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雲·阿根廷螞蟻 · 煙雲
蕭天佑 譯
那是個對我來說絲毫也不重要的時期，我遷到這個城市安頓下來。安頓這個詞並不確切，因為我當時沒有任何安頓下來的欲望，我願意讓我周圍的一切都是臨時的，不安定的，只有這樣我才能在內心裡感到安定。那麼什麼是我內心的安定呢？其實，我也說不上來。因此，經過輾轉介紹，當這裡有人聘請我來當《淨化》雜誌的編輯時，我就接受了這個工作。
對於一個剛下火車的人，人們知道，城市只不過是一個車站，轉來轉去儘是一些越走越狹窄的街道，兩旁是車站的庫房，運輸代理人的庫房和咖啡館，載重卡車擦肩而過，噴著令人噁心的濃煙。他雙手交替著提行李，不一會兒便手酸臂痛，汗流浹背，襯衣緊緊貼在身上。這裡的一切都會使他感到煩躁。
我正是在一條這樣的街道里找到了符合我條件的帶家具的住房：在一棟樓房的大門門框兩邊，用線繩繫著兩排利用舊鞋盒做的出租房屋的廣告，雖然字寫得都不好，卻都貼著正式的印花票。我提著行李，不時地停下來換換手，看到那些出租房屋廣告便走了進去。這樓里每個樓門、每一層樓至少有兩家出租房屋。我在三門二樓門口停下，按了一下門鈴。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房間，光線有些暗，有扇門窗通向院子，須從院子裡經陽台進出，使它與這套房子的其他房間隔開。女主人瑪格麗蒂小姐耳聾，害怕小偷，平時總把鐵柵欄鎖上。房間裡沒有衛生間，廁所搭在陽台上；室內只有一個洗臉池子，有自來水，卻沒有熱水龍頭。這不是很適合我嗎？租金很適合我，是我可以承受的，多了我付不起，少的我又沒有找到。再說，這住房也是臨時的，我自己對這一點應該非常明確。
「好吧，我要了。」我回答瑪格麗蒂小姐說。可她以為我在問那房間冷不冷，用手指了指那裡的火爐。
房間我已看過了，現在只想放下行李出去走走。到達這裡後我很想洗個澡，可又懶得打開箱子找肥皂，僅把手伸到洗手池水龍頭下面沖了一下。
「噢，為什麼您沒告訴我呢？我這就去給您拿毛巾。」瑪格麗蒂小姐說罷，迅速跑回自己的房間，拿來熨得平平整整的毛巾掛在椅子背上。我覺得臉太髒了，又用水清爽了一下臉，再用毛巾搓了搓。這個動作使女主人終於明白了，我要下了這個房間。
「啊，您要了，您要了。好，您是不是要打開箱子換換衣服，您請便吧；這裡是衣架，請把您的大衣給我掛這邊。」
我沒讓她來脫我的外套，因為我想馬上出去。只是要設法告訴她，我需要一個書架：我有一箱書要運來，那是我在這動盪生活之中好不容易才收集起來的一些書籍。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對那聾子解釋清楚，最後她把我領到她房間裡一個小貨架前，那上面放著她的針線筐、紗線筒、需要修補的舊衣服和各種刺繡樣子。她答應我很快收拾出來，搬到我房間裡去，我這才出了門。
《淨化》雜誌是由某機構主辦的，我應該到那裡去報到後才知道我的任務是什麼。如果我再年輕幾歲，對生活抱有更大希望，那麼這項新的工作，這個新的城市，也許能使我感到興奮或滿意。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我看到的全是灰色，看到的是大家都在貧困中掙扎，我也在其中掙扎。不是說我已聽天由命了，不，我是樂在其中，因為這樣就證實了我的看法：生活就是如此。就說現在去找那單位吧，我寧願多走幾步，選擇那些又小又窄毫無名氣的街巷繞道走，也不願走那些兩旁都是商店、酒吧，櫥窗里擺得琳琅滿目的大道；我覺得走在那寬敞的街道上心裡不痛快，那裡看不到身邊行人疲憊不堪的樣子，看不到小飯館裡那擁擠不堪的場面，看不到那些破舊的小店鋪，聽不到窄小街道上特有的那種噪聲：有軌電車的行駛聲，小貨車的剎車聲，小作坊里電焊時發出的刺刺聲。我這樣做的原因是，外部世界那些破舊與貧困的樣子，可以使我的內心世界得到平衡。
可事與願違，要到達那個單位，必須穿過一段截然不同的富人區。這裡庭院綠樹成蔭，建築風格古色古香，街道寬敞，汽車分道行駛，既不堵塞也不喧鬧，車流量比那些小道上的還少。這裡的人行道挨著的不再是兩邊樓房的磚牆，而是各家各戶的鐵柵欄，透過鐵柵欄可以看到，那些裝飾別致的建築物四周環繞著低矮的植物籬笆、花圃和石子通道。面對這種不尋常的景色，我感到茫然，因為再也看不到可以幫助我辨認自己或是解讀未來的那些事物了（不是我迷信徵兆。一個神經質的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他看到的一切都可能成為一種徵兆）。
當我走進那個機構的大樓時，感到出乎意料，有點不知所措，因為那些大廳都是貴族式的，牆壁上鑲著玻璃鏡，掛著壁毯，牆邊擺著托架，大理石壁爐，柔軟的地毯（不過家具都是二十世紀的標準辦公家具，燈飾是現代化的霓虹燈管制作的）。總之，我現在為租下了那個又簡陋又陰暗的房間感到不安；當我被領進該協會主席科爾達工程師的辦公室，受到他熱情洋溢的接待，他仿佛把我看成與他的聲望和社會地位同等的人時（當然是指我對該協會雜誌《淨化》研討的問題具有同等的興趣和專長），我更加覺得拘束不安，無地自容。說心裡話，我認為《淨化》研討的問題，只不過是人為地提出來的一些問題，供人們茶餘飯後談談而已，我接受這個工作也不過像接受其他任何工作一樣，現在可好，不得不成為這個事業的一部分了（科爾達工程師已為之奮鬥了一生）。
他年紀約五十歲，但相貌年輕，留著黑鬍子。就是說，他就是那種雖然年過半百，長相卻很年輕，仍然留著黑鬍子的一代人，我和他們那代人從未打過交道。他的舉動，他的言談，他的外表（標準的灰色西服，潔白的襯衫），他的手勢（他講話時揮動著一隻手，手指間夾著香菸），他的一切都反映出他辦事精幹，思維敏捷，態度樂觀，沒有成見。他把《淨化》至今出的幾期都拿給我看，是他（社長）和印刷部的負責人阿萬德羅博士（科爾達工程師給我們做了介紹，阿萬德羅博士是那種說話跟念稿子一樣的人）共同收集的。《淨化》總共沒出幾期，篇幅也不大，看得出是由非專業人員編輯的。我根據自己對報刊編輯工作的了解，善意地（當然不是進行批評）對他們說明我希望對該雜誌進行哪些技術方面的改進。我講話的口氣也那麼實用、那麼自信，而且我高興地看到我和他們的意見不約而同。為什麼我要用「高興地」這個詞呢？因為我越是裝得精幹，越是裝得樂觀，思想深處越是想著那可憐的房間、黯然失色的街道、鏽蝕的欄杆和汗淋淋的衣服，越是覺得能夠坦然對待這一切。我仿佛在科爾達工程師和阿萬德羅博士面前變魔術，把他們那種技術工業效率變成一堆麵包渣，而他們毫無察覺。科爾達卻興奮地點著頭。
「好，我們說定了，您明天就著手進行改進，」科爾達對我說，「現在……」
他想讓我看看他們最近一次代表大會的文件。
「喏，」他把我領到一個陳列著各種油印文件副本的書架旁，對我說道，「您看看，看看這個，還有這個，這個您有了嗎？好，您數數，都有了嗎？」
他一邊說，一邊把那些油印的紙張拿到手裡。恰恰在這時我看見一股灰塵的雲從那些紙張上冉冉浮起，看清他在那上面留下的手印。科爾達彈彈拿在手裡的紙張，用嘴輕輕一吹，動作非常輕微，仿佛不願讓人發現那上面落了灰塵。他每取一份文件，都特別注意不讓手指碰到第一頁。但是，只要他的手指哪怕是手指甲輕輕挨上那第一頁，那上面薄薄一層灰色塵土上就會出現一條細細的白色痕跡。儘管他很小心，手指仍然被弄髒了，他似乎也察覺到了，把手指彎曲到手心裡繞著圈擦乾淨，結果把整個手掌也弄髒了。他下意識地把手放到灰色法蘭絨褲腿上並保持一段時間，然後才抬起來。我們兩人都這樣小心謹慎地傳遞和接過那些文件，好像那些紙張和蕁麻葉子一樣，摸著就會使人皮膚感到刺痛。儘管如此，大家都面帶笑容，高興地微笑著點頭說道：「啊，這次大會很有趣！大會的議題很好！」不過，我覺得科爾達工程師變得越來越急躁，越來越不能承受我的勝利的目光，我的勝利而絕望的目光，我感到絕望，因為這一切，正如我想像的那樣，不過是裝模作樣而已。
我輾轉反側不能入睡。這房間看起來很安靜，但夜間卻被一種後來我才弄清楚的噪聲困擾著：不時傳來一陣陣高音喇叭聲，仿佛要人們注意什麼但又聽不清楚。那時如果我已入睡，便會被那聲音吵醒，懵懂之中還以為自己睡在火車上呢。因為那聲音的音色和節奏，與火車站上昏昏欲睡的乘客聽到高音喇叭發出的聲音完全一樣。我側耳細聽，才聽清那聲音說的是：「兩份餃子，帶汁的……一份烤牛排……一份排骨肉……」
我這個房間的下面，是烏爾班諾·拉塔齊酒館的廚房，午夜後那裡也經常炒菜。服務員用對講器從櫃檯上向廚師傳達顧客們點的菜，顧客們的談話時而也有歌聲夾雜著，也從那個信息渠道穿了過來。那裡的菜味道不錯，價格略貴一點，經常去吃飯的人並不俗氣，很少聽見有人深夜發酒瘋，打翻桌椅或杯瓶什麼的。顧客們的歡樂聲傳到我的床前，仿佛穿過了一層雲霧，失去了原有的歡樂和色彩，變得模糊不清了。唯有那喇叭筒里傳來的低沉的鼻音依稀可辨：「一盤炸土豆條配菜……餃子好了嗎？」
烏爾班諾·拉塔齊酒館夜裡兩點半左右關門。服務員們個個掀起工作服的衣領禦寒，從廚房門那裡走進院子，聊著天離去。三點左右，一陣陣鐵桶撞擊的聲音從院子裡傳來，那是廚房裡的雜工往外拖沉重的空啤酒桶，側著拖或讓酒桶在地上滾，然後還要清洗；他們一定是計時工，幹活不慌不忙，漫不經心，一邊吹著口哨，一邊踢打著那些酒桶，一直折騰到五點。六點時拉啤酒的汽車來了，送來滿桶，運走空桶。這時候烏爾班諾·拉塔齊酒館裡傳來了清潔工幹活的聲音，她們已經開始清掃、擦地板，準備迎接新的一天。
各項勞作交替的間歇里，從瑪格麗蒂小姐黑暗的房間裡傳來陣陣對話聲，並夾雜著笑聲，那好像是同一個婦女的聲音偽裝的，時問時答。瑪格麗蒂小姐耳聾，區分不了自己是在默思呢，還是在大聲講話。不論是白天還是深夜，只要她沉溺於某種思想，回憶起愉快的或悲傷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開始自言自語，模仿各種人講話。幸虧她那種獨白都很簡練，讓別人聽不懂。不過，這倒使我覺得觸摸到她的隱私，心裡忐忑不安。
