，作為一個力量，集體地和僱主進行談判，按僱主所獲利潤的多少來調整工資，在適當的時候提高工資，並使每一種職業的工資保持同一水平。因此，這些工會總是向資本家力爭一個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資標準，誰拒絕接受這種工資標準，就向他宣布罷工。其次，工會還竭力用限制招收學徒的方法來維持資本家對工人的需求，從而使工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它們儘可能地竭力反對廠主靠採用新的機器和工具等欺詐手段來降低工資的企圖。最後，它們還用金錢來幫助失業工人。這件事或者直接由工會的基金會來做，或者利用證明工人身分的卡片來進行。工人帶著卡片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同行就資助他並告訴他什麼地方容易找到工作。這種走四方的生活，工人們叫做the　tramp〔流浪〕，而這種走四方的人就叫做tramper〔流浪漢〕。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工會委任了一個支薪的主席兼秘書，——可想而知，因為沒有一個廠主會雇用這樣的人，——並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收每周的會費和監督這些會費的開支，使其合乎工會的利益，個別地區的工會在可能和有利的時候就合併為一個工會聯合會，並定期舉行代表大會。在個別情況下，曾有人試圖把全英國同一行業中所有的工人結合成一個大的工會，並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1830年——試圖建立一個全英工會聯合會，同時每一個行業都保有自己的特有的組織。但是這種聯合會是維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成立起來；只有特別普遍的高潮才能使這樣的聯合會誕生並使它具有行動的能力。 這些工會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個或幾個業主拒絕承認工會所規定的工資，那就派一個代表團去見他們，或者向他們送上一份請願書（看吧，工人是能夠承認專制的廠主在他那小王國里的權力的）。如果這樣做仍沒有結果，工會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夥回家。如果一個或幾個廠主拒絕承認工會所規定的工資，這種罷工（turn－out或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個勞動部門所有的廠主都拒絕承認，那末罷工就會成為總罷工。這就是工會的合法手段——所謂合法就是在宣布罷工前要預先提出警告，實際上卻並不都是這樣。但是，只要有些工人還沒有加入工會，有些人為了廠主所許給的眼前利益準備退出工會，這種合法手段就很少發生什麼效力。特別是在局部罷工時，廠主很容易從這些「害群之馬」（所謂knobsticks〔工賊〕）中招僱工人，從而使聯合起來的工人的努力毫無結果。工會會員通常企圖用威脅、辱罵、毆打和暴力來對付這些工賊，總之，用一切方法來恐嚇他們。於是這些工賊就向法庭控告，而由於法律的守護者資產階級還掌握著政權，所以只要一發生違法的行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一個工會會員，工會的力量幾乎總要受到損害。 這些工會的歷史充滿了工人的一連串的失敗，只是間或才有幾次個別的勝利。自然，工會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變工資決定於勞動市場上的供求關係這一經濟規律。因此，工會是無力消除影響這種關係的重大原因的。在商業危機期間，工會或者不得不自動降低工資標準，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勞動的時候，它們也不可能把工資提得高於因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而自然規定的水平。但是對個別的局部的次要原因，工會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廠主不是面對著集中起來的、準備反抗的工人群眾，他就會為了發財而逐漸地把工資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廠主進行的競爭也迫使他這樣做，於是工資就會很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廠主相互間的這種競爭在正常情況下是會被工人的反抗抑制下去的。每個廠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資，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競爭者所共有的條件決定的，結果都會引起罷工，而罷工無疑地會給他帶來損失，因為在罷工期間他投下的資本不能周轉，機器也要生鏽。同時，在這種情況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資也還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競爭者就會跟他學，他們的產品的價格也會降低，他所希望的利潤又得從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機完結時，工會當然會使工資更快地（比它們不加過問時）提高。廠主所關心的，是在其他企業主的競爭還沒有迫使他提高工資以前儘可能地不這樣做；可是，由於工會的存在，市場上的情況一好轉，工人自己就會要求提高工資，並且他們往往會利用大量需要工人的情況，以罷工來迫使廠主提高工資。但是，正如我已經說過的，工會對左右著勞動市場的較重大的原因是無能為力的。在這種情況下，飢餓逐漸迫使工人在任何條件下復工，而只要有幾個人這樣做，工會的力量就會被摧毀，因為在市場上有一定數量的存貨的時候，資產階級有了這幾個工賊就能夠消除生產中斷所引起的最嚴重的後果。由於需要援助的人很多，工會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後連小鋪老闆也拒絕高利的賒欠了，窮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資產階級的枷鎖。但是廠主為了自己的利益——當然，這只是由於工人的反抗才成為他們的利益——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降低工資，而工人自身更是把每次工資降低（即使是由於市場狀況所引起的工資降低）看做他們的處境的進一步惡化（他們想盡力抵抗這種惡化）；因此，大多數的罷工都是以工人吃虧而告終。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罷工沒有用，為什麼還要採取這種辦法呢？問題很簡單，因為工人必須反對降低工資，甚至要反抗這種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為一個人，不能去遷就環境，相反地應該讓環境來適應自己，適應人；因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這種環境妥協，承認資產階級在商業繁榮時期有權剝削工人，而在蕭條時期又有權把工人餓死。