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靈魂的現代人 · 第五章 人生的階段

探討與人生髮展階段有關的問題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它意味著要展開人類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心理生活的畫面。在本章有限的框架之內，我只能勾勒出這個畫面的大致線條，而且請大家務必理解一點：我們本章的描述不涉及各個階段所發生的正常心理事件。相反，我們會僅局限於處理一些特定的「問題」，也就是，處理那些困難的、有疑問的或者模稜兩可的問題；總之，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的答案不止一個——而且，這些答案總是容易受到質疑。因此，對於這其中的許多問題，我們都要在腦海里給它們加上一個問號。而且，更糟糕的是，有些事情，我們必須不加懷疑地接受，而有些事情，我們卻必須不時專心致志地進行猜測。 如果心理生活只是由一些外顯的事件構成——在原始水平上，情況就是如此——那我們只需堅信經驗主義就可以了。但是，文明人的心理生活卻充滿了各種問題，我們甚至只能從問題著手對其進行思考。我們的心理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反思、懷疑和試驗構成的，而對原始人無意識的、直覺的頭腦來說，這一切幾乎完全是陌生的。文明人之所以有這些問題的存在，當歸因於意識的發展，問題是文明送給我們的一件可疑的禮物。人類正是因為偏離了本能——人類讓自己與本能相對抗——才創造了意識。本能是自然的，它所追求的目的是使自然長存，而意識卻只能尋求文化或否定文化。甚至當我們在盧梭式渴望的啟發之下回歸自然時，我們也是在「教化」自然。只要我們沉浸於自然之中，我們就仍然處於無意識的狀態，也仍然生活在不知問題為何物的本能的庇護之下。我們身上所有仍屬於自然的部分都在迴避問題，因為問題就是疑雲，疑雲籠罩之處，便是不確定性和可能發生分歧的地方。當有幾條路都可行時，我們就會偏離本能所提供的確定指導，而陷入恐懼之中。因為此時需要意識來做自然一直為她的子孫們所做的事情——做一個確定的、不容置疑的、毫不含糊的決定。在這裡，我們被一種過於人性的恐懼包圍著，擔心意識——我們所謂的普羅米修斯式的征服——可能最終也無法取代自然來為我們服務。 這樣一來，這些問題便將我們帶入了一種孤立無援、與世隔絕的境地，我們被自然拋棄，被驅趕到了意識的領域。現在，我們不得不依靠意識來做出決定、解決問題，而在以前，我們信任的則是自然事件。因此，每一個問題都可能拓寬意識的範圍，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我們告別幼稚的無意識以及對自然的信任。這種需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事實，以至於它成了基督教必不可少的象徵性教義之一，即純粹的自然人的犧牲——無意識的、天真樸實的人由於偷吃了伊甸園裡的蘋果而開始了他悲慘的命運。《聖經》中有關人類之墮落的記載，表明意識的啟蒙是一種詛咒。事實上，我們起初正是從這一視角來看待問題的：每一個問題都迫使我們擁有更多的意識，使我們離無意識的童年樂園越來越遠。我們每一個人都想逃避自己的問題；如果可能的話，人們壓根不想提起，或者甚至否認這些問題的存在。我們希望自己的生活簡單、確定、順利，因此，問題便成為了禁忌（tabu）。我們選擇確定的事物，而不要任何有疑問的事物——只要結果，不要試驗——我們甚至沒有看到，只有通過懷疑才能獲得確定性，只有通過試驗才能獲得結果。人為地否認問題的存在並不能帶來確定感；相反，要想獲得我們所需要的確定感和清晰感，則需要一種更為廣泛、更為高級的意識。 這段引言雖然比較長，但在我看來，為了搞清楚我們這個主題的性質，卻很有必要。當必須處理某些問題時，我們會本能地拒絕走那條需要穿過黑暗和模糊的路。我們只想聽到毫不含糊的結果，而全然忘記了我們只有冒險進入黑暗，然後再從黑暗中走出來才能獲得結果。但是，要穿過黑暗，我們必須喚起意識所能提供的全部光明力量；就像我前面所說的，我們甚至必須任憑自己沉溺於猜測之中。因為在處理心理生活的問題時，我們會不斷地遇到不同知識分支之私人領域的原則問題。我們常常會打擾並且激怒神學家、哲學家、醫生和教育家，我們甚至會在生物學家和歷史學家的領域中摸索前行。我們之所以做出這種過分的行為，不是因為傲慢自大，而是因為人的心理是各種因素的獨特組合，而這些因素同時也是各個領域專門研究的主題。