早晨我去廚房要點熱水刮鬍子時（敲門她聽不見，我必須進入她的視線中，讓她能意識到我的存在），常發現她對著鏡子微笑或做鬼臉，或者坐在椅子上，目視前方，自己給自己講故事。她一發現我，便裝模作樣對我說：「啊，我正在跟貓說話呢！」或者：「對不起，我沒看見您，我正做祈禱呢（她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但她並未發覺她的話被人偷聽了。
的確，她經常和貓講話，有時能講上幾個小時。有時我聽她站在窗戶旁不停地呼喚「咪咪，咪咪，我的小貓」，等候它玩夠了從陽台上或房頂上歸來。她的貓又瘦又小，像只無人餵養的野貓，毛色雖是黑的，但每次外出歸來，都成了一隻灰貓，仿佛這一帶的灰塵和煙塵全被吸到它身上了。它一看見我就逃，急忙躲到什麼家具下面，仿佛我打過它似的，其實我根本就不曾注意過它。我不在家時，它肯定到過我的房間，因為女主人放到我衣櫃大理石檯面上的白襯衫的衣領和前襟上總有它腳爪的痕跡。開始時我大聲咒罵，很快就不罵了，因為女主人聽不見，改為把那受難的襯衣拿給女主人過目。女主人看了很傷心，到處找貓要懲罰它，並向我解釋說：她上我房間送襯衣時，那小貓一定偷偷跟了進去；她出來時無意把小貓關在房間裡了，小貓從房門裡出不來，氣憤之餘跳上衣櫃弄髒衣服。
我只有三件襯衣，也許是因為我剛到這裡，要收拾辦公室，襯衣穿半天就髒了，不得不交給瑪格麗蒂小姐洗。洗好的襯衣給弄髒了，又沒有別的換，只好穿那衣領上有小貓足跡的襯衫上班。
有時在我的枕頭上也能發現它的足跡，這大概是因為女主人傍晚上我房間來給我撩起被角，它也跟了進來，被關在室內了。
那貓身上很髒，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你只要用手摸一下陽台欄杆，你手上就會沾上黑色的痕跡。每次我回到家裡用鑰匙開陽台欄杆和門窗上的四把鎖，然後伸手去開百葉窗、陽台門時，手都要被弄髒，進門時只得舉著開門的那隻手，以免弄髒別的東西。進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洗手池邊去洗手。
洗完手擦乾淨，我立刻就覺得舒服點，似乎剛才沒有用過那隻手似的，然後開始擺弄室內為數不多的東西。不過我應該聲明，瑪格麗蒂小姐房間打掃得很乾淨，天天都要清除灰塵，清除灰塵。可是當我有時候把手伸到她擦不到的地方（她身材矮小，胳膊短），那麼手上就會沾上一層塵土，只好立即回到洗手池邊洗乾淨。
最關鍵的問題是我的那些書。我把它們擺在那個貨架上。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書，我才覺得這裡是我的家。編輯工作並未占去我的全部時間，空閒時我喜歡待在家裡看看書。眾所周知，書籍最招灰塵；當我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書時，打開之前我總要用抹布把它好好擦擦，擦擦封面，擦擦書口，然後再拍打拍打，因為書上總有很多灰塵。最後再去洗洗手，躺到床上開始閱讀。儘管如此，翻書時我還是覺得手指上有薄薄一層灰塵，感到掃興，有時甚至破壞了我讀書的樂趣。我只好立即起身，走到洗手池旁再洗洗手。我不僅不會覺得手洗乾淨了，反而會覺得我的襯衣上、衣服上到處都沾上了灰塵。我本想重新開始看書，但現在手洗乾淨了，而我不願意再把它弄髒。於是我決定出去。
當然，出去的時候我也得像進來時那樣操作：先是鎖百葉窗和門，然後是鐵欄杆上的鎖，手上沾的灰塵比進屋時還多。有什麼辦法呢，只能帶著那雙髒手到辦公室去洗。一到辦公室，我就奔向衛生間洗手：那衛生間裡的手巾黑得不像樣子，用它擦手只能越擦越髒。
我在那家協會上班的最初幾天是用來收拾我的辦公桌。分配給我的那張台子上堆滿了雜物：紙張、信件、文件夾、舊報紙等。簡言之，一直到這個時候，凡是沒有固定收存地點的雜物，都堆在那張台子上。我的任務首先是把桌上那些東西清理掉，可是在清理過程中我發現，那裡面有些資料是我們雜誌需要的，有些則可能引起我們一定的興趣。於是我決定仔細看看那些東西。總之，我終於沒有從桌上拿走任何東西，而是增添了許多東西，但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努力保持著整齊。不言而喻，桌上原來的那些資料上都有一層塵土，因此新放上去的資料也被沾上了塵土。我珍惜自己好不容易才整理出來的東西，便告訴打掃衛生的女工不要隨意移動它們。這樣一來，有些東西尤其是文具、紙張、信封等，得不到清掃，天天落一層塵土，幾天下來就髒得像是舊的，誰也不願再用手觸摸它們了。
抽屜里也是如此！裡面儘是陳舊的、沾滿塵土的紙張，是這張台子幾十年經歷的證明：它所在的這個房間既做過公共事業的辦公室，也做過私營企業的辦公室。我坐在那張台子上不論幹什麼，過不了幾分鐘就覺得應該去洗洗手。
我的同事阿萬德羅博士的雙手，隨時都很清潔，而且護理得很好：十個手指的指甲修理得清清爽爽，平平整整，或尖或圓，形狀一模一樣。我曾這樣問過他：
「您不覺得在這裡待一會兒手就髒了嗎？」
「有可能，」阿萬德羅博士同情地回答說，「您也許摸到過不乾不淨的東西或紙張吧。我冒昧地奉勸您一句，在寫字檯上最好不要堆放任何東西。」
阿萬德羅博士的寫字檯，除了他當時正在辦的案卷和手中的圓珠筆，的確是什麼雜物也不放，乾淨明亮。
「這是個習慣問題，」他補充說道，「主席先生特別看重這個習慣。」
科爾達工程師對我也曾這麼說過：一個領導人不在自己的寫字檯上堆放東西，那是因為他遇到問題不等問題積壓下來便立即著手解決。可是科爾達幾乎從來不到辦公室來，偶爾來一次也只待一刻鐘：讓人呈上報表和統計數字看，或向秘書口授信函，簽署信件，或向下屬下達指示，交代任務，但他從不考慮各種任務的難易程度。
阿萬德羅博士則不同，他不論上午、下午都待在辦公室里，看上去工作很忙，但他一會兒叫速記員，一會兒叫打字員，任何文件在他寫字檯上停留的時間最多不超過十分鐘。他桌上那個乾淨樣子令我十分氣憤。我開始注意他，這才發現：如果有什麼文件在他桌上多停留一會，他就立刻把它們放到別的什麼地方去。有一次給我碰上了，他手持一些無用的信件向我的辦公桌走去（我去洗手，剛剛離開那裡），順手塞到我桌子上的一個文件夾下面，然後迅速從衣兜里掏出手帕擦擦手指，再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他那桌面上仍舊是只有一張印有該協會名稱的信紙和一支並排放著的圓珠筆。
我完全可以出其不意突然走進辦公室，讓他下不了台。但是我想，看見了，明白是怎麼回事，不就行了。
因為我是從陽台上進入我房間的，瑪格麗蒂小姐的這套房子的其餘部分對我來說還是一片未開發的地方。她獨自一人，有兩個朝向院內的房間出租，我這個房間和相鄰的另一個房間。那個房間的房客，聽說是幹警察的，我還從來沒見過，只是深夜或清晨聽見他歸來或離去時的沉重腳步聲。其他房間瑪格麗蒂小姐自己住著，大概住得很寬敞。
有時候我得叫她聽電話，因為她聽不見電話鈴響，常常由我接電話。她耳朵對著聽筒時，也能聽清對方講話。所以，和本教區社團的女友們打電話聊天，是她的一項娛樂。
「瑪格麗蒂小姐，電話！電話找您！」我這樣大聲叫她，用力敲打各房間的門，就是找不到她。我這才知道，她住的面積很大，有起居室、客廳、盥洗室，家裡有名貴的古老家具，有漂亮的燈罩、小擺投、字畫、雕塑、掛曆等；各個房間都收拾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地板上打了蠟，沙發上鋪著抽紗靠墊，一粒灰塵都沒有。
最後我終於在最裡邊的一個房間裡找到了她。她正在那裡專心致志地擦地板和家具，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睡衣，頭上包著一塊頭巾。我用猛烈的動作指了指電話那邊。那聾子迅速奔向電話機，抓起聽筒，開始進行一場馬拉松式的談話，此時講話的聲調與對貓講話時的聲調沒有絲毫不同。
我回到自己房間裡，看到洗手池上和燈罩上落的足有一指厚的塵土，一股怒火油然而生：那女人，把全天的時間都用來把自己的房間保持得像鏡子一樣亮，可對待我這個房間，竟不願用抹布抹一下。我決心找她給她點顏色看。等我在廚房裡找到她時，看見那廚房比我的房間還要髒，一張舊飯桌漆面脫落，油污斑斑，櫃櫥里的玻璃杯沒有一點光彩，牆壁上的瓷磚已翹起或燻黑，看到這種情形，我已無話可說了。因為我知道，這套房子裡只有廚房才是那女人真正生活的地方，其他房間，儘管她十分珍惜，不斷打掃、上蠟，只不過是一種藝術品，她在那裡保留著她對美好的憧憬：為了使那些房間能保持完美的形象，她甘願不在那裡居住，從不像主人一般而僅僅是像用人一般走進那些房間；打掃之餘的其他時間，她都待在油污和灰塵之中。
《淨化》雜誌是一份半月刊，副標題是「淨化空氣中的煙霧、化學散發物和燃燒排放物」，是EPAUCI即「工業城市大氣淨化協會」的機關刊物。EPAUCI與其他國家的兄弟協會聯繫密切，定期收到它們的簡報和刊物，經常舉行國際會議，討論日益嚴重的煙塵問題和其他問題。
我從前從未研究過這類問題，但我知道編輯專業報刊雜誌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困難。多看同類外國報刊雜誌，把某些文章翻譯過來，再訂一份文摘報和一份簡報，差不多就算齊了；然後再找兩三個懂行的技術人員合作，讓他們定期發表些小文章；至於協會本身，只要它想開展工作，它總會有些公報呀、日程呀這一類的東西要發表，要用黑體發表這些東西；還會有人要求把他們的專利介紹當做文章給予發表。開代表大會時，你至少可以出一輯專刊；如再剩一些發言和報告，以後哪期稿件不夠時，你再陸續慢慢地發。
