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 · 二十二
行李裝不下那頂大斗笠，她得戴著，可是斗笠四周披著藍布，會阻擋視線。末了她把色彩俗麗的圓頂車輪掛在背上，空出手來提行李。同行的俄國男生幫每個人叫了黃包車，她坐在座位上，行李擺在腳下，雙手抱著。極大的喜悅四平八穩坐在她心裡，滿漲到她的眉毛上。帶著上班的人視而不見的眼睛，她看著香港在明亮炎熱的早晨匆匆掠過。大學的長圍牆爬滿了九重葛。乳黃色灰泥石階牆上又加了一排排綠釉小柱，約摸一尺高。十字路口的一棵大樹垂著粉紅色花朵，蝴蝶般輕盈。碎石路在山與海之間往下流動，海那一邊下沉的屋頂豎滿了洗衣柱，一頭棲在街道上。她不覺得這是最後一眼。小時候離開天津也只覺是到別的地方去，而不是離開一個地方。
碼頭不許挑夫做生意。她加了襯墊的胸部與小腹將棉旗袍撐了起來，下擺拉到膝蓋上，像觀光客誤打誤撞闖進了戰爭中。到了設路障的碼頭，八個人取出文件給哨兵檢查，魚貫而入。碼頭上只有他們八個人。唯有一艘船，昂著頭，靠碼頭很近，既小又舊，漆著日本名。
「等一下來找你。」比比說，同寶拉與葉先生、俄國男生拖著行李與帆布袋走上短短的舷梯，進了船下方的艙門。
日本兵伸手要琵琶的船票，看了一眼，揮手要她走另一頭。她拖著行李，顛簸著上船。看守另一個艙口的日本兵拿來福槍指著行李，她蹲下來，打開讓他看，隨後拖著行李上了寬舷梯，梯子斜角搭著船，有整艘船那麼高。不見別人上來。她一個人奮力拖著行李往上走，腳下的環鏈舷梯好軟，世界仿佛滑開去，像山崩了，乾燥的淡褐色大地鬆脫侵蝕了去。她不敢朝下看船隻與碼頭間的深谷。失足了，日本兵絕不會跳下水去救她。
頂層一個人也沒有。她從一扇窗望進去，是食堂。長桌中央擺了玻璃花瓶，桌子鋪著白色桌巾，西式的。一定是頭等艙。她不能拖著行李找二等艙。總該有個茶房吧？
她正徘徊不決，一群人繞了過來。一看就知是日本人在巡視，隊形緊密，深色西裝，高矮劃一，比到醫院巡視的人數多，神情不那麼嚴肅，但同樣地生氣勃勃。通道變窄了，他們改成縱隊，讓一個有金色穗帶的船長越眾而出引路。船長背後竟是張夫人，印花絲旗袍，白色蕾絲手套，高跟鞋，張先生在她後面，夏季西裝，墨鏡，拿著手杖。兩人同時看見琵琶。
「噯。」張夫人笑著哼了一聲。
「噯，你好啊。」張先生道，「真想不到。」
「我真高興。」琵琶道。
「想不到會同船。」張夫人道。
「票很難買。」他道。
「是啊，我費了好大的工夫。」琵琶道。
「你怎麼買到的？」他問道。
她遲疑片刻，太得意不願一語帶過，當著這麼多日本人卻又連提都不能提。「是主持我們那地方的人幫忙買的。」末了，她含糊漫應道。
「運氣真好。」張夫人道。
琵琶後退壓著闌干讓另一個中國女人過去，她也同張夫人一樣盛裝打扮，年輕些，個頭大，倒也漂亮，看得並不真切。可是女人後面的中國男人卻讓她仔細地看了一眼。他高個子，灰色西裝纖塵不染，不知怎地卻像是借來的。臉上沒有血色，白淨的方臉，一對杏眼，八字鬍不齊整，謙讓似的側身而行，仿佛生怕被人碰到。還有三個日本人隨行，頂巴結的模樣。
他走過之後，張夫人悄聲對琵琶說：「那是梅蘭芳。」
「真的？」
琵琶真不敢相信竟然與梅蘭芳博士同船，他可是有口皆碑，當代最漂亮的中國人，到美國巡迴演出京劇之後，加州大學還贈他榮譽學位。反串旦角的名伶與外交家都被日本人押送回上海，他們在上海的名氣可以讓日本人好好利用。同梅蘭芳一起的女人是他的姨太太，滿洲人，結婚前也是京戲演員。
