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的自傳 · 第三部 女青年
第二十章 做校長
父親總說我「步偉」這名字取的吉兆，因為取了這名字以後我連書都沒念完就當校長了。事情是這樣來的，並且起頭家裡還大吵了一場，因為南京政府成立後，各事未定，大伯和我父親五叔都閒在家裡，有時高興，有時大家不高興。一天我和二哥忘了為什麼事兩人盡鬥嘴，大伯站在旁邊就生氣說，你們只有本事爭，為什麼不出去做事呢？只知每日在外跑來跑去的忙，也沒有看見你們做出什麼事來，還談什麼革命？你們今日也革命，明日也獨立，一個個的只能在家裡革命，在家裡獨立。我不應該當時回了一句，你們現在也在家裡住吃祖父的呢，何況我們？這句可回壞了。大伯拿了一根鐵棍子對我一打過來，二哥就搶過去了，說還打死人呢。大伯說我就是要打死這個破家亡產不孝的女兒，從前有祖父護著，現在看誰庇護你？我又回他，罵祖父你也不孝！這一來不可開交了。大伯罵父親，母親罵大伯，大伯又罵姨姨，叔叔又罵大伯，鬧得上一輩子的人全吵起來了。我父親就給我帶到本家叔叔家裡去了，就對我說，你要忍耐一點，你知道大伯是因為你退婚的事，氣沒發出來，現在祖父死了，他用這些理由來發你的氣，你不讓一點總不會完的。
寫到這裡，我如果用元任所謂「編故事的筆法」就必定要說在三天或五天之後有一個奇事出來，才像真的事情一點。但是我既然是在寫自傳，不是編故事，我得說實話：不多不少恰恰在家裡大吵的第二天，忽然的安徽督軍兼第一、四兩軍的軍長柏文蔚，打發他的秘書黃起雄來找我，說有要事商量。大伯還說，你們看傳弟的禍事來了，幸虧我父親還在家，猜到不會是壞事，就給他帶到我堂房叔叔家來。一談方知柏打算給女子北伐隊五百餘人改為一個實業學校，要我去當校長。柏是安徽壽州人，早知我祖父提倡維新，而革命黨中很多祖父的學生在內。他又知道我加入了革命里，所以請我去當校長。可是那時我才二十歲，也沒教過書，我父親說，我知道你有辦事才幹，可是女子北伐隊的人一定不好對付的，你自己酌量看吧，我知道你的決斷力很強，辦事大約可以勝任的。不過脾氣要好好的才能辦，不然更落人笑話，並且家裡還鬧的一塌糊塗。因此我一天兩夜都沒好睡，這回可是三思而後行了。結果還是答應去看看再說吧。並且他們每天來請我一趟，說柏都督要見見我，再不去他親自來了。我想何必讓人家想我是在擺架子呢？做不做以後由我。我就和黃一道去了。
一見柏的人非常和氣，一點不像軍人那樣粗(他本是秀才出身，再當兵的)，談話也很像辦學校的樣子。他對我非常的懇切說，現在國家種種須待革新，我們大家能有力量的，都須出來領導一班人往前做，即不願出來冒險的也須盡力幫忙。我知道老居士(我祖父)在日對於革命同志非常熱心幫助，所以我現在極盼望楊先生出來幫我一點忙。我看那樣義不容辭，我就一日答應暫幫忙再說。我說一面仍望都督找人代替，我本是希望出洋學醫的，所以我現在不過算幫忙而已。我年輕學淺，無資格就校長職位。若是只算臨時代理，我就答應，並以一年為限。他笑笑說，楊先生你這樣謙虛，這樣有次序說話，我就知你辦得了。但是你說不就校長可不行。若不就職一般人不服的。他說他父親暫做這個學校的董事長，就是有點頑固不好說話。(真是知父莫如子了，以後發生種種的衝突，幸我皆還對付過去了。)柏又說他父親如有不對的地方你盡可駁他，不要怕，再不對的你來告訴我。還有幾個教員和監學都是隊長改的，恐有時不服命令，你看能留就留，否則開除也不要緊。(學生一共五百多，程度不齊，有的很好，有的一字不識，有的還能詩詞歌賦。)總歸一切請你自己作主。她們要鬧就告訴我，我以軍法從事。我說。你可不能槍斃她們啊！他大笑起來。又接著說，楊先生的出洋官費我就辦，給你六年的，你要到哪一國去？我說我聽先祖和父親說，英國學醫最好，我想到英國去(其時我英文並不通)。他說好，我就令教育廳辦好了，護照什麼都交給你，旅費學費全存好了，只等出去時領。可是這面學校一定要等有頭緒了你才可以走為條件，我也答應了。外面不知多少人圍著看，柏的弟弟也站在那兒看(所謂二大人)。大家都說這樣年輕的校長，柏都督真是胡鬧了。我一點不害羞的看著他們笑笑回家了。一切報告我父親，我父親高興的不得了，說好好做，爭口氣！當天晚上六點聘書就送來了，薪水只一百四十元，公費倒有二百元，在那時算大薪水的了。
第二天我就起頭到校了。校址在南京後成橋，是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的房子。一共一二百間，每間有一丈八的二丈四那麼大小，有四季花園。前面八十間歸學校用，後面四十間歸柏住家，其餘和旁邊的做督軍辦公處，共一個大門出入。
學校方面我給分幾部，十間作教職員辦公和住宿，三十間作宿舍，凡家在南京的都叫他們走讀。十間作工業部，凡學生歲數大而不識字的叫他們學織布，用機器縫紉，打絨繩東西，刺繡等工業。其餘作教室等等，分兩級小學兩級中學。學校名字叫崇實學校。
最初柏的父親要給全部改工業學校，我不肯，我要學生們多受點普通教育過後才讓他們學專門，因為很多學生中文很好的，他也就不響了。可是以後因一個齋務長是他的乾女兒，戳嘴說這個不對，那個不合法。我本定的章程校內一概不准吃煙，她也說不該。可是這個齋務長特別到我面前吃煙，我以後給她辭退了。她還鬧，後來我就請了江蘇教育司來評理，那塊有不合的。他說都合法。我還提董事長(柏老太爺)的責任，只有開會時做主席聽報告學校經濟和發展等等合不合，辦的對不對時來說話，不是每天到學校來管瑣碎的事。就是你是董事長，以後我不特別請你你不能來，即來我也不招待，你不要怪。他們都覺得我對。因為初革命後多少男女自由結婚離婚，他們也想柏文蔚請了這一個年輕校長有什麼意思的，所以他父親對我懷疑。以後他也漸漸覺得我無錯處，所以對我非常的好了，還給他最小的女兒柏沁芳託了給我教和關照她。其實柏沁芳和我同歲的。柏文蔚的太太也不識字，也是我給她放在學校里慢慢教出來，並告訴她在外面應酬等等規矩。他們又給未過門的外甥媳婦都從安徽鄉下接出來上這個學校，所以我不但管學校，還常常的管他們的家事。
一年當中學生都很好，成績也不錯，我也很喜歡我的工作，可是沒想到除了對付人以外還要對付鬼。原來那房子是個「凶宅」23。
第二十一章 攆鬼和監斬
崇實學校那房子可是真大，又裝得下一個學校，又夠柏公館住。這個房子因大的緣故，又多年沒有人住在裡面，多半是空的，所以向來相傳鬧狐鬧鬼的。我們是辦學校和軍隊駐紮在裡面，總以為不要緊，又以為我們的陽氣夠給什麼妖氣陰氣鎮壓下去了。豈知人的心理作用，還是想像的鬧，今天晚上說這兒響，明天晚上說那兒看見巨人了，又聽見唱的，又聽見笑的，前前後後的都哄著鬧。我對他們說，因為你們知道張勳時代住紮過軍隊在裡面，又在邊院裡殺過三十幾個兵，所以就幻想出許多事來了。我因領導他們的身份，每晚自己一個人拿一個保險燈在手內，各處走轉一趟，以示不怕和無怪事的意思來安慰他們大家。其實好多學生比我的歲數大，嚇的站在我背後看看。我笑他們，你們這樣怎麼以前還打算當北伐軍到前敵去打仗殺人呢？因我如此說了他們當中有不迷信的都佩服我膽大，迷信的都說我有福氣鎮壓得住，所以連辦公處和柏家公館裡都來找我去查看去，簡直一天到晚忙的不得了。其中有兩次不可解的連我一直到現在還不明自。若說信，我是實在沒有理由信，我常禱告說若是要我信鬼怪的話可得好好的顯出來給我看看，否則我總不會信的。若說不信，我可親眼看見，親耳聽見過兩次事的發現，可是還不值我就可以信了，說出來只可以作一個不明白而已。
一次我已經睡上床了，聽見堂屋椅子拖來拖去的響，並且還有很大的笑聲。那個房子是一排五大間，正中一間是開會用的，兩面四間是職員住的。我住在靠堂屋的右邊一間，教務長和齋務長兩個人住在靠堂屋的左邊一間。兩邊大聲說話是可以聽得見的。那時已經十二點鐘了，我聽見聲音響我就大聲問，你們還不睡啊？笑些什麼？做了什麼可笑的事情啦？她們不答應我，聲音也沒有了。等了一會兒，又來一陣哈哈大笑了。我就一聲不響拿了一個大洋燈，給門拴趕快一拔，忽然給門大開出來，看見桌布還在動，椅子橫七豎八的，可是一個人都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了，兩頭隔扇門關的好好的。對面她們聽我出來了，才抖抖的聲音問我，校長你聽見了嗎？你真大膽，還出來呢，我們都嚇死了。我還怕是她們偷偷出來做了成心嚇我的。我說，什麼都沒有，你們開門出來啊。她們才給門開了出來，兩個人還在抖，臉上蒼白的，手冰冷的，話都說不清。我看那樣子不像在安心嚇我的。同時對面裡間屋內的兩個人和我的裡間屋內一個人也叫起來了，說她們也聽見了，怕的不敢說話，現在知道我出來看了，才敢叫出聲來。我就在她們屋內坐了一下，對他們說，明天不要給大家知道，恐怕學生們起恐慌不好。但是人的嘴哪裡可以關的住，自然不久大家都偷偷的傳說出去了。我總是鎮靜的樣子對她們，所以大家也不敢說。
隔了有一個月的光景，有一天晚上學生都在溫課。(中國那時的學校，住堂的學生每晚都到大課堂里去溫習兩個鐘頭的課，就是後來所謂叫自修。同時有教員每日輪流的在課堂里指點她們，大約總是規定的時間約晚上八點到十點，各學校的時候有時不同一點。)這個大課堂是五間打通了的，對面的五間也是打通了放了三十架織布機，她們常常告訴我裡面響，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我想也許老鼠什麼的，所以很久都是我自己每下午去鎖門去。一天也正是我監課堂，在十點要完的時候，對面織布室內織起布來了，大約有半分鐘的光景就停了。大家嚇的都叫起來，我想是誰和我開玩笑的，也是拿了一盞大燈，叫了幾個大膽的學生和我一同過去看。開開門隨手紿門關上恐怕有什麼東西會跑出去。回頭再一看，就在開門的地方第二架織布機手拽的繩子還在兩面擺，布上有一根熱呼呼的玉米根子在上面。我就和七個人找來找去的，一點東西也沒有。我就說，要是鬼怪，快顯出來我看看！也沒有東西，貓狗老鼠都沒有，人是更沒有了。我也一點不覺得怕，也沒有風，牆窗都沒有風。我一直到現在還不明白這回事。那回以後學校內也沒再有過聲音什麼的了。
到了年底，我記不清日子了，大約過新年前，真的大事出來了。其時柏文蔚兼第四軍長。一天下午通西門外四軍辦公處一連來了六七次電話，說因發餉不均，兵變起來了，要進城來燒殺軍長公館，已經動手起頭了，一連好些人跑來送信。柏的飯桶弟弟叫給鐵柵欄門關起來，用沙袋堆上，給槍架在口袋上，槍口從柵欄空縫內甩出去對外放。他們就沒想到，你們能放出去他們從門縫也可以放進來。柏家家眷全跑到我們學校里來了叫我幫忙。我說在一個大門裡，叛兵進來了還管學校不學校呢。我就跑出去一看，我雖也不懂什麼軍事學，也沒聽見過什麼十字炮火或交加發射。可是我只覺得裡面的兵呆的地位不好並且兵少，其時衛隊一共只二百三十人，叛兵一定比我們衛隊多。若是一直衝進來，我們的兵正對槍口一下就可以都給打死了進來了。所以我就叫他們分兩邊四排，在他們對放槍時我們不動。等他們要進來了，我們就斜斜的對他們放，可以進來一個打死一個，我們兩面都有沙袋擋著，他們外面沒法打我們，他們不能伸手進來打。隊長覺得對的，而那個飯桶的二大人(柏文蔚的弟弟)還不以為然，但無人聽他的話，大家還照我說的話這樣做了。我又一面打電話給陳士祺，第八師長，就住我們隔壁，又和江蘇督軍衙隊打電話，可是由外面轉來轉去的慢，我就找了柏的外甥王履祥24給柏的辦公屋開開來，用他私人的電話一直通給程德全都督的辦公室，可以快一點。我就告訴他柏督軍公館被叛兵包圍快進來了，速派兵來救。(南京在初革命時很亂的，叛兵進城，槍殺三四次呢。)所以我們雖預備好了並沒有用得著，兵未到門已經由他們繳械了。