人類正是通過其自身以及自身的獨特構造創造了科學。這些科學便是其心理的表征。 因此，如果我們自問這樣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為什麼跟動物世界明顯不同的人類會有問題？」——那麼，我們就會陷入那個若干世紀以來成千上萬個智慧的頭腦也沒有解開的結。我不會像西西弗斯（Sisyphus）那樣在這個混亂的傑作上做無用功，而只是在人類嘗試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努力將我的答案提供給讀者以作參考。 沒有意識，就沒有問題。因此，我們必須以另一種方式提這個問題：意識是怎樣產生的？沒有人可以給出確切的答案，不過，我們可以通過觀察處於意識形成階段的小孩來尋找答案。只要留心，每一個家長都會看到這一點。我們所能觀察到的是：當小孩能夠辨認（recognize）某人或某物時——當他能夠「認識」（know）某個人或某樣東西時——我們就會覺得這個小孩開始有意識了。毫無疑問，這正是伊甸園中的智慧之樹會結出如此致命的果實的原因所在。 但是，這個意義上的辨認或認識又是什麼呢？當我們成功地把一種新的知覺與一個已經確立的情境聯繫起來，並且將這種新的知覺和情境都保存在我們的意識之中時，我們就說「認識」了某樣事物。所以，「認識」是建立在心理內容之間的有意識聯繫之上的。我們無法認識毫無關聯的內容，甚至意識不到它們。因此，我們所能觀察到的意識的第一個階段，是將兩個或更多的心理內容聯繫起來。在這個階段，意識僅僅只是斷斷續續的，僅限於少數幾種聯繫的表象，而且此後這些內容也不會存在於記憶中。事實上，在生命最初的幾年，是沒有什麼連續的記憶的，至多存在一些記憶的孤島，它們就像無邊黑暗中的一盞盞孤燈或發光物。但是，這些記憶孤島與心理內容那些最初的聯繫已經不是一回事了，它們所包含的內容更多、更新。這些內容非常重要，正是這一系列相互聯繫的內容，構成了所謂的「自我」（ego）。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最初的一系列內容，是意識中的一個客體，正因為如此，兒童最初總是用客觀的方式稱呼自己，也就是用第三人稱。只有到了後來，當自我的內容充滿了屬於它們自己的能量時（這很可能是練習的結果），主觀的感覺，或者說「我性」（I-ness）才會產生。毫無疑問，從這一刻起，兒童便開始用第一人稱來稱呼他自己了。在這個階段，連續的記憶也開始出現。因此，從本質上說，連續的記憶是一種連續的自我記憶。 在意識尚處於孩童階段時，還沒有出現問題；任何事情都還不能依賴於主體，因為兒童自身此時還仍完全依賴於其父母。這就好像是兒童此時還沒有完全出生，他仍然被包圍在父母心理氛圍之中。心理上的出生，以及隨之而來的將自我與父母有意識地區分開的過程是正常的發展過程，一般發生在青春期，並伴隨著性生活的突然出現。生理上的變化通常伴隨著心理上的劇變。因為身體的各種症狀非常強調自我，以至於它常常毫無節制或不顧一切地表現出來。因此，這個時期有時候被稱為「讓人無法忍受的年紀」（the unbearable age）。 在青春期之前，個體的心理生活基本上被衝動所控制，很少或者完全不會遇到什麼問題。甚至當外在限制與主觀衝動發生衝突時，這些限制也不會讓個體與其自身相矛盾。他要麼屈從於這些限制，要麼繞過它們，始終與自己保持一致。他此時還不了解問題所帶來的那種內心緊張的狀態。只有當外在限制變成內在的障礙時，也就是一種衝動與另一種衝動發生衝突時，內心的緊張狀態才會出現。如果採用心理學的術語，我們可以這樣說：這種由於某個問題的存在而引發的狀態——也就是與自我不一致的狀態——是在一系列的自我內容與另一系列同樣強度的內容同時產生時出現的。這第二個系列的內容由於它所具有的能量價值，從而與自我情結在功能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們可以稱之為另一個自我或第二個自我，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它可以從第一個自我手裡奪過主導權。這便造成了與自己的疏離——這種狀態就預示著問題要出現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概括如下：意識的第一個階段由辨認或「認識」構成，是一種無序或混沌的狀態。第二個階段，即自我情結髮展的階段，是一個獨裁的或一元化的階段。