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 不苟

荀況《荀子》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惟其時矣。」此之謂也。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糹尊絀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誇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義屈信變應故也。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愚則端愨而法；見由則恭而止，見閉則敬而齊；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見由則兌而倨，見閉則怨而險；喜則輕而翾，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窮則棄而儑。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謂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污也。君子絜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愨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若是，則可謂愨士矣。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暗，端愨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誇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欲惡取捨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捨。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慮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

譯文

君子對於行為，不以不正當的難能為可貴；對於學說，不以不正當的明察為寶貴；對於名聲，不以不正當的流傳為珍貴；只有行為、學說、名聲符合了禮義才是寶貴的。所以懷中抱著石頭投河自盡，這是難以做到的行為，但申徒狄卻能做到；然而君子並不推崇這種行為，是因為它不合禮義的中正之道。高山和深淵高低相等，天和地高低一樣，齊國、秦國相毗連，從耳朵中進去從嘴巴里出來，女人有鬍鬚，蛋有羽毛，這些都是難以把握的學說，但惠施、鄧析卻能論證它們；然而君子並不賞識，是因為它們不合禮義的中正之道。盜跖的名字常掛在人們嘴邊，名聲就像太陽、月亮一樣無人不知，和舜、禹等一起流傳而永不磨滅；然而君子並不珍重，是因為它不合禮義的中正之道。所以說：君子對於行為，不以不正當的難能為可貴；對於學說，不以不正當的明察為寶貴；對於名聲，不以不正當的流傳為珍貴；只有行為、學說、名聲符合了禮義才是寶貴的。《詩》云：「既要有其物，又要得其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君子容易結交卻不可以戲謔，容易恐懼卻不可以脅迫；害怕禍患卻不會逃避願意為了正義而犧牲；希望獲得利益，但不做自己認為是錯誤的事；與人結交很親密，卻不結黨營私；言談雄辯，卻不故意玩弄辭藻。胸懷是多麼寬廣啊！他是和世俗有所不同的。君子無論有沒有才能都是美好的，小人有沒有才能都是醜惡的。君子有才能，就寬宏大量、平易正直地來啟發引導別人；沒有才能，就恭恭敬敬謙虛退讓來小心侍奉別人。小人有才能，就驕傲自大邪僻背理地來傲視欺凌別人；沒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誹謗來傾軋搞垮別人。所以說：君子有才能，那麼別人就會以向他學習為榮；沒有才能，那麼別人就會樂意地告訴他知識。小人有才能，那麼別人會以向他學習為恥；沒有才能，那麼別人就不願意告訴他什麼。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君子寬宏大量，但不懈怠馬虎；方正守節，但不尖刻傷人；能言善辯，但不去爭吵；洞察一切，但不過於激切；卓爾不群，但不盛氣凌人；堅定剛強，但不粗魯凶暴；寬柔和順，但不隨波逐流；恭敬謹慎，但待人寬容。這可以稱為最文雅最合乎禮義的了。《詩》云：「溫柔謙恭的人們，是以道德為根本。」說的就是這種人了。君子推崇別人的德行，讚揚別人的優點，並不是出於諂媚阿諛；公正地議論、直接地指出別人的過錯，並不是出於詆毀挑剔；說自己十分美好，可以和舜、禹相比擬，和天地相併列，並不是出於浮誇欺騙；隨著時勢或退縮或進取，柔順得就像香蒲和蘆葦一樣，並不是出於懦弱膽怯；剛強堅毅，沒有什麼地方不挺直，並不是出於驕傲橫暴。這些都是根據道義來隨機應變、知道該屈曲就屈曲該伸直就伸直的緣故啊。《詩》云：「該在左就在左，君子在左無不可；該在右就在右，君子在右也常有。」這說的是君子能根據道義來屈伸進退隨機應變的事。君子，與小人相反。倘若君子往大的方面用心，就會敬奉自然而遵循規律；倘若往小的方面用心，就會敬畏禮義而有所節制；倘若聰明，就會明智通達而觸類旁通；倘若愚鈍，就會端正誠篤而遵守法度；倘若得到任用，就會恭敬而不放縱；倘若不被任用，就會戒慎而整治自己；倘若高興，就會平和地去治理；倘若憂愁，就會冷靜地去處理；倘若顯貴，就會文雅而明智；倘若貧困，就會自我約束而明察事理。小人就不是這樣，倘若往大的方面用心，就會傲慢而粗暴；倘若往小的方面用心，就會邪惡而傾軋別人；倘若聰明，就會巧取豪奪而用盡心機；倘若愚鈍，就會狠毒殘忍而作亂；倘若得到任用，就會高興而傲慢；倘若不被任用，就會怨恨而險惡；倘若高興，就會輕浮而急躁；倘若憂愁，就會垂頭喪氣而心驚膽戰；倘若顯貴，就會驕橫而不公正；倘若貧困，就會自暴自棄而志趣卑下。古書上說：「君子在相對的兩種情況下都在進步，小人在相對的兩種情況下都在墮落。」