更可笑的捉到為首的二十八個人當天下午就要正法時候，叫人去監斬，第八師師長陳士祺親自來請我去。因為柏家老太爺老太太告訴他一切都是我鋪排的，所以他們也不問我三七二十一就請我出去了。我也是興趣太過了，不管什麼就去，他們就給人在大門口殺。(中國規矩在鬧事的地方殺，以後給頭掛存那兒示眾的。)每一個人出來兩個人推著跪下來，一刀就給頭殺下來，一腳給屍首一踢踢在草地上，並看不見多少血。有的連頸子皮拽多長的吊著。這樣子就給二十八個人頭都釘在大門口的兩邊。因為沒有辮子了，無法掛就用一個耳朵釘了掛著。(元任，你給我倒一杯酒吃吃我再寫！其時情形如在目前一樣。)一下又來人說左近有五家被搶了，一家是段祺瑞的侄少爺家，請去一個人慰問一下，他們又叫我去。這時我人清楚一點了，我說為何叫我去呢，這應該叫柏太太去的，我算什麼？大家也覺好笑，柏太太說她可以去，可是再三要求我同去，說我就告訴人家說你是我的先生，又是我家的總參謀好了。我好笑的不得了，只得陪她去。不想走出大門沒有多遠一腳插到殺人的血坑裡去了，濺得我一身都是血點子。我當時看他們殺人的時候一點都不覺得什麼，這時看見血濺的我一身，我非常覺得難受而又害怕起來了，勉強到幾家去了一下子，回來我給什麼都換了，還覺一身有東西似的，洗了一個澡又洗，吃什麼吐什麼。第三天柏從安徽回來了，除了看他父母外就到學校來看我再三道勞，並拿我開玩笑，說楊先生真可以做女軍長了。我說，快不要亂說，給人說閒話(那時的女子雖然剛解放一點，但是不好就給人說閒話)，我也只是生死關頭急中生智，一時而已。我又說以後希望你們這些當局的人做事公平一點，免得招怨，帶累大家。作亂的雖然不好，也是因公憤而送掉性命，也可憐。柏就對我鞠了三個大躬，說領教領教！我說我人覺得不舒服，要回家住幾天，他們還以為誰得罪了我了，再三不肯說我們這兒請醫生來看。(我家只離三里路，但是我很少回去，每星期回去一次看一下就走。現在我覺得處處不安，所以想回家住幾天。)又想學生們也害怕，只得不回去。柏家老太太太太們每天來看我，送東西給我吃，叫柏的小妹子沁芳來陪我住，從此她就和我做好朋友了。柏本人也一連來了四天，我總不見，回他我懶見人，其實免人亂說話，就這樣他們已經造謠不少了。我這次病了十二三天才好，以後兩個多月不想東西吃。
我這次和沁芳做出交情來倒是和以前的經驗不同。我向來和人交朋友總是我照應人，這次變了人照應我。後來我和我丈夫也是這樣。他常說他娶到了這麼一個能照應他的人覺得很運氣，可是我有時沒辦法需他照應的時候他更喜歡我。
第二十二章 安徽人「回」家鄉
上文說過，我雖然生長在南京，但是是安徽石埭人。北邊人有時說我有南京口音，其實有些是安徽音，從姨姨學的還有些池州話呢。我長到大就沒有踏過安徽的土地，到大冶武昌來來去去的從船上看見安徽的鄉土，所以家裡人常常笑我是安徽的「蜒戶」。
這一次，差不多兵變後兩個月，柏文蔚就請我到安徽省去玩玩，說出去走走就好了，我也因為要到安徽省和教育廳長接頭我出洋的事，我想不久一年的期限快到了我可以走了。我本想帶沁芳同到安徽省去，不料柏派了安徽警察廳長祁醒臣來接我，而祁廳長又正有人給沁芳提親，所以沁芳不願去。（其時柏家還不能開通到自己定婚呢。)我只得一個人到安徽了。下船一看大隊軍樂隊接人。我說今天接誰啊？我倒好運氣，倒像接我似的。祁笑說，正是接楊先生的。我可有點氣了，我放下臉來說，這算什麼呢，拿我當什麼人看待？我想不下船，祁舉手叫他們不要吹打，又再三對我解說柏都督，因為這次辦了一些事，又安慰了他的父母，感激楊先生的不得了，本想親自到南京來接，就是恐怕被人說；並且他還沒有接過他的父母和太太來過，所以不便親自來，才打發我來接的；拿楊先生當上賓看待，一點沒有侮辱招搖的意思。我問他打算給我住在何處？他說，給楊先生預備住女子師範內，就是免人說閒話。我想這樣我可以下船了，就坐了藍呢轎子一直抬到都督衙門後堂下轎。柏出來接了，祁就走開了。柏倒規規矩矩的和我談了半點鐘的天，問問要學醫的事。我就對他再三辭職，能不能讓我早點離開。他說等他下月回南京再談，我就辭他到女師範去，他留我吃完了午飯再走，問我來過安徽沒有？我說第一次，他笑我安徽人沒有到過安徽！約我第二天早陪我看城內各處。中午請教育廳長等陪我吃飯。我沒有等他說完晚上做什麼，我就說我晚上要去看我父親。他詫異的不得了，問老先生在那兒？我說現在安慶北門安徽師範學校當教務長。(陳省長的丈人鄭桐蓀先生也在那兒當算學教員。)他說怪事，我一點不知道。我回他你一個都督多少事，如何會知道一個師範學校內的教務長呢？他以為我覺得他對我父親沒有注意，趕快說有別的機會，我再想法子。我說你千萬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父親不要你知道他在安徽，所以我總沒有提過，更不願人說因女兒之故升官，那麼他變成什麼樣人，我也變成什麼人了？你千萬不要對人提，就以為我父親不在此地一樣，你也不知道他，他也不認識你，我們各人歸各人的往來好了。(我父親本來沒有見過柏文蔚的。)他搖頭感嘆的樣子說，你們楊府上都是清高的，你的祖老太爺更是清高自潔的一輩子，不管信佛不信佛的人都是佩服他的不得了。
吃完午飯，我就離開了都督府，到女師範，遇見一個姓高的和姓姚的兩位女士，人非常好，陪我坐著。我問她們安慶省城什麼地方好玩。我不要坐轎子，叫了三輛所謂洋車，硬皮輪子，破篷子，石板地，人在裡面兩邊搖，真不舒服。我坐了不到一點鐘，我就不想再玩了，還是回學校和她們亂談天好了。在那時若是兩三個時髦女子在街上走，也是惹人圍著看和說閒話的，所以我們就回去了。
好些教職員都來拜望我，談得很好玩，多少人談楊先生到我們安慶來辦事多好。我說等我學好醫回國到安慶省城來開醫院好不好？他們都同聲說歡迎之至。晚上就在學校內吃晚飯，半酒席式的，好像是別處送來的，我也不管吃就是了。十點就睡覺了。在床上我自己覺得莫名其妙了，看這個樣子玩也不能暢玩，正事也沒有，算來做什麼呢？等明晚看了我父親再定，還是待幾天，還是就回去。
第二天早十點都督府就打發轎子來接我去。我到了那兒看見有一對張姓夫婦在那兒，張太太是日本人(以後隔了十年在清華她女兒家還遇見她的呢)，說的一口好中國的南方普通話。我今天可大高其興起來了，因為覺得有別人在座便當多了，我想柏也是知道我避嫌疑不大高興和他單獨談天，所以一早請了別人來，因此我就高談闊論起來，窗戶外面時時有人走來走去的聽，我也不管了。兩點鐘內十分之八是我一個人說話。十二點鐘，警察廳長祁，教育廳長吳，男師範校長汪，女師範教員高(以後就是祁太太)，張夫婦，(請了我父親，他不願來。)再加我和柏一共八個人吃午飯。一桌酒席吃了三個鐘頭。吳廳長對我說有官費，自然沒有問題，他說哪一天柏都督告訴我楊校長要出去，我就送護照過來。他說話狡猾的很，知道要等柏放我走，他才能給我護照，否則不是他催我走嗎？幾點鐘之下他們說話很少，因為柏是他們的上司，他們不敢多說話。我雖然也是在他手下的，可是我不願在吃酒席的時候這樣冷靜，所以我總找了話說，和逗他們笑。柏對他們說我還不知道楊先生是談笑風生之人呢。我回他同你在談公事時自然不能談笑，現在應酬再不說話就乾燥無味了。(不料乾燥無味這四個字不要緊的成語以後他們多少人用他說了來玩，傳到學生口內他們用的上用不上都來說。)下午我就和男師範校長來帶我去看我父親去了。他以前也還不知道我父親在他學校里(也不知楊自超就是我父親)，這個時候才知道再三和我道歉。我說知道又怎麼樣，不知道又怎麼？我父親做他的事，我辦我的事，有什麼相干呢？他們看我這樣都覺得我這個人不識抬舉似的。
到了師範學校我父親喜歡的不得了，說我正想你呢，我知道你昨天到的，並且前兩天我就知道了，聽他們議論紛紛的，我就知是你，但是我不願意說出來，說完這個話眼看看他們校長。吃了一道茶，我就對汪校長說，你請便吧，我要和我父親談談，晚上也請不必候我們，我和我父親要單獨出去玩玩呢。他還再三對我客氣，弄得我發急起來了，我說你們不是常說的恭敬不如從命嗎！我現在替你說，好不好？我父親對我瞪眼睛，因為這個話，是不客氣叫他聽我的命令的。他聽了這個話，只得對我點點頭走出去了。我父親再三抱怨我不應該亂說，我說誰叫他老追著我不放鬆，人家父女總有話說的，他要知趣，他應該早走開了。父親告訴我，他們在外面巴結人的都是這樣。他的地位比你高呢，他這樣巴結你不存好意。他想柏都督破例的恭維你，不知是何心思，所以才來巴結你，不然你來拜望他，他還不知見不見你呢。他們在外面不知造了多少閒話了，昨天還對我說他今天要去看一個特別的女上司呢。我告訴我父親，他剛才對我說他不知道你是我的父親，我父親說，哪有的話？我早和他同鄭桐蓀兩個人說過，我的女兒在南京做中學校長，他還和我說過我們家真開通，興女學這樣早，昨天對我說話時，也像譏笑我的樣子，可想一個女子要解放出來做事是不容易的事。我想你還是早點回去，最好明天就走，免得人亂說。我也沒有說可否，就催我父親同我出去玩玩再說。
我父親意思想由他做主人請他們校長和鄭兩個人同吃晚飯，我不要，我們兩個人就帶了一個聽差的找了一個叫同和居的飯館靠江邊的地方吃了晚飯，談了很多的事，也說到出洋。我說一切都弄好了，我想早點辭職走，柏大約不肯，總須一年滿了才放我走。但是我父親贊成我早離開好，並指示柏這次招待我的不當，外頭各方面都亂說，又叫我第二天走，並且告訴我他自己也不想在安徽呆久(鄭也想的，因為師範辦的並不太好)，也許不到暑假就走。我倒過頭來勸我父親，說人家亂說不要緊。一個女子要出來做事起頭一定要有人肯犧牲名譽，才能做的出來，可是自己做人要正派，行為上談笑不要緊，羞羞答答的還不脫女人的習氣又何必出來呢？我總覺得我們應該打破男女的界限，除了戀愛上，大家在一道做事不要想有男女的分別就好了，總要有人肯起頭這樣行，才能提倡呢。我父親說，你想的都對，以後看你行吧，我當然也不來干涉你，只希望你爭氣，不要失腳就好了，不然人家都說我給你慣壞的。
第三天早上我打電話問柏能不能給我的船票改提早三天，今晚就回去，沒有大菜間也不要緊，就官艙也可以，因為此地沒有事了，地方又不好玩。柏在電話內笑笑說，一定要回去我想法子，到這兒來吃中飯談談再吃了晚飯上船好不好？我說不了，我還去買東西，晚下午再來辭行吃晚飯，你要不要帶東西回去？他連說好好，我從來沒有帶過東西，請楊先生給安慶有的好東西都買點帶去吧。我也不管他說真的還是好玩的，我和父親兩個人就真上街買了一大些東西，安慶的蝦子豆腐乾乾濕兩種，和蝦腐乳，是中國最出名的，醬小菜也好，我買了四十罐。還有一種秋石，相傳治吐血的，也買了二十塊，干成青魚兩大條。又同我父親到江邊吃了午飯，看長江真好看。同時又到船公司去問了當天晚上有什麼船回南京，恐怕柏不放我走，告訴我沒有船我可以自己走。一切弄好了和父親說了再見，才到幫督府去。
柏一見我就笑笑說，是不是老先生要你回去？我說父親說無事早回，對於學校不應曠職太久，我自己也覺得無聊，城這樣小也不好玩，所以還是早回去。柏說像楊先生這種人是沒有人敢侵犯的，不過風氣初開，免不了人家說閒話。我因要打破風俗，所以不顧一切這樣做，我想楊先生一定也同意。我看他說破當然更說的大方一點。我說我不在乎，要是怕，我都不出來做事了。我是提倡男女不分界限的。品行上當然要守規矩，那樣才可以開人風氣之先呢！柏說那自然，像楊先生這樣處處謹慎，是不怕的。像我們老太爺，起初懷疑我為什麼請這樣年輕的校長？別人也說。現在他老人家每次見我總說楊先生真不愧大家風範，要我內人和舍妹朝夕跟楊先生學。我又提到我願意早出洋，柏也答應我，說請你自己找人代替，等我這回回南京時，對江蘇教育廳和學生訓話時提提。不過我聽見學生說不放楊先生早走呢。我倒希望楊先生早點學成，將來給社會盡義務。他同時又低聲對我說，我們革命黨中還有許多問題呢，內亂還不知到何日為止。革命不是這樣容易成功的，我們是亂世破壞的人才。楊先生！你們才是將來建設的人才呢，領導一班人造出新的中國來。他說完嘆嘆氣。吃完晚飯雜七雜八的談到了十點半，上船還是祁廳長送我上船的，又派了一個衛隊送我，因為我不要祁單獨再送我了，也不准他們再派軍樂隊。
我上了船睡覺老睡不著，心裡就惦記柏文蔚說的革命黨中還有許多問題，不知是許多什麼問題。我在床上只聽見「江寬」號那天平式的大槓桿慢慢一上一下的吁氣的聲音，一夜到天亮好像盡在說：
「吁——許多，
問——題唏！
吁——許多，
問——題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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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二次革命
第二天下午到南京，先一直回家，帶了不少的東西送大家，又回到學校，又到後面柏家也送了他們不少東西，大家都高興的不得了。柏的太太問我怎麼不多玩幾天？我回她等你到安慶去時我再到都督府內去多住幾天玩玩，這回住在女師範學校內不大好玩。她高興極了說楊先生！我若去時，你一定要再和我一同去，到各處玩啊。