在第三個階段，意識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它包括對自身分裂狀態的認識，這是一個二元化的階段。 到這裡，我們才開始進入實際的主題，也就是人生階段的問題。首先，我們必須討論青年時期（the period of youth）。它的大致範圍是從青春期一直延伸到中年（開始於35歲到40歲之間）。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我要選擇從人生的第二個階段開始呢？難道就沒有與童年時期相關的困難問題嗎？對於父母、教育工作者和醫生來說，兒童複雜的心理生活當然是一個具有第一重要性的問題；但是在正常情況下，兒童並沒有真正屬於他自己的問題。只有當一個人長大了，他才有可能對自己產生懷疑，與自己發生分歧。 對於青年時期所出現的各種問題的根源，我們都已經了如指掌。對大多數人來說，問題起源於生活的需要，這些需要匆忙地終結了童年的夢想。如果個體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那麼，其向職業生涯的轉變可能就會比較順利。但是，如果他緊緊地抓著那個與現實相矛盾的幻想不放，那麼，問題肯定就會出現。沒有哪個人在生活的過程中不做一些假設——有時候這些假設是錯誤的。也就是說，這些假設可能並不符合個體所處的情境。於是，問題往往就會出現，比如期望過高，低估了困難，盲目樂觀或者態度消極，等等。我們可以列出許多引發了最初的意識問題的錯誤假設。 但是，導致問題出現的，並非總是主觀假設與外界事實之間的衝突，很多時候，也有可能源於內在的心理失調。即使當外部世界中的一切都很順利的時候，問題也可能存在。干擾心理平衡的通常是性衝動；同樣，由於難以忍受的敏感而產生的自卑感也常常會干擾心理平衡。甚至在無須費力便能適應外部世界的時候，這些內在的困難也可能存在。這就好像是那些不得不為生存而奮力掙扎的年輕人往往可倖免於內在的問題，而那些由於某種原因而很容易適應外部世界的年輕人，卻常常會因其自卑感而遭遇性或衝突的問題。 那些自身氣質就會帶來問題的人，通常是神經質的，但如果把存在的問題與神經症混為一談，那就大錯特錯了。這兩者之間有一個明顯的區別：神經症患者之所以生病，是因為他意識不到自己的問題；而那些氣質會帶來問題的人並沒有生病，他只是因為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而備受折磨。 我們發現青年時期有著無窮無盡的個人問題，如果試著從中提取出一些共同的必要因素，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幾乎所有案例都有一個特徵：他們或多或少都會明顯地固著於童年時期的意識——表現出一種對命中注定的力量的反叛，而這種力量無處不在，試圖將我們捲入這個世界之中。我們內心有某種東西希望我們依然還是個孩子；它希望我們是無意識的，或者最多只能意識到自我；它希望我們拒絕一切陌生的東西，或者至少讓它順從於我們的意志；它希望我們什麼也不做，或者無論如何都要沉溺於追逐快樂或權力的渴望。在這種傾向中，我們觀察到了一些類似於物質慣性的東西；與二元化階段相比，它要保持迄今為止的狀態，即它的意識水平更低、更狹窄、更自我。因為在二元化階段中，個體往往發現自己被迫要承認和接受一些不同的、陌生的東西，並把它們當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是把它們當成「另一個我」（also-I）。 二元化階段的本質特徵是生活範圍的擴展，而個體對此是抵制的。誠然，這種擴展——或者用歌德的話說，這種舒張（diastole）——早在二元化階段之前很久就開始了。它開始於個體出生的時候，當時，嬰兒放棄了母親子宮的狹窄限制；從那時起，它便日漸成長，直至達到某個臨界點，在這個臨界點上，個體被各種問題所困擾，於是便開始抵制它。 如果一個人把自己變成不一樣的、異質的「另一個我」，並讓早先的那個自我消失在過去，那麼，在他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切合實際的過程。從布道時所說的要拋棄以前的亞當到原始民族的再生儀式，所有宗教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要把人改造成一個嶄新的、活在未來的人，並讓舊有的生活形式逐漸消失。 心理學告訴我們，從某種意義上說，心理中沒有什麼東西是陳舊的，沒有什麼東西能真正、徹底地消失。就連聖保羅，也有一根刺留在了他的肉體裡。凡是想讓自己免於接觸新奇陌生的東西而退回到過去的人，與那些認同新的東西而背離過去的人一樣，都會陷入同樣的神經症狀況。