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校讎通義 · 續《校讎通義》下冊

《四庫·經部》第十 乾隆欽定《四庫提要》出，而唐、宋以來目錄家糾紛一清，自《隋志》以來，未嘗有也。其立例分類，實出紀昀一人之手。紀氏於校讎之學，本未窮竟原委，不明七略、四部大體，徒能於糾紛之中斟酌平妥，使書不至無可歸類例，大小多寡不甚懸殊而已。私家目錄利其詳備，咸遵用之，若專門嚴究，則固未為定論也。張之洞《書目答問》沿用其例，有所損益，頗能救之。今將質定四部門目，以《提要》為本，糾其舛謬，參以張氏。其他收書之法未置論者，皆可從者也。 後世經說猥多，講章雜考間出，自不能如《七略》《隋志》以體次第。單音後世已無，惟當分別專家，集眾統論，單篇條說諸類，而以校正文字、音義，名物、圖譜附焉。朱氏《經義考》即分單篇於後。《提要》於《洪範》目義，乃謂《隋志》已雜置，不別篇，不知《中庸》別出，《漢志》有前例。《隋志》列單篇注於注後音疏之前，非雜置也。至於《尚書大傳》，述事之傳也；《韓詩外傳》，古外傳也；《春秋繁露》，微也。今之經說惟存章句故訓，於古傳例不備，獨三書僅存，《提要》乃置之附錄，謂與緯相類，是直不辨古經說之體矣。後進居正，而先進反居附錄，可乎？張氏不從，是也。 《易》《書》二類，宋人衍數之書，支出經文外，劃歸術數，固無不可，然豈得謂非《易》家？當互著之而論其大要，著之《敘錄》。凡術數之出於《易》者悉載之，以見源流，乃為存《七略》之遺意，而不失尊經別部之義也。至於《京氏易傳》，本依《易》立義，雖其說支離，而實漢《易》之一家，非如《易林》之離經也，列之術數，斯為過矣。 禮類之通禮、雜禮書二目，當別入史部，說已詳於《治四部篇》矣。《隋志》禮類有喪服，乃因《喪服》一篇之單注，與依經諸記而立。至於凶禮服制，自在儀注類中。今此《儀禮》之附錄《內外服制通釋》《讀禮通考》，亦宜劃歸史部通禮一門，皆通考古今，非依經為說。私家儀注向入史部，不待言矣。張氏以《讀禮通考》附《儀禮》，《五禮通考》附三禮，總義雖無二目，猶沿《提要》，未知此義也。又禮記一門，《大戴》宜先，《小戴》置之《附錄》，亦不安也。《周禮》仍當正名為《周官》。《七略》先《記》，而後《儀禮》《周官》，乃依立學先後。《隋志》以下定為先《周官》《儀禮》，後《記》，此自無可易也。 《春秋》不分三家，蓋因隋前之說失傳。唐以後無專主，撰《提要》時，漢學專門書又未出也，今則宜分矣。張書分《左傳》、《公羊》、《穀梁》、總義四類，甚是。宋、元、明書與三《傳》皆不合者未錄，錄之亦當入總義也。惟三《傳》外，說經者不盡兼采三《傳》，不可言總，當改稱諸家經說。《存目》中評點《左傳》《禮記》者，宜如章氏說附於詩文評後。 五經總義，《漢志》次《孝經》之後，而《論語》在《孝經》前。《隋志》次《論語》之後，而《孝經》在《論語》前。《唐志》別立目，亦在《孝經》《論語》後。今因從《漢志》而羼於《孝經》四書之間，非也，宜退次四書之後。又用《隋志》稱五經總義，固較諸家為善，然《隋志》之名實未足。該經部所列實不止五，總義之中亦不止說五經。五經之名乃沿俗之稱，非正名之義，循古而戾今，不可也。張氏改為諸經，可從也。章氏《和州志·藝文書》仍經解之名，未之講耳。張氏分諸經總義，諸經目錄，文字、音義、石經為三屬，甚善。目錄宜別為一屬。石經者，考文之事，《提要》附之金石，以書少耳。《隋志》錄石經於小學，乃但有石本，而無考證，今考證既多，別為一類，亦《漢志》《爾雅》後列《古今字》一種之意也。惟經注、經師目錄，當互注簿錄、傳記。 張氏敘四書，分《論語》、《孟子》、四書三屬，是也。《提要》混而列之，《孟子》注反居《論語》注之前，蹈歐陽《唐志》之失矣。《大學》《中庸》獨不立為二子目者，漢學家不以別出然耳。今謂當列於《論語》之後，《孟子》之前，共為五子目，類敘之論甚是。四書皆群經之關鍵，《戴記》本可篇篇單行，與《漢志》立《論語》《孝經》之意初不相背。以體論，《論語》《孝經》亦非經，而《七略》別立者，亦以尊聖尊功令也。 張氏經部大目為正經、正注第一，中分合刻、分刻，附以讀本。列朝經注、經說、經本、考證第二，乃以諸經及總義分目。此乃取便卷帙版本，使學者易於翻檢，非著錄通例。而其各屬之中，類次加墨段，暗分子目，甚為明當，可參取也。《易》先漢學，而卦氣及焦循之申王弼者附焉。次緯及支流，次非漢之學，次辨圖及占筮書，次音。《書》先漢注，次天文、《禹貢》，次焦循之申孔，次單篇統論，次撰異之考文字及中候。《詩》先注說，次名物、地理、氏族，次音，次毛、鄭外古說、唐說，及通考、重言、雙聲、疊韻，次三家。《周禮》先注讀，次錄田、軍賦、考工、車制，而以任氏《肆獻祼饋食禮纂》附焉。《儀禮》先注圖、例疏、校讀，次官宮、弁服、喪服，及不純漢學之說，而《讀禮通考》終焉。《禮記》先注說，次月令、深衣、燕寢、明堂、禘諸專說，次《大戴》，而《夏小正》《曾子》《三朝》附焉。三禮總義先通說，次郊社、禘祫、宗法之一端，而《釣台遺書》之四種及《五禮通考》附焉。《左傳》先杜書，次賈、服古注及補註疏，而事緯附焉。次歷譜、地理、氏族。諸名物、鄉黨、圖考之單篇，則在《論語》諸注說後。《大學》之單篇，則在總說四書之末。諸經總義先緯，次集古說，次古訓語詞，次雜解，宮室附，次天算。諸經目錄文字音義，則先經說目錄，次經師。凡此皆秩然有條，惟是張氏但取漢學，主告學者因經之異，而分類亦不同，非可沿為著錄通例。今參取其義，以救《提要》混合之失，定立八目，為諸經通例。先依經之注說校讀疏義，次集眾說，次統說不依經者，次條說，次專說一篇，次名物一端之專考，次校定文字音義，次圖譜。 樂類可刪，說詳《治四部篇》。《漢志》以六藝並立，而附入其流，故以《樂記》代經。今《樂記》已入《戴記》，其樂學諸書，宜入子部。如不欲缺六藝，則以《樂記》別為一類，而附以說《樂記》者，以足六藝之目可也。《提要》既從舊法，而以《樂》退列四書之後，不知何理，宜張氏之不從。然張氏以十三經分目，《爾雅》亦與諸經並立，乃亦立樂為一目，十三經中豈有《樂》邪？《提要》又以謳歌、末技、弦管、繁聲，退列雜藝詞曲，此亦未是。著錄論體，不論高下，俗樂亦樂，猶變禮亦禮也。惟誤隸於經，故覺其瀆古樂耳。不循自然之統系，遂使首尾橫絕，此類是也。 《提要》之論緯，可謂破迂混之談矣。然緯讖雖有分著錄者，不能字句而析之也。至於大傳、外傳，固非緯之流，混而一之，殊失言矣。當《提要》時，僅有《易》緯，故附錄《易》類。近考據家搜輯七緯，皆有成書，張氏列之諸經總義之首，猶《提要》意也。然緯讖同在一書，讖豈得為經義哉？此當仍從《隋志》別立一門，不得以書少而省其目，部次不可因書籍之多寡，而增減校讎之要義也。 小學者，語言文字之學，四部皆不可離。近代小學家謂為經學門徑，乃借經學以重小學耳，非小學專為經之用也。《漢志》以六藝統群書，其時諸子尚不資小學，且文字之教與六藝之學於官者同，故小學附於六藝之末。夫《七略》之六藝，今之經史也。且近代小學大昌，四部莫不資之矣。故阮《錄》以降之，仍附於經，雖沿《七略》之舊，實貌同而心異，不可不察也。然若別立一部，則又難於位置專門之業，亦不可與類書雜記同列外編，故不得不仍歸經部，從其重者，治經固為諸文之本也。其不專釋經及《七略》之本義，則學者宜知之矣。 小學有三統，曰形、聲、義，此不易之理也。《提要》分訓詁、字書、音韻三子目。謝啟昆《小學考》分訓詁、文字、聲韻三門，皆依三統之義。然而有當辨者。自《說文》以來，諸字書出，皆兼該形、聲、義，如張揖《雜字》《字林》《玉篇》以下是也。至於辨正形體，別有專書，如《漢志》之八體六技，《隋志》次於音韻之後，名曰體勢。此固與排列諸字兼該形、聲、義者異矣，乃真形統也。今《四庫》之字書乃混此二種。《說文》《玉篇》《類篇》《六書故》《龍龕手鑒》《六書統》《說文字原》《六書正訛》《六書本義》《奇字韻》《古音駢字》《康熙字典》《清文鑒》《西域同文志》，字書也。《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汗簡》《佩觿》《古文四聲韻》《鐘鼎款識》《漢隸字源》《字通》《周秦刻石》《釋音字鑒》《漢隸分韻》《俗書刊誤》《字孿》《篆隸考異》《隸辨》《復古編》，則辨形體者也。雖亦列字意，主辨形，非備載形、聲、義也。猶之《廣韻》，雖兼釋義，要以明韻部也。若《說文》則雖據形系聯，而非專列形，後世求形、聲、義，皆於《說文》，其與辨正形體之書用固殊矣。張氏覺其未安也，則分為四目，首《說文》，而說之曰：《說文》兼形、聲、義三事，故別為一類。次乃列古文、篆、隸、真書各體。書為形屬，音韻為聲屬，訓詁為義屬，似明白矣。然分出《說文》，特以注說之多，而《字林》《玉篇》《類篇》《六書故》仍入形屬，次於《汗簡》諸書之後，則又沿《四庫》之誤，雖暗劃分，究嫌淆混。至於《急就》《倉頡》，本古字書連屬成文，非如《爾雅》之義聯，又非如《說文》之形聯，又非如《聲類》《韻集》之聲聯，古字書皆如此，《提要》收之字書，按語甚當。而張氏乃入之訓詁，徒見後人所輯《倉頡》，多解義耳，不知彼乃《倉頡》之訓故，非《倉頡》之本文。其有訓故，正為說文說解，兼備三統之先聲，愈可證其為字書矣。今定為字書、形體、音韻、訓詁四目，庶無不該。外國語、外國字統依《隋志》之法，附於字書。鄭樵以外國語附《方言》，入《爾雅》，不可從也。其近世專論小學三統兼說者，別為總論一目。 《爾雅》本非經，《七略》以其為諸經訓詁之別記，故附之於《孝經》，後世十三經牽連入之，以其有通經之用也。若竟稱經，則龔自珍所譏以經之台輿為經矣。自來目錄，或仍《漢志》，或分一目，以冠訓詁，皆不竟以之為經也。張氏因首列十三經為正經注，故後不得不列《爾雅》為一目，實則入之訓詁為當也。訓詁之書，皆繼《爾雅》而起，張氏所附諸釋甚當。而《經籍纂詁》搜羅故訓，不專采經，雖依韻編，正當入此。張氏乃入之諸經音義之中，是過張小學之失也。 《爾雅》既不別出一門，《說文》自難別出，張氏之法不可用也。然其書甚多，張氏暗分甚有條理，著錄者宜取之。先校注，次新附逸字，次聲韻，次論六書，次引經古語，次條記雜說，次韻譜檢字。中自誤者，李富孫《辨字正俗》乃條記，而誤列於前。《字通》《復古編》乃辨正體之書。《別雅》《拾雅》宜入訓詁。又專說部首，主於啟蒙之書，宜在新附逸字之前。 《匡謬正俗》附於訓詁，是也。以《埤雅》《爾雅翼》為訓詁之支流，亦當。