按說社論應該由協會主席來寫，可是科爾達工程師好像很忙（他擔任許多工廠的執行董事，只能抽些零碎時間從事協會的工作），便讓我起草，按照他向我講述清楚並一再強調的觀念起草。我寫好後，等他下次再來時拿給他看。他經常要去外地出差，因為他那些工廠分布在全國各地。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所擔任的職務中，EPAUCI協會主席雖說是個榮譽性職務，卻令他最為滿意。「因為，」他解釋說，「這是為自己的理想而戰鬥。」
我寫社論卻不是為了理想，也不想有那種理想；我不過是想替他寫篇文章，讓他高興高興，為了保住自己這個工作。這個工作比起我可能找到的其他工作，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我了解科爾達的論點（「假如大家都以我們為榜樣，大氣層的空氣今天就可以得到淨化……」），熟悉他喜好的表達方式（「不言而喻，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是講究實際的人……」），可以按照他的要求一字不差地寫出來。不這樣寫該怎麼寫呢？難道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寫出來？不，我敢擔保，按照科爾達工程師的意思寫出來的文章一定非常漂亮，對工業界和管理部門充滿樂觀主義的態度。按照科爾達的意願寫這篇社論並不難，只要變換一下我的心態，讓我自己反對自己，就能具備寫這篇社論必不可少的那種熱情。
「我們現在處於解決飛塵問題的前夕，」我提筆寫道，「這將加速空氣污染問題的最終解決，」我已經看到科爾達工程師的臉上露出笑容。「私人企業對解決這一問題的技術作出的貢獻，必將得到一向關心這一問題的政府部門的充分理解……」科爾達工程師讀到這裡一定會拿出筆標出這句話來。
我把這段話念給阿萬德羅博士聽。他把那雙精心護理的手放在寫字檯中央那張白紙上，面無表情卻非常客氣地望著我。
「怎麼？不行？」我問道。
「行，行！」他急忙回答說。
「您聽文章這樣結束：『我們不能同意那些有關工業文明的災難性預言，我們要再次申明，自由發展工業與保持人類機體所必需的健康環境並無矛盾，現在如此，過去也是如此。』」我不時望望阿萬德羅，他始終低頭望著寫字檯中央那張白紙。「『在我們工廠煙筒的煙塵，和我國無與倫比的藍色天空綠色植被之間……』喏，您認為怎麼樣？」
阿萬德羅緊閉雙唇驚訝地望著我，沉默片刻說道：
「喏，您的文章表述得很好，我們協會的目的，對，協會的目的，實質就是，盡一切努力爭取……」
「嗯……」我若有所思地嘟噥了一下。說實在的，我本想從這個言談委婉的同事那裡得到一句不怎麼轉彎抹角的贊同。
兩天後科爾達工程師來了，我把那篇文章交給他。他當著我的面認真閱讀了那篇文章，讀到結尾時把那幾頁紙又按順序放好，仿佛還要重讀一遍似的，不料他卻開口說道：
「好。」他思索片刻接著說，「好。」他又停頓一下說道：「您很年輕。」我不同意他這個說法，但不打算反駁他。「不，這不是對您的批評，請允許我講下去。您年輕，看得遠，有信心。但是，請您原諒，目前形勢很嚴峻，對，比您的文章使人預見的要嚴峻得多。讓我們以公民的身份來談談這個問題吧：大城市空氣污染非常嚴重，我們有各種分析，形勢非常嚴峻。正因為嚴峻，我們才來設法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能解決大城市的污染問題，那麼我們那些小城市最終也將被煙塵吞沒。」
他說著站起身來，在室內踱來踱去。
「我們不願掩飾困難，我們為環境而擔憂，我們不像那些不關心環境的人，更不像那些從中作梗的人。」
他走到我跟前停下來，壓低聲音說道：
「您還年輕，也許您會以為別人都同意我們的觀點。其實不然，同意我們觀點的人很少。我們在兩面都受到攻擊，是的，在兩面受到攻擊。但是我們決不屈服。我們大聲疾呼。我們行動。我們解決問題。我希望在您的文章中聽到更多這種東西，您明白嗎？」
我完全明白。我知道應如何模仿與我自己的意見截然相反的意見，將這篇文章修改得完美無缺，三天之後再將修改後的文章交給科爾達工程師。於是我從頭至尾進行了改寫，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勾畫出一幅陰暗的畫面，說明歐洲煙塵污染問題多麼嚴重，然後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我們這座城市的光輝形象，與其形成鮮明對照：我們這裡天空晴朗，空氣新鮮，這與我們的生產企業配置合理不無關係……，等等，等等。
為了更好地集中思想，我留在家裡躺在床上寫這篇文章。一束陽光從天井裡斜射過來，穿過玻璃窗照進我房間，光束通過之處可見室內空氣中億萬個觸摸不到的灰塵微粒在飛揚。床罩上大概已經落上了這些塵粒，恐怕要不了多少時間也會落上厚厚一層，床罩也會變得黑糊糊的，像百葉窗的橫板或陽台的鐵欄杆。
我把這一稿交給阿萬德羅博士讀後，他似乎很喜歡，對我說道：
「您一定是按照科爾達主席的意見，將我們這裡的形勢與其他城市的形勢進行了對比，您寫得很好。」
「不，科爾達工程師沒有對我這樣講過，是我自己想到的。」我略帶生氣地回答，他不該把我看得沒有一點主見啊。
科爾達工程師對這一稿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他把打字稿往桌上一攤，搖搖頭說道：
「我沒有說清楚，沒有說清楚。」
他首先向我介紹了這個城市工業生產的情況，如每天燒多少煤，多少柴油，有多少汽車在行駛等，然後談到這裡的氣象問題，最後將我們在這兩方面的情況與歐洲北方的各個大城市做了個比較。
「您知道，我們是個大工業城市，煙霧在我們這裡同樣存在，我們這裡的煙霧不比其他地方少，所以我們不能像我國的其他城市試圖認為的那樣，說我們這裡的問題沒有他們那裡嚴重。這一點您在文章中可以而且應該寫得非常明確！我們是大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同時我們又是為扭轉這種局面付出最多的一個城市！您明白嗎，『同時』？」
我明白了。同時我也明白了，我與科爾達工程師之間永遠也不會達到相互理解。那些燻黑了的房子，那些昏暗的玻璃窗戶，那些髒得不能依扶的窗台，那裡面居民的別人看不到的面孔，還有天空中這層籠罩著一切、使人們看不清一切、使一切失去其原有形狀和價值的煙霧，隨著秋天來臨總不能再解釋成氣候潮濕所致吧，所有這一切對我來說體現了民眾的貧困，對他那樣的人來說卻象徵著財富、地位和權力，象徵著危險、毀滅和悲劇，仿佛他們置身其中猶如頂天立地的英雄。
我第三次修改那篇文章。第三稿他終於通過了，不過他認為文章結尾有點可笑（「我們面對著一個對於人類社會的命運來說是可怕的問題。我們將解決它嗎？」）。
「是不是有點顯得太猶疑了？」他問道，「是不是會讓人喪失信心？」
最簡單的辦法是去掉問號，改成「我們將解決它」，也不用加驚嘆號，顯得既有信心又態度溫和。
「這是不是太溫和了點？像不像官樣文章？」
最好將這句話重複一遍，一句帶問號，一句不帶問號，寫成：「我們將解決它嗎？我們將解決它。」
這是不是要把問題的解決推到一個無限的將來呢？於是，我們把兩個動詞改為現在時：「我們解決它嗎？我們解決它。」
寫文章就是如此：先是改個標點符號，接著不得不改個字，然後又要改變一下句子結構，最後整篇文章面目全非。我們一起商討了半個小時。最後我建議說，問句與回答中的動詞不必採用同一個時態，寫成：「我們將解決它嗎？我們正在解決它。」科爾達工程師聽了十分滿意，從那以後他對我的能力再也沒懷疑過。
有天夜裡我被電話鈴吵醒。那是外地打來的長途電話。我打開燈，差不多三點，在我下決心起床，衝進走廊，在黑暗中抓起聽筒之前，甚至是在夢中的第一下驚跳之前，我就已經知道那是克勞迪婭。
她的聲音從聽筒里噴出來，像是從另一個星球上傳來的。我睡眼惺忪，仿佛看到一團耀眼的火星，其實那是她的不可阻擋的聲音在迴蕩，是她通常講話時夾雜在自己所說的每件事中的那種戲劇性的激情，通過電話傳到瑪格麗蒂小姐家的過道的深處，傳到我的耳朵里。我這時意識到自己從來不曾懷疑過克勞迪婭早晚會找到我，可以說這些天來我一直在等待這一時刻。
她絲毫也沒有想要問我這些日子都幹了些什麼，怎麼跑到這裡來了，甚至沒有告訴我她怎麼又找到了我的蹤跡。她有許多事情要告訴我，但她的事情都是些極瑣碎甚至通常是平庸的事，就和平常的事情一樣，並且都是發生在一些對我曾是未知和不可實現的環境中的。
「我需要你，快點，立即。乘第一趟火車來……」
「我……我在這裡有工作……在……」
「噢，你也許能見到爵士吧……告訴他……」
「我見不到他，我只不過是個……」
「親愛的，你會立即上我這裡來的，對嗎？」
我怎麼回答她呢？告訴她我住的這個地方到處都是塵土？百葉窗上有一層灰塵，我的襯衣領子上有貓的足跡？告訴她這對我來說是唯一可能的世界，是這個世界的唯一可能的世界，而她的那個世界僅僅用一個世界的幻象，能使我覺得存在嗎？她是不會聽我這麼說的，她已太習慣於居高臨下看待一切，而我的生活交織在其中並且處之自然的那種種狀況是她根本注意不到的。她和我的一切關係難道不正是她這種傲慢態度的產物嗎？這使她無法看清，我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地方的編輯，既無前途又無野心。正因為如此，她繼續把我當做她的同類看待，仿佛我也屬於上流社會，是個富翁，是個藝術家，是她習慣與之交往的人。其實，有年夏天我在那種場合被人介紹給她，純屬偶然，就好像在海邊浴場上經常發生的那樣。她不願弄清事實真相，因為那就等於承認她自己錯了。她繼續賦予我我根本就不具備的品質、權威和愛好。我究竟是什麼人，這對她來說其實是個細枝末節的問題，而她在這種小問題上從來不承認自己有錯誤。
