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 · 第十二章　海曼·貝克爾的記述[1]

幾乎在薄和海曼事件之初，即他倆被紅軍扣押兩個禮拜左右後，我就聽說了。當初，貴州教會方面正焦急地試圖與他們聯繫，然而，紅軍卻很快進入了湘西，即我所在的教區。尋找一個能與紅軍談判的中間人並非易事，除人品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不畏生死。由於政治局勢動盪，這裡的外國傳教士都已離開，我在人力物力方面都非常困難。 兩個中國教友自告奮勇，即楊先生和蔡先生。後者是當地一個農民的孤兒，由教會撫養長大，成為傳教士。1934年11月27日，他們出發找紅軍談判，隨身帶著薄和海曼妻子及我的信，同時帶了些準備給被俘牧師的食品和衣物。 當時，扣留薄和海曼的蕭克將軍已與湖南共產黨領導人賀龍將軍的部隊會師。賀龍將軍原是政府軍軍官，曾駐守過枝江，其間多次到我的書房暢談，是一個傑出的人物。在黔陽駐防時，他在衡陽的侄子曾在我們教會艾特爾醫生治療下保住了生命，賀龍為此專門寫信，誠摯的感謝艾特爾。這一帶農民對賀很熟，並為之津津樂道。基於這些緣故，我向賀龍將軍呼籲，請他運用影響促使蕭克將軍釋放薄復禮和海曼。我堅信這是可能的，因為以德報德是中國人傳統的美德。 1935年1月12日，中間人楊、蔡令人沮喪地回來了。他們在距紅軍駐地大庸只差兩天路程的地方遇到了土匪，錢和物品被洗劫一空；最重要的是信和證明文件全被搶去燒毀，即使他們找到紅軍，沒有證明文件，也無法使紅軍相信，說不定連生命都會成問題。他倆只好悻悻而歸。 準備第二次再去時，又有一個人自願前往。他姓賀，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友，人多勢眾，土匪自然不敢輕舉妄動。為重新獲得證明文件，耽擱了十幾天。1935年1月25日，中間人再次出發。他們在土匪出沒的大山中行進了十五天。在路上，他們常看到無頭的人體骨骸橫在草中，不斷的冷槍迫使他們經常沿著溝溪或在草叢中爬行前進，楊的腿為此患了嚴重的風濕病。但這一切未阻止他們前進。他們不停地祈禱，為援救薄和海曼而找到紅軍的意志愈堅，最後，終於到達了大庸。 他們受到紅軍很好的款待，休息幾天後，被允許會見薄和海曼。會見時，一個紅軍官員的妻子甚至準備了放有紅糖和茶水的桌子。與親人隔斷音訊達四個半月的薄和海曼，看到妻子的信時，激動萬分，告訴中間人，這是他們最幸福的一天，並一再感謝中間人無私的幫助。 這些話現在已無須重複了。他們當時身著中式長袍，褲子破破爛爛，赤著腳。這也是對他們試圖逃跑最恰當的遏制。在一個小時有監視的會見結束時，中間人脫下自己的鞋襪給他倆。這種在基督精神感召下無私的愛，深深感動著薄和海曼。1935年2月16日，這一天對薄和海曼來說，送去的信及其他物品真是雪中送炭。我們的中間人還試圖給他倆買些吃的東西，可是紅軍說，這裡沒有什麼可買的，也無必要；因為紅軍會像待客人一樣對待他們。 中間人安全返回了。紅軍允許他們帶了幾封信，分別給我及薄和海曼的妻子。感謝上帝，我們終於得到了他們的消息。紅軍在給我的信中，甚至還簡述了他們在中國建立新型政府的政治綱領。從信中看，紅軍對釋放條件舉棋不定，釋放的第一項條件是要求提供高射機槍，時間限定在3月15日；第二項是要求支付十萬元或同等價值的藥品，時限為4月14日前。如果我們辦不到，則處決薄與海曼。 1935年3月21日，中間人楊、賀及桑三人再次找到紅軍。桑是基督教福音會新派來的，原來的蔡另有安排。他們隨身帶著信和證件以及衣物、食品等。出發後的前五天，他們曾兩次遇到土匪，但未遭搶劫。