《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宜從張氏入諸經。《文字音義》中鐘鼎款識宜從張氏。互注金石，張氏於形屬，先古籀，次繆篆，次隸，甚有條理。《四庫》韻書按語述古韻、今韻、等韻三家變遷之故，亦甚詳。至於《幼儀》之入儒家，《筆法》之入雜藝，《蒙求》隸故事，便記誦者隸類書，則書除前史增多之弊矣。若《隋志》之首錄《啟蒙》《發蒙記》，非後世所當援以為例。六藝雖古小學之全，而今小學已專指六書，焦竑謂《唐志》蒙求當入小學，《四庫》亦收《六藝綱目》，是不知變也。若如其說，將盡收禮、樂、射、御、數之書入小學邪？《六藝綱目》及凡蒙求書，皆當入外編蒙學中。 今議定經部十類，一《易》。二《書》。三《詩》。四《禮》，分《周官》、《儀禮》、《禮記》、三禮總義四子目。五《春秋》，分《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諸家經說四子目。六《孝經》。七四書，分《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書總義五子目。八諸經總義，分總義、目錄、文字、音義、石經五子目。九緯。十小學，分字書、形體、音韻、訓詁、總論五子目。 《四庫·史部》第十一 經部依經分類，集部目少，子部宜狹，惟史部門目最多，而最不易理。章先生撰《史籍考例目》，斟酌多當。其書罕傳，今故具錄其詞，然猶多遺義。又其書屬專門，故兼涉經、子、集部，彼已自言非統合著錄之法，今固當有所變更也。 《提要·敘錄》十五類，以正史為綱，其諸類以參考紀傳、諸志論贊為次，頗明晰。然史部為六藝下流，時令、職官、政書出於官禮。紀傳、編年以下，乃出《尚書》《春秋》。源流各異。著錄史部之書，不當以正史為主。荀、王、阮以來，自《七略》《春秋》中分紀傳書為一錄，史乃有專部，後世逐流忘源，遂若史部專為紀傳、編年而設，其他特其旁支。不知阮之紀傳錄，《隋志》之史部，所收固已不限於《春秋》家學也。以二體為主，則使史部狹。史部狹而群書分散逃竄，非所《七略》之意，乃不可尋矣。《提要》直雲正史為主，並編年亦不言，尤為偏謬。且即參考之說，亦不甚通，詔令、奏議、史抄亦資考志，豈僅考紀傳史例之書，又豈參考論贊邪？其類目先後改易舊規，亦多未安，不可沿用也。 《史考例》曰：古史必先編年，而今以紀傳首編年者，自馬、班而下，《隋志》即以紀傳為正史，而編年則稱為古矣。其實馬、班皆法《春秋》，命其本紀謂之《春秋考紀》，而著錄家未之察也。《唐志》知編年之書後世亦未嘗絕，故改《隋志》古史之稱，而直題為編年類，事理固得其實，然未盡也。《隋志》題古史，猶示編年之體之本為正也。《唐志》以紀傳為正史，而直以編年為編年，乃是別出編年為非正史矣。是以宋人論史，乃惜孫盛、習鑿齒之倫，不為正史，幾於名實為倒置也。夫劉氏二體，以班、荀為不祧之祖。紀傳、編年，古人未有軒輊焉。自唐以後，皆沿《唐志》之稱，於義實為未安。故《史考》以紀傳、編年分部，示平等也。自注曰：不以正史與編年對待，則平等矣。章氏此論，可謂精矣。《隋志》微意，賴此而明。正史者，對諸雜史傳記之稱也，非紀傳正，諸體不正也。自改編年為正史，限於二十四部之書，而二十四部外之紀傳，乃反無可歸矣。《提要》謂編年不稱正史，乃因編年一體或有或無，不能時代相續，故姑置焉，無他義也。夫司馬《通鑑》上接《左傳》，繼而作者直至元、明，何為不相續？《通鑑》之通古，固猶遷書也。且書不相續，不過言現存而已。六代之書，固無存矣。宋世編年之書，足以相接，固具存也。《唐志》妄改，何必曲為之說哉？ 《史考例》曰：或問紀傳、編年同列，是矣，何紀傳之中，又立正史子目邪？答曰：此功令也。自史氏專官失傳，而家自為學，後漢、六朝一代，必有數家之史，是也。同一朝代，同一紀傳，而家學殊焉，此史學之初變也。然諸家林立，皆稱正史，其傳久與否，存乎人之精力所至，抑或有數存焉。自唐立史科，而取前人定著為十三家，則頒學校而為功令，所範圍益為十四，而不能損為十二而不可矣。故家自為學之風息，而一代之興必集眾以修前代之史，則史學之再變也。自是之後，紀傳之史，皆稱功令。宋人之《十七史》，明人之《二十一史》，草野不敢議增減也。故《史考》於紀傳家史，自唐以前，雖一代數家，皆歸正史。自唐以後，雖間有紀傳之書，亦歸別史子目而隸雜史焉。雖蕭常、郝經之《後漢書》，義例未嘗不正，而必以陳壽為正史，不敢更列蕭、郝者，其道然也。按：章氏論正史之由來詳矣，然既以紀傳立類，則凡紀傳皆當入之，何可別入雜史邪？雜史本不可收紀傳、編年之書，踵謬沿訛，今當厘剔。至於別史立目，自來所收，皆本未安。既立正史子目，則用別史之名，以指紀傳之別本，正得其宜，次於正史，為一目可也。 《史考例》曰：正史一門，畢宮保原稿但稱紀傳，而紀傳中又分通史、原註：《史記》是也。又附入梁武《通史》、鄭樵《通志》，今並收入別史。斷代、原註：班、范以下是也。集史、原註：南、北史是也。國別，原註：《三國志》是也。不免繁碎。今以學校頒分二十四史為主，題為正史，而馮商、褚少孫、班叔皮諸家之續《史記》者附《史記》後，華嶠、謝承、袁山松諸家之《後漢書》與范氏《後漢書》依先後時代編次，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諸家之《晉書》，與唐太宗御撰《晉書》依先後時代編次。原註：六朝諸史皆仿此。蓋書傳有幸不幸，其初皆正史故也。原註：魏、吳諸書之於陳《志》亦然。若唐、宋以後，正史自有一定，無出入矣。按：今唐前紀傳無存，後人輯本，猶當依此議列入正史。如姚之駰《後漢書補遺》之類，近世已多矣。至於通古、斷代、集史、國別，雖嫌碎而不分，敘錄當申明之，以免類例不清之譏。 《史考》正史子目之次曰國史。《例》曰：國史從無流傳之書，而史、志、著錄與諸書所稱引者歷有可考，要以後漢班固與陳宗、尹敏諸人修《世祖紀》，與新市、平林諸載記為最顯著，自可依代編纂，與編年部之實錄記注，可以參互，皆本朝臣子修現行事例也。按：此目雖少，古書亦不可缺。《東觀漢記》今尚存十七八，《提要》入之別史，不安也。近代實錄之外，必敕撰本紀，而宗室王公表、傳，將相大臣年表，滿漢大臣、儒林、文苑、貳臣、逆臣諸《傳》亦有傳本，《提要》入之傳記，亦未安也。雖流傳者有傳無紀，見於論旨者有表無志，要是紀傳之分，當入於此。此一子目即次別史一目之後，以彼為撰述成書，而此則及時修輯也。 《史考》國史之後，為史稿一目。《例》曰：史稿向不著錄，今從諸書記載採取而成，乃屬創始之事，蓋前人於此皆不經意故也。但古人作史，專門名家，史成不問稿也。自東觀修書而後，同局之中，人才優劣，判若天淵。一書之中，利病雜見，若不考求草稿所出，則功罪誰分？竊謂集眾修書，必當記其分曹授簡，且詳識其草創潤色，別為一篇，附於本書之後，則史官知所激勸。今之搜輯史稿，正欲使觀者感興也。按：此乃專門修考，故可搜輯立目，著錄家似不必也。然王鴻緒《明史稿》今尚流傳，阮元《儒林傳稿》亦有單行之本，安知後來無流傳之書？康熙鴻博諸公集中多載，分修史稿亦未嘗不可別裁也。稿草固與成書不同，章氏為史家立法著錄者，亦當為目錄備類，立一子目，無不可也。編年亦有稿，而此獨附紀傳者，以編年史稿必不流傳，官修紀傳則遭刪竄者多自存別行也。 起居注者，逐日記載之書。實錄者，一朝總記之書。皆非若編年之撰述也。記注、撰述迥乎不同，故阮《錄》別立注歷一部，而《隋志》《唐志》沿之，皆不與編年混。隋時實錄之體未成，至唐乃按代修輯。《舊唐志》附之起居注，以其同為記注也。《新唐書》以其書多而分立一目，尤為妥善。蓋其體雖仍編年，而兼載臣下始末，與起居注殊也。《提要》併入編年，而又漏論實錄，斯為誤矣。《穆天子傳》自是古史，體不可誣。《順宗實錄》今猶單行。夫定目不為一時，安得以書少而混其大別哉？《史考》於編年，分通史、斷代、記注、圖表四目。《例》曰：編年原分實錄、記注二門，今以日曆、時政記、聖政等記均合於實錄，而以記註標部。蓋此等皆是史宬，備削稿資，例不頒行於外，於義得相合為部次也。若專記一事，則當入傳記部之記事門，若特加纂錄，原註：如《貞觀政要》之類。則入雜史。按：紀傳既不分通古、斷代，而編年忽分，不一例矣，暗次第之可耳。注錄之隸編年，猶國史之附於紀傳也。然其目不可並，當依阮《錄》、《新唐志》於編年一目之下，列注歷、實錄二目，若剔出傳記、雜史，則誠精矣。張氏於編年中，分通鑑、別本紀年、綱目三目，乃以《通鑑》書大，故別出之，取便學者，非著錄之例。 《史考》於編年部末，有圖表一目。《例》曰：圖表專家年曆經緯，便於稽考世代之用，故亦附編年為部。其年號之書無類可歸，雖非圖表，亦以義例而類附焉。又立史學部。《例》曰：史之家法失傳，而後人攻取前人之史以為學，異乎古人以學著為史。史學之書附於本史之後，其合諸史及一二家史以為學者，別為史學之部焉，分為考訂、原註：刊誤之類。義例、原註：史通之類。評論、原註：管見之類。蒙求原註：鑒略之類。四門。按：史學之立甚善，可省並歧出。尤氏《遂初堂書目》已有此目。圖表之附編年，則未安也。《隋志》以年曆、世紀諸書為抄撮舊史，附之雜史之中，蓋外之，不以混編年也。舊、新《唐志》因之。今別立一目可也。然後世圖譜、歌訣，庸得為編年，且已不止年號之書，地理、姓名亦有韻編矣，何可附編年邪？正當入之史學耳。《四庫》以史義例評論之書為史評一門，考訂附於本史，蒙求入於類書，雖各有所歸，然實不安。蓋考訂之書晩出益多，《史考》無專部，史評何可立專部？正當同歸史學耳。近世考據家興，有補表、志者，有專釋一篇者，校注之書亦日以繁。張氏於正史之中，列正史注補表譜考證一目，先依本史次第，次總補諸史表，次總考年月、諡諱、統系、疆域、沿革、紀元、封爵、諡法、宰執之書，次專考紀元，次專考地理沿革，次總考訂諸史。吾謂校注史文自當附於本史。年月、諡諱諸書雖或勒成類例，廣搜傳記雜書，要是依紀傳、編年而校補之，不可入於譜系。簿錄之專家並可入之史學，分為搜補、如補表、志之類。表譜。如帝王年表、二十一史、四譜統系紀元、廟諡、年會、地理沿革諸書。二目圖表該於其中，仍依所考門類，略為次第。然後繼以考訂、義例、評論三子目。如此，則《提要》強入《歷代紀事年表》、齊召南《帝王年表》、萬斯同《歷代史表》於別史，錢文子《補漢兵志》於兵家之弊除矣。蒙求體本卑陋，不得為史學，宜入之外編蒙學。章氏以專門牽連，故列之耳。