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橋 · 四

瑞恩《遙遠的橋》

現在，蒙哥馬利本來希望能迅速結束戰爭的「市場—花園」行動正在絕望地走向末日。在約97公里長的可怕路線上，盟軍士兵堅守著各座橋樑，為這條僅有的道路，為了這條「走廊」而戰鬥。在位於艾恩德霍芬以北的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的防區，傘兵們在英軍裝甲部隊和步兵支援下擊退了德軍一次又一次兇猛進攻，同時還試圖再次打通於登地區，那裡的公路已經被德軍切斷了；在加文將軍的第82空降師防區，瓦爾河大橋不斷遭到炮擊，兵力越來越強大的敵人繼續從帝國森林撲過來。一個星期以前的態勢已經消失了，當時德軍部隊認為戰爭幾乎就要結束了，而現在盟軍遭遇到的敵軍部隊很多都是老早就已被註銷的重建部隊。納粹的戰爭機器在9月的第一周里被認為是驚魂未定、正處於崩潰邊緣，現在卻又神奇地生產出了60輛虎式坦克，這些裝備在9月24日上午交付給莫德爾[1]。「市場—花園」行動被扼殺了，該計劃的主要目標——在萊茵河對岸奪取立足點，並獲得通往魯爾地區的跳板——現在即將被放棄。9月25日，星期一，清晨6點05分，厄克特少將接到了撤退的命令。當初在為奪取阿納姆的行動制訂計劃的過程中，厄克特得到的許諾是在48小時之內獲得增援。布朗寧中將原先預計，第1空降師需要獨自堅持的時間最多也不會超過4天。厄克特的部下無論在兵力還是武器裝備方面都不如敵人，但他們堅持的時間卻比預估最長時間的兩倍還多。對一個空降師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戰績。撤退對於這位首次指揮一個空降師的勇敢的蘇格蘭人來說是痛苦的，然而厄克特卻知道，撤退是唯一的途徑。現在，他的兵力只有不到2 500人，而且他再也無法向這些不願妥協的空降兵提出更多的要求了。實際上，前來救援的英軍部隊就駐紮在1.6公里之外，與他的師只隔著一條寬闊的萊茵河，這一點很令人惱火。儘管如此，厄克特還是勉強同意了上級的決定——到了把這些在阿納姆奮戰的勇士們撤出去的時候了。在哈爾滕施泰因旅館裡，筋疲力盡的埃迪·邁爾斯中校把那兩封信——布朗寧的信，以及托馬斯將軍的撤退命令——交給了厄克特。布朗寧表示祝賀的鼓勵信是在24小時以前寫的，現在已經過時了。其中寫道，「……部隊正在開上來幫助你，但……是在當天夜裡」，而且，「我雖不像你那樣疲倦和沮喪，但關於整個戰役，我大概比你的感覺還要糟糕……」。更令人沮喪的是撤退命令——尤其是因為它來自托馬斯，就像布朗寧一樣，厄克特永遠也無法原諒托馬斯的遲緩。托馬斯的信中寫道，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師現在感到德軍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要在萊茵河對岸建立一個重要橋頭堡的所有希望都必須放棄：而第1空降師的撤退在經厄克特和托馬斯協商一致後，必須在指定的日期和時間進行。厄克特仔細衡量著自己的決定。當他聽著外面的迫擊炮和火炮持續炮擊的時候，撤退的日期和時間已經毫無疑問了，如果他還希望手下的官兵能有人活下去的話，那麼就必須趁著夜幕迅速撤退。上午8點08分，厄克特通過無線電與托馬斯取得了聯繫。「柏林行動，」他告訴他，「必須在今天晚上實施。」大約20分鐘以後，厄克特把給布朗寧準備的電文發了出去——頭天晚上他就已經讓內維爾·海中尉把這封電文譯成了電碼。電文內容仍然與形勢直接關聯，尤其是那句提出警告的話：「敵人只要再發動一次攻勢就可能完全擊潰我部。」厄克特眼下的形勢是如此之絕望，以至於他都無法確認自己的部隊能否堅持到天黑。然後，這位痛苦的將軍開始為撤退——這項最困難的部隊調動——制訂計劃，只有一條出路——渡過那條365米寬的可怕的萊茵河，然後到達德里爾。厄克特的計劃是根據英軍另一次經典的撤退行動——1916年的加里波利戰役[2]而制訂的。在加里波利，經過了數月苦戰之後的大英國協軍隊最後在欺騙性的掩護下脫身了，當主力部隊安全撤離時，在戰線上掩護主力撤退的部隊仍然繼續射擊。厄克特計劃了類似的部隊調動：以小組為單位的士兵將沿著環形防線，通過持續齊射來欺騙敵人，與此同時，大部隊將悄悄溜走。隨後環形防線北面的各支部隊沿著防線邊緣逐漸機動到河邊撤離，最後，距離萊茵河最近的部隊再緊跟著渡河。「實際上，」厄克特後來說道，「我計劃的撤退就像一個倒下的紙袋子。我想讓小股部隊駐紮在戰略要點上，給人的印象是我們還在那裡，與此同時其他部隊又朝底部前進，沿著兩翼撤退。」厄克特希望能夠按照昔日的撤退行動如法炮製出一切「正常」的跡象——無線電通信繼續按照此前的模式進行；謝里夫·湯普森的炮兵將一直打到最後；而在哈爾滕施泰因旅館的網球場上，管理德軍戰俘的憲兵隊將繼續巡邏，他們將是最後一批離開的人。顯然，除了後衛部隊之外，還有人將待在後方——醫生、護理員以及重傷號，那些無法行走但還能占據防禦陣地的傷員將被留下來繼續射擊。為了到達河邊，厄克特的部下將沿著環形防線兩側的路線撤離。滑翔機飛行員將作為嚮導走在部隊前方，在一些地方，撤離路線將用白色的帶子做標記。在向河邊行軍的過程中，空降兵的軍靴要綁上布條以便隔音。到了河岸邊，由灘頭勤務隊隊長指揮的小型船隊將會運載這些士兵撤離：這支船隊由14艘裝有動力裝置且能搭載14人的突擊艇組成，並由兩個連的加拿大工兵負責管理。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小船，它們的數量模糊不清，包括灘頭勤務隊隊長在內的所有人都不記得有多少船了，但它們當中有幾輛水陸兩用運輸車，以及在前幾次渡河行動中遺存下來的帆布和膠合板製作的衝鋒舟。