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橋 · 二
奧斯特貝克，這場戰爭中「安靜的孤島」現在已經成了交戰的核心地區。在不到72小時的時間裡——從星期三以後——這座鎮子就被炸得一塌糊塗，火炮和迫擊炮把它轟成了一個巨大的垃圾堆。小鎮寧靜的秩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遭到蹂躪後的光禿禿的衰景：地面上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彈坑和交錯縱橫的戰壕；木頭和鋼鐵的碎片把小鎮搞得一片狼藉；紅磚粉末混雜著灰燼，仿佛給一切都罩上了一層髒兮兮的色彩。在被火燒得焦黑的樹上，衣服和窗簾碎片在風中怪異地飄動著，廢棄的黃銅彈殼在街道上深及腳踝的塵土中閃閃發亮。道路上建起了臨時路障，用的材料是燒壞了的吉普車和其他車輛，以及樹木、門、沙包、家具——甚至還有浴缸和鋼琴。在被部分拆毀的房子和棚屋後面，在街道兩側以及被炸成廢墟的花園裡，並排躺著士兵和平民的屍體。度假旅館現在變成了哀號遍地的醫院，孤零零地佇立在草坪中，附近則到處亂放著家具、繪畫和打碎了的燈具；而有著花哨條紋的頂棚本來是給寬大的陽台遮陽的，現在卻變成了懸掛在支架上的骯髒的碎布片。幾乎每幢房子都被擊中了，有一些被燒毀了，鎮子裡連幾扇完整的窗子都沒剩下。德國人現在把這片毀滅之海稱為「巫婆的大鍋」[1]，在這裡，荷蘭老百姓——大約8 000～10 000名男人、女人和孩童——要掙扎著活下去。他們擁擠在地下室里，沒有煤氣和水電，而且就像許多被包圍在防線內的英軍一樣，也幾乎沒有食物。這些平民悉心照料著為解放荷蘭而負傷的英國軍人，但當德國軍人負傷時，他們同樣會去救護那些曾經的征服者。
斯洪奧德旅館現在是位於前線的一個主要的傷亡人員收容站。旅館主人的女兒亨德麗卡·范德弗利斯特（Hendrika van der Vlist）在她的日記里寫道：
我們不再害怕了，我們已經經歷了一切。我們周圍躺滿了傷員——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奄奄一息。若是要求我們這樣做的話，我們又為什麼不應該這樣做呢？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裡，我們已經變得超然於曾經所依戀的一切。我們的財物失去了，我們的旅館已經千瘡百孔，但我們甚至都不曾留戀它們——我們也沒有時間去留戀它們。如果這場戰鬥既要奪去英國人的生命，又要奪去我們的生命，那麼我們將義無反顧地獻身。
在車道邊的田野里和屋頂上，在建築物廢墟中那些被堵住充當掩體的窗子後面，在奧斯特貝克下首的那座教堂附近，在遭到嚴重破壞的哈爾滕施泰因旅館四周的鹿苑裡，精神緊張、眼睛凹陷的傘兵們被部署在陣地上。炮擊的轟鳴聲幾乎沒有中斷過，不論是軍人還是平民都被震聾了。在奧斯特貝克，英國人和荷蘭人被震得進入了一種麻木狀態，時間變得毫無意義，所有事情都變得模模糊糊。士兵和平民彼此安慰著，希望能得到解救，但精疲力竭的人們又對生死抉擇感到釋然了。國王屬蘇格蘭邊民團第7營營長羅伯特·佩頓―里德中校著重提及：「在一切艱苦當中，睡眠缺乏帶來的濃濃困意是最讓人難以抵禦的。士兵們的疲憊竟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在他們看來，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情似乎就是睡覺。」正如第10傘兵營B連副連長班傑明·貝蒂·克萊格（Benjamin Beattie Clegg）上尉所說：「我記得，那種疲倦超出了其他任何東西——不少人認為如果能睡上一覺，哪怕被殺死也值了。」滑翔機飛行員團第2聯隊E中隊第12小隊的勞倫斯·戈德索普（Lawrence Goldthorpe）中士覺得自己太累了，以至於「有時我甚至希望自己能負傷，這樣就可以躺倒休息一下」。但任何人都得不到休息。
在環形防線的各處——從指尖狀的突出部北端那座白色的德賴耶爾奧特旅館（Dreyeroord，英軍將其稱為「白宮」），一直延伸到奧斯特貝克下首那座建於10世紀的教堂——士兵們打著一種混亂得讓人難受的仗，進攻方和防禦方的裝備及兵力瘋狂地攪和在了一起。英軍空降兵往往發現，自己使用的是繳獲的德軍彈藥和武器，而德軍坦克正在被他們自己人布下的地雷炸毀；德軍駕駛著繳獲來的英軍吉普車——那些本來打算空投給英軍空降部隊的補給物資反而被德軍利用。「那是我們打過的最廉價的仗，」霍亨施陶芬師師長哈策爾回憶說，「我們有免費的食品、香菸和彈藥。」雙方在陣地上反覆展開拉鋸戰，次數如此之多，導致沒有幾個人有把握確認，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陣地會掌握在誰的手裡。對在環形防線沿線各處地下室里躲避的荷蘭人來說，這種持續不斷的拉鋸更為可怕。
化學工程師揚·福斯凱爾把全家——他的岳父岳母、妻子貝爾莎，以及9歲的兒子亨利——搬到了翁德瓦特(Onderwater)醫生家裡，因為醫生家用沙包加固的地下室似乎要安全一些。激戰達到高潮時，英軍的一個反坦克小組就在他們樓上作戰。幾分鐘後，地下室的門猛地被打開了，一名黨衛軍軍官帶著幾名士兵出現在眾人眼前，要求檢查人群中是否藏了英國人。小亨利正在玩一個英軍戰鬥機的翼炮彈殼。那名德國軍官舉起炮彈殼，立即警覺了起來。「這是英軍機炮上的，」他喊道，「每個人都上樓去！」福斯凱爾清楚，地下室里的人將會被全部槍斃，他迅速站了出來。「瞧，」他告訴軍官，「這是英軍飛機上的彈殼，我兒子發現了它，純粹是為了玩。」那個德國人出乎意料地向他的部下示意，於是德國人上了樓，沒有傷害這些荷蘭人。過了一些時候，地下室的門又一次被推開了，英軍傘兵令人寬慰地進了屋子。福斯凱爾認為他們的樣子「很奇異，穿著偽裝服，頭盔上仍然插著樹枝。他們就像聖尼古拉[2]一樣，分發了巧克力和香菸，那是他們剛剛從德軍的補給卡車裡繳獲的」。
艾爾弗雷德·瓊斯二等兵是伯納德·威爾遜少校麾下的空降先導員，他也捲入了混亂的戰鬥之中。在斯洪奧德旅館附近的一處十字路口，瓊斯和一個排的人堅守著陣地，這時他們看見一輛德軍軍官座駕迎面駛來。不知所措的傘兵們瞪大眼睛瞧著，只見那輛車在他們隔壁的房子前停了下來。「我們看得目瞪口呆，」瓊斯記得，「只見司機為軍官打開車門，向他行了一個納粹的舉手禮，然後軍官便朝房子走去。」瓊斯回憶說，隨後「我們幡然醒悟過來，排里有人開火，把司機和軍官全都俘虜了」。
有一些與敵人的遭遇戰卻顯得多少有點人情味。滑翔機飛行員團第2聯隊F中隊的分隊長邁克爾·威廉·朗（Michael William Long）中尉率領一支戰鬥巡邏隊，在丹嫩坎普(Dennenkamp)十字路口附近的環形防線北突出部，穿過一片茂密的灌木叢，與一名年輕的德國兵迎面相遇。那個德國兵端著一支MP 40衝鋒鎗，而朗手裡拿的是一把左輪手槍。中尉喊叫著讓手下的士兵散開，隨後雙方幾乎同時開火，但那個德軍士兵的動作比他更快「一點兒」。朗的大腿中彈倒在地上，那個德國兵「只是右耳朵被子彈擦傷」。讓朗中尉驚恐的是，德國兵扔過來一顆手榴彈，「在離我大約半米遠的地方落了地」。朗發瘋似的把那顆「木柄手榴彈」踢到一邊，手榴彈爆炸後沒有傷到朗。「他搜了我的身，」朗回憶說，「從我的口袋裡取出兩枚手榴彈，朝躲在林子裡的我軍扔去。然後他平靜地坐在我的胸口上，端起衝鋒鎗開火。」當德軍士兵向灌木叢掃射時，熾熱的彈殼落下來，掉進了朗中尉敞開的作戰服領子裡。朗惱火了，推搡著德國兵，指著那些彈殼叫喊道：「太燙了（Sehr warm）。」德軍士兵一邊射擊一邊回應道：「哦，是的！」於是他挪動了一下身子，這樣一來彈殼就落在了地上。過了一會兒德國兵停止了射擊，再次搜了朗的身。他正要拿走中尉的急救包，這時朗指著自己的大腿，而德軍士兵則指著自己被朗的子彈擦傷的耳朵。在灌木叢里，他們的四周全是槍聲，兩個人互相包紮了彼此的傷口。然後朗被押走了，做了俘虜。
