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研究 · 第二節 荀子與後代禮法的分化
秦漢以下，在大體上固然都已是用的法治。但是因為去禮治時代未遠，一般儒生還有很多抱有應該恢復禮治的見解。漢代的禮學，大都出於孟卿。
《漢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後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後氏曲台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漢書》卷八十八，第十頁。）
孟卿和荀子的關係，前論已經有過詳細的討論。現存的《大戴禮》和《禮記》，都受了荀子很大的影響，這中間頗有不少想恢復禮治的言論。比如《大戴·禮察》篇說：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眾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雲禮雲，貴絕惡於未萌，而起信於微眇，使民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一，第五頁。石印本。）
這裡稱的孔子，大概不能十分認真。他認禮為防亂的工具，是受荀子禮之起原說的影響。這裡痛言廢禮的不可，並且將禮治、法治作一番精細的比較，他很能明白賞罰不就是法治。他要想維持舊禮的精神，非常明白。這是漢儒中間比較很精到的議論。看下面又說：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累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樂為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為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是非明斆大驗乎？……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同，右。）
這明明是以荀子的禮治，來反對當時的法治。賈誼《新書·保傅》篇也說：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新書》卷五，第二頁，通行本。）
也是反對法治，想再恢復禮治的思想。因此他們大倡其禮治主義，《小戴·哀公問》，托為孔子對哀公說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十三經註疏·禮記》卷五十，第七頁。）
《新書·禮》篇也很明白的說：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如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新書》卷六，第一頁。）
簡單一句話，就是一切非禮不行，這都是想直接恢復荀子的禮治主義。荀子講禮，最重君臣上下之分，《禮記》中間，對於這種禮數的分別，講得非常詳細。現在且引《喪服大記》為例：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君里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里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士埋之。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
塗上帷之。……（《十三經註疏·禮記》卷四十五，第十六—十八頁。）
這裡所寫，實際還不到這一段的三分之一，可以想見這種分別的完密，真是無微不至了。他們名義上自然是追敘的古禮，實事上或者也有一部分的根據？但是這種階級分別之嚴，大概總受了荀子不少的影響。這也可算是禮治主義的餘波。不過這也僅是一般儒生的空論，實際並沒有發生多少影響。漢武帝是以表彰儒術著稱的，他卻在那裡「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至於「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漢書》卷二十，第七頁。）就是後漢光武獎勵節義之風，明帝舉行明堂之禮，稍為帶了一點重禮的精神。但是以公開的一定法令行之，則仍可屬於法治，所以實際上所謂建武、永平之政，其根本也仍然只在一個「法令分明」。（《後漢書》卷二，第九頁。）對於法治的基礎，並沒有絲毫搖動。魏晉以後更是不講禮節了。歐陽修說得好：
由三代以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以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新唐書》卷十一，第一頁。光緒上海刻本。）
大概從秦以下，雖然說是「王霸雜用」，（《漢書》卷九，第一頁。）禮法並行，實際早已成為法治的世界。但是我們要明了法治政治，並不是沒有禮儀，也並不是沒有獎勵，比如秦有秦儀，漢有漢儀。在漢朝初年，還有一段儒生們引為榮耀的故事。《史記·叔孫通傳》說：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說上曰：「……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竟朝置酒，無敢喧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卷九十九，第三—四頁。）
這一方面是由於漢初法令的不完備，比如秦法就有「君臣待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史記》卷八十六，第七頁。）那有拔劍的事？再一方面就是法治的國家，自然也須用一種行禮的儀式，所以當時都稱為儀。實際與從前的禮，範圍大小不同。禮法的分化，就是將禮中重要的原則，都變為固定的法律，其所剩下的，便是一種空洞死板的儀式。日人穂積陳重曾依著《禮書綱目》所分的七門，說明一種禮法分化的系統。我現在且取幾條說得好的，來做我的說明：
