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反抗者的話 · 第五章 政治的權利

資產階級的報紙，每天總以各種聲調對我們吹噓「政治自由」，「公民的政治權利」如普通選舉，選舉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等的重要與價值。 他們說：「你們既有這些自由，你們又何必暴動呢？你們有了這些自由，恐怕什麼必要的改造，非籍槍炮不能成功嗎？」好吧，我們不妨以我們的觀點。以一無所有，向不治人，只有少許權利而很多義務的無產階級的觀點來分析這些絕妙的「政治自由」，看他們究有多少價值吧。 我們不能像有時人們所說的那樣，認為政治的權利對於我們毫無價值，我們十分知道農奴制度的時期，尤其是從18世紀這時期以來，人類已得到了很多的進步：現在平民已不是像從前那樣，一切權利都被剝奪的生物了。法國的農民，已不是如現在的俄國一樣，可以讓人在街上自由鞭撻了（這是十九世紀末期的情境）。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在公共場所，在他的工廠以外，已經可以昂然說是跟任何人一樣的平等了。法國的勞動者已不是從前會被貴族看作牛馬而無任何人權的奴隸了。靠了偉大的革命，靠了平民所流的熱血，我們已經獲得少數個人的權利，而這些權力的價值也是我們所不願縮減的。 但是我們知道區別。我們說權力是有種種的不同；有一些是有真實的價值，另一些則相反；凡是想把他們混在一起的人都是想欺騙平民的。例如私人的關係中，平民與貴族的平等，個人身體的不可侵犯等等都是他們以絕大的鬥爭得來的，對於平民非常寶貴，如果有人膽敢侵犯這些權力，自然會引起他們的暴動。並且其他如普通選舉，出版自由等權利，平民對之，卻很冷淡，因為他們覺得這些權利給資產階級用作反抗權力與貴族的侵害，的確是很好的，其實只是統治階級維持自己權力的工具罷了。總之，這些權利還算不得真實的政治的權利，因為人民大眾優勢得不到半點保障；人們所以還以堂皇的名稱裝飾他們，因為我們的政治辭令只是統治階級為自己的利益與需要，特地創造出來的隱語罷了。 真的，政治的權利若不是那些無力使人尊敬此等權利的人用來保護他們的獨立尊嚴與自由的武器，那它又算得了什麼呢？它要是不做那些需要解放者的解放工具，他又有什麼效用呢？甘必大，俾斯麥與格拉斯頓之流用不到出版與集會的自由，因為他們能寫他們所願寫的，跟他們所願意的人集會，宣傳他們所願宣傳的；他們早就解放了，他們是自由的。說話寫作集會等等自由需要保障的，是那些沒有充分力量使人尊敬他們自由意志的人。這就是一切政治的權利的由來。 在這一觀點上說，我們所說的政治的權力是否專為這些需要的人而有呢？ 當然不是的。普通選舉有時保護資產階級抵抗中央權力的蹂躪，直到某種程度，使他們為著自衛毋須時常藉助於兇險的暴力。他能恢復奪取權力的兩種力量的平衡，能使他們不會像從前那樣一定要利用刀劍的相擊，但是要推翻權力，消滅統治，甚或限制兩者的範圍，普通選舉則一無用處。統治者和平解決其爭端的優良武器，對於被統治者能，有什麼好處呢？ 普通選舉的歷史不是在那邊替我們說話嗎？只要資產階級懼怕普通選舉成為平民手中的武器，平民可以用它來反抗特權者的壓迫時，他們總是竭力反對的。待1848年給他們證明普通選舉不但並不可怕，而反可以用它來鞭策平民，使平民好好地服從他們指揮的時候，他們就立刻接受了，現在是資產階級本身來做他的保護人了。因為他們知道，這是維持他們特權的好武器，至於要用它來反抗資產階級的特權，那是絕對沒有力量的。 出版的自由也是一樣，資產階級維護出版自由的最有決定性的證據是什麼？就是它（出版自由）的無能！是的，它的無能，齊拉丹先生（M.DE GIRARDIN）對於出版無能這題目做了整本的書。他說：「從前人們把術士燒死，因為他們愚蠢，相信這些人物是有無上的能力，今日人們對於出版，也做同樣的蠢事，因為他們也相信他有至高的權威。其實一點也沒有什麼，他不過跟中古的術士一樣無能。所以再不必迫害出版物了。」看，這就是齊拉丹先生從前發表過的理論。現在當一般資產階級分子彼此間討論到出版自由的時候，他們又用什麼維護的論證呢？他們說，請看英國，瑞士與北美合眾國。那裡的出版是自由的，可是資本家的剝削比任何別的地方都來的穩固，資本的統治比任何別的地方都來的有保障。他們又添加說：「請讓這些危險的學說自由產生吧，除了藉助於暴力之外，我們就沒有別的方法制止那些報紙的聲浪嗎？