至於考訂，則連考二史，亦可附於本史。《兩漢刊誤》附《後漢書》後，《提要》之例甚明，章氏援以為例，未是。惟總考諸史乃可別出耳。搜補之書，《四庫》亦附本史。然此類書補本書所無，非考本書所有。且近考據家之作大都求備，不依史例，旨在網羅，故實非可直補本書。今斷以校注附本史，而此類則別出之，亦猶經說當附本經，而諸經總義則別為一目。《爾雅》之注宜附本書，而廣證名物者別為次第也。又抄纂之史，《隋志》附之雜史，意甚善也。《宋史》列為一門，殊為僭矣。如《提要》史抄類敘所舉五例，採摭文句，割裂辭藻，二例不得為史學，當入外編書抄。具前之抄約、析纂、簡汰三體，雖不成史體，尚資參考，既難附於編年，亦當歸之史學。章氏《史考》以史抄隸於雜史，猶沿《隋志》，而不知《隋志》所收，皆自具剪裁，非如宋後之例也。宜於史學之末立抄類一目，並前五目為六子目焉。亦足見史學之卑，至以抄類為學也。《提要》則立史抄而采輯辭藻者，乃居三之二焉，亦可見此類之不必立矣。而乃次於載記之前，非太僭乎？ 袁樞創紀事本末之體，章氏以為有《尚書》之遺，且繼而作者，宋、元、明三藩諸本外，近又有西夏、遼、金。《提要》別立一目，使與紀傳、編年鼎立而三，甚當也。章氏附之雜史，太輕矣。惟是此體之成，本起袁樞，其他雜史之中，固多以事名篇，要不得為紀事本末。而《提要》乃廣收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者，謂為不標紀事本末之名而實為紀事本末，則謬矣。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若成史體，正《隋志》所謂雜史，不成史體則傳記耳。紀事本末者揉散編年、紀傳之書而以類分編，中有互見之妙，故為《尚書》之遺。若偶記一事而具始末，雜史、傳記誰不然邪？《提要》但別篇帙無多者為傳記，已失辨體之義。而概以此為紀事本末，則此等書自古有之，豈因袁樞者哉？幸而宋前此類書多不傳，傳者又誤入雜史，若其存也，依時代而編，將列袁樞之前，則紀事本末一體究何托始乎？今核《提要》所載章沖《左氏傳事類始末》，乃排比傳文，宜歸經部，與馬驌《左傳事緯》同列。況沖與樞同時，又非效樞而作也。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乃纂輯雜書，以備史料，無所鎔裁，不成為史，以其體大，不入傳記而附之雜史可也，何得以為紀事本末哉？郭允蹈《蜀鑒》分綱目，兼考訂，意在議論形勢，諷切當時，猶之范氏《唐鑒》以評論為主，不得入於編年也，正當入之兵家。田汝成《炎徼紀聞》、馮蘇《滇考》，專記偏隅，與《華陽國志》義同，雜史之支流也。至諸方略，乃《尚書》《胤征》《泰誓》《武成》之遺，正是雜史正宗。《綏寇紀略》專紀寇難，分篇紀事，猶可附入，然已非勒成一史之比。《平台紀略》則私家傳記耳。惟馬驌《繹史》兼存圖表，搜輯遺文，意欲別樹一幟，非可歸之雜史。《提要》稱為與袁樞所作，均為卓然，特創此而附之，乃為當耳。張氏不悟，又以《聖武記》附之。《聖武記》每篇名記，真雜史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立別史一目，以處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者，本屬不安。蓋《隋志》正、古、雜三門鼎立，以收紀傳、編年及異體。其意自《新唐志》以下，已無人知，故目錄家約略以多寡大小為斷，所謂執義以淆體也。夫紀傳、編年而外，成體者為雜史，不成體者為傳記，安有上不至正史，下不至雜史者哉？《四庫》因用其目，蓋以正史既限於廿四部，他本紀傳無所歸，雜史又濫，大部成書，亦無別因，為此調停之計，自以為斟酌得宜，於是以古之雜史為別史，以古之傳記為雜史，而《隋志》意亡，史體淆亂矣。夫史部著錄貴在辨體，不論其事之多寡，體之大小也。今《提要》之敘雜史，乃以具一事始末，非一代全編，述一時見聞，只一家私記為準。此只見其混於傳記耳。雜史之名，當限于勒成一體者。紀傳、編年之外，別出義例，部勒成體者不少，故《隋志》以雜史目之，豈若傳記哉？具一事始末，固傳記也，而中亦有編年。非一代全編，斷前斷後，亦有編年。《隋志》編年中歷歷可考。至於一家私記，則馬、班之史，又豈官書哉？此四語者，何足劃雜史之界乎？且即如其說，別者乃以別於正史，編年、紀事本末既有專門，則所謂別，但紀傳一家之不立學官者耳。而《敘》乃曰六體兼存，以劉知幾六家計之，只四體耳，豈有六乎？今核其所載：《逸周書》，《尚書》之支也；《建康實錄》，《華陽國志》之流也；《路史》之有紀無傳，《帝王世紀》之流也；《古今紀要》《春秋別典》分記君臣而不用編年、紀傳之體，《漢皇德記》之類也；《春秋戰國異辭》，《國語》《國策》之流也。此皆真所謂異於二體之雜史也。其餘《東觀漢記》，《東都事略》，《契丹國志》，《大金國志》，蕭常、郝經之《續後漢書》，《後漢書補逸》，皆斷代、紀傳也。《古史》《通志》《尚史》，皆通古紀傳也。《隆平集》乃史料，無史法，不成體，附之雜史亦可。《歷代紀事年表》則圖表也。萬氏《歷代史表》則正史之考補也。《存目》所列，又有譜括抄略，尚不得為雜，烏可稱為別史哉？既誤以雜史為別史，而又復自相歧互。《國語》《國策》入雜史，而《春秋戰國異辭》又入別史，《建康實錄》入別史，而《華陽國志》反入載記。乃謂《建康實錄》所載，惟吳為僭國，《三國志》既列正史，故隸之別史。夫許《書》之限於方隅，正與常《志》同。常《志》季漢，豈非正史，何以入之載記乎？且《提要》所以立別史，其初意本因不欲混大部成書於雜史中耳。今又瑣瑣以其所載事是否正史為別，則《春秋戰國異辭》何正史邪？凡此皆其講之不精，而適以自陷者也。其雜史一門所收《國語》《國策》，乃國別之體。《貞觀政要》則典謨之遺，《渚宮故事》《建康實錄》之類也。《東觀奏記》，史局私稿也。《五代史闕文》《五代史補》，則採補正史也。《太平治跡統類》《弇山別集》，則《隆平集》之流也。《蒙古源流》，外裔之專記也。此皆可入雜史。其餘及《存目》，則莫非傳記。《明高皇后傳》《馬端肅三記》二種，則館臣亦疑其為傳記，而以皇后母儀天下三事，皆明大征伐而收之。夫部類豈以事之大小分哉？高祖、孝文之《傳》，《七略》入於儒家，傳記之名所該廣矣，紀氏未之思也。張氏《書目答問》謂別史、雜史頗難分析，以官撰及原本正史，重為整齊，闕系一朝大政者入別史，私家紀錄中多碎事者入雜史，此已未識大義。觀其所收別史一門，多取紀傳家，頗覺較為明晰，而《創業起居注》《順宗實錄》《東觀奏記》《隆平集》《東華錄》亦混入焉。起居注、實錄之有專目，《東觀奏記》之為雜史，固不待言。《隆平集》者，紀臣事則為傳，紀君事則分目如會要，此非雜史而何？《東華錄》則又實錄之流也。張氏之書取便學者，體目不備，故有此誤。至其雜史一門，收《帝王世紀》《古史考》《路史》《春秋別典》《楚漢春秋》《伏侯古今注》《建康實錄》《貞觀政要》，似能知《四庫》之誤雜為別矣。而分事實、掌故、瑣記三目，廣收傳記之書，而說之曰：主記事者入此類，多參議論，罕關政事者入小說。此特嫌《四庫》之多，以質實記事書入小說耳，而不知雜史之名，豈掌故、瑣記之瑣瑣所可冒邪？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嗚呼，雜史、傳記之義不明，非一日矣！傳記狹而雜史為龍蛇之菹，又有小說參雜其間。著錄家不知辨體，徒較量於事之大小，焉得不紛紛乎？ 《四庫》立載記一門，以收偽、霸之史。蓋自《新唐志》已誤認阮《錄》偽史、《隋志》霸史為凡紀偏霸事者之目。《隋志》之義亡久矣，已說於《明隋志篇》。今十六國紀傳、編年之書已不存，合於古之霸史者，惟《十六國春秋》《南唐書》《十國春秋》之紀傳，《錦里耆舊傳》《朝鮮史略》《蜀檮杌》之編年。龍袞《汪南野史》用紀傳之體，而避紀傳之名。如陳壽之志吳、蜀，亦當附紀傳家。其餘若《越絕》《吳越春秋》《華陽國志》《三楚新錄》《五國故事》《吳越備史》《越史略》《安南志略》，皆異體之雜史也。《鄴中記》《釣磯立談》《江南別錄》《江表志》《江南余載》皆傳記也。《蠻書》則地誌也，其存目者可以例推。《越絕》《吳越》，《隋志》皆入雜史，惟《華陽國志》誤入霸史。《江表傳》《舊唐志》入雜史，不入霸史，蓋猶知《隋志》之意。自《新唐志》濫收，後世沿之，而其體混矣。若以偏方為斷，則《建康實錄》何以入別史？若以僭竊為斷，《華陽國志》之記季漢，豈僭竊邪？改霸史為載記，尤為不安。載記之名創於《東觀》，而《晉書》沿之，乃對本紀、表、志、世家、列傳之稱，特以識別，本無僭偏之義。胡恢為《南唐載記》、楊慎之為《滇載記》，乃誤沿之。假令改編年為本紀，名別傳為列傳，其可乎？吾謂阮《錄》偽史、《隋志》霸史乃以偏方紀傳、編年之書，礙於國史、正史之名，不可收入，阮稱紀傳、編年為國史，《隋》稱紀傳、編年為正史、古史。故不得不別出，今既以紀傳、編年立類，《隋志》之霸史不患無所歸，其餘後世濫收，各歸雜史、傳記、地誌，使無相混可矣。蓋史部著錄原主辨體，不在分別正偽，正統之論，自古紛然，實無一當。偏方如季漢，不可加以偽。如雲霸，則六代亦霸而非王；雲偽僭，則曹、馬、劉、蕭何非僭也。若外裔之書，則正史固有《外夷傳》矣。今宜除此門，以省，與《隋志》亦貌異而心同也。 《史考》立稗史部，分雜史、霸國二子目。《例》曰：雜史一門，原分外紀、《軒轅本紀》之類。別裁、《路史》《繹史》之類。史纂、自為門類，如《十七史纂》《宋史新編》《宏簡錄》之類。史抄、隨文刪節，如《史記節要》之類。政治、如《貞觀政要》之類。本末、《紀事本末》《北盟會編》之類。國別，《國語》《國策》《十六國春秋》之類。共為七門。今恐析太過，轉滋紛擾，合併雜史一門，較為包括。而原分名目仍標其說於部目之下，則覽者不致訝其不倫。又曰：割據與霸國之書，初分二門，今合為一，亦謂如《越絕》《吳越春秋》下至南唐諸家皆是也。惟《華陽國志》，《隋志》入於霸史，後人多仍其目，或入地理。按：此書上起魚鳧、蠶叢，中包漢中公孫述、二劉、蜀漢，下及李氏父子，非為一國紀載，又非地誌圖經，入於霸國固非，入於地理尤非。斯乃雜史支流，限於方隅者耳。如《建康實錄》《滇載記》《炎徼紀聞》皆是選也。此例前人未開，緣種類無多，均強附霸史或地記耳。按：別史、雜史、霸史三目之混淆，章氏亦未知也。原分之目，已為不安，史纂、史抄當入史學，已說於前。