厄克特決定孤注一擲，希望那些觀察到船隻往來的德軍會以為英軍正在向環形防線增兵，而不是從環形防線里撤出來。除了部隊會被發現這個糟透了的可能性之外，在2 000多人試圖逃命的時候還會產生其他的危險。厄克特能夠預見，如果不能嚴格遵照時間安排，那麼一個可怕的瓶頸就會在環形防線的狹窄底部中形成，環形防線最窄的地方現在還不到600米寬，如果士兵們擁堵在上船的地方，就很可能被無情地消滅掉。波蘭軍人和多塞特郡團第4營的官兵都曾經試圖進入環形防線，但結局卻是無功而返，厄克特因此預料撤退行動將會迎來挑戰。儘管第30軍每門能用的大炮都會投入戰鬥以掩護他的部下，但厄克特仍然認為德軍會給撤退中的部隊造成嚴重傷亡。時間是一個敵人，因為要完成撤退得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為計劃保密也是個問題，由於士兵們在一整天時間裡都有可能被俘並受到審訊，所以除了高級軍官以及那些領受了特殊任務的人之外，一直到最後一分鐘厄克特都不會把撤退計劃告訴任何人。厄克特通過無線電與托馬斯將軍進行商談，撤退計劃的幾個關鍵節點都獲得了對方的首肯。然後他又召集剩下的幾名高級軍官開會，與會者是：皮普·希克斯准將；滑翔機飛行員團第1聯隊聯隊長伊恩·阿瑟·默里（Iain Arthur Murray）中校，他現在代替負傷的哈克特指揮部隊；師炮兵指揮官羅伯特·蓋伊·洛德―西蒙茲中校；參謀長麥肯齊中校；埃迪·邁爾斯中校，作為師工兵主任，他將直接負責撤退行動。就在會議開始前，師軍醫主任格雷姆·沃拉克上校過來見厄克特，因而他成了第一個得知這個計劃的人。沃拉克「情緒低落，鬱悶不歡。這並不是因為我得留下來——我對傷員負有責任，而是因為直到這個時候我都期望，我們師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被救出去」。在哈爾滕施泰因旅館的地下室里，厄克特對圍繞在他身邊的軍官們透露了這個消息。「我們今天晚上要突圍。」他告訴他們，然後一步一步地概述了自己的計劃。撤退成功與否將取決於分秒不差的時間安排，部隊過於集中或是交通堵塞都可能造成災難。士兵們要不斷地機動，而不是停下來作戰。「在遭到射擊的時候，他們應該採取迴避行動，只有在事關生死的時候才還擊。」當沮喪的軍官們準備離開時，厄克特提醒他們，撤退應該儘可能長時間保密，只有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才可以被告知。撤退的消息並沒有讓厄克特的高級軍官們感到多麼驚訝。好幾個小時了，很明顯這個橋頭堡已然沒有希望了。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像沃拉克一樣感到心酸，因為救援從未到來，他們還擔心在撤退過程中，部隊可能會遭受比在環形防線里更大的磨難。師部的通信兵詹姆斯·D. 科克里爾（James D. Cockrill）意外地聽到了這個簡短的消息：「柏林行動於今晚進行。」他苦思冥想這個代號的意思，但從未想到這竟然意味著撤退。科克里爾堅信本師「將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顆子彈」，他認為「柏林行動」可能意味著「將以《輕騎兵旅的衝鋒》[3]的那種英勇精神，或是什麼精神」全力以赴地突向阿納姆大橋。不過另外一個人太清楚它的意思了。在第1機降旅旅部里，國王屬蘇格蘭邊民團第7營營長佩頓―里德中校在幫助安排環形防線西部邊緣的撤退細節時，聽見皮普·希克斯准將嘟囔了什麼，好像說的是「又一個敦刻爾克」。當天，激烈的戰鬥從白天打到了晚上，德軍試圖攻占英軍陣地，但「紅魔鬼」們仍然堅守不退。士兵們後來回憶說，20點剛過，有關撤退的消息開始向外走漏出來。在位於環形防線頂端的第156傘兵營C連連長傑弗里·斯圖爾特·鮑威爾少校看來，這個消息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我想到了所有那些死去的人，然後我又想到我們的努力白費了」。由於他的部下要走的路最遠，鮑威爾在20點15分就讓他們以單列縱隊撤出陣地。第10傘兵營的羅伯特·唐寧二等兵接到通知，要他離開自己的掩體，前往哈爾滕施泰因旅館。在那裡他見到了一名中士。「那裡有一把舊的塑料剃刀，」中士告訴他，「你干刮一下鬍鬚。」唐寧愣愣地盯著他，有些摸不著頭腦。「趕快，」中士催促道，「我們要過河，老天作證，我們要以英國士兵應有的樣子回去。」在陣地附近的一間地下室里，南斯塔福德郡團第2營B連連長羅伯特·凱恩少校借到了另一把剃刀，有人找了點水，凱恩刮掉了長了一個多星期的鬍子，然後用被硝煙熏得漆黑、沾染了鮮血的偽裝服的里襯仔細擦乾臉。他走了出去，在傾盆大雨中看著奧斯特貝克下首的那座教堂。教堂的風向標上有一個金制的風信雞，凱恩曾經在戰鬥間歇用它核對過風向。對他來說，那是好運的象徵，只要金制風信雞在，這個師就會在。他感到一種無法抗拒的悲傷，不知道明天風向標還會不會在那裡。和其他人一樣，滑翔機飛行員團第1聯隊B中隊中隊長托馬斯·伊恩·喬德雷爾·托勒（Thomas Ian Jodrell Toler）少校也得到了伊恩·默里中校的消息，要他稍微收拾一下。但疲倦的托勒認為「收拾是件費勁的事」，對此不以為意。可默里仍把他的剃刀遞了過去，說道：「我們要撤出去了，別讓其他部隊的人認為我們是一群流浪漢。」托勒這才塗上一點默里留下來的肥皂泡沫，刮掉了臉上的鬍子。「讓我吃驚的是，我感覺好多了，不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都好多了。」他回憶說。