環形防線正被緩慢地壓縮著，這一切仿佛已成定局——因為英軍官兵大多死於激戰或者當了俘虜，倖存者往往也傷痕累累。喬治·貝利斯上士是名滑翔機飛行員，他把自己跳舞用的輕便平底鞋帶到了荷蘭，因為他認為荷蘭人喜歡跳舞。在花園中的一條經過偽裝的狹長塹壕里，德國士兵「眨著眼睛示意他出來」，貝利斯靠著牆和其他人並排站著，遭到了搜身和審問。貝利斯沒有理會審問他的人，而是平靜地取出了一面手鏡，檢查著他滿是污垢、沒有剃鬚的臉。他問那個德軍士兵：「今晚鎮裡會有一場舞會嗎？你大概也不知道答案，對吧？」隨後貝利斯就被德軍士兵押走了。
其他傘兵確實聽到了舞會音樂。從德國人的喇叭里傳來了二戰時期的一首流行歌曲，那是格倫·米勒[3]的《來勁兒》。在陣地上，形容枯槁的傘兵們靜靜地聽著。當唱片播放結束的時候，一個說英語的聲音告訴他們：「第1空降師的士兵們，你們被包圍了。繳槍不殺！」滑翔機飛行員團的倫納德·M. 奧弗頓（Leonard M. Overton）中士「現在充分預料到，反正不會活著離開荷蘭了」，他和附近的每個人都用武器做出了回答。勞倫斯·戈德索普中士也聽見了喇叭里的話。幾個小時以前，他曾冒著生命危險取回了一個裝有補給品的空投箱，結果卻發現，裡面裝的不是食品或者彈藥，而是紅色貝雷帽。現在，當他聽見「投降，現在還來得及」的時候，他叫喊道：「滾開，你們這些愚蠢的雜種！」他舉起了自己的步槍。樹林和戰壕里的其他人也怒吼起來，各式槍械兇猛地吐著火焰——那是被激怒的傘兵在對準喇叭射擊。那個聲音突然消失了。
在德國人看來，投降似乎是英國人唯一明智的選擇——邊民團第1營支援連連長理察·亨利·斯圖爾特（Richard Henry Stewart）少校就發現了這一點。斯圖爾特被俘了，由於德軍發現他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於是把他帶到一處大型指揮部里。他對當時面見的那名德國指揮官記憶猶新。比特里希將軍「是個身材修長的人，大概40歲出頭或者45歲左右，穿著黑色的長皮夾克，戴著帽子」。斯圖爾特回憶說，比特里希並沒有審問他，「他只是告訴我，他想要我去找我的師長，勸他投降，以便使該師免於被消滅」。斯圖爾特客氣地拒絕了。那位將軍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套，他告訴我，我有權拯救『自己祖國那些鮮花盛開般的青年』」。斯圖爾特再次拒絕道：「我不能這樣做。」比特里希繼續敦促他。斯圖爾特問道：「長官，如果我們的位置調換一下的話，您的回答會是什麼呢？」那名德國指揮官緩慢地搖了搖頭：「我的回答會是『不』。」斯圖爾特說道：「那也是我的回答。」
儘管比特里希「從未看到有別的士兵像在奧斯特貝克和阿納姆的英軍那樣奮力作戰」，但他不僅繼續低估了厄克特的部下的決心，還錯誤地理解了波蘭軍隊在德里爾的空降行動。比特里希雖然認為，波蘭傘兵的到達對陷入包圍的英軍第1空降師是「一種士氣上的鼓舞」，但他卻判斷，索薩博夫斯基的主要任務是進攻德軍後方，並阻止哈梅爾的弗倫茨貝格師到達奈梅亨地區——這支部隊現在正使用著阿納姆大橋。他認為，波蘭軍隊的威脅是非常嚴重的，所以他「干預了針對奧斯特貝克的戰鬥行動」，命令漢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急調他的裝甲營南下。強大的克瑙斯特戰鬥群目前得到了25輛近60噸重的虎式坦克和20輛豹式坦克[4]，它的任務是守衛埃爾斯特，阻止波蘭軍隊到達阿納姆大橋南端，同時阻止霍羅克斯的坦克部隊與他們會合。哈梅爾的弗倫茨貝格師在重組之後，奉命「要把奈梅亨地區的英美聯軍趕回到瓦爾河」。在比特里希看來，英軍從奈梅亨發起的大舉猛攻才是最大的威脅，而厄克特的師已經被牽制住並被消滅了。他根本沒想到波蘭軍隊的目標是增援厄克特的橋頭堡，比特里希的策略——形成錯誤的原因——將決定第1空降師的命運。
9月22日，星期五一大早，當克瑙斯特的坦克抵達埃爾斯特時，厄克特少將得到了第30軍軍長霍羅克斯的消息。昨天夜間，厄克特通過「幽靈」小隊發出了兩封電報，告知英軍第2集團軍指揮部渡口已無法使用。然而霍羅克斯並沒有得到這個消息。第30軍軍長的電報內容是：「命令第43步兵師在今天冒一切風險把第1空降師救出來，行動目標是渡口。如果形勢許可，你應該撤退到渡口或者渡河到南岸。」厄克特回答說：「我們將很高興看到您。」
在遭到嚴重破壞的哈爾滕施泰因旅館的酒窖里——「這是僅存的唯一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厄克特回憶說——將軍與他的參謀長查爾斯·麥肯齊中校進行了商談。「最後的任務在我們看來是勉為其難了，」厄克特記得，「但我感到，我必須做一些事情來實現救援——而且是立即實現。」
傘兵們將通常在黎明時分進行的迫擊炮轟擊稱為「清晨的仇恨」。現在，屋子外邊「清晨的仇恨」已經開始了。遭到破壞的哈爾滕施泰因旅館搖晃起來，發出了迴響，那是落點很近的炮彈爆炸產生的震盪。備受折磨的厄克特不知道他們還能夠堅守多久。當初在阿納姆空降場著陸的空降部隊，總共有10 005人——有8 905人是第1空降師的官兵，1 100人則是滑翔機飛行員和副駕駛——而厄克特現在估計，他手頭只剩下不到3 000人了。在不到5天的時間裡，他損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儘管厄克特現在與霍羅克斯和布朗寧建立了通信聯繫，但他卻認為，那兩位高官並不了解這裡正在發生著什麼。「我確信，」厄克特說道，「霍羅克斯並沒有充分意識到我們的困境。我得想法讓他知道形勢的緊迫和嚴峻。」他決定派麥肯齊中校和暱稱「埃迪」（Eddie）的埃德蒙·查爾斯·沃爾夫·邁爾斯（Edmund Charles Wolf Myers）中校前往奈梅亨，去見布朗寧和霍羅克斯。邁爾斯是師工兵主任，「他將處理渡河過程中人員和補給物資的特殊安排」。「我被告知，」麥肯齊說道，「頭等大事是要向霍羅克斯和布朗寧強調，這個師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了——我們只不過是一群聚集在一起苦苦支撐的人。」厄克特認為，部隊忍耐的極限已經到了。而麥肯齊更要向他們發出警告，「如果今天晚上我們還得不到兵員和補給物資的補充，一切就可能太晚了」。
當麥肯齊和邁爾斯準備動身時，厄克特站在一邊。他知道，這次行動將會非常危險，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然而似乎也有理由假定——如果霍羅克斯的電報可信，而且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師的進攻會按預定時間發動——等到麥肯齊和邁爾斯過河的時候，某條通向奈梅亨的路線可能已經被打開了。在兩人離開之時，厄克特「對查爾斯有最後一句話要說，我告訴他要努力讓他們意識到，我們處於什麼樣的困境。查爾斯說他將竭盡全力，我知道他會的」。邁爾斯和麥肯齊帶上了一條橡皮艇，然後乘坐吉普車前往奧斯特貝克南部的萊茵河邊。