「我認不出來。」她低聲道，「留著鬍子。」
「噯。」張夫人忙笑道。
看來鬍子這事是不能提的。琵琶想起來了，他蓄鬚明志，退出菊壇。從還留著鬍子來看，他還沒投降。日本人對張先生似乎也還客氣。他們實在不該站在這說話，雖然那些日本人還在後頭，並未露出不耐的神色，只是靠著闌干，望著海輕聲交談。
「你的房間在哪？」張先生委婉地說，省得提到三等艙。
「不知道，是二等艙。」
「二等艙？」張先生太驚訝，忘了該婉轉，「二等艙的船票買不到。」
琵琶笑笑，「我知道。」
他犀利地瞧了她一眼，將她的大海灘帽，緊繃的衣服，突起的胸腹盡收眼底。琵琶注意到了，突然明白張夫人怎麼會望著她的臉眼睛卻不對焦，就跟她儘量不去看蓮葉的大肚子一樣。她跟他們一樣地震恐，同時又想笑。
張先生微一鞠躬告退，登時生分起來，臉上因恐懼而僵硬。不管她的日本朋友是高階低階，偉大渺小，蜜蜂一螫都是有毒的。
「上海見。」琵琶說。到了上海他們就會知道她是怎麼拿到船票的。親戚總會知道。
「再見了。」張夫人氣惱地說，走在先生前面。
他露出一抹溫和圓滑的笑，點了點頭，搭拉著眼皮看著地下，頓時像極了一般的中國老人，而不是自美歸國的留學生，有三十年的外交經歷。他跟著太太進了舷門。後面的日本人聚攏來，擋住了視線。
二等艙整個是個大房間，部份高起，鋪著塌塌米。坐在塌塌米上的人是上海人，聽見謍謍的談話聲就像已經回到了家。不習慣抬著腿坐，每個都是襪底朝著人。最近的兩個女人像富家太太，比做先生的更公然打量她，判不出她的斤兩。是她那頂詭誕的帽子。她把帽子摘了。上海口音與絕對會有的野餐籃網袋裝著熱水瓶，使她大大地放下了心。就缺瓜子了，整個就會像是坐火車到杭州旅遊。腳下的塌塌米震了震。一波喜悅與鬆懈的浪潮沖刷過艙房。上路了。
琵琶正納罕該不該到上層去找他們，能不能上得去，比比找來了。
「這裡真熱。」比比道，四下環顧。
「下面怎麼樣？」
「恐怖嚜，出去吧。」
「我的東西留在裡頭好麼？」
「不要緊。你的頭髮不熱？我要扎辮子。」
她把自己的頭髮紮成辮子，還有琵琶的。兩人上甲板閒步亂走。南中國海與當初兩人一同來香港時一樣湛藍。歸程的海讓琵琶更覺得小而溫暖。兩人輪流坐在金屬樁上歇腳，看著來來去去的乘客。不看見一個頭等艙與二等艙的客人。塌塌米上的婦女也不看見。忙著看顧自己的東西，或許是在躲日本人？船上有日軍，琵琶看不出是不是同一個人特為搖搖擺擺地走動，反正都穿著寬鬆的卡其袴與馬靴。中國人放棄新鮮空氣也不覺可惜，留在艙里看守女人行李。有點像是上了賊船。
「比比！吃飯了！」塔瑪拉從艙門口朝下喊。
琵琶也進去吃飯。八個人的中式午餐在塌塌米上零星散開，她也因陋就簡，彆扭地拉攏開衩旗袍，安置膝蓋。菜色表現出日本人的節儉，只有鹹菜與清清如水的湯，飯倒是多，煮得很硬。不聽見有人抱怨，人人都預備著吃苦。那兩對夫妻熟了起來。翁先生翁太太年紀較大，也較富有。翁先生一張黃褐色大臉，要人似的屈著身，同有錢人一樣一舉一動小心謹慎，不出風頭。翁太太細瘦，長發挽個髻。年青的余太太透著男孩子的漂亮，一雙圓圓的黑眼像小鳥。飯後不久她回艙房來同先生道：
「有炒年糕。」
「在哪兒？」他問道，燈籠下巴鬆軟軟地垂著。
「船尾。」
「多少？」他低聲道，一半胳膊探進長袍口袋。
她拿著錢出去了，回來端了一大碗的切片年糕，與碎肉菜豆同炒。還另拿了雙筷子。她先生吃了幾塊，餘下的她吃了。翁太太頂感興趣地看著小山堆似的碗，問道：