默里的指揮所里放著那面雙翼飛馬旗，哈克特的部下原本計劃要在第2集團軍的部隊抵達時把它升起來。托勒盯著它看了一會兒，然後仔細地把它捲起來收好。在炮兵陣地上，士兵們開始用炮擊掩護友軍撤離，炮手羅伯特·克里斯蒂聽見通信兵威利·斯皮迪在呼叫炮兵連。斯皮迪給了對方一個新的電台頻率作為參照，然後說道：「現在我關機了，通話結束。」托馬斯·斯坦利·沙利文（Thomas Stanley Sullivan）中士是9天前為大部隊開路的空降先導員之一，在聽到撤退的消息時大發雷霆，「我已經想過了，反正已經這樣了，我們還不如繼續戰鬥下去」。沙利文的前哨站設在一所學校里，「孩子們一直在那裡努力學習，如果我們撤出去，我就替所有這些孩子犯愁。我得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感受是什麼，也得讓德國人知道我們的感受是什麼」。在他一直堅守的那間教室的黑板上面，沙利文寫下了碩大的印刷體字母，並在下面劃上幾道底線。他寫的是：「我們會回來的！！！」[4] 21點整，第30軍的炮兵集火射擊時，火炮噴出的炮口焰刺破了夜空，炮彈雨點般傾瀉在環形防線周邊的德軍陣地上，到處都是炮彈爆炸迸發出的火焰。45分鐘後，厄克特的部下開始撤退。在過去的一個星期中，惡劣的天氣曾經使得英軍空降部隊和補給物資無法迅速到達，現在，這惡劣的天氣卻又幫了「紅魔鬼」的忙：撤退是在近乎達到7級的大風中開始的，再加上隆隆的炮火聲，很好地掩護了英軍的行動。狂風暴雨中，第1空降師的倖存者們——他們把臉弄得漆黑，將裝備綑紮起來，還用種種辦法為沙沙作響的軍靴隔音——艱難地爬出陣地整隊，然後開始了前往河邊的危險跋涉。黑暗和惡劣天氣使得士兵們只能看見前方幾尺的地方。空降兵們形成了一個移動的人鏈，互相拉著手，或者緊緊抓住前面戰友的偽裝服。威廉·湯普森中士是一名滑翔機飛行員，他在傾盆大雨中弓著身子，負責指引傘兵們到達河岸邊。當他注視著士兵們排成縱隊從身邊經過時，突然想到了這樣一個事實：「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幾個人會知道生活在一個千米見方的角斗場裡是什麼滋味。」對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爾來說，現在「柏林行動」的意義已經清楚了。他被派去執行撤退時的殿後任務，負責操作電台。他收到的指示是：「一直拍發電訊，讓無線電台保持運行，以便讓德軍以為我方一切照常。」在哈爾滕施泰因旅館的陽台下面，科克里爾獨自坐在黑暗之中，「在按鍵上按個不停。我能夠聽見周圍許多人在走動，但我除了讓電台一直發送電波之外，沒有得到任何其他指示」。科克里爾確信在天亮以前自己就會淪為俘虜，他的衝鋒鎗架在旁邊，但毫無用處。他剩下的唯一一顆子彈還是假子彈，裡面裝的是同第2集團軍聯繫的密碼。萊茵河南岸的軍醫、醫護兵以及荷蘭紅十字會的護理人員，在接待地區和集結點做好了準備。在德里爾，救護車和其他車輛組成的車隊等待著，要把厄克特的倖存者們送回奈梅亨。儘管為空降部隊抵達所做的準備工作正在科拉·巴爾圖森的周圍進行，但她在照料傷員長達三天三夜之後已是疲憊至極，結果她把眼前的炮擊以及南岸的活動誤認為是又一次渡河行動的前奏。在德軍對德里爾進行猛烈炮擊時，科拉的頭部、左肩和肋部都被彈片打傷。儘管傷口很疼，但科拉認為那只是皮肉傷，她更關心的是身上血跡斑斑的衣服。她騎車回家，打算換身衣服後再回來照料即將蜂擁而來的傷員，她確信他們很快就會被送來。途中，科拉騎進了敵人的彈幕之中，她從自行車上摔了下來，但並沒有受傷，驚魂未定地躺在一條泥濘的溝渠里待了一會兒。當她再次動身趕回家裡後，襲來的陣陣困意讓她在地下室里躺了下來，本來是想小睡片刻的她卻睡了整整一個晚上——而這時，「柏林行動」已經開始實施了。撤離船隊正在環形防線底部的河岸邊等待著，加拿大和英國的工兵操縱著這些船隻。到目前為止，行動還沒有引起敵人的懷疑，德軍對河邊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他們的火炮正朝著留下來殿後的多塞特郡團第4營的官兵開火——他們已經開始在環形防線的西側發起牽制性進攻。更西邊的德軍也在射擊，因為英軍炮兵進行了一陣掩護性炮擊，製造出一幅要在當地向萊茵河北岸發起進攻的假象。厄克特的欺騙計劃似乎正在奏效。傾盆大雨中，一列列士兵沿著環形防線的兩翼向河邊蜿蜒前進。有些過於疲倦的士兵在迷路後不幸落入敵人的手中；還有些傷病員無法靠自己的力量撤退，只得在他人的攙扶下蹣跚而行。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沒有一個人停下，停止前進就會產生噪聲、混亂——以及死亡。在炮火和燃燒著的房屋發出的紅光之中，羅納德·肯特中士——他是伯納德·威爾遜少校的第21獨立傘兵連的空降先導員——率領著他的排來到一塊白菜地，這裡被指定為該連的會合點。他們在那裡等待著，一直到連里的其他人全部集結起來方才一同向河邊開拔。「儘管我們知道萊茵河是在正南邊，」肯特說道，「但我們卻不知道他們將會在什麼地方把我們撤過河去。」士兵們突然發現從南邊飛來一條條紅色的曳光彈道，他們便將這些曳光彈當成嚮導繼續前進。不久後他們來到白色帶子標識的地區，遇見了滑翔機飛行員，這些飛行員繼續指引著他們前往預定渡河點。肯特這組人聽見機槍開火聲和手榴彈爆炸聲在自己的左側不絕於耳——威爾遜少校和另一組人在那邊撞上了德軍，兩名士兵在激烈的交火中陣亡，而安全地帶就在1.6公里以外的地方。士兵們將通過各種細節來銘記這次撤退——有些是令人心碎的、可怕的，有些卻是幽默的。當第1傘兵營的亨利·布萊頓二等兵朝河邊走去時，聽見有人在哭。隊伍的前端停止了移動，朝路邊走去的傘兵們看見一名受傷的戰友躺在浸滿水的泥地上，他無助地哭著，不停地呼喚著自己的母親。