平安的過了八個月，柏從安徽省回南京來了，到學校來訓話(他每回來一次總到學校來訓話一次)，告訴學生，楊校長不久要走，我已經答應請他自己找代替人。學生就大哄起來了。其時學生一共五百三十人，圍上講台要柏留我不要給我走。柏就對我說，不是我不放楊先生走，你看學生這樣如何辦法？我那時只得說慢慢再說，我來對他們解說好了。到下午下課時二十幾個代表都來了痛哭流涕的留我，說楊校長學醫，將來也是給社會盡義務，現在做校長領導學生也是給社會盡義務，有什麼分別？何必舍現在而求將來？我對他們解說，教育不是我的專長，我從來沒有學過教育方法，只能淺近的指導你們不是我所願意做的。並且教育人的人不是說我比你們多識幾個字，多看過幾本書，不能算就可以教育你們。應該請教育專家來正式辦學校，而中學是教育中最要緊的基礎，不應馬虎。我的學醫將來是我自己本人成功一個專家，又可以救社會，並且中國現在很少女醫，而極需女醫生。辦教育人多，而去學醫的人少。他們也不聽，我也不再說，因為他們只留而已。以後天天鬧，我又對他們說日子還未到，等到了我必預先聲明的，到那時候再說，自己想或一溜了之，一面我就留心找代替的人。
我的亡友林貫虹的姑母(即大名鼎鼎的林則徐的孫女，就是辦南京第一旅寧學堂的校長沈士培太太)學問向來出名，又是教育文學大家，又是老革命，我就先請她來做教務長，打算以後請她代替自己做校長。我雖然在交際中見過多少次看她為人恭敬客氣而帶有架子，我想她三代大官之後，自己又是大官太太和有學問，自然有點架子，我想她來辦學校做青年的領導者，不會擺出架子來的。不料她一上任就帶了廚子和聽差老媽子來，五個用人，還另外要廚房飯廳。我定的吃飯規矩，是每桌八個人帶一個教職員在內，我自己也同吃。對廚子是若有一個菜不乾淨，罰兩個菜。她來了樣樣須另外。我再三解說，她回我，你真太講革命了，上下都不分了。我說沈太太，你不是革命先進嗎？你這些上為什麼不改革一下，為青年的領導作榜樣呢，還要擺官架子，還能做革命的先進嗎？(豈知幾十年來老革命家多少皆是如此可嘆的很。)我這樣一問，問的她臉紅了，無法回我，就對我說，你應該叫我姑母，因為你是貫虹的好朋友和姊妹一樣，所以我比你長一輩，這個上沒有革命吧？以後我就叫她沈家姑姑。我笑著對她說，你要知道我對父親還要革命呢，對姑母的命令未必從都服的。她無法也只得笑笑而已。過了兩個月下去，她對我倒一點無問題，但是董事會和校內教職員學生們都不滿意，大家都對我說不能走，柏文蔚也對我說楊先生另想辦法吧。因此我總急的不得了。
有一天黃炎培來學校參觀，因為這個學校算是安徽和江蘇兩省合辦的，那時黃是江蘇教育廳長，因柏文蔚多數時間在安慶，所以有好些事都是和他去接頭。那天參觀學校後柏請他們吃晚飯，李烈鈞等人在座，也請了我去。談到接續我的人不合式，黃炎培就用一種責備我的口氣說，楊先生，我們不能因人成事，我那時正煩心這個事聽了更生氣的回他，我也不是因人成事，我是以事找人，我若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走也可以，不過我負責在先，我總應該好好有人接續下去。李烈鈞大笑解圍的說，楊先生何時有空到江西來玩玩，我必以上賓之禮招待。我又回他，我到各處是辦正事的，並不是到處去出風頭去的。柏文蔚看我不耐煩的樣子，只得又解說楊校長是書香世家出身，不慣到處行動。我又回他，不對，若說古禮男女授受不親，我現在根本不應該和你們諸位一桌吃飯。他們都覺得我是不耐煩了，樣樣都不對，就談些別事了。我知道因此這學校還是我的責任，我反倒不能不管了，所以我又呆下來再另找人。
正在這時國家改變起來了。大家都知道那時的北洋軍閥袁世凱等對於國民革命根本是貌合神離。等到袁世凱競派人在上海給宋教仁殺了，那真正的革命不能再等了。其時陳其美也在上海，柏文蔚、李烈鈞等也是主動人物。這就是一九一三年的所謂二次革命。張勳就告奮勇來打南京，兩面打了十二天，柏忽打發人來叫我去談，看這個樣子革命黨要敗，請楊先生給學校解散，學生和教職員無家的一同同楊先生來上海，我設法給他們錢回家。楊先生你的身家恐已加在我們革命黨內被累了。尊大人所在之處恐也靠不住了，你告訴府上一聲，一同到上海吧，我自然想法維持。上海租界協平里我們租了五幢房子，可以大家先搬到那兒再說。我回他一切遵命辦理。我大家庭不要緊，因為在南京誰都知道，就是張勳進城也不要緊，我帶我母親和一個弟弟走好了。可是我不住你們一道，我另住在我的朋友林家，他們也住在協平里，教職員學生住你們那兒。柏說好，我們再見吧，也許不能再見了，就握手而別。因其時柏、李兩督軍是在前敵的。柏家當晚就全走了。其父再三囑我要到上海，我答應他們了。第二天解散學生，剩下來七十三個人和我的父親弟弟一同到上海25。給學生交代了，我就到林家住去。他們勻了一樓一底給我們住。
又過五天革命軍一敗塗地，都到上海了。當晚十一點半柏的妹妹來叫我去看他，柏對我說，我現在只有十分鐘和湯先生說話。我們幾個人就要離開祖國再等機會。這幾三千元解散學校方面，五百元給你老太太和弟弟暫在上海等你尊大人回來，三千六百元一個摺子給楊先生到日本留學，因為你那安徽的省官費一定會取消的。現在我們此地男子今晚全走，只有老父和二弟和內子寄在此。他們一點什麼都不懂，懇求楊先生給他們一同帶到長崎去。日本船位已託了正金銀行經理長川先生，到時他有信或派人來通知楊先生的。希望楊先生一定來，並不負我托，我們在日本再見吧。我忽然來了這樣一個重擔子，而又看他們如此的倉促，在友誼上我不能不答應。還有我向來的為人，在患難中什麼樣的重擔子我總負了責任不辭的(一直到現在我還是這樣做人)，凡是我的朋友大約都信我這是實話，不是要做虛名英雄的，何況那時柏文蔚對我種種的恭敬我，和臨走給我各方面都關照到了。所以我就不顧一切慷慨的答應下來。
我回家就給我母親和弟弟托給林九嫂。經濟一面我給預備了半年的。父親處去了一封長信(那時在海寧做鹽務知事)，告訴一切，可是不能提時事，只得提出洋事，同時把信的副張留給母親，恐父親收不到我的信，所以留一個副張以後給父親看，我以為這是最妥的了。沒有料到我父親對我一生最不滿意的就是這一次，以後來信責備我不顧名譽，不顧父母的生死，就出洋了。不過我自己問心無愧，覺得我沒有做錯。林家九哥其時也在第二次革命嫌疑中，所以我也勸他同行。隔了五天正金銀行來信說八幡九頭二等都歸我們用，唯報關時需要一個姓，我就給什麼人都姓了楊，算我的家屬了。三天就到了，我可暈的不得了，又忙，又急，又是初離國，還不知道父親的消息，所以在船上睡了三天沒有起床。船到時，怎麼全是日本人來接？其中一個日本人看像熟的不得了。中國幾次革命都是日本人包辦的，可是這個日本人是中國人。細細的一看，原來就是柏文蔚！他改了裝了。
第二十四章 叫洋車到東京
到長崎後本想即到東京，後因柏文蔚他們留我多玩幾天，並預備給他的妹妹和兩個大兒子東子義子托我一同帶到東京住，由我關照和指導他們學，我就每早下山到各處去玩和林家九哥丙南和沁芳三個人一天到晚各處跑，吃日本飯。其時初革命時，日本對中國雖不大看得起，可是見面還不覺得太壞，就是路上小孩們總是「希那近，希那近」(支那人)的這樣叫，看日本住家路上都不覺得是到了一個外國似的，也不像我要受他們的教育的感覺，總像到了一個遊玩的地方。他們過日子好像在做戲做給我們看好玩樣子的，並且覺得在遠遠的一個西洋景裡頭似的。到海岸看見大貨船等等也不想到船是他們的，只覺得他們在給人做事呢。房子就像玩意兒(日本房子小倒的確是小)排些紙燈籠。我很失望的心裡想，這個國就是我要求學醫的地方嗎？每天自已問自己好幾遍。
有一天晚上睡下來了，聽見隔壁柏文蔚和太太他們的聲音不停(只隔一層紙門)，並且有敲東西的聲音。我就問，你們做些什麼，還不睡？他太太唏唏的笑說，楊校長來看看，我們做什麼。我推門一看，一地的東一堆金首飾，西一堆金鍊子等等都敲破了。我驚奇的不得了。他太太對我說因為他們大家都沒有錢了，等的錢還不知有得來沒有得來，所以給首飾都毀了拿出去換，好換一點。教我們等幾天也是等弄錢給他妹妹和兒子們，才能和我一同走呢。我心裡覺得很慘的，他們一下台就如此了。我問柏文蔚這些東西一共可以換多少？他說不過七八千而已，可以維持兩三個月。南洋大約總可以匯點款來接濟，否則大家都要餓死了。我說你們為什麼不早點準備呢？他說，我們革命的人總是朝不保夕的，過到那塊是那塊，從來不為個人生死著想。我想了一下，我說，你給我的三千六百元我不要了。你們毀首飾用，我也有千元的首飾。何不大家一樣過呢？我到東京連你妹妹和兩個兒子有四個人，你們這兒連同志們有三四十個人呢。(那時日本的生活每人只三十元一個月連吃帶住在內就可以了。)有我這一筆你們可以多放心點。我拿一百元現洋去。(我們車票都買好了。)柏再三不肯，眼淚都下來了說，楊先生若是這樣我如何對得起你？若不是因我要留你在學校多做半年，你已到英國了，怎麼能跟我們一道吃這個苦呢？現在給你英國改到日本已經覺得對不起你了，怎麼還讓你孤身無錢，帶我的妹妹和兩個小孩到東京去上學，絕對不可能的。我說我覺得一點不要緊，並且日本這個樣子我也許不想呆下去。我現在也有金器可以支持半年。你妹妹也有點首飾。(其妹首飾並未告訴他們，早知他們要毀了用的，所以她的未拿出來，被我說破了可糟糕了。)你兩個小孩用不了多少錢。他們若是支持不下再回來，或者你南洋款到再給我也一樣。我說完就給正金銀行摺子拿出來了給他。以後他再三推來推去才說定我拿五百元，再帶五百給他們妹子和小孩，其餘他們暫用，以後南洋款一到就匯給我。柏接摺子的時候握著我手很長不放說，我們革命黨里人都像楊先生這樣就好了。
第二天十點我們就上車到東京，林九哥丙南也一同走的。柏的父親還對我磕了一個頭，說他最小女兒和孫子將來的成人都都靠我了。(實在女兒也沒有念書。兩小孩，不久他全家，也來東京住，就什麼都不念了。柏文蔚自己就到南洋去了。因他們人雜，我就和他們分開讀我自己的書。)上車後我因頭一夜沒有好睡，又暈車，頭痛的不得了，每到一站停停我才睜開眼看看，所以也沒有到飯車去吃飯，拿來的都是一盒一盒的冷飯臭魚，兩片黃蘿蔔。林九哥也同行，他吃了一口冷飯在嘴裡咀嚼半天不咽下去，還搖頭做詩，我看見他搖頭給我搖的頭更暈了。以後我們發見可以叫大碗飯來吃，叫「井」(讀どんぶり)，一個好看極了的大碗，有蓋子，裡面大半碗熱飯，上面有炸蝦或有炸的素菜，或是鴨蛋加點滷子，碗蓋上面有兩塊黃蘿蔔，只要三毛五分錢。還有一種冷飯，用海帶捲起來，每份六個，二毛五分錢。喝的有牛奶咖啡，或一小壺茶。也有西洋料理。我們五個人一個日本字不會說，總用紙寫，因為當年日本人認得漢字的多(不過有些字，字雖一樣意思大不同)。
我一天一夜真覺得倦的不得了，想路上下來住住，可是話一點不懂，又人那麼多，真是度日如年，忽然看見大阪車站，我們說下來住一天吧。幾個人就給隨身的東西拿下來了。到車站裡面給了一個紙條子給站長，要到一個旅館裡去住一夜，說明不要太大的要中等的旅館。他就給叫了四個洋車拉了幾條街。我們一看雖走了幾條街，還是回到車站左近，知道被騙了。到了一個富士屋旅館，一下車兩個下女出來就給東西拿下去，帶我們到一個很清淨的屋子裡，十二塊蓆子；又給兩扇紙門往兩旁一推，又是一間八塊蓆子的還有一點小極了的小院子，一個廁所。她就「喔枯桑，喔長桑」的亂叫了一陣，我們也不懂就點點頭而已。(以後懂了才知道叫的是先生太太，那時只有先生小姐，不知他們給我們當中那個當了太太了。)
我在車上沒有很吃東西，下來這一走好多了，覺得餓的不得了，寫條子問她要飯吃。她拿了一個單子來。我們只看見有松菌和雞鍋。林九哥說，這個好吃的很，我聽見我弟弟妹妹說過的。我們就點了那個，價錢只得一元五毛一個人，我們也覺得便宜，叫了五份。拿上來了一小碟一小碟的，一個下女教我們怎麼樣做，我們還照中國樣吃法，先不吃飯。她看見我們一下就吃了，又下去拿上來，我們一下又吃了，添了三次我們才吃飯。小極了的碗，每人吃了三碗飯。那個下女在旁邊添飯拿東西勤快的很。我們說日本下女真好，比中國的懂事，又識字，我們到東京一定用一個下女做事，(那時只五元一個月的工錢)。吃完了拿了一個帳單給我們，一看嚇了一大跳，因為我們想凡是她拿上來的東西都在賬內的，沒想到添一碟加一份錢(比原來的少一點，每份一元)三元半一個人，外小賬。我們大家看看只得給他二十元，找回二元五毛。我想照中國規矩給一元五的小帳總夠了，哪知那個下女磕了一個頭還等在旁邊不走。林九哥對我說，他弟弟對他說過的日本小賬多，我就給那一元也給了她了。哪知她還不走，又磕了一個頭。林九哥氣起來了，用袖子一舉(他穿中國衣，中國樣子。)叫他出去。哪個下女想到他要打他呢，快快的跑了，嘴裡嘰哩咕嚕的一路罵出去了。我們也不高興的很，總說日本人欺我們。(若是知道的話一點不會錯，也不會誤會的不高興的。)
第二天早上就叫她拿日本的早飯來吃，是一碗醬湯加幾個蛤蜊，兩片烤海帶，一碟醬油泡海帶卷子，裡面放一條小乾魚，三片酒槽醬瓜，每人一小木桶飯。他們四個人都不想吃，我可是喜歡的不得了，因為我早上喜歡吃新鮮飯，那些古里古怪的菜我總喜歡嘗嘗的。(我以後在日本六年那幾種東西我一直喜歡吃的，中國學生都笑我。)結果我一個人吃了兩份。他們勉強也吃了一點。
