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橋 · 四

威廉·比特里希將軍的黨衛軍第2裝甲軍軍部設在杜廷赫姆郊外的一個小城堡內，位於奧斯特貝克以東40公里處，他在這裡與剩下的兩名師長開了個碰頭會。比特里希情緒很壞，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脾氣。現在他那支蒙受重創的裝甲軍前景要比一周前糟得多。比特里希焦急地等待著補充兵、裝甲車和裝備的到來，但他什麼都沒有得到，相反其兵力還被削弱了。他接到命令派兩個戰鬥群到前線去，一支要與第7集團軍一起儘量抵擋亞琛附近的美國人；而在英軍坦克部隊成功突破阿爾貝特運河防線、渡過默茲河―埃斯科河[1]運河並且在靠近荷蘭邊境的比利時內佩爾特（Neerpelt）奪取橋頭堡之後，又要派遣另一個戰鬥群去增援庫爾特·斯圖登特大將的第1傘兵集團軍。現在，英軍正在集結兵力準備再次發動攻勢——B集團軍群的情報主任稱那是一次「迫在眉睫」的進攻——之時，比特里希通過莫德爾元帥收到了「柏林的傻瓜們下達的一個發了瘋的指示」，他麾下又有一個損兵折將的師要被調走，撤退到德國境內。 曾經的納粹狂熱分子比特里希現在刻薄地譴責這道命令。「對於柏林的命令，以及希特勒放縱身邊那些玩弄伎倆的阿諛奉承之徒」，他感到「既作嘔又厭倦」。比特里希有勇氣，又有能力，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穿著軍裝度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以中尉軍銜在德國空軍服役並兩度負傷。戰後的數年時間裡，他在一家證券經紀人事務所里工作。隨後比特里希再次入伍，成為一支德國秘密航空隊的成員，在8年的時間裡教授蘇聯人飛行技術。希特勒上台後，比特里希加入了剛剛重新成立的德國空軍。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又轉入了武裝黨衛軍，那裡提拔要快一些。[2] 諾曼底戰役中，比特里希對希特勒領導能力的信念開始動搖。他站在隆美爾元帥一邊，反對希特勒「戰鬥到最後一人」的瘋狂理念。有一次他向隆美爾吐露：「上級領導糟糕透頂，所以我再也無法執行毫無意義的命令了。我從來都不是機器人，也不打算當機器人。」在7月20日的密謀刺殺發生後，他以前的長官埃里希·赫普納大將作為密謀者被處以絞刑。比特里希獲悉此事後對他的參謀們大發雷霆，放話說「這是德國軍隊最黑暗的一天」。比特里希對希特勒軍事領導能力口無遮攔的批評很快就傳到了柏林。他後來回憶說：「我的話被匯報給了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於是比特里希的名字在希特勒的大本營里就不再被提及了。」只是由於西線幾近崩潰，這種戰況下需要比特里希的軍事才能，同時還由於富有同情心的指揮官們的態度，才保住了他的職位不變，也使他免遭被召回的厄運。即便如此，希姆萊仍然「急於要他返回德國談一談」。對希姆萊的召見，比特里希絲毫不抱幻想。莫德爾也一樣，他決心把比特里希留在西線，於是斷然拒絕希姆萊一再發出的讓比特里希回國的要求。 現在，怒不可遏的比特里希向他的師長們概述了柏林的最新計劃，後者分別是黨衛軍第10弗倫茨貝格裝甲師師長海因茨·哈梅爾（Heinz Harmel）黨衛隊旅隊長兼武裝黨衛軍少將，黨衛軍第9霍亨施陶芬裝甲師師長瓦爾特·哈策爾（Walter Harzer）黨衛隊一級突擊隊大隊長（黨衛軍中校）。對於這個計劃，哈策爾已經從莫德爾的參謀長漢斯·克雷布斯上將那裡略知一二。比特里希告訴哈策爾，他的黨衛軍第9霍亨施陶芬裝甲師要立即上火車去德國，部署在科布倫茨東北方向的錫根（Siegen）附近。