士兵們被命令繼續前進，誰也不能為傷員停下腳步，然而許多人還是停下來設法幫助傷員。迪基·朗斯代爾少校部隊的空降兵們離開陣地前來到特爾霍斯特的家，把能帶上的可以行走的傷員都帶走了。國王屬蘇格蘭邊民團第7營的雪梨·納恩一等兵，在這個星期早些時候，曾與一名滑翔機飛行員一起擊毀一輛虎式坦克，此刻他以為自己永遠也到不了河邊了。白天時，德軍對教堂旁邊的炮兵陣地發起了進攻，現在納恩和一隊營里的戰友正在那裡與德軍進行激戰。大部分人都在雨水和黑暗之中成功脫身，但納恩卻躺在地上——在戰鬥了9天之後，他第一次負傷了。彈片擊中了石頭，納恩的一顆門牙被彈起來的小圓石打掉了。第10傘兵營支援連迫擊炮排的分隊長托馬斯·西里爾·本特利（Thomas Cyril Bentley）中士走在「幽靈」小隊隊長內維爾·海中尉的後面。「我們不斷遭到狙擊手的射擊，」他記得，「我看見兩個滑翔機飛行員從陰暗處走了出來，故意吸引德國人的射擊，顯然是為了能讓我們看到子彈是從哪裡打來的。」這兩名嚮導最終都犧牲了。在哈爾滕施泰因旅館，厄克特少將和他的參謀們在做撤離的準備工作。作戰日誌被收起來，文件被燒掉，將軍的勤務兵漢考克用一片窗簾把厄克特的靴子包了起來。當隨軍神父念主禱文的時候，每個人都單膝下跪。厄克特想起來，他的勤務兵在D日時往背包里放了一瓶威士忌。「我把它傳給每一個人，」厄克特說道，「每個人都喝了一點兒。」最後，厄克特去地下室看望傷員，「他們扎著染滿血的繃帶，裹著簡陋的夾板」。他向那些已經意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的人道別。有的人由於嗎啡的作用昏昏欲睡，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戰友就要撤退了，這或許是一種不幸中的萬幸。一個面容憔悴的士兵倚靠著地下室的牆站了起來，對厄克特說道：「我希望您能成功，長官。」師部的荷蘭聯絡官阿諾爾德斯·沃爾特斯海軍少校在將軍一行人的後面走著，一聲都不敢吭。「由於我的口音，倘若我開口的話，肯定會被當作德軍。」他說。沃爾特斯在途中沒能跟上前面的人，「我不知道怎麼辦好，只能不停地往前走，祈禱著，希望走在正確的方向上」。沃爾特斯感到特別沮喪，他老是想著自己的妻子以及從未謀面的女兒，他一直沒能給她們打電話，儘管家人就住在距離哈爾滕施泰因旅館只有幾公里的地方。他在英國為妻子買的那塊手錶還在口袋裡，而打算送給女兒的泰迪熊則丟失在失事的滑翔機上的某個角落裡。如果自己能幸運地回到河邊，那麼沃爾特斯將會再次離開荷蘭，下一站大概是返回英格蘭了。在河邊，渡河行動已經開始。士兵們剛到岸邊，邁爾斯中校和他的灘頭勤務隊隊員便把他們趕上了船。現在，德軍雖然還沒有意識到英軍正在撤退，但通過照明彈的光亮卻能發現不遠處的渡河行動。迫擊炮和火炮開始瞄準射擊，一些船被打出窟窿，另外一些則乾脆傾覆了。在水裡掙扎的士兵大喊救命，已經死去的人被河水無情地捲走，受傷的士兵則抓住船隻殘骸試圖游到南岸。不到一個小時，撤離船隊已經被毀掉一半，但行動仍在繼續進行著。傑弗里·鮑威爾少校的部下沿著環形防線的東側長途跋涉而來，但這時他卻誤認為撤退已經結束。有一條船正在水裡上下起伏，在波浪的拍打下漸漸下沉。鮑威爾涉水過去一瞧，發現船身上滿是窟窿，船上的工兵也全都陣亡了。當他的一些部下游過去的時候，有條船突然從黑暗中出現了。鮑威爾匆匆把他的士兵組織起來，讓一些人上了船，自己卻和剩餘的傘兵待在一起，直到那條船返回。在萊茵河南邊的高堤上，鮑威爾站了一會兒，回首望著北岸。「我突然意識到，我過來了。我簡直無法相信，我活著出來了！」鮑威爾轉向15個蓬頭垢面、渾身濕透的部下說道：「三人成行。」他讓部下齊步走到接待中心，在那棟建築的外面，鮑威爾喊道：「第156傘兵營，立定！向右轉！解散！」他站在雨水之中，注視著他們走向掩蔽所。「全都結束了，但老天作證，就像我們驕傲地進入戰場一樣，現在我們又驕傲地離開了。」當厄克特將軍搭乘的那條擠了一堆人的船準備離開時，船在爛泥里擱淺了，他的勤務兵漢考克跳下船把船推了出去。「他讓我們從爛泥里擺脫出來了，」厄克特說道，「但當他掙扎著再次上船的時候，有人喊道『咱們走吧！船上已經太擠了』。」這種忘恩負義的言行讓他感到氣憤，「漢考克對此毫不理會，用盡最後一點力氣爬上了船」。冒著機槍的掃射，厄克特搭乘的那條船已經駛到河中央，這時引擎突然發出了突突突的噪聲，隨後乾脆徹底停擺了。船開始隨著水流漂浮，厄克特感覺「等到引擎再次開動起來的時候，就如同過了一個時代」。若干分鐘後，他們到達了南岸。回過頭來，厄克特看到德軍正在朝河面掃射，火光搖曳。「我認為，」他說道，「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在朝什麼目標射擊。」在萊茵河岸邊，以及河岸後面的草地和樹林裡，上百名官兵等待著。但現在，船隊只剩下一半可以航行，敵人猛烈的機槍火力更是讓局面雪上加霜——厄克特懼怕的瓶頸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等待的人群中開始出現混亂，儘管還沒有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之中，但許多士兵卻開始試圖向前擠，而軍官和士官們則試圖控制局面。第1傘兵營的托馬斯·H. 哈里斯一等兵記得，「成百上千的人等著過河，想上船的人太多了，結果嚴重超載的船隻徹底浸沒到了水裡」。此時，迫擊炮彈落到了登船區，因為德軍已經校準了目標。就像許多人一樣，哈里斯也決定游泳過河，他脫下作戰服和靴子，一頭扎入河中。令他吃驚的是，他居然游過去了。其他人則沒這麼幸運。