下午我們還是搭第一天下來那個鐘點的車。一到車上我又不舒服了，又是一天半和一夜，我們看見了一個大牌子說：「東京驛」。我們說好了，到！我們全下車了。車上多數的人也下車了。我們找接我們的人也沒有，想一定沒有給我們找到房子或者他們忙未來。(因為我們在長崎動身前寫了一個信給林九哥妹妹的一個同學朋友叫蘇淑貞的托找一所小房子，若是有空的話也請她到車站來接一接，不過醫學生忙的不得了，我們並不望她一定來接。)我們照例又是一個條子叫了四輛車先到旅館，想等到找到了朋友家，有了房子再到行旅倉去拿大件東西。到了橫濱屋，住下也很好。這次不敢亂叫來了，就叫他們拿例飯來吃。本想當天就去找蘇去的，因為我一路暈車，林九哥和沁芳都說已經住下旅館了到明天再去吧，休息一晚再說。
這天晚上我們大家發現了一樣怪事，就是下女來鋪被時每人只有一床被，上面一件大棉衣又厚又硬，不知如何辦法。下樓找了經理來用手比給他看。他笑的不得了，他穿起來往墊被上一睡，給我們看。並且兩個女人的枕頭更可怪，是一個元寶式的木頭墩子，上面加一點小園枕頭，硬的不得了。兩年以後我才知道那個是給日本女人梳的頭放在外面睡的。我們既然知道那個就是被，就拿他蓋在身上睡。當然不會照日本人的樣子來用他。枕頭就用一個他們屋子裡的方綿墊子(這個方綿墊子就是日本人屋內的椅子一樣作用。)只過來加自己的一塊手巾在上面用了。
第二天吃完早飯，我們就叫旅館內給我們叫四輛東洋車到牛込區朋友家去。下女去了半天，回來只對我們搖頭和甩手兩面搖，表示不是。我們又怪極了，我們就自己下去到門口問他們，叫他們叫車。他們電是搖頭，大家對面看了半天，她用紙寫了告訴我們可以坐火車或電車去，洋車須三四個鐘頭而太貴。我們想日本人又來欺我們了，反正到了那個地方蘇家會知道的，就不會再受欺了，我們就叫他們叫了四個車在門口等著，叫他們四個人就上樓去取東西，我一個人站在門口等。一會兒來了兩個中國人，這個掌柜的就告訴他如此如此。那兩個人就過來問我，你到什麼地方去？我回他們要到牛込區去。他回我這兒沒有牛込區。我說一定有，就在東京女醫學校旁邊。我想他是廣東人，同我的話說不清楚，我就給我手包內蘇家的地址給他看。他一看就問我，你們為什麼坐洋車去？為什麼不坐火車去？在這兒沒有人坐洋車去的。我回他我們不知道路，所以叫洋車去。他說，你們為什麼不到東京驛過後，再坐洋車，又快又便易(其時日本還沒有多少汽車)。我說從這兒到東京驛只兩三條街，為什麼還要坐火車？他說怎麼？東京驛還有一點鐘的火車呢，這是橫濱啊！我才恍然大悟這一個鐘頭內大家不懂話的麻煩了。我就對他們說因為看見「東京驛」大牌子在車站旁邊，就以為已到了東京了就下來的緣故。那兩個中國人轉告訴掌柜的，給櫃檯里外的人笑的彎腰馱背的，旅館內的下女七八個人都來了，大家笑的不得了。林九哥他們下樓來才知道這個錯誤，也笑的不可仰。我們就坐了那四個洋車再到車站，車票只存了一張在口袋裡，其餘都扔了，再買車票，再上火車，一點鐘居然到了東京驛，這才是真正的東京驛，不是從橫濱往東京驛的月台了！
第二十五章 請官費學醫26
東京驛是一個大極了的新車站，站外扎了一個大松枝的牌樓，因為這一天是大正接位後第一個生日（十月二號？)，熱鬧的很。我們叫了四個東洋車到蘇家。蘇淑貞的母親一見我們就問，你們不是說昨天到的嗎？為什麼今天才到，又這麼遲？我給鬧笑話的事都說給她聽，她莫名其妙，但是她回過頭去抓著九哥的手就哭起來了。因為她最愛貫虹的，九哥長的非常像她妹妹，所以從生的想到死的。給柏家三個人和蘇家的二女女婿看著一哭一笑，不知如何辦法，連林九哥也不知如何是好。還是我停了哭，大家才起頭談話。
半點鐘後淑貞回來了，就帶我們到她給我們預備的房子那兒去。看看是一所小矮房子，面里一間八塊蓆子，一間六塊，進門一間三塊的，一個小廚房，廚房內有一個火頭的煤氣爐子放在地下(日本都是如此)，一個水龍頭，地下一個木頭做的池子，就算出水道。屋租是三十五元一個月。隔了一下子，賣素菜的，賣魚的都來了。我們就開始做家了。但是我並不會做菜，也不會管家。幸虧柏沁芳知道一點。多半買日本的干鹹菜吃，他們的醬油好，所以隨便煮煮還可以有點中國味。有一天早上我打雞蛋，兩個蛋打好了，白都到地上去了。那個時候我們也不在乎吃，大家就急了要學日本話要緊。用了一個下女，五元一個月，打掃和煮飯。我們飯吃的少極了，因為日本米粘。但是米買的多的不得了，我記得第一個月吃了十八元的米，以後才知道大半是下女偷了。又請了一個教日本語文的先生，每天來教四點鐘，從一點到五點。蘇淑貞給接洽好，凡是有賣東西的人來都叫他們在那個時候來，先生可以幫，告訴告訴他們，我們要些什麼。因為日本賣東西的寫的那些字我們不容易認得，不過漢字他們有點認識。又買了些日本家俱。我頂喜歡的就是那個灰盆，中間燒一塊炭火，叫ひばち(火缽)，人的身子可以靠在邊上烤火的，上面有一個鐵壺也可以燒開水。如此過了二十天，林九哥回國了，只我們四個人住。因恐錢不足的緣故我就拚命的學日本語文，兩樣並行，可以早點考入女醫學校。因為中國政府定的凡考上五大學校的，政府一定給官費的，中國政府在那個時候派的中央監督住在東京，只要入了學，就可以直接去請官費，對中央監督申請到教育部，教部再調查分派各省出錢，歸中央駐日監督發給學生。我從十月學字母起到第二年四月就正式考入學校了，說話當然不能那麼流利，可是醫學的書半漢字，半日本字母我都可以知道。又起頭補習德文，因為在日本學醫，名詞都是用德日漢跟拉丁四種，所以就以一身二百多骨頭計算，也一千多名詞了。我因入學後太忙，又加柏家全家來了，我就另外住到日本人家的一間屋裡頭去了。連吃帶用二十五元一個月，六張蓆子的房間，一切都不管，只念書而已，覺得舒服多了。可是吃的真壞，常常加點雞蛋吃吃。有時柏家送點菜來給我加在裡頭吃幾頓。並且第一年我恐他們記得我是加入第二次革命里的，不敢去請官費，所以換了自己的首飾緊緊的用。有時柏文蔚也從南洋寄一二百元來，可是學費很貴的，起初每年三百，以後加到五百。我的父親在國內又無事，不能接濟我。
過了半年，李貫中(字韻嫻)從中國回來了。她是一個老日本留學生，音樂家的女兒，以前在日本隨她父母住過三四年的，以後又在日本上中學，和貫虹是很好的朋友。她也要學醫的，說的一口好日本話，舉動和日本人一樣(但是我始終不大喜歡她)。她回國去了兩年，請到了河北省官費，又回來學醫。她因為我是貫虹的朋友，又常聽見過貫虹說我的為人，所以她一到日本就來找我，並且要我和她同租房子住，又再三對我說她有官費可以和我和起來用省點。我也正是吃日本飯吃膩了，所以、又租了房子和她同住，用了一個下女。這次我可上當了，她一點中國菜不會做，她只說說話，樣樣歸我管。她中國衣服首飾一點沒有，都用我的。我那時雖無官費，可是手邊錢還不少。她知道我不肯穿日本衣(中國學生大半穿日本衣)。就要我做洋服穿，把我些灰鼠衣三件改作兩個小外套等等的事。又叫我不要正式上課，先在預科讀一年，她包給我弄官費。這一樣我始終不肯答應她的。我說我要早學早回國做事。蘇淑貞常來勸我不要信她的，她就同蘇大鬧，有時暈過去了做出種種行為來。我就想搬開，不過有時我總想，起初她好意幫助我，不管她幫沒有幫，我總應該感激她的，她也覺得如此。所以有一天她到中央監督處(監督名言微)領官費就提起我的名字來，問能不能請官費？監督就說可以，她(就是指我)既已入正科了，並且我聽說她是一個很有資格的，楊府上祖老太爺我都知道的，你叫她來請好了，安徽省一定可以批准的，叫她請六年的好了(這是錢學琴和她同去以後告訴我的)。她回來就和我大吹特吹她如何困難給我請求到官費了。我真感激她萬分，因為學醫非五六年不可，我自己只有兩年的錢，以外要靠隨時的來又不一定。所以我當晚就寫了請求書前去。她叫我不要自己去，寄去好了。又叫我千萬不要告訴別人，恐有人反對我。其時我處處覺得她給我設想，我只有感激，沒有餘地想到別的上面去。
兩個月以後(九月十四號)，官費下來了，並且還補了以前三個月的，每月三十六元，學費歸政府給。其時我手邊還有七百餘元，首飾在外。所以貫中就出了一大些主意來。三個月的費她說已過去了，我們兩個人做了兩套灰嗶嘰的三節的洋服。(上身現在還在呢，給小孩做短外套了。)把我存出的錢拿二百元來定打兩張床，兩張書桌，兩頂書櫃，四把椅子，兩套夏天的洋服，一部新版的解剖書。我也是向來慷慨和喜歡用錢的。苦了這一年，現在六年讀書不煩心了，自然就可以大用起來了。三天工夫給房子裡擺的像一個「西洋間」。別的學生來看見了非常詫異，不過她們說想我和革命黨的人往來總是有錢的，其實是在胡鬧。過日子今天要西洋料理，明天去看好電影。
到年終考書她非要我不去考。我說我第一期考的好好的，為什麼不讓我去考呢？我非去不行，她就裝病，日夜的鬧我。我不管，還是預備，她才對我實說，她到日本這樣久了，將來和我一年畢業不好看，所以要我遲一年，給我弄到了官費還不能報她這一點恩嗎？我說別的可以，叫我等比你遲一年，我無論如何不能。我同你到監督處去退還官費。鬧的同學的都來了，全說沒有這個理。以後我還是去考了，她反倒是開學前再去補考的。每次去考我們兩個人坐在一道，她想告訴我抄她的，但是我怕她造謠，我總先快快的交卷子。以後老同學的告訴我，學校里兩個日本通，成績都不好，因為她們知道的東西少，中文也不通。(在日本留學中文關係非常的大。要是學文學的，可以全用中文寫答案不算錯的，所以好些中國學生在日本讀文科的可以不用上課，就去考考就是了。)有一個學生第二年就開除了，李貫中也重考過一次，她每次大考總在我下一兩名。她恨極了，就和我分開住了。因此我清淨多了，可以好好的讀完前期(就是前兩年的各種理論大綱)。
我讀完了前期就回國一趟。父親見我喜歡的不得了。其時我父親在湖北湛家基造紙廠做幫辦。我到家時不過才讀完生理解剖等等的理論，並還不知醫病。可是我父親逢人總說醫生來了，要我給弟弟帶到日本上中學。我回家一個月，什麼都做給我吃，做了一大箱四十多件新衣給我，我也給貫中的尺寸做了六件。看五叔處四妹出嫁，鮑家非常有錢，下定來了不少首飾。我父親一點不羨慕，說我的女兒將來做醫生，自已不知可以賺多少錢，何必要人家的東西呢？每大早我父親親自坐小火車到江邊去等買鮮魚給我吃。晚上總問我將來願學哪一門，在什麼地方開醫院，他好給我預備。廠內同事請我吃飯，父親總同去，父親總對人說，我有一個女兒勝十個兒子(其時弟弟正不肯讀書)，一面說一面吃酒。(我寫到這兒我心裡非常傷心。第一．當時沒料到這一次就是和我父親永別了，以後是奔喪回國的，趕我真成了醫生我父親沒有看見，這真是我終身的遺恨。第二、我一生並未做出於國家與社會大有用的事，負了我父親的希望，所以我現在不贊成女兒們學醫——除非不嫁才可以。)所以我第二個女兒新那想學醫我不贊成花很多時候和錢，不能做什麼，除非不嫁，她說她就不嫁好了。我說你長的太美了，若是不嫁豈不是暴殄天物嗎？她以後學了化學。
一個月匆匆的過去了。就帶了弟弟上船到上海，上船後還看見我父母在躉船上招手。到了上海以後住林家，林九哥在黑龍江做事，有信給他太太叫他帶兩個小的隨我到日本治肺病。我是向來人家托我的事我從不推辭，所以帶了四個人再到日本去。貫中聽見了又要租一所大房子和我們同住，我是喜歡人多的，我又答應了。只給九嫂送到療養院去，其餘的我們五個人又住下來了。過了一星期柏家全家回上海，給他的妹妹留下給我關照，連一個下女七個人，鬧的我真不能念書，半年下來我幾乎留級。貫中這半年什麼都沒有鬧，因人多吃玩由她，所以她高興的很。林家九嫂在千葉不慣，耍到東京來。我回信說肺病不能同住，她還氣我，所以給小孩帶回國了。柏沁芳也因她父母給她說了親要回國出嫁。我給弟弟送到宿舍住了半年，因母親病回國去了，又只剩了我們兩個人，自然不住大房子了。我們又分開住在日本人家內，一直到回國。其時貫中知道是不可欺負也好點。中飯大家總在學校旁邊一個小店裡一道吃。晚上各人回各人的家，並且在後期忙的不得了，大家也沒空閒時候來想到吵了。
我在這清淨讀書的前期內我還要追說一件自己做了一樣怪事。我喜歡看長片電影，因為我向來最喜歡看長篇小說。在中國學校時若是一部長篇小說要緊的地方沒有看完，一直到考書時出了題，我還在看呢。所以對電影也是一樣。那時正有一個叫《怪手》的電影(又叫拳骨，英文叫「The Claw」)，主腳是Lionel Barrymore做的。每次只演兩段，每星期三下午兩點換片子，可是那正是上無機化學的時候，我能不上總不上，就去看那個電影。結果前期考無機時我兩夜沒有睡，不過考了一個剛及格而已。