《軒轅本紀》之類，有紀無傳，猶為《尚書》之遺。若《宋史新編》乃紀傳家，《宏簡錄》者，意在續《通志》，亦紀傳家也，何得為史纂？若雲因用舊文，則班、范之書，何嘗非因馬、華邪？《貞觀政要》正《軒轅本紀》之類，豈章氏所謂外紀，乃記上古事者邪？記上古事，如《帝王世紀》自屬異二體之雜史，其他又不盡然，不得混為一說。政治之名，非辨體之意，與三目不類，本末宜別立一門。而《三朝北盟會編》實非紀事本末，國別之書，誠是雜史，而《十六國春秋》則紀傳家也。章氏知《華陽國志》為雜史，而不知《越絕》《吳越》之同類，又分《十六國春秋》與《南唐書》而二之，此與《隋志》之失，所謂左右佩劍。其於《華陽國志》，又徒知其非一國、非地誌，尚未知其或敘代，或敘地，為異體之大家，方誌之初祖也。章氏雖明史法，獨熟馬、班，《越絕》《吳越》容未深察。若《華陽國志》則常沿其例，且常言《尚書》之流，有入於雜史者，何於此而不察邪？ 今理三門之糾紛，定雜史之門目，略舉《四庫》及張《目》所錄書以明之。一曰異體。如《周書》《楚漢春秋》《漢皇德傳》《古史考》《帝王世紀》《貞觀政要》《路史》《春秋別典》《聖武記》，此《尚書》之遺也。二曰專記。如諸《方略》《紀略》《滇考》之類，此《尚書》一篇之遺也。三曰國別。如《國語》《國策》《春秋戰國異辭》之類，此於劉知幾所分六家為一家。四曰方隅。如《越絕》《吳越春秋》《華陽國志》《建康實錄》《渚宮舊事》《蒙古源流》《三楚新錄》《炎徼紀聞》《吳越備史》《越史略》之類。五曰編錄。如《隆平集》《太平治跡統類》《北盟會編》《東觀奏起》《弇山堂別集》之類。此類本屬記注，排編待削，與編年之實錄、起居注同科，附之雜史，已為尊之矣。六曰補史。如《五代史闕文》《五代史補》。此補事實，非可入於史學，且采輯亦不苟，故附之雜史焉。凡此六目，皆非紀傳、編年及紀事本末，劃而明之，庶幾不失《隋志》正、古、雜三門鼎立之意。後世求春秋家學者，二體六家，乃皎然可推矣。 《隋志》詔令、奏議在總集中。《舊唐》散附章程、故事中，以其相關也。《新唐志》始別為一目，而屬於起居注，則不免混。馬端臨以左史記言，即起居之職說之。然則國史記臣工言行，亦可並傳記於國史邪？《提要》別立一門，甚善。而未詳其源流，故補論之。但宜從章氏，統歸政書。張氏收《皇朝經世文編》，以其多奏議耳。意告學者，非著錄通例。若《漢志》，高祖、孝文《傳》乃稱述古語而附以詔策，故入儒家，非詔令、奏議專書之當入史部者比也。 傳記之名，所該甚廣。古書經外皆為傳記，漢後史外皆為傳記，記人記事無別也。《七略》《隋志》之時無雜記事，書其記事者，多能具史體。偶有瑣錄，《隋志》誤入故事，然雜傳末鬼神諸書亦是記事，尚不限於記人。自唐以來，記事書多非能自成體制，而但記見聞，或且委瑣，皆傳記也。《新唐志》始著錄此類，而混入雜史，歧出小說，亦或歸於傳記，而散處不劃一。蓋《新唐志》新增之書、本隨意分隸，不可為法，後世目錄沿之，致使散亂。《提要》廓清諸私目之弊，而未知傳記之體，循唐以來之法，但以記人為傳記，而以雜記之書事大者歸於雜史，事小者歸於小說。夫雜史必成體，雜記入之則僭。小說譎誑揚厲，雜記又非其倫也。張氏《書目》又多收入雜史，而以參議論者入小說，小說稍清而雜史愈亂，皆不知傳記之義本廣也。今斷以記事之書不成史體者悉入傳記，而後雜史，小說各識職矣。至於隨筆之書，議論、考證皆有，非專記事，自當歸之外編。傳記之體，未嘗不嚴也。 《四庫》傳記一門，分四子目，一曰聖賢，二曰名人，三曰總錄，四曰雜錄。《存目》又有一目曰別錄，則安祿山、黃巢之事。聖賢名人可以不分，分之反為漏。安、黃之書，自可不別出著錄，論體而已，不論人也。史之逆臣，雖附於末，亦稱列傳，不聞別有名稱。亂臣賊子僭竊傳世，且有稱紀者矣，又可盡別邪？總錄之名，亦當更為匯錄，而暗分小目。雜錄一門，只《孫威敏征南錄》《驂鸞錄》《吳船錄》《入蜀記》《西使記》《保越錄》《閩粵巡視紀略》《扈從西巡日錄》《松亭行紀》數書。惟《征南錄》《西使記》《保越錄》《巡視紀略》四種為記事之書，其餘主記山川古蹟，乃地理中之行紀，又間雜考證，不得為傳記也。《按語》曰：敘一人之始末者為傳之屬，敘一事之始末者為記之屬。此語似知記之廣矣。而又謂《孫威敏征南錄》削平寇亂之事，宜入雜史，而以意主表孫沔一人，故入此，則仍拘於主人之義。紀傳之傳，且不專主人，傳記之體，豈有主人之限邪？蓋史體之不明久矣。《史考》傳記部分紀事、雜事、類考、法鑒、言行、人物、別傳、內行、名姓、譜錄十子目。《例》曰：傳記門目，自來最易繁雜，其目創於《隋志》雜傳，而《隋志》部次已甚混淆，蓋非專門正史，與編年、紀傳顯然有別者。凡有記載皆可混稱傳記，著錄苟無精鑒，則一切無類可歸者，皆將以傳記為龍蛇菹也。畢宮保原稿本分傳記子目一十有七，斟酌增減，定著十門，亦不得已也。按：章氏之論，固為防弊而發，然傳記之名本廣，其不得為雜史者，非傳記而何？後世目錄之弊，正患傳記太狹，龍蛇之菹，不在傳記，而在雜史也。其門目亦未能斟酌盡善，內行法鑒，不必分也。言行蓋指條記之書，人物蓋指限地斷代之書，而立名未明，易於混淆。譜牒既有專門，譜錄不知何指，殆謂同年錄邪？至於《隋志》，其時書體未備，約略類次，暗分子目，猶不混淆。《舊唐志》、鄭樵就《隋志》之約分者而多分之，失之煩碎，更不及章氏。今定傳記門目，一曰別錄，記一人事者皆入焉。後世為祠廟作志，主表其人，而雜載地跡、詩文，誤沿方誌之體，於傳記、地記兩無所處，然記事者多亦附於此。此類凡暗分別傳軼事、年譜、祠廟書三類。軼事者，《孔子家語》《晏子春秋》之流也。年譜，章氏入譜牒，然其體實類別傳，非旁行斜上也。且章氏嘗論其為一人之史矣，宜從《提要》，自述其行，亦宜入此。二曰匯錄，暗分限地、斷代、家傳、品類、條記、名狀六類。限地為先，取《隋志》之意，以其原於《周官》閭胥黨正之法。斷代補史，其體甚宏，故次之。家傳合一家，又次之。品類又次之，該官聯學。按：忠孝、良吏、名將、列士、列女、交遊諸類，即《隋志》之志尚章目之法鑒內行也。條記者，如朱子《名臣言行錄》之類，依人條系，不為首尾之體，即章氏之言行也。名狀者，但具姓名而少事實，如《隋志》職官所收官名及永嘉流口名人、後世登科記、同年錄是也。此體始於東漢之末，題品之風，實後世別傳、匯傳之祖，故當入此。自杜大珪作《碑傳琬琰集》後多效之，雖名集，而實匯傳。《隋志》雜傳中有任昉撰《雜傳》三十六卷，即杜書之前例也。三曰專記。記一事始末，舊誤入雜史，及《提要》之雜錄一目所收者也。四曰雜記，雜書間見而質實，記事不參評論瑣語，不與小說及外編之雜記相混，舊誤入雜史、小說者也。至於姓名、敘世系者，宜入譜牒。記同姓名者，宜入史學。但記姓名，則名狀也。鬼神之書，阮別為部，《隋志》附此，以其體為傳記也。其非譎誑寓意者，自當入此類雜記中。 時令一門可不必立。既知選辭章隸故實者不足為史，而所收又僅一書。《歲時廣記》為啟札應用而設，豈有關於史？惟《月令輯要》一種主於授時耳。《存目》之中，亦罕關史義。夫授時者，政之一事耳，併入政書，於義為允。《歲時廣記》宜入類書。 地理之不能不別為一門，章氏《和州志·藝文書》言之矣。《四庫》分宮殿簿、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蹟、雜記、遊記、外紀十目。章氏《史考》分總載、分載、方誌、水道、外裔五目。《例》曰：地理門類極廣，畢宮保原匯分荒遠、總載、沿革、形勢、水道、都邑、方隅、方言、宮苑、古蹟、書院、道場、陵墓、寺觀、山川、名勝、圖經、行程、雜記、邊徼、外裔、風物二十有二，不免繁碎。今暗分子目，統於五條。又曰：水道之書與地誌等，但記自然沿革者，方入地理。其治河、導江、漕渠、水利等類施人力者，概入於故事部工書條下。又曰：外國自有專書，如《高麗圖經》《安南志》之專部，《職貢圖》《北荒君長錄》之總載，則入地理外裔之部。如《奉使琉球錄》及《星槎勝覽》，凡冊使自記行事者，雖間及外國見聞，而其意究以記行為主，則皆入傳記部中記事條下。張氏《書目》則以取便學者，分為古地誌、今地誌、水道、邊防、外紀、雜地誌六目。雜地誌中又暗分三類：一都會，二山水、古蹟、人物，三物產、雜記。今按：地理書自《隋志》未分門類，後世相沿混雜，鄭樵乃分之，而詳略不當。畢氏所分，較鄭樵尤碎，不可用。方言宜歸小學；形勢、水道何以別于山川？古蹟、名勝亦相混也。惟《提要》所分較善，然猶不及章氏。郡縣、都會既不如分載之該，河非諸水之通名，亦不如水道之當。張氏合都邑諸目為雜地誌，尤為清晰。今斟酌詳略，定為七目。一曰總載。二曰分載，限於統部郡縣、山川專志。三曰水道。四曰邊疆，改防為疆者，章氏謂治水者當人工書，其言至當。則言邊防之計者，亦當入兵書也。五曰外國，外紀之名，嫌於紀傳，且不見為外國也。六曰雜記，中暗分京都、山水、古蹟、廨宇、風物五目。宮殿自可該於京都，坊巷則非宮殿之可該也。宮殿非地理之全，自不宜冠首。冢墓、名勝，自可該於古蹟。書院、道場、寺觀，則統於廨宇。其主表一人，多搜事文者，則入傳記中之祠廟書。風俗、物產可該歲時草木諸書，統歸雜記，以其瑣也。七曰行記，游字不如行字為該，行紀亦六代沿用之常稱也。此自是一體，雖自記蹤跡，而實重在山川、古蹟。章氏之論未全，其《例》無此目，非也，蓋承《提要》之誤耳。至於方誌，則胎於《華陽國志》，成於宋世，與國史為一縱一橫之殊。賅存文獻，非復地理專門，經章氏發明，乃用春秋家法，縱不能用其法，亦非專記地理，與古地理之稍兼文獻者殊。章氏不與分載同編，而別為子目，正此意也。其不出之地理者，以宋、明諸《志》非能用史裁，而己之高論又恐人不信也。其撰《和州志·藝文書》固已詳言其不同於地理而別立專目矣。今謂當別立專類，次於雜史。至於趙岐《三輔決錄》，乃郡國傳記，地理門中，不當收人物，張氏誤也。 《四庫》職官，分官制、官箴二目。政書分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五門。而按之曰：六官始於冢宰，茲職官已自為類，故不收及。六官之序，司徒先於宗伯，今以春官所掌，帝制朝章悉在焉，取以托始，尊王之義也。又曰：古者司徒兼教養，後世惟司錢穀，條目浩繁，統以邦計為目。觀其分配，蓋亦略依六典，然立名不純。邦計用《周官》之名，余又不用。考工乃記名，謂考之也，非指工事。阮《錄》、《隋志》分故事、儀注、職官、刑法。其時六典未備，惟儀注、刑法書多，故銓選入於職官，而一切均歸故事。今依六典誠為善矣。