「多少錢？」
「兩塊五。」她囁嚅道，有些不好意思。
「港幣？」
「是啊。也有炒飯。」她主動道。
下午晚一點，琵琶回來找手帕又看見她在吃一大碗炒飯。肚子裡長蛔蟲？還是有喜了？黑旗袍襯得她既瘦又小。她不愛丈夫，拿吃來彌補。不，還許是打仗的原故。戰爭之後總是饑荒四起，單是成天想著吃的就讓你老覺得餓。又加上海風。琵琶跟比比隨處亂走，一接近卡其油布頂下賣炒飯和炒年糕的，總自覺地背轉身去。
亮燈之前，茶房把窗都關上了，拉上了黑窗簾。眾人一片譁然。
「會熱死人的！」
「這麼熱晚上怎麼睡？會悶死。」
「其實不犯著開燈。」余先生道，話一說完一陣靜默。人人都怕財物被偷，漆黑中誰也不信任誰。
「船上的規矩就是整夜開著燈。」翁先生道，分寸拿捏得剛好。
「這麼熱晚上怎麼過？」余太太將手絹縐成一團，掗進領子裡，隔開衣領和頸背。
「他們怕讓飛機看見。」余先生同她解釋道。
「噯喲，別說了，可別遇上了轟炸。」她道。
「是啊，那可就砸了雞蛋了。」翁先生草草地道。
默然了一會，琵琶察覺到共同的希望冉冉升起，像蒸氣，像燃香，像禱告，而她有一部份也跟著飄升。想起了謠傳梅蘭芳死於被轟炸的船隻。往往有過這種說法就不會發生同樣的事。與這樣的名人同船真是好事。彩票末了連幾個整數絕不會中獎，他坐的船也不會偏巧就被炸。別人似乎都不知道梅蘭芳在船上，不然消息立刻會傳遍，他們也會嘰嘰喳喳談個不休。
她剛才直納罕坐都不能坐，腿都伸不直，要怎麼躺下。還是騰挪出位子了，也沒有誰發號施令，憑著中國人的守禮本能，各安其所，琵琶夾在余太太與翁太太中間，兩人的先生各睡在太太旁邊，兩個男人旁邊又各睡一個男的。琵琶儘量不占空間，抱著新長出來的曲線縮著身體，她知道中國女孩罕有這麼玲瓏的，勢必引人側目。看得出是假的麼？猜得出藏了什麼？她得格外小心，錢可不是她的。習慣了就不覺得特別熱，有如發燒出汗。沒有翻身的空間，可是塌塌米上總有不斷刮擦的聲響，像熱鍋里有活螃蟹窸窸窣窣地動。
茶房來開窗，她醒了。人人都坐起來迎接黎明的微風。翁太太拍拍髮髻，頭髮一點都不毛。她瘦削結實，伶伶俐俐的，一雙小眼，同琵琶的一個表姑很像，是秋鶴的姐姐。她顯然也覺得琵琶眼熟。茶房送來一盆盆溫水。等著洗臉，她笑道：
「你睡覺真規矩，看得出來你的家教很好。」
「哪裡。」琵琶忙笑著咕噥了聲。她的老阿媽對睡覺的姿勢特別講究，又是跟貞潔有關。睡覺像弓，千萬別仰著睡。可憐的老阿媽沒能將她調教成淑女。淑女不是一個阿媽造成的。她還健在嗎？她又能幫得了什麼？三年後回來了，還是沒有錢能寄給她。可是聽見彼此還活著似乎就夠了。她也渴望見到姑姑，也不介意空著手跟父親後母面對面碰上。她在戰爭中學到許多，也遺忘了許多。
第三晚船停了。
「到廈門了。」話傳開來。
「怎麼著？」余先生松垮垮的下巴動了動，「走了這麼久，才到廈門？」
翁先生搖頭，「照這種走法，哪天才到上海。」
艙房裡哀嘆連連。又得挪出空間來給廈門上船的客人。有些剛上船的人在窗外露宿。隔天琵琶經過，只見是年青人頭髮長到眼睛上，有的坐著包袱，有的倚著鋪蓋卷。他們留長髮，學台灣人，台灣人是從日本人那兒學的拖把頭。福建人曾遷居台灣，兩個地方的人很難分辨，不過這些一定是矮小的福建商人跑單幫的。台灣人被視為二等日本人，不會在通道上露宿。
到上海正常航程是四天。第五天甲板上有吵嚷聲。琵琶聽見比比喊她，奔出去同她一塊站在闌干邊。
「看，看。」
她什麼也不看見，眼前只有蛋殼青的海洋皺著魚鱗似的波浪。今天沒有太陽。