他們之間唯一的區別在於，一個人疏離了過去，另一個人則疏離了未來。從原則上說，他們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緊緊抓著一種狹窄的意識狀態不放。解決的辦法就是利用對立物的活動中所固有的張力——存在於二元化階段中——來打破這種狹窄的狀態，從而建立起一種更為廣闊、更為高級的意識狀態。 如果在人生的第二個階段就能有此結果，那這個結果將是很理想的——但難就難在這裡。首先，自然絲毫不在乎更高水平的意識。其次，社會也並不認為心理的這些技藝有多麼重要的價值；社會所褒獎的對象始終是成就，而不是人格——在大多數情況下，後者（即人格）只有在人去世後才會受到讚賞。既然如此，一種解決這個困難的特殊方法就變得具有了強迫性：我們被迫要限制自己去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被迫將我們的特殊才能區分開來，因為只有這樣，有能力的個體才能發現他的社會存在。 成就、有用等是我們的理想，它們似乎可以引導我們走出各種問題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在擴展和鞏固我們的心理存在的冒險過程中，它們可能就是我們的北極星——幫助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紮根；但是，它們卻不能引導我們發展出那種我們稱之為文化的更為廣泛的意識。無論如何，在青年時期，這樣的過程都是正常的，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比陷入雜亂無章的問題中翻來覆去要好得多。 因此，這個兩難問題通常是這樣解決的：過去所給予我們的一切都要適應於未來的可能性和要求。我們若限制自己只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意味著放棄了其他的一切潛能。有的人會失去一部分有價值的過去，有的人則會失去一部分有價值的未來。每個人都能回憶起這樣一些朋友或者同學：他們曾是很有前途、很有理想的年輕人，但若干年以後再遇到時卻發現，他們似乎已經江郎才盡，被束縛在了一個狹窄的空間中。這些便是上面所列舉的解決辦法的例子。 然而，人生中的重要問題永遠都不能徹底解決。如果什麼時候它們看似完全解決了，那麼這只是一個跡象，說明有什麼東西被遺漏了。問題的意義和目的似乎並不在於其最終的解決，而在於我們不斷地去解決它這個過程。單是這一點，就能使我們免於頭腦愚鈍和僵化。對於青年時期的問題（即限制自己只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解決來說，也是一樣的；從更深的意義上說，這種解決只是暫時有效，但不能持久。當然，為自己在社會上贏得一席之地，從而轉變自己的天性，使之或多或少適合於這個存在，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項重要的成就。這不僅是一場外部的鬥爭，也是一場內在的鬥爭，可與兒童為保衛其自我而進行的鬥爭相媲美。我們必須承認，這場鬥爭有很大一部分是觀察不到的，因為它在暗中進行；但是，當我們看到有些人在以後的歲月里依然固守著幼稚的幻想、預設和自我中心的習慣時，我們就能意識到，這場鬥爭消耗了他們多少能量。那些在青年時期引導我們走進生活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和態度（我們為了它們而奮鬥、受苦，最終獲得了勝利）已經成為我們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我們似乎變成了它們，於是我們便興高采烈地允許其永遠存在，視之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就像孩子在面對世界時會不顧自己——甚至有時候會惡意地對待自己——來維護其自我（ego）一樣。 我們離中年越近，就越能成功地牢固確立我們的個人立場和社會地位，也就好像越能夠找到正確的道路、正確的理想和行為準則。因此，我們便把它們當成了永遠有效、一成不變的東西，緊緊抓著它們不放，並把這些行為視作一種美德。我們完全忽視了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即獲得社會獎賞的成就往往是以個性的萎縮為代價而贏得的。生活中有許多，或者說太多本應該也要去體驗的方面，卻與許多塵封的記憶在一起，被丟在了廢舊物品儲藏室。