而職官者，政之綱也，既並三門，此亦宜並。張氏《書目答問》合職官之書於政書，宜矣。《史考》故事類分訓典、章奏、典要、吏書、戶書、禮書、兵書、刑書、工書、官曹十目。《例》曰：故事原分一十六門，今併合為十門。出君上者為訓典，臣下者為章奏，統該一切制度者為典要。專門制度之書則分六科，其例最為明顯，而其嫌介疑似之跡，無門不與傳記相混。惟確守現行者為故事，規於事前與志於事後者為傳記，則判然矣。官曹次於六書之後，亦故事之書也。名似與吏書相近，而其實亦易辨。吏書所部乃銓敘官人，申明職守之書。官曹乃即其官守，而備盡一官之掌故也。古者官守其法，法具於書，天下本無私門，故無著錄之事也。官私分而著述盛，於是設官校錄而部次之。今之著錄，皆從此起也。 官曹之書，則猶有守官述職之意，故以是殿六曹焉。按：章氏善言掌故，此所定門目次第明白。典要者，合六典、會要以為名。唐曰六典，宋曰會要，元曰典章，明曰會典，摘而為名，洵精當矣。官曹一類，以處明以來之官署專志，尤位置得宜。惟是官箴，宜於官曹中暗分一類。訓典與典要相混，宜名訓誥，以該詔令，不直稱詔令者，以該聖訓諸書也。古者章與奏殊，章即後世之表，用以陳情賀謝，不言政事，宜仍名奏議。蓋奏為上呈之文，而議為當官之作，二者微殊。唐、宋事下官議末職，亦得申其說，而非直奏於上也。 禮類，通禮、雜體書當入於此，曾發其義於《治四部篇》矣。通禮之書，當名為考論，雜禮書當仍舊名為私儀注。今觀《提要》於典禮中收萬氏《廟製圖考》，則亦知禮書之不盡依經，而不覺自為歧異也。二目當附禮書為暗目。或曰：通禮、雜禮書私家議論而入於章程、故事，殆未安也。應之曰：先官書而後私門，著述之源流本然也。私門議論正以輔成官書，本相連屬，固不得割裂歧出也。且政書之名，豈果限於官哉？即《提要》所收職官中，有官箴；政書典禮中有毛奇齡《辨定嘉靖大禮議》；邦計中有諸私家救荒書；軍政中有陳傅良《歷代兵制》。若此類者，非特書不出於官所載，所論亦不在故事中也。由是而推，禮類當附考論、私儀注二目，兵類亦當收私家陣紀、營制及防邊之議，舊誤入地理類者。刑類當收私家斷獄、法式，工類當收河防、水利之議，舊誤入地理類者。然則子部兵家法法家，尚有當移入此者矣。《提要》軍政按語曰：軍伍戰陣之事，多備於兵家。此所錄者，皆養兵之制，非用兵之術。法令類按語曰：法令與法家，其事相近而實不同。法家者私議其理，法令者官者為令者也。此語有意而未明。營伍之法，將以教其兵，雖不出於朝廷，固懸為律令，不得謂之非政也。古之法家，乃其理耳，後之法家，如《提要》所收和凝父子、鄭克、桂萬榮、吳訥之書，固皆記實事而加論斷，正如通禮諸書之考古證今也。存目之中，且有魏裔介《禁約》二種，謂非官書而何？或曰：若此之論，則子、史淆矣。徒以禮家書附入禮類太多而牽及兵、刑專家，可乎？應之曰：此以六藝源流、六典通法推之，非牽及也。兵家、法家有專家而無禮家，反似《七略》本未完備，致生此，而其實不然也。子家言術，史家言制，二者本不相混。其制術之相混者，則實用之學，如兵家、術數之類。然與諸子之言通理，終不相同，吾已詳論之於首篇矣。《七略》兵書一略不與諸子同編，是通理與實用之異也。軍禮《司馬法》附禮經，而韓信《軍法》入兵書，是實用與史部出入之徵也。然其收韓信《軍法》乃以任宏專校，故並官私虛實而合之兵家，所言實止用兵之術，而非兵制，與政書不患無別。禮家之所以不同於兵家者，正以禮家止言制，而其術則在儒家耳。若夫法家，則申、商、韓非至崔寔、仲長統之倫，皆通言政治。刑名即形名，非刑罰也，豈與後世之律學同哉？向使蕭何《律令》著錄《七略》，必不與申、商書同列明矣。後世法家既衰，著錄者乃以律學及斷獄之事充之，此雖專門，自是官職，豈如古法家之樹立宗旨乎？更有他證焉。《七略》術數別為一略，而陰陽家則在諸子，章氏謂當入術數，此特互注可耳。實則陰陽家亦是言通貫之理，樹一宗旨，非術數之局于吉凶者也。此正兵制與兵家、法律與法家之類也。剔出兵制、律學之書，歸於史部，則子之真史之實皆明矣。六藝之流入史部，罕人知矣。今質定此目，以典要承《周官》，以六書官曹承《儀禮》《司馬法》《考工記》，以禮之考論當二《戴記》，而訓誥、奏議則出於《尚書》，此所謂《七略》之意也。 《史考》於稗史之後，有星曆一部，分天文、歷律、五行、時令四門。《例》曰：天文記天象，非關推步。歷律記歷制，非關算術。五行記災祥，非關占驗。時令記授時政令，非為景物。此則《史考》當收之義，不然，則混於術數矣。此等著錄，部目多在子家，而史志篇目，實不能缺，可以識互通之義。按：此乃《史考》專門，故宜牽連子集之涉於史者，非統合著錄之法也。時令之書固當併入此類，已說於前。若天文、歷數、占驗，則皆專門技術，官特因而用之，雖亦有制定之官書，而皆言法術。樂律亦然。非如陣紀、營制、刑法、斷獄之書，為官之通務也。自當歸於子部，不得援兵制、律學之例而混於此，故今不從章氏。 政書一門，大體既詳論矣。此門舊稱故事，乃因古者有律，有令，有故事，無六典總括之書，但有瑣細章程。所謂故事者，非如律令之早定，皆臨事斟酌以成之，猶後世之事例。今總合職官、典要、儀注、刑法，則故事二字以小貫大，不能該矣，不特易與傳記混也。章氏仍從舊稱，未之思也。章氏於《和州志·藝文書》駁鄭樵故事職官易淆之說，謂職官全重官秩、品令，或職掌大綱。故事文則通於沿革，指僅明其專司，二者如鳧鵠之弗可同。其言明白矣，何於此收職官而反以故事概之邪？《四庫》改為政書，較妥矣，而亦前無所見。古者以政主軍，雖有為政之語，乃隨文之稱，《周官》稱禮典，不雲政也。陳氏《書錄》謂之典故，典章之義，差為合宜。然私門議論間入其中，亦有所妨。今擬改為制度。制度之名凡所制皆該，時令亦不出此。制為官事，度統儀文，私家儀注，亦可該焉。議定門目，一曰訓誥，二曰奏議，仍暗分別集、總集。三曰典要，諸制之總也。四曰吏書，紀銓選。五曰戶書，紀民政財政。六曰禮書，暗分為書、考論、私儀注三目。七曰兵書。八曰刑書，營制、斷獄之書，不復分也。九曰工書，河防、水利之議，亦不分也。凡此六典，自周始而唐以下沿之，雖唐前不用其法，唐後多設官司，而其事實皆可以六典該。故以六典分門，非但徇近代也，但當斟酌分隸耳。十曰時令，古亦在禮典中，而今不然，其事亦本不止繫於禮，故附其後。十一曰官曹，暗分曹志、官箴二目。《隋志》官品入此，官名則入傳記名狀中。又如《漢制考》《七國考》之搜羅古制，固可附之典要，與《兩漢會要》並《文獻通考》之廣羅，《朝野雜記》之類系，皆故事也，昔入通制，故名實未舛，今既稱典要，則此非其體，然又不可別為一門立類，記一目於典要之後可也。至於《四庫》所收職官一類，官司專志應入官曹，《唐六典》入典要政書中。通制一門，悉入典要。紀元諸書及《補漢兵志》宜入史學。 自來目錄，皆有譜牒、簿錄二家，或稱譜系、目錄，其實無異也。譜系說見下條。《四庫》目錄一門分二子目，曰經籍，曰金石。金石之書兼目錄文字、圖象、題跋，非但目錄，《宋志》誤附於目錄，何可從也？又草木、蟲魚、器物之譜，《隋志》只二書，以其名譜附於譜系，已為不安。《舊唐志》以來，遂濫入農家，或妄入小學。鄭樵覺其不安也，於史部立食貨一門，頗為不倫。而又混收種植、豢養法之可入農家者，然猶知其當入於史，《提要》乃誤從。尤袤立譜錄於子部。夫子家立言，簿錄紀實，豈可同哉？蓋徒見農家之贅而分之，未覺其不當在子部也。《詩》紀草木蟲魚，《周官》三百六十，蓋有簿錄之書，器械詳於《考工》，禽獸司於虞、衡。史記事者也，凡紀實者皆史也。初為書契，蓋猶今之賬簿。鄭樵《通志》立草木蟲魚一略，所見大矣。章氏《史考》有譜牒而無簿錄，目錄一門，亦沿《提要》之誤。張氏改史部目錄為譜錄，而分書目姓名、年譜、名物三目，然姓氏年譜，與動植名物大異。一有系屬，一但列名數，一為史家紀、傳、表、志所資，一為史家書、志所資，用固不同。記物書之稱譜，本非安穩之名，豈可因濫稱而混部類哉。今仍從《隋志》分為譜牒、簿錄二種。 譜牒之書，古今俱多。自昔著錄，皆特立一門，至《四庫》乃去之，而以《元和姓纂》《古今姓氏書辨證》《萬姓統譜》入類書，大謬也。其故不過以意在選存，而私家之譜繁多猥濫，難於別擇，故竟置之。如孫詒讓《溫州經籍志例》所謂篇帙日增，不可殫究而已。不悟著錄以明學術，譜牒自是一家之學，體則史之支流，事則群之要領。近代譜學雖微，豈無精善之編，正當錄存，以為模式。即使無可採錄，猶當但錄總譜，以存其部次，況非無其書？豈可以憚於閱攬，遂沒此一門乎？ 《史考》譜牒部分專家、總類、年譜、別譜四目。《例》曰：譜牒有專家、總類之不同。專則一家之書，總則匯萃之書，而家傳、家訓、內訓、家范、家禮皆附入專譜門中，以其行於家者然也。但自宋以來，有鄉約之書，名似為一鄉設，其實皆推家范、家禮之意。欲一切鄉黨為之效法，非專為所居之鄉設也。施縱可遍天下，語實出於一家，既不可上附國典，又不可下入方誌，故附之也。按：此較鄭樵所分為妥，惟別譜不知何指。至家傳宜入傳記，家訓、內訓、家范宜入儒家，以其為空言也。家禮自在私儀注中。鄉約為一鄉設，雖欲一切鄉黨效法，而施行實在所居之鄉，亦當入私儀注，牽而混之，乃不善辨體也。若雲同行於家，則名臣傳記、政刑法令，及論政之子書，亦可雲同行國而合之乎？年譜與譜牒之體不類。譜牒為一家之史，與國史、方誌鼎立，中皆該數體，年譜非其倫也。張氏亦誤以姓名年譜為譜錄之一目，又誤以《史姓韻編》《九史同姓名錄》等入之。此諸書專為檢史之用，自當入史學表、譜中也。今定此門為二子目，一曰專家，二曰總譜。郡國書該焉。三曰姓名。但考辨姓名，不數世系者入焉。《元和姓纂》宜入總譜。《姓氏急就篇》《名疑》則宜入姓名也。 《隋志》簿錄，兼存文章書畫是也。藝術之家，但當收法訣，目錄、題跋自當入於簿錄。蓋言術與記物異也。雖相牽涉，但可互注耳。尤氏《遂初堂書目》以《鑄錢故事》《浸銅要錄》《泉志》入故事門。陳氏《書錄》又以入術藝。馬氏《通考》復從尤。出入無定，皆由未知言術與記物之別也。不別，則史、子淆矣。《史考》目錄一門分總目、經史、詩文、圖書、金石、叢書、釋道七目。《例》曰：目錄一門，不過簿錄名目之書，原無深意，而充類以求，則亦浩汗難罄。合而為七略四部，分而為經史百家，副而為釋、道二《藏》，豈易言也？且如詩文之目，則有摯虞之《文章志》、鍾嶸之《詩品》，亦目錄也。而《詩話》《文心》凡涉論文之事，皆如詩書小序之例，與詩書相發明，則亦當收矣。圖書之目，則書評畫鑒得以入之。金石之目，則博古琳琅諸籍得以入之。