假若革命的出版物，遇到騷動的機會一旦成為危險的武器時，那麼，我們也還有時間利用種種託詞去消滅他！」[1] 對於集會的自由，也是同樣的議論。資產階級說：「我們讓出集會的完全自由吧，他不會損害我們的特權。我們所應該懼怕的是秘密結社，公開集會只是減弱其力量的最好方法。假如遇著過度的激動，公開集會變成危險的時候，我們總有方法撲滅它們，因為我們握著政府的力量呢」。 「住房的不可侵犯麼？好吧！請你們把它寫入法典，並在屋頂上呼喊吧！」資產階級的壞蛋這樣說。「我們不願意警察突然來擾亂我們的小家庭，但是我們可以成立秘密辦公處去監視嫌疑分子，我們可以在全國各地派駐暗探，我們可以抄錄危險人物的名單，我們秘密的防備他們。等我們嗅到情形惡化的時候，我們就毫無顧忌地衝進去，管它可侵犯不可侵犯；我們從床上逮捕人，我們傾箱倒櫃，我們到處搜查！尤其是我們大膽闖進去的時候，人們如果喊得太高，我們一樣的囚禁他們，並對別的人說：「先生們。這是不得已呀！公事是公事，我們也遵命而行呢！」人家一定會讚許我們的」 「通信的秘密呢，請你到處說，到處寫，到處喊通信不可侵犯的吧。假如某村辦事處的主任，由於好奇心，拆開了一封信，你們可以立即將他撤職，並且公開的說他：「多麼可惡的惡魔！多麼該死的罪犯！」請你們當心，不要把我們彼此在信中所說的小秘密泄露出去。但當我們聽到有損我們特權的陰謀發生時，那麼我們正可以不必客氣，我們拆開一切信件，必要時我們還可以僱傭大批人員來做這種工作，如果有人反對，我們正如英國一位閣員新進在議會喝彩之下所做過似的，直截了當地回答他們：「是的，先生們，我們何嘗願意拆開信件，我們實在是硬著心腸，十二分厭惡地做的這件工作；這特別是因為我們的祖國（換言之貴族與資產階級）已瀕臨險境呢…… 看，以上就是這些所謂政治自由的分析。 出版與集會自由，住宅的不可侵犯，以及其他等等權利只在平民不用他們來反對特權階級利益的條件之下才會被人尊重。一旦他們要用它來消滅特權的時候，這一切所謂自由，都會被人丟入水中。 這是很自然的，人類只能享受以無上鬥爭取得的權力，只有隨時準備以武器自衛的人們才有可享的權利。 現在在巴黎街上，人們，所以不敢如在敖德薩一樣，隨意的鞭撻男女，是因為政府如果膽敢這樣做，人民一定會把執行的人扯為碎片。現在一個貴族出門，他的侍從們所以不敢用鞭杖在街上前後左右地打人，也因為這個貴族的侍從若有的這樣的意思，就會當場被人毆死，工人與僱主在路上或公共的場所，所以還有某種平等的存在，也因為工人由以前屢次革命所獲得的個人尊嚴的情感，不允許他在眾人面前忍受僱主的侮辱，與這些在法律上的所謂權力，實在沒有多大關係。 在今日分成主人與奴隸的社會中，真正的自由顯然不能存在；世上只要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存在，所謂的自由是永無實現的希望的，這不是說安那其的革命沒有來掃除社會的界限之前，我們願意看著出版物像在德國那樣被封鎖，集會自由像在俄國那樣被廢除，人身不可侵犯像在土耳其那樣被縮減。我們隨是資本的奴隸，我們也期盼我們能寫我們所願寫的，能集合我們所願集合的，能組織我們所願組織的，這正是為著擺脫資本的束縛呢。 現在已可以覺悟我們並不是向憲法去要求這些權利，並不是什麼法律——一張統治者可以任意撕掉的紙片，能保護我們的自然權利。我們只有在自己組成力量的時候，才能使別人尊重的意志與權利。 我們要獲得說我們所願說，寫我們所願寫的自由嗎？我們願意有集會與組織的權利嗎？請不必要求下議院批准，也不必請上醫院頒布法律。我們要自己成為有組織的力量，待有人想阻止我們說話或集會的時候，我們便能抵抗他們。我們要做強者，我們若是強者，我可擔保任何人都不敢來損害我們說話，寫作，印刷與集會的自由。我們要是能夠在被壓迫者中間聯合起來，能使成千成萬的人們走到街上，做保護我們權利的示威，任何人都不敢與我們爭奪這些權利以及我們知道要求的其他自由。那時，只有那時，凡以前向議會乞求數十年而仍無結果的權利，一下就會落到我們的手中，那時，如此得來的這些權力，總比寫在紙上來的可靠。 自由，不是從天而下，而要我們自己去爭取！ [1] 現在就是這種情形。出版物可以自由講話。在法國和美國的報紙主筆可以自由談論暗殺部長的事。可是假如真有人聽從他的的意見，殺害部長，那麼不僅兇手連那主筆也會被判處死刑。舉一個不遠的例子，安那其主義者四渥克就因為發表文章被判處死刑，後改為終身服役——著者俄文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