有時候，它們甚至成了灰燼下面燃燒著的煤炭。 統計表顯示，在40歲左右的男性中，精神抑鬱症的發病率有所上升。而對於女性而言，神經性障礙出現的時間通常要早一些。我們看到，在生命的這個階段——35歲到40歲之間——醞釀著人類心理的一次重大改變。起初，這個改變是無意識的，也不明顯；更確切地說，它只是一些間接的跡象，表明有一種改變似乎要從無意識中產生。通常情況下，它就像是一個人的性格所發生的緩慢的改變；在另一種情況下，某些在童年時期便已消失的特徵可能又會出現；又或者，某些傾向和興趣會逐漸變弱，而其他的傾向和興趣則取而代之。此外，我們還經常可以看到，一些迄今為止一直被接受的信念和原則——尤其是道德方面的原則——開始硬化，而且變得越來越僵化，到50歲左右，這種狀況會達到一種讓人無法忍受的狂熱境地。這就好像是在這個時候，這些原則的存在受到了威脅，因此有必要予以格外的強調。 青春之酒並非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得越來越清醇，而是常常會變得越來越渾濁。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表現，在偏激的人身上看得最為清楚，它們或遲或早都會顯現出來。在我看來，如果一個人的雙親一直健在，它們出現的時間往往就會遲一些。這就好像是這個人的青年期被不適當地延長了。在那些父親長壽的男性病人身上，我尤其看到了這一點。因此，父親的死亡會導致過於匆忙的——幾乎是災難性的——成熟。 我認識一位極為虔誠的教會執事，他從40歲起便開始對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問題表現得越來越不寬容，最後到了讓人無法忍受的地步。與此同時，他的性情也變得越來越差。最後，他完全變成了一根在黑暗中慢慢倒下的「教會支柱」。他就這樣到了55歲，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從床上挺身坐了起來，對他的妻子說：「現在，我終於明白了！事實上，我就是一個地道的惡棍。」這種自我認識並非沒有效果。到了晚年，他便過起了非常放縱的生活，揮霍掉了自己的大部分財產。顯然，他是一個「可愛」的人，能夠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成年期常見的神經性障礙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它們總是掩飾不住想延長青年時期的心理傾向，使其越過所謂的懂事年齡（years of discretion）的門檻。我們都見過那些令人同情的老先生，他們必須天天拿著學生時代的舊事炒冷飯，就好像只有通過回憶年輕時的輝煌事跡，才能重新燃起生命的火焰一樣——而在其他時候，他們則只是一個無望而麻木的市儈老人。當然，他們通常擁有一個不容低估的優勢：他們不會患上神經症，而只是令人生厭、拘泥不化罷了。相反，會患上神經症的是另外一種人，他們不喜歡當下的每一件事，因此也永遠不能享受過去。 正如之前青年時期的神經症患者無法逃避童年一樣，中年期的神經症患者也無法逃避他的青年時代。他在人之將老的灰色想法面前常常會退縮，而且，他覺得擺在面前的這種前景令人難以忍受，於是，他總是拚命地追憶過往。就像一個充滿孩子氣的人在面對未知的世界或人時會退縮一樣，成年人也常常在人生的後半段面前退縮。就好像是要他去完成一項未知而又危險的任務；或者好像是他受到了威脅，要他付出他不想承受的犧牲和損失；又或者好像對他來說，迄今為止的生活是那樣美好和珍貴，因此他無論如何都不能失去它一樣。 是不是從根本上講這只不過是對死亡的恐懼呢？在我看來，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在這個時候死亡通常還很遙遠，因此往往被看作一個多少有些抽象的概念。相反，經驗告訴我們，這一轉變過程中所遇到的所有困難的基礎和原因，都包含在心理內部深刻而特殊的變化之中。為了描述它的特徵，我得拿太陽每天的運行軌跡來打個比方——不過這個太陽被賦予了人類的情感和有限的意識。早晨，太陽從無意識的夜間海洋中升起，放眼這個展現於眼前的寬闊且明亮的世界，隨著太陽在天空中升得越來越高，世界也變得越來越寬闊。隨著太陽不斷升高，其活動範圍也不斷擴展，在這個過程中，它將發現自己存在的意義；它把上升到最高點——在最大範圍內灑下恩澤——當成其目標。