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 · 引言
小說《耶路撒冷》出自一位瑞典作家之手。她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性作家[1]，與她同時期獲此殊榮的作家還有吉卜林[2]、梅特林克[3]，以及霍普特曼[4]。瑞典文學院是這樣表彰塞爾瑪·拉格洛夫女士的：「她的作品中高貴的理想主義、豐饒的想像力、親切而優美的風格，令她脫穎而出。」五年後，也就是一九一四年，這個令人敬仰的團體將拉格洛夫女士推舉為瑞典文學院院士，她由此成為十八位「不朽」院士中唯一一位女性。
是何種神秘力量，使拉格洛夫女士既能得到學院派的認可，躋身經典，同時又深受斯堪的納維亞民眾的歡迎與愛戴？在她步入瑞典文壇之際，冷峻的現實主義風格正風生水起，斯特林堡以犀利的筆觸橫掃了一切華而不實的文風，人們也習慣了戲劇和小說近乎殘酷地揭露現實。然而，拉格洛夫女士的作品儘管呈現著近代浪漫主義的氣質，卻包裹不住她內心的理想主義情懷。在她筆下，一方面人類活生生的現實瀰漫著一種未知的奧秘氣息，另一方面虛幻的民間傳說、童話故事、地方迷信則透射出種種亦幻亦真的神態。「品讀塞爾瑪·拉格洛夫女士的作品，」瑞典作家雨果·阿爾芬說，「就如同在薄暮時分坐在西班牙大教堂……令人分不清身處夢境還是現實，但確鑿無疑的是，這樣的閱讀使人沐浴在聖潔的光輝中。」無論瑞典人，還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普通民眾很快便厭倦了冷酷呆板的現實主義文風，轉而擁抱有益身心的理想主義文學，比如拉格洛夫女士的這些作品。除此之外，這位瑞典女作家獨特的語言風格也深深吸引著讀者——如此非凡的風格讓人能一下想到英國作家查爾斯·蘭姆[5]。你可以把她的風格描述成有張有弛的散文狂想曲，常於不知不覺間熱烈地沖疆破界。
儘管拉格洛夫女士不吝分享她的人生困惑與世間情誼，其作品的渾然天成卻非仰仗其人生經驗。否則，她的作品中又怎會出現歐洲各地的芸芸眾生？她以女性溫暖而細膩的同情心，以及童真的視角來看待她的人物。瑞典文學評論家奧斯卡·萊文汀宣稱，「塞爾瑪·拉格洛夫擁有一顆童心與一雙孩童的眼睛。」正是這份天真促成了她筆下簡單而率性的人物類型。他們也許深邃而堅定，卻絕不會複雜得讓人難以理解。正如文學批評家約翰·莫特森指出的那樣——對待那些更具異質性的人物，就像《耶路撒冷》中的神秘人物海爾干，作者只是點到為止，給人以餘音繚繞之感。這與易卜生是多麼不同啊！塞爾瑪·拉格洛夫女士更樂於分析尋常人的情感動機，而非挖掘怪異的心理狀態。這就能解釋人們讀到《耶路撒冷》中發生的種種不同尋常的歷史事件時，為什麼沒有排斥，而是欣然接受。
《尼爾斯騎鵝旅行記》是她諸多作品之一。在這本書里，拉格洛夫女士通過一隻鵝在飛行中歷經的各種情境，描繪了瑞典人民的民族性格。在另一部小說《戈斯泰·貝林的故事》中，她展現韋姆蘭省的生活圖景。那裡是她的故鄉，她在一八五八年出生在當地的一座莊園。韋姆蘭的芸芸眾生和那些居住在簡樸莊園裡的窮紳士崇敬星空，鍾情小提琴，熱愛舞蹈，因而很容易養成一種灑脫的氣質，對生活中的悲苦一笑了之。這樣的群體與小說《耶路撒冷》描述的達勒卡里亞民眾截然不同。達勒卡里亞是拉格洛夫女士的第二故鄉。那裡的人們也喜歡在仲夏夜熱舞一番，他們的服飾在瑞典是最華美的，卻又以嚴肅和堅定的氣質而聞名，因為他們崇尚耕種，思想保守。他們曾經是忠誠的天主教徒，現在是路德教的堅定捍衛者。他們不易被說服，然而一旦熱情燃起，卻又有著一種九死不悔的決絕。有人認為，他們起初對古斯塔夫·瓦薩[6]驅逐丹麥人的呼籲置若罔聞，但最後緊隨古斯塔夫走過斯德哥爾摩大門的正是他們。也是在他們的輔助下，古斯塔夫·瓦薩建立了現代瑞典。達勒卡里亞人不在乎貴族頭銜；在這些有田有產且堅韌不拔的農民看來，他們自己就是貴族。對於瑞典人民來說，達勒卡里亞人是在民族危急時刻可以委以重任的底牌。
《耶路撒冷》起筆於極富威望的英格瑪森家族的興衰跌宕，逐漸觸及整個教區的百態群像，牧師、教師、店主、客棧老闆各色人等一一登場。小說講述了一位來自芝加哥的實用神秘主義者，在來到小鎮之後引發一場宗教復興，導致眾多家庭變賣祖宅——在小說最後一章——踏上移居聖地的旅程。