「看上面！」比比喊道。
她緊貼著闌干，探出頭。高高的天上懸著兩座遙遠的山峰，翠綠的山蒙著輕紗，一刀刀削下來，形狀清峭，只在中國山水畫裡看得到，半山腰上雲霧繚繞。是東海上三座蓬萊仙島？浮在白茫茫的天上，不可思議。人人都瞪著看，唯恐一眨眼就消失不見。
「是台灣。」她聽見有人說道。
「台灣的山有這麼高麼？」
「南部有。」
「南部哪兒？台南麼？不會在那兒停船吧？」
眾人直著眼，直看到山峰越來越高，消失在眼前。
「是不是很像中國畫？」比比同琵琶道。
「是啊，我不知道真有這樣的山。」
「你現在知道我說中國畫更美的意思了吧。」
「噯。」
晚餐時余先生垮著下巴質問道：「怎麼會跑到台灣來了？越走越遠了。」
「委實是兜了一大圈。」翁先生道。
誰也不說是躲避飛機與潛艇的原故，說了出來觸霉頭。誰也不去想這個如影隨形的危險，船上的生活像活在玻璃箱裡，有種虛構的性質，近乎奢侈，仿佛在海上扮家家酒，也不知是在水族箱前吃飯，裡頭的巨大八爪魚吸住玻璃，很難找到的眼睛不理他們，他們也不理它。
台灣海岸出現了，長長的斜坡切過淡藍色的海水，隱約像長江以南。黃昏時船隻停泊在基隆外。加燃料還是添補給品？看不見港口，準是在外海下了錨。琵琶沒看見蒸汽船或舢舨靠過來。船隻靜靜佇立在白霧中。靠著闌干，她聽見有閩南話的吆喝，像是下方傳來的，卻什麼也不看見。隱隱綽綽看出兩艘漁船，稍有一段距離之外，各掛著盞紅燈籠，上下晃動。漁船在自己的陰影里載浮載沉，水線一抹濃灰，筆酣墨飽，傍晚的淡灰虛空里唯一流動的東西。她看著它在船下大蛇似的動作，伸展收縮，伸展收縮。這陣霧連聲音也窒滯了，只偶然有拍水聲。
也真怪，她竟來到祖父戰敗的地方。基隆古名雞籠，後來才改成了較好聽的同音字，所以原本關雞的籠子變為基業昌隆。她相信在祖父那時代還是舊名。當年對他陽奉陰違的福建人也在這艘船上，仍是這個國家唯一的水手。只可惜她不了解航海史，不然就能擬構出古老的戰船，與補充的帆船蟻聚。水兵身上的制服繡著一個大圓，圈裡寫著「勇」字，一個在前胸，一個在後背。水手的衣服也同樣色彩鮮艷。戰吼震天，大炮在雨中吐出火舌。這片海岸應該不是下雨就是起霧。努力從時間的簾幕中看清楚，只覺簾幕輕輕吹在她臉上。
「你在看什麼？」
她轉身看見旁邊站了個日本兵。咦，她竟然聽得懂他講的日語。她忍不住回答，課本里有句話很像。
「紅燈籠很漂亮。」
「噯，很美。」他說。
兩人站在那兒看著漁船。他快三十的年紀，可能更年青些，略矮，側影蒼白齊整，厚重的制服與寬鬆的長袴散發出汗臭味。一時間她只覺他是個普通男人，活得很辛苦。
「你喜歡不喜歡日本人？」他問道。
她表情茫然，他再問一次，同樣嚴肅的聲氣，速度放慢：「你、喜、歡、不、喜、歡、日、本、人。」
「我朋友在叫我。」給她思忖的時間過了。
「哈。」他微點了個頭。
她逃進下層甲板。
熄燈後舷窗又都關上。窗子開著都熱得受不了，因為船不動，也沒有風。琵琶晚上出汗出得厲害，不免擔心身上的鈔票會像忘在衣服里的鈔票經水之後一樣濕透，成了廢紙。好容易睡著了，塌塌米一震，四周響起鬆了口氣的嘆息，又吵醒了她。黎明了，船又出發了。