只要工人還保存有一點點人的尊嚴，他們就不能不對此表示抗議，而他們之所以這樣抗議，而不用別的方式來抗議，就因為他們是英國人，是用行動來表示自己的抗議的講求實際的人，而不是像德國理論家們那樣，只要把他們的抗議書登記下來，ad　acta〔歸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靜靜地睡大覺，讓抗議書也像抗議者本人一樣地在那裡安安靜靜地睡覺。相反地，英國人的積極抗議是不會不發生影響的：它把資產階級的貪得無厭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使工人對有產階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萬能權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時也向工人證明，要粉碎資產階級的勢力，除了工會和罷工，還需要更多的東西。但是這些工會及其所組織的罷工，其意義首先在於：它們是工人想消滅競爭的第一次嘗試。它們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經懂得，資產階級的統治正是建築在工人彼此間的競爭上，即建築在無產階級的不團結上，建築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對立上。而正因為工會努力反對競爭，反對現存社會制度的生命攸關的神經（雖然這種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這個社會制度才把它看得這樣地危險。在進攻資產階級和整個現存社會制度的時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當工人之間的競爭停止的時候，當所有的工人都下了決心，再也不讓資產階級來剝削自己的時候，私有制王國的末日就來臨了。工資之所以由供求關係來決定，由勞動市場上的偶然發生的情況來決定，僅僅是由於直到現在工人還讓別人把自己當做可以買賣的物品來看待。當工人下定決心不再讓別人買賣他們的時候，當工人弄清了勞動的價值究竟是什麼，工人不再作為物件而作為一個不僅具有勞動力並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現的時候，到那時，全部現代政治經濟學在工資規律就完蛋了。當然，假使工人在達到消滅彼此之間的競爭後就停止前進，工資規律歸根到底還會重新發生效力。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棄他們以前的運動，不想重新恢復彼此間的這種競爭，那末他們就不能停止前進，換句話說，他們是根本不能這樣做的。有一種必然性在迫使他們根本消滅競爭，而不是消滅一部分競爭，而且他們是會這樣做的。現在工人已經一天比一天懂得競爭給他們帶來了什麼害處，他們比資產階級更懂得，有產者之間的競爭會引起商業危機，因而對工人也有影響，所以也必須消滅這種競爭。很快他們就會懂得，他們應當怎樣去做這件事情。 工會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強了工人對有產階級的仇恨和憤怒，這是無須加以證明的。因此，特別激動的時期，這些工會中就產生了——不論是否得到領導者的同意——一些只能用達到絕望地步的仇恨和衝破一切藩籬的狂野的激情來解釋的個別行動。屬於這一類行動的就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用硫酸來灼傷人的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的事件。現在我就舉出幾件來。在1831年的激烈的工潮時期，曼徹斯特附近海德地方的廠主，年輕的埃士頓，一天晚上在田野里被人槍殺了，兇手沒有找到。毫無疑問，這是工人的報復行為。縱火和企圖進行爆炸的事件也經常發生。1843年9月29日，星期五，有人企圖炸毀設菲爾德霍華德街廠主派金的制鋸工場。用來進行爆炸的是一根裝滿了炸藥而且兩端堵死了的鐵管；損失是相當重大的。第二天，即9月30日，在設菲爾德附近設爾斯－摩爾的伊畢岑刀銼工廠又發生了同樣的事件。伊畢岑先生積極參加資產階級的組織，壓低工資，專門雇用工賊，還利用濟貧法來攫取私利（在1842年的危機時期，他強迫工人接受低工資，把那些拒絕接受的人的名字通知濟貧所，說他們能夠得到工作，但不願工作，因而不應當得到救濟），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當大的損失，而所有來到出事地點的工人，都只恨「沒有把工廠全部炸毀」。1843年10月6日，星期五，在波爾頓有人企圖縱火焚燒愛恩司華斯－克倫普頓工廠，但沒有成功。在短短的時期內這已經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企圖焚燒這家工廠了。1844年1月10日，星期三，在設菲爾德市參議會會議上警官給大家看一個專門用來爆破的生鐵炸彈，裝有4磅炸藥，有一根燒焦了但已熄滅的引線，這個炸彈是在設菲爾德市伯爵街基欽先生的工廠里發現的。1844年1月20日，星期日，在郎卡郡柏立地方的本特立-懷特鋸木廠里發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廠裡面來的一包火藥引起的，損失重大。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設菲爾德的索赫車輪工廠被人放一把火燒得精光。四個月內就發生了六起這樣的事件，所有這些事件的爆發，都是由於工人對僱主的切齒痛恨所引起的。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下才可能發生這類事情，那是用不著說的。這些事實十分明白地表明，在英國，甚至在1843年年底那樣的商業情況很好的時期，社會戰爭就已經爆發並公開地進行了。然而英國資產階級依然執迷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1838年1月3日至11日格拉斯哥陪審法庭審理的所謂格拉斯哥的薩格［註：這些工人們被稱為薩格［thugs］；按薩格是東印度一個著名的種族，他們以殺害一切落到手中的外人為生。——恩格斯原注］案件。從審訊中人們可以看到，1816年即已成立的棉紡工人工會的團結和力量是少有的。它的會員必須宣誓服從多數的決定。罷工時有一個秘密的委員會在活動，這個委員會是大多數會員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會的款項。委員會規定了刺殺工賊和可惡的廠主以及放火焚燒工廠的獎金。例如，有一家工廠由於雇用沒有加入工會的女工來代替男紡工而被工人放火燒掉；其中有一個少女的母親，叫做麥克弗爾遜太太的被殺死，兩個兇手由工會出錢送到美國去了。1820年有一個叫麥克奎利的工賊被槍傷，工會付給開槍者15英鎊。以後又有一個叫做格萊安的也被槍傷了；開槍者得到20英鎊，但被捕獲並被判處終身流放。最後，在1837年5月，在歐特班克和邁爾－恩得的一些工廠里，由於罷工而發生了騷動，大約有十個工賊遭到痛毆；同年7月，騷動還沒有平靜下來，有一個叫斯密斯的工賊被打死。這時委員會的成員才被逮捕和審訊。委員會的主席和主要委員被控參加非法社團、對工賊使用暴力和縱火焚燒詹姆斯-弗蘭西斯·伍德工廠，他們被認為犯了罪，並被判流放七年。對這件事情我們的善良的德國人會說些什麼呢？［註：「怎樣一種』原始的司法』（wild－justice）感在支配這些人呵！