而哈梅爾的黨衛軍第10裝甲師要待在荷蘭，該師將在當前的位置，即阿納姆的東部和東南部，補充裝備和兵力，準備再次投入戰鬥。 38歲的哈梅爾以他直率的熱情在部下中贏得了「弗倫茨貝格師的頭兒」（der alte Frundsberg）這個親昵的綽號。他對比特里希的決定有些不快。在他看來，「比特里希一如既往地偏愛霍亨施陶芬師，這也許是因為他當軍長之前在那個師當師長，也許還因為哈策爾原先是他的參謀長」。儘管他並不認為「比特里希有意處事不公，但似乎霍亨施陶芬師總是能幹點輕鬆的活兒」。 那個比他更年輕的師長，32歲的瓦爾特·哈策爾則對這個消息笑逐顏開，即便他認為「能到柏林休假的可能性似乎是值得懷疑的」。他期盼著在理想狀態下，重新整補之後能夠擁有一個「全新的霍亨施陶芬師」。硬漢哈策爾的臉上有一塊馬刀留下的傷疤，他私下裡很希望現在能夠實現他的野心：晉升到與黨衛軍師長地位匹配的軍銜——黨衛隊旅隊長兼武裝黨衛軍少將。儘管如此，在比特里希概述的整個計劃中，仍有一部分為哈策爾所不喜。 儘管他的師損失很大，卻仍然比哈梅爾的師實力強。霍亨施陶芬師通常有9 000人，現在不到6 000人，弗倫茨貝格師大約有3 500人。哈策爾有近20輛V號豹式坦克，但不是全部可用，不過他卻擁有數量可觀的裝甲車輛——自行火炮、裝甲車以及40輛裝甲運兵車，它們全都配備重機槍，有些還搭載火炮。哈梅爾的弗倫茨貝格師幾乎沒有坦克，而且各種裝甲車輛嚴重缺乏。然而，這兩個師都仍然擁有令人生畏的火炮、迫擊炮以及防空部隊。比特里希說，弗倫茨貝格師要留下來，為了加強該師，哈策爾要儘可能地把他的運輸工具和裝備轉交給哈梅爾。對此哈策爾持懷疑態度。「在內心深處，」哈策爾後來回憶說，「我完全明白，倘若我把手裡屈指可數的坦克或裝甲運兵車轉交給哈梅爾的話，它們就永遠都要不回來了。」哈策爾並沒有對這個決定提出異議，但他無意放棄所有車輛。 哈策爾很早以前就學會了如何節約使用資源，他擁有的車輛——包括從法國的漫長撤退過程中繳獲的美軍吉普車——實際上比比特里希知道的要多。他決定通過「玩弄一些文字遊戲」來規避這道命令：把車輛上的履帶、輪子或者火炮卸下來，設法讓這些車輛在他到達德國之前暫時無法使用，與此同時，那些車輛又可以在他的裝甲兵力統計報表上被列為喪失作戰能力。 比特里希繼續說道，即使有了從哈策爾的師調撥的額外人員和車輛，弗倫茨貝格師仍然兵力不足。只有一種方式可以向柏林強調形勢的緊迫：把事實直接提交給黨衛隊作戰總局（Führungshauptamt），也許到那時補充兵員和增援部隊才會被送來。但比特里希無意跑一趟柏林，反倒是哈梅爾被任命為特使，這讓他吃驚不小。「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選中了我，而不是哈策爾，」哈梅爾回憶說，「不過我們急需士兵和裝甲車輛，也許比特里希認為一位將軍說的話可能分量更重一些。整個事情要對莫德爾元帥保密，由於我們估計在阿納姆地區不會有任何麻煩，所以決定讓我在9月16日傍晚動身前往柏林。」 按照比特里希的命令，在哈策爾和哈梅爾之間完成裝備交接後，已被調走不少人員裝備的霍亨施陶芬師要立即向德國轉移。他又補充說，莫德爾元帥要求，在此次行動期間要組織起有機動作戰能力的小股警戒單位（Alarmeinheiten），萬一遇到緊急情況即可投入戰鬥。哈策爾私下斷定，這樣一來他「最好的部隊將會被最後送上火車」。比特里希希望裝備移交和部隊調動任務在9月22日全部完成；哈策爾則認為，每天發往德國的火車有6趟，肯定可以提前完成這項任務，他認為自己最後的也是最優秀的部隊恰好可以在3天後動身返回祖國，具體時間大約是9月17日下午。 一個可能令士氣低落的謠言正在四處傳播。9月14日，幾名駐荷蘭的德國高級軍官說一次空降突擊行動即將到來。 