現在她講話的聲音漸漸溫和下來，變得很溫柔。這是我期待的時刻（雖然我自己並不承認），因為只有在這相互傾吐愛慕之情的時刻，所有那些使我們有差異的東西才會消逝，我們重新發現自己僅僅是我們兩個人，誰究竟是什麼毫不重要。我們剛剛交換了兩句愛慕的話，我身後那扇玻璃門外的電燈就打開了，傳來一陣低沉的咳嗽聲。那是我那當警察的鄰居，他就住在電話機旁邊的房間裡。我立即壓低講話聲，重新開始被打斷的話，因為我知道別人能聽見，愛慕的話語也不能講了，結果我的話既聽不清也失去了情感色彩。那盞燈終於熄滅了，電話線那頭傳來了一陣陣抗議：
「你在說什麼呀？大點聲！這就是你要對我說的話嗎？」
「不，還有……」
「什麼？誰在你那邊？」
「沒別人。你知道現在夜深了，會把別人吵醒的……」
這不是她想得到的解答，她生氣了。她想知道我的反應，聽到我的激情，聽見能把我們之間的距離燒光的東西。可是我的回答謹慎小心，儘是抱歉和安慰的話。
「別這樣，克勞迪婭，別這樣，我向你保證，我求求你，克勞迪婭，我……」
鄰居警察房間裡燈又亮了，我把嘴唇緊緊貼到話筒上，愛情的言語變成一陣鳥叫聲。
院子裡清潔工們正在搬運啤酒桶。瑪格麗蒂小姐的房間裡傳來陣陣低語，時而夾雜著笑聲，仿佛有人來訪。鄰居警察用南方話大聲罵了一句。我光著腳站在走廊的瓷磚上，克勞迪婭在電話線那頭髮出的熱情言詞向我伸出了手，而我在努力用自己斷斷續續的話迎著她奔跑。每當我們要在我們之間架起一座橋樑時，我們的努力和愛慕的表示均在各種衝擊之下被瓦解、被粉碎。
自那以後電話鈴在白天和夜裡的各個時間響過，克勞迪婭的黃褐色的斑斕的聲音像頭豹一樣衝進走廊，它不知自己已落入陷阱，縱身一跳又逃了出去，卻什麼也沒察覺。見她攙入這骯髒的、令人失望的環境之中，我的心情錯綜複雜，是困惑，是愛戀，是高興，還是殘忍？我說不清楚。烏爾班諾·拉塔齊酒館對講機的喇叭里傳來聲音說「一盤水餃」，瑪格麗蒂小姐的洗碗池裡堆積著骯髒的盤子，在這種環境之中我仿佛看見她的形象也沾染上了塵土。不，不會的，她的聲音一塵不染，沿著電線逃走了，她對這裡的情況仍一無所知。我呢，每次打完電話都感到孤獨和空虛。
有時候克勞迪婭很開心，無憂無慮，笑聲不絕，說些毫不連貫的東西，使我糊塗，最後我也給她逗得開心地笑了。不過這時候，院裡的噪聲和屋裡的塵土更加令我擔憂，仿佛它們會妨礙我的另一種生活。有時候克勞迪婭急於想知道，我住的這地方什麼樣，我怎麼編輯《淨化》雜誌。我已無法擺脫她了，時時盼望著她打電話來，最好是夜間打來把我驚醒。恰恰這時候出人意料地傳來她的聲音，她那麼高興，那麼溫柔，仿佛已經忘卻了上次打電話時的不快；我呢，我還沒有反應過來，不記得自己身處何方。
「你說什麼？從陶爾米納[2]給我打電話？」
「對，我和幾個朋友一起在這裡，這裡真漂亮，你趕快乘飛機來吧！」
克勞迪婭每次打電話來，都是從一個新城市，也許她因為心情煩躁至極或高興至極，總是要求我立即趕到她那裡去，與她分擔憂愁或分享幸福。我每次都要對她解釋為什麼我不能立即趕去，可她從來不讓我把話說完，接過話茬繼續講下去，通常是嚴厲地指責我一番，有時也出人意料地誇獎我一下，讚揚我無意之中講出的某一句話讓她感到寬慰，令她崇拜。
當話務員或夜班值班員提醒我們說「必須中斷通話」時，克勞迪婭總要補上一句說：「那麼，你幾點到？」仿佛我們已經達成了協議似的，我只好支吾其詞，把一切都推到下次我給她打電話或她給我打電話時再說。我相信克勞迪婭會立即改變她的計劃，請我立即前往的邀請還會在不同場合提出來，但我若每次推遲行期，她都能找到合適的解釋。其實我內心裡仍有一絲後悔，我並不是絕對不能離開，我可以找個藉口預支下月工資，請三四天假呀；我反覆考慮，感到內疚。
瑪格麗蒂小姐什麼也沒聽見。她即使路過走廊看見我在打電話，也只是點點頭跟我打個招呼，一點沒看出我的心情有多麼激動。那個鄰居卻不然，即使他待在房間裡，也什麼都能聽見，我不得不對我的任何感情流露進行防範，避開他那銳利的嗅覺。幸好他幾乎不待在家裡，我打電話時可以放任自流，無拘無束，只要克勞迪婭高興，我們就可以進行灼熱的對話，那時我們每一句話都充滿激情和親密，能在內心裡引發快感。有時那警察鄰居躲在門後偷聽，雖然她完全放開了，我卻受到約束，只能用簡單的言詞回答她那熱情奔放或脈脈含情的表白；有一次我確實看見他滿臉黑鬍子，探頭窺視我。他身材矮小，換個地方決不會引起我注意。但是，在這裡，在這窮苦的人們居住的房子裡，又是深夜，我打長途電話談情說愛，他則剛剛下班回來，我們都身穿睡衣，在這種情況下相見，彼此決不會懷有好感。
克勞迪婭講話時常常提到一些名人，都是她交往的人。我呢，首先，我不認識那些名人；其次，我也不願那些名人吸引我的注意力。所以，我不得不答話時，總是避免提到他們的名字，兜著圈子說話，克勞迪婭不明白我為什麼這樣做，跟我發火。關於政治問題，我一向躲得遠遠的，因為我這個人不願拋頭露面。現在來到這個半官方的機構任職，我自己給自己定了一條規矩：既不過問這一派的事，也不過問那一派的事。克勞迪婭也不知怎麼了，有天晚上問起我對一些議員的看法。那時那個警察正在門後偷聽，我卻須要立即給克勞迪婭一個答覆，於是說道：
「第一個嘛，你說的那第一個……」
「誰？你在說誰？」
「那個，對，比較胖的，不，不，個子比較矮的……」
總之，我愛克勞迪婭。但是，我很不幸。她怎麼才能理解我的不幸呢？有人命中注定要過平庸的生活，默默無聞，因為他們經歷了痛苦或不幸；有人卻故意這樣做，那是因為他們得到的幸福超過了他們的承受能力。
我在一些供應套餐的餐館吃飯。這座城市的套餐館都是來自托斯卡納的人經營的，他們相互都有親戚關係，而且那裡的女服務員都來自一個名叫阿爾托帕世奧的地方。她們在這裡度過自己的青年時代，心裡卻惦記著阿爾托帕世奧，與本地人從不交往，傍晚出去散步，從不遠行，還要找在這裡餐館廚房或機械廠工作的來自阿爾托帕世奧的小伙子做伴。他們通常都離餐館很近，仿佛餐館就是他們家鄉的近郊村鎮。她們專找這些小伙子結婚，婚後有的回阿爾托帕世奧去，有的繼續留在這裡，在他們的親戚或同鄉開的餐館裡做工，省吃儉用，盼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開個餐館。
在這些餐館裡用餐的顧客也可想而知，除了每天過往的客人外，固定的顧客就是那些單身職工、學生或軍人，多數是男的，也有少數女的。這些顧客來這裡用幾次餐就相互熟悉了，吃飯時不論是否坐同一張桌，都相互熱情交談。有的人開始時並不相識，但後來則養成了在一起吃飯的習慣。
顧客們也經常和那些阿爾托帕世奧的女服務員開玩笑，當然都是善意的玩笑，問她們有對象沒有，或說上幾句俏皮話。實在沒什麼好談的時候，就打開電視機，評論起近期常看見的這個或那個演員來，說這個討人喜歡，那個不討人喜歡。
我從不參與他們的談話，除了點菜，什麼話也不說。就是點菜也老是這兩句：奶油麵條，煮肉配青菜。因為我正控制飲食呢。對那些年輕姑娘，雖然我早已知道她們叫什麼名字，但從不稱呼她們的名字，堅持稱呼她們「小姐」，以免和她們過於親近。這個餐館我不常來，可以說是個偶然的顧客。今後我也許會天天來，也許能堅持許多時間，但我希望自己像個過路客，今天在這裡，明天也許就到那裡，否則我心裡就會感到不安。
我並不是厭惡這裡的人。不，這裡不論是工作人員還是顧客都是好人，都很討人喜歡，那種親切的氣氛更令我陶醉。如果沒有那種氣氛，我也許會覺得缺少點什麼。但是，我寧願旁觀，不願參與。我避免和其他顧客交談，避免和他們打招呼，因為結識一個人很簡單，但結識以後卻需要保持相識關係。比如，有人隨便問了句：「今天晚上演什麼？」然後就和別人一起去看電視或看電影；從那以後他經常要和一些毫不相干的人結伴而行，向他們講述自己的事情，或聽他們講述他們的事情。
我儘量找空著的桌子坐，攤開上午或下午的報紙（我上班的路上買份報紙，瀏覽一下標題，然後等吃飯的時候再好好看），開始從頭到尾認真閱讀。如果找不到空閒桌子，不得不和別人坐一張桌子時，那張報紙對我就更加重要了：我埋頭看報，誰也不會來打攪我。不過我盡力找個空桌子一個人坐，研究儘量推遲吃飯時間的辦法，等大批的人吃完飯走後再去。
晚到的缺點是桌子上有麵包渣。常常是前面的顧客剛剛起身，我就坐過去，桌面上儘是麵包渣。這時我儘量不把目光投向桌面，等服務員來把髒杯子和盤子收走，擦乾檯布，撤去髒罩布，在上面再鋪上一塊乾淨的罩布。有時這道工序進行得很倉促，檯布和罩布之間仍然留有麵包渣，我心裡非常不高興。
去吃午飯，最好是留意這樣的時刻，服務員認為不會再有顧客來了，開始認真清掃餐桌，為晚飯做準備；然後整整一家人，也就是老闆、服務員、廚師和清潔工，一起收拾一張台子坐下來準備吃飯。這時候我走進餐館說：「噢，我是不是來得太晚了，還有東西吃嗎？」
「怎麼能沒有呢？請坐，您隨意坐哪裡！麗莎，快侍候這位先生。」
我挑選一張乾淨而漂亮的桌子坐下，立即有個廚師下廚房去給我備菜。我打開報紙閱讀，然後慢慢用餐，聽他們邊吃飯邊說笑，講述阿爾托帕世奧的地方故事。吃完每道菜我都要等一刻鐘，因為那些小姑娘都坐在那裡吃飯、說笑。等得不耐煩時我便催問：「小姐，水果……」他們回答說：「好了，安娜你快去！喂，麗莎！」我對這種辦法非常滿意。
我吃過飯，讀完報紙，把報紙一卷握在手裡，走出飯館回家；爬上樓梯，進入房間，把報紙往床上一丟就去洗手。瑪格麗蒂小姐窺視我什麼時候回來，什麼時候再出去，等我一出門她便來拿報紙看。她不好意思找我要報紙看，所以悄悄來拿，在我回來之前再悄悄放回我的床上。她好像有點害羞，怕人笑話她淺薄，因為她就看一種消息：訃告。
有一次我進門時正好碰著她手裡拿著報紙，她非常羞愧，覺得有必要加以解釋：
「對不起，有時我來拿報紙看看死人的消息，您知道，那些死人中有些是我的老相識……」
