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橋 · 二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儘管夜間遭到了大規模轟炸，現在又出現了針對阿納姆、奈梅亨和艾恩德霍芬的空襲，但德國人還沒有意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事情。整個指揮系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個威脅上：英軍第2集團軍從默茲河―埃斯科河運河上的橋頭堡再次發動攻勢。
「指揮官和部隊，尤其是參謀部和我本人在重壓之下已經不堪重負，我們只考慮到了地面上的軍事行動。」庫爾特·斯圖登特大將回憶道。他的指揮部位於菲赫特（Vught）附近的一處村舍里，大致在艾恩德霍芬西北34公里處。這位德國傑出的空降專家正在指揮部里做「官樣文章——堆積如山的文件甚至跟著我進入了戰場」。斯圖登特走到陽台上，盯著那些轟炸機看了幾分鐘，隨後將其拋諸腦後，又回去忙著處理他的文件了。
黨衛軍第9霍亨施陶芬裝甲師師長瓦爾特·哈策爾一級突擊隊大隊長，現在已經把他打算移交出去的裝備全都交給了自己的競爭對手，黨衛軍第10弗倫茨貝格裝甲師師長海因茨·哈梅爾旅隊長。哈梅爾則遵照比特里希的命令，已經在莫德爾不知情的情況下抵達了柏林。最後一批裝載著哈策爾「不可用的」裝甲運兵車的平板車，將由凌晨2點啟程的火車拉到德國。由於自諾曼底登陸以來反覆遭到轟炸，哈策爾「對飛機並不怎麼理會」，他認為荷蘭上空的龐大轟炸機編隊沒有絲毫非同尋常之處。他和麾下經驗豐富的坦克手們都知道：「轟炸機群一天數次向東飛往德國再返回成了家常便飯，我和部下由於不斷遭到炮擊與轟炸，已經變得麻木了。」埃貢·斯卡爾卡（Egon Skalka）黨衛隊二級突擊隊大隊長是黨衛軍第9裝甲師的首席軍醫官，哈策爾與斯卡爾卡一起從貝克貝亨的師部出發，前往阿納姆以北大約13公里的洪德洛（Hoenderloo）兵營。在師偵察營600名官兵面前舉行的授勳儀式上，他將為營長保羅·格雷布納（Paul Gräbner）黨衛隊一級突擊隊中隊長（黨衛軍上尉）頒發騎士鐵十字勳章，接下來會有香檳酒和一頓特殊的午餐。
在杜廷赫姆的黨衛軍第2裝甲軍軍部里，威廉·比特里希副總指揮同樣沒有把空襲放在心上，對他來說「這也是家常便飯」。在位於奧斯特貝克的塔費爾貝格旅館裡，瓦爾特·莫德爾元帥注視著這些轟炸機編隊有一段時間了。指揮部里達成了一致的觀點：這些B―17飛行堡壘中隊是在夜間轟炸德國之後返航的，而且其他飛行堡壘機群正在向東前往別的目標，一如既往地對德國進行永無休止的轟炸。至於對當地的轟炸，轟炸機群把沒有投在魯爾區的炸彈扔在荷蘭也不是什麼稀罕事。莫德爾和參謀長漢斯·克雷布斯上將相信，眼下的轟炸和低空掃射是「削弱敵人力量的作戰行動」——是英軍地面攻勢開始的前奏。