在這兩年內和日本人的接觸真是使人可氣可恨。先說工作的習慣不同，同班方面他們和我們對於上課上有一種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學生不管如何，人人都低下頭來拚命的寫，不管先生說什麼，或是發人的議論，或與功課上無關的，他們都要寫下來，一點不看先生，只低著頭快寫而已。在他們也有一個難處，醫書非常貴，不能人人有，又無好圖書館，所以全靠講義才行。中國學生第一趕不了他們那樣快，第二差不多人人仰著頭望著聽先生說，到要緊處用筆記下來。我一班內十四個中國學生也有三四個人是照他們的辦法，可是趕不上，下課時有好些同學的，就借給他們補抄起來。可是日本人的人情非常薄，你這次用他們的趕快就須回他的人情，否則下次你就不要想問他再借了。考書也是這種辦法，不知寫多少，考卷像一本書似的。
我寫的少也有寫的少的好處。我考衛生時先生報告出來說有一位中國學生寫的答案又簡單又明了，你們大家應該拿他的做模範。給我的三張考卷就放在桌上讓大家傳觀。這個先生以後我在一九二一年結婚後第一次到美國時在西比利亞丸船上還遇見他的。他就是那個船上的船醫，名字好像叫井上。
我在日本上課時候的辦法是盡做自己所知道的做。我一個人到日本的日子最淺，來不及讀那樣多，我就給各種近乎先生所用的書買來，第一天先看了，帶著書上課，先生說到要緊的地方，我就用紅鉛筆劃一划，要是說的不同的地方就加上去，又有工夫又準備。可是那些書畫的不像樣了。日本同學的看見就說，楊樣(他們讀「よ——さん」)你這個書不能再賣了，可惜的很。因為日本人醫工書可以打折扣拿去換新版，或賣或當都可以，所以有多少醫書和財產一樣。我也做過一回，一百元的書當了六十五元出去過暑假了，因為我的書劃的紅蘭條子太多他不肯給那麼些，我留了一個條子答應暑假後一定贖，他就照辦了。
有一樣最欺人的地方，就是在解剖派班的時候，一個屍體歸四五個人解剖，找筋肉神經血管等等，歸同班領頭人派，他不給中國人照日本字母派，給中國人全體派到最後。近暑假了，臭的不得了再給我們來做這種工作。屍體都是死後兩天的人給解剖，不是像美國有些用藥泡過了過後才給解剖的。有時還給我們顆粒結核性的屍體用。我們一班共十四個人中國人分五班，每班三個中國人一個日本人。怎麼我們知道這種弊病的呢？就是從這個上面得來的理由。因為每次派到了，那個日本人總吵，為何派他在我們一道？並且危險的很，這種結核性的屍體不應拿來做生理解剖用的。而且解剖時這個日本人總不動手在旁邊看著，問這個問那個的。一次兩次我們動起疑心了，想日本人向來對事不讓人的，就是臭味他們也是做的，為何這幾個人如此呢？並且我們把神經血管找到時，他拿一本書用一個鉗子夾著來慢慢和書上對，一下工夫就去洗一次手消毒。我們就覺得為什麼這樣呢？起初還以為他們派不中用的日本人和我們在一道，等到有一次他們又不按字母派一個高麗姓許的來，事情才鬧穿了。原來這個姓許的是住在日本人宿舍里的，和中國一個姓許的認本家，兩個人非常的好，同用書同玩，一同進出。日本同學都妒忌他們。那次給他加入了，他大鬧，一直鬧到監學那兒，監學是校長的丈夫，叫吉岡次太郎，他出來說公平話了，給班長叫來罵一頓(他也管學校事的，其實屍體也從他們派來的，實在他知道我也不敢一定斷定)，我們才知道用病體做生理解剖是犯法的。這個時候全靠李戴兩位的日本話好了。戴比李會說，辦的也好，所以在第一年裡只差一分就給他開除了。怎麼知道日本人不願我們太日本通呢？日本人和其他國不同，中國人到英美的都是以語言通的受歡迎，而日本則反之。並不是我們中國人瞎疑心，有一大些例子可以舉出的。戴被開除時，他去要求他們再補考一門，無論如何不肯，再三說也不肯。其時校長正在學校辦公室說，戴樣他話說的這麼好，為什麼讀書不好呢？監學就在旁邊說，因為他話太好了，愛講理，愛和人辯，所以沒有空工夫讀書了，因此破例不讓他再考，決定開除。戴也一氣就不再說了。戴的成績本不大好，可憐的中國人那時也沒有法子去和他們小事上辦交涉，只人人飲恨而已。不但如此，凡留日學生開學生會時每次總有幾件不平的事報告出來。大家在一道，也總是恨恨的罵，希望一天打倒小鬼。好學生他們妒嫉，壞學生他們看不起。還有一種就是受他們騙騙玩，上學的功課由他們包辦，到考時背背好了，其餘的時間他們陪著玩，無所不來。所以日本留學生回國分兩部，一部極恨日本，一部做漢奸賣國，都是從這種因果上得來的。不像從英美回國的學生都願談和那國親善(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歸根一句話，日本人做事和行為上都是小器「促掐」，而也專在小事上招人恨。做化學試驗組織學標本等等時候，也是一到分派到我們中國人上頭，種種材料不是這樣分量缺乏，就是那樣材料沒有了。但是收我們中國人的實習費則不少，只有多。
這些大大小小的刺激，我們在日本是天天的家常飯菜。有時也碰到同學同你談中日親善的，可是談談總提醒你甲午之戰中國敗的那麼樣。他們講親善還有一種講法，就是勸你們為什麼不嫁日本人——這當然都是男學生問的了。像這樣子，日本人還常常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到歐美的留學生回來了總說他們好，而留日的多半是回來了比去以前說的壞。
說句公道話我得承認到日本去的中國人各色人等也都有。因為那時生活便宜，路程又近，所以有好些人並不是為留學而留學去的。我其實根本不相信大批大批的人一回到那一國去，對於所謂文化交換或在國交上，一定會有好處。看十九世紀華工到美洲就留了那種「Chin——aman」的印象。在二次大戰美國的兵士在中國西南留的印象也不太好。如果是真正學生和其他知識階級人來往，只須那些百分之一的人數，那結果好多了。
我們在日本那時從中國來「上釉子」留學漸漸的多了，日本人有時就特別組織容易畢業得文憑的學校給中國人入學。他們說你們好多學生不在乎認真念書嘛，所以他們就此籍辭不讓中國學生進這個，不讓他們進那個了。這樣過下去留日學生在中國漸漸的成了次等留學生的名氣了。所有有好些日本回來的學生都要到歐美去上一層第二道的「釉子」。我還更進一步。我嫁了一個留美學生跟他又一同到美國去。不過這是後話。
第二十六章 二十一條和中日親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趁歐美顧不到遠東，就來了所謂「二十一條」的要求。等到五月七號最後通牒送出以後(中國是五月九號答覆的，所以現在定那一天為國恥紀念日)，我們中國學生全體罷課(其時留日學生只東京就有七千多人)回國，並組織鐵血團誰要不遵守就暗殺他。我那時反對如此辦法，我說我們出來留學是為的回國後給國家服務，現在我們政府無準備，革命不久，一般人民對於愛國的熱情還未徹底，對外就宣戰恐無大利。我們現在廢學回國也恐無補於國家，我並不是給我們少數要畢業的人爭。其時實在因為我和貫中兩個人在大考已完了，過後正在三井醫院(現在叫泉橋醫院)實習治療病人，和給各科病人試驗手術正得法時，若回中國一時絕對沒有那麼些病人來給我們做試驗品。我何不用日本人來給我們當試驗呢？所以我們宣布不到斷絕國交時我總打算忍辱含羞暫且不走，多得著一點總是我們的益處。每日大批的學生回國，和給恐嚇我們的信，我總等著不動。結果我們一班裡走了十一個人，只存了四個，李貫中、我、和馮啟亞(就是我丈夫的姨母，我以後認識我丈夫就是從她來的)，還有朱徵，她是比我們高兩班，因為常回國的緣故，所以同我們一班畢業。醫學校門前都有人把著門，一見我們就演說愛國的熱忱、我總笑笑的回他們我的熱心也不後你們的，將來可以看見的。我們一早就到醫院，同學們見了我們也冷笑，問我們為什麼不回國、不愛國？我當時忍無可忍，我就反過來說我想嫁日本人，所以不回國了，真有人信呢。晚上回家，就不到學校去，因為那時學校的功課也完了，臨床診斷雖然每日有，可是我們在三井醫院更多更好，所以我們也不用去了，如此下去，只一個月的工夫，政府方面的交涉也算忍辱保留，學生也陸續的回到日本，等到我們畢業時我們四個人發文憑了，其餘再回來的四個人學校不給文憑，非留她們一年級不可，其實她們的理論課都完了，實習的分數和臨床照例可花十元補考的，可是學校例外的不准，說你們要愛國就應該犧牲，所以使人更恨他們。(我對於國際上的關係，是這樣想，一個人對他本國的愛國舉動，就是仇國也應該敬重他的，你可以定他的死罪，你不能說他不好。)因為學校對我們那樣。我們恨極了。畢業日沒有去拿文憑參加典禮，都是以後他們寄到監督處的。(我的總平均分數九十一，留日監督處的證書沒料到我丈夫夾在日記裡帶出來了、)從此就再沒有到過學校了，只到各處去實習。一年半內到過北里研究所講習會三個月。這種講習會都是三個月就完了，每年開一次，完了給特別證書。北里是日本最好的細菌學和傳染病學家，特設細菌研究所演講和指導的都是日本在世界上有名的發明家，例如北里、北島、秦博士等。秦就是和Erlich發明六〇六等藥的。他們這些人比較是有世界眼光的，並且以前沒有過中國女學生去過，所以對我們非常的好，可是他們非常排英美，親德的不得了。我和李兩個人那年中央監督說有機會給我們調到美國來的，我們因受他們的影響也覺得德國遠比美國好，事實也是的，所以不願接受，二則我們兩個人都不能說英文，在那時是天天用德文名詞的，所以還都知道一點，因此還另請過德國官費。未等成功，又發生了別的事故(以後再講)。
歐戰開始不久，日本人就大提倡黃種連絡，中日實行親善。除政治上頭人以外還特派外交委員會之一名大久保真太郎的來聯絡。還到中央學生監督處去，要中國政府官費生男女學生加入他們運動和往來。其時男學生很多是政府的官費生，而女學生中雖有十幾個人是的，可是留學生監督非常注意我和李貫中兩個人，因為我們不穿日本衣特別穿西服，他們總以為我們兩個人是對歐美親善的。(我上文說過因臨床看病人時他們見我穿中國衣就不肯讓我診查他們，但是我絕對反對穿日本衣，我就試試穿西服看，哪知道他們就大歡迎起來，因此我和貫中一直穿西服的。)所以指名請我和李貫中兩個人去加入他們。皇族貴族照西式的茶會，大久保親自來給我們帶去參加，我們兩個人莫名其妙。不過我是向來好奇的，貫中不肯去時我總提議不管何處都要去看一回再說，因此我們花了很多錢，做好一點的洋服，什麼吃茶的咧，平日應酬的咧，晚上的便服，和晚上的禮服等等都做起來了，帽子大衣也買了。錢不夠問監督如何辦法？督監說不要緊支幾個月的官費給我們做好了。我不願，結果給我父親和林九哥寄給我買書的錢兩個人用在做衣服上了，因此我以後不願再多去了。可是貫中反過來還和我吵，說這是給國家做事。我說我也不是政府的交際人員，我也不想嫁日本人，我並不反對嫁別國人，可是我不嫁日本人，更不願做國際間的間諜。(日本人勸中國人嫁日本人，以為嫁了就忠心日本了，不想到日本人嫁了別國人還是忠心他們日本的。)我是願意給國家做點事，要從正路做。所以除了有時到慰勞會等等去，其餘我一概不到。
那時日本雖未加入歐戰，可是已經組織婦女慰勞會了，各處捐錢買一些手巾、牙膏、信封，和日本的各種小玩意兒，裝在一個口袋內，外面打一個大日本帝國慰勞軍人袋的大方印。
在日本學醫的本來要到第四年才能實習醫人等等。我和李貫中兩個人在第三年就從嚴智鍾特別辦交涉到日本帝國大學去實習了。以後派在帝大的附屬三井醫院裡，各科輪流的看和診斷，每星期兩三個下午。因為女醫學校輪到我們頭上太少，三井(後來改名泉橋)醫院聞說每天有兩千多施療的病人，我們在外科內科和心臟科特別的學，每次可以派十幾個病人看，還另外指派一個副助手擔任指導我們。(以後就是對我求婚的我給他的小照給你們看看。)心臟病主任姓吳，他的曾祖還是中國人，從祖父起到日本行商，入了日本籍，是日本最年輕的醫學博士，只三十二歲時就得博士了。日本這種博士不是念完了醫科大學就算的，非發現或發明一種在世界上未發現或未發明過的東西，才能得著萬國公認的，以後再有多少年的經驗和成績，才能給你這種博士呢。聞說吳是在中學時同住的一個朋友在大學學醫，研究心臟病，研究的這個人還沒有發明，他已經發明了，以後等大學畢業和留德回國，才給他學位。他對我們兩個人非常的好，凡有特別定形的心臟病人，都臨時打發人叫我們去看或者花半點鐘讓我們去慢慢診斷，說給我們聽。外科室我們一個星期也有一兩個讓我們動小手術的。
我自己對內科傳染病最有興趣，可是監督處通知說政府已命令凡是女學生學醫的一概須學產科。因此我無法只得改科，可是在四年內並不分專科，各門都要讀的。我明說將來須專門產科，但是我還是注意內科和細菌學的，到第四年學校就給全班學生帶到衛生署、軍醫院、精神病醫院、癩病院等處參觀。到精神病院的那一天闖了一個禍，因為我戴了一頂帽子，上面有一朵大紅羽毛的花，給病人看見了，他非要我站在桌上給他唱，大鬧大叫。看他們的看護婦沒法只得借了我的帽子戴上，站在椅子上唱才停止他們的鬧。以後我趕快給帽子拿下來收起來了。再到別的病室去。