我已習慣晚點吃飯。有時看電影晚了，走出電影院腦子昏沉沉的，站在霓虹燈下更覺得周圍一片昏暗，天空一層煙霧吞噬了這座城市的景色。我看看時間，心想那些小餐館可能已經關門了，已是過了我平時吃飯的鐘點，再說我也來不及趕到那裡去了。於是，我決定到烏爾班諾·拉塔齊酒館，就是我房間下面的那家酒館，去隨便吃點東西。
從街上走進酒館，不僅光線由暗到亮反差很大，而且世界仿佛也變了個模樣：酒館外面行人稀少，沒有光彩，一切都模糊不清；酒館裡面則櫃檯表面光亮照人，切片機上的生火腿紅白相間，服務員的綠色服裝鮮艷奪目，金色的啤酒閃閃發光。這裡顧客滿堂，一切東西有形有色，清晰可辨。我走在街上遇到的行人，既看不清他們的體形也看不清他們的面孔，他們仿佛都是幽靈，我也是一個幽靈；來到這裡我才看清那麼多陌生的面孔，有男人的面孔，也有女人的面孔，如花似玉，各不相同。開始時我還幻想自己能保持一個幽靈的形象，但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也和他們一樣形色具備，我的形象映照在鏡子裡，可以清楚看見早晨刮過的鬍鬚又長了出來，我就是想躲也躲不開呀。這裡的菸民吞雲吐霧，濃濃的煙霧頂著天花板在室內瀰漫，但它仿佛自成一體，仿佛是道配菜，既不影響也不改變其他事物的本質。
櫃檯附近人群擁擠，我用力擠過去，時而回頭望望大廳。大廳里每張桌子上都笑語不斷。一旦有人站起來，我便坐到他那張椅子上，並設法引起服務員的注意，讓他給我擺上托盤，杯墊，一紮啤酒和菜單。可在這個烏爾班諾·拉塔齊酒館裡，我每天夜晚為之不能入睡，已熟悉了它的作息時間、工作節奏和嘈雜聲音的酒館裡，我費盡心機卻不能讓服務員聽到我的聲音。
「喂，請來一盤奶油土豆圓子。」我說道。
服務員終於聽見了我的聲音，並對著對講器一字一字地說道：
「一份奶油土豆圓子！」
這使我想到揚聲器把這句話傳到廚房裡會變成什麼樣子，也使我仿佛既趴在酒館的櫃檯上同時又躺在自己房間的床上。我努力區分周圍又吃又喝歡快談笑的聲音和刀叉杯盤相互碰撞的聲音，企圖找出我每天夜晚聽到的那種噪聲。
在世界的這個角落裡，線條明朗和色彩鮮艷的背面究竟是什麼呢，我漸漸意識到了，而且我就是它們的背面的一員。也許燈光明亮、一目了然的這一面就是背面，事物真正重要的一面恰恰是處於陰暗之中的那一面。烏爾班諾·拉塔齊酒館之所以存在，不就是因為在黑暗中可以聽見它那變形了的聲音「一份奶油圓子」？聽到啤酒桶相互撞擊的聲音嗎？不就是因為陰暗的街道被霓虹燈的燈光打破，昏暗的玻璃窗戶後面躲著看不清面孔的人嗎？
一天早晨，克勞迪婭的電話吵醒了我。這不是長途電話：她已經來到這座城市，就在火車站。她剛下臥鋪車廂，發現丟了一個箱子，就打電話給我。
我趕到火車站時，她正滿臉笑容地領著一隊搬運工往車站外邊走，幾分鐘前給我打電話時的焦急心情已經一掃而光。她長得漂亮，穿著考究，我每次見到她時，都覺得她光彩照人，不同尋常。她突然對我說，她對這個城市產生了興趣，還誇獎我搬到這裡來住。雖然這天天氣陰暗，她卻說這裡光線好，街道上的色調也好。
她在一家大賓館訂了房間。我走進那家賓館的大廳，詢問服務台，打電話通知她，乘電梯上樓，處處感到拘束，感到不自在。由於某種工作上的關係，克勞迪婭到這裡來住幾天，也許她就是為了來看我，我很感激她，但這同時也使我窘迫不堪。因為這使我清楚地看到，我與她的生活方式之間存在著多大的差異。
然而那天上午我還對付得不錯，還抽空去了趟辦公室，提前支取了部分薪金，以應付這突如其來的花費。問題是領她上哪裡去吃飯，因為我不熟悉這裡的高檔餐廳和風味餐廳。作為第一項活動，我想最好還是帶她到山上去轉轉。
我叫了輛出租汽車。現在我才發現，這裡的居民，工資達到一定水平的，都有自己的汽車（甚至我的同事阿萬德羅博士也有自己的車），我卻沒有車，不過我也不會開車。我自己對生活是一無所求，但是現在面對著克勞迪婭，我卻感到羞愧。克勞迪婭呢，她卻坦然處之，她說，我手上要是有輛車，那簡直是個災難。她一點不顧及我的情面，一向貶低我的生活能力，仿佛她對我的看法很有根據。究竟她有什麼根據，我也搞不清。
言歸正傳吧！我們叫了輛出租汽車：那汽車破破爛爛，司機還是個老頭。我盡力開著玩笑，想使這些與我們毫不相干的事情變成笑料，一笑了之，因為我生活中這類事情太多了；克勞迪婭卻不能容忍那破車，仿佛這種事情不應該讓她碰上。在這種情況下，我真不知道是應該藐視我的命運呢，還是聽天由命。
我們沿著城東綠色的山坡向山上爬。天空漸漸晴朗了，秋季的金色陽光灑滿大地，田野的顏色也趨向金黃色。我在汽車裡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擁抱了一下克勞迪婭，因為她的到來喚醒了我對她的愛，也因為車窗外面道路兩旁閃閃而過的綠色與金黃色的景象打開我的心扉（為了擁抱她，我摘下了眼鏡）。
帶她去吃飯以前，我讓司機拉我們去山頂能看見全景的地方。我們下了車。克勞迪婭頭戴一頂黑色大帽子，自轉一周，讓風吹開她的裙子，我則左右跟隨著她，指給她看遠處阿爾卑斯山白雪覆蓋的山峰（我隨便說出各山峰的名字，因為我也分不清哪個山峰是哪個名字）和近處波浪起伏的山脊、丘陵、村莊、道路和河流，指給她看山下這座城市，灰暗的和明亮的建築物鱗次櫛比顯得非常渺小。我心裡充滿了世界廣闊的感覺，不知是因為克勞迪婭戴的那頂帽子和她那隨風飄蕩的裙子，還是因為眼前這片景色。秋天了，這裡天空還算秋高氣爽，不過仍有一些面積不等、形狀各異的凝聚物：山腳下凝集著一塊塊濃霧，河流上籠罩著一股股潮氣，天空中飄蕩著一縷縷散雲。我們倚著欄杆。我摟著她的腰，面對這千姿百態的自然景觀，頓時覺得自己的地理和氣象詞彙十分貧乏。她呢，感慨萬分，隨時在用深情的言詞表達自己的各種感受，但她說出來的話並非描述眼前的景色。恰恰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了那個東西，一把抓住克勞迪婭的手腕並用力攥著說道：
「你看！往下面看！」
「看什麼呀？」
「那下面！看！在動的！」
「那是什麼？你看到了什麼？」
怎麼對她解釋呢？那東西和雲霧差別不大。空氣中的潮氣遇到冷空氣帶便開始凝結，凝結的方式不同會產生不同的顏色，呈灰色、藍色、白色或黑色。那東西說不清是什麼顏色，像咖啡的顏色，又像瀝青的顏色；更確切地說，那東西一會兒邊上呈這種顏色，一會兒中間呈這種顏色，就像有塊髒東西不僅把它弄髒，而且同時在改變它的濃度（在這一點上它和其他雲層也不一樣）。它比重很大，離地面不高，在斑駁陸離的城市上空慢慢飄蕩，一會兒吞噬了城市的這一片，一會兒吐出了城市的那一片，在它所經過的地方總會留下一片污濁的痕跡。
「煙雲！」我對克勞迪婭大喊道，「你看見了嗎？那就是一片煙雲！」
她根本沒有聽我說話，正全神貫注地想著剛才看見在飛的某樣東西，那是一群鳥。我繼續望著那片煙雲。這是我第一次置身於煙雲之外看這片煙雲。它曾每時每刻籠罩著我，我生活在它之中，它也生活在我的心中。我知道，在周圍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之中，就是煙雲令我擔憂。
晚上我把克勞迪婭領到烏爾班諾·拉塔齊酒館吃晚飯，因為除了這種套餐館外，我不認識任何別的餐館。另外我也擔心別的地方價格太貴。帶著克勞迪婭這樣的小姐進烏爾班諾·拉塔齊這種酒館，簡直是另一種感受：身穿綠色工作服的服務員，個個受寵若驚，給我們挑了一張最好的桌子，把特色菜用小車推到我們跟前來讓我們挑選。我儘量表現出騎士的風度，但同時也覺得他們已認出我是住在樓上的房客，是到這裡來站在櫃檯邊吃快餐的顧客。這種心理使我言談舉止平淡無味且滑稽可笑，很快克勞迪婭便對我的表現表示不滿。我們爭吵起來，但爭吵的聲音被酒館裡的噪聲掩蓋了。儘管大家聽不到我們爭吵，服務員卻老是盯著我們，隨時準備滿足克勞迪婭的要求，其他顧客也盯著我們，好奇地望著這位長相漂亮、穿著入時、講話頗有權威卻被一個唯唯諾諾的男人陪伴著的小姐。我發現他們都在聽我們爭吵，同時也發現，克勞迪婭這個平時就看不起周圍人的女性，現在更不願掩蓋自己的不快。我覺得大家都在等待這一時刻的到來：克勞迪婭一生氣站起身撇下我就走，還我一個不為人注意的普通人的形象，就像牆壁上一塊司空見慣的潮濕的斑點。
與他們的願望相反，我們爭吵之後通常是友好的和解。晚餐已接近尾聲，克勞迪婭知道我就住在附近，對我說道：
「我到你住處去看看。」
我帶她上烏爾班諾·拉塔齊酒館來吃飯，是因為我就認識這一家套餐館，不是因為這酒館離我住的地方近。我還真擔心她要上我家，哪怕是站在大門口看一眼呢。我想她粗心大意，也許不會產生這種想法。
這下糟了，她要上屋裡看看。我儘量誇大那房間的缺陷，想以開玩笑的方式打消她的念頭。她卻一邊上樓梯，一邊往屋裡走，一邊誇獎那房子怎麼好怎麼好，古老，建築風格獨特，古建築實用，等等。我們走進房間，她卻說道：
「你說什麼呀？這房間太漂亮了！你還要它怎麼樣？」
為了幫她脫下外衣，我立即走到洗手池邊洗洗手，我覺得我的手和平時一樣又弄髒了。她呢，恰恰相反，用那雙輕巧的手到處撫摸室內的家具。
沒過多大工夫，房間裡到處都是她的衣物：紗巾、帽子、狐皮外衣、絲絨裙子、薄紗襯裙、緞面鞋、長筒絲襪等。我儘量把這些東西都收到衣櫃或抽屜里，因為我怕它們放在外面才一會就會沾滿塵土。
克勞迪婭已脫光衣服，露出白皙的肌膚，躺到那一拍就可能騰起一陣灰土塵霧的床上。她順手從旁邊的書架上抓了一本書。「小心塵土！」我說，她卻打開書，翻閱一陣後，把書丟在一邊。我望著她那依然嬌嫩的胸膛，粉紅的乳頭，擔心書上的塵土會落到她身上，於是伸手去擦掉可能落到她乳房上的塵土，可我這一動作又好像是在撫愛她。
她的皮膚白皙、光滑、富有彈性。檯燈的燈光照到她身上，燈光中微小的塵粒像毛毛細雨一樣紛紛揚揚，眼看就要落到她的身上。我趕緊撲到她身上，摟著她，其實我是想遮擋住她，保護她，讓塵土都落在我身上，別落在她的身上。