等到炮手查爾斯·佩維（Charles Pavey）來到河邊時，登船區域也遭到了機槍的掃射。士兵們在岸上擠作一團，一名士兵正朝佩維趴下的地方游去，他不顧河邊橫飛的子彈，用力從水裡鑽了出來，上氣不接下氣地感嘆道：「感謝上帝，我過來了。」這時佩維聽見有人說：「該死的傻瓜，你又游回來了」阿爾夫·魯利耶中士曾在星期日設法煮了一鍋湯給大家喝，現在他試圖游泳過河。當他在水裡艱難地遊動時，一條船來到了他身旁，有個人抓住了他的領子。他聽見有個人在喊：「沒事，夥計，繼續游，繼續游。」魯利耶實在有些茫然失措，他認為自己就要淹死了。隨後他聽見那個人又說道：「好極了，老兄。」接著一名加拿大工兵把他拉到了船上。「我究竟在哪裡？」暈頭轉向的魯利耶咕噥道，那個加拿大人咧著嘴笑了。「你快到家了！」他說道。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爾仍然在哈爾滕施泰因旅館的陽台底下，和他的無線電設備待在一起。天快亮的時候，他聽見一聲急促的耳語。「來吧，孩子，」一個聲音說道，「咱們走。」當士兵們朝河邊跑去時，附近突然傳來一陣猛烈的爆炸聲，科克里爾感到自己的脖子和肩膀被猛地拉了一下，原來掛在背上的「斯登」衝鋒鎗被彈片撕開了。靠近河岸時，科克里爾一行人遇見了幾名站在樹叢里的滑翔機飛行員。「等讓你們走的時候再走，」其中一名飛行員警告道，「有挺德軍機槍對準了這個地方，是一挺MG 42，朝腰這麼高的地方射擊。」在飛行員的指導下，士兵們一個接一個向前沖。輪到科克里爾的時候，他蹲下身來開始快跑，幾秒鐘以後，他倒在了一堆屍體上面。「肯定有20或者30具屍體，」他記得，「我聽見傷員呼喊著媽媽，還有人乞求我們不要把他們留在那裡，但我們無法停下來。」在河邊，一顆照明彈升空了，機槍開始連續掃射。科克里爾聽見有人喊叫，讓會游泳的人游泳。他跳進了寒冷的水中，從那些似乎在他身邊掙扎的人旁邊奮力遊了過去。突然間，科克里爾聽見一個聲音在呼喚自己：「好了，夥計，不要擔心。我們找到你了。」一個加拿大人把他拽進船里，幾秒鐘以後，科克里爾感到船在岸邊慢慢停了下來。「當我發現自己又回到了出發的地方時，我都要哭了。」他回憶道。原來，那條船是在河裡打撈傷員。在周圍的士兵幫助下，滿載的船隻再次出發了，科克里爾記得士兵們是從四面八方蜂擁著爬上船的。儘管他們的船負荷沉重，又是在敵人的火力威脅下航行，但那些加拿大人還是把船劃到了對岸。在陽台底下待了幾個小時以及經歷噩夢般的渡河行程之後，科克里爾已經暈頭轉向。「我只記得接下來自己到了一座穀倉里，有人給了我一根香菸。」隨後科克里爾記起了一件事情，他在口袋裡發狂似的尋找，把身上唯一一顆子彈取了出來：那顆裡面裝著密碼的口徑為7.7毫米的仿真子彈。將近凌晨2點的時候，第1空降師剩下的那點炮彈已經消耗殆盡。謝里夫·湯普森的炮手打光剩餘的炮彈之後，便將炮栓卸了下來，珀西·帕克斯一等兵以及炮組剩下的人接到了撤退命令。帕克斯感到很驚訝，他壓根就沒想過要撤退，他原以為自己要死守陣地，直到德國人攻上來。當他來到河邊時，眼前的景象更是讓他目瞪口呆，數百人擠在那裡，有人說所有的船隻都被擊沉了。帕克斯身邊的一個人深深喘了一口氣。「看來我們是要游泳了。」他說道。帕克斯注視著河面，「河非常寬，當河水上漲時，流速似乎有9節（約16.7公里/時），我認為自己游不過去。我看見有人穿著衣服跳下水，但隨後就被河水沖走了，其他人游過去了，結果從水裡爬出來的時候卻被子彈擊中。我看見有個傢伙抱著一塊木板遊了過去，還背著背包，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帕克斯渾身脫得只剩下短褲，還把身上的東西都扔掉了，包括他的金懷表。在急速的水流中，他的短褲滑落下來，於是帕克斯乾脆把它蹬掉了。他游到了對岸，在樹叢中和溝渠里躲避著，最終來到一個沒有人的小農舍。帕克斯走進去找了些衣服，幾分鐘後他從農舍里出來，遇見了多塞特郡團的一個二等兵。那個二等兵指引他去了一處集結點，在那裡他得到一缸子熱茶和一些香菸。精疲力竭的帕克斯費了好長時間才弄明白，為什麼每個人都在盯著他看——他穿著一件男人的彩色運動衫和一條長及膝部的女式亞麻布燈籠內褲。第10傘兵營的艾爾弗雷德·J. 達爾福斯（Alfred J. Dullforce）二等兵也赤身裸體地游到了南岸，但仍然帶著一支0.38英寸口徑的手槍。令他尷尬的是，有兩個婦女和士兵們一起站在岸上。達爾福斯「想要直接鑽進水中」，其中一個婦女朝他喊著，把一條裙子舉在前面。「看見我光著身子，她連眼睫毛都沒有眨一下，」他回憶說，「她告訴我不要擔心，因為她們就是幫助士兵過河的。」達爾福斯穿著一條長及膝蓋的彩色裙子，一雙木底鞋，坐上了一輛英軍卡車。卡車載著倖存者們返回了奈梅亨。此時，德軍開始猛烈炮擊上船地區，迫擊炮彈尖叫著呼嘯而來。當阿諾爾德斯·沃爾特斯海軍少校跟在一隊士兵後面跑向一條船時，炮彈在人群之中爆炸了。「我毫髮無損，」沃爾特斯回憶說，「但在我的周圍躺著8具屍體，還有一個人受了重傷。」他給傷員打了一針嗎啡，抱著他上了船。在那條已經超載的船上，沒有沃爾特斯的立足之處，於是他下了水，掛在船舷邊上被拖著過了河。搖搖晃晃地上了南岸後，他當即癱倒在地。黎明時分，撤離船隊幾乎被摧毀了，然而那些加拿大和英國的工兵仍冒著迫擊炮、火炮和重機槍的火力，繼續用倖存下來的船隻運送官兵過河。第11傘兵營的阿瑟·希爾伍德（Arthur Shearwood）二等兵發現，加拿大工兵正在把一些傷員抬進一條小船，其中一個加拿大人向希爾伍德示意，要他也上船。小船的尾掛發動機無法再次啟動，加拿大人便要求所有仍然帶著步槍的人用槍托划水，希爾伍德隨手拍了拍他前面的那個人。「出發了，」他說道，「開始劃。」那個人面無表情地看著希爾伍德。「我沒法劃，」他說道，同時指著綁滿繃帶的肩膀，「我丟了一條胳膊。」