到軍醫院看見他們好多的準備戰爭的東西，救護的方法，和救急的材料。那時他們就對我們說了，我們黃種人要協力同心的對付白種人，你們中國人要聽我們的指導和幫助我們打仗，不要受英美的感化和欺騙。我們的陸軍是預備對敵俄國的，海軍是對敵美國的。他們以為征服中國是不需軍隊的，他們只需鼓勵中國人自己投降就是了，否則也不過少數軍隊動一動幾天就完了。其時我們也覺得很動聽，可是他們的行為上是使我們得著反感的。因為他們說話時那種舉動，使我們覺得他們驕傲的萬分，若是幫他征服了世界，還不知要拿我們中國人怎麼欺負當奴隸看待呢。
看到有些他們預備的庫，他們不讓我們去看，就請我們到旁邊陸軍飛機場上去，坐軍用教練的飛機，但是我非常不敢坐，因此每次聽他們試練時，一上飛機上去，不多一下總有號外出來說某某人跌死了。我想這樣陪他們死才不值得呢。以後他們再三勸我們上去，並且笑我們不中用，我一賭氣就坐上去了。單翼的小飛機，一飛上去我就覺得頭暈，只在陸軍飛機場上轉了三個圈，我就要吐了，他們機也下來了。我因頭暈沒有問他們多高，我想不過幾丈高吧。他們自己誇張的不得了，我想用手槍大約都可以打的著。又到一個陸軍屯糧處看他們那些飯干不知有多少堆的像山樣的，他們告訴我們用開水給米泡十五分鐘，給水去了用手捏成一個一個的糰子，因日本米粘，容易粘起來。曬乾了，等吃時再用開水一泡五分到十五分鐘就可以吃了，若是太急時開水一泡也就可以吃了。這都是預備打仗時用的。並且告訴我們，不管人民米荒到如何程度，他們陸軍部總是照數屯糧的。他們以為我們中國女人無所謂，告訴也沒有關係。但是我們回國後告訴人說日本時時備戰的，他們總覺得日本留學生回國總是恨日本，所以造謠生事，並不太去注意。有些人還很相信請日本顧問呢，所以顧問的中國內戰不停。這次珍珠港以前我也對美國朋友們說過日本久已備戰了，美國朋友們也總以為我是替中國宣傳的作用。現在你們可以試試他們這個又小又窮的國的頑抗了吧。總歸一句話日本人又肯苦、又肯干，就是量不大而已。
我在第四年畢業的一個月前，就是日本對中國要求二十一條的時候，前已提過。留日的學生早知道有這種事要出來了，就演講、運動和中國真好的少數人希望他們來取消這侵犯行為。我們花了兩三個月的工夫奔走，一點效果沒有，說親善的人倒反過來說他們是好意，他們只對政府交涉，不干我們人民的事。你們想想這種話可是應該對我們這種革命思想、希望國強的人說的嗎？這不是輕視我們，離我們人民一方面又假意庇護我們的政府嗎？到這個時候我們更看出日本是假面目對人了，平日所說的好意都是騙我們服從他們的用意。
以上講的日本多壞多壞，不但是我們一般中國留學生在當年當的情感，也是客觀的事實。不過從大處看，一個國家總是個很複雜的團體。日本地方雖小，歷史雖短，但是一個國度裡頭究竟各種思想的人都有，在歷史上也有一時一時的政策，不能絕對一概而論的。反過來說我們做了中國人，因為中國更是地大歷史長，更有機會批評中國人這樣中國人那樣，好處是當然的，就不用說了。現在我在美國住久了，拿美國當第二個國家了，你就聽我更可以一天到晚的隨便罵了。我們既然都主張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那我就實行在書上自由言論一下了。所以本章從二十一條說到中日親善，不光是指政策上的矛盾，並且所說的親善裡頭是有真假兩方面的。比方下一章我講的我的先生當中有些很有世界眼光的，都是我很佩服的。最近住日本我們還交了些好的新朋友，甚至還結了日本的親家呢27。不過這是後話了。
第二十七章 畢業回國
我雖然喜歡傳染病(還得過了幾種！)，也喜歡細菌學，可是到後來不得不照政府的訓令，專門把產婦人科給學好了。我也不再看Lionel Barrymore的電影了。我也不到什麼中日親善的交際會了。我趁著有參加北里研究所講習會來和醫學界領導接觸的機會，得要好好的用點功了。我除了細菌講習會外，還加入了產婦科和皮尿科的講習會，其餘的時間都是在內科研究的。
那些日本的科學家，你不能不說還他，到底他們也很有世界的眼光的。至少他們談學問的時候如此。像北島、鳩田和秦博士都是名教授(秦是和Erlich同發明六〇六的)，他們除了教書之外的確也使我們很尊敬他們的。就是因為受了他們的影響把我和貫中對於世界醫學的中心從英國轉到了德國的。
有一位松井教授還硬要給我加分數。是在畢業考試考眼科的時候，得要配近光、散光什麼的各種靈視，我那時忙了做盲腸手術入實習產婦科等，覺得眼科懂了就夠了，所以我答考卷時候覺得達到及格就交卷了。可是松井先生一看就叫我說，楊樣，楊樣！你一定能答的比這個好一點，我知道你能夠的。我還記得是在那個走馬樓閣子上，我一頭在前頭走，先生就一頭拿著一本卷子追著我叫，一雙手還拿著一合靈視片予給我配。這是我最後一次自己動手弄靈視片子。
學醫是非常忙，無星期無暑假。在學校期間是每星期三放半天假，以後到實習時不但日間無空，夜間還要輪流的值班。所以我在日本一共五年七個月都是匆匆促促的過過去，結果什麼地方也沒有遊玩過。只有一個夏天到鎌倉去了一個星期，又回國前一個冬天和李貫中嚴智鍾三個人到了箱根玩了三天而已。
那些年過的快的覺得五年如一學期。當中什麼歐戰咧，袁世凱做皇帝咧，鬧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停戰日等等，那些事現在想起來好像縮短了似的。固然過去的事情回想起來總這麼覺得，但是我那時因為經過一件很大的刺激，更使得以前的事覺得遠了似的。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月，我正加入了心臟病講習會只六天接到我父親的信，說想要我在那年八九月回國組織私人醫院。其時他做海寧鹽務縣知事，他特告假回南京家內看母親和弟弟夫婦後就動身到北京給我買房子造醫院，預備我回國。因我早些時對我父親說過，回國後願到北京開醫院，那時北京，還是都城呢。所以我父親說其時他有點空先到北京給我的房子，買好了，等我回國改造醫院用。
不料天不從人願，我父親到北京只兩天就病倒了。以後聽他們說第三天就不能說話，可是口內還不清楚的叫我的名字。大伯和三哥都在那兒，總想一病就可以好的，所以也沒有打電報告訴我和我母親。(若一接電報就回，一定還可以看見我父親呢，因從東京坐火車四天可以到北京的。)第十天就過去了。他那時是住在石埭會館裡，因從前中國沒有大旅館，除了大官有錢的租房子住，平常投考或為著做官等缺的都住在各省各縣的會館內的。
父親死時一身腫，手足發黑，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知是什麼病呢(但是我疑心是中毒)。而最可怪的就是死後身邊一個錢沒有，喪事還是我一個本家哥哥辦的。他那時在北京做警察區長，從前也做過我的先生，以後我父親給他薦給朋友，就派他做區長七八年了。他有六七所房子在北京。聽說我父親一到北京就到他那兒去商量給我買房子事。第二天病了也是由他請醫生看病的。死後他報告說我父親一個錢沒有(若是一個錢沒有為何給我打算買房子)。一切喪事皆由他借的，聞說棺材出喪等非常闊。其時我父親的學生和黎元洪他們送錢不少，皆由他經手。大伯那時差事不好，三哥只在國務院當一個小差事，所以無力辦，因此由他辦理。等到一切都完了，才由我母親從南京給我一封信，說父親死了身後無一個錢，我在外多年現在應速回國服務，並擔任養家之計。
我其時雖然傷心極了，但想父親已死，再等一年回國也可以，因我的官費還有一年，可多學一點。但是他們不容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信電催我回國。貫中也催我回國，她說她也願意和我這時同回國開醫院。過去這三年內李和我不住在一道所以很好，沒有大吵過，現在又商量回國後一同開醫院，覺得更好。因我父親在這後三年內凡寄東西給我的時候總同樣有給她的。父親之意總覺得我們兩個人有伴好做事一點。我們想我父親總有錢給我們辦事，或房子已買好了，回國並不難辦，所以四天之內一切準備好了動身。我們動身離開日本就一直坐火車到下關轉輪船，一夜就到了朝鮮。我願意看看他們的情形，所以就在漢城住了一天，我們先要住朝鮮旅館，他們沒有，洋車夫就給我們送到日本旅館內住。在漢城看他們高一點階級的都是日本人，苦力都是朝鮮人，語言也都用日本話。我們和他們談話，他們都不答，對我們看看而已。一路看他們的房屋皆低陋不堪，可是就是在鄉下種田的衣服都很整齊清潔。不過我們不得細知，因火車只匆匆的經過而已。一天半夜間到了奉天景況大不同了。
我們是半夜換車的。京奉車上無睡鋪，一節車只我們兩個人。正靠在那兒睡，忽然進來了二十幾個兵坐下，兩個門有憲兵把門，嚇的我們不得了。幸他們想我們是外國人不敢亂說。等一下外頭軍樂隊大吹大打起來了。我們拉開窗簾來，看見一個矮小的文人樣子的人，送一個高大的軍人上車。我就問一個軍官，他們是誰？那個軍官看看我，半天回我那是我們中國的張大帥送龍督軍回關。我說是不是張作霖和龍濟光？他說，是的，小聲點！你若不是外國人，這樣亂叫名字要槍斃的。我和貫中對笑笑，做做眼睛，他們當我們外國人，我們冒充外國人好了，否則還不安全呢。我們兩個人就亂造些日不日英不英的外國話說，我們想他們看我們穿的洋服所以當我們外國人。等了一會兒那個軍官說，你們兩位在中國多年了，中國話說的真好，住在哪兒？我回了一句半調子的天津話說我們生長在天津，以後各處遊歷，所以口音各處全有。貫中就用日本話叫我不要亂答。那個軍官又說，你們還會說日本話嗎？我趕快接口說我們才從日本玩了回來的，就不敢再多說了。那天本應噹噹天晚上開車的，因他們送行談話的緣故，一直到天亮還沒有開車。我想張作霖是個胡匪，一定很高很大的，沒有想到他那樣文秀樣子，龍濟光廣西人想來個子不大而那樣高大，真出我意料之外。
在早上車站上人多而亂，賣東西的在車站兩面都擺滿了，吃食東西不知有多少。我們因車上沒有飯車，就拿一塊錢叫茶房去給我們買點吃的東西。等了一下看見他兩隻手抱不了的、還叫另一個賣東西的小孩子幫了拿來。起初我以為還有別人的呢，他說都是我們的。我一數兩隻小熏雞，八對鹵對蝦，二十個熏雞蛋，十個燒餅，十根油條，嚇的我們說不出話來直笑，不知如何吃法子。茶房以後懂了，談太太(他不料我們是兩個小姐旅行)！我們只幾個子兒就吃一頓飯了，你們拿這些錢，我以為你們要買點熏貨帶到關內去送人呢。一句話提醒了我，我對貫中說今晚到你家(貫中家住天津)，我們一點東西沒帶去，就拿這個送人情吧。又拿了半塊錢買了兩隻大一點的熏雞帶走。在車上早午兩餐還加一個下午，我們只吃了兩隻小雞，一對對蝦，兩個蛋，兩個燒餅油條，其餘的都送禮了。
到了天津一直叫車到貫中家，她父母對我很好。可是一見貫中就罵不寫信等等的事。她父親我不喜歡，做人假的很樣子，也是日本留學生，學音樂的。其時在天津師範教書。她母親的人我很喜歡，直爽的很。她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只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我要先走，我想貫中總要多住住，她不肯，一定要和我到北京。我非常詫異她們大家一點不親熱，也不象一家人似的。我們中午到北京東車站，也沒有人來接，給東西存在東車站，叫了兩輛洋車一直到石埭會館，看見大伯。大伯本來和我八年沒有說話了，這次見我大哭，說你回來了，可惜你父親沒有看見你。我倒沒有哭，只問為何不早打電報給我？大伯說來不及。我們就定了第二天去上我父親的墳，棺材停在廟裡。大伯又拿出八封信給我看，都是我母親和弟弟的，叫我速回南京商量將來生活問題，說父親身後一無所有，弟弟還年小，只已娶了親而已，又不能做事如何辦法？我當時想不過是他們一時著急的緣故。大伯問我如何辦？說我一回國就擔負如此重任，父親一無所有，弄得我如何辦法？說話時又哭起來，大有可憐我的樣子。這次見面我們多年的隔閡消除了，幾乎可以說是遂為父女如初了。後來我丈夫見了他竟不相信我說的大伯當年對我多壞多壞。他說他很少見過這麼慈祥的一位老先生。
第二十八章 孝女