這個話題源自希特勒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大將與西線總司令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元帥間的一次談話。約德爾擔心盟軍可能從海上入侵荷蘭，他說如果艾森豪威爾沿用其慣常戰術的話，有可能使用空降部隊作為海上進攻的前奏。馮·倫德施泰特儘管對此持懷疑態度（相比之下，他確信盟軍會在進攻魯爾區時投入空降部隊配合行動），仍然把這條信息傳遞給了B集團軍群指揮官莫德爾元帥。莫德爾的觀點雖與倫德施泰特一致，但還是無法對約德爾的警告置若罔聞。他命令德國的荷蘭駐軍總司令、緊張不安的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森（Friedrich Christiansen）航空兵上將，把他那些兵力單薄的混雜了陸海空三軍以及荷蘭武裝黨衛軍人員的單位全派遣到海岸上去。 自從9月11日約德爾打過電話之後，恐慌就沿著各指揮層蔓延下來，尤其是德國空軍的渠道。儘管入侵迄今為止還沒有成為現實，但對盟軍空降突襲的恐懼卻與日俱增，每個人都在猜測可能空降的地點。德國空軍的一些指揮官認為，從地圖上看，北部海岸和阿納姆之間的大片開闊地帶可能成為空降區域。其他指揮官提心弔膽地等待著英軍再次發起進攻，從位於內佩爾特的默茲河―埃斯科河運河橋頭堡攻入荷蘭，他們不知道傘兵是否會被空投到奈梅亨地區，與此次進攻協同作戰。 9月13日，第3航空隊指揮官奧托·德斯洛赫（Otto Dessloch）空軍大將聽說柏林對馮·倫德施泰特設在科布倫茨的司令部感到擔心。對此德斯洛赫非常關切，於是在第二天給莫德爾元帥打了個電話。他回憶說，莫德爾認為柏林對入侵的恐慌是「胡說八道」，元帥本人根本不把它當一回事，「最後他邀請我去他在奧斯特貝克的塔費爾貝格旅館的新指揮部里吃飯」。德斯洛赫謝絕了。「我不想當俘虜。」他告訴莫德爾。就在掛上電話之前，德斯洛赫又說了句「我要是你的話，就會離開那個地區」。德斯洛赫記得，當時莫德爾哈哈大笑。 在阿納姆北邊的迪倫機場，盟軍可能發起空降突擊的消息傳到了德國空軍第3戰鬥機師師長瓦爾特·格拉布曼（Walter Grabmann）少將那裡。他驅車前往奧斯特貝克，與莫德爾的參謀長漢斯·克雷布斯上將會談。當格拉布曼對德國空軍表示擔憂時，克雷布斯說道：「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別再說這事了。好吧，他們將會在哪裡空降？」格拉布曼走到一張地圖前，指著阿納姆西邊的地區說道：「這裡都可以，這片荒地對傘兵來說非常合適。」格拉布曼後來回憶說，克雷布斯「大笑了起來，提醒我說，我若是繼續這樣說的話，就會讓自己顯得可笑」。 荷蘭臭名昭著的警察總監、漢斯·阿爾賓·勞特爾（Hanns Albin Rauter）黨衛隊副總指揮兼警察上將也聽到了這個謠傳，可能是他的上級克里斯蒂安森上將告訴他的。勞特爾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包括空降突擊。作為荷蘭納粹恐怖統治的總設計師，他預料荷蘭的地下抵抗組織隨時都會發起進攻，人民隨時都會起義。他決心通過簡單的應急手段鎮壓任何一種暴動，那就是每死一個納粹分子，就處決3個荷蘭平民。兩個星期前，在德軍開始撤退、荷蘭納粹分子逃竄到德國之後，勞特爾就立即宣布荷蘭處於「緊急狀態」。他手下的警察對任何與荷蘭抵抗運動沾邊的人，都進行了無情報復，無論介入程度，無論男女，許多人被逮捕、處決或者送入集中營。普通公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裡去，各省之間的一切旅行都被禁止，強制實施更具有限制性的規定。宵禁期間如果被發現待在街上，無論是誰都可能未經警告便被射殺。在荷蘭南方各地，由於預計英軍將要發動攻勢，當地的荷蘭人被逼迫充當勞工，為德國軍隊挖戰壕。