然而，就在距紅軍駐紮區域僅差一天路程的地方，他們遭到一大批土匪的突襲，土匪捆起他們並以死來威脅，錢和東西都被搶去。後來賀、桑被放，但楊和另外一個遭搶劫的被俘者卻被綁架到山上的匪窟，六天後，楊和那個難友趁土匪睡覺時，相互解開捆綁的繩子逃了出來。跑到沅州，楊不得不停下去治療因捆綁而失去知覺的手腕。 關於這次行動的失敗，我很快就聽說了。接著，我又派了一個姓喬的再去。他找了套修鞋工具，穿得破破爛爛，裝扮成走鄉串戶的修鞋匠，但兩個禮拜後他也被迫返回，原因是儘管身上藏有證明文件，可這身打扮卻引起政府軍哨卡的懷疑而禁止通行。從第一次送信開始，每次派人前往，我的心中就要因他們不懼跋涉艱辛、土匪的威脅和冒險犯難而深深內疚。當楊等人都回來後，我感到內心的忍耐達到了極限。 1935年4月19日，情況發生了轉折。一個看上去奇怪的男子出乎意料地找到我。他一身農民打扮，頭上戴了一塊特大的如同阿拉伯人的頭巾，談吐舉止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與其說他像中間人還不如說更像土匪。他從隨身背簍的縫隙中，拿出藏在裡面的來自紅軍的幾封信，以此證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姓丁[2]，受紅軍、薄和海曼的委託。這封信使我知道可憐的教友仍還活著，從而使得前段諸如「某某親眼看到處決」「某某看到埋在某地」等的傳聞煙消霧散。 丁送來的信，消息好壞參半。紅軍告知，贖金如不在5月9日前送達的話，上述的傳聞將不難證實。信是由薄復禮和海曼書寫並署名，不過遣詞用句簡直錯誤百出。我想，信可能是在口授的情況下寫成的，糟糕的是某些句子的真正含意卻無法弄清。我隨即讓丁帶著我的信返回，告訴紅軍我不能滿足其全部條件的原因。5月3日，丁回到紅軍營地，薄和海曼於5月6日奉命回信，告知時限可以延長到5月30日，並叮囑這是「千真萬確的最後期限」。 這時紅軍正向常德方向移動。常德基督教會的J. E·格雷厄姆博士及傳教士聯合會，也派出一位找紅軍的代表。他叫高彼德，主要任務是談判釋放事宜，並了解薄和海曼是否仍在人間。他們派高去時，的確曾擔心他可能被扣留，但最終寄希望紅軍會人道地對待他。 湘黔兩省有我們的領事巴迪特和韋特先生，也在省會中為薄和海曼獲釋一事多方磋商（如會見中國政府要員等），做出了巨大努力。兩省的基督教會，如新教會、各天主教會也都在活動，並令人感動地給我們以各方面支持。許多中國紳士，在一年半的談判期間，為求得薄和海曼早脫樊籠，慷慨捐資，而使世界其他各地的教友相形見拙。還有人以沉默的工作來協助釋放，如貝克爾夫人，在我長時間脫離教堂工作時承擔了一切，並為此感到榮幸。 為保證中間人能得到紅軍善待，每次他們走時，我都竭力給他們籌帶上二百元錢或同等價值的藥品。因丁曾指出，不這樣，就別指望進一步談薄和海曼的事。高到沅州，與丁結伴同去。丁是紅軍派來送信的人，並非我們的人。在整個炎熱的夏季，他和高結伴幾次往返於紅軍和我們之間，而且每次都成功地帶來紅軍的條件。丁對高堅持祈禱這一點，印象最為深刻。 薄和海曼在紅軍中沒有可閱讀的東西，宗教著作在紅軍那裡被歸為剷除之物。後來通過丁、高，我們送去了一本《荒漠甘泉》。第一次派中間人時，也曾帶過，但遇土匪時書被燒毀了。這是第二本，這本書給他倆以極大的慰藉。 當時，湖南的地方政府官員要求我們停止採取這種非官方的行動，同時要求中華內地會和政府各部門不要付給紅軍一分錢，要求我們通過英領事協商（他們認為這種形式交易，將促使紅軍繼續抓獲外國人的行動，並加強他們的邪惡力量，使其立於不敗之地）。這時，一位有名的中國紳士，一位非常有趣的人，給我以莫大的幫助。他從私人積蓄中捐了幾千元錢。 關於贖金數目，紅軍告訴我的是每人各三千元，但籌到這一數目很不容易。