他們在密室中集會，以冷靜的理性宣布自己的工人夥伴為自己階級的逃兵和自己事業的叛徒：判他死刑，由秘密的劊子手來執行，因為國家的法庭和劊子手是不幹這種事的。所有這些都很像古代的』菲默法庭』［註：菲默法庭是中古時代盛行於德國西部威斯特伐里亞的秘密法庭。——譯者注］或騎士時代的秘密法庭，好像這些法庭突然復活並呈現在人們的驚愕的目光之下，只是現在的這些法官穿的不是鎧甲，而是粗布夾克，法庭不是設在威斯特伐里亞的森林裡，而是設在格拉斯哥建築得很好的蓋羅蓋特大街上！——雖然把自己的感情用如此尖銳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只是少數人，但這種情感在群眾中傳播很廣，並且是非常強有力的！」——卡萊爾「憲章運動」第40頁。——恩格斯原注］ 有產階級，特別是從事於工業的那一部分，由於直接和工人接觸，反對這些工會最為激烈，並且不斷地設法用許多論據來向工人證明工會是無用的，這些論據從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看來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在一定的關係上就是錯誤的，而且不可能對工人的思想發生任何影響。資產階級所表現的熱心已證明這件事是和他們的利益有關的；撇開罷工所引起的直接損失不談，實際情況也是：落到廠主腰包里去的一切都必定是從工人的口袋裡掏出來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會能把互相競爭的僱主降低工資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但他們也會因為保存工會就能使自己的敵人即廠主受到損失這一點而不致放棄工會。在戰爭中，一方遭受損失自然對另一方有利，而由於工人和廠主處於戰爭狀態，所以工人在這種場合下所做的也不過是和那些至尊的君主們在彼此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所乾的一樣。在所有的資產者中，工會最瘋狂的敵人就是我們的那位朋友尤爾博士。他一談到最強大的工人隊伍——棉紡工人的「秘密法庭」，一談到這些自稱能夠叫任何不聽話的廠主束手無策「並從而使養活他們多年的人破產」的法庭時，就氣得語不成聲。他還說到這樣一個時候，「那時發明家的頭和活躍的工業心臟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呵，好一個現代的梅涅尼阿格利巴[據傳說，羅馬貴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向公元前494年起義的平民講了一則人體各部反抗胃部的寓言，因而把他們說得服服貼貼。]！英國工人竟不像羅馬平民那樣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撫，真遺憾呀！最後，尤爾還說了下面這樣一個美麗的故事。操縱騾機的粗紡工有一個時候也是隨隨便便濫用自己的力量。很高的工資並沒有引起他們感激廠主的心情和發展智力（自然是在對資產階級無害或甚至還有益的科學方面）的意向，反而常常使他們變得傲慢，使他們有錢來支援罷工時的那種倔強精神，而廠主們卻接二連三地平白無故地因這種罷工而遭殃。在海德、達金菲爾德和附近地區發生這類不幸事件的時候，這一帶的廠主們擔心法國人、比利時人和美國人的競爭，就向沙普-羅伯茨公司的機器製造廠請求沙普先生髮揮他的發明才能，設計一台自動騾機，以便「把生產從苦痛的奴役和毀滅的威脅中拯救出來」。 「幾個月以後，一架機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備了一個熟練工人所具有的智慧、感覺和手指。這個鐵人（工人是這樣叫這架機器的）就這樣按照密納發［註：密納發（Minerva）是古希臘神話中司智慧、學術、工藝和戰爭的女神，也是雅典的守護神。——譯者注］的命令從現代的普羅米修斯［註：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個神。他從天上盜走了火，並把使用火的方法告訴了人們。他因此被宙斯用鐵鏈縛在高加索山之巔，每天有一隻鷹去啄食他的肝臟。後來海格立斯釋放了他。古希臘人把普羅米修斯看做人類文化的奠基者。——譯者注］的手中跳了出來。它是這樣一個創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復各個工業階級間的秩序並保證英國人在工業中的統治權。關於這個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功績的消息在工會中引起了恐慌，這個奇妙的創造物還沒有走出自己的搖籃就把無法無天的海德拉［註：海德拉（Hydra）是希臘神話中的一條非常兇猛的九頭巨蛇。它的八個頭可以殺傷，第九個頭是不能殺傷的，斬去一個頭立刻就生出兩個頭。後為海格立斯所殺。——譯者注］扼殺了。」 接著尤爾又證明：能同時印四五種顏色的機器的發明，是印花布工人騷動的結果；織布廠中漿經紗的工人的反抗行動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漿紗機的誕生。另外他還提到一些類似的事情［註：尤爾「工廠哲學」第366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這位尤爾不久前還竭盡全力用許多篇幅來證明：使用機器對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爾並不是孤獨的；在工廠報告中，廠主艾釋華特和其他許多人也沒有放過把自己的滿腔憤怒向工會發泄的機會。這些大智大慧的資產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樣，把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一切運動都歸罪於惡意的煽動者、陰謀家、蠱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響。他們硬說，這些工會的代理人從工會領薪俸，所以對鼓動工人罷工很感興趣；好像迫使工會發給這些代理人工資的並不是剝奪了他們工作的資產階級本身似的！ 多得令人難以置信的罷工再好不過他證明了英國的社會戰爭已經蔓延到什麼程度。沒有一個星期，甚至幾乎沒有一天不在這裡或那裡發生罷工，原因有時是廠主降低工資，有時是廠主拒絕提高工資，有時是工廠雇用工賊，有時是廠主拒絕廢除打罵或惡劣的制度；有時是工廠採用新機器或無數其他的原因。當然，這些罷工還只是前哨的小接觸，只是間或才轉變為較嚴重的戰鬥；它們還決定不了什麼，但它們確鑿地證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決戰已經迫近了。罷工是工人的軍事學校，他們就在這裡受到訓練，準備投入已經不可避免的偉大的鬥爭中去；罷工是工人階級各個隊伍宣告自己參加偉大的工人運動的宣言。如果翻閱一下報道無產階級一切運動的唯一報紙「北極星報」全年的合訂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農村工業區所有的工人都已經結成了工會，並且常常用總罷工來表示自己對資產階級統治的抗議。作為鬥爭的學校來說，罷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罷工中表現了英國人的獨特的勇敢。大陸上的人認為，英國人，特別是英國工人，都是些懦夫，似乎他們不能幹革命，這種見解的根據就是他們不像法國人那樣隨時都在準備騷動，他們好像安於資產階級的統治。