16公里之外，在瓦爾河北部的奈梅亨地區，26歲的男爵理察·約翰·羅茨利（Richard John Wrottesley）上尉此時正坐在一輛裝甲汽車裡，準備下達出發命令——他是第2王室騎兵團C中隊第5分隊的分隊長。他在夜間得到命令，要率領一支偵察中隊的先頭分隊給攻擊前進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師開路，並與空降部隊取得聯繫。前一天，愛爾蘭禁衛團所部的坦克被敵人擋住了去路，從那時開始羅茨利就「充分意識到了德軍在奈梅亨北部的實力」。他從未得到過德里爾的波蘭軍隊的消息，也沒有得到過第1空降師的消息，因而「得有人搞清楚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年輕的羅茨利記得，他所在的中隊的任務，就是要「在敵人的防禦工事中撕開一條血路衝過去」。羅茨利認為，如果避開那條從奈梅亨延伸到阿納姆的主幹道，轉而走西邊那些縱橫交錯格子般的二級支路，就能獲得一個較好的機會。他將在清晨濃霧的掩護下，從敵人的防禦工事當中快速衝過，清晨的霧氣「有助於我們旗開得勝」。天剛亮，羅茨利就下令出發。他的兩輛裝甲汽車和兩輛偵察車迅速消失在了濃霧中，緊隨其後的是阿瑟·文森特·揚（Arthur Vincent Young）中尉率領的另一個分隊。這支部隊迅速行進，在奧斯特豪特的西邊轉彎，沿著瓦爾河的河岸走了大約10公里，然後繞了一圈回來，直插正北方的德里爾。「在某個地方我們看見了幾個德國人，」羅茨利記得，「但他們似乎比我們更吃驚。」兩個半小時以後，即9月22日星期五上午8點，「市場—花園」行動中的地面部隊與英軍第1空降師實現了第一次會師——這個場面在蒙哥馬利的展望中本該於戰役發起後的48小時內就出現，但現在已經被拉長成了4天零18個小時。由於禁衛裝甲師的坦克部隊在星期四的大膽嘗試，羅茨利和揚中尉沒放一槍一炮便到達了德里爾和萊茵河畔。
跟隨在他們身後的H. S. 霍普金森中尉率領的第3分隊則遇上了麻煩。清晨的霧突然散開了，這個單位暴露出來，並遭到了敵軍裝甲部隊的攻擊。「第一輛車的駕駛員里德立即被打死了，」霍普金森說道，「我上前去幫忙，但那輛偵察車正在熊熊燃燒。敵人的坦克繼續朝我們開火，我們被迫撤退。」就那麼一會兒，德國人再次關閉了通往厄克特的第1空降師的救援通道。
從一開始就不斷干擾著「市場—花園」行動計劃的奇怪而又危害巨大的交通癱瘓，現在正開始加劇。9月22日，星期五，黎明時分，人們等待許久的托馬斯將軍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師將要從奈梅亨向前突破，去幫助仍然在埃爾斯特受阻的禁衛裝甲師的坦克縱隊。計劃要求一個旅——第129旅——沿著高架公路的兩側進軍，穿過埃爾斯特前往阿納姆；與此同時，第二個旅——第214旅——要在更西邊的地方發起進攻，穿過奧斯特豪特鎮，然後朝德里爾和渡口發起攻擊。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威塞克斯師的官兵從埃斯科運河趕來竟用了差不多3天時間，而這段路程只有100公里左右。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敵人不斷對部隊行進的「走廊」發起進攻所致，但有些人後來指責說，這是辦事講究條理的托馬斯過分小心造成的惡果，他的師就是步行走完這段距離也會比現在的速度更快。[5]
眼下災難又再次降臨在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師身上了。令第214步兵旅旅長埃塞姆准將極度失望的是，他的先頭營——薩默塞特輕步兵團第7營——迷路了，未能在21日夜間渡過瓦爾河。「你究竟到哪裡去了？」當這個營終於抵達時，埃塞姆憤怒地質問其營長。該營在奈梅亨被人群和路障耽擱了，幾個連在混亂中分散開，被指引著過了錯誤的橋。埃塞姆利用黎明的濃霧掩護朝德里爾大舉猛攻的計劃流產了，這場雙管齊下的進攻直到上午8點30分才開始。在明媚的陽光下，第2王室騎兵團的偵察隊讓敵人提高了警惕，他們對即將到來的戰鬥嚴陣以待。9點30分，奧斯特豪特的一名足智多謀的德軍指揮官熟練地運用坦克和炮兵，成功地把第214步兵旅壓製得動彈不得；而第129步兵旅在突向埃爾斯特，試圖支援范德勒中校的愛爾蘭禁衛團所部時，遭到了克瑙斯特少校集結起來的坦克群的猛轟，比特里希將軍曾命令這支坦克部隊南下以粉碎英美聯軍的大舉猛攻。在厄克特看來，在這個關鍵的星期五，英軍第1空降師的命運將由第30軍的解圍行動決定。但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師直到傍晚時分才攻占奧斯特豪特——時間太晚了，在夜間無法大規模調動部隊去幫助被包圍在奧斯特貝克的空降兵。
其他人像埃塞姆一樣，也對進攻行動的遲緩感到憤怒。喬治·泰勒（George Taylor）中校率領著康沃爾公爵輕步兵團第5營[6]，他無法理解「是什麼把每件事情都耽擱了」。他知道，參加「花園」行動的部隊與第1空降師的接頭時間已經比計劃的時間表晚了3天，他不安地意識到更高級別的指揮官同樣在擔憂當前的困境。星期四，他遇見了軍長霍羅克斯將軍，將軍問他：「喬治，你要做些什麼？」泰勒毫不猶豫地提出，想在星期四晚上急速調派一支特遣部隊，帶上滿載補給品的載重2.5噸的水陸兩用運輸車前往萊茵河。「我的主意在將軍眼中完全是瞎猜，」泰勒回憶說，「霍羅克斯顯得有點吃驚，就像人們在聽天方夜譚時所表現的那樣——他隨後迅速轉移了話題。」
泰勒不耐煩地等待著讓他的營渡過瓦爾河的命令。直到星期五中午，才有一名少校——他是第30軍的參謀——過來告訴他，他的營將得到兩輛裝有補給品和彈藥的水陸兩用運輸車，需要將它們帶到德里爾去。除此以外，泰勒還將得到第4/7龍騎兵禁衛團的一個坦克中隊的支援。「阿納姆局勢危急，」少校說道，「水陸兩用運輸車今天晚上必須過河。」那兩輛滿載的水陸兩用運輸車是星期五下午3點到達集結地的，泰勒有些擔心它們能否帶上足夠的補給品。「想必，」他對他的情報參謀戴維·威爾科克斯（David Wilcox）中尉說，「我們得帶上比這更多的東西過河給他們。」
就在這些步兵離開奈梅亨橋頭堡的時候，麥肯齊中校和邁爾斯中校來到了德里爾，並與索薩博夫斯基的波蘭軍隊接上了頭。他們渡過萊茵河的過程順利得令人驚訝，「敵人只朝我們開了幾槍，」麥肯齊說道，「而且子彈是從我們的頭頂上飛過的。」在萊茵河南岸，一場大規模戰鬥正在進行，波蘭軍隊正面臨著德軍強大的攻勢，死死抵擋著從埃爾斯特和阿納姆方向趕來的敵人步兵發起的衝鋒。麥肯齊和邁爾斯在萊茵河南岸等波蘭人過來接頭還花了一點兒時間。「已經用無線電通知他們了，要他們密切注意我們，」麥肯齊說道，「但戰鬥打得如火如荼，索薩博夫斯基忙得不可開交。」最後，他們騎著自行車被護送到索薩博夫斯基的旅部。
發現第2王室騎兵團的部隊讓麥肯齊很是振奮，但他試圖趕到奈梅亨與布朗寧將軍會面的希望卻迅速破滅了。對羅茨利男爵和亞瑟·揚中尉來說，霍普金森的第3分隊的裝甲偵察車輛未能到達德里爾，這意味著德軍已經從後面把他們包圍了；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師的進攻也尚未獲得突破。麥肯齊和邁爾斯將不得不繼續等待下去，直到有一條路線被打通。
