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境 · 清談與析理

被後世詬病的魏晉人的清談，本是產生於探求玄理的動機。王導稱之為「共談析理」。嵇康《琴賦》里說：「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析理」須有邏輯的頭腦，理智的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熱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這樣一個人物。(1)何晏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弼），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際矣。」「論天人之際」，當是魏晉人「共談析理」的最後目標。《世說》又載： 殷浩、謝安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萬屬形，萬形來入眼否？」 是則由「論天人之際」的形上學的探討注意到知識論了。 當時一般哲學空氣極為濃厚，熱中功名的鐘會也急急地要把他的哲學著作求嵇康的鑑賞，情形可笑：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但是古代哲理探討的進步，多由於座談辯難。柏拉圖的全部哲學思想用座談對話的體裁寫出來。蘇格拉底把哲學帶到街頭，他的街頭論道是西洋哲學史中最有生氣的一頁。印度古代哲學的辯爭尤非常激烈。孔子的真正人格和思想也只表現在《論語》里。魏晉的思想家在清談辯難中顯出他們活潑飛躍的析理的興趣和思辨的精神。《世說》載：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威望。時談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仆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座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座所不及。 當時人辯論名理，不僅是「理致甚微」，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可惜當時沒有一位文學天才把重要的清談辯難詳細記錄下來，否則中國哲學史里將會有可以比美《柏拉圖對話集》的作品。 我們讀《世說》下面這段記載，可以想像當時談理時的風度和內容的精彩。 支道林、許（詢）、謝（安）盛徳，共集王（濛）家。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既時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座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復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座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謝安在清談上也表現出他領袖人群的氣度。晉人的藝術氣質使「共談析理」也成了一種藝術創作。 支道林、許詢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座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但支道林並不忘這種辯論應該是「求理中之淡」。《世說》載： 許詢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更相復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以？」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可見「共談析理」才是清談真正目的，我們最後再欣賞這求真愛美的時代里一個「共談析理」的藝術傑作：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確幾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大化流衍，一息不停，方以為「至」，倏焉己「去」，雲「至」雲「去」，都是名言所執。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而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孔子川上之嘆，桓溫搖落之悲，衛玠的「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王孝伯嘆賞於古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晉人這種宇宙意識和生命情調，已由樂廣把它概括在辭約而旨達的「析理」中了。 （《學識》創刊號，1947年5月） ———————————————————— (1) 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三國志·鍾會傳》裴松之注）。按：王弼此言極精，他是老、莊學派中富有積極精神的人。一個積極的文化價值與人生價值的境界可以由此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