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防衛 · 前言
一場大戰之後，交戰雙方都陷入精疲力竭。顯然，那句古老格言「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去準備戰爭」已是謬誤。然而，對未來戰爭的可能性視而不見，亦是愚蠢。我提出了一句新的格言：「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去弄懂戰爭。」我希望，這句格言有助於下一代避免我們這代人所遭受的那種毫無價值的毀滅。
戰後歲月里，我以科學地研究戰爭來踐行自己這句格言。這樣，就有可能找到避免又一場軍備競賽的道路，或至少在又一場軍備競賽到來之時，可確保我們有足夠堅實的立足點，防止局勢墜入戰爭。有一點已經很清楚：不是軍力數量，而是技術效能，才是最好的安全保障。
我的研究成果以書面形式提交，主要呈交給那些專門關注安全問題的圈子。它們有助於定性式裁軍原則的產生，這個原則幾乎可以阻止重整軍備競賽，如果人們接受它迅速一點，就可能已經成功了。對於我們軍力適應新的條件而言，我的研究成果也發揮了一些作用，儘管在任何改革建議的提出與落實之間，多半會有數年時間的空耗。
因此，大約一年半前，由於新任陸軍大臣的進取精神和開放心態，我得到了一個機會，能夠較為直接地對我們防守的現代化有所貢獻。許多改革已準備就緒，但抵近觀察，有一點逐漸變得明顯：這個過程的進展不夠快，趕不上危險的增長速度。在各方面的遲緩中，英國地面防空的建設尤其緩慢，這是最為危險的。
國際局勢頗為緊張，導致了去年9月的危機(1)。在這場危機中，我們防禦準備的不足和無效，暴露在公眾和全世界面前。然而，這並沒有導致邁出足夠快或足夠大的步伐以趕上形勢。尤為兇險的是：人們仍在忽略一些正在損害我們戰略立場的因素。在戰鬥開始之前，現代戰爭的輸贏可能就已經確定了。
一個基本的戰略真理就是：首先要有一個安全的基地。將這個真理不僅應用於我們的防禦政策，而且應用於我們的外交政策，這才是明智的。對於一個科學研究者而言，我們防禦準備的不足中，最為嚴峻的就是：就確保一個安全的道德基礎而言，人們往往低估其重要性。對於年輕一代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他們必然是未來的主力軍。要讓他們全心全意服務，就必須給他們一個理由，一個值得他們去服務和犧牲的理由。對於他們來說，較之物質利益，自由和正義的理想更起作用。對於某些民族來說，「保命」的本能用於戰爭可能就足夠了，我們的民族則是為道義而戰時最為勇敢。
還有一點也要想清楚，這一點至關重要：在我們的外交政策中，過於聰明的想法太多，我們面對軍事局勢的態度受此支配。處理這些問題，我們不僅要讓我們的結論符合我們的利益，而且要有科學家的精神和科學家的方法，而科學家的基本興趣是揭示真相。
我抵近觀察各種事態的時間越長，就越能得出一個結論：我們的大部分錯誤和麻煩，不是來自判斷上的自然失誤，而是來自習慣——各方面的習慣，習慣於在我們所知的真實之外少說一些東西，或者是多說一些東西。無論是輕視還是誇張，對簡單的事實進行扭曲，這幾乎是普遍的做法。之所以這樣做，是基於黨派、階級或職業的利益。歸根到底，這種所謂的忠誠，常常是自我利益。我們總是去「找到理由」，而不是找到真相。比起成為科學探究者的艱辛努力來，我們更喜歡扮演辯護律師或控方的角色，這要容易得多，也流行得多。
如同我在政府和公共管理領域觀察到的那樣，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基於原本可以避免的無知和干擾偏見來決策，而且從未間斷。
自由的最高境界就是擺脫偏見，這聽起來可能只是消極的美德。我同意，它的確消極，但並不「只是」消極。人們公認：一個問題，無論是數學問題還是軍事問題，常常有多種解答方式，這些解答方式中任何一個都可能給出一個正確答案。然而，如果我們陷入某些錯誤之中，答案就永遠不會正確。處理人生的那些普遍問題，也是如此，避免錯誤是確保進步的唯一可靠之路。這種避免錯誤的「消極」，鋪就了「積極」之路。這就是間接法的哲學原理的一部分，我們的人生經驗無數次地證明著它。
如同我們全都知道的那樣，真相併不容易獲取，但接近真相的最好機會，就是始終注意去避免虛假。這是人類學得很慢的一課，然而，這一課卻深深地刻在整個歷史過程之中。
如果我們以前用較為科學的態度處理問題，我們本沒有理由憂慮於我們的軍備狀態，我們也可以做到並不這樣需要它。態度優先於武器，從任何一種意義上講都是如此。
兩個世紀前，一位中國政治家曾國藩曾對這個基本真理作過闡述，他政治上的一個學生李鴻章對此作了記載。感謝W.麥基奇尼上校讓我注意到了下面這段文字：
「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指示之力。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的。老師見面之後，不待開口，就先向我問話道：
『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的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小有錯誤，即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我道：『門生只是為此，特來求教。』
老師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
我道：『門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老師乃以五指捋須，良久不語。徐徐啟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我想不對，這話老師一定不以為然，急忙改口曰：
『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請老師指教。』
他又捋須不已，久久始以目視我曰：
『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站得住的。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
我碰了這釘子，受了這一番教訓，臉上著實下不去。然回心細想，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我心中頓然有了把握，急忙應聲曰：
『是是，門生准遵奉老師訓示辦理。』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只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收大效的時候。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師的學問經濟，如何能如此一語破的呢？」(2)
對真相關注不足，由此而來的所有問題，就導致了我們今天這種局勢。隨著麻煩的增加，導致麻煩的原因也隨之增長。我們越是接近於戰爭，就越難以顯示準確判斷局勢所必需的事實，甚至難以去發現它們。如果戰爭到來，那些審查和宣傳的要求必定大行其道。戰爭與真相在根本上就不能相容，所以，提供真相的時間就很短。
目前本書中可以看到的缺陷，有一些與時間因素有關，與本書原來構思的一些部分有關，其中對民防問題的詳細研究尚未完成。同樣，在本書寫作過程中，事態發展的步伐迫使作者對書的結構作了改變。然而，儘管有著這些困難條件帶來的限制，我還是努力去遵循曾國藩那一個字的原則——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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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國在慕尼黑舉行會議，簽訂《慕尼黑協定》。協定規定：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和與奧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區割讓給德國，捷方於10天之內從上述地區撤退完畢，英法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邊界安全給予國際保證。《慕尼黑協定》是綏靖政策達到頂峰的標誌。——譯者注
(2) 這段文字見吳永：《庚子西狩叢談》。——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