羅茨利回憶說「麥肯齊立即要求用我的無線電與軍部聯繫」。後者經由羅茨利的中隊長給霍羅克斯和布朗寧轉發了一封長長的明碼電報——厄克特的參謀長甚至都沒有費心把電文譯成密碼。羅茨利站在麥肯齊的旁邊，聽見他「清晰地」說「我們缺乏食物、彈藥和醫療用品。我們已經無法再堅持24小時。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和祈禱」。羅茨利第一次意識到「厄克特的師已經陷入了絕境」。
接下來麥肯齊和邁爾斯與索薩博夫斯基進行了交談，強調了讓波蘭軍隊過河的緊迫性。「現在即使只有幾個人過去也能改變局面！」麥肯齊告訴他。索薩博夫斯基表示同意，但又問去哪裡搞船和筏子——如果順利的話，要求送來的水陸兩用運輸車將會在晚上到達。邁爾斯想到，空降部隊擁有的幾條能裝載兩人的橡皮救生筏可以串聯在一起使用，只要用纜繩將其連接起來，就可以把它們在河的兩邊來回拉動。索薩博夫斯基「聽到這個主意感到很高興」，他認為這種方式雖然會慢得讓人痛苦，但「如果沒有遭到抵抗，那麼一個晚上也許就能有200名士兵被運送過河」。邁爾斯隨後用無線電迅速與哈爾滕施泰因旅館取得了聯繫，要他們為橡皮救生筏做好安排。這個可憐兮兮而又孤注一擲的軍事行動已經被定了下來，並將在夜幕降臨的時候開始。
在河對岸的橋頭堡里，厄克特的部下繼續以非同尋常的勇氣和決心戰鬥著。然而在環形防線的一些地方，甚至連最堅定的人也對友軍的解救行動表示出擔心。一種孤獨感正在滋長，並降臨到了每個地方——就連荷蘭人都被傳染了。
查爾斯·道·范德克拉普（Charles Douw van der Krap），前荷蘭海軍軍官，在早些時候被安排指揮一支由25人組成的荷蘭地下抵抗組織。這支武裝小隊與英軍並肩作戰，是在厄克特師部的荷蘭聯絡官阿諾爾德斯·沃爾特斯海軍少校的建議下組織起來的。揚·艾克爾霍夫曾在星期一幫助斯洪奧德旅館做好了收容傷亡人員的準備工作，他受命為這個小組尋找德制武器，英國人只能給每個人5發子彈——而且前提是能夠找到武器的話。艾克爾霍夫把車一直開到了沃爾夫海澤，但只找到了三四支步槍。起初，這支武裝剛剛被任命的指揮官，也就是范德克拉普對這個主意感到歡欣鼓舞，但他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他的部下在與傘兵並肩作戰時，一旦被俘會被就地槍決。「英軍得不到救援也沒有補給，顯然是無法堅持下去的，」范德克拉普回憶說，「他們不能武裝我們，也不能給我們飯吃，所以我決定解散這個小隊。」然而，范德克拉普卻繼續和傘兵待在一起。「我想戰鬥，」他說道，「但我認為我們並沒有機會。」
年輕的安妮·范馬南，原本由於英軍空降兵的到來和每天對看到「蒙蒂的坦克」的期盼而激動萬分，但現在持續的炮擊和不斷拉鋸的戰線卻把她嚇壞了。「嘈雜聲和苦難在繼續，」她在日記里寫道，「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我嚇壞了，除了炮彈和死亡之外我什麼都想不到了。」安妮的父親赫里特·范馬南醫生，與英國醫生在塔費爾貝格旅館裡一起工作，一有可能他就把消息帶給家人。但在安妮看來，這場戰鬥已經到了不切實際的程度。「我無法理解，」她寫道，「街道的一邊是英國人，另一邊是德國人，人們在街道兩邊彼此殺戮。在房子裡打，在樓層上打，在屋子裡還打。」星期五，安妮寫道：「英國人說蒙蒂隨時都會到這裡，我不信。讓蒙蒂見鬼去吧！他永遠也不會來了。」
在斯洪奧德旅館，英軍傷員和德軍傷員擁擠在寬大的陽台上，或是躺在接待室、走廊和臥室里。亨德麗卡·范德弗利斯特幾乎無法相信今天是星期五。這家醫院正在不斷易主，星期三，旅館被德國人攻占了；星期四又被英國人搶了回去；而到了星期五上午，德國人再次把對手趕了出去。但對於醫護人員而言，他們更加關心如何讓旅館免遭炮擊。一面碩大的紅十字會會旗在屋頂上飄揚著，而眾多的小會旗則插在庭院周圍，但塵土和飛起的瓦礫卻往往遮住了這些三角旗。護理員、護士和醫生夜以繼日地工作著，除了不斷流動的傷員，他們對其他事情已經完全不在乎了。
每天晚上，亨德麗卡只和衣睡上幾個小時，起床後便幫助醫生和護理員照顧新抬進來的傷員。她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和德語，開始的時候她注意到，德國人的悲觀情緒與英國人的樂觀快活形成了鮮明對比。但現在，在受了重傷的「紅魔鬼」當中，有許多人似乎準備坦然接受他們的命運。她給一名傘兵送來了一份量非常少的湯和一塊餅乾，這家醫院所能提供的一頓飯只有這麼多。此時這名傘兵指著一個剛剛送來的傷員，「給他。」他告訴亨德麗卡。她掀開那人身上的毯子，看到他穿著德軍制服。「是德國人，啊？」傘兵問道。亨德麗卡點了點頭。「還是把飯給他，」英國人說道，「我昨天吃過了。」亨德麗卡不解地看著他。「為什麼要在這裡打仗呢，你知道嗎？」她問道。傘兵疲倦地搖了搖頭。她在自己的日記里寫下了內心的恐懼：「我們的鎮子是否已經變成了一處最血腥的戰場？到底是什麼讓英軍主力部隊停滯不前？無論如何，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
在翁德瓦特醫生家的地下室里，福斯凱爾一家與另外二十來人躲在一起，其中既有荷蘭人也有英國人。福斯凱爾太太第一次注意到，地板上因為有鮮血而打滑。在夜裡，兩名受傷的軍官——第10傘兵營B連連長彼得·埃斯蒙德·沃爾（Peter Esmond Warr）少校和第10傘兵營營長肯尼思·鮑斯·英曼·史密斯（Kenneth Bowes Inman Smyth）中校——被英軍傘兵抬了進來。兩人都受了重傷，沃爾傷在大腿上，史密斯則傷在肚子上。傷員被放在地上後不久，德國人沖了進來，其中有人扔了一顆手榴彈。第10傘兵營的喬治·懷利（George Wyllie）一等兵記得「先是一道閃光，接著是震耳欲聾的爆炸聲」。福斯凱爾太太正坐在沃爾少校的後面，她感到自己的腿「灼熱疼痛」，此刻在變得黑暗的地下室里，她聽見有人喊：「殺了他們！殺了他們！」她感到有個男人的身體重重地跌倒在她身上，那是艾伯特·威林厄姆（Albert Willingham）二等兵，他為保護福斯凱爾太太跳到了她前面。懷利一等兵看見威林厄姆的背上有一道撕裂的傷口。他記得那個女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旁邊是一個渾身是血的孩子，死去的傘兵則橫躺在她的腿上。「我的上帝啊！」懷利在失去知覺之際想到，「我們殺死了一個孩子。」這場激烈的戰鬥突然結束了。有人點著了一個火把。「你還活著嗎？」福斯凱爾太太朝她的丈夫喊道。然後她伸手去找兒子亨利，但孩子對她的召喚沒有做出反應——她確信孩子已經死了。「我突然感到什麼都無所謂了，」她說道，「無論再發生什麼事情都沒有關係了。」
福斯凱爾太太看到受了重傷的軍人和平民都在尖聲大叫，在她的前面，沃爾少校的軍上衣「血淋淋地敞開著口子」。每個人不是在喊叫，就是在啜泣。「安靜，」福斯凱爾太太用英語喊道，「安靜！」壓在她身上的沉重軀體被人拖走了，隨後她看見了旁邊的英國兵懷利。「那個孩子站了起來，看得出他在顫抖，他用步槍槍托拄在地上，那把刺刀幾乎和我的眼睛齊平。他抽搐著前後移動，試圖站穩，動物般的低沉嘯聲——幾乎就像狗吠或者狼嚎——正從他嘴裡發出來。」