但是這種見解是完全錯誤的。英國工人在勇敢方面並不比任何國家的工人差些，他們並不比法國人更安分守己些，但是他們是用另外的方式來進行鬥爭的。法國人是徹頭徹尾政治性的，他們是在政治舞台上和社會上的壞事作鬥爭的。而英國人呢，他們認為，政治只是為資產階級社會的私利服務，所以他們不和政府而直接和資產階級作鬥爭，同時這一鬥爭暫時還只有用和平方式進行才能生效。由於工業停滯和隨之而來的窮困，1834年在里昂發生了要求建立共和國的起義，1842年在曼徹斯特爆發了要求制定人民憲章和提高工資的總罷工。而罷工也需要有勇氣，甚至比暴動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氣，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堅定的決心，這是很明顯的。真的，對一個親身體驗到窮困是什麼的工人說來，勇敢地帶著妻子兒女去迎接窮困，成年累月地挨餓受苦，而依然堅定不移，這確實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英國工人為了掙脫有產階級的壓迫而忍受著一切，他們在慢慢地餓死，他們每天得看著家裡的人挨餓，他們知道資產階級總有一天要報仇；這一切難道還比不過威脅著法國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嗎？我們從下面的例子中，就會看到英國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無濟於事並已失去意義的時候才向暴力讓步的那種頑強的、不可戰勝的英雄氣概。正是在這種鎮靜的堅忍精神中，在這種每天都得經受上百次考驗的不可動搖的決心中，英國工人顯示出自己性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為了制服一個資產者的反抗而忍受著這些苦難的人們是能夠摧毀整個資產階級的力量的。同時，英國工人也不止一次地顯示了足夠的勇氣。1842年的罷工之所以沒有獲得進一步的結果，部分地由於工人是被資產階級逼著罷工的，部分地也由於工人本身對罷工的目的不明確而且他們之間的意見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況下，在有了明確的社會目的的時候，英國工人已不止一次地證明了自己是有勇氣的。1839年威爾斯的起義不用說了，當我居住在曼徹斯特的時候（1843年5月間），那裡就發生了一次真正的戰鬥。有一家制磚廠（保林-亨弗萊）加大了磚模的尺寸，但是沒有提高工資，雖然尺寸較大的磚必然會賣得貴些。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被拒絕了，於是他們就停了工，同時工會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費了很大的力氣在附近地區從工賊中招到了工人。最初工會企圖恫嚇他們。公司為了保護工廠，雇了十二個當過兵或警察的人並給他們配備了槍枝。由於恐嚇沒有產生什麼效果，一天晚上將近十點鐘的時候，一支以步槍為前鋒的制磚工人的戰鬥隊伍襲擊了工廠，工廠離駐紮步兵部隊的軍營［註：在十字胡同和瑞琴特路拐角上，見曼徹斯特平面圖。——恩格斯原注］總共不過四百步左右。工人衝進了工廠地區，發現警衛後就向他們開槍，踏壞了擺在地上曬的磚坯，拋散了壘成堆的干磚，毀壞了他們所碰到的一切東西，並且衝到一幢房子裡面去，砸壞了所有的家具，痛毆了住在那裡的一個監工的妻子。那時，警衛躲在一道籬笆後面，在籬笆掩護下他們可以毫無阻礙地射擊。襲擊工廠的人卻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磚窖前，火光照亮了他們，使他們成為敵人最好的槍靶子，而他們自己只好毫無目的地射擊一陣。可是射擊仍然繼續了半小時多，直到他們所有的槍彈都已經用光並達到了襲擊的目的——把工廠里一切可以破壞的東西都破壞了為止。那時軍隊開來了，工人向愛克爾斯（距曼徹斯特3英里）撤退。快到愛克爾斯時，他們按每人編組的號碼點了一次名，然後才散開，這些人當然只會落到那些從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的手中。受傷的顯然很多，但是人家知道的只是那些落到警察手裡的人。有一個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上共中了三槍，他還是一顛一蹶地跟著走了4英里多路。這些人充分地表明了他們同樣具有革命的勇氣，是不怕槍彈的。1842年，一群連自己究竟要幹什麼都不知道的手無寸鐵的群眾被包圍在市場廣場上，幾個把住所有出口的龍騎兵和警察便把他們鎮壓下去了，這種情況決不能證明這些群眾缺乏勇氣；因為即使那時這些國家當局（即資產階級）的奴僕們不在場，這些群眾也不會幹出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來。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他們就會顯示出足夠的勇氣，例如對柏里工廠的襲擊就是一個證明，這個工廠後來竟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來。 趁這個機會來談談在英國是怎樣神聖地看待法律的。對資產者說來，法律當然是神聖的，因為法律本來就是資產者創造的，是經過他的同意並且是為了保護他和他的利益而頒布的。資產者懂得，即使個別的法律條文對他不方便，但是整個立法畢竟是用來保護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聖性，由社會上一部分人積極地按自己的意志規定下來並由另一部分人消極地接受下來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會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國資產者認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認為自己就是上帝一樣，所以法律對他是神聖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實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極大的安撫力。但是在工人看來當然就不是這樣。工人有足夠的體驗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對他說來是資產階級給他準備的鞭子，因此，只有在萬不得已時工人才訴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說英國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徹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發生，去年甚至還出了這種事情：有人企圖衝擊一個有鐵門和厚厚的百葉窗做防護的派出所。1842年罷工時，警察之所以顯得威風，如前面已經說過的，不過是由於工人自身猶豫不決而已。 