在奈梅亨，為了滿足勞特爾在勞動力方面要求的配額，他威脅要把整個家庭都送進集中營去。任何形式的聚會都被禁止了。「凡是看到5個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勞特爾簽署的布告警告說，「德國軍隊、黨衛隊或者警察部隊就會對他們開火。」 眼下，由於英軍即將從南方發動進攻。柏林再次警告說荷蘭北部有可能遭到來自海上和空中的聯合進攻，勞特爾的世界開始瓦解了，他嚇壞了。[3]得知莫德爾在荷蘭後，勞特爾決定動身前往塔費爾貝格旅館去尋求安慰。9月14日傍晚，勞特爾與莫德爾及其參謀長克雷布斯將軍會晤。勞特爾告訴他們，他「確信盟軍即將在荷蘭南部投入空降部隊」，他覺得現在到了關鍵時刻。莫德爾和克雷布斯對此表示反對，莫德爾說精銳的空降部隊太「珍貴了，他們的訓練代價高昂」，不能隨意使用。莫德爾元帥預計，蒙哥馬利會從內佩爾特進攻荷蘭，但形勢並沒有緊急到足以說明投入空降部隊是順理成章的。還有，由於進攻部隊在南邊將被3條寬闊的河流相隔，因而他認為英軍是不可能向阿納姆發起進攻的，無論是奈梅亨還是阿納姆，距離英軍都太遠了。莫德爾繼續說道，除此之外，蒙哥馬利「從戰術上講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他絕不會把空降部隊投入魯莽的冒險」。 9月15日，一名犯人被送到了弗里德里希·基斯韋特（Friedrich Kieswetter）少校位於奧斯特貝克以西的德里貝亨（Driebergen）的指揮部。基斯韋特少校是德國國防軍荷蘭反間諜情報處的副處長，他對這名犯人知之甚多。關於他的情況有材料翔實的卷宗，28歲、反應有些遲鈍的克里斯蒂安·安東尼厄斯·林德曼斯（Christiaan Antonius Lindemans）由於身材如「金剛」般高大（身高1.9米，體重118公斤）而知名。他是在荷蘭—比利時邊境附近被一支巡邏隊抓住的，那是英軍戰線與德軍戰線之間的無人區。起初，身穿英軍作戰服的林德曼斯被當成了一名盟軍士兵，但在法爾肯斯瓦德附近的營部接受審問時，令審訊官驚訝的是他居然要求見赫爾曼·約瑟夫·吉斯克斯（Hermann Josef Giskes）中校——德國在荷蘭的反間諜頭子，還是基斯韋特的上司。在打了幾個電話以後，抓到林德曼斯的德軍甚至更加吃驚了，他們接到命令立即開車把這名犯人送到德里貝亨。林德曼斯自己卻若無其事。他的一些同胞以為他是名堅定的荷蘭地下抵抗組織成員，但德國人卻知道他的另外一重身份——間諜。「金剛」是一名雙重間諜。 林德曼斯於1943年叛變。當時他表示願意替吉斯克斯效力，作為交換條件，吉斯克斯要放了他的情婦和弟弟亨克，後者被蓋世太保當作地下抵抗組織成員逮捕了，據說正等著被處決。吉斯克斯欣然表示同意。從那以後林德曼斯就很賣力地為德國人效勞。他的變節造成了許多地下基層組織被滲透，眾多荷蘭與比利時的愛國者被逮捕和處決。儘管林德曼斯為人粗鄙，喜歡誇誇其談，喜怒無常還酗酒無度，對女人有著無法滿足的欲望，但到目前為止卻神奇地沒有暴露出來。無論如何，許多抵抗組織領導人認為他是一個會帶來威脅的危險人物。這與布魯塞爾的某些盟軍軍官不同，「金剛」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結果林德曼斯現在正為一名加拿大上尉負責的英軍某情報部門工作。 在吉斯克斯不在場的情況下，基斯韋特首次與林德曼斯單獨打交道。林德曼斯向辦公室里的每個人介紹說自己是「偉大的金剛」，但基斯韋特發現，這位身材高大的吹牛者令人厭惡。林德曼斯把他從盟軍那裡領受的最新任務告訴了基斯韋特：那名加拿大情報軍官派他來是要提醒艾恩德霍芬的抵抗組織領導人，不要再把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通過「逃生路線」送到比利時，因為英軍預定要從內佩爾特橋頭堡發起進攻，朝艾恩德霍芬推進，所以要把那些飛行員藏匿起來。