一、嘉禮。士冠禮是成年之禮，比如男子二十而冠，冠者就算為成人。所以說「已冠則字之，成人之道也」。這就是後來民法中成年的規定。士昏禮是婚姻之禮，所謂「女子十五而笄」和「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這是結婚年齡的規定。又如「取妻不取同姓」，這是婚姻要件的規定。又如七出三不去，這是關於離婚原因的規定。這都是後來民法中的成分。
二、凶禮。凶禮有士喪禮、士虞禮等名目，最重要是喪服中的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服之別。這是規定親屬關係的條文。後來的律典，卷首都有服製圖，這就是後來民法中間親族法的基礎
三、通禮。《綱目》所稱為通禮的，共包含有歷數、月令、制國、職官、封建、內治、朝廷禮、政事、井田、財賦、學制、五宗、親屬記、名器、刑辟、卜筮、禮樂記多種，這都是後來法律的基本。比如月令關於養蠶、畜牧的獎勵，山林濫伐和焚燒的禁止，道路堤防、川澤陂池的保護，度量的審定，百工關市商旅的監督，這是後世的行政法規所本。又聽訟、斷獄、行刑的時間的規定，這也是刑法、刑事訴訟法的開端。其餘制國、封建、官職，是憲法或是行政法的淵源。政事中間關於民政、居民、民數，……以及關門、道路，種種名目，多半屬於行政法，尤其是警察和法規的濫觴。財賦中間關於租稅、貨幣……等等，也都是財政法的基本。（下略）
四、典禮。這是關於日常生活的儀式，例如「女子許嫁，纓」和「女子許嫁，笄而字」，以及「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天子有後，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這都是關於婚姻的法規。又如「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和「刑不上大夫」，這都是行刑免除的法規。（穗積陳重著《祭祀及禮與法律》第二百十一—二百二十五頁。）
這固然都是一種大略的說法，但是由此可以知道禮的重要部分，都已變為法了。再如《禮記·內則》說：「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十三經註疏·禮記》卷二十八，第十頁。）《坊記》也說：
夫禮，坊之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同，卷五十一，第二十四頁。）
禮固然是主張妨淫的。我們再看秦始皇的會稽刻石說：
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猳， 殺之無罪， 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史記》卷六。第十二頁。）
這是獎勵貞節的開端，卻已屬了法令的範圍。秦始皇以巴寡婦清為貞婦，特為築台表揚。（同，卷一百二十九，第三頁。）漢代也有對於貞婦免稅和賜爵的特令，安帝時更有「甄表門閭，旌顯厥行」的明詔。（《後漢書》卷五，第七頁。）這種風氣的養成，人多歸咎於禮教，而不知道確是禮治時代所未有。雖然他的來源，與禮家也有關係；後來儒家，也不免有推波助瀾的嫌疑；但是沒有政府法令的力量，那裡能有如許大的勢力。如果不信，請看法令以外剩下來的一部分儀式，在社會上到底有無彈性力？朱子說：
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襲，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訛謬，不堪著眼。……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已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奸邪以私智損益，疏略牴牾，更沒理會。（《朱子全書》卷三十八，第三頁，通行本。）
可見每朝都有修過禮，但不久連《禮》的本書都亡了。又他說當時的情形道：
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理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並其書而亡之。（同，第十七—十八頁。）
大概政府對於這種東西，並不重視；所以在社會上，也就不能通行。宜乎朱子要嘆息的說：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里閭，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同，第十六頁。）
宋儒對於這個已死之禮，頗有想恢復的心理，所以私自作禮的很多，比如朱子所批評的
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禮可用；婚禮，惟溫公者好。（同，第六頁。）
已經很有幾家。他自己後來更作有一部《家禮》，集宋代禮學的大成。但看他《跋三家禮范》說：
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為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為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同，第十六頁。）
在社會上，簡直沒有能夠通行。雖然他自己的《家禮》比較通俗，後來在社會上算是做了所謂道士派的「禮生」的一種生活工具；但是社會風俗上，說有多大影響，也不敢說。以徒徒一點禮節和鋪張的麻煩，已經不能在社會上發生何種效力，何況於要人行「望門守節」和「殺身殉夫」—類極苦的事情？這豈是僅僅禮教宣傳的力量所能做到？由此我們得一個結論：就是從秦漢以後，禮的範圍縮到很小，只保存了一部分的儀式；而這部分儀式，除了社會生活必需的一部分簡易的習俗以外，實際也失了彈性力。但從反面來說，荀子的主張「分」，主張「別」的精神，就是禮的重要部分，都已傳給他的弟子韓非、李斯之流，實際都已屬於法的範圍。而法治主義，對於所謂「上下之分」「男女之別」，更比禮治講得特別嚴厲，因此保存了中國幾千年的社會階級，養成了中國馴服一般的國民性，也維持了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政體。這雖不是荀子一個人的力量，但是荀子給後代政治社會上的影響也就算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