懷利一等兵的頭腦開始清醒了。有人在地下室里點燃一支蠟燭，一名德國軍官走了過來，讓他啜飲了點白蘭地。懷利注意到酒瓶子上有紅十字會的標記，標記下面寫著「國王陛下的軍隊」幾個字。懷利被帶出去時，回頭看了看那位「死了孩子的」女士，他想對她說點什麼，但又「不知該說什麼好」。[7]
那名德國軍官要福斯凱爾太太告訴英國人，「他們英勇地戰鬥過了，表現得很紳士，但現在他們必須投降。告訴他們，戰鬥結束了。」當傘兵們被帶出去的時候，一名德國醫護兵替亨利做了檢查。「他只是昏過去了，」他告訴福斯凱爾太太，「他的肚子受到了擦傷，眼睛充血紅腫，但他不會有事的。」她一聲不吭地點了點頭。
躺在地上的沃爾少校的肩膀在爆炸中受到重創，骨頭直接從皮膚下突出出來，他喊叫著、咒罵著，隨後又昏了過去。福斯凱爾太太彎下腰，先用水弄濕自己的手帕，再擦掉少校嘴唇上的血跡。不遠處，史密斯中校含糊地說了點什麼。一名德軍衛兵轉向福斯凱爾太太，露出了詢問的目光。「他要醫生。」她輕聲說道。那名士兵離開地下室，幾分鐘後又與一名德軍軍醫一起返回。後者要檢查史密斯的傷勢，他對福斯凱爾太太說道：「告訴這名軍官，接下來會很疼，我對此表示歉意，但我必須查看他的傷口，讓他咬緊牙關。」當他開始脫衣服時，史密斯昏了過去。
天亮後，平民奉命離開地下室。兩個黨衛軍士兵把福斯凱爾太太和亨利抬出去送到了街上，一名荷蘭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指引著他們來到牙醫菲利普·克勞斯家的地下室。不過福斯凱爾的岳父母並沒有去，他們寧可待在家裡碰運氣。在克勞斯的家裡，牙醫熱情地歡迎這一家人。「不要擔心，」他告訴福斯凱爾，「會沒事的，英國人會贏的。」福斯凱爾站在受傷的妻子和孩子身邊，腦海里仍然滿是昨夜的恐怖景象，他盯著面前的牙醫。「不，」他輕聲說道，「他們贏不了。」
儘管許多傘兵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忍耐幾乎到了極限，但也清楚地意識到部隊快堅持不下去了。第10傘兵營營部連通信排的達德利·理察·皮爾遜（Dudley Richard Pearson）上士對「被德國人擺布」感到厭倦。在環形防線的北部邊緣，他和士兵們被坦克追趕著，被壓制在樹林裡動彈不得，不得不用刺刀一次次把德國人打退。最後，在星期四晚間，皮爾遜一行人在環形防線繼續收縮時奉命撤退，他被告知要用煙幕彈掩護撤退行動。這時，他聽見不遠處有一挺孤零零的「布倫」式輕機槍在射擊，他隨即從灌木叢中爬了過去，發現一名藏在樹林深坑裡的下士。「出來，」皮爾遜告訴他，「我來斷後。」那名下士搖了搖頭。「我不走，上士，」他說道，「我要待在這裡，我不會讓那些雜種過去的。」當皮爾遜返回時，他還能聽見「布倫」式輕機槍的射擊聲。他認為形勢沒有希望了，開始懷疑是不是投降會更好一些。
在哈爾滕施泰因旅館的網球場裡，地面上滿是縱橫交錯的塹壕和星羅棋布的散兵坑，因為德軍俘虜被允許挖掘掩體以求自保。在網球場附近的一道單兵掩體裡，滑翔機飛行員維克托·米勒盯著幾米外的一具飛行員遺體。那具屍體四肢伸展著躺在地上，密集的彈雨讓人們根本無法去搬動他。米勒看到此前的迫擊炮轟擊讓屍體差不多被樹葉和斷裂的樹枝掩埋了。他不住地盯著他看，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來收殮。想到自己死去朋友的容貌將會慢慢乾枯、腐爛，米勒嚇壞了，他確信有「一種強烈的死亡氣息正撲面而來」，他對此感到噁心。米勒還記得，當時自己絕望地狂想到，「如果不趕快採取措施，我們全都會變成死屍。子彈將會把我們一個一個地消滅掉，直到這裡變成一座墳場」。
其他士兵感到，長官既激勵他們保持勇氣，卻又不讓他們了解現實。南斯塔福德郡團第2營的威廉·奧布賴恩二等兵記得，在奧斯特貝克下首的教堂附近，「每天晚上都有一名軍官過來，告訴我們要堅持下去，並說第2集團軍第二天就會到達。大家對此非常冷淡，每個人都在問地面部隊究竟是在幹什麼，那支該死的部隊現在到底在哪裡——我們已經受夠了」。愛德華·米切爾（Edward Mitchell）中士是一名滑翔機飛行員，他記得在教堂對面的一處陣地里，有一個士兵把自己鎖在附近的一間棚屋中。「他不讓任何人靠近自己。每過一會兒他就會喊：『來吧，你們這些雜種。』然後在棚屋裡打一梭子子彈。」有幾個小時的時間，這名孤零零的士兵一會兒大喊大叫，一會兒又瘋狂掃射，接著便陷入一陣沉寂。當米切爾和其他人爭論怎樣才能把他弄出來的時候，又傳來了猛烈的射擊聲，但很快就啞火了。他們趕到棚屋，發現這名傘兵已經死了。
在哈爾滕施泰因旅館地區，極度疲倦的士兵們在炮彈爆炸的氣浪中被震得失去了理智，開始到處閒逛，已經對戰鬥毫不在意了。醫護兵塔菲·布雷斯曾在星期二為他的朋友安迪·米爾本受到重傷的身軀包紮，現在，當他處理傷員時又遇到了這些悲慘而可憐的人。布雷斯的嗎啡已經用完了，正在使用紙繃帶，他實在不忍心向別人透露自己手上已經沒有藥了。「你要嗎啡幹什麼？」他安慰一名受了重傷的傘兵，「嗎啡是給真正受了傷害的人用的，你還好著呢。」
當布雷斯給這個人包紮的時候，身後傳來了一種奇怪的嗚嗚叫聲。他轉身看見一個全裸的傘兵，上下揮舞著雙臂，「發出了類似火車頭的聲音」。這個傘兵看到布雷斯後，開始咒罵起來。「炸死這個爆破工，」傘兵說道，「他從來都干不好。」布雷斯帶著一名傷員來到環形防線附近的一幢房子裡，他聽見有個人在柔聲唱著《多佛爾的白色斷崖》[8]。布雷斯以為這個傘兵是在安慰其他傷員，於是便朝著他微笑，還點頭表示鼓勵。但這個士兵突然向布雷斯猛撲過去，試圖掐死他。「我要宰了你！」他大叫道，「你對多佛爾了解多少？」布雷斯緩緩挪開了掐在他喉嚨上的手指。「那裡很不錯，」他輕聲說道，「我去過那兒。」那人後退了幾步。「哦，」他說道，「那好吧。」幾分鐘後，他又唱了起來。其他人則記得，有一名得了彈震症的傘兵深夜在他們中間漫無目的地遊蕩，當士兵們蜷縮著身體打算入睡時，他就會彎下腰粗暴地把這些人搖醒，然後凝視著他們的眼睛問同一個問題：「你有信心嗎？」
儘管那些令人憐憫、被炮彈震傷和陷入絕望的人已經失去了信念，但成百上千的其他人卻被另外一些行為古怪卻英勇無畏的士兵激勵著，那些人拒絕向傷痛和艱苦環境低頭。迪基·朗斯代爾少校是「朗斯代爾部隊」的指揮官，他指揮的這支部隊堅守著奧斯特貝克下首教堂四周的陣地，而少校本人似乎無處不在。「他是一個能振奮人心的人物，」達德利·皮爾遜中士回憶說，「他的一條胳膊掛在血跡斑斑的吊帶上，頭上綁著同樣血淋淋的繃帶，一條腿上還綁著厚厚的繃帶。」朗斯代爾一瘸一拐地走來走去，激勵著他的部下，指揮了一次又一次戰鬥。
第3傘兵營營部連的軍士長哈里·卡拉漢給他的制服增加了額外的點綴，他在一輛靈車裡發現了一頂黑色的高帽子，於是不論到哪裡都戴著它。他對大家解釋說，自己已被任命為「參加希特勒葬禮的空降部隊代表」。卡拉漢記得，令人敬畏的朗斯代爾對教堂里的人們發表了一篇振聾發聵、昂揚不屈的演講。軍官和士官們把傘兵聚攏起來，把他們送到那座快要成為廢墟的古老建築中。「屋頂沒有了，」卡拉漢回憶道，「而且每一次新的爆炸，都會把牆上的灰泥像瀑布似的震落下來。」士兵們無精打采地倚靠在牆上和斷掉的長木椅上抽菸，懶洋洋的，幾乎快睡著了。這時朗斯代爾爬上了布道壇，人們抬起頭看著這個面目兇狠、血跡斑斑的人物。「我們曾在北非、西西里和義大利同德國人作戰，」卡拉漢記得朗斯代爾這樣說，「當時他們並不是我們的對手！現在他們也完全不是我們的對手！」滑翔機飛行員團第1聯隊G中隊第9小隊小隊長邁克爾·坦普爾·科里（Michael Temple Corrie）上尉進入教堂時，「被眼前的破敗景象弄得情緒消沉，但朗斯代爾的演講是那麼激動人心，他的話讓我感到震驚，感到驕傲。士兵們在進去的時候如同一群頹廢的敗兵，但當他們出來時卻被注入了新的必勝的信念，從他們的臉上你就可以看出來」。