林德曼斯花了5天時間穿過了戰線，所以能夠向基斯韋特介紹英軍集結的某些細節。他很乾脆地說道，進攻將在9月17日發動。 英軍行動在即，這算不上什麼新聞，就像所有人一樣，基斯韋特也估摸著進攻隨時都會發生。林德曼斯還告訴基斯韋特他聽說的另一件事情。他報告說英軍在發動地面進攻的同時，還計劃在艾恩德霍芬後側投入傘兵空降，配合地面部隊奪取該城。[4]對基斯韋特來說，這個消息根本就講不通。既然英國陸軍憑著自身的力量就能輕而易舉到達艾恩德霍芬，為什麼還要使用傘兵呢？也許是因為林德曼斯的情報看上去不現實，或者更大的可能是因為基斯韋特對「金剛」的反感，所以他告訴林德曼斯繼續執行其任務，然後返回英軍戰線。基斯韋特沒有立即採取行動，他不怎麼重視林德曼斯的情報，也就沒有將其直接通報給國防軍指揮機構，相反，他是通過黨衛隊保安處（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SS）呈遞上去的。他還口述了一份他與林德曼斯交談的簡要備忘錄給吉斯克斯，當時吉斯克斯因為另有任務而不在場。一直認為「金剛」很可靠的吉斯克斯直到9月17日下午才收到這份備忘錄。 [1] 埃斯科河（Escaut）是法語譯名，比利時人稱這條河為斯海爾德河。 [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比特里希被懷疑為戰犯，在監獄裡待了8年，1953年6月22日無罪獲釋。要找到武裝黨衛軍指揮官們是困難的，要採訪他們也是困難的，不過比特里希和他手下的軍官卻對我幫助極大，讓我弄清楚了迄今為止阿納姆戰役中的許多未知事件。比特里希想要我澄清他個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情。在英國人各種版本的敘述中，「我被描述為一名希望能當上指揮的音樂家，那些作者把我和我的兄弟混為一談了，我兄弟是格哈德·比特里希博士，他是一位極有才華的鋼琴家和指揮。」——原注 [3] 戰後，在安全的單人牢房裡，勞特爾對荷蘭審訊者承認：「當時我提心弔膽……不得不讓抵抗力量癱瘓。」1949年1月12日，荷蘭法庭判定他的罪名成立，其範圍廣泛，包括「迫害猶太人，流放居民讓其進行奴隸勞動，劫掠，沒收財產，非法逮捕，扣押……以及對無辜平民進行殺戮以報復其對占領當局的冒犯」。他於1949年3月25日被處決。——原注 [4] 戰後，一些英國報紙指責，正是由於林德曼斯準確描述了阿納姆是空降的主要目標，才使得德軍裝甲部隊在那裡等候，事實顯然並非如此。在艾森豪威爾和蒙哥馬利9月10日會面並決定進行「市場—花園」行動之前，比特里希的軍隊已經進入了陣地，林德曼斯不可能知道對阿納姆的進攻以及關於此次大規模行動的任何事情。而且，關於行動日期、空降場的部署等決定，盟軍是在林德曼斯離開布魯塞爾、越過德軍戰線很久後才做出的。第二個經常被重申的說法是，林德曼斯被帶到位於菲赫特的庫爾特·斯圖登特大將的指揮部進行審問，有人提出，斯圖登特大將這位空降專家正確地評估了這份報告，並發出了警報。斯圖登特斷然否認了這個說法。「一派胡言，」他告訴我，「我從未見過林德曼斯。實際上，我戰後才在戰俘營里第一次聽說整個事情。真相是在進攻發生之前，德軍指揮部里的任何人都一無所知。」在「市場—花園」行動開始後不久，懷疑便落在了林德曼斯身上，於是他被荷蘭人逮捕了。「金剛」這個十足的登徒子，一直到最後都名副其實。1946年7月，在對他進行審判的48小時之前，人們在一家監獄醫院裡發現林德曼斯失去了知覺，旁邊是一名監獄裡的護士。在一個古怪的「愛情契約」中，他們兩個人都服用了過量的安眠藥，最後林德曼斯死了，那個姑娘倖存了下來。——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