懷著這樣一種信念，太陽開始追尋其通往頂點的無法預見的旅程；之所以無法預見，是因為太陽的旅程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化的，因而其最高點無法提前計算出來。在正午的鐘聲敲響之時，太陽便開始下降。下降意味著上午所珍視的一切理想和價值觀開始出現逆轉。太陽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這就好像是太陽應該吸收光線，而不是放射光線。光和熱開始慢慢變弱，最終徹底消失。 所有這些比方都相當蹩腳，但至少不會比別的比方更加蹩腳。有一句法國諺語以一種聽天由命又玩世不恭的口吻總結道：「願年輕人有智慧，老年人有精力。」 幸運的是，我們人類並不是朝升夕落的太陽，否則，就會對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很不利。但是，我們身上確實存在一些類似於太陽的東西；所以，我們才會說人生的早晨、人生的春天，或者人生的傍晚、人生的秋天，這些說法並不僅僅只是感傷的套話。這樣一來，我們就表達出了一個心理學真理，甚至還表達出了生理學的事實；因為正午時分的這種逆轉甚至會改變身體的特徵。尤其是在南方的種族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上了年紀的婦女，其嗓音會變得粗啞低沉，唇部開始長出鬍鬚，面部表情會變得生硬，還會出現一些其他的男性特質。另一方面，男性體格則由於出現了女性氣質特徵而變得柔和了一些，例如，身體變得肥胖，面部表情也變得柔和了起來。 在人種學文獻中，有一篇有趣的報道記載了一位印第安武士首領的故事，這位武士首領在中年的時候，印第安部落所崇拜的大神（Great Spirit）出現在了他的夢中。大神對他說，從此以後，他必須和婦女兒童在一起，穿女性的服飾，吃女性的食物。他遵從了夢中的指示，但並未因此而聲望下降。這個幻覺是人生處於正午之時——也就是生命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心理革命的真實表達。人的價值觀，甚至是他的身體都往往會朝著相反的方向經歷一場逆轉。 我們可以把男性氣質、女性氣質及其心理成分比作儲存在某個特別倉庫里的物質，在生命的前半段，對這些物質的使用是不均衡的。男人消耗掉了大量的男性物質，最後只剩下少量的女性物質，此時他不得不開始使用這些女性物質。女性的情形則恰好相反：此時她通常會讓那些未使用的男性物質開始變得活躍起來。 與生理領域相比，這種轉變對心理領域的影響要更大一些。我們經常看到，一個40或50歲的男人放棄自己的生意，而他的妻子則挑起大梁，開了一家商店，這個男人會時不時地到店裡去打打雜。有很多女性過了40歲，才開始喚醒其社會責任感和社會意識。在現代商業生活中——尤其是在美國——40歲或40歲以上的人突然精神崩潰的情況非常普遍。如果稍微仔細地研究一下這些患者，就會發現，崩潰的其實是堅持至今的男性生活方式；而今剩下的，只是一個女性化的男人。反之亦然，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同樣在這些商業領域中，女性則在生命的後半段發展出一種非同尋常的男子氣概和敏銳性，而將她們的情感和同情心推到了一邊。通常情況下，這種逆轉會伴隨婚姻中各種各樣的災難；因為不難想像，當丈夫發現自己有溫情的一面，而妻子發現自己有敏銳的頭腦時，將會發生什麼。 最糟糕的是，聰明又有教養的人士擁有了這些傾向，卻甚至對這種轉變發生的可能性毫不知情。他們絲毫沒有準備便開始了人生後半部分的旅程。社會上是否有一種專為40多歲的人所設的學院，讓他們學習如何應對即將到來的生活及其要求，就像普通的學校教給年輕人關於世界和生活的知識一樣？沒有，一所也沒有。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我們便步入了人生的下午；更糟糕的是，我們在邁出這一步的時候帶著一種錯誤的假設，以為我們的真理和理想會像一直以來那樣為我們服務。但是，我們不能按照生命上午的方案來度過生命的下午——因為在上午顯得很偉大的東西，到了傍晚就會無足輕重；而在上午是真實的事情，到了傍晚就會變成一個謊言。我給太多年紀大的人做過心理治療，經常窺探到他們靈魂中的秘密，因此，對這一基本事實堅信不疑。 上了年紀的人應該知道，他們的生活不是在走上坡路，也不會往外擴展，而是有一種不可阻擋的內在過程迫使其生活開始收縮。對年輕人來說，過於關注自己幾乎可以說是一種罪惡——當然也是一種危險；但對老年人來說，認真關注自己是一種責任，也是必要之舉。太陽在把光芒灑遍世界之後，往往需要收斂光芒以照亮自己。