對於荷蘭上空愈加頻繁的空襲活動，有一名軍官並非無動於衷。在大約193公里外的科布倫茨附近阿倫貝格的西線總司令部里，老元帥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儘管他仍然相信空降部隊只會用來進攻魯爾區——想得到更多的信息。在9月17日的晨報第2227號附件中，他的首席參謀記錄著馮·倫德施泰特要求莫德爾調查一下，是否存在海軍和空降部隊聯合入侵荷蘭北部的可能性。備註上寫道：「總體形勢以及敵人偵察活動的顯著增加……使得西線總司令再次調查兩棲進攻和空降作戰行動的可能性……調查結果要上報給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希特勒）。」
差不多就在莫德爾的指揮部收到這封電報的時候，龐大機群中的首批飛機越過了海岸線。
上午11點30分，阿納姆城中四處起火，黑色的煙柱直入天空，這是持續3個小時近乎飽和的轟炸造成的。在沃爾夫海澤、奧斯特貝克、奈梅亨和艾恩德霍芬，一座座建築被夷為平地，街道被炸得坑坑窪窪，遍地都是瓦礫和碎玻璃，傷亡人數每分鐘都在增加。即使到現在，低空飛行的戰鬥機仍在掃射這片區域的機槍和高射炮陣地。荷蘭人或是在教堂、家裡、地下室和防空洞裡擠作一團，或是藉由魯莽的勇氣，騎著自行車上街或從屋頂上張望。他們的情緒在恐懼與歡欣鼓舞之間輪番交替，誰也不知道該相信什麼，更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奈梅亨以南134公里處的馬斯垂克是首座被解放的荷蘭城市，美軍第1集團軍的部隊是9月14日入城的。許多荷蘭人期待著美國步兵隨時都會來到他們的城鎮和村莊。倫敦的橙色電台播報的一條條新聞快報加深了這種印象，「差不多是時候了，我們一直等待的事情終於來臨了……由於盟軍進軍迅速……有可能部隊並沒有帶荷蘭紙幣，如果我們的盟友拿出法國或者比利時鈔票……望予以合作，在賣東西收款時接受這種貨幣……農民應該把莊稼收割完並交出……」。伯恩哈德親王在一次電台講話中敦促荷蘭人：「當盟軍解放荷蘭領土時，不要用獻花或者獻水果來表達歡樂……以前敵人曾在獻給解放者的東西中暗藏炸彈。」大多數荷蘭人認定這樣的密集轟炸是盟軍入侵的前奏——地面攻勢的開始。和他們的德國征服者一樣，荷蘭人對即將發生的空降突擊也一無所知。
揚·福斯凱爾和貝爾莎·福斯凱爾正躲在奧斯特貝克的岳父家中。夫妻倆認為，該地區上空的轟炸機群是衝著塔費爾貝格旅館裡莫德爾的指揮部去的。福斯凱爾記得，那個晴朗的日子「是進行轟炸的完美天氣」，然而他發現難以把「正在到來的戰爭與成熟的甜菜香味以及成百棵向日葵的景象扯在一起，向日葵的莖被它們沉甸甸的頭壓彎了，似乎不可能出現人們死亡、房屋燃燒的場面」。福斯凱爾平靜得出奇，他在岳父家的陽台前注視著戰鬥機群從頭頂掠過，確信它們是要去低空掃射那家旅館。突然，一個德國士兵出現在花園裡，既沒有戴鋼盔，也沒有帶步槍，只穿著襯衫和褲子。他客氣地問道：「我可以在這裡躲一躲嗎？」福斯凱爾盯著那個人。「為什麼？」他問道，「你們有防空壕啊。」那個德國人笑了。「我知道，」他回答說，「不過防空壕滿了。」那個士兵走到陽台邊。「很猛烈的轟炸，」他告訴福斯凱爾，「不過我認為奧斯特貝克並不是目標，他們似乎更關注鎮子的東西兩側。」