因為工人並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無力改變它的時候才屈服於它，所以，他們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議，他們力求以無產階級的法律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法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無產階級所提出的這種法律就是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這一文件在形式上純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則改組下院。憲章主義是工人反抗資產階級的集中表現。在工會的活動和罷工中，這種反抗總是分散的；總是個別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個別的資產者作鬥爭。即使鬥爭有時普遍化了，這多半也不是出於工人的自覺；當工人自覺地這樣做的時候，這種自覺的基礎就是憲章主義。在憲章主義旗幟下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的是整個工人階級，他們首先向資產階級的政權進攻，向資產階級用來保護自己的這道法律圍牆進攻。憲章派是從民主黨中產生出來的。民主黨是在18世紀80年代和無產階級同時並在無產階級內部發展起來，在法國革命時期強大起來並且在締結和約後成為「激進的」政黨。那時，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徹斯特，以前是在倫敦。它曾經和自由資產階級聯合起來迫使舊議會的寡頭政客通過了改革法案，從那時起，它已是一個愈來愈鞏固的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工人政黨了。1835年以威廉洛維特為首的倫敦工人協會（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員會，草擬了人民憲章，裡面包括下列「六條」：（1）精神正常並且沒有犯過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選權；（2）議會每年改選一次；（3）議會議員支薪，使沒有財產的人也能夠當代表；（4）為了消除資產階級方面的賄買和恐嚇，選舉採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設立平等的選區以保證平等的代表權；（6）取消純屬形式的300英鎊地產的代表資格限制，使每個選民都同樣有被選舉權。這六條只涉及下院的組織，初看起來都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卻足以把英國的憲法連同女王和上院徹底毀掉。憲法中的所謂君主和貴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夠存在下來，無非因為資產階級樂於留著它們擺擺樣子；這兩種成分在今天本來也只是擺擺樣子罷了。但是，如果下院擁有全國輿論的支持，如果它不只是表現資產階級的意志，而且表現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會把一切權力完全攫為己有，使君主和貴族失掉他們頭上最後的一絲聖光。英國工人既不尊敬那些勳爵，也不尊敬女王，可是，資產階級雖然事實上也很少考慮勳爵和女王的意見，但對他們個人卻敬之如神。英國的憲章主義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義者，雖然他們從來不用或極少用這個字眼；他們同情各國的共和黨，但更喜歡稱自己為民主主義者。他們並不僅僅是普通的共和主義者；他們的民主主義也不僅僅限於政治方面。 誠然，憲章主義從1835年一產生的時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傳播，但那時它還沒有和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劃清界限。工人的激進主義是和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攜手並進的。憲章曾是他們的共同的口號，他們每年共同舉行「國民公會」，看起來就好像組成了一個黨。那時，小資產階級正對改革法案的結果和1837-1839年的商業停滯感到失望，好戰和好殺的情緒高漲，所以憲章主義者的激烈鼓動很合他們的心意。這種鼓動激烈到什麼程度，在德國是無論如何想像不出來的。憲章主義者號召人民武裝起來，甚至號召他們起義。人們製造了長矛，就像從前法國革命時代一樣。1838年，一個叫做斯提芬斯的美以美教派的傳教士參加了這一運動，他對曼徹斯特的居民講了這樣的話： 「不要害怕政府的勢力，不要害怕你們的壓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炮；你們手裡的工具比這一切都更有力量，這是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對付的一種武器。這種武器是十歲的孩子也會用的。只要拿幾根火柴和一把澆上松香的乾草就夠了！我倒要看看，如果人們勇敢地用起這種武器來，政府和它的幾十萬士兵對它究竟有什麼辦法！」［註：我們已經看到，這些話對工人起了什麼影響。——恩格斯原注］ 但同時，工人的憲章主義所特有的社會性質在那時就已經顯露出來了。這位斯提芬斯在我們已經提到過的曼徹斯特的「聖山」克薩爾－摩爾舉行的20萬人的大會上又講了下面的話： 「朋友們，憲章主義並不是為你們爭得選舉權等等的政治問題，憲章主義是飯碗問題；憲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工資高，工作日短。」 因此，反對新的濟貧法和爭取十小時法案的運動在那時已經和憲章運動有了極其密切的聯繫。那時每次的群眾大會上都有托利黨人奧斯特勒發表演說，而且除了在北明翰通過的要求實現人民憲章的國民請願書，還提出了幾百份關於改善工人的社會狀況的請願書。1839年，鼓動還是和以前一樣活躍地繼續下去，在年底鼓動開始鬆懈下去的時候，巴賽、泰勒和弗羅斯特就急忙同時在英國北部、約克郡和威爾斯組織一次起義。由於弗羅斯特的計劃被人告密，他不得不過早地發動起義，結果就遭到了失敗。北方的起義組織者知道了弗羅斯特的企圖已經失敗，就及時地退卻了。兩個月以後，在1840年1月，約克郡發生了幾次所謂警察叛亂（spy－outbreaks）[指設菲爾德、布萊得弗德及其他城市中由奸細所挑起的憲章派和警察的衝突。這些衝突使這一運動的許多領袖和參加者被捕。]——例如在設菲爾德和布萊得弗德，——後來，激昂的情緒就漸漸平息下去。這時，資產階級急忙抓住一個更實際的對自己更有利的計劃，這就是廢除穀物法。在曼徹斯特成立了反穀物法協會，協會的產生削弱了激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聯繫。工人很快就明白，廢除穀物法對他們好處很少，而對資產階級卻很有利，所以資產階級的這一計劃沒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842年的危機爆發了。鼓動又像1839年那樣活躍起來。但是這一次富有的工業資產階級也參加了鼓動，因為他們在這次危機中受到了很大的損失。由曼徹斯特廠主所組成的、現在叫做反穀物法同盟的團體具有一種非常激進的戰鬥的性質。這個同盟的報刊和宣傳員開始用毫不掩飾的革命的語言說話，其原因之一就是保守黨從1841年起掌握了政權。