但很多老年人不但不這樣做，還寧可變成疑病症患者、吝嗇鬼、教條主義者、一味吹捧過去或青春永恆的人——這些做法全都是照亮自己的可悲替代品，但同時也是這一錯覺，即錯以為前半生的原則也適用於後半生的必然結果。 我剛才說我們沒有專門為40多歲的人開設的學校。其實，事情並非完全如此。在以前，我們的宗教一直發揮著這種學校的作用，但是，今天還有多少人會把宗教看成這樣的學校呢？在老年人當中，又有多少人真正在這樣一所學校里學習過，為其生命的後半部分、衰老、死亡和永生做好了準備呢？ 如果長壽對於個體所屬的物種沒有意義的話，人肯定活不到七八十歲。因此，人生的下午必定有其意義，不可能只是人生的上午的可悲附屬物。毫無疑問，上午的意義在於個體的發展，在於確立我們在外部世界的穩固地位，在於繁衍後代以及照顧我們的孩子。這是自然極為明顯的目的。但是，當此一目的已經實現，甚至超額完成後，賺錢、擴大征服領域以及擴展生活是否將超越一切理性和感覺的界限，穩固地繼續下去呢？凡是將上午的法則——也就是自然的目的——帶到下午的人，都必定因為這樣做而付出傷害靈魂的代價，就像一個成長中的年輕人，如果他試圖挽回他幼稚的自我中心主義，則必定會因為這個錯誤而付出在社會上遭遇失敗的代價一樣。賺錢、確立社會地位、組建家庭和傳宗接代等，都只不過是樸素的自然而不是文化。文化通常超越了自然的目的。那麼，文化有沒有可能就是人生後半部分的意義與目的呢？ 在原始部落中，我們可以看到，老年人幾乎總是神秘事物與戒律的護衛者，部落的文化遺產正是通過這些神秘事物和戒律表現出來的。我們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我們的老年人所擁有的智慧在哪裡？他們的珍貴秘密和眼界又在何處呢？我們大多數的老年人都試圖與年輕人一爭雌雄。在美國，父親和兒子以兄弟相稱，而母親恨不能成為女兒的妹妹，這幾乎可以說是父母的理想。 我不知道這種混亂在多大程度上是對從前過分強調年長為尊的一種反應，又在多大程度上應該歸咎於錯誤的理想。毫無疑問，這類理想是存在的，而懷有這種理想的人的目標在過去，而不在將來。因此，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要回到過去。我們不得不向這些人承認，前半生的目標人人皆知，但要想看出後半生能夠提供什麼別的目標卻極為困難。擴大生活面、成為有用高效之人、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精明地安排兒女步入合適的婚姻以及取得好的職位——這些目標難道不夠嗎？不幸的是，很多人都認為上述意義或目的並不夠，他們覺得衰老就是生命的萎縮，將其早先的理想視為只不過是某種褪色、破舊的東西。當然，倘若這些人能夠在早年斟滿生命的酒杯，並飲盡生命的美酒，那麼，他們現在對一切事物的感受就會大不相同；如果他們毫無保留，在年輕時曾縱情地燃燒過，那他們就能非常享受老年的平靜。但我們不要忘了，只有極少數人是生活中的藝術家；在所有的藝術中，生活的藝術是最為傑出、最為罕見的。世上到底有幾人能優雅地飲盡生命之酒呢？所以對很多人來說，生命中有太多東西從其手中平白地溜走——有時候，他們可能拼盡了全力也無法做到；這樣一來，他們便會懷著未得到滿足的索求之心步入老年，而這必然會讓他們頻頻回頭張望。 對這些人來說，頻頻回頭張望尤其致命，而給未來設定一種前景或目標是不可或缺的。這就是所有偉大的宗教都許諾有一種死後生活的原因所在，這使得普通人能夠帶著與前半生同樣的毅力和目標度過後半生。對今天的人來說，生命的擴展及生命的巔峰是貌似合理的目標；但在他看來，有關死後生活的觀點卻似乎很可疑，或者不可思議。然而，只有當生存太過悲慘，以至於我們樂於讓它結束的時候，或者當我們確信太陽在下沉——「為了照耀遙遠的種族」——之際也付出了與上升到最高點時同樣的堅持和努力時，生命的終點，即死亡，才會被接受為一個目標。但是，信仰在今天已經變成了一種很難做到的藝術，這就使得人們，尤其是受過教育的人，很難找到確立信仰的途徑。他們已經非常習慣於這樣的想法，即有關永生之類的問題常常自相矛盾，且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在當今世界，「科學」成為一個人們對之深信不疑的口號，因此，我們總是想要用「科學」來證明一切。但那些受過教育、懂得思考的人都知道，想要獲得這種類型的證據是不可能的。其實關於這一點，我們完全就是一無所知。 既然如此，我是不是也可以因此而評論說我們同樣無從得知一個人死後會發生什麼呢？