有些士兵似乎已經戰勝了恐懼——這種甚至能令人失去勇氣的恐懼源於敵人裝甲部隊的兇猛進攻。由於缺乏反坦克炮，傘兵們面對坦克和突擊炮時無能為力，敵人的鋼鐵猛獸在環形防線里不受阻礙地橫衝直撞，將一處處陣地化為齏粉。然而英軍士兵卻仍然以某種方式進行著還擊，甚至還摧毀了近60噸重的虎式坦克——這個壯舉居然是那些從未操縱過反坦克炮的士兵創下的。國王屬蘇格蘭邊民團第7營的雪梨·納恩一等兵原先曾熱切地盼著去阿納姆，因為那會讓他從英國兵營的「噩夢」中——尤其是那隻入侵他褥子的鼴鼠的騷擾中——解脫出來，可現在他卻以表面上的平靜面對著一種更為可怕的噩夢。他和另一名傘兵諾比·克拉克二等兵一起，與隔壁塹壕內的一名滑翔機飛行員交了朋友。那名飛行員在迫擊炮轟擊的間隙朝納恩喊道：「你知道嗎，老弟，在我們的右前方有一輛非常的坦克，不是虎式坦克就是『虎王』坦克。」克拉克看著納恩。「你打算怎麼辦？」他問道，「去在上面鑽孔？」
納恩小心翼翼地從塹壕邊上朝外看，那輛坦克的確堪稱「巨大」。他又掃視了一下周圍，發現在不遠處的灌木叢里藏著一門反坦克炮，但炮組人員已經陣亡了。納恩決定冒險去使用那門反坦克炮——儘管他們幾個人都不會裝填炮彈和發射。納恩和那名滑翔機飛行員朝大炮爬了過去，但他們剛從掩體裡爬出來就被發現了，於是坦克開始向他們開炮射擊。「我們趴得那麼低，簡直都可以用鼻子在泥地上挖溝了，」納恩回憶說，「我們藏身的小樹林開始變得像一個伐木營，因為樹木在我們四周紛紛倒下。」就在那輛坦克「開始用機槍關注我們」的時候，兩個人來到了反坦克炮旁邊，飛行員朝下看了看炮管，高興地叫喊了起來。「我們的炮直接對準了那輛坦克，如果我們知道怎樣使用，就有可能瞄得更准一些。」飛行員看了看納恩說道，「我希望這東西還好使。」他拉了發火繩，結果這兩個人在猛烈爆炸中摔了個仰面朝天。「當我們的耳朵不再耳鳴時，我聽見周圍的其他人開始大笑歡呼。」納恩說道。當他狐疑地打量周圍時，發現那輛坦克發生了彈藥殉爆，已經被烈火吞沒了。滑翔機飛行員轉向納恩，鄭重其事地與他握手。「我想，我們贏了！」他說道。
許多人記得，南斯塔福德郡團第2營B連連長羅伯特·亨利·凱恩（Robert Henry Cain）少校是對付坦克和突擊炮的真正專家。在凱恩看來，他和手下的士兵們從落地之後就一直被德軍坦克追趕並威脅著。現在，他這個不滿編的連分散在奧斯特貝克下首的教堂、道路對面的房子和花園，以及范多爾德倫家的洗衣房裡。凱恩決心把他看見的每一台裝甲車輛都幹掉。凱恩一直在尋找作戰的最佳地點，最終選中了范多爾德倫的家。洗衣房的主人不願意離開，凱恩環視了一下後花園說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在那裡挖，我要把你的地方用作我的彈藥臨時堆積點。」
凱恩使用的是一種類似「巴祖卡」火箭筒功能的反坦克武器——步兵反坦克拋射器，用以摧毀裝甲車輛。星期五，當巷戰越來越激烈時，凱恩的耳朵鼓膜被不斷的射擊聲震破了。他在耳朵里塞進了幾條繃帶，然後就再次投入了戰鬥。
突然有人朝凱恩喊有兩輛坦克開過來了。在一座建築物的角落裡，凱恩給步兵反坦克拋射器再次裝上破甲彈，瞄準了目標。理察·朗上士是一名滑翔機飛行員，他被眼前的場面驚得目瞪口呆。「他是我所見過的最勇敢的人，」朗說道，「他開始射擊的時候，離坦克只有100米遠。」在凱恩再次裝彈之前，坦克還擊了，炮彈擊中了他身後的建築。在濃重的塵埃和瓦礫漩渦中，凱恩堅持連續射擊，他看見第一輛坦克里的德國兵跳了出來，並用衝鋒鎗在街道上掃射。凱恩周圍的傘兵立刻就用「布倫」式輕機槍開火，他記得「那些德軍士兵的腳好像被子彈打斷了」。凱恩再次裝上破甲彈開火，但朗上士看到「一道巨大的亮光突然閃現，破甲彈在發射出去之前就炸膛了。凱恩少校雙手伸向天空，朝後倒了下去。當我們跑到他身邊時，只見滿臉漆黑的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想我瞎掉了』」。沃爾頓·阿什沃思（Walton Ashworth）上士是「布倫」式輕機槍手之一，他們射出的猛烈彈雨無情地射殺了那些負隅頑抗的德軍坦克兵。當凱恩被抬走時，阿什沃思面無表情地凝視著，「我所能夠想到的就是那些可憐而該死的德國雜種」。
不到半個小時，凱恩的視力就恢復了，但他的臉上卻嵌入了金屬碎片。他拒絕使用嗎啡，認為自己「並沒有傷到足以待在醫療所里的程度」，於是便重返前線參加戰鬥——就像第1傘兵旅旅部情報參謀威廉·安德魯斯·泰勒上尉描述的那樣，「去增加他袋子裡的敵人坦克的數量」。到星期五下午，35歲的凱恩已經有了滿滿一袋子的戰績：自從18日著陸以來，他總共擊毀或者擊退了6輛坦克，還幹掉了若干門突擊炮。
在橋頭堡里，勇猛的英軍官兵進行著頑強抵抗，對自身的安危毫不在意。倫納德·福爾莫伊（Leonard Formoy）下士是菲奇中校的第3傘兵營的倖存者之一，該營曾不顧一切地強行軍，試圖趕到阿納姆大橋增援弗羅斯特。星期五黃昏，他們在離哈爾滕施泰因旅館的師部不遠的奧斯特貝克西郊占領了一處陣地。「實際上我們受到的攻擊來自於四面八方。」福爾莫伊記得。從阿納姆方向突然開來了一輛虎式坦克，隆隆駛向福爾莫伊所在的這群人。在暮色之中，福爾莫伊看見坦克上的炮塔在旋轉。「凱伯」·卡洛韋中士立即拿起一支步兵反坦克拋射器向前衝去，「我到哪裡你就到哪裡！」福爾莫伊聽見他喊道。在距離坦克不到50米的地方，卡洛韋開火了，破甲彈在履帶上爆炸，坦克停了下來，但卡洛韋幾乎就在同時被坦克的車載機槍打死了。「他那是不顧一切的舉動，」福爾莫伊記得，「他被子彈撕成了兩半，卻救了我們的命。」
詹姆斯·F. 瓊斯一等兵記得，有一名他不認識的少校命令自己和另外3名士兵同他一起到環形防線外面去搜尋槍支彈藥。這一小組人突然撞上了一個機槍巢里的德軍士兵，少校跳起來猛烈開火，同時還喊道：「這些雜種別想再活下去！」當德軍人開火時，這組人被打散了，瓊斯困在一輛廢棄的吉普車後面。「我念了一段禱辭，等槍聲再次停止後返回到了防線。」瓊斯回憶說。他再也沒有見過那名少校。
高級軍官在士兵面前樹立了令人永世難忘的榜樣，而且他們自己往往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皮普·希克斯准將在整場戰役中都拒絕戴鋼盔。威廉·錢德勒是弗雷迪·高夫少校偵察中隊的一員，星期日那天，他所在的C小隊在北部的「豹子」路線上為德軍所阻，之後奉命撤回到奧斯特貝克的一處十字路口。他記得希克斯的紅色貝雷帽在成群的戴著鋼盔的士兵當中格外顯眼。「嗨，准將，」有人大聲說，「把你那頂該死的鋼盔戴上吧。」希克斯只是微笑著揮揮手。「我不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很文雅，」希克斯解釋說，「我只是受不了在我腦袋上彈來跳去的該死玩意。」他的行為可能多少與年齡有點關係。有些士兵回憶，希克斯每天都頻繁地往厄克特的師部里跑，而且他每次都是慢跑著去的，但當德軍炮火落在附近時，准將就開始狂奔著躲避炮火。「當我完成那些瘋狂衝刺的時候，我真是感到了歲月不饒人。」希克斯承認。