福斯凱爾聽見屋子裡有說話的聲音，他們家的一個朋友剛剛從沃爾夫海澤地區趕來。她告訴眾人，那裡遭到了猛烈轟炸，許多人都死了。「恐怕，」她顫抖著說，「這是我們最後的晚餐。」福斯凱爾看著那個德國人。「也許他們是因為莫德爾而轟炸塔費爾貝格旅館的。」他婉轉地說道。那個德國人神情木然。「不，」他告訴福斯凱爾，「我不這麼認為，那兒並沒有挨炸。」待那個士兵離開後，福斯凱爾出去勘查受損情況。外面謠言滿天飛，他聽說阿納姆遭到了猛烈轟炸，沃爾夫海澤幾乎被夷為了平地。他認為盟軍肯定正在推進，隨時都會到達。福斯凱爾既喜又悲，他記得在盟軍進攻法國的過程中，位於諾曼底的卡昂就變成了一片瓦礫。他確信，他和家人藏身的奧斯特貝克也將化為廢墟。
在沃爾夫海澤四周，德國人存放在樹林裡的彈藥正在爆炸；那座有名的精神病院遭到了直接攻擊，行政樓周圍的4座隔離式住院樓被夷為平地，45名病人死亡（之後死亡人數增加至80人以上），還有更多人受傷。60名被嚇壞的住院者——大多是婦女——正在毗鄰的樹林裡漫無目的地遊蕩。由於停電，副院長馬里厄斯·范德貝克醫生無法召集別人幫忙，他焦躁地等著醫生們從奧斯特貝克和阿納姆趕來，范德貝克知道他們肯定會聽到消息趕來的。他需要儘快與外科的醫務人員建起兩個手術室。
其中的一名「住院者」亨德里克·韋堡（Hendrik Wijburg）實際上是隱藏在這家精神病院裡的地下抵抗組織成員。「事實上，」他回憶說，「當時這家醫院裡面並沒有德國人，儘管附近確實有他們的陣地，樹林裡還存放著大炮和彈藥。」轟炸引爆了彈藥堆積點中的彈藥，位於某棟樓陽台上的韋堡頓時被震倒在地。「發生了猛烈爆炸，」他記得，「從彈藥堆積點飛來的炮彈嗖嗖地落進醫院，炸死炸傷了很多人。」韋堡狼狽地站起身來，在低空掃射最猛烈的時候幫助護士們在草地上展開白床單，組成一個巨大的「十」字。整片區域遭受了嚴重打擊，在他看來，似乎「這塊地方很快將布滿死去的人和垂死的人」。
在阿納姆，消防隊拚命控制蔓延的火勢。迪爾克·揚·希丁克（Dirk Jan Hiddink）是一支由15個人組成的老式消防隊的隊長（他手下的人推著兩輛大車，一輛裝著卷好的水龍帶，另一輛裝著梯子），他接到命令前往德國人占據的威廉斯兵營，那裡遭到了低空飛行的「蚊」式戰鬥轟炸機的直接攻擊。儘管兵營在熊熊燃燒，但希丁克從阿納姆消防隊總部得到的指示卻非同尋常：他被告知別管兵營的大火，但要保護周圍的房屋。當消防隊到達時，希丁克發現兵營無論如何都不可能保住了，火勢太猛烈了。
赫哈德斯·赫斯伯斯從他父親在威廉廣場28號的公寓房間裡看到，周圍的一切都被烈焰吞噬了，不僅兵營在燃燒，附近的中學及其對面的皇家餐廳也燒了起來。熱浪逼人，赫斯伯斯記得，「我家窗戶上的玻璃突然捲曲，接著就完全融化了」。一家人立即跑出大樓，爬過磚瓦木料來到廣場上。赫斯伯斯看見德國人從兵營的瓦礫中跌跌撞撞地走出來，鼻子和耳朵都流淌著鮮血。有軌電車司機亨德里克·卡雷爾無意間來到威廉大街，由於轟炸造成斷電，他的淡黃色有軌電車靠著慣性滑下一段緩坡，在廣場上停了下來。他在那裡發現了一堆有軌電車，那些電車同他的車一樣，也是靠慣性滑進廣場後再也無法離開了。透過煙霧、人群和瓦礫，卡雷爾看見皇家餐廳的服務員們從燃燒的建築物里逃了出來，他們顧不上管那幾個朝大門跑去的就餐者，直接跳窗而出。
在阿納姆大橋東南的市煤氣廠里，技工尼古拉斯·恩克對投彈手的本事感到欽佩。他望著萊茵河對岸，注意到有12處防空炮位被摧毀了，只剩下一門炮管歪歪扭扭的火炮。眼下全城停電了，恩克自己同樣面臨著一個問題——再也無法生產煤氣了，三個巨大的儲氣罐里的剩餘燃料用完之後就再也沒有了。除了煤和柴火，阿納姆現在沒有電，沒有供暖，也沒有做飯的燃料。