故曰學問貴知類，知類而又能充之，無往而不得其義也。按：為《史考》專門求詳，故牽涉三部耳，然而失言矣。經史百家之序錄，豈得盡入目錄？經目附經總義，史目入史學，但當互注於此而已。摯虞《文章志》固目錄，而加評論，與書畫、題跋同矣。若《詩品》但列家數，不列篇章；《詩話》主於評論，固非列目；《文心》則分篇，自成一子，豈得牽入目錄之科？書評、畫鑒，其為目錄、題跋者當入此，其為評論法訣，自在藝術，亦不可混為一談。蓋章氏亦未明記物與言術之別也，若以此而言知類，則四部中牽涉者多矣，尚何須著錄者為分門目邪？至所列目，尤有未安。既有總目，而又有圖書、叢書，亦不必別立詩文之下。注曰：即文史是直欲將《新唐志》所謂文史者悉入目錄，尤不可也。《四庫》譜錄一門分器用、食譜、草木蟲魚三類，又暗以物類相從，不全依時代，尤為可法。此類之書，雖兼陳故事及製造之法，然非技術專門之比也。然於目錄，又誤入藝術，則猶未辨記物與言術之別也。今併合為簿錄一類，定其子目。一曰圖籍。此圖指天文、地理諸圖，非藝術之畫也。不稱圖書，避書畫也。近世考據家之輯題跋為一書者附焉，釋、道目錄亦統入。二曰詩文目錄，而加評論者則入互注集部評說。三曰書畫，題跋附焉，互注子部藝術。四曰器用。五曰飲食。六曰動植。 張氏別立金石一門，曰金石之學，今為專家。依鄭夾漈例，別出一門，分目錄、圖象、文字、義例四子目，而以一方金石書附文字之後，其例善矣。書畫、題跋尚以目錄為重，可附簿錄。若金石之書，則圖象而兼考證文字類於總集。《四庫》收金石書入目錄，而考古、博古諸圖又入譜錄、器用之中，不知器用諸書專詳制度，此類書兼考文字，其義與體皆不同也。以此知張氏之別出當矣。惟是義例之書宜入集部，蓋為文例設，非為金石設也。目錄、文字二者每相兼，如張氏所舉《金石萃編》《兩漢金石記》皆兼目錄、文字。然既錄全文而考訂之，則目錄為輕而文字為重，宜入文字。今定為圖象、目錄、文字、方錄、專考五目。專考者，如《蘭亭》《鶴銘》諸考是也。 近世金石學大昌，兼及錢幣印泥諸物。今人羅振玉有《古器物學研究議》，謂趙明誠撰《金石錄》，其門目分古器物與碑為二，金蔡珪撰《古器物譜》尚沿此稱，為斯學者附庸於金石學，卒未嘗正其名。今定之曰古器物學，又分類別為禮器、樂器、車器、馬飾、古兵、度量衡諸器、泉幣、符契、璽印、服御諸器、明器、古玉、古匋、瓦當、磚甓、古器物、橅范、圖畫、刻石、梵像。按：此所陳乃專為古物，與考碑碣者異，而兼該考彝鼎者，是其於金石乃包金而別於石，碑碣、刻石未可以古器物該。而此類之書，又居簿錄、器用及金石二者間，難於分隸。然其於彝鼎，多辨形制，與金石類之專考款識，以補史者異，雖相出入，大體不同，故除彝鼎圖像入金石外，其錢幣、瓦當等物，宜入簿錄。於器用之後，加古物一目，不與硯譜、墨經混為一錄，以明其為專門焉。又《四庫》雜品類所收《洞天清錄》數家，乃兼論書畫、器物，本不宜入雜家，而又不能專隸此類之一目，官用雜品之名為一子目，次於古物。 《四庫》金石中，收《法帖釋文刊誤》，以其刻石，此無妨也。石經諸書，當時以書少附此。至萬經《分隸偶存》，則與《隸辨》同宜入小學矣。史評既不當立，則史部終於金石一門矣。蓋嘗論之：史之資金石，猶經之資小學。小學不僅考經，金石豈僅考史哉？小學、金石皆於六藝無所承，而為六藝源流之資，猶之詩文評說也。小學有字書、辨形、論聲、論義之別，金石亦有摹圖、列目、抄文、考字之異，其宜為一門，不尤較然乎？ 張氏於紀事本末之後，立古史一門，曰：古無史例，故周、秦傳記體例與經、史、子相出入，散歸史部，派別過繁，今匯聚一所為古史。按：此為學者言耳，非統合著錄之通法也。核其所錄，《周書》《國語》《國策》《世本》《越絕》《吳越春秋》皆雜史也。《竹書紀年》，編年也。《家語》《晏子春秋》《列女傳》，傳記也。《山海經》，地理書也。《新序》《說苑》，子家也。皆非無類可歸。張氏蓋因《周書》為《尚書》之餘，《國語》為《春秋》外傳，《家語》舊附《論語》，《晏子》昔入儒家，《新序》《說苑》又紀古事，故謂與經、子相出入耳。其實經部既尊，限於孔定，《周書》自不應附。《左傳》依經，《國語》不依經，劃歸史部，亦自明白。諸史本承《春秋》，亦何患源流隔絕。至於《家語》《晏子》在《七略》固可分附，四部既分，自當別歸子、史。《新序》《說苑》自是子家。譬如韓非《儲說》亦紀古事，要不謂為史也。略為論之，使學者毋惑。 史部門類先後，《隋志》先正、古、霸、雜四史及起居注，皆《春秋》之流也。次以舊事、職官、儀注、刑法，皆《官禮》之流也。次以雜傳、地理、譜系、簿錄，蓋地理、譜系，特《周官》一官之掌，而目錄亦出史官。其次第甚有意旨。章氏《和州志·藝文書》分傳記以下為紀載，即本此意。特又牽入故事，忘其本於《周官》《考工》《司馬法》耳。自是相沿，稍有更定，便致不安。《四庫》一變舊法，正史、編年、紀事本末而後，次以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抄、載記，以參考正史為序，已駁於前。載記之降，殊為過當。史抄居前，尤為僭越。縱雲參考紀傳，史抄亦不應居前，史抄之中，豈無載記邪？又次以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夫職官、政書，官禮之流，固宜先於地理。今此排列，乃似類書之編天地、人物耳。章氏《史考》首紀傳、編年、史學、稗史，史學固不止以紀傳、編年為學，當移於稗史之後。次以星曆、譜牒、地理、故事、目錄、傳記、小說。星曆、小說，乃專考所牽連，可以不論。地理列故事之前，傳記反居目錄之後，則太任意矣。張氏正史、編年、紀事本末之後，次以古史、雜史、載記、傳記、詔令、奏議、地理、政書、譜錄、金石、史評。升載記以接雜史，稍得《隋志》之意。以傳記接諸史，亦見《春秋》家學淵源。總論諸家，張為較善。今吾立論，以史部當六藝之流，則依六藝流別而部次之。議定門目十二類：紀傳第一，分正史、別史、國史、史稿四目。編年第二，分編年、注歷、實錄三目。紀事本末第三。雜史第四，分異體、專紀、國別、方隅、編錄、補史六目。史學第五，分搜補、表譜、考訂、義例、評論、抄類六目。方誌第六。譜牒第七，分專家、總類、姓名三目。傳記第八，分別錄、匯錄、專記、雜記四目。別錄中暗分別傳、軼事、年譜、祠廟書四屬。匯錄中暗分郡國、括代、家傳、品類、條記、名狀六屬。制度第九，分訓誥、奏議、典要、吏書、戶書、禮書、兵書、刑書、工書、時令、官曹十一目。訓誥奏議暗分別集、總集二屬。典要分典要、類記二屬。禮書附考論、私儀注二屬。官曹暗分曹志、官箴二屬。地理第十，分總載、分載、水道、邊疆、外國、雜記、行記七目。分載暗分統部、郡縣、山川三屬。雜記暗分京都、山水、古蹟、廨宇、風物五屬。簿錄第十一，分圖籍、詩文、書畫、器用、古物、雜品、飲食、動植八目。金石第十二，分圖象、目錄、文字、方錄、專考五目。總論之曰六藝，惟《易》流為數術，《樂》流為樂律，皆為專門技術，別在子部。《尚書》入於《春秋》，紀傳、編年繼《春秋》，而紀傳又兼《尚書》、官禮之意。《尚書》之遺，又入紀事本末。雜史皆一國之史也，方誌則一方之史也，譜牒則一家之史，傳記者史之散，而別傳則一人之史也。以上八門，皆《春秋》家學。制度者，官禮之流也。地理古有專書，《禹貢》《職方》特其大要。簿錄之書，亦出史官工虞之司，皆官禮之一目也。金石者，後世始為專門，不與於六藝之流，而特資考證者也，故以終焉。 《四庫·子部》第十二 張氏曰：周、秦諸子，皆自成一家學術，後世群書，其不能歸入經史者，強附子部，名似而實非也。若分類各冠其首，愈變愈歧，勢難統攝。今周、秦諸子聚列於首，以便初學尋覽。漢後諸家，仍依類條列之。按：張氏之意善矣，而未盡也。既知後世強附，名似實非，亦知強附之由來乎？劉氏《七略》本以諸子兵書、術數、方技各為一略。諸子但空言，自成一家。兵書、術數、方技則有道、有器、有義理、有法式，與諸子之言通理者異。阮以兵書少，附合於子，然猶稱子兵，不以兵為子也。《隋志》合併四略而稱子，則竟以兵書、術數、方技亦為子矣。此已稍失古意，開後來濫子之端。然而律以子家之義，兵書、術數、方技固皆專家之術，不與史部相混。而《隋志》敘次，亦猶存四略之舊，未嘗亂之。迨後類書、考證、雜記、譜錄相繼闌入，非理非術，亦據專門。而九流漸湮，門目並少，賓喧主奪，所以名似而實非也。今剔出類書以下，而雜家之本旨見，歸斷獄之書於政書，而法家之本旨見，然後條別諸子之通理，兵書、術數、方技之應用，正小說之本體以足九流，敘藝術小道加樂律，以備技用。四略之意不亡，六藝之支斯在，安得名似而實非哉？ 條別子部，當先知二義：一曰辨體。諸子之異於兵書、術數、方技及制度中之議論，吾論之於首篇矣。法家非律學，兵家非兵制，論之於《史部篇》矣。陰陽家者鄒衍、董仲舒之流，非術數雜占之說也。農家者，許行、計然之流，非農事之書也。小說必有宗旨，為顯意而非為記事，不可與傳記混也。雜家者，兼采眾說能成家，而非徒能雜，不可與雜記混也。此體之當辨也。二曰明變。子術之興，始自周世，其流派甚繁。一道家也，有關尹、列子，有楊朱、魏牟，有慎到、田駢，其支且有申不害、計然之術，此一家而屢變也。一重農之說也，許行以之並耕，范蠡以之取財，李悝、商鞅以之立法，此一說而分用也。史、陳仲亦為一流，料子、皇子亦樹一說。劉向九流之目，特約其大略耳。雖分合之間，不盡與當時相符，而均稱能該，故後世沿之。至漢而九流衰，小家多絕，而儒、道、法獨存，兼合之雜家亦盛，蓋多並為兩，爭極而調，固世事自然之勢也。漢以後，道、法亦無顯傳，皆尊孔氏。然實非純一，不但儒者之中自分流別，或近於道，或近於法，即縱橫、名、墨，亦偶有存者，但甚希少，不敵三流耳。其間小小殊別，糅雜而成一說，不能名為何家者，猶多有之。故言子術，於漢後當易九流為四流。儒、道、法、雜。惟漢後學術變為虛實之爭，實者為文儒之考據，不能成家言，虛者則程、朱、陸、王之爭。儒家之盛，幾占子部之大半。加以集盛子衰，能成家言者亦少。故論漢後之子術，若甚寥寥少可數，實則暗流固在，特學者不能別裁深觀耳。近世子學復興，後此當更多異軍，非九流所能該。今論子術，固當仍九流之目，以存古之派別，而於儒則當嚴別其流派，未可皮相而混視。後此或有所增，則當俟之家數明白之後矣。此變之當明也。《漢志》辨體之明不待言矣，惟農家已收農事書，蓋農說為諸家所採用，其性質本同於兵數諸略之應用，故列於雜家之後，小說之前，意可見也。