沙恩·哈克特准將曾經率領第10傘兵營和第156傘兵營進行了勇敢但徒勞的嘗試，他們試圖突破德國人在北邊和東邊的防線到達阿納姆。現在，哈克特又率領這兩個遭到重創的營返回奧斯特貝克地區。他不斷地慰問手下的士兵，用溫和的話語讚揚他們。第156傘兵營C連連長傑弗里·鮑威爾少校正率領著兩個排堅守在環形防線北部的陣地上。「我們缺少食物、彈藥和水，」鮑威爾回憶道，「而且我們的醫療用品也很少。」星期五，哈克特突然出現在鮑威爾的指揮所里。鮑威爾向准將報告稱：「我們的指揮所實際上已經成為伸入敵人陣地的突出部。」哈克特解釋，在此之前他一直沒有時間來視察鮑威爾，「但你們始終打得很好，擋住了敵人的進攻，喬治[9]，因此我並不為你感到擔心」。鮑威爾很是得意。「長官，到目前為止我真正犯下的唯一錯誤，」他說道，「就是把指揮所安置在一個養雞場裡，我們身上滿是跳蚤。」達德利·皮爾遜上士是第4傘兵旅的書記官，在他看來哈克特之所以能贏得尊敬，是因為「他與我們共渡難關，根本沒有一點架子。如果我們吃飯，他也吃飯；如果我們挨餓，他也挨餓。他甚至連野戰餐具都沒有。星期五那天，他與我們坐在一起，用手抓著吃了一小塊食物」。皮爾遜出去找到了一副刀叉，在回來的路上他的腳後跟受傷了，但他說道：「我認為，准將和我們待在一起時，有些生活條件應當比我們更好一點。」
通信兵肯尼思·皮爾斯隸屬於師部的炮兵指揮部門，他將永遠記得那個來幫他忙的人。皮爾斯負責大蓄電量的重型蓄電池組，他稱之為「笨傢伙」——每個蓄電池組大約重11.3千克，裝在木盒子裡，盒子上有鑄鐵把手——這些蓄電池組要為電台提供能源。蓄電池組都儲存在一道很深的壕溝里，深夜時分，皮爾斯正努力把一個新的「笨傢伙」從壕溝里移出來。他聽見有人在上面說：「嘿！讓我來幫你。」皮爾斯示意那個人抓住鐵把手，吃力地把蓄電池組拉上去，兩人隨後又一起把這個笨重的盒子拽到了指揮所的掩體裡。「那裡還有一個『笨傢伙』，」皮爾斯說道，「咱們去把它搬來。」於是兩個人又去了一次。回到指揮所後，皮爾斯先跳進壕溝，與此同時那人搬起盒子朝下遞給他。當他們離去時，皮爾斯突然注意到對方佩戴的紅色軍官領章，他停下腳步一動不動，結結巴巴地說道：「非常感謝您，長官。」厄克特少將點了點頭，「這沒什麼，孩子。」他說道。
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機正在持續加劇。當天沒有一件事情是順心的，霍羅克斯將軍後來將其稱為「黑色星期五」。不論是在英國還是在荷蘭，惡劣的天氣都又一次迫使盟軍飛機停飛，再次運送補給品的任務也嚴重受阻。在對厄克特要求戰鬥機群發動對地攻擊的請求做出答覆時，皇家空軍方面說：「……很遺憾，在進行了最仔細的核查之後，由於風暴的阻礙，我們無法接受您的請求……」然而當時，霍羅克斯需要每一個人、每一輛坦克和成噸的補給物資來保住蒙哥馬利在萊茵河畔的橋頭堡，突破德軍封鎖與「紅魔鬼」會師。可就在這個時刻，莫德爾元帥的反攻終於成功地切斷了「走廊」。霍羅克斯將軍先是接到了麥肯齊的電報，說厄克特可能在24小時內被打垮，30分鐘後他又接到另一封電報：在第101空降師的防區，強大的德軍裝甲部隊已經切斷了費赫爾以北的「走廊」。
莫德爾恰好在生死攸關的時刻，選擇在至關重要的地點發起了更為有效的進攻。英軍第12軍和第8軍的步兵沿著公路兩側推進，現在只到達了索恩，離第101空降師的防區還有約8公里。他們遭到了敵人的頑強抵抗，所以進展速度慢得令人痛苦。第101空降師師長泰勒將軍本來預計，英軍早就應該通過這條「地獄公路」抵達他的防區了。在連續戰鬥了5天之後，沒有得到任何支援的泰勒的空降部隊兵力分散且防禦薄弱，極易受到攻擊，處境十分困難。在一些地段，公路已經沒有防衛，只是在北邊的道路上有一些英軍的裝甲車和步兵在移動。而在其他地方，「前線」實際上就在道路的兩邊。莫德爾元帥之所以選擇在費赫爾發起反攻是出於一個特別的原因：在整個「市場—花園」行動的「走廊」中，費赫爾地區有最大的橋樑群——不少於4座，而其中一座又是主要的運河渡口。莫德爾希望用重擊扼住盟軍的生命線，他幾乎做到了這一點——如果不是因為荷蘭地下抵抗組織的活動，他或許會獲得成功。
深夜和清晨，在費赫爾東邊的各個村鎮和那些沒有教堂的小村子裡，荷蘭人發現德國人在集結，他們立即給第101空降師的聯絡官打了電話。這個警告送到的時候幾乎為時已晚。集結起來的德軍裝甲部隊差點壓垮了泰勒的空降兵，在4個小時的時間裡，德軍坦克在8公里長的「走廊」地段上發動了兩次瘋狂進攻，試圖強行突至這些橋樑。泰勒的部下在英軍炮兵和裝甲部隊的支援下，拚死擊退了這些進攻，但在北邊6.5公里處的於登，德軍部隊成功地切斷了「走廊」。現在，由於戰鬥仍在激烈進行，而後方的部隊又被切斷和孤立了起來，霍羅克斯被迫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他不得不派出裝甲部隊——這是厄克特急需的增援部隊，正努力前進與其會合——沿著走廊殺回南部去幫助泰勒的部隊，現在泰勒的情況更為緊迫。第32禁衛旅開始匆匆南下去支援第101空降師，試圖再次打通公路。英勇的第101空降師仍在繼續保衛著這些橋樑，但即使有第32禁衛旅的支援，在之後的24小時內仍沒有一兵一卒、一輛坦克或者運送補給的卡車能夠沿著走廊向北移動。莫德爾的反攻儘管暫時沒有獲得成功，但仍然帶來了巨大的效益。「走廊」上的戰鬥將最終決定阿納姆的命運。
9月22日，星期五，16點，在奈梅亨—阿納姆地區——六個半小時之後——起初被德軍坦克和炮兵壓製得動彈不得的英軍步兵終於打開了一條通路，衝過了奧斯特豪特。燃燒的村莊之中，當了俘虜的黨衛軍士兵正被集合起來。位於「島嶼」式公路西邊的救援路線，也就是勇敢的第2王室騎兵團所部在黎明時分突向德里爾的過程中走過的那些公路支線——大部分位於低洼地——現在被認為是安全的，或者充其量也只有零星的敵人把守。康沃爾公爵輕步兵團第5營在第4/7龍騎兵禁衛團的一個坦克中隊支援下，帶著裝載著補給品的兩輛水陸兩用運輸車，準備克服阻礙全速奔向萊茵河。康沃爾公爵輕步兵團第5營營長喬治·泰勒中校急於與厄克特會師，他「感到有一種強烈的渴望，想親手把我的步兵推到坦克上去，讓他們立即出發」。
裝載著物資的車輛在奧斯特豪特北邊的一片小樹林裡待命。突然，泰勒在遠處發現了兩輛虎式坦克，他小聲提醒自己的情報參謀戴維·威爾科克斯中尉：「什麼也不要說，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這些坦克的存在，我們現在不能停下！」泰勒揮手，讓救援縱隊開上了道路。「我知道，倘若我們再等上5分鐘，」他說道，「這條路線就會被再次關閉。」
泰勒的步兵上了坦克和卡車，然後全速駛過荷蘭村莊。他們所到之處都是驚訝和歡呼的村民，但速度並沒有因此慢下來。泰勒唯一關心的事情就是到達萊茵河。「我有一種急切的緊迫感，」他說道，「失去的任何時間都會給敵人創造調動兵力進行封鎖的機會。」車隊沒有遭到抵抗。對泰勒來說，「當光線迅速變得昏暗，縱隊的前鋒到達德里爾的時候，那種感覺使人精神振奮」。他們只用了30分鐘時間就走完了16公里路。17點30分，第4/7龍騎兵禁衛團的幾輛先頭坦克到達了萊茵河，隨後又沿著河岸向東北方向繞去，開進了德里爾村郊外。泰勒聽見了一聲爆炸聲，立即猜到了所發生的事情：在小心謹慎的索薩博夫斯基的環形防線上，一輛坦克碰上了波蘭軍隊布下的地雷。