臨近拂曉時刻，羅伯特·凱恩少校已經把他的部下全都送過了河。他與「羅博」·羅賓遜軍士長一起在岸上等候著船隻前來解救自己，卻似乎再也沒有船駛過來。在另外一群人當中，有人指著一條在水裡上下起伏、被子彈打出一些窟窿的衝鋒舟，於是有傘兵游過去把它拉了回來。上船後，凱恩和魯賓遜用槍托划起水來，而那些仍然戴著鋼盔的傘兵則從船里向外舀水。來到南岸之後，憲兵指引他們去了一座穀倉。在穀倉里，凱恩最先認出來的人是希克斯准將。准將立即走了過來。「噢，」他說道，「這兒有一名軍官，起碼他刮過臉了。」凱恩疲倦地咧開嘴笑了。「我受過良好的教育，長官！」他說。在德軍的炮火轟擊下，位於環形防線邊緣的幾十名士兵仍然在雨水中擠作一團。儘管有一兩條船試圖在煙幕的掩護下過河，但撤離行動已經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下繼續展開了。有的人試圖游泳過河，但要麼被湍急的水流吞沒，要麼被敵人的機槍火力打死。有些人幸運地過了河，有些傷員只能無助地坐在滂沱大雨中，或者嚮往走回到環形防線里的醫院去。許多人決定先躲藏起來，一直等到天黑後再設法回到南岸，最終，有幾十個人用這種方式成功地逃脫了。在南岸邊和德里爾村內，精疲力竭、滿是污垢的官兵正在尋找他們的部隊——或者說是尋找他們所在單位的剩餘人員。空降先導員中的斯坦利·沙利文中士——就是曾在學校的黑板上寫下豪言壯語的那位——記得，有人問道：「第1傘兵營在哪裡？」一名下士立即站起來說道：「在這裡，長官！」在他的身旁，幾名又濕又髒的士兵忍著劇痛，筆直地站了起來。炮手羅伯特·克里斯蒂在人群中尋找著自己連里的其他人，但他沒有發現一張熟悉的面孔。克里斯蒂突然感到淚水刺痛了他的雙眼，他不知道第2機降輕型炮兵連中除了他之外還有誰倖存下來。在前往德里爾的路上，厄克特將軍來到了托馬斯將軍的師部。他拒絕進去，而是站在雨中等候，同時讓他的副官羅伯茨上尉去安排車輛。這並無必要，當厄克特在外面站著的時候，布朗寧中將派來的吉普車已經到了，一名軍官將護送厄克特返回軍部。少將一行人來到了奈梅亨南郊的一幢房子裡。「布朗寧的副官哈里·凱特少校把我們領入了一個房間，提議我們把濕衣服都換下來。」厄克特說道。這名驕傲的蘇格蘭人拒絕了，「我任性地要求就穿成這樣會見布朗寧——這就是我們一直以來的樣子，他要見我們也只能看到這副樣子。」經過了長時間等待之後，布朗寧出現了，「還是一如既往衣著整潔」，厄克特認為他的樣子就像「剛剛接受檢閱歸來，而不是在戰鬥之中從床上驚醒」。面對軍長，厄克特只是說道：「對不起，事情的結局並不像我本來希望的那樣好。」布朗寧給他倒了杯喝的，回答說：「你已經盡力了。」後來，厄克特在進入安排給他的臥室後發現，在很長時間裡都渴望能睡上一覺的自己現在卻難以入眠。「在我的腦海里和我的良心之中，」他說道，「有太多的事情了。」要考慮的事情確實很多。第1空降師被犧牲掉了，陷入一場近乎自殺的戰鬥中。厄克特麾下最初擁有的10 005名官兵中，只有2 163名空降兵得以渡過萊茵河回來，外加160名波蘭人和75名多塞特郡團第4營的人。在經歷了9天的激烈戰鬥之後，這個師將近1 200人陣亡，6 642人失蹤、負傷或者被俘。後來證實，戰鬥中德軍也蒙受了慘重損失：傷亡了3 300人，其中陣亡1 100人。在阿納姆的冒險結束了，「市場—花園」行動也隨之落下帷幕，現在除了撤退和鞏固地盤之外沒有什麼可做的了。戰爭還將繼續打下去，直到1945年的5月。「這場戰爭中最偉大的空降行動就這樣以失敗告終了，」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後來寫道，「儘管蒙哥馬利斷言行動的成功機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但他的豪言壯語只不過是一種安慰性的修辭手法。除了阿納姆之外，所有的目標都拿下了，但沒有攻占阿納姆，其他一切就毫無價值。作為對付出如此多的勇氣和犧牲的回報，盟軍贏得了一個80公里長的突出部——但從這個突出部哪裡也去不了。」[5] 也許是估計到能從阿納姆撤出來的人屈指可數，所以後方根本沒有準備足夠多的交通工具來運送這些精疲力竭的倖存者。許多人已經吃盡了苦頭，但現在又不得不徒步返回奈梅亨。在道路上，愛爾蘭禁衛團第2裝甲營第1中隊副中隊長羅蘭·蘭頓上尉站在冰冷的雨水中注視著第1空降師的戰友歸來。當又髒又累的戰友們踉蹌走來時，蘭頓後退了。他知道，自己的中隊在從奈梅亨沖向阿納姆的過程中已經盡了最大努力，然而他仍然感到不安，「幾乎不好意思同他們打招呼」。愛爾蘭禁衛團的另一名士兵默默地站在道路邊，一名傘兵走到與他並排的時候問道：「老兄，你們到底去哪兒了？」禁衛團的那名士兵平靜地回答道：「我們已經不停地打了5個月的仗。」愛爾蘭禁衛團第2裝甲營的威廉·切內爾下士聽見其中一名空降兵說道：「哦？你們一路行駛得順利嗎？」當士兵們陸續返回時，有一位在雨中站了幾個小時的軍官正查看著每一張臉。第1傘降工兵中隊A分隊分隊長埃里克·麥凱上尉的那一小群掉隊者曾英勇地堅守在阿納姆大橋邊上的校舍里，麥凱上尉後來逃了出來，並成功到達了奈梅亨。現在他在尋找著中隊里的其他成員，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沒能抵達阿納姆大橋，但麥凱信念堅定，在從奧斯特貝克突圍而出的空降兵行列里尋找他們。「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們的臉，」在談到那些空降兵的時候他說，「那些疲倦的臉都拉得老長，令人難以置信。不論在哪裡，你都可以挑出一個老兵來——一張帶有『我根本就不在乎』的表情的臉，好像他永遠也不會被打敗。」