1934年12月，紅軍在薄和海曼逃跑被抓回時，曾定過一個價，數目雖不算少，但每人的標準是五百元[3]。 款籌足後，我決定攜款離開沅州，到一個更接近紅軍的地點，出發的前一天，我突然感到右腹疼痛難忍。一位受過訓練的中國醫生檢查後診斷為闌尾炎，必須手術。可這時中間人已帶著我寫的有關交接的信出發了。動手術，就必須到常德或長沙的西方醫院去，這顯然來不及了，我的行李都已搬上了船。本來我設想與四個中間人從陸路同去，這時只好暫留在船上靜養。到交接點的路約走兩天，當天晚上又是一陣劇烈的疼痛使我難以入眠，不得不再次找醫生，不過這次診斷卻認為不是闌尾炎。第二天早上疼痛消失了，我決定按計劃趕到那裡。但這時政府軍情報人員告訴我，紅軍正埋伏在那條要去的路上，我於是停止了將錢款送往交接地的行動。幾天後，我得知，當時確實有幾百名紅軍埋伏著準備抓我，由於我身體不適，延遲了計劃，使我未能陷入羅網。全能的上帝，讚美他吧。 紅軍未能抓住我，預謀的行動落空，他們遷怒是薄和海曼走漏了消息而使我延期。於是當著中間人的面，殘酷地抽打薄和海曼。我開始隱約感到紅軍的真正目的恐怕遠非六千元，於是我再次捎信給紅軍，要求就釋放等細節給以明確的保證。此事使紅軍很惱火，因為他們真正的目地是扣押並阻止薄和海曼的最終獲釋，而又不想給予任何明確的答覆。後來紅軍明確贖金定為兩萬元，我只得再次捎信說，這樣巨大的數目只能迫使我拒絕談判。從此，紅軍就以「敵人」來對待我了。 紅軍聽到我將要離開沅州的消息後，同意再次談判，告訴我贖金並非其目的，但支付一萬元作為看押這兩個間諜的費用是必須的，其中一部分要以藥品的形式交付。紅軍說：他們完全信任我及我派的中間人。這簡直像精明的商人談生意，我只得再次籌款，這次那位熱心的中國紳士又慷慨捐獻了幾千元。 1935年10月29日，我離開黔陽前往比沅州更接近紅軍的永順。我們帶著至少有十三個擔著盛滿銀圓和藥品的擔子，在怪石嶙峋的山路上輾轉；小路有時險峻萬分，足不旋踵。由於紅軍駐紮的緣故，這一區域出現了饑荒，沿途搞點兒糧食非常困難，抬滑竿的人又累又餓；時而傾盆大雨更使我們難以行進。有兩次，我們看到不是負傷致死就是被殺死的屍體橫在路上，多得令人難以下足前進。這是我來中國二十五年來所目睹的最慘的一次。 到永順後，我們住在被已毀壞的芬蘭人教堂，我派丁和高去最後落實紅軍是否真的履行一萬元贖金的條件。五天後，他倆回來了，除了說海曼大病纏身外，還告訴紅軍已保證交錢就交人，交接日期、地點也商定妥。不過，紅軍這一保證對釋放一個或兩個人說得很含糊，我擔心有詐，但中間人說紅軍講得很肯定，意思就是兩人全部給予釋放。此時此刻，我只能認可，而且還得趕快進行。 1935年11月3日，十三副擔子及兩乘帶羊毛氈的滑竿，在中間人帶領下前去交接。紅軍派了兩千餘人提前兩天趕赴交接點，但未考慮不按期出現在交接點的後果，結果致使紅軍與政府軍發生了一場戰鬥，紅軍死了四個人，負傷八人。 19日晚，中間人打電話告訴我，錢已順利移交，一個牧師已獲釋，但另一個卻被阻止。我感到非常非常失望，整個夜晚我輾轉難眠。在這次談判中，我殫精竭慮，可怎麼也未想到紅軍會自食其言而騙我。20日，我早飯後騎上騾子出城，迎接回歸的牧師，心中悲愴矛盾，不知看到的將是誰。走了五英里後，我看到了海曼，同時也看到了空著的早先預備好的另一架滑竿，一種難言的情緒使我呆立無言。海曼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潸然淚下，第一句話就是「薄復禮是聖徒」！ 翌日，天未亮，我們就離開了永順。我計劃在兩天中趕到沅州。海曼乘滑竿，我騎騾子，這一天我們走了32英里。為避免重踏來時那條可怕的路，第二天我們改乘小船駛向下游。 11月22日晚，我們到了沅州這個給人以保護的小城。