像過去的憲章主義者一樣，同盟現在也開始公開地號召起義，而在危機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不是沒有行動的，這一年的國民請願書上有350萬人簽名就證明了這一點。總之，如果說這兩個激進的政黨過去曾經有些疏遠；那末它們現在又重新聯合起來了。1842年2月15日，自由黨人和憲章主義者在曼徹斯特舉行的聯席會議上起草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廢除穀物法和實施憲章；第二天兩個黨都通過了這份請願書。春天和夏天是在熱烈的鼓動和日益嚴重的貧困中過去的。資產階級決心利用危機及其所引起的貧困和普遍的激憤情緒來達到廢除穀物法的目的。由於這一次執政的是托利黨人，資產階級就幾乎拋棄了他們所珍惜的守法的習慣；他們要革命，但是要假手於工人。資產階級想叫工人為他們火中取栗，讓工人為了他們的利益而燒壞自己的手指。到處都重新談起早在1839年就由憲章主義者提出的「神聖月」，即工人總罷工的口號；但是這一次不是工人要罷工，而是廠主想關閉自己的工廠，把工人送到鄉下，送到貴族的領地上去，他們想用這種方法迫使托利黨的議會和政府取消穀物稅。這自然要引起起義，但是資產階級卻站在幕後，可以安安穩穩地坐享其成，萬一失敗了也不會危及自己。7月底，市場情況開始有些好轉；事情不能再拖延了，為了不錯過時機，在市面日漸好轉的時候（參看7月底和8月初曼徹斯特和利茲的商業報告）斯泰里布雷芝有三家公司突然降低了工資；至於是它們自己要這樣做，還是和其他廠主，特別是和同盟議定要這樣做，我不能斷定。但是，兩家公司不久就讓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貝利兄弟公司卻堅持下去；它向訴苦的工人說，如果他們不喜歡這種辦法，那末也許他們最好是去溜躂一個時期。這種譏諷的口吻使得工人大嘩，紛紛離開工廠，他們跑遍全城，號召所有的工人罷工。過了幾小時，所有的工廠都停工了，工人結隊到莫特蘭－摩爾去舉行群眾大會。這是8月5日的事。8月8日，他們有5000人出發到埃士頓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廠和煤礦都停了工，並且在各處舉行了群眾大會，但是大會上談的不是資產階級所希望的廢除穀物法，而是「做夠一天工，給夠一天錢」（《a　fair　day’s　wages　for　a　fair　day’s　work》）。8月9日，他們向曼徹斯特進發，由於地方當局都是自由黨人，他們沒有遇到當局的任何阻礙就進了城，並且使那裡的一切工廠都停了工。8月11日，他們抵達斯托克波爾特，在這裡，當他們襲擊資產階級的寵兒——習藝所時，才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波爾頓發生了總罷工和騷動，當局同樣沒有阻攔；不久起義就擴展到所有的工業區，除了收割莊稼和製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來了。但是起義的工人也很鎮靜。他們並不是自己願意起義，而是被別人拖進去的；除了曼徹斯特的托利黨人柏里一個人，廠主們都一反自己的慣例，沒有反對罷工。事情開始了，但是工人自己並沒有明確的目的。固然，在不願意為了廠主要達到廢除穀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槍彈這一點上，他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實施人民憲章，另一些人卻認為這未免為時過早，只要求恢復1840年的工資標準。整個起義就由於這些原因而失敗了。假如它一開始就是自覺的有組織的工人起義，那末它無疑地是會獲得勝利的。但是，不是自願而是被僱主趕到街上來的群眾，既沒有任何明確的目的，就什麼事也做不出來。同時，在履行2月15日的盟約方面連手指都沒有動一下的資產階級很快就明白了，工人並不願意充當他們手中的工具，他們離開「合法」途徑後的矛盾行為對他們本身是一種危險；明白了這一點以後，資產階級又回到守法的立場，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對那些由他們煽動起來又被他們逼著起義的工人。資產階級和自己的奴僕一起當了特別警察——在曼徹斯特，德國商人也參加進來，他們手裡拿著粗棍子，嘴裡銜著雪茄菸，完全多餘地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揚威地踱來踱去；在普累斯頓，資產階級曾下令向人民開槍，於是這個自發的人民起義就突然既面對著政府的武裝力量，又面對著整個有產階級。本來就沒有任何明確目的的工人就逐漸散去，起義結束了，並沒有造成什麼嚴重的後果。此後，資產階級還幹了許多別的卑鄙勾當；他們表示厭惡人民的暴力行動，企圖這樣來為自己辯護。這和他們在春天所說的革命的話是很不協調的。他們把全部的罪過都推給憲章派的「煽動者」等等，雖然他們在挑起起義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憲章派多得多。他們極端厚顏無恥地重新站到承認法律神聖的先前的立場上去了。憲章派幾乎完全沒有參加起義的準備工作，他們只是做了資產階級準備要做的事情，即利用已形成的局勢罷了，可是他們卻受到法庭審判，並被判了罪，而資產階級卻一無所失，在停工時期他們倒賣掉了存貨，獲得了利益。 這次起義的結果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斷然決裂。憲章主義者在過去也根本沒有隱瞞他們要用一切手段來實施他們的憲章：甚至不惜採取革命手段。資產階級現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變革對他們都是多麼地危險，他們不願意再聽到什麼「物質力量」，他們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好像這和物質力量的直接或間接的威脅是兩回事似的）。這是一個爭論點，但是後來這個爭論點由憲章派（他們和自由資產階級一樣地值得信任）所說的話消除了，他們說他們也不訴諸物質力量了。第二個爭論點，也是最重要的並且是使憲章主義恰好成為真正的憲章主義的爭論點，就是穀物法問題。關心廢除穀物法的是激進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因此，以前的憲章派就分裂成兩派，兩派的政治原則在口頭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實上卻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1843年1月的北明翰國民公會上，激進資產階級的代表斯特治提議把憲章這一名稱從憲章協會的章程中刪去，理由是在起義後這一名稱使人聯想到暴力革命行動。但是這一聯繫已經存在了好幾年，而斯特治先生過去並沒有認為必須加以反對。工人們不願放棄這個名稱，在表決這個問題時斯特治失敗了。這時，這位忽然變為忠臣良民的教友派信徒就帶了少數人退出會場，組織了一個由激進資產階級組成的「爭取完全選舉權協會」。這個資產者，不久前的雅各賓黨人，忽然對這種聯想感到如此討厭，甚至連普選權（universal　suffrage）這個名稱也用另一個令人發笑的名稱——完全選舉權（complete　suffrega）來代替了！工人們嘲笑了他，仍然沉著地繼續走自己的路。 從這時起，憲章主義就成為沒有任何資產階級分子參加的純粹的工人運動了。曾經要求過「完全」選舉權的「每周快訊」、「每周紀事報」、「觀察家」等等報刊都逐漸陷入一種和其他自由派報紙同樣無精打彩的狀況，它們擁護貿易自由，攻擊十小時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一般說來，它們很少有什麼激進主義的表現了。