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君子治理安定的國家，而不整治混亂的國家。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符合禮義叫做有安定，違背禮義叫做混亂。所以君子治理符合禮義的國家，而不治理違背禮義的國家。這樣的話，那麼國家混亂了就不進行治理了嗎？回答說：國家混亂而去治理它，並不是說依據原有的混亂去治理它，而是要先去除混亂再進行治理。這就如同一個人的品行有污穢需要整治，並非在污穢的基礎上去整治它，而是去掉污穢換上美好的品行。因此除去混亂並不等於整治混亂，除去污穢並不等於整治污穢。治理作為一個概念，就好比是說君子只治理安定的國家而不治理混亂的國家，只做美好的事而不做污穢的事。君子潔身自好，那麼那些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就會聚攏過來；完善自己的學說，那麼那些和他觀點相同的人就會前來響應。所以馬叫就有馬來應和它，牛叫就有牛來應和它，這並不是因為它們懂事，而是那客觀情勢就是這樣的。所以剛洗過澡的人總要抖一下自己的衣服，剛洗過頭的人總要彈一下自己的帽子，這是人之常情啊。有誰能讓自己的潔淨清白蒙受別人的玷污呢？君子保養身心沒有比真誠更好的了，做到了真誠，那就沒有其他的事情了，只需要堅守住仁德、奉行道義就行了。真心實意地堅守仁德，仁德就會在行為上表現出來，仁德在行為上表現出來，就顯得神明，顯得神明，就能夠感化他人了；真心實意地奉行道義，就會變得理智，理智了，就能明察事理，明察事理，就能改造別人了。改造感化輪流起作用，這叫做天德。上天不說話而人們都推崇它高遠，大地不說話而人們都推崇它深厚，四季不說話而百姓都知道春、夏、秋、冬變換的時期：這些都是有了常規因而達到真誠的。君子有了極高的德行，雖沉默不言，人們也都明白；沒有施捨，人們卻親近他；不用發怒，就很威嚴：這是順從了天道因而能在獨自一人時也謹慎不苟的人。君子改造感化人之道是這樣的：如果不真誠，就不能慎獨；不能慎獨，道義就不能在日常行動中表現出來；道義不能在日常行動中表現出來，那麼即使發自內心，表現在臉色上，發表在言論中，人們仍然不會順從他；即使順從他，也一定遲疑不決。天地要算大的了，不真誠就不能化育萬物；聖人要算明智的了，不真誠就不能感化萬民；父子之間要算親密的了，不真誠就會疏遠；君主要算尊貴的了，不真誠就會受到鄙視。真誠，是君子的操守，政治的根本。只要立足於真誠，同類就會聚攏來了；保持真誠，會獲得同類；丟掉真誠，會失去同類。保持真誠而獲得了同類，那麼感化他們就容易了；感化他們容易了，那麼慎獨的作風就能流行了；慎獨的作風流行了再緊抓不放，那麼人們的真誠就養成了。人們的真誠養成了，他們的才能就會完全發揮出來，使人們永遠地趨向於真誠而不回返到他們邪惡的本性上，那麼人們就完全被教化了。君子地位尊貴但內心仍很恭敬，心只有方寸大但志向高遠；能聽到、能看到的很近，而聽見、看見的東西卻很遠。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君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因為那無數人的心情，和一個人的心情是一樣的；天地初開時的情形，和今天是一樣的；上百代帝王的統治之道，和後代帝王是一樣的。君子審察了當代帝王的統治之道，從而再去考查上百代帝王之前的政治措施，就像端正身體拱著手來議論之從容不勞。推究禮義的綱領，分清是非的界限，總攬天下的要領，治理天下的百姓，與役使一個人是同一個道理。所以掌握的方法越簡約，能辦成的事業就越大；就像五寸長的曲尺，能夠畫出天下所有的方形一樣。所以君子不用走出內室廳堂而天下的情況就都聚集在他這裡了，這是因為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有通達事理的人，有公正無私的人，有耿直爽快的人，有拘謹老實的人，還有小人。上能尊敬君主，下能愛撫民眾，事情來了能應付，事件發生了能處理，像這樣就可以稱為通達事理的人了。不在下面互相勾結去愚弄君主，不向上迎合君主去殘害臣民，在一些事情中有了分歧爭執，不因為個人的利益去陷害對方，像這樣就可以稱為公正無私的人了。本身的長處，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將它瞞過君主；本身的短處，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靠它騙取獎賞；長處短處都不加掩飾，將真實的情況主動地暴露無遺，像這樣就可以稱為耿直爽快的人了。說一句平常的話也一定老老實實，做一件平常的事也一定小心謹慎，不敢效法流行的習俗，也不敢幹他個人特別愛好的事，像這樣就可以稱為拘謹老實的人了。說話經常不老實，行為經常不忠貞，只要是有利可圖的地方，就沒有不使他傾倒的，像這樣就可以稱為小人了。公正就耳聰目明，偏私就昏暗愚昧；端正謹慎就通達，欺詐虛偽就閉塞；真誠老實會產生神明，大言自誇會產生糊塗。這六種相生，君子要謹慎對待，它也是禹和桀不同的地方。喜愛還是厭惡、獲取還是捨棄的權衡標準是：看到自己喜歡的事物，就必須前前後後考慮一下它厭惡的一面；看見有利可圖的事情，就必須前前後後考慮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兩方面權衡一下，仔細考慮一下，然後決定是喜歡還是厭惡、是獲取還是捨棄。如此，就不會經常出現偏差了。大凡人們的禍患，往往都是片面性害了他們：看到自己喜歡的事物，就不考慮它可厭的一面；看見有利可圖的事情，就不去反顧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行動起來就必然失足，幹了就必然受辱，這是片面性害了他們而造成的禍患啊。別人討厭的，我也討厭它。對那富貴的人一律傲視，對貧賤的人一味屈就，這並不是仁人的性情，這是奸邪的人用來在黑暗的社會裡盜取名譽的做法，用心再險惡沒有了。所以說：「欺世盜名的不如偷竊財物的。」田仲、史鰌還不如個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