麥凱在道路邊待了整整一個晚上，「我沒有看見一張我認識的臉，當我繼續注視著士兵們的時候，我恨每一個人。不論對這件事負責的人是誰，我都恨他，我恨這支軍隊，因為它猶豫不決。我想到了生命的逝去，想到了一個優秀的師就這樣被白白地葬送掉，而這又是為了什麼呢？」當麥凱回到奈梅亨的時候，天已經大亮。在那裡，他開始在集合點和士兵的臨時營房裡繼續查找，決心一定要找到他的部下。在第1傘降工兵中隊的200名工兵中，包括麥凱本人在內只回來了5個人。[6] 在萊茵河北岸，一些士兵和平民由於工作需要或者傷勢而被留了下來。因為撤離時間太晚而無法成行的小股士兵也留下了，他們就蹲在空蕩蕩的戰壕和機槍巢里。對這些倖存者來說，希望已經徹底破滅了。在支離破碎的環形防線里，他們等待著自己的命運。第16傘降野戰醫療隊的醫護兵塔菲·布雷斯下士把最後能夠行走的傷員送到了河邊，結果發現此刻岸邊空無一人。就在傷員們擠作一團的時候，布雷斯看見一名上尉走了過來。「我們該怎麼辦？」那名軍官問布雷斯，「再也不會有船來了。」布雷斯看了看那些傷員。「我想我們得待在這裡，」他說道，「我不能離開他們。」那名上尉搖了搖頭。「祝你們好運，」他對所有人說道，「我要試著游過去了。」布雷斯最後看見那名軍官涉水下了河。「也祝你好運，」布雷斯喊道，「再見！」第181機降野戰醫療隊的外科醫生蓋伊·里格比―瓊斯少校仍在塔費爾貝格旅館裡堅持著，履行自己作為一名醫生的職責。對他來說，「師部的撤離是一粒要吞掉的苦藥丸」，但他仍然繼續完成手上的工作。里格比―瓊斯與醫療小組中的醫護兵們一起，在旅館內外的每一幢房子裡搜尋，把受了傷的人帶回來。這些醫護兵經常抱著傷員來到集結地點，把他們抬上德軍的卡車、救護車和吉普車，然後自己也爬了上去，前往戰俘營。在斯洪奧德旅館，滑翔機飛行員團的隨軍牧師佩爾上尉睡了整整一個晚上，驚醒後他確信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接著他意識到眼前的安靜很不尋常。他匆匆走了出去，進入一個房間，看見一個醫護兵站在窗前，窗外的一切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當佩爾走過來時，醫護兵轉過身來。「全師都撤走了！」他說道。佩爾並沒有被告知撤離的事情，他盯著醫護兵說道：「你瘋了，夥計。」醫護兵搖了搖頭：「你自己看看吧，長官。我們現在確實成了俘虜。我們這夥人得撤退了。」佩爾無法相信。「長官，」醫護兵說道，「你得向傷員們公布這個消息，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們。」佩爾走遍了這座旅館。「每個人都試圖情緒高昂地接受它，」他回憶說，「但實際上我們全都極度沮喪。」然後，在那間仍然收容著大多數傷員的大房間裡，一位士兵坐在鋼琴面前開始彈奏流行歌曲。士兵們放聲高歌，佩爾也不由自主地與他們一起唱起來。「在經歷了最後幾天地獄般的日子之後，這樣做是奇特的，」佩爾說道，「德軍無法理解這些人的怪異舉動，但要解釋起來也很容易。那種提心弔膽，那種被丟在後方的感覺，讓人們的心理產生了極大反轉。除了唱歌之外，我們沒有事情可做。」後來，當亨德麗卡·范德弗利斯特和其他荷蘭平民準備離開，到德軍醫院去照顧傷員的時候，佩爾遺憾地向他們揮手道別。「他們和我們一起受苦，忍飢挨餓，然而他們一點也不為自己考慮。」當最後一輛救護車消失時，佩爾和醫護兵們把他們少得可憐的個人物品裝上了一輛德國卡車。「德軍過來幫我們忙，」他回憶說，「敵意奇怪地消失了。我們誰都沒有什麼可說的。」當卡車駛離時，佩爾悶悶不樂地凝視著已成為黑色廢墟的斯洪奧德旅館，「那裡曾經創造出絕對的奇蹟」。他「堅信，第2集團軍渡過萊茵河，再次奪取這個地區只不過是一兩天之內的事情，也許就是在今天晚上」。在教堂的街道對面，凱特·特爾霍斯特向已經成了俘虜的傷員們道別。她拉著一輛手推車，在5個孩子的陪伴下步行前往阿珀爾多倫。沒走多遠，她停了下來，回望著曾經是她家的那座古老的教區牧師住宅。「一縷陽光照射著一張掛在房頂上的鮮艷的黃色降落傘，」她寫道，「鮮亮的黃色……那是空降兵在打招呼……再見了，朋友們……上帝保佑你們。」年輕的安妮·范馬南也在前往阿珀爾多倫的路上，當紅十字會的汽車和救護車載著來自塔費爾貝格旅館的傷員經過時，她不停地尋找著自己的父親。安妮與她的姨媽和兄弟一起，凝視著她在過去整整一個星期里逐漸認識的熟悉面孔。當一輛卡車經過時，安妮終於看見了父親——她的爸爸就坐在車上。她朝他尖叫著，跑了過去。卡車停下了，范馬南醫生從車上爬下來迎接他的家人。他熱烈地擁抱她們所有人。他說道：「我們從未這麼貧窮，也從未這麼富有。我們失去了我們的村子，我們的家，我們的財產，但我們擁有彼此，而且我們還活著。」當范馬南醫生又回到車上照料傷員的時候，他安排家人到阿珀爾多倫見面。當他們走在上百個難民中間的時候，安妮回過頭望著來路。「天空是鮮紅的顏色，」她寫道，「就像為我們犧牲了生命的空降兵的鮮血一樣。我們四個人全都活著，但在這個毫無希望的星期結束時，戰鬥在我的靈魂之中留下了烙印。光榮屬於我們所有親愛的、勇敢的英國兵，屬於所有為了幫助和拯救他人而獻出自己生命的人。」在德里爾，科拉·巴爾圖森一覺醒來後發現寂靜得有些奇怪，那是9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點左右。科拉由於受傷而軀體僵硬、疼痛，又為這寂靜感到困惑，於是一瘸一拐地走到了外面。煙霧從村子中心以及河對面的奧斯特貝克滾滾升起，但槍炮聲消失了。科拉跨上自行車緩慢地朝村里蹬去。街上空無一人，部隊撤離了，在遠處，她看見一支朝南開往奈梅亨的車隊中的最後一輛車。德里爾村中變成廢墟的教堂附近，只有一些士兵在幾輛吉普車旁邊逗留。