《隋志》嚴守《漢志》之法，猶能辨體明變，雜家附收雜記、類書，名家附收辨人品之書，已稍失誤，然猶不甚。及《舊唐志》以後，則九流真書日少，而雜家之類書、雜記、農家之譜錄增多，小說又濫入傳記之書，著錄者於辨體明變茫無所知，任其滋長，復以律學充法家，道家合道教，陰陽漸入術數，名、墨、縱橫，僅能保境自存。故觀唐後之子部，則應用諸門而外，惟見雜記、小說、譜錄、類書繁盛充盈，而真正子術之書，僅儒家尚多，余皆索然矣。是以《四庫提要》乃悍然全變舊法，併合名、墨、縱橫，直立譜錄、類書，更定次序，四略之意於是掃地。其重為次序之言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故次儒以兵。兵，刑類也。寇賊奸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民，國之本；谷，民之天也。故次以農。《本草》經方，生死系焉，故次以醫。重民事者先授時，故次以天算云云。專以治言，不以學言，已失著錄子部之本旨，且次序全為任意綴敘。試反之曰：生人之本，在先識時，故首以天算。授時乃能任地得食，故次以農。生而病則不得遂，故次以醫。遂生矣，然後有教，故次以儒。禮窮而刑生，故次以法。大刑用甲兵，故次以兵。且圓之曰：此以配史志之天文、食貨、禮樂、刑兵也。若是其孰能非之？嘻，是可笑也。今當悉復四略之舊，以明子域。 張分儒家為議論經濟、理學、考證三目。蓋漢、唐儒家粗而不精，惟有議論經濟，宋儒乃言理學，近儒乃言考證，各一時之風氣，皆儒者之事業也。然考據貫串四部，非立言之書，無成家之意。舊附雜家，已為不安，況更尊之入於儒家乎？過張考據，張氏之習氣也。漢前儒又非不言性理，是不可以議論、經濟該。若宋後儒家，則從其所重，派別自分。今以考證入外編，而分為古儒家及議論經濟、理學三目。 理學流為格言，或羼道家之旨，乃不覺之暗流，經六朝而雜入佛家因果之說。《四庫提要》謂為摻雜而屏諸雜家，此亦太過。蓋儒家自漢後歷變，而多鎔合。周、程之說，亦多本道、佛，其可皆入雜家乎？《四庫》徒屏明人之雜禪學者入雜家，亦不平之論也。《諸葛集誡》《女誡》《貞順志》諸書，《隋志》亦附儒家，諸葛豈非兼道家者邪？但當別為格言一目，使不混於宋、明儒者之書可耳。著錄天下之公，儒不為榮，雜不為辱，豈可以宋儒專儒家耶？《提要》於明人諸勸善書及《新婦譜》《五倫懿範》諸書之不言因果者，亦附存目於雜家，則更過矣。又《四庫》于格言之纂成者，入之雜纂，隸於雜家。其為專書，如溫公《家范》、朱子《小學》、呂氏《童蒙訓》、藍氏《女學》則仍入儒家，此亦未合。彼自是格言，雖纂而非雜也。朱、藍之書，又何嘗非纂成邪？故今不以入外編書抄。 《孔子家語》乃傳記，不宜入儒。《提要》既知《晏子春秋》《孔子三朝記》為古之傳記，何於此而昧之邪？沿舊之誤也。《性理大全》《性理精義》雖書抄，而純於一家，入之尚可。張氏收《論衡》，大誤矣。至其列宋、元、明儒《學案》，則以便學者耳。 兵家所收多不合。《司馬法》乃古軍禮之僅存，當入制度類兵書之首，而互注於《周官》。《守城錄》《練兵實紀》《紀效新書》乃實事，《江南經略》乃邊防之法，及存目中《北邊事跡》《備倭記》等書，皆當入制度類兵制中。但存古子書及言權謀、形勢、陰陽者為子部兵家可也。《江東十鑒》既知入之兵家，何又以《蜀鑒》入紀事本末邪？至於法家，管、鄧、商、韓四子而外，皆當入制度類刑書。《書判清明集》宜入類書。張氏所錄，亦以此例推之。《牧令書》《保用書》乃真政書，且非刑法，何乃附法家邪？ 農家，《提要》說諸弊最快，張氏並收荒政書，誤矣。醫家不分科，亦為未善。鄭樵所分固太繁雜，明制十三科亦不可從，宜略依漢、隋《志》分為經脈、病症、針炙、方藥、修養、治物六目。湯頭不別出，多在症類也。言理者入經脈，服餌導引入修養，方與藥合書，本相連也。諸家叢著，宜分別錄之，其兼該各類為一書者，立總類一目終焉。章氏《和州志·藝文書》但有醫經、藥書二目，以書少耳，非通例也。 《提要》以天文、算法合為一目，而分為推步、算書二目。張氏不分，而分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三段，宜用其法，於二目中暗分之。占驗之起甚古，《七略》《隋志》專以占驗為天文，而歷數別出。今專以歷數為天文，而反置占驗於術數，謂本與天文為二，太不師古矣。推步、占驗，皆天文之事，何可重一而廢一邪？宜仍移術數類中占候一目於此。 術數者，統名也，天算亦該焉。《七略》之本法也。《隋志》就《七略》子目分門，故無術數之稱。自唐以來無改。今別出天算，以其重而尊之，固無不可。然此類不得但云術數，使人疑天算非術數也。此類諸門，既不可皆立專門，與天算並則可加稱雜術數，以示天算外，尚有諸術數，庶乎可也。《提要》術數類分六目：曰數學、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占候一門，當移入天文。占卜中有六壬，命書中該星學。陰陽五行則太乙遁甲、禽星、日時占也。然陰陽五行乃諸數總名，占卜、命相亦不外焉。今為一子目，與前數目大小不倫。宜以太乙遁甲合六壬，復其舊名為三式一目。而禽星及日時占，用漢、隋《志》法，名曰雜占，附錄之。《太素》脈法、相字、占夢合焉，而去其存目之雜技一目，改占卜為卜筮。筮法後世固未失傳，不得因著錄書少而略之也。章氏《和州志·藝文書》並五行蓍龜於雜占，以書少耳，非通例也。 藝術兼該書、畫、琴、歌、篆刻、射、投壺、博奕諸門。《提要》分為書畫、琴譜、篆刻、雜技四目。書畫後按語謂考論書畫之書，有記載姓名如傳記體者，有敘述名品如目錄體者，有講說筆法者，有書畫各為一書者，又有共為一書者，彼此鉤貫，難以類分。今按：藝術列於子家，惟論法訣品高下者當入於此。若但品第高下，雖記載姓名，固不得為傳記，若《貞觀公私畫史》《唐朝名畫錄》《五代名畫補遺》《益州名畫錄》《德隅齋畫品》《畫史》《書史》《寶章待訪錄》《宣和畫譜》《書譜》《廣川畫跋》《書跋》《寶真齋法書贊》《珊瑚木難》《寓意編》《書畫跋》《跋郁氏書畫題跋記》《清河書畫舫》《真跡日錄》《法書名畫見聞表》《南陽法書表》《名畫表》《清河書畫表》《鐵網珊瑚》《佩文齋書畫譜》《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庚子銷夏記》《江村銷夏錄》《式古堂書畫匯考》諸書，皆記錄真跡，或以人系，或加題跋，要皆目錄之流，圖籍題跋，固入簿錄也。至《書小史》《書錄》《圖繪寶鑑》《書史會要》《畫史會要》則傳記也。至張庚之《畫征錄》、朱長文之《琴史》、周亮工之《印人傳》，亦傳記也。體之所具，不容假借，皆當別入史部之中。如《忠孝訓誡》自在儒家，而《忠臣孝子傳》固在史部也。即欲使專家得以考求，但互注其名於藝術足矣。除此諸書，自可依專家分為書、畫二目。 樂律當特立一門，說見首篇及史部。其學上通數理，下儕藝術，次第適當在是，宜置藝術之前。鄭樵於樂有專長，其樂類分樂書、歌辭、題解、曲簿、聲調、鐘磬、管弦、舞鼓、吹琴諸目，則頗煩碎。此類主聲調，不主文辭，歌辭、題解自當入集部。鐘磬止記其物，管弦兼收其譜，而鼓類又兼曲辭，與曲調亦為混雜。今約分為二目：一通論。凡空論其理及律呂聲調源流者皆入之。二記錄。則凡曲簿、聲譜及技術、故事皆入，而不復別其器。 雜家一門，繁眩無節。蓋自《唐志》以來之弊，而《提要》成之也。《七略》於雜家，謂兼儒、墨，合名、法。乃指《尸子》《呂覽》《淮南》諸書皆有宗旨，雖雜而成家者也。《四庫》乃沿黃虞稷之誤，謂雜之為義，無所不包，凡辨之不精、不能分隸者悉歸之，乃成龍蛇之菹、逋逃之藪矣。張氏覺其誤也，乃僅收《淮南》《抱朴》《劉子》之兼道家，《金樓》之兼釋、老，《顏氏家訓》之兼釋，《長短經》《譚子化書》《激書》之兼道，而注之曰：學術不純宗一家者入此。其雜記事實者入雜史，雜考經史者入儒家。較之《提要》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目僅取雜學一門，蓋得之矣。惟雜記事實者宜入傳記，而《四庫》所收之雜說，敘述論評皆有之。於傳記、小說兩無所處，不可入雜史也。此張氏之小誤也。 《四庫》雜學所收，多是儒者，固已非矣。張氏所收，亦未遂謹嚴，蓋雜之為名，乃糅合眾家之稱，非偶兼他說而已。《淮南》糅合矣，而猶以道家為主。《顏氏家訓》止《歸心》一篇言佛，其大體固儒家也。《化書》《激書》更純為道家。若以其不背孔、孟，亦言倫教為儒，則又宋以後人混讀諸子之通病。凡論子術，當通貫本末，以定其宗旨，支節偶同，不足為兼合之證。楊朱、墨翟又曷嘗不言孝弟忠信？以此為儒，此儒術之所以淺而不明也。《四庫存目》所收耶、回教書，則當如釋教之例別開之，亦不宜謂之雜家也。 名、墨、縱橫，舊目書少，而仍存其目，不沒九流也。而《提要》以為拘泥門目。夫以部次治書，不以書增滅部次，此校讎之大義，何為拘泥哉？《明史》只限一代，無此類書，故省之耳。統合著錄，不當省也。墨家尚存《墨子》，縱橫家尚存《鬼谷子》，趙蕤《長短經》亦近縱橫。苟不至於無書，即當存其目，況名家尚有《公孫龍》《尹文子》《人物誌》三書邪？雜家自與名、墨、縱橫殊。今以名、墨、縱橫併入之，此如張族微而並之於李，其可通乎？且諸子佚文，近有輯本，分別錄之，不患少也。子部目錄之弊，正坐喧賓奪主。存此三家，亦所以扶微定亂也。主人雖少，亦使人知有主焉。至章氏謂考證書為名家之流，釋、老為墨家之流，則強為廣之，反非其實矣。 雜家之當剔除，說於《外編》矣。今細論之。《白虎通義》乃五經總義，《獨斷》及《朝野類要》專記典章，乃《朝野雜記》《文獻通考》之具體而微者也，宜入制度內典要中，總記之次。《古今注》《蘇氏演義》專主辨名，宜附《爾雅》。以上諸種，自昔援為考據書之祖，非也。自《資暇集》以下，乃真考據書耳。《猗覺寮雜記》《能改齋漫錄》諸書，已不純是考據。從其多者，固可凡雜考一類入之外編，為考證書一目。《日知錄》不專以考據為長，亦不以考據自足，宜入儒家議論經濟。至雜說一目，乃因諸書敘述議論無定，故置一目以收之。而援王充、應劭之書為例，則非也。充、劭書質定世事，皆有宗旨，自是雜家，不但非考證之書，亦且未嘗有敘述之意。《封氏見聞記》以下，乃真隨筆札記，零條碎簡。此始於唐人，隋以前無是也。雖《金樓子》之瑣，亦有諸子之意，無漫然記錄者。此類之書，皆當入外編，為雜記一目。然中有當別擇者。