數千人仍然在教堂里避難。教堂司事揚·邁恩哈特記得，單是那座巨大的荷蘭歸正會[1]大教堂里就有1 200人。「雖然我們已經清楚地聽見了外面的炸彈爆炸聲，」他說，「約翰·格里森牧師仍然在平靜地布道。斷電時風琴停了下來，會眾之中有一個人走上前來，開始用手拉風琴的風箱。」隨後，風琴在警報聲、爆炸聲和隆隆的飛機轟鳴聲中奏響，全體會眾起立，高唱荷蘭國歌《威廉頌》。
在阿納姆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加爾文教派教堂，抵抗組織成員海斯貝特·紐曼在這裡聽多米尼·博特布道。紐曼感到，甚至連這樣猛烈的轟炸也不足以威懾住德國人，他們肯定還會將發出的死亡威脅——即由於抵抗組織爆破高架鐵路，報復性地在當天的某個時間處決平民人質——付諸行動。當他聽到多米尼·博特關於「你的行為對上帝和同胞負有責任」的布道時，深感良心不安，決定禮拜一結束就去向德國人自首。離開教堂後，紐曼穿過雜物遍地的街道來到電話前，給皮特·克魯伊夫打了電話，把他的決定告訴了這位地區指揮官。克魯伊夫的回答簡潔明了。「不行，」他告訴紐曼，「繼續做你的工作。」不過克魯伊夫的話不會成為最終的決定，「市場—花園」行動將會拯救那些人質。
在南邊約18公里的奈梅亨，轟炸機群以極高的精度命中了德國人的防空陣地，只剩下一處陣地仍在開火。那座為整個海爾德蘭省提供電力的巨大而高聳的PGEM發電站只被傷及了皮毛，不過高壓線斷了，整個地區瞬間斷電。PGEM發電站附近的一座人造纖維工廠受到嚴重破壞，變成一片火海。城裡有多處房屋被直接命中，炸彈落到了一座女子學校和一個大型天主教社區中心上。在瓦爾河對岸的倫特，一家工廠被摧毀，德軍彈藥堆積點的彈藥被引爆。
在城市的防空指揮部里，工作人員點著蠟燭工作，他們被蜂擁而來的報告弄得越來越糊塗。阿爾貝圖斯·弗朗西斯庫斯·厄延（Albertus Franciscus Uijen）在昏暗中伏案工作，登記送來的報告，發現自己每過一分鐘就多一分困惑。分布廣泛的轟炸地點並沒有清楚地說明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奈梅亨周邊的所有德軍陣地都遭到了攻擊。進入城市的主要通道——瓦爾布魯赫大橋（Waalbrug）、聖安娜街（St.Annastraat）、赫魯斯貝克路（Groesbeekseweg）——現在被封閉了，看來盟軍是要努力把這座城市孤立起來。
和阿納姆的居民們一樣，大部分奈梅亨人也在躲避那些持續低空掃射街道的戰鬥機。住在瓦爾河大橋附近的埃利亞斯·亨里克斯·布羅坎普卻爬上了屋頂，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讓他吃驚的是，市長辦公室的德國人也爬上了屋頂，那裡與布羅坎普家只隔著5幢房子。布羅坎普記得，那些德國人「顯得非常焦慮，我反而興高采烈，甚至評論說天氣好極了」。