科拉突然意識到，英軍和波蘭軍隊正在撤退，戰鬥已經結束了，德軍很快就會回來。當她走向那一小隊士兵的時候，損毀的教堂尖塔上的鐘響了起來。科拉抬起頭，看見坐在鐘樓上的是一名空降部隊的傘兵，頭上包著繃帶。「出了什麼事？」科拉喊道。「全都結束了，」傘兵喊道，「全都結束了。部隊已經全部撤離。我們是最後一批。」科拉抬頭凝視著他：「你為什麼敲鐘？」傘兵再次踢了一下鍾。鐘聲在德里爾這座有著千年歷史的荷蘭村莊上空迴響，然後逐漸消失。傘兵低頭看著科拉。「看起來這就是此時應該做的正事。」他說道。「我的看法——也許是偏見——是，如果這次戰役從一開始就得到適當的支持，並給予作戰行動所必需的飛機、地面部隊和後勤給養的話，那麼，儘管有我的過錯、不利的天氣和出現在阿納姆地區的黨衛軍第2裝甲軍，這次戰役仍然會獲得成功。我仍然是『市場—花園』行動頑固的倡導者。」 ——陸軍元帥、伯納德·蒙哥馬利爵士，《蒙哥馬利回憶錄：阿拉曼的蒙哥馬利》，第267頁。「我的國家再也消受不起蒙哥馬利另外一次奢侈的勝利了。」 ——荷蘭親王伯恩哈德致本書作者 [1] 「這批坦克是在凌晨的時候到達的，」哈梅爾旅隊長在9月24日的作戰日誌附件6中特別提道，他又補充說，「黨衛軍第2裝甲軍軍部把這支部隊的大半兵力——也就是45輛虎式坦克——分配給了黨衛軍第10弗倫茨貝格裝甲師」。——原注 [2] 加里波利（Gallipoli），土耳其西北的狹長半島，今土耳其蓋利博盧（Gelibolu）半島，構成達達尼爾海峽的北岸，屬於土耳其的歐洲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協約國與土耳其曾在此爆發激烈戰鬥。當時協約國試圖用海軍強行通過達達尼爾海峽，失敗後便決定進攻加里波利半島，希望能迫使土耳其退出戰爭，並為俄國在黑海的各個港口打開運送補給物資的航線。儘管土耳其人的局勢很不利，但協約國也未能抓住這個機會，結果整場戰役陷入了痛苦的陣地戰。雙方在各自蒙受了25萬人的傷亡之後，協約國於1916年1月成功地從半島撤離。 [3] 《輕騎兵旅的衝鋒》（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是英國桂冠詩人艾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的一首名詩，是為了紀念克里米亞戰爭中，英軍輕騎兵旅於1854年9月26日發起的一次著名衝鋒。英勇的衝鋒最終完成了任務，但參戰的673名官兵中有247人陣亡或者負傷。當時輕騎兵旅向一個三面有俄軍重兵把守的山谷發起進攻，這次衝鋒實際上只是為了非常小的戰術目標，但卻使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輕騎兵部隊蒙受了慘重傷亡。 [4] 那些孩子永遠也看不到這些字了。9月27日，在一次針對荷蘭人的野蠻報復行動中，德軍命令阿納姆地區的居民全部撤離。阿納姆和周圍的村莊將無人居住，一直到加拿大軍隊在戰爭即將結束的1945年4月14日解放該地為止。——原注 [5] 見約翰·C.沃倫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區中的空降行動》，第146頁。——原注 [6] 根據現有資料，第1傘降工兵中隊的3個分隊共有143人參戰，其中陣亡20人，突圍13人，失蹤和被俘110人。傷亡小記盟軍在「市場—花園」行動中的傷亡數字，超過了規模龐大的諾曼底登陸。大多數歷史學家一致認為，在登陸日，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24個小時裡，盟軍損失的兵員總數為10 000～12 000人。而在「市場—花園」行動中的9天裡，合計損失——也就是空降部隊和地面部隊的陣亡、負傷和失蹤人員，達到17 000人以上。英軍的傷亡是最高的，達到13 226人。厄克特的師幾乎完全被消滅了，在阿納姆的10 005名官兵中，包括波蘭軍隊和滑翔機飛行員，傷亡總數為7 578人。除了這個數字之外，英國皇家空軍的飛行員和機組人員的損失是294人，這使得負傷、陣亡和失蹤人員的總數到達7 872人。霍羅克斯的第30軍損失了1 480人。英軍第8軍和英軍第12軍損失了3 874人。美軍的損失，包括滑翔機飛行員和美軍第9部隊運輸機司令部，據估計為3 974人。加文准將的第82空降師損失了1 432人，泰勒少將的第101空降師損失了2 118人，空勤人員損失424人。德軍的完整傷亡數字仍然不為人知，不過在阿納姆和奧斯特貝克，公認的傷亡數字達到3 300人，其中1 300人[1]陣亡。然而，在「市場—花園」行動戰役的整個戰區，莫德爾的部隊損失要大得多。從內佩爾特的出擊開始，然後沿著「市場—花園」行動的走廊，在奈梅亨、赫拉弗、費赫爾、貝斯特以及艾恩德霍芬進行的戰鬥中，有關德軍陣亡、負傷或者失蹤的數量目前尚找不到確切統計。儘管如此，在採訪了德軍指揮官以後，我還是願意保守地估計，B集團軍群的損失起碼達到了7 500～10 000人，其中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陣亡。荷蘭平民的傷亡又怎樣呢？誰也說不清楚。阿納姆和奧斯特貝克的死亡人數據說是較低的——不到500人，但並沒有確切資料能證明這一點。我聽說，如果將整個「市場—花園」行動戰役，從阿納姆防區組織的強行撤離與之後那個可怕的、饑寒交迫的冬天造成的全部平民傷亡人數相加，死亡、負傷和失蹤的總數將高達10 000人。 [1] 不知為何，正文中德軍陣亡數字寫的是1 1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