激進資產階級在一切衝突中都站在自由黨人方面反對憲章派，把自己的注意力的中心放在穀物法問題上，而這個問題對英國人說來不過是自由競爭的問題而已。因此，激進資產階級已完全處於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他們現在所扮演的是一個極其可憐的角色。 但是憲章派的工人卻加倍積極地參加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一切戰鬥。自由競爭已經把工人弄得痛苦不堪，引起他們的痛恨；自由競爭的擁護者資產者就是工人的死敵。完全的競爭自由只會使工人遭殃。工人以往所提出來的一切要求——十小時法案、保護工人不受資本家的迫害、工資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證、廢除新的濟貧法，所有這些要求至少和「六條」一樣，都是憲章主義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直接反對自由競爭和貿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想知道什麼是自由競爭、貿易自由、廢除穀物法；他們對廢除穀物法這個要求至少是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而且對它的擁護者卻極端憤恨，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整個英國資產階級卻無論如何不能理解這一點。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憲章主義和激進主義發生了分歧，而資產者的理智卻不能了解這一點，因為他們不能了解無產階級。 憲章主義的民主和過去一切資產階級政治上的民主的區別也就在這裡。憲章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性的現象。最多只能促使憲法做某些修改的「六條」，在激進資產者看來已經是萬事俱備，但它對無產者來說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已。「政治權力是我們的手段，社會幸福是我們的目的」，這就是憲章主義者現在明確地喊出的口號。傳教士斯提芬斯所說的關於「飯碗問題」的話，在1838年只是對一部分憲章主義者才是真理，但是在1845年對一切憲章主義者都是真理了。憲章主義者中間再也沒有純粹的政客了。誠然，他們的社會主義還處在萌芽狀態中，直到現在他們還認為，因工業發展而已經過時的那種把土地分為小塊份地的辦法（即allotment－system，關於此種辦法請參看「導言」）是消滅貧窮的主要方法，他們在實踐方面的大多數建議（保護工人利益的措施等等）就外表看來一般地都帶有反動性質。但是，一方面，他們所提出來的措施本身不是受不住競爭的打擊（這樣，以前的情況就會恢復起來），就是要消滅競爭本身；另一方面，憲章主義目前的曖昧狀況和它脫離純粹政治黨派的傾向，必然會使它那些由其社會本質所決定的特徵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憲章主義和社會主義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下一次危機到來的時候。這次危機必然緊跟在目前工業和商業中的繁榮後面，最晚在1847年爆發［註：預言準確地實現了。——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但是也許會在明年爆發。這次危機將比過去歷次危機劇烈和尖銳得多，它將迫使工人更多地從社會方面而不是從政治方面去尋找擺脫窮困的出路。工人要爭取實施自己的憲章，這是用不著說的，但是到那時他們將要弄清楚許多事情，這些事情是他們通過憲章就能做到而他們現在還不很清楚的。 同時，社會主義的宣傳也在繼續進行。在這裡，我們談英國的社會主義只是就它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如何而言。英國的社會主義者要求以建立兩三千人（這些人都從事工業和農業，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接受同樣的教育）的「國內移民區」的方法來逐漸實行財產公有。英國社會主義者要求：為離婚提供便利條件；建立合理的政府，使人們有充分發表意見的自由；取消刑罰，給犯人以合理的待遇。這就是他們在實踐方面的建議；他們的理論原則並不使我們感到興趣。英國社會主義的創始者是廠主歐文。所以他的社會主義雖然在實質上要超越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極寬容的態度對待資產階級，同時在許多方面都對無產階級很不公道。社會主義者十分馴順溫和；不管現存的制度如何壞，他們還是承認它，因為他們除爭取社會輿論外，對改變現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徑是一概否定的。然而他們的原則又這麼抽象，如果他們的原則保持現在的形式，他們是永遠也不能爭得社會輿論的。此外，社會主義者還經常抱怨下層階級道德墮落，他們看不見社會制度的這種瓦解中的進步成分，看不見只會追求私利的偽善的有產階級更嚴重的道德墮落。他們不承認歷史的發展，所以他們打算一下子就把國家置於共產主義的境界，而不是進一步開展政治鬥爭以達到國家自行消滅［sich　selbst　aufl?st］的目的［註：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譯本中，這句話的後半句改為：「而不是通過國家的合乎規律的進一步的政治發展，直到這一過渡成為可能的和必然的。」——編者注］。他們固然了解工人為什麼痛恨資產者，但是，他們認為這個唯一能夠引導工人前進的憤怒並沒有什麼用處，並宣揚對英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更加沒有什麼用處的慈善和博愛。他們只承認心理的發展，只承認和過去毫無聯繫的抽象的人的發展。可是整個世界，包括每一個單獨的人在內，都是從過去成長起來的。所以他們太學究氣、太形上學了，他們是做不出什麼大事來的。他們之中一部分人是來自工人階級的，但是工人階級中傾向於他們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雖然這一部分人是最有教養的和最堅強的。社會主義在其現有的形式下決不能成為工人階級的公共財產，因此，它必須降低自己的水平，暫時回到憲章主義的觀點上來。但是，經過憲章運動的考驗並清除了資產階級成分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現在已經在許多社會主義者和憲章運動的領袖（他們幾乎全是社會主義者［註：自然是廣義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狹義的歐文主義者。——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那裡形成起來，它很快就會在英國人民的歷史發展中起突出的作用。比法國共產主義的基礎寬廣得多、但是在發展［註：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譯本中，「發展」一詞前有「理論上的」字樣。