大伯對我的事情那麼替我發愁，我就回答天無絕人之路，我回國本應獨立不靠人的，而母親和弟弟夫婦也應該我養的，慢慢再說吧。我就和貫中找了一個靠會館近的北京旅館(不是那個講究的北京飯店)住下來，打了兩個電話，一個叫我本家哥哥來，一個給嚴智鍾，也叫他來，我們可以問問北京開醫院的情形。因為那時他是內務部衛生司司長，以前在日本時辦交涉到帝國大學去實習也是他幫忙的，好些開醫院的手續須歸他管。我生平凡遇到最急的事，我總是給過去的趕快放下，快快想將來的如何辦法，這時雖然我極傷心我父親的死。但是眼前還是我如何對付我的責任要緊，所以我恨不得馬上起頭預備我的事務。並且當時我還沒有想到我父親真是一個錢沒有了，我想也許存在本家哥哥那兒不給大家知道。並且我父親是到北京來買房子給我的怎麼會一個錢沒有呢？所以找他來再說。我自己手邊只三個月官費(其時官費加到六十元一個月了)，還有我父親寄給我的三百元沒有用，林九哥在我畢業時寄了一個金表二百元，柏文蔚也寄給我三百元。除掉回國兩個人用了二百元，還有幾百塊錢在手邊，所以我不肯住外國飯店，就住在前門外一個中國旅館內。貫中是除川資和三個月的官費外，一個錢沒有，我因要合辦醫院，所以也不在乎，一切大家合用好了。
我本家哥哥(叫楊立德，字仲衡)下午來了，對我是非常好，各樣都招呼。我就開始問他我父親到北京後和死後的情形。他就一五一十的告訴我，他說父親到北京後就得了傳染病，所以急病死了，一個錢沒有了，共存在何處有多少錢他也不知，身上只剩了二十兩金葉子，和一個金戒指交給他的，所以死後醫藥等等都用去了。棺材錢還是他墊的，等我回來設法還。我一聽急極了，我問他我一個學生初回國從何處有錢來？父親既說有錢買房子，總帶的有錢才說。並且做海寧鹽務縣知事是很好的缺，不會空口說白話到北京來給我買房子的，也不會身上一個現金不帶的。就是急病為何不請醫生診斷出病症名目來？並且北京這時醫生很多的。我又說我父親拿你當心腹，各事早和你商量過，已有信告訴我過了。他就急急的問我信上提過有多少錢帶來的？我說未提多少，只說可以給我買一所房子和辦儀器家具總可如我心愿的，並問我大約要多少，我給的帳是一萬到一萬二千，我父親並未回說不能。(我其時沒有一點疑心到他會有謀財害命的嫌疑。若是我有一點影子，我就不對他說實話了。以後我三哥才告訴我一大些可疑的事，怨我無法對付他反受他的害。)他聽我說了過後，就滿臉笑容的說，你現在就是沒有錢，我想給你找一所公家的房產，我先墊錢給你修理房子，將來從房租上扣，家具可以先拿，將來按月付好了。我和貫中兩個人感激他的不得了，但是大伯和三哥總在背後不贊成，我說你們不贊成有什麼別的法子想呢？他們又沒有，只得如此辦了。
嚴智鍾晚上也來了，我們問他倘自己不辦醫院叫他給我們兩個人在內政或中央傳染病醫院找事也好。其時他是兼院長。他的樣子非常懷疑，臉上也顯出有困難難說的樣子。(因為他在日本時和我們兩個人都很好。我們雖知道他夫婦不合鬧了多年的離婚，可是做中國人的講道德我們不應去惹他的，所以彼此非常好，並不敢親近。)我們看他那麼樣為難，就說我們還是自己開醫院吧，你只外面手續上幫我們一點忙好了。
我們又找了林家八哥。他和我們兩個人都好的不得了。其時他在農業部，他一口答應幫我們忙，經濟上也可以借三四千元給我們先用。他說兩個妹妹和我自己妹妹一樣，我盡我力量幫助好了。
我在北京耽擱了四天。叫貫中先回天津她不肯，又和我動身到南京看我母親去，到了家我母親自然大哭，大數父親忽然死了，都是為我到北京去的，家內只給了一千元，其餘的錢都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不知給了我沒有？現在弟弟一點不懂事，弟婦又有孕了，將來五口子都要靠我過活，父親在日只愛你，總說你和兒子一樣，所以現在皆應歸你管了，我也總拿你當兒子看的。一頭哭一頭說。我其時又傷心又氣。我想弟弟不是兒子嗎？又娶了親，又快做父親的人了，為何不自立呢？並且父親在他娶親時有信給我的，說母親溺愛他不給他念書，只忙了要給他早娶親。信上又說，我因他是過繼的，也不好太管他，花了好幾千娶親，所以我也要留一筆錢給你辦事業，才是正經用呢，將來可以造福社會(可惜我沒有做到，也負我父親之望)。我當時對母親說，我們現在雖然出洋了回國，可不像從前中科舉似的，一點了翰林後就放官，就可以賺錢養家了。可是我既要革命、要獨立、要說男女平等，自然父親死了，我做長子的要負責任的。我母親聽我如此說法，高興的不得了，拿出一套麻衣來要我穿，我想我已經穿了全黑的衣服了，我何必再穿那個呢？可是姨姨勸我說你穿了吧，他們有多少難問題給你呢。你照禮做去就什麼口舌沒有了，你這種大責任都負了，何必在小問題上鬧意見呢？並且你最愛你父親，你就算是追念父親的敬意好了。我就聽話樣樣照著做下去。姑母和親戚們都詫異的很，背後談論說出了洋，學了本事回來，倒不鬧革命了，反倒講禮起來了，可想放他們出去求學是好事！我聽了更高興，我想我勝利了，感動人心，能讓他們都想放女孩出去念書就是我要革命的目的達到了。所以我更努力的往好里做。他們叫和尚念經，我也出去磕頭，開弔我也回禮。我想我雖然不贊成這樣做，我先讓一步小事，以後勸他們才勸得動呢。若是鬧翻了反倒說不聽他們了。
到了六七四十二天的時候，應該由女兒家送酒席和飯來上祭的，因我沒有嫁，大家提議說讓四妹妹家來上祭(四妹是五叔家的)。我不肯，我說讓我自己來做一桌二十四樣孝席上祭，大家一聽了哄堂大笑。(中國辦喪喜事時，幾十天內都有親戚住在家裡的，每餐八個人或十個人一桌的飯總有三四桌人吃，所以中國紅白事在這個上面不知要花多少錢。）大姑母和一個本家舅舅嘴最尖，說，對了，你做的菜只好請死人吃，並且你父親愛你，一定不會怪你的，不好吃也會覺得好吃的。我也不響，就和二表姊、四表妹三個人到街上去買菜。他們說我是孝子不能離開孝堂的，寫一個帳叫廚子買去吧。我一想那可糟了，西洋鏡要戳穿了，有些菜我也叫不出名字來，如何開單子呢？我自己去看見了就可以買了。(我向來不大記東西名字的，所以我現在在外國也是會買不會叫，我丈夫總笑我對賣東西的人說給我些這個，給我些那個就是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給麻衣脫了借了表姊的一件白夏布褂子，穿了表妹的一雙打球鞋(因帶孝去了麻的就要穿白的)，叫了三輛洋車就上街買東西去了。乾的鮮的買了三十多樣，拿回來就上廚房，叫表姊表妹只幫我洗，不要告訴我別的，看我做好了。忙了大半夜和第二天一上午，有些菜從前吃過不會做的，我就換一個法子做，味道倒是一樣。例如素雞，是要先用水給干豆付皮泡濕了再用布給他包起來煮些時他就併到一塊，絞了一個長園條子了，再切的一塊塊的，再加作料煮。我不知道那樣做法，我就給干皮子放在鍋內用水煮軟了加作料，結果也一樣好吃。我再用這個加那個，那個加這個做出一大些叫不出名字來的菜，像發明Chop suey樣的，可是都很好吃。本來一桌二十四樣，結果我做了三十三樣，每樣又多的不得了，上祭時本來我母親和弟婦都要哭的(這一點我可不能照例辦了)，她們看我忙的起勁也不哭了。上過祭以後大家都來嘗嘗，非常的好(上祭菜本來大半不煮的，可是我給樣樣都煮好了)。結果我母親忙的分菜，一共分成四桌，全體坐下吃著夸著。大姑母第一個佩服倒了，從此只夸不罵了。最高興的當然是姨姨。這一次可以算是我在日本研究做中國飯的第一個結果。
過了兩天，我提議要回北京辦醫院，我的意思我和貫中先回去，等有點進展了，再接母親他們去，並且老家內不要出房錢。我母親一定不肯，說她自己還有點零錢，弟婦手內首飾不少，就是我一年內無收入也可以對付過去，可是一定要跟我一同去，絕對不住南京老家裡。大伯也要接姨姨，三哥也要接三嫂和他的女兒，所以我們又是八個人上路了。兩天到了北京，大家就分開來住了。因為我不願意我母親和貫中住在一道，久了一定會鬧的，我也不願家裡人干涉醫院的事，所以我母親和弟弟夫婦住大伯一道。
有一天我和姑母家大表哥談到我父親的經濟，因為大表哥是跟我父親在海寧做會計的，我問他到底父親有沒有錢？我並不在乎要，我要調查清楚。他說父親臨走時同他一道到上海浙江興業銀行提存款一萬五千全體現款，九千帶在身邊內背心口袋內，一千買了二十兩金葉子，其餘買了好些女人用的首飾，二千留給母親了，並告訴大表哥不打算回海寧，擬給我房子買好後長住北京(以後這件背心找到了，空空如也，可是口袋還在)，所以他一到北京就去找仲衡哥哥(本家哥哥)。這筆大款若是在路上失落我父親到時不會那樣高興的。到他家去了回來時還說有點東西存仲衡處，會館恐不謹慎。我以後問仲衡，他就說只是金子而已。並且喪事辦的極闊，無錢他何必辦那樣好呢？我姊妹中三哥和我最好，他就是膽小的很，不敢多說一句話，以後總叫我不要近仲衡，並且他告訴我，他疑心仲衡，以後少近他為是。不過醫院快要開了，好些事情還是仲衡來幫忙啊。
第二十九章 開森仁醫院
在這兩個月中，我們就忙著辦醫院的事。仲衡非常熱心樣樣幫忙，每天來我們住的地方一次。樣樣出錢的事都是他出的，只有定醫用器具和藥是我們另借的款。在中國那時開醫院，非本院有藥不可，否則外面很少西藥店會按著處方可以配藥的。兩個月以後，醫院就開張了。
醫院名字叫森仁醫院，上文已略提過。森字是林貫虹李貫中和我的楊三個姓都有木字的意思，又是三個人同志學醫的，所以用這個字。第二仁字是林貫虹已死，只存我和李兩個人了，所以是二人，兩個字合起來又可以說將來樹立醫道上的仁義發展像森林那樣廣闊，這是我在回國的火車上想起來的。這兩個字在一道人家看上去可是有點像日本人的名詞，但是日本並沒有這個姓名。
森仁醫院是在前門內西邊一個絨線胡同內。請執照時須有一個院長一個副院長，我就填了我和貫中兩個人的名字。我們有兩個看護，一個洋車夫，一個女僕，一個跑街的。我問電話局想要一個「606」的號碼(雖然我們與這個藥並沒有特別關係)，但是沒有要到，只要著了一個「南局706」。
醫院的地方有兩排四進的房子，正房從外頭數起是接待和診查室，處方和配藥室，再是醫生寢室，最後是廚房和用人地方。跨院二進小一點，大部分是住院的病人用的。
醫院開張後病人非常多，大部都是政府各部的人員，和家眷，我們雖然只定收婦產科和小兒科，可是人托人的都來了。其時女醫生很少，有的也都是教會的，忽然來了兩個青年中國的女醫生，而又獨立開了一個醫院，誰都願來看看(就像後來我的食譜初出來時，波士頓鬧的熱鬧的很)。北京城內鬨動一時。聞說是兩位小姐開的，無病的人也花一元掛個號來看看，或者由人托人的來拜望。中國的事就是這樣，你不能說我們定好了診察時間一切人來都不招待，並且剛起頭辦個事業，更須要多少人知道才能創開出去。也不能像美國廣告式的宣傳方法做各種事業的宣傳，而中國主要是要靠人與人往來上的宣傳，所以只好一一招待他們。結果弄的一天到晚客人比病人多。
中國還有一個風氣，生意不照生意做。熟人來看病的，你不能照規矩開帳，而病人也不願照帳付，情願送禮或請酒，花的錢比照規矩付的錢還多；再不然你給他治好了，他們醫藥費不給，可是用一大些叫花子隊的吹鼓手大吹大打的送一塊匾來掛上，以為這是最恭敬的給你宣傳品，可以使別人相信你。結果我們領情不得實惠外，還要自己花不少錢去開發酒錢。總歸一句話得其名而不得其實而已。那時北京協和醫院還沒有擴充，在預王府新造的醫院還未造成功，而我們又是中國女子自己開的，所以一般人非常的表示歡迎和恭維。可是也有危險的地方，因為我們一個年輕的女醫生不比男醫生，所以每次出診我總帶一個男聽差兩個女看護婦一同去。有時半夜三更的忽然來一個電話請往診就得去，也不知是何種人家，只得提心弔膽的去出診。有一次最使我害怕的，就是在南苑的一個吳團長，在天亮五點鐘的時候，忽然派了一輛汽車(那時北京的汽車不多)四個憲兵來，打門，並且打的急的不得了。看門的開門一看嚇了一跳，叫著進來說，不好了，憲兵司令部來捉人了！一叫給我叫醒了。我一想那幾天我並無危險的病人從我手內治的，不會出錯事。我告訴聽差的，叫他們在前進房子招待室內等一等，我自己就出來。他們還是催的不得了，聽差的因嚇的緣故也聽不清他們說的什麼，只知道叫我快去。我一面穿衣，往前走，一面偷偷的叫看護婦到隔壁去叫一個警察來一同去問他們。我們醫院旁邊就是一個警察分局，日夜有巡警在裡面的，也是仲衡哥哥叫他們特別注意保護我們的。醫院有一個旁門就靠在他們窗戶邊(那時北京常常有綁票的)，所以他們一聽見就從旁門進來了。我正等著一道出去，見憲兵問是什麼事？憲兵一看見我有警察跟著，大笑起來了，說我們不是辦差的，是來請楊大夫看病的。我們吳團長久仰楊大夫是國手，所以我們太太昨天夜裡一病就打發我們來請，特為從師長那兒借了汽車來的。我就問他們太太什麼病，他們也說不出來。不過我想做此官行此禮，不能說下去，就匆促的洗了一個臉帶了兩個看護婦又帶了一個警察一共八個人，就到南苑去，並交代李大夫若是多少時候不回來，就告訴區里查有沒有吳團長這個人。我現在只得冒險去好了。到了南苑在營房旁邊一所房子大門前停下，我心裡放心了。進去後吳團長親自出來接我，進去一看他的太太睡在床上，我去診查過後一點毛病沒有，只胃裡瓦斯膨漲而已。又有了五個月的身孕，我的意思吃點藥就可以了，他們一定要打針，覺得打針好的快。這也是在中國行醫的一個怪現象，有的地方是要依從病人方面的要求的。等到他相信你以後，你說什麼他都聽了。我當時只得給她打一針，一下就睡了。吳團長還不放心叫我走，又拿出早飯來陪我吃。半點鐘後這位太太醒了，說好了，馬上走出來對我又是作揖，又是鞠躬，說這簡直是神仙嘛，真是手到病除，過一天送匾來。我真又好氣又好笑。我告訴他，你今天早上嚇了我一大跳，不知還是我犯了罪，還是你們是綁票的。大家大笑一陣，又用汽車送我回來了。過了一個星期又請我到飯館吃酒席，兩桌客人，恭維我的不得了。等了一個星期又送匾和兩抬箱禮物，結果我花了十幾塊錢的賞錢，他可沒有付我一個錢的醫藥帳。車夫看護等他們倒賞了二十元。所以我聽說，生意茂盛，本錢乾淨。平常日子醫院病室也總是滿滿的人。