泰勒到達索薩博夫斯基的旅部時，天已經黑了。他得到的關於厄克特師主力的信息仍然模糊不清，「我不知道他們在阿納姆的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他們是否仍然堅守著大橋的一端」。但泰勒決定立即派步兵和坦克部隊前往大橋南端。他知道，水陸兩用運輸車必須「儘快過河，而如果大橋仍在英軍手上，那麼從橋上走顯然要比讓車輛涉水浮渡過去要快」。在索薩博夫斯基的旅部，泰勒驚訝地發現了查爾斯·麥肯齊中校和邁爾斯中校，他們立即勸他不要走阿納姆大橋。麥肯齊解釋說，自星期三晚上以後就沒有收到過弗羅斯特的任何消息，師部推測「大橋附近的一切全都完了」。
泰勒勉強放棄了這個計劃，命令一個偵察小組沿河岸為水陸兩用運輸車尋找可以下水的地點。索薩博夫斯基的工兵對此不抱樂觀態度：這些笨拙的水陸兩用運輸車在通過溝渠和河岸下到河邊的時候已被證明操作起來很不方便，在夜間尤其如此。很快，泰勒的偵察小組證實了波蘭軍人的看法，他們認為只能通過兩邊都是溝渠的狹窄道路才能開到河邊，不過泰勒的部下相信，他們能夠讓水陸兩用運輸車下到萊茵河去。麥肯齊中校由於仍然無法前往奈梅亨，於是去監督車輛下水，水陸兩用運輸車將在星期六——也就是23日凌晨2點開始渡河行動。不過，更為緊迫的是要讓波蘭士兵進入橋頭堡：索薩博夫斯基的波蘭軍人將用一批橡皮艇擺渡過河。
行動在星期五夜間9點開始。波蘭士兵靜悄悄地蹲伏在河岸上等待著，邁爾斯中校指揮兩岸的工兵做好準備，他們接下來將來回拉動綁著橡皮艇的纜繩。只有4條船——兩條可載2人的橡皮艇和兩條可載1人的橡皮艇——每次只能讓6個人渡過365米寬的萊茵河。跟著這些船一起渡河的是波蘭工兵製作的幾個木筏子，它們將被用來運送體積不大的補給品和必需品。索薩博夫斯基下達命令之後，首批6名士兵上了船，離開南岸後沒幾分鐘士兵們便過了河，在他們後面還有一串木筏子。這些人一到達北岸，船和筏子便被拉了回來。「這是一個緩慢、費力的過程，」索薩博夫斯基特別提到，「不過到目前為止，德軍似乎並沒有起疑心。」
但很快，一道光亮就從河對岸——登陸地點的西邊——升上了天空，整個地區立即就被那顆傘降照明彈照得如同白晝。德軍機槍手立即開始朝河裡掃射，「子彈激起了道道波紋，熾熱的彈頭讓河水仿佛沸騰了起來。」索薩博夫斯基回憶說。同時，迫擊炮彈開始落在等候著的波蘭軍人之中。沒過幾分鐘，兩條橡皮艇便被打出好多窟窿，艇上的人搖晃著落入水中。南岸的波軍士兵紛紛散開，朝著那顆傘降照明彈射擊。在無遮無攔的混亂中，索薩博夫斯基暫時停止了渡河行動，波蘭人退入了新的陣地，試圖避開正在爆炸的迫擊炮彈。等那顆傘降照明彈昏暗下去後，他們再次跑向橡皮艇和筏子，然後爬進去重新開始渡河，可這時又有一顆照明彈在空中亮起……整個夜晚，在這個殘酷的捉迷藏遊戲中，波蘭軍人一邊蒙受著可怕的傷亡，一邊堅持乘坐剩餘的船隻繼續過河。德里爾的那幢校舍已經暫時變成了傷亡人員收容站，科拉·巴爾圖森在這裡照料著送進來的傷員。「我們沒法過去，」一名波蘭士兵告訴她，「那裡簡直是一場屠殺——我們甚至無法還擊。」
凌晨2點，泰勒的水陸兩用運輸車開始朝河邊開去。由於白天下了大雨，所以這條狹窄、低洼而且兩邊都是溝渠的道路上出現了幾寸厚的爛泥，而當水陸兩用運輸車在60名士兵的圍繞下緩緩駛向河邊時，一片濃霧又在地表形成了。士兵們既看不見道路，也看不見萊茵河，當車輛從道路上滑下去後，他們又掙扎著將這些大傢伙一次次重新拖上來。水陸兩用運輸車上的補給品被卸下以減輕載重，但這麼做也難以讓它們前進。最後，儘管士兵們做出了艱難努力，但這兩輛笨拙的水陸兩用運輸車還是在距離萊茵河只有幾米遠的地方徹底滑進了溝里。「沒用的，」絕望的麥肯齊告訴泰勒，「一點希望都沒有。」凌晨3點，整個行動停止了，只有50名士兵在缺乏補給品的情況下渡過萊茵河，進入了厄克特的橋頭堡。
[1] 本書第5部的標題即出於此。原文是德文Der Hexenkessel，標題處所附的英譯文是「The Witches』 Cauldron」，直譯是「巫婆的大鍋」，引申的意思是「雜亂的一團」「兇險的形勢」「可怕的混亂狀態」等。
[2] 聖尼古拉（St Nicholas，270—350），小亞細亞米拉（Myra）城的主教，米拉位於小亞細亞西南部臨地中海的古國利西亞（Lycia）境內，現在位於土耳其。聖尼古拉被認為是給人悄悄贈送禮物的聖徒（即聖誕老人的原型，也因此成為典當業的主保聖人），東正教會尤其重視對他的紀念。在東歐國家和比利時，聖尼古拉是水手、商人、弓箭手、兒童和學生的主保聖人，他也是俄羅斯的主保聖人之一，以及巴蘭基亞（在哥倫比亞）、巴里、阿姆斯特丹和拜特賈拉（在巴勒斯坦）等城市的主保聖人。由於他的遺骨在1087年被遷到義大利城市巴里，所以有時他也被稱作「巴里的聖尼古拉」。全世界有許多教堂是以聖尼古拉的名字命名的。
[3] 米勒（Glenn Miller，1904—1944），美國爵士樂長號手、樂隊領隊、作曲家。他創作了多首流行金曲，最著名的是《月光小夜曲》（Moonlight Serenade）和《來勁兒》（In the Mood）。他在聲名最為顯赫時，曾出現在兩部好萊塢影片中。二戰期間入伍（1942年），擔任美國陸航樂隊領隊。在一次從英國飛往巴黎的途中，米勒乘坐的飛機失蹤了。2003年，米勒被授予格萊美終身成就獎。
[4] 這些坦克應該來自胡梅爾重裝甲連和第506重裝甲營，其中包括部分「虎王」坦克，豹式坦克可能來自第116裝甲師。
[5] 見切斯特·威爾莫特，《歐洲爭奪戰》，第516頁。——原注
[6] 這些著名的英國團的番號總是給美國人帶來混亂，尤其是在使用縮寫的時候。盟軍第1空降集團軍的指揮部收到了一條關於康沃爾公爵輕步兵團第5營的電報，電文內容是「康沃爾公爵輕步兵團第5營將與第1空降師取得聯繫……」。大惑不解的值星官最終把電報解碼，他寫道：「5條鴨子船登陸步兵」（這條電報的全文是5th Battalion, Duke of Cornwall's Light Infantry，電文中的番號縮寫是5DCLI，結果值星官把它的縮寫猜成了5條（5）、鴨子（D-duck）、船（Craft）、登陸（Landing）、步兵（Infantry）。），正在與厄克特會師的路上。——原注
[7] 懷利再也沒有見過福斯凱爾一家，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多年以來，他一直替地下室里的那個女人以及他以為已經死去的那個孩子擔心。後來，小亨利·福斯凱爾成了一名醫生。——原注
[8] 多佛爾是英格蘭東南部港口城市，從多佛爾的白色斷崖可以俯瞰英吉利海峽，那裡是風景名勝之地。《多佛爾的白色斷崖》（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是著名的二戰歌曲，由納特·伯頓（Nat Burton）作詞、沃爾特·肯特（Walter Kent）作曲，1941年由著名歌星，號稱「軍人的心上人」的薇拉·林恩（Vera Lynn）錄製成唱片。《多佛爾的白色斷崖》是她演唱過的著名歌曲之一，另一首著名歌曲是《後會有期》（We'll Meet Again）。《多佛爾的白色斷崖》有四段歌詞，前三段是：「明天／只需等待，便可看見，藍色知更鳥／將從多佛爾的白色斷崖飛過。//明天／當世界獲得自由／便將永遠有歡聲，笑語和和平//羊倌將清點他的羊群／山谷將再次盛開鮮花／而吉米將再次／在他的小屋子裡睡眠」。第四段是第一段歌詞的重複。
[9] 喬治是傑弗里的暱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