護士約翰娜·布雷曼（Johanna Breman）看到德國人在飛機低空掃射的過程中慌亂不已。她從瓦爾河大橋南邊一幢公寓樓二層的窗戶上往下看，只見「德軍傷兵互相攙扶著往前走，一些傷兵瘸得相當厲害，我可以看到許多人扎著繃帶。他們的上衣敞開著，大多數人甚至都懶得戴鋼盔。緊隨其後的是德軍步兵。當他們朝大橋走去時，一看見有荷蘭人從窗戶朝外窺視就開槍」。這些德國人來到引橋邊後就開始挖掘散兵坑。「他們到處挖，」布雷曼小姐記得，「在通往大橋的街道旁邊挖，在附近的草地和大樹下面挖。我確信進攻開始了。我記得自己當時在想，『我們從這裡能看到多麼壯觀的戰鬥場面啊』，我有種期待的感覺。」布雷曼小姐當時的期待並沒有包括幾個月之後她與第82空降師師部的查爾斯·W. 梅森（Charles W. Mason）一級軍士長的婚姻，後者將乘坐第13號滑翔機在她所在的公寓樓西南3公里處的赫魯斯貝克高地附近著陸。
在「市場—花園」行動的主要目標邊上，一些城鎮和村莊同樣遭到了嚴重破壞，而救援行動——即使有的話——微乎其微。在艾恩德霍芬以西約8公里處連教堂都沒有的小村澤爾斯特（Zeelst）附近，赫拉爾杜斯·約翰內斯·德維特（Gerardus Johannes de Wit）轟炸期間就躲在一塊甜菜地里。這裡沒有空襲警報，他看見高空中有飛機，突然間就彈如雨下。德維特正要去澤爾斯特以南6公里處的費爾德霍芬（Veldhoven）的兄弟家串門，這會兒他轉身離開公路，一頭鑽進田邊的溝里。此時此刻，他不顧一切地想要回到妻子以及11個孩子身邊。
儘管飛機在進行低空掃射，德維特還是決定冒險回去。他抬起頭來朝田地對面望去，發現「連樹葉都燒焦了」。德維特扔下自行車，爬出溝渠跑過那片開闊地。靠近村子時，他注意到本該落在艾恩德霍芬城外韋爾斯哈普機場（Welschap Airfield，今艾恩德霍芬機場）的炸彈卻直接落到了小小的澤爾斯特村里。德維特眼前只有廢墟，有幾幢房屋在燃燒，還有些房屋倒塌了，站在四周的人們或神情茫然，或哭泣不止。德維特認識的范·海爾蒙特太太是個寡婦，她認出了德維特，於是懇請他一起用床單蓋住一個死去的男孩，她淚流滿面地解釋說自己做不到。這個孩子的頭被削掉了，但德維特還是認出是鄰居兒子的屍體。他迅速蓋住了屍體。「我什麼也不看了，」他記得，「只試著儘可能快地回家。」當他接近自己家時，住在對面的一個鄰居試圖把他叫住。「我的血都快要流幹了，」那個人大叫，「我被彈片擊中了。」
這時，德維特看見妻子阿德里安娜正站在街上哭，她朝他跑了過來。「我以為你永遠也不會回來了，」她告訴自己的丈夫，「快來，我們的蒂尼被炸到了。」德維特從受傷的鄰居身邊走了過去，「除了兒子我什麼也顧不上了。當我走到他面前時，看到他的右側身子被炸開了，右腿幾乎被炸斷。他仍然很清醒，還要水喝。他的右臂已經不見了，他問我他的右臂怎麼樣了，為了安慰他，我告訴他『你正躺在自己的右臂上面』。」當德維特在孩子身邊跪下來時，一名醫生趕到了。「他告訴我孩子已經沒希望了，」德維特記得，「因為我們的兒子要死了。」德維特把孩子抱在懷裡朝喬治公爵雪茄廠走去，那裡設立了一個紅十字醫療站。但他還沒有走到那裡，14歲的兒子就在他的懷裡死去了。
在這片恐怖、混亂和希望之中，沒有哪個荷蘭人注意到盟軍空降集團軍的先頭部隊。中午12點40分左右，12架英軍「斯特林」轟炸機在阿納姆地區上空盤旋。12點47分，4架美軍C―47運輸機出現在艾恩德霍芬以北的荒野上空，另兩架則飛過了奈梅亨西南上阿瑟爾特（Overasselt）鎮附近的曠野，飛機上是被英軍和美軍稱為「探路者」的空降先導員。