克勞迪婭走了，對我有些失望，也有點厭倦，儘管她堅持對未來抱有美好的看法。她走後，我更加勤奮地投入編輯工作，一方面因為克勞迪婭的來訪占用了我一些時間，耽誤了下一期雜誌的準備工作，另一方面我想盡力忘掉她，再就是因為我對《淨化》雜誌所討論的問題，不再像剛來時那樣，認為它與我無關了。
這一期還沒有社論，科爾達工程師也沒有告訴我有關精神，只簡單地說了句：「您看著寫了，拜託。」我著手寫這篇老生常談的社論，寫著寫著便開始描述我親眼所見的籠罩在城市上空的那塊煙雲，描述煙雲下面人們如何生活，描寫古建築的前臉和眾多凹凸不平的裝飾上積存的黑垢，描寫現代建築平滑、單調、方形的前臉失去原來的色彩，描述白領階層無法保持衣領乾淨半天。我這樣寫道：對，現在還有人生活在煙塵之外，古往今來一直有人生活在煙塵之外，有人甚至可以穿過煙雲或在煙雲中停留以後走出煙雲，絲毫不受煙塵味道或煤炭粉塵的影響，保持原來的生活節奏，保持他們那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乾淨樣子，但重要的不是生活在煙塵之外，而是生活在煙塵之中，因為只有生活在煙塵之中，呼吸像今天早晨這種霧蒙蒙的空氣（冬季的濃霧已使一切街道變得灰濛濛的），才能認識問題的實質，才有可能去解決問題。我很快發現，我這是在和克勞迪婭爭論吶，於是把文章撕掉，也沒有拿給阿萬德羅看。
我對阿萬德羅博士還不太了解。有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我走進辦公室，知道我見他什麼模樣嗎？曬得又紅又黑！對，他那蒼白的面孔曬得紅里透黑，前額和顴骨上還有幾處被陽光灼傷的痕跡。
「你怎麼了？」我問道（近來我們已開始用「你」稱呼對方）。
「我滑雪去了。初雪，太棒了，細得跟麵粉一樣。星期天你也來滑雪嗎？」
那天以後他就把我當做他對滑雪愛好的知音。我說知音，那是因為他跟我談滑雪時使用的詞彙，遠遠超過了對滑雪運動的一般愛好：他準確地描寫各種動作的幾何線條，準確描寫各種滑雪器械的功能，準確描寫那白皚皚的雪景。他這個規規矩矩、無可指責的職員，竟在自己的描述之中流露出對自己工作的異議，有時超然地微笑，有時奸險地挖苦：「嘿，那才叫《淨化》呢！煙塵？拜拜，我把它留給你們吧！」然後立即更正說：「不，我這是開玩笑……」總而言之，我明白了，他雖然為人忠實，但對這個協會和科爾達工程師的理想並不太相信。
有個星期六的下午我遇見阿萬德羅博士，他一副滑雪的裝束，頭戴一頂大沿帽，急急忙忙朝一輛大轎車走去，那車邊已擠滿了要去滑雪的男男女女。他得意地向我告別說：
「你就留在城裡？」
「對。出去有什麼用呢？明天晚上你不還得回到這裡？」
他那大沿帽下雙眉緊鎖，回答我說：
「要城市幹什麼呢？不就是為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出去？」
他加快腳步向大轎車走去，因為他對如何在行李架上擺放雪橇有新的建議要和大家討論。
成千上萬的人和阿萬德羅一樣，整整一星期在這昏暗的城市裡工作，為的就是周末能出去。對他們來說，城市已經無可救藥，城裡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製造能夠數小時擺脫城市然後再回到城裡來的手段。滑雪季節之後，阿萬德羅去郊遊，去釣魚，去海邊，去山區，去照相。他的經歷就是他的各種交通工具的歷史（由於和他經常交往，我已了解他以往的生活），先是一輛帶小馬達的自行車，然後是一輛小摩托車，然後是一輛大摩托車，現在是一輛微型汽車，今後的理想是越來越舒適、越來越快速的各種轎車。
這一期《淨化》即將付印，科爾達工程師還沒有讀過清樣。那天我在E P A U C I協會等他，他一天沒露面，傍晚的時候才打電話來，讓我帶著清樣到Wafd工廠去找他，說他無法離開那裡。他還要派他的司機開車來接我。
科爾達工程師是W a fd工廠的常務董事。我坐上他那豪華的轎車，躲在后座上，雙手捧著清樣擱在膝蓋上。汽車穿過陌生的街區開到市郊，又沿著一段圍牆開進寬敞的鐵柵欄，大門口的守衛還舉著手敬禮，最後在厂部辦公樓門口的台階處把我放下。
科爾達工程師坐在辦公桌後面，桌上攤著幾大張紙，廠里的一些領導站在辦公桌四周。他們正在討論廠里的賬目或生產計劃。
「對不起，請您稍等一下，」他對我說道，「我這就見您。」
我向他身後看去。他身後有個大玻璃窗戶，從那裡可以俯瞰整個工廠。在這傍晚的濃霧中，能看見的東西很少，那最前面的像是一條提升運輸線，把一斗斗（我想是）鐵砂運上去。鐵斗排列成隊，跳躍式地微微蕩漾著上升。這種運輸方法好像會把鐵砂抖出來，我似乎已經看見細細的礦塵在空中飛舞，有的已散落在科爾達工程師的玻璃窗上。
這時候科爾達工程師讓開燈。室內突然明亮的燈光照在玻璃窗上，玻璃上的鐵砂微塵在室外黑暗的背景中閃閃發光，宛如銀河系中的群星。窗外近處的東西已看不清了，遠處一根根巨大的煙囪的影子倒是顯得更為清楚。在那一盞盞紅燈的上方，一條黑色的帶子在空中飄然上升，侵吞著夕陽的光輝。
科爾達和我研究《淨化》雜誌的清樣，作為EPAU CI協會的主席，他立即對各種問題表現得非常興奮，非常關切，當著Wafd工廠領導人的面就雜誌的每一篇文章對我發表評論。我雖然是協會的一名工作人員，但在協會辦公室里我曾多次直截了當地提出反對意見，在思想上還認為自己是煙塵的支持者，是秘密打入對方參謀部里的煙塵的代理人呢。現在我才明白我那種態度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科爾達工程師才是煙塵的主人，是煙塵的製造者，是他不停地向空中釋放煙塵。E P A U C I協會是他的寵兒，他製造出這個協會的目的，是為了讓製造煙塵的人抱有可以過著沒有煙塵生活的希望，同時也為了顯示他個人的力量。
科爾達對這期雜誌很滿意，他要用車送我回家。那天傍晚下大霧，沿路街燈很少，燈光很弱，可見度非常差，汽車開得很慢。主席先生的情緒很高，向我描述未來城市的線條，花園式街區，花園式廠區，驅逐煙筒排放煙霧的火箭裝置，等等。他指著黑洞洞的車窗外面，仿佛他想像中的東西已經在那裡存在。我聽他講述，心裡不知是對他感到害怕還是崇拜。我發現他既是一個出色的工業家，又是一個幻想家。在他身上這兩種品質同時並存，無法區分。
突然我仿佛認出了自己的住處。
「停車，就在這裡停車吧，我到了。」我對司機說道。
我跟他們告別，表示感謝，下了車。汽車走遠後，我才發現自己認錯了地方。這個街區我一點也不認識，四周什麼也看不清。
我在飯館裡用餐，仍然是孤獨一人，埋頭看報紙。有一次我發現那裡還有個顧客，吃飯時跟我完全一樣。沒有空位子時，我們有時也坐到一張桌上，但都舉著報紙遮擋著自己。我們看的報紙互不相同。我看的是這裡人人都讀的那份，城裡最重要的報紙，因為我不願標新立異，看與眾不同的報紙以招人注目，更不願（像我的同桌那樣）突出自己的政治觀點。我從不關心政治，與各政黨保持著一定距離。可在那餐廳里，有幾個晚上，我放下報紙時，那同桌卻問道：「可以嗎？」示意要拿我的報紙看，並把他的報紙遞過來說：「您若願意看看這份……」
就這樣我有時也瀏覽一下他的報紙。他的報紙可以說是我的報紙的反面，不僅觀點相反，而且它所探討的問題對我看的這份報紙來說根本就不存在，如雇員被解僱，機工被齒輪絞了手（甚至還登這些人的照片），家庭補貼一覽表等。更明顯的是，他那份報紙講究編輯技巧，以各種生活經歷吸引讀者，例如少婦離婚等，但都是用一些平凡的、重複不變的灰色的語言寫的，而標題則突出反映事物的消極面。該報紙的印刷也是灰色的，字號很小，只有一種黑體。但是，我卻在想：「嗯，我喜歡這份報紙。」
我把自己這個印象講給我的同桌聽，當然要儘量避免涉及某些消息或觀點（他已經問我怎麼看待有關亞洲的那條消息），儘量把對某些缺點的看法說得委婉一些，因為我覺得他是個不願聽別人批評的人，而我呢，又不願和他進行辯論。
其實他是個胸有成竹的人，我對那報紙的讚揚顯得膚淺和不切實。「告訴您吧，」他說道，「這份報紙辦得還不夠好，還不像我想像的那樣。」
他年紀很輕，棕色皮膚，身材雖不高，長得卻很魁梧，拳曲的頭髮梳得光光的，稚嫩的臉龐白裡透紅，線條勻稱，眉毛很重，臉上那自信的表情給人一種傲慢的印象。他的穿戴卻有點過分考究。
「它還很一般，缺乏準確性，」他接著說道，「沒有體現我們自己的特色，和其他報紙相差無幾。我認為報紙應該由它自己的讀者來辦，應該對工業社會裡發生的一切進行準確而科學的報道。」
「您是哪家工廠的技術員嗎？」我問他。
「是技術工人。」
我們相互做了介紹。他叫奧馬爾·巴薩魯齊，聽說我在EPAUCI協會工作時，他對我的工作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問了我一些數字準備下次寫報告用。我和藹地告訴了他一些參考書（當然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毫不涉及我工作中的秘密），他掏出筆記本像做圖書卡片那樣做了記錄。
「我負責統計工作，」他說，「在統計方面，我們這個組織很落後……」
我們穿上外衣準備離開。巴薩魯齊穿件運動式外衣，式樣很好看，頭戴一頂防雨布帽。
「非常落後。」他接著說，「但是，我認為統計工作十分重要。」
「您有時間業餘從事統計工作嗎？」我問道。
「要知道，」他回答說（他總帶著站在講台上居高臨下講課的口氣），「這完全是個方法問題。我白天在工廠上八小時的班，晚上每天都有會，有時星期天還要開會。這就要善於組織安排。我把工廠里的年輕人組織起來，分成幾個調查小組……」
「跟您一起乾的人多嗎？」
「不多，可以說越來越少，我們一個一個地被他們辭退。」然後指著報紙說，「您哪天一定會在這上面看到我的相片和這樣的標題：又一個同伴遭到報復被辭退。」
夜裡街上氣溫很低，我掀起衣領護著頭；奧馬爾·巴薩魯齊也掀起了衣領。他邊走邊講，嘴裡吐出的熱氣很快就在他嘴唇周圍結了一層薄霜。每當他講到激動的地方，總要從口袋裡掏出手並收住腳步，仿佛不說清楚那一點，他就無法前進。