——編者注］方面卻落後於法國共產主義的英國社會主義，應當暫時回到法國的觀點上來，以便將來再超過它。固然，到那時法國人也會更加向前發展了。社會主義同時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堅定不移的表現，這種表現是這樣地堅決，使那些不自覺地純粹為了實際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也往往被這種尖銳性所嚇退。但是在這裡，也是窮困將迫使工人拋棄信仰，他們會愈來愈相信，這種信仰只能使他們俯首帖耳地聽從自己命運的支配，順從地聽任有產階級榨取他們的脂膏。 這樣，我們看到工人運動分裂為兩個派別，一派是憲章主義者，一派是社會主義者。憲章主義者比較落後，比較不開展，但他們是真正的道地的無產者，是無產階級的代表。社會主義者看得遠得多，提出消滅窮困的實際辦法，但他們來自資產階級，因此不能和工人階級融合在一起。社會主義和憲章主義的合流，法國共產主義在英國條件下的重現，——這必然是最近的將來就要發生的，而且已經部分地發生了。只有在實現了這一點以後，工人階級才會真正成為英國的統治者；那時，政治和社會的發展也將向前推進，這種發展將有利於這個新生的政黨，促使憲章主義的繼續發展。 這些時合時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別——工會會員、憲章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自己出經費創辦了許多學校和閱覽室來提高工人的知識水平。這些設施在每個社會主義的組織里和幾乎每個憲章主義的組織里都有，而且在許多單個的工會裡也有。在這裡，孩子們受到純粹無產階級的教育，擺脫了資產階級的一切影響，閱覽室里也只有或幾乎只有無產階級的書刊。資產階級認為這種設施是很危險的，他們已經在某些設施中，即在「技術學校」（《Mechan－ics』　Institutions》）[Mechanics』　Institutions是一種夜校，工人們在那裡可以學到一些普通科目和技術科目的知識；在英國，這種學校最初在格拉斯哥（1823年）和倫敦（1824年）出現。19世紀40年代初，這種學校有二百多個，大都在郎卡郡和約克郡的工廠城市中。資產階級利用這些學校來訓練工業所必需的熟練工人，並使這些工人受他們支配。]裡面消除了無產階級的影響，並把它們變成在工人中間傳播對資產階級有利的科學知識的機構。在這裡講授著自然科學，而這些研究能使工人脫離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或許還能促使他們中的某一個人去從事增加資產階級收入的發明。可是研究自然界目前對於工人本身是毫無用處的，因為在他居住的大城市裡，在工作日很長的情況下，他是永遠看不到大自然的。這裡還進行以自由競爭為偶像的政治經濟學的說教；工人從這門科學中只能得出一個唯一的結論：對他說來，最明智之舉莫過於默默地馴服地餓死。這裡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順從統治階級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這裡聽到的只是勸他唯唯諾諾、任人擺布和聽天由命的說教。工人群眾自然不願意和這些學校打交道，他們都到無產階級的閱覽室里去閱讀，並討論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關係的問題。於是自滿自足的資產階級就說他們的Dixi　et　salvavi［註：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n——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編者注］，並且輕蔑地把頭一扭，避開了這個「寧願聽惡意的煽動者狂暴的叫喊而不願接受踏踏實實的教育」的階級。但是工人也是重視「踏踏實實的教育」的，只要它裡面不摻雜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的智謀。這一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在無產階級的、特別是社會主義者的學校或閱覽室里經常舉行關於自然科學、美學和政治經濟學問題的講演會，而且聽眾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著襤褸不堪的粗布夾克的工人，他們顯示出自己對地質學、天文學及其他學科的知識比某些有教養的德國資產者還要多。閱讀最新的哲學、政治和詩歌方面最傑出的著作的幾乎完全是工人，這一事實特別表明了英國無產階級在取得獨立的教育方面已經有了多麼大的成就。資產者是現存的社會制度以及和這個制度聯繫在一起的各種偏見的奴隸；他膽怯地避開和千方百計地排斥真正標誌著進步的一切；無產者卻眼睛雪亮地正視這一切，高高興興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們。在這方面，社會主義者為了教育無產階級曾經做過不少事情，他們翻譯了法國唯物主義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狄德羅等人的著作，並且用普及本把這些翻譯作品和英國作家最優秀的著作一道加以傳播。施特勞斯的「耶穌傳」和蒲魯東的「什麼是財產」也僅僅是在無產者中間流行。雪萊，天才的預言家雪萊和滿腔熱情的、辛辣地諷刺現社會的拜倫，他們的讀者大多數也是工人；資產者所讀的只是經過閹割並使之適合於今天的偽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謂「家庭版」。當代最大的兩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別是後者的著作，也幾乎只是無產階級的財富。即使激進資產階級中有邊沁的信徒，那也只有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者才能越過邊沁，邁步前進。無產階級在這個基礎上創造了自己的書刊，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冊子，就內容來說，遠勝於資產階級的一切書刊。這個問題我們以後再談。 還必須指出一點。構成工人運動的核心的是工廠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紡織工人。郎卡郡，特別是曼徹斯特，是最堅強的工會的所在地，是憲章運動的中心，是社會主義者最多的地方。工廠制度滲入某個勞動部門愈深，這個部門的工人卷到運動中去的也愈多；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愈尖銳，工人中的無產階級意識也愈發展，愈明朗化。北明翰的小師傅雖然也吃夠危機的苦頭，但他們還是處於無產階級的憲章主義和小商人的激進主義之間的不幸的中間地位。一般說來，所有的產業工人都被卷到反對資本和資產階級的各種鬥爭中去了。他們都一致同意，他們是《working　men》〔「工人」〕——這是他們引以自豪的並且是憲章主義者各種會議上的普通的稱呼，——他們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則、有自己的世界觀的獨立的階級，是和一切有產階級相對立的階級，同時也是國家力量所系並能推動國家向前發展的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