揚·彭寧斯（Jan Pennings）的農場毗鄰倫克姆荒野，距離沃爾夫海澤還不到兩公里，他返回農場時看見飛機從西邊低空飛來。他以為它們是回來轟炸鐵路的，於是小心翼翼地注視著，準備炸彈一落下就立即臥倒隱蔽。當飛機來到倫克姆荒野的上空時，彭寧斯吃驚地看見「一個個包裹落了下來，接著傘兵就出現了。我知道盟軍在諾曼底就使用了傘兵，我確信這就是我方進攻的開始」。
幾分鐘以後，揚騎著自行車回到農場，朝著妻子喊道：「出來呀！我們自由了！」然後，他見到的第一批傘兵走進了院子。彭寧斯既茫然又敬畏地與他們握了手。傘兵們告訴他，要不了半個小時，「我們還要來幾百人」。
汽車司機揚·佩倫也看見了空降先導員在倫克姆荒野著陸。他回憶說：「他們幾乎是無聲無息地落了下來。這些人紀律嚴明，立即開始用木樁在荒野上劃界。」他們和鐵路北邊的其他「探路者」一樣，正在標明空投場和空降場。
在南邊24公里處的上阿瑟爾特鎮附近，19歲的特奧多魯斯·魯洛夫斯（Theodorus Roelofs）在躲避德國人時，突然被在他家農場附近著陸的第82空降師的「探路者」解放了。他記得，那些美國人是「偵察兵，我非常害怕這一小隊勇士會被輕易幹掉」。那些「探路者」沒有浪費時間，他們發現這名年輕的荷蘭人會說英語，便迅速招募魯洛夫斯充當嚮導和翻譯。魯洛夫斯確認了他們地圖上的陣地，並帶著他們來到選定的著陸地點，然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視著那些傘兵用「色帶和發煙罐」標明這塊地區。不到3分鐘，一個鑲在黃色鑲嵌板上的字母「O」和紫羅蘭色的煙氣就清晰地勾勒出了這片地區。
4架運送第101空降師的「探路者」前往艾恩德霍芬以北區域的C―47遭遇了猛烈的防空炮火。一架飛機著火後墜落了，只有4名倖存者；另外3架飛機繼續飛行。「探路者」們在第101空降師的兩個空降區域內進行了精確傘降。到中午12點54分，整個「市場—花園」行動地區的空降場和空投場都被定位和標明。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德國人仍然沒有發出警報。
在洪德洛兵營，霍亨施陶芬師師長瓦爾特·哈策爾為剛剛被授勳的保羅·格雷布納一級突擊隊中隊長祝酒。幾分鐘以前，哈策爾看見有幾個降落傘落在了阿納姆以西，但他並沒有感到吃驚，他以為那是跳傘逃生的轟炸機機組成員。在奧斯特貝克的塔費爾貝格旅館，莫德爾元帥正在與參謀長漢斯·克雷布斯上將、首席參謀漢斯―格奧爾格·馮·滕佩爾霍夫（Hans-Georg von Tempelhof）上校以及集團軍群人事主任萊奧德加德·弗賴貝格（Leodegard Freyberg）上校喝午餐前的開胃酒——冰鎮的摩澤爾白葡萄酒。行政軍官古斯塔夫·澤德爾豪澤中尉記得：「陸軍元帥待在指揮部里的時候總是變態般準時，我們一直在下午1點整準時吃午餐。」而這正是「市場」行動部隊的「H」時（進攻發起時刻）。
[1] 荷蘭歸正會（Dutch Reformed Church），荷蘭最大的基督教會，前身是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時期成立的荷蘭國家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