我已經不再聽他講什麼，而是一心在想，奧馬爾·巴薩魯齊這種人並不躲避我們身邊這層灰濛濛的煙霧，他是要把煙霧變成某種道義上的價值，變成一種內在準則。
「煙塵……」我脫口而出地說道。
「煙塵？我知道科爾達想做個現代工業家……淨化大氣層……好，讓他去跟他的工人們講吧！大氣層如要淨化的話，決不是由他來淨化……這是社會制度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改變這個社會制度，我們也一定能夠解決煙塵問題。解決煙塵問題的將是我們，而不是他們。」
他邀請我同他一起參加本市各工廠的工會代表大會。我坐在煙霧瀰漫的會議大廳後面，奧馬爾·巴薩魯齊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的成員都比他年長。會議廳里沒有暖氣，參加會議的人都穿著大衣，戴著帽子。
發言的人一個個要走到主席台旁站著發言。他們的發言千篇一律，既沒有激情，也不講究辭藻，連怎麼開頭，怎麼展開，都似乎遵照某種約定的方式進行。聽眾席上有時因一句有爭議的話也會出現輕微的騷動，但即使有爭議也很隱蔽，首先要肯定發言人前面已經講過的話。我覺得，許多發言是反對奧馬爾·巴薩魯齊的。他坐在主席台靠邊一點，微閉著眼睛，一手撐著面頰，一手掏出菸斗，再掏出菸絲袋填滿，一邊抽菸一邊傾聽大家的發言。
會議大廳已是煙霧騰騰。有人建議把上面的小窗戶打開一會，一陣涼風襲來，換新了空氣，但也帶進來了外面的濃霧，沒多大工夫大廳的這頭已看不見那頭了。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望著前面人的背影，有人已掀起衣領；隱隱約約看見坐在主席台上的那排人都裹著大衣，旁邊站著的發言人衣服穿得厚得像狗熊。不僅他們被這層濃霧籠罩著，他們的發言、他們的意願也被這濃霧籠罩著。
二月份克勞迪婭又來看我。我們一起上河濱公園裡的一家高檔餐館吃飯，坐在窗戶旁透過玻璃窗欣賞由河岸、綠蔭和清新空氣構成的自然風光。
我們談話很不投機，在美的問題上各持己見。
「你們男人喪失了對美的感知。」克勞迪婭說。
「不，美要靠人不斷去想像。」我說。
「美就是美，美是永恆的。」
「不，美產生於對立。」
「哈，古希臘人的觀點！」
「那麼，希臘人怎麼說的呢？」
「美是一種文化！」
「往下說……」
「你說啊……」
我們可以這樣無休止地一直爭論下去：「這個公園，這條河流……」
（但我心裡在想：「這個公園，這條河流，這些都是次要的，它們只能給予我們寬慰。古典的美不可能和現代的美相互矛盾。」）
「這條白鱔……」
這家餐館的大廳中央有個玻璃箱即水族箱，裡面有些鰻魚在游弋。
「你看，你看哪！」
幾個顧客走到水族箱旁，看來是這家餐館的貴客，是一家愛好美食的殷實家庭：母親、父親、長女和小兒子。身穿黑色禮服、白色襯衣，體格高大而肥胖的餐館經理陪著他們，手裡拿著一隻笊子，像孩子們捕捉蝴蝶用的網。全家人全神貫注地望著水族箱，過了一會那夫人抬起手指著一條鰻魚。胖經理迅速放下笊子撈起那條鰻魚。鰻魚張大嘴喘息著拚命掙扎，胖經理舉著笊子像舉著長矛似的向廚房走去。那家人望著經理離去，然後回到自己桌邊坐下，等候烹飪好的鰻魚回來。
「殘忍……」
「文化……」
「殘忍，太殘忍了……」
我們沒叫出租車，步行走出餐廳散步。河邊的草地和樹幹，被河面上升起的一層濃濃水汽覆蓋著，這是來自大自然的潮氣。克勞迪婭裹著裘皮大衣，掀起衣領，手上戴著裘皮筒子，頭上戴著皮帽。我們手挽手在河邊漫步，仿佛這卷畫中的一對戀人。
「真美……」
「你的美……」
「那有什麼用呢？我們……」
「美是永恆的呀。」我說。
「哈，你現在在說我剛才說過的話吧？」
「不，我說的是反話……」
「跟你沒法辯論。」她生氣地說。
她用力擺脫我，仿佛要自己獨自在河邊散步。一股濃霧擦著地面襲來，那穿著裘皮衣服的身影仿佛離開了地面在空中飄蕩。
晚上我把克勞迪婭送回賓館。賓館大廳里擠滿了身穿晚禮服的男士和袒胸露背的女士。這家賓館為給慈善事業募捐，狂歡節正舉辦通宵舞會。
「太好了！你留下來陪我？我上去換身參加晚會的衣服。」
我這個人不愛通宵達旦跳舞，不願接受她的邀請。
「我們沒有請帖呀……再說我也沒穿黑色衣服……」
「我不用請帖……你是我的舞伴……」
她急忙上樓換衣服。我留在大廳里不知何處藏身。那裡擠滿了年輕姑娘，她們顯然都是第一次穿晚禮服，進入舞廳之前激動得往身上灑香水或相互竊竊私語。我躲在屋角里，裝做是被派來送貨的售貨員。
電梯門打開了，克勞迪婭走了出來。她換了一條卷邊長裙，袒露的胸前戴了一條珍珠項鍊，眼前還戴著一個閃閃發光的小面具。我不能再裝售貨員了，立即迎著她走過去。
我們一起步入舞廳，大家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住了。我找了一個長鼻子的假面具古第昂戴在臉上，開始和她跳舞。克勞迪婭翩翩起舞，跳到哪裡，哪裡的人便讓開，站在一邊看她跳舞。我不會跳舞，總想躲在人群中間跳，避免讓人看見。克勞迪婭則說我一點也不開心，說我不會娛樂。
舞曲結束後，我們朝自己的座位走去，經過一群男士旁邊時，啊，我和科爾達工程師碰了個迎面。他身穿燕尾服，頭戴一頂橘黃色舞會帽子。我不得不停下來和他打招呼。
「博士，我真沒想到，這竟是您！」他對我說，眼睛卻盯著克勞迪婭。我明白，他是說他沒有料到，這位漂亮小姐的舞伴竟是我這個身穿平日上班衣服的人。
我只好給他們做介紹。科爾達吻了克勞迪婭的手，並向她一一介紹了和他一起的年長紳士；克勞迪婭仍是那副傲慢且漫不經心的樣子，根本不注意聽那些人的名字（我卻自言自語地在說：「天哪，是他。」因為那些人都是當地工業界的名人）。然後科爾達又介紹我說：
「這位是我們雜誌的編輯，就是那本由我擔任主編的《淨化》雜誌呀，我們……」
我明白，他們都被克勞迪婭的美麗驚呆了，言不由己。因此，在他們這些人面前我顯得反比他們膽大多了。我也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是說科爾達已經迫不及待地要邀請克勞迪婭跳舞。於是我回答他說：
「對，我們一會兒見……」
我點頭向他們致意，帶著克勞迪婭走下舞池。然而，她卻說道：
「你說，你會跳這個舞嗎？你聽這是什麼舞曲呀？」
我什麼也聽不見，只覺得我出現在克勞迪婭身邊，這在某種意義上掃了他們的興，也許他們自己還沒有反應過來呢。我心裡非常高興，一邊哼著「嘣，嚓，嚓」，一邊假裝跳那種我並不熟悉的舞步；我輕輕拉著克勞迪婭的手，讓她可以不受我的約束，自由自在地跳舞。
這是狂歡節，我為什麼不痛痛快快地玩一玩呢？小號響亮地哇哇吹著，似乎要吹破那明亮的號筒；一把把夾竹桃輕輕擊打著男女舞伴的肩膀，花瓣落入他們的衣襟，落到地板上，被他們踢得七零八落；舞廳里從天花板到地板牽著許多條裝飾燈閃閃發光，宛如一束髮光玻璃纖維，也像一棟牆壁已經坍塌的建築，剩下的電線仍在空中飄蕩。
「你們可以容忍這醜惡的世界，因為你們知道你們將來要摧毀它。」我對奧馬爾·巴薩魯齊說道。我這麼說是要激他，否則我們的談話就沒有味道。
「且慢，」奧馬爾說，一邊放下正要送入口中的咖啡，「我們並沒說這個世界越糟糕越好啊。我們要革新這個社會，既反對改良主義也反對極端主義。我們是要……」
他在按自己的思路講，我在按他的思路聽。自從在河濱公園與克勞迪婭分手以後，我正努力尋找世界的新形象，既能解釋目前這種悲慘景象又能挽救自然美的一種新的形象，新的面目。
他拉開黑色皮公文包的拉鏈，取出一本畫報說：「看見了嗎？」畫報里有許多照片：一群亞洲人戴著皮帽，穿著皮靴，愉快地走向河邊捕魚；另一張是那個亞洲民族學習的照片，一位教師手指著寫在床單上的我們不認識的文字；第三張是過節，他們頭上戴著龍頭一樣的頭盔分立兩旁，中間有一台拖拉機，拖拉機上面豎著一張肖像；第四張上有兩個戴著皮帽的人，正在操作工具機。
「您看見了嗎？」他說，「這就是世界的另一種面目。」
我望了一眼巴薩魯齊說道：
「你們沒戴皮帽，不去捕魚，也不愛好龍啊。」
「那有什麼呢？」
「除了這個，」我指了一下工具機，「這個你們已經有了，別的東西你們不可能有，也不可能像他們。」
「噢，會像他們那裡一樣的，關鍵是改變意識。我們和他們都要改變意識，變成新人進入新的世界，從現在起就要改變……」
巴薩魯齊一邊說，一邊繼續翻閱那本畫報。有一頁上有許多高爐和工人，他們額頭前都懸著鏡子，表情自豪。
「嘿，那時也會有問題，不能認為一天之內就把……」他接著說，「生產中的問題都解決了，有些問題會很嚴重，會持續一段時間……不過會有很大改進的……現在這樣卻不可能有所改進……」
接著他又談到那些讓他天天操心的問題。
我明白了，對他來說未來究竟如何，會不會有那麼一天，這並沒有他今天的信念重要，主要看今天的行為，要持之以恆。
「當然了，問題隨時都有……那時也不可能是天堂……我們也不是聖人哪……」
聖人如果知道那不是天堂，難道就不會改變自己的行為嗎？
「上星期我已經被解僱了。」奧馬爾·巴薩魯齊說。
「您現在幹什麼？」
「現在我在工會做事，也許到秋天有個工會幹部會退休。」
他朝Wafd工廠走去，那天上午廠里的工人要罷工。
「您跟我一起去嗎？」
「嘿，我還真不能讓人在那裡看見我，您明白為什麼。」
「我也不能讓人看見，那會不利於那些工人的。我們在工廠附近找個咖啡館，躲在咖啡館裡。」
我和他一起去了，從玻璃窗里看見當班的工人睏乏地或推著自行車走出大門，或擁向有軌電車站。有人顯然已得到通知，立即到咖啡館來找奧馬爾。他們幾個人躲到一邊商議。
我一點也不了解他們的問題，只想把從工廠門口蜂擁離去的人群（他們心裡除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休日以外，別的什麼也不考慮）同奧馬爾這夥人（即堅強的骨幹）加以比較，研究他們的面孔有沒有區別。我沒有找到任何區別，他們都有一副飽經風霜的蒼老面容或早熟的面容；他們的差別在於內心。