答案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因為我們無論通過什麼樣的方式都不能用確鑿的科學證據證明這一點，所以我們問這個問題，就好比是在問火星上到底有沒有人居住一樣。就算火星上有人居住，他們無疑也不會關心我們是肯定還是否定他們的存在。他們也許存在，也許不存在。而有關所謂的永生，亦是如此——因此，我們不妨將此問題擱置一旁。 但是在這裡，我作為醫生的良知被喚醒了，因此，我必須就此問題補充一點必要的內容。我觀察到，與毫無目的的生活相比，一種有目標的生活總的來說要更好、更豐富，也更健康一些；順著時間的溪流而行，比逆流而上要好一些。在心理治療師看來，一個不能向生活告別的老人，看起來就像一個不能擁抱生活的年輕人一樣軟弱、病態。事實上，在許多病例中，不論是在老年人還是年輕人身上，這體現的都是同樣的幼稚、貪婪、恐懼、固執和任性的問題。作為一名醫生，我確信：從死亡中發掘出一個能夠為之奮鬥的目標是符合衛生學的——如果我可以用衛生學這個詞的話；逃避死亡是不健康、不正常的，這樣做就等於剝奪了後半生的目的。因此，我認為，宗教關於來生的教義符合心理衛生的觀點。如果我知道我所居住的房子在兩個星期之內就會倒塌，那麼，我所有重要的功能都會因為這一想法而受到損害；但如果情況與此相反，我感覺自己很安全，那麼，我就可以正常、舒適地住在這裡。因此，從心理治療的角度看，比較可取的做法是把死亡看作僅僅只是一個過渡——只是生命過程中的一個部分，其範圍和持續時間是我們無從知曉的。 大部分人並不知道為什麼身體需要鹽分，但儘管事實如此，人們依然出於本能需要而攝取鹽分。心理方面的事情也是如此。從遠古時代起，絕大部分人都覺得有必要相信生命是延續的。因此，心理治療的要求不會將我們引上什麼歧途，而是引導我們沿著人類已經踩出的康莊大道繼續前進。所以說，我們有關生活之意義的思考是正確的，儘管我們並不理解自己思考的是什麼。 我們始終知道自己思考的是什麼嗎？我們唯一理解的，是那種像純粹公式一樣的思考，放進去什麼，就算出來什麼。這就是智力的活動。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使用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進行的思考——這些象徵比人類歷史還要古老；它們從遠古時代起就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類心中，而且源遠流長，歷經千秋萬代，至今依然是人類心理的基礎。只有與這些象徵和諧共處，我們才有可能過上最為圓滿的生活；智慧便是這些象徵所給予的一種回報。這無關信仰，也無關知識，而是一個讓我們的思考與無意識的原始意象相一致的問題。這些意象是我們全部有意識思想的根源，而在這些原始意象中，有一個就是有關來生的觀念。科學與這些意象是無法放在一起比較的。這些意象是想像力不可或缺的條件，它們是第一手的資料——科學也不能隨意否定它們存在的適宜性和正當性。科學只能把它們當作既定的事實，像探索甲狀腺的功能一樣去探索其功能。在19世紀以前，人們之所以認為甲狀腺是一個沒用的器官，完全是因為人們不了解它。倘若今天我們說原始意象毫無意義，那我們也犯了同樣的目光短淺的錯誤。在我看來，這些意象就像是心理的器官，我必須萬分謹慎地對待它們。有時候，我不得不對某位上了年紀的患者說：「你腦海里有關上帝的畫面，或者說你的永生信念已經消退了，因此，你心理的新陳代謝功能就失常了。」古代的不死藥（athanasias pharmakpn），即長生不老藥，比我們所認為的要有意義且深刻得多。 在這裡，我想暫且再回到那個太陽的比喻。人生就像一道180度的弧線，可以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位於東方，它是童年——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對他人來說是一個問題，而不曾意識到我們自己有任何問題；第二個和第三個部分則充滿了各種意識到的問題；而在最後一個部分——最為年老的時期——我們又退回到了那種不會因為自己的意識狀態而擔憂的境地，我們再一次成了別人的問題。當然，童年和老年是完全不同的，不過它們也有一個共同之處——都沉浸在無意識的心理事件之中。兒童的心智會從無意識狀態中逐漸成長起來，因此，其心理過程——儘管也不太容易觀察到——並不像老年人的心理過程那樣難以覺察，而這些老年人已經再度陷入了無意識中，並在無意識之中慢慢消失。童年和老年是意識不到存在什麼問題的人生階段，我在這裡不做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