有時，真相比小說更奇幻。《耶路撒冷》改編自上世紀達勒卡里亞人宗教朝聖的真實歷史事件。多年前，引言的筆者曾帶著疑問參觀了小說中描述的教區，看見了被遺棄的農場和破敗的家園，也看到了一些耶路撒冷朝聖者返回故里的情景。不僅如此，一次親身經歷讓筆者似乎領略到了這種宗教狂熱的精神。那是午夜時分，我在返回客棧的途中偶遇一位騎行者。他身穿藍色運動衫，胸口本該印著大學校名的位置，卻代之以黃色的十字架。這位騎行者一見到我馬上從自行車上下來，執意要為我帶路。到了客棧後，我拿出一克朗想要略表心意。我的嚮導卻微笑著，似乎被某種幸福的願景迷醉。「不！我不要錢，但是這位紳士，請你買下我的自行車！」正當我為這樣的請求驚訝不已時，他又充滿自信地微笑著解釋道：「昨晚，上帝現身於我的夢境，他告訴我，今天午夜時分我會在十字路口遇到一位說異國語言的陌生人，『這位陌生人將買下你自行車！』」
這篇小說以人物獨白開篇，將英格瑪的內心世界充分敞開，這是塞爾瑪·拉格洛夫偏愛的寫作手法。由此，她可以潛入人物的靈魂深處探個究竟。英格瑪這段耕犁獨白細膩地展現了良知和欲望在他內心深處激烈搏鬥的過程。當然，這樣的序曲主觀性強，對於不熟悉這位瑞典作家寫作手法的讀者來說，需要好好消化一番才行。可儘管如此，讀者很快就會帶著濃厚的興趣繼續讀下去。因為接下來，作者描述了英格瑪與殺嬰的未婚妻在監獄門口相見的場景，他認為自己在道德上對這場悲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要把這個女人帶回家，並顯然做好了直面家族恥辱與社會譴責的準備，但事實上，他卻贏得了整個教區對他的尊敬。主任牧師是這樣宣布的：「現在，瑪莎嬤嬤，你應該為英格瑪感到驕傲！顯然，他繼承了這古老的血統。所以從今往後，我們該叫他『大英格瑪』[7]。」
英格瑪家族兩代人的命運貫穿全書。他們的愛情故事與書中描述的宗教熱情一樣攝人心魄。令人無法釋懷的是拍賣會上的一幕，英格瑪的兒子為了保住英格瑪家族的祖業，背叛了他的愛人格特魯德，轉而與他人締結連理。這兩代英雄在我們眼中都富於悲劇感，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也為之付出了悲憫。他們內心深處暗藏的兩股激流交替著左右他們的行為，我們則為之輾轉反側，痛心不已。有時，他們選擇遵從內心的渴望，譬如書中描繪的這生動一幕：卡琳·英格瑪森當著眾多追求者的面，在茶歇時，突然不顧習俗的規約，公然宣布自己心有所屬。書中儘是如此扣人心弦、精彩絕倫的描寫：宣教屋集會的場面；贈表和解的情境——大英格瑪臨終前自認為錯怪了哈爾沃，把自己的舊懷表贈予他；「暴風夜」的舞會；沉船事件；格特魯德棄絕愛人，重新皈依宗教的場景；哥哥贖回莊園，只為給弟弟一家留有退路的場景。在故事結尾處，每每讀到耶路撒冷的朝聖者們與故鄉依依惜別的場面，誰能不為之動容，誰又能不隨之哽咽？
小說《耶路撒冷》潛在的精神動力是理想主義與原始的情感衝動之間的矛盾，這種情感衝動根植於舊有的鄉村社會，是一種對家園與故土的依戀之情。不幸的是，這種美德在動盪不安的美國沒有被珍視，只能一定程度上在馬薩諸塞與弗吉尼亞的老社區，以及臨近費城的貴格會教派的家園中感受到。達勒卡里亞鄉紳對家園的依戀即是生活本身。在《耶路撒冷》中，這種情感一方面與宗教信仰相持不下，另一方面爭奪著愛情的空間。在衝突之下，卡琳犧牲了自己的家園——英格瑪農場，為遵從內心的呼聲踏上了宗教朝聖的道路；而她的弟弟為了奪回家園，拋棄了自己心愛的姑娘和人生幸福。他們都不圓滿，都令人心碎神傷。
《耶路撒冷》的悲劇張力，最終在拉格洛夫女士富於同情心的幽默中輕鬆化解了。這種幽默沉潛在作品的深處，譬如在我們幾乎被她成功地引入宗教狂熱的雲端之時，會忽地在字裡行間捕捉到一抹笑意。沒有誰比她更相信狂熱是徒勞的——她既不會對人們犯下的愚蠢的錯誤視而不見，也不會對其橫加指責，而是帶著一顆溫暖的心接納人性百態。讀者們看到最後一幕，面對孩子們徒勞的大喊，既會心一笑，又不禁悲從中來：「我們不想去耶路撒冷。我們想回家。」
亨利·戈達德·利奇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賓夕法尼亞諾瓦別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