走了八天，終於聽見上海話「到啦！到啦！」舷梯斜伸在一道矮牆上，一群挑夫等在那兒，兩手亂劃。碼頭沒有管制。到底是上海。挑夫全都穿著紅色無袖大外套，上頭有編號，倒像是三明治廣告人。都笑喊著彆扭的上海話，長江以北來的。他們有什麼值得開心的？全然沒有理由。是的，是同一批人，還在這裡。在別的地方，無論人有多好，不會像在上海一樣笑。長江下游的這些圓墩墩的臉孔就是比較容易綻開笑顏，像盒子一樣敞了開來。琵琶發覺自己也在笑，雖然手忙腳亂想抓住行李箱，以免從斜坡滾下去，再奮力抬過矮牆，讓挑夫爭搶，大獎似的，微微覺得像古時候的女孩子拋彩球招親。可惜沒有更多行李讓其他挑夫扛，多到丟了一件也不在乎。
她在碼頭外等比比。
「到我家來。」比比道。
「我還是先去姑姑家。」
「可以到我家打電話，看你姑姑在家不在家。」
兩人各坐一輛黃包車。她並不擔心珊瑚，她絕對可以依靠。一個鐘頭之內她就會在電話中聽見姑姑的聲音，驚訝含笑，並不過於愕然。
棧房與棚屋從寬敞的馬路向後退，很奇怪，這個毫無特色的區域你絕不看見，除非是來來去去，總是情緒起伏的旅程。上海似乎特意隱藏起來，不願送別，也不願迓客。她記得上次她來才八歲，得仰著頭透過長長的溜海往上看，看得吃力，什麼印象也沒留下，只記得自己的新衣新袴上全飛著大蝴蝶，鄉下孩子坐著古老的馬車。為什麼每次回上海總覺得像是衣錦還鄉？
「你在上海了。」比比轉過頭來，放聲喊道。
琵琶一笑。
古人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她並不是既富且貴了。只是年紀更長，更有自信，算不得什麼，但是在這裡什麼都行，因為這裡是家。她極愛活著這樣平平淡淡的事，還有這片土地，給歲月滋養得肥沃，她自己的人生與她最熟悉的那些人的人生。這裡人們的起起落落、愛恨轇轕是最濃烈的，給了人生與他處不一樣的感覺。
更近城裡，街衢仍沒有面貌，碎石路面閃著灰色的強光。房舍簡直無法形容，只是一群群灰磚與卡其色混凝土，老舊的商業大樓與摩爾人式圓拱，衖堂的排門與古老的中國角樓。事實是即便上海的市中心都無從捉摸，不見特色，寬闊的街道兩旁栽著洋梧桐或懸鈴木，說是像法國，多用途的公寓大樓說是像北歐。還有新的盒子似的西班牙式衖堂。加油站紅金雙色的亭子。廣大的老銀器店，書法寫的大招牌，招牌頂上還有金銀細絲工，像新娘的頭飾，夾在新店鋪間。新店鋪都是玻璃櫥窗，單有一件連衣裙與時髦的照明燈。處處可見各種不同時代的外國建築。紅的黑的治花柳病的海報張貼得到處都是，倒使骯髒晦暗的建築亮了起來。不像香港，上海不是個讓人看的地方，而是個讓人活的世界。對琵琶而言，打從小時候開始，上海就給了她一切的承諾。而且都是她的，因為她拼了命回來，為了它冒著生命危險，儘管香港發生的事已沒有了實體，而是故事，她會和姑姑一笑置之的故事。上海與她自己的希望混融，分不清楚，不知名的語言轟然地合唱，可是在她總是最無言的感情唱得最嘹亮。
黃包車顛簸著前進，車夫金黃色的肩膀在藍色的破衣下左高右低、右高左低。他們轉入了南京路。前方三家百貨公司矗立，灰色的堡壘，瞭望塔彼此面對。然後是翠綠的跑馬地馬場與草坪上的維多利亞羅馬式鐘塔。景物越來越熟悉，心裡微微有陣不寧，仿佛方才是在天堂，剛剛清醒。
「一點也沒變，是不是？」比比喊道。
「噯。」
那年夏天她從天津到上海，這首歌全城傳唱：
「太陽，
太陽，
太陽它記得
照耀過金姐的臉
和銀姐的衣裳，
也照著可憐的秋香」
也是夏天，也是早晨，上一次她坐在敞篷馬車裡，老阿媽陪在身邊。太陽暖烘烘照著車篷沒拉起來的黃包車，照著她的胳膊腿，像兩根滾燙的鐵條。我回來了，她道。太陽記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