然後我又研究這夥人的表情和語言，看能否區別出這樣兩種人：以「有沒有那麼一天……」來決定自己行動的人和不管有沒有那麼一天都不懈努力的人，例如奧馬爾。我發現也無法把這兩種人區分開，也許因為他們都屬於第二種人，也許因為他們之中缺乏恆心，誇誇其談，貌似第一種人的為數太少了。
然後我就不知道該研究他們什麼了，只好觀察天空。時值初春，市郊的上空天氣晴朗，陽光燦爛。我仔細觀察，發現天邊有一條灰暗的帶子，如同一張褪了色的舊照片的白邊，也像透過分色鏡看到的那種標記。唉，美麗的春季也未能將天空洗刷乾淨啊！
奧馬爾·巴薩魯齊戴著一副太陽眼鏡，鏡框粗大。他不停地對那些人講著，講得那麼仔細，那麼深入，那麼自信，說話的聲音略帶鼻音。
我在《淨化》雜誌上轉載了一條從外刊上摘錄下來的有關核輻射造成的空氣污染的消息。消息很短，科爾達讀清樣時沒有注意到，雜誌出版之後他才看見，派人把我叫到他那邊去。
「天哪，要是什麼都得我盯著，我就是長一百隻眼睛也不夠用啊！」他氣憤地說，「您怎麼會想起來發表那條消息呢？那不是我們協會的任務啊！我們的事還少嗎？再說，這麼棘手的問題，也該跟我打個招呼啊！好了，現在人家該說我們蠱惑人心了！」
我說了幾句自我辯解的話：
「對不起，既然那也是環境污染問題，我就……」
我已經告辭出來了，科爾達又把我叫進去說道：
「博士，您是否相信放射性的危險呢？相信它有那麼嚴重……」
我記得某科學討論會上的一些數字，報告給他聽。科爾達很不高興地點頭聽著。
「啊，親愛的博士，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多麼可怕啊！」他突然說道，又變成了我所了解的那個科爾達。「親愛的，我們不能回頭，只能冒險幹下去，我們下的賭注很大啊，很大！」
他低下頭，默默站了幾分鐘，然後接著說道：
「我們這裡，我不想估計過高，我們盡了努力，作出了貢獻，控制著這裡的局面。」
「這是毫無疑問的，工程師先生，對此我可以說深信不疑。」我們尷尬而虛偽地相互看了看。煙雲現在似乎變小了許多，相對原子塵埃來說，它不過是一塊烏雲，一朵捲雲罷了。
我又說了一些空洞的讚美話，告別科爾達出來。這次我還是沒有搞清楚，他究竟是反對還是贊成煙塵。
自那以後我盡力避免在標題中涉及原子爆炸或輻射問題，但在每期科技消息欄里我總要加進一些這方面的消息；在一些統計數字中，如有關城市空氣中煤炭和石油含量的統計數字中，在一些談論它們的危害性的文章中，我也加進一些原子方面的數據或論據。科爾達沒再提出異議，別人也沒有提過，對此我並不感到高興，反而讓我更加相信沒人讀《淨化》雜誌。
我有個核輻射問題的卷宗，看報時注意收集有關消息和文章，一看到這方面的東西就把它剪下來放進卷宗里。有一家剪報社，我們是它「大氣污染」欄目的訂戶，它越來越多地給我們寄送一些有關原子彈試驗方面的剪報，有關煙塵方面的剪報卻寄得越來越少。
所以我每天都能看到許多關於可怕疾病的報道，諸如漁民在海洋中遇原子輻射而死亡，豚鼠經過鈾元素照射生下的小豚鼠有兩個腦袋，等等。我抬頭朝窗戶看去。現在已是六月下旬，夏天還遲遲未到：陰雨連綿，天空總有一層濃霧，中午時城市上空光線灰暗，行人仿佛都是一些沒有軀體的陰影。
季節的交替一反常規，歐洲上空不停地出現氣旋，夏初有過一些日子滿是雷電，然後又是數周陰雨，時冷時熱，變化無常。報紙上說，天氣不正常與原子彈試驗無關，個別科學家則認為有關（不過很難確定，是否應該相信他們）。不言而喻，老百姓是喜歡聽信那些無稽之談的。
瑪格麗蒂小姐也愚蠢地對我談論核威脅，並告誡我說早晨上班要帶雨傘。聽她說這些話，我很生氣。但早晨我打開窗戶，看見院子裡陰沉沉的天氣，欄杆也模糊不清，宛如一條條畫痕和一塊塊污垢，我不由自主地縮回頭，仿佛要躲開那時天空中降下的一股看不見的塵埃。
這種說不出來的東西的重量變成了一個禁忌，壓在關於天氣的日常談話中，而關於天氣的談話曾經被認為是最無所謂的。現在人們避免談天氣，不得已時也只說天晴了，下雨了，儘量不提它，感到有某種羞愧，仿佛不願談論我們的某種歉疚。阿萬德羅博士平日的生活是為了準備星期日的郊遊，對天氣他採取了表面上看來無所謂的態度。我認為他這種態度很虛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我準備了一期《淨化》雜誌，沒有一篇文章不談輻射問題。這次我也沒有遇到任何麻煩。要說沒人讀那期雜誌，那也不可信。讀是有人讀的，不過人們現在已經對這個問題習以為常，即使你說人類面臨滅絕之災，誰也不會再說什麼了。
現在一些非專業雜誌也刊登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但人們好像只注意封面上的彩色美女照片。有一本周刊最近一期封面上就刊登了克勞迪婭的照片，她身穿泳衣，腳踏劃板，在水上做划水動作。我把它剪下來，用四個圖釘釘在我租賃的房間牆壁上。
每天早晨和下午我都要穿過我辦公室所在的這個寧靜的街區，時時會聯想到去年秋天我第一次來到這裡時的情景。那時候我在我看到的每件東西中尋找一種徵兆，周圍的一切都像我當時的心情一樣暗淡。現在我的目光仍然注意尋找徵兆，除了徵兆我什麼也看不見。那麼，我尋找的是什麼徵兆呢？是那種能夠沒完沒了相互證實的徵兆。
有時我能在那個街區遇見一輛騾子拉的大車：這是一輛兩輪的大車，沿著反道行走，上面堆著大包小包的東西；有時見它停在人家門口，駕轅的騾子低著頭，大包小包東西上面還坐著一個小女孩。
後來我發現在那裡轉的這種車不止一輛，有好幾輛。我也說不清是什麼時候開始發現的。一個人每天看見許多東西，並不注意它們。即使他看見的那些東西對他有很大影響，他卻不去注意它們。一旦他把那些東西聯繫起來，他便覺得那一切對他來說都有某種意義。我看見那些車，開始沒注意，後來我發現它們對我起到一種鎮靜作用。因為在汽車遍地跑的城市裡突然見到一輛來自農村的大車，這就足以使你想到，這個世界並非到處都一樣。
因此我開始注意它，注意它上面的包裹堆積如山，注意它上面坐著一個梳小辮的女孩在看小人畫，注意從大門裡走出一個胖胖的男人拿著兩袋東西放到車上，然後鬆開剎車吆喝騾子：「駕……」。大車走起來，那女孩仍然坐在上面看小人畫。不一會它停在另一家門口，那男人卸下幾包東西拿著進去。
再靠前面一點，在對面的人行道上，另有一輛大車，車轅上坐著一位老人，一個年輕婦女頭頂包裹進進出出。
後來我發現，看見大車那天我就心情舒暢，信心倍增，而且都是在星期一。我又聽說，星期一那天洗衣店的人趕車進城，送洗乾淨的衣物，收要洗的髒衣物。
我知道這件事後，便有意識地注意它。哪天早晨只要我看見一輛大車就會說：「啊，星期一了！」接著就能看見另一輛大車迎面過來，後面還跟著一隻小狗汪汪叫；那裡還有一輛漸漸遠去，我只能從後面看見車上堆著的衣物包，都用黃白相間的條紋布包裹著。
一天我乘坐有軌電車回家，途經擁擠而喧譁的街道，在一個十字路口不得不停下來，因為前面有輛洗衣房的大車橫在軌道上。我往旁邊小巷裡看，看見一頭騾子帶著洗衣房的大包小包站在人行道旁，一個頭戴草帽的男人正往下卸東西。
那天下班回家，我沒走平時走的路，在城裡兜了一個大圈，看見許多大車。我覺得對這個城市來說，它們能給人們帶來歡樂，人們高高興興地把被煙塵污染的衣物交給它們去洗，把洗得乾乾淨淨的衣服換在身上，哪怕乾淨衣服用不了多久又會變髒。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一，我決定跟著大車，看它們交活、收活以後回什麼地方去。我漫無目的地走著，時而跟著這輛車，時而跟著那輛車。後來我才發現，最後它們都朝著一個方向走，都走上了那麼幾條路。當大車在交叉路口並成一隊時，趕車的人相互致意，有說有笑。我繼續跟著它們，直到我走不動為止；它們沿著一條很長很長的道路前進，最後消失在盡頭。不過，在離開那裡以前，我已經打聽到這裡郊區有個洗衣村，叫巴爾卡·貝爾圖拉。
有一天下午我前往那個村莊。跨過一條河，那裡已是半城市半農村的樣子了，馬路兩旁雖然還有一排房子，房子後面已是農田，但還看不到任何洗衣店。沿著河邊有許多小飯館，門前都搭有涼棚。我繼續往前走，注意搜索通向每個院落的小道，觀察它們的院子。我就這樣搜尋著漸漸走出村莊。田野里溝渠縱橫，兩邊都種上了楊樹。我站在道邊樹蔭下面，穿過一片楊樹，看見遠處草坪上有白色的東西在飄蕩：那就是正在晾曬的衣物。
我走上一條小道，發現那裡有許多寬敞的草地，上面拉著一排排一人高的鉛絲，城裡送來的所有衣物洗滌後，濕漉漉、皺巴巴的就掛到那些鉛絲上晾曬。有些草地的鉛絲上晾著白色的衣物，有些草地上沒有晾曬衣物，鉛絲光禿禿的像葡萄園裡的葡萄架。
我在晾曬著潔白衣物的鉛絲之間漫步，突然聽見背後傳來一陣笑聲。我轉身一看，發現前面水閘旁有家洗衣房，幾個女工身穿各色衣服，挽著衣袖，紅紅的臉膛，正在那裡有說有笑地幹活呢。年輕的姑娘干起活來乳房在襯衣里上下起伏；年長的婦女體態健壯，頭上戴著頭巾，揮動那結實的臂膀打肥皂擰衣物。間或也有男人，頭戴草帽，從大車上往下卸衣物，堆成一堆一堆的，或給女工送肥皂，幫著捶衣物。
這一切我都看清了，用不著再詢問什麼，便起身往回走。馬路旁邊長著青草，我儘量沿著路邊走，一方面可使我的皮鞋少沾點塵土，另一方面也可離路上開的汽車排放的尾氣遠一點。我邊走邊用目光在這一片片草地和樹木中搜索洗衣店，發現一些低矮房屋門前寫有「蒸汽洗衣店」，「巴爾卡·貝爾圖拉洗衣合作社」，看見一些婦女提著籃子像去收穫葡萄一樣去草坪上收曬乾的衣物。在這一片白色之間，田野在陽光下呈現綠色，飽漲著淡藍色泡沫的水向遠處流去，雖然這一切都極其平常，但對我這個只想看到某種景色的人來說，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