海曼在這裡得到了一年來第一個平靜的夜。23日早八點，我、海曼和蔡乘事先租好的汽車趕往常德，中午兩點我們抵達這個城市，幾個教堂的教職人員聞訊趕來，用巧克力、三明治、餡餅、熱湯等布置了一個接待會。艾特爾先生也帶汽車趕來，並在同一天把我和海曼帶到長沙哈德森·泰勒紀念醫院，而蔡則被派回去找紅軍了解薄的情況。 後來聽說，就在我們乘車離開沅州不久，紅軍突然渡河破壞了公路，奉命抓住我們。如果我們在沅州耽擱，或汽車在紅軍到達前未駛出沅州，那我們肯定落入紅軍手中。蔡返回途中碰上了這些紅軍。當他試圖從那些人口中了解薄的情況時，士兵們看到蔡，誤認是抓住了我們，於是高興地喊「抓住了，抓住了」！ 士兵們根本不相信這麼短的時間內我們能由沅州跑到常德，這是上帝的偉大。在我們祈禱時，他暗暗想起使用汽車，從而在一念之間使我們倖免大難，那天也恰是我五十歲的生日。紅軍曾告訴中間人，如抓住就要我的命，那天真是恰逢其時。是上帝保護了我，使我們一路平安。 海曼由於得到食物、休息和精心治療，身體明顯得到康復，不過仍瘦骨嶙峋，一副飢餓受害者的慘樣，體重也只有94磅。 薄復禮獨自一人在紅軍之中度日如年。據來自黔陽的電報說，被圍困在湘西的紅軍正試圖突圍，我感到應趕快再找紅軍談薄的釋放問題。直通黔陽的車一時沒有，從長沙到黔陽，人們往往是走湘中的一條不受紅軍威脅的公路，然後轉道黔陽。其他的路雖近，卻受紅軍的威脅。我決定租一輛汽車，冒險走近路。 1935年11月28日，我和蔡乘租的一輛新雪鐵龍汽車赴黔陽。這車在中國鄉村大道上以每小時十五英里的速度行駛，這樣的速度使我們不太擔心紅軍已向這裡移動的傳言。乘車旅行是令人快樂的，但駛入中國鄉間土路不到一英里時，汽車失控滑到路邊，幾乎翻下路壩。不久，第二次事故發生了，這次汽車撞到石橋的欄樁上，我們被摔出車外昏了過去。醒後發覺，蔡身上只受了些擦傷，我和駕駛員則滿臉是血，我的眼鏡不知摔到哪裡，右臂疼痛萬分不能動，我的頭是被車前面的擋風玻璃撞傷的，頭髮、傷口上的血和碎玻璃凝固在一起。這真是突來的災難，但我堅信上帝不會拋棄我。不久，一輛中國士紳乘坐的汽車從我們要去的方向開來，上面坐滿了逃難的人。他們把我們抬了上去，經過十一個小時的顛簸後，我們在半夜三點到了長沙，我又被送進了泰勒醫院。艾特爾醫生早已得到電話，正在等待。他用X光機診斷時發現我的右肩骨折脫位，傷很重，告訴我至少要住院六禮拜。我請求最好能在聖誕節前讓我回家，他對此只是笑。 應該說，在上次海曼獲釋時，我的精力與體力等各方面都已達到極限，這次又馬上轉入為薄去奔波，真是太不自量力了。這時我只好讓高和丁先去找紅軍。二十天後，我胳膊上帶著金屬架就提前出院了。醫生囑咐金屬託架還要繼續帶二十天。 1935年12月22日，我抵達黔陽家中，嚴格講是沒聽到任何他們的消息而回到家。七天後，紅軍包圍了這個城市，附近三個教堂的二十一名教友和兩個兒童都集中到我那裡。紅軍圍城五天後撤走，在我們深陷危難時上帝又保護了我們。 在紅軍圍黔陽前，即12月26日，我曾派出一名姓梁的教徒去找薄，後因打仗他回來了。在我們被圍時，薄曾隨紅軍渡河而來，並在附近一個教堂中待過一夜。後來一些農民告訴我，他當時身穿破衣服和草鞋，累得精疲力盡，不准與人交談，早上和晚上人們都清楚地看到他在祈禱。 紅軍撤離後，我又派楊和吳找紅軍。吳也是我們孤兒院收養大的，大學畢業後在福音聯合會工作。他倆帶了二百元錢去找紅軍，但久無音訊。於是我又派梁和他兄弟去打探，他們很快回來了，未得到任何消息。 1936年1月，楊、吳回來了。他們告訴薄已被紅軍帶到貴州，但具體地方不詳。他倆走了一個多月，這段日子是最難熬的。吳離開的第二天，他的妻子，也是一個孤兒院長大的女子，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楊也同樣，妻子和兩個很小的孩子和我一樣盼望著他們的消息。 