正在熱鬧哄天的時候，我家內又出事了。不是我的弟婦有孕了嗎？她快生產了，她從到北京以後，總是願死願活的鬧。自然了，一個新娘子那些新衣服都沒有穿，現在天天來穿麻衣和白布灰布衣多麼難看，又不准擦一點胭脂粉什麼的。有時不高興嘰哩咕嚕的，我母親就說誰叫你命不好，給公公翻死了？(中國老式說，新娘子進門三年內有親人死了，都是她翻的。)不然你是一個獨子媳婦多快活！這些等等的閒話說她，她雖然不敢回嘴，可是一天到晚不高興。我因看她們的是非多，我就不常在家裡呆，每隔一天去走一下四五分鐘就回醫院了。病人送我的東西我總帶點去給她們吃用。
中國有句俗話說家裡人不治家裡人的病，所以弟婦的生產我就定了北京教會的婦嬰醫院看。我平日告訴她注意頭生，少吃大油膩灑菜，她都不聽。叫弟弟帶她到醫院去查，她也不去，我自己忙，也問不了許多。到要生產的前一個星期她忽然大燒大熱的重傷風起來了。以後聞弟弟說是第一天忽然冷起來了，來不及做棉褲，就拿了一條紅綢的棉褲出來穿。我母親看見了說，她帶孝怎麼穿大紅的呢？翻過來穿里子好了，弟婦又不肯。大哭大鬧，就給棉褲脫了，一凍，當夜就傷風。並且滿床的亂滾要死要活的。我那幾天正忙，隔了三天回去看她們，看她已經支氣管炎，很利害了。聽腹內小兒心音已弱。勸她入醫院，怎麼也不肯，請醫生來也不肯，不要西醫。我就請了翟紹衡來看也不要。她回我，姊姊若是給我送醫院我就尋死。我母親和弟弟又再三說是因哭鬧的緣故，所以喉嚨啞，又是病。我氣極了，我說死了我可不管，我現在開產科醫院，家內產科先出事，無非害我的名譽。我就氣走了。
當晚姨姨來說她們的事，實在不好管，每晚大吃大喝酒，總口口聲聲的鬧不要活了，我看非出事不可，聽說小兒在腹內已不動了。第二天早我就趕回去，一聽，小兒已死在腹內了，就給她的哥哥和叔叔叫來，告訴他們的危險。第一須入醫院，第二小孩須取出來。我又叫了翟大夫和婦嬰醫院的張(女)大夫同診。他們和我同樣的說法，但是她家和我家沒有一個人贊成，說你們外國醫生回來的總是要動手術什麼的，聽其死活不准動。第七天大人已肺炎，肚子又痛，小兒頭在門口不得出，結果還是我自己給他用鉗子鉗出來的。小兒都浮腫大了，大人心臟弱到極點；李大夫連給打了兩針強心劑無用，只半小時就死了。我覺得又可憐又可氣。看弟弟也非常可憐不便罵他。可是我母親不可惜媳婦，倒可惜孫子沒有活，傷心的不得了。
弟婦死後第二天剛入殮，我母親忽然又發喘病，叫我回家，對我說弟弟要回到五叔處(他的生父)，叫我不要讓他走，等她自己死後，再讓弟弟走。又關照我她自己將來一定要和父親合葬，說弟弟樣樣事要聽我的話等等的話囑咐我。我聽完了就想總是一時看見如此不順的事接踵而來，所以這麼消極。下午我回醫院治病人，又遇到一個難產的產婦守到晚上七點又回家看一次，看我母親忽然樣子都變了。大伯對我說，快預備後事，一二日內會出事的，並且中國規矩不能兩個喪在一個門內，趕快給弟婦的棺材出出去，再抬我母親的空材進來。弟弟非常傷心，想弟婦才入殮就抬走，於心不忍。因為中國規矩以停在家內為好，就是表示不忍給死人就難的意思。所以父母之喪最少須停在家裡七七四十九天或一百天才出棺材呢。小喪(就是青年死的)一七或三七。三天就抬出真算慘事，不過這又是規矩不得不做的。我也想到弟婦一生非常的苦，三歲無母，五歲無父，由伯母帶大，十八歲嫁給弟弟以為一個獨子可以非常自由，不想嫁過來只五個月，我父親就死了，我母親因此又不喜歡她了。夫婦雖好，而弟弟還不能獨立，和我總是客客氣氣而已。因此只半年就鬱郁而死，死後又匆匆的抬出去，我也覺得傷心，所以弟弟和我商量七天再說吧，母親不見得一兩天有變的，心臟雖弱因為向來是弱的。豈知薄命人總歸薄命，到半夜十一點我和弟弟坐在床面前談天，我母親有時還加一兩句。沒想到她忽然笑了一聲就斷氣了。
我其時多少事須我辦，雖然傷心還有急務打岔。最可憐的是我弟弟，我們雖然都是過繼的，我因在外多年，還不覺得。可是弟弟一直隨母親的，母親的愛他也勝過別人家親生的，所以也給她慣壞了好多習慣。現在忽然慈母愛妻三天內都死了，他的傷心不言可知。但是他膽又小，怕的不得了，總站在我背後，一點不肯離開我。
照中國規矩孝子須睡在棺材旁邊，他又要我陪他一道。我們兩個人，又沒有多人替換，把我急的革命思想又發動了。我對弟弟說，我們兩個人只要良心上對得起父母，我們何必在形式上假做這些無聊的事呢？父親死時因恐母親覺得我們是過繼子女不孝，現在母親已死，不必做給別人看了。我們兩個人白天自己管各樣事，晚上回到醫院去住去，上祭出棺材時再穿麻衣，別的時候我們穿黑衣好了。我給弟弟做了一件灰布棉袍子，黑布馬褂，我自己全黑的。並且我天天還要到醫院治病人，有多少病人是我負責任的，我不能半中間不管。弟弟非常贊成，可是他不敢說。我說不要緊，三天成服時我對親戚朋友們解說好了。到第三天到了有七八十親戚朋友在座，我就走出來對大家解說清楚我們目前的困難情形。並且我還引古人的話，生待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我們都照樣做，可是無聊的禮不行了。我們兩個人只照良心上對得起父母，大家若是苛求我們禮行上，我只得聽其自然了。弟弟是我叫他這樣做的，有錯不要怪他，我以長子似父的命令叫他行的。並且我也無多工夫來守靈，弟弟也須趕快求學自立成人，才算孝順父母呢。父母喪葬之事歸我，弟弟學成後自己成家立業，我也不管，讓他養成獨立的習慣。所以我現在定了三七就出棺材。我們兩個人各奔前程，才算不負父母教養我們呢。諸位親戚朋友們贊成我的也是這樣做，不贊成我們也是這樣做。當時好多人鼓掌贊成說，三小姐快人快語，大有探春之風。因此好多我父親的朋友送禮送錢的，都知道我才回國遭這種種大難。三七出材後我們一切照我所說的行事，幾年以後葬父母是我做的，弟弟在漢陽鐵廠內學成後，也是自己成家立業了，總算言未虛發。
第三十章 計劃和打岔
第二年(一九二〇)三月間三哥從天津回來，說黎元洪聽說我回國了，要看我，叫我到天津去一趟。其時我們也正想擴充醫院，因為雖然有幾間病室總是不夠用，二則要蓋一個手術室，因為中國舊式的房子改造的不合用。祖父的學生，陳正友、蒯若木等等都願幫我的忙，造一個好好的醫院，並辦一個看護學校，因其時自願到我們醫院來做和學看護婦的已經有八個人了，而同時還不斷的有人來問願來學習，所以一般人贊成我們同時辦一個看護和產婆學校。我想黎來找我去，正是一個好機會，找他發起這事。他那時已不做總統了，可是對這些事上非常熱心幫忙發起。所以二月十九日我就和三哥同到天津去。一到他家看門的對我們非常客氣，就對三哥說是不是三小姐來了，總統和太太都記掛呢(因三哥常去他們家也常提我)。他說帶我們到後客廳里去看黎嬸嬸。我一看見她，我很詫異她只穿了一套黑洋緞的衣褲，還是十五年前在武昌看見時一樣的，一點不像做過總統夫人的，樣子舉動都未變，只胖了些。見我就問長問短的，說你叔叔外面有客一下就來了，他常念你呢。只十五分鐘，忽然有一個人在我背後給我兩個眼睛蒙上了，我問是誰？大家笑起來了，後面一個湖北黃陂口音的人問，你還是那樣淘氣害人嗎？我知道是黎叔叔了。談了很多的事，他問我將來的宗旨在什麼上？我說我的目的不僅止行醫，我想辦醫學校和訓練看護婦，但是不是一點力量可以做成的。他問我如何計劃，我說公家的事一時組織不起來，還有多少外行人在中間干涉，我不要。我願意少數私人發起，組織一個董事會，捐點款，除醫院外，開少數女醫生和看護班，但是醫院要有手術室的設備，X光線，和細菌檢查室等等，成功一個私人設備完全的醫院。黎笑笑問我打算須多少錢辦呢？我說最少十萬八萬，他又笑笑說，好，你去寫一個計劃書來，還要多找幾個有名有力的人一同發起，我總算一個，可是不要半途而廢。我回說那末黎叔叔現在應該答應他們做總統，因為革命尚未成功呢。(那時正有人運動他做總統，他不肯。)他大笑說還是這樣快嘴，兩手抱了我半天，外面催了兩次來人了，他就出去了，臨走還回過頭來說，我幫你。
我在他家吃了晚飯，又到別處去看了幾個人和鐵路局接頭每兩星期在他們那兒看一天病，就借了我一個表弟家一間房子做診療室，當晚就回北京了。醫院雖然有兩個醫生，可是李貫中從來不管產婦科的，我弄的一天離不開，所以每次到天津總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回。(從前到各處去的太多了，我現在一聽要動我就怕了，所以後來《食譜》出來以後，各處要我去演講，我怕又像從前行醫似的了，常常連吃一頓飯的工夫都沒有。)
到了夏天正遇皖直戰爭事起來，北京關了六天城，在這時可是一個病人也沒有了，城裡也沒有菜賣了，鴨子反倒只賣四毛錢一隻，因為填鴨的食沒有了。北京這種鴨子，不是像平常的鴨子餵肥的，是養到相當大的時候就不管他吃不吃食，每天做好了食糰子往他的口內填進去，又不讓他走動的多，所以長的肥胖胖的，不短老粗(人若是只吃不愛動而肥胖，我們就叫他是「填鴨子」)，可是停一天不餵就不好，兩三天不給餵就死的，所以他們只得折本賣了。還有大茄子多的不得了，四個銅板一個，還有西瓜便宜，也是因有存貨而不能多留，並且不是必需的食物，那時人家都不買了。因闊人都早到天津去了，留下的都是窮人，只顧三餐而已，還有誰來吃零食呢？那麼我們好了，終日吃鴨子，茄子、西瓜就吃的不停。還有平日病人送的東西我們放在一道，幾個行醫的人無事就坐到一道吃和閒談。
我這個人是閒不住的，悶的不得了，膀子上綁了一個紅十字布坐一個洋車去看傷兵去，因為內務部發給我們一個紅十字旗子，所以我們可以到前門車站接傷兵去。看見滿街都是傷兵我就和他們閒談。正想叫他們抬些到我們醫院來，看見中央防疫處的人在那兒忙著抬人呢，嚴智鍾也在那兒。他一看我就很兇的問我，你來做什麼？我說來救傷兵的。他給我拉在一邊低低的對我說，你真胡鬧，這些無知識的兵，你怎麼可以弄到你們女醫院去呢？快回去！我翻翻眼睛看看他？我覺得他為什麼可以干涉我，和看不起我們女人呢？他覺得了，說你要服務可到我們醫院來，絕對不能讓病人到你們醫院去的，快回去，或跟我們一道走！我不睬他，我就回來了。等了一下子金寶善來了(後來的衛生部長，其時在中央防疫處跟嚴做事，是我們同時在日本認得介紹給嚴的)。他說楊大夫！嚴先生恐你生氣，叫我來解說一下。那些兵胡鬧的很，你若不相信可到我們那兒去看看。我說我也無所謂，因為我這幾天無事做，覺得無聊的很，既有能救人的事，何不去做做呢？不能做我正好休息休息好了，過一天再到你們那兒去看好了。隔了兩天，我和李龐三個人一同去參觀，真是可怕。有的睡在床上的，有的躺在地上的，大叫大罵的粗話不絕口，地上弄的一塌糊糟，東西就往看護婦臉上丟，換繃帶時有點痛就用腳對看護醫生亂踢。嚴金都對我笑笑，我也回他們一笑，我知道我幾乎惹出大禍來了。(可是後來幾年的兵大不相同，文明的多了。)
在這以後一個半月內都無多事，我和李貫中兩個人可有機會計劃請人發起籌款和擴充醫院等事。嚴金他們雖忙，有時也常來我們醫院內聊天，也給我們想想辦法，打算找這個找那個的。嚴的父親嚴范蓀，也是當代的名人，也打算請他兒子去找他，還有江蘇督軍齊燮元是貫中父親的熟人，由貫中去。熊希齡是我父親的朋友歸我找，還有蒯若木，林丙南(就是「九哥」)、柏文蔚，他們都是由我找。這些人都答應了，只齊須李貫中親自去一趟。事情將有頭緒起來了，忽然一個我一生內的大變遷的事發生了。這是我計劃的大打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