紅軍逼近貴陽後，我寫信請求J. H·魯賓遜大主教設法安排談判。他們派去一個代表，兩禮拜後來電讓我的中間人前去，並說最好我也能去。於是，我派了丁先生；幾天後，我和楊也趕去了。在貴陽，我找到了當地政府軍長官。後來我們趕往安順，中間人提前帶著一挑擔藥品找紅軍，後因中間人無軍隊護送通過一個由幾千土匪控制的區域而在平彝（今富源）等了五天。 4月1日，中間人再次離開安順，他們得到了一份很有效的證明文件。但前面的紅軍每晚都行軍二三十英里，追上很困難。當中間人趕到雲南昆明附近時，他們追上了紅軍，近兩個月的追蹤終於有了結果。挑夫先被派到紅軍營地。他們則到昆明一個湖南政府軍的將軍那裡請求派兵護送。一兩天後，將軍告訴他們，薄已被紅軍釋放。中間人不由對天祈禱，是上帝的慈悲使在追索千里之後克奏其功，當然也不排除是送去的那擔藥品起了作用。中間人跑出去告訴了教會。中午他們在城外迎回了落難的薄復禮。 薄的自由和海曼的一樣，是我們祈禱上帝的結果。 紅軍為什麼這麼輕易地釋放了薄復禮？很可能是想告訴人們：紅軍扣押外國人的目地並非綁票勒贖，錢對紅軍來說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紅軍想以此警告外國人，紅軍不允許在中國傳播基督教。因為它使中國人民遭受痛苦，是人民精神的鴉片，是與他們高級的共產主義理論相悖的反動宗教。紅軍是想告訴世界各國，他們不允許基督教這種「邪惡」的外國學說，阻礙他們正在自己土地上奮鬥試驗的那種外國學說。 在長達一年半為爭取被俘牧師獲釋的這場正義與邪惡的鬥爭之中，我們深感自己的軟弱，但這一事件的結局卻顯示了上帝偉大的力量，世間沒有什麼能超越上帝的意志。讓我們牢記傳播福音的重任，在基督精神感召下前進，讓偉大基督的聖名傳遍四面八方。 * * * [1]　本章主要是關於營救和談判的經過，摘自海曼·貝克爾先生的筆記。貝克爾先生是英基督教會和中華內地會的牧師，他在營救過程中所做的忘我和不倦的努力，為人們所深深欽佩。——作者 [2]　中間人丁的身份是貫穿薄復禮事件中最神秘的人物。薄與貝克爾都稱丁是由紅軍那裡派出的。但薄在獲釋到昆明時吃驚地看到先他而到的「自湖南就為我獲釋而奔波的中間人丁和楊」，而薄則曾在獲釋第二天稱「中間人返回貴州、湖南」，但丁的下落從此再無下文。丁能在紅軍、國民黨、土匪等三方交織危險的區域內反覆往來，實在是令人驚奇。譯者考慮，作為主管處理此事的「吳法官」——吳德峰，是我黨早期情報專家，曾在周恩來領導下任位於上海的中共中央軍委交通科科長，進入蘇區後曾參加重建北方、南方和長江線等三條主要地下交通線。因此在薄復禮事件過程中，以吳的經歷和卓越才幹，加之賀龍的社會關係，可否能大膽地推論，儘管紅二、紅六軍團孤懸在湘鄂川黔邊遠地區敵軍圍困中，但仍有秘密地下交通線與敵占區域保持著暢通的地下聯繫。薄復禮書中所談到的中央紅軍長征後，紅二、紅六軍團曾接待了「江西的劉主席」來去，到多次安全往返於紅軍、國民黨、土匪等三角區域神秘的中間人「丁」等，特別是貝克爾在本章中專門強調「丁是紅軍派來送信的人，並非我們的人。……他和高結伴幾次往返於紅軍和我們之間，而且每次都成功的帶來紅軍的條件」。而薄在被釋放回到政府軍控制的昆明時在迎接他的人群中看到「自湖南就為我獲釋而奔波的中間人丁和楊」。這些似乎都能證明紅二、紅六軍團在湘鄂川黔邊轉戰時，對外交通聯絡並不因敵軍圍困和周邊土匪出沒而隔絕，在紅軍長征史研究中應加以注意。 [3]　原文如此，與薄復禮的敘述有出入，見第二章有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