《春明退朝錄》《愧郯錄》《日聞錄》《玉堂嘉話》乃記典制，宜入制度內總記官曹之次。宋祁《筆記》《夢溪筆談》《示兒編》《敬齋古今黈》《物理小識》從其多者，宜入考證。《祛疑說》《琴堂論俗編》皆格言，宜入儒家。王逵《蠡海集》論著成理，宜附雜家。至於雜品一門，《洞天清錄》《負暄野錄》《雲煙過眼錄》《格古要論》《清秘藏長物志》《韻石齋筆談》《七頌堂識小錄》《研山齋雜記》宜入譜錄之中，為雜品一目。《提要》既知其與譜錄同矣，何為歧出邪？若《竹嶼山房雜部》《遵生八箋》，又非專論器物，且雜入修養之術、種蓻之法，與前諸種不同。此類書明代甚多，當別為日用書一目，附之外編雜記之中。雜纂所收《意林》，乃子抄也，可附雜家。自《紺珠集》以下，宜統為書抄。《事實類苑》《元明事類抄》宜附雜史中之編錄，蓋意存補史也。《仕學規範》《自警編》《言行龜鑑》宜入傳記中之條記。《提要》亦知其為言行錄之流矣，要主於存事實類編系人，固無異也。此類諸書既非專於一部，何得謂之雜家？乃援《呂覽》《淮南》《韓詩外傳》《說苑》《新序》為比，是竟不知經有外傳。子家固多敘事，豈雜抄之流乎？至於雜編一門，乃屬叢書，分別著錄，不患無歸。《儼山外集》《鈍吟雜錄》乃筆記雜說，宜歸雜記。《少室山房筆叢》則純為考證，皆非無可附麗，何乃忽為苟且之計邪？ 類書居小說之前，乃沿《新唐志》之誤。彼本由雜家分出，故相次耳。張氏降之釋、道之後，曰類書，實非子。從舊例附列於此，頗有見矣。今入之外編。《提要》援《隋志》為例，則非。彼特姑附耳，固不可從也。類書之中，體例又有數等。有兼該事文者，有以偶語隸事，文但取華藻者，有加考證者，有專錄一門者。當分為總類、句隸、類考、專類、策括五目。今就《提要》所收論之。《編珠》《龍筋鳳髓》《事類賦》《書敘指南》《韻府群玉》《駢字類編》《佩文韻府》皆句隸也。《類聚》《書抄》《初學記》《六帖》《御覽》《冊府元龜》《海錄碎事》《錦繡萬花谷》《事文類聚》《記纂淵海》《古今合璧事類》《玉海》《翰苑新書》《荊川稗編》《經濟類編》《天中記》《圖書編》《山堂肆考》《廣博物志》《淵鑒類函》《子史精華》皆總類也。《事物紀原》《山堂考索》及雜家雜考中之《名義考》《藝林匯考》皆類考也。《四八目》《雞肋》《全芳備祖》《小學紺珠》《喻林》《駢志》《格致鏡原》《讀書記數略》《花木鳥獸集類》皆專類也。策括者場屋之書，具體大類繁，不純子、史者當入，如《群書會元》《源流至論》之類是也。其誤收者，《同姓名錄》乃史學表譜，《隋志》附之傳記，以無史學專門。《元和姓纂》《古今姓氏書辨證》《名賢氏族言行類稿》《氏族大全》《萬姓統譜》乃譜牒書，《提要》不列此門，故竄入此。李氏《蒙求》《純正蒙求》乃蒙學書。《小名錄》《小字錄》《實賓錄》《姓氏急就篇》《名疑別號錄》宜入譜牒內姓名中。《帝王經世圖譜》宜附制度類典要中。《職官分紀》仍宜入職官。《歷代制度詳說》《永嘉八面鋒》皆當附儒家。蓋此諸書雖近類書策括，而其體自純也。《說略》《宋稗類鈔》專抄小說，《古儷府》《分類字錦》專抄駢語，皆宜入書抄。姚之駰《元明事類抄》既入雜纂，《宋稗類鈔》何反入類書邪？其存目者，以此例推，如《文選雙字》《春秋類對賦》皆宜入之書抄，與《兩漢博聞》諸書相次者也。專抄四六與詩賦者，皆宜入書抄，以其雖分類，而實專抄一門，非類隸群書也。 小說者，文之一體，而《七略》乃列為子家，蓋古之小說，皆有宗旨。其敘事乃藉以明意，而敘述又揚厲，不似傳記之質實，所謂說煒燁而譎誑也。《七略》所錄，今已無存，然《宋子》固顯為諸子，今傳《燕丹》亦古小說，固俠者之所傳也。魏晉乃有《笑林》《語林》《世說》諸書，《語林》《世說》存當時之風流，《笑林》亦多寓言。唐世傳奇大盛，自為一體，雖不盡有宗旨，而其穠艷譎誑，固與傳記殊。自唐以前，未嘗以質實記事之書為小說。而宋之古文家，猶以傳奇氣為忌，其異可見矣。自著錄家不知辨體，小說本體遂漸不明，今當除去傳記之誤混者，以明史、子之界。瑣語異聞，固所應收，蓋瑣語意不在傳事，而異聞多譎言也。若其隨筆，記錄敘述評議兼而有之，此乃筆記之流歸於外編雜說矣。《四庫》小說一家，分為雜事、異聞、瑣語三目。雜事門按語謂小說、雜史最易相淆。今以述朝廷軍國者入雜史，參以里巷閒談，辭章細故者隸此。由此以言，則凡小者皆可入矣，其如小而非說何？且記事之書，雜史以下，尚有傳記。傳記、小說之辨，在其體，不在其事。傳記之書，不必盡關朝廷軍國，而真小說亦或涉及於朝廷軍國，如《燕丹》《世說》是也，將何以分之？且小說一家，本多荒怪，乃謂荒誕則黜不載。而於傳記之書，又往往以偶涉諧笑而降之小說，茲蓋不辨大體，而惟拘於跡之過也。夫諧言而事實有關史，亦偶取大事，而壯厲失實，史必不收。《東方朔別傳》，班固特裁；《燕丹子》之辭，馬遷多棄。此其辨矣。章氏《史考》小說一門，僅瑣語、異聞二目，蓋亦有見於傳記之混入也。今以其書宗旨，主補史遺者入傳記，主資談諷者入小說。傳記之偶涉誕怪，小說之多關軍國，皆不因而升降。李肇《國史補》，名雖補史，而謂探物理，辨疑惑，錄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此數言者，正小說之宗旨，所以異於傳記也。今除去雜事一目，並於瑣語。就《提要》所收而論之，《西京雜記》《世說新語》雖無荒誕，乃所謂採風助談也。《朝野僉載》《大唐新語》雖有諧笑，而意主補史。《次柳氏舊聞》《明皇雜錄》尤顯然傳記。傳記固有異辭，不得因與正史不合，而謂之小說也。《鑒誠錄》真小說也。《因話錄》《中朝故事》《金華子》《開元天寶遺事》《南唐近事》《唐摭言》《洛陽搢紳舊聞記》《涑水紀聞》及《王文正筆錄》《儒林公議》《東齋記事》《甲申雜記》《聞見近錄》《隨手雜錄》《四朝聞見錄》《先進遺風》《觚不觚錄》則皆宜入傳記。而《歸潛志》尤意在補史，不可以雜入語錄詩文而降之也。其本不為記事及多詩話考證者，與雜家中之雜說同，宜精加剔除，入之外編雜記，以還其札記之體。此所收者，尤不免於濫。如周密《齊東野語》與其《癸辛雜識》何殊？而乃一入雜記，一入小說？自為歧出。宋人之書，以筆談、話語為名者，大都札記也。或多記事，或多議論，或多詩話，乃詳略之偶異，非體例之不同。或列雜家，或列小說，殊未安也。要以《燕丹》《笑林》《世說》及唐人諸作為斷，其主於採風資談，有意旨而不盡質實者，乃入於此，余並出之。則傳記小說，各得其職，而雜記之書，不得混雜出入於其間矣。至於異聞一類，收入《山海經》《穆天子傳》，誠為妄謬。二書皆非迂怪，徒以偶言神異，便歸小說，豈通論哉？若《神異經》《十洲記》《洞冥記》《拾遺記》乃有風刺之意，譚獻嘗論之，誠小說也，後世但以為記怪耳。《搜神》以下，阮《錄》為鬼神部。《隋志》併入雜傳，以其體為傳記也。然其顯多譎誑者，則宜入此。若《桂苑叢談》《劇談錄》《闕史》《開天傳信記》《太平廣記》不盡神怪，宜歸瑣語存目之中。以此例推，至遊戲、小文、器物之傳，苟無寓意，並當入之雜記及集部小品中，不得為瑣語也。近世平話乃真小說之流裔，宜增一目於末，說詳《收俗書篇》。 釋、道二教，或仍阮《錄》《隋志》之例，別記都數，不入四部，或收於子部，而別其傳記、目錄諸書入史部皆可。阮《錄》別為外篇，未嘗附於子末，《提要》誤援，今既不錄。經典、論記、符籙，則當各依其體。釋家如《弘明集》宜入總集，《法苑珠林》宜入類書專類門中，《開元釋教錄》宜入傳錄，《高僧傳》《僧寶傳》《林間錄》《五燈會元》《羅湖野錄》《佛祖通載》《釋氏稽古略》宜入傳記。道家《陰符》、老、莊、關尹、列、文諸子及《亢倉》《玄真》《無能》宜從《七略》別出道家，列儒家後，此固與丹訣、符籙異趣也。《列仙傳》《神仙傳》宜入傳記，《道藏目錄》宜入簿錄。《抱朴子》內、外篇本別行，宜從隋、唐《志》析外篇歸雜家。其他釋氏語錄、道家丹訣，自《參同》《悟真》以下，並宜依其部次而錄之。 子部敘次先後大義，已說於首。自《提要》任意倒亂，遂不可求《七略》之遺，而子部乃濫矣。今依劉氏《四略》及《隋志》之例，議定門目。一曰儒家。分古儒家、議(1)經濟、理學、格言四目。二曰道家。錄莊、列諸子，而丹訣不與。三曰法家。專錄管、申、商、韓及崔寔、仲長統諸書，而斷獄、律例之書不與。四曰名家。五曰墨家。六曰縱橫家。七曰雜家。專錄尸子、呂氏、淮南、王充、應劭之類能成家言者。八曰農家。九曰小說。分瑣語、異聞、平話三目。十曰兵書。十一曰天算。分占候、推步、算書三目。十二曰雜術數。分數學、相宅墓、卜筮、命相、三式、雜占六目。十三曰醫書。分經脈、病症、針炙、方藥、修養、治物、總類七目。十四曰樂律。分通論、記述二目。十五曰藝術。分書法、畫法、篆刻、雜技四目。雜技中該射、投壺、博奕。如此，則《四略》之遺意存，虛實分，專家見，而無泛濫之弊矣。 * * * (1) 「議」，前文作「議論」。 《四庫·集部》第十三 文集之卑，章先生詳言之矣。《楚辭》一門冠首之意，說詳《明隋志篇》。別集不分詩文，統依時代，自是善法。惟總集一門，《四庫》誤收別集合刻本，如《二皇甫集》《唐四僧詩》《薛濤李冶詩》《清江三孔集》皆各成卷部，非總集也。又總集之中，當別種類，有括一代，有限一方，原於《毛詩》。有通選古今，取佳善，搜遺佚，有專錄一體，有專錄一類，如《歲時雜詠》之類。有選一時交友，有以倡和合編。應分七目：一曰斷代，二曰限地，三曰通選，四曰專體，五曰義類，六曰人聯，七曰事聯。專體者，非專詩專文之謂，如詩專律體，文專賦四六之類是也。至於總集之源，出於《毛詩》《楚辭》。章氏《和州志·藝文書》因書少而附詩賦專家，遂謂不必別立門類，非通論也。 詩文評一門，《提要》所舉五例詳矣。然評之為言，主於品第高下。此類之書，或論法式，或說本事，非評所能該也。又詞曲小品，皆有評說，但言詩文，亦未足該，宜改稱評說，而退居詞曲之後。金石義例入此甚是。宜分為文評說、金石例、詩評說、詞曲小品評說四目，其兼說諸門者，為雜說一目終焉。惟此類書，多兼說諸門，故當別立一門，而不可分隸別集、詞曲小品也。 詞曲五目，詞話一門，宜劃歸評說，曲文宜錄黜之過矣，說詳《收俗書篇》。宜增南北曲一目，詞譜、詞韻宜改為詞曲譜、詞曲韻，附於評說，蓋亦文法、詩調之類也。又尺牘、楹聯、詩鐘、謎語，近世皆有專刻，宜總為小品一類。詞為詩餘，曲為詞餘，尺牘為書簡之餘，楹聯亦詞賦之餘。詩鐘，詩之支；彈詞，曲之支。謎語遠起六朝，亦不得以為無足道。《成相》《隱書》，《七略》固已附之於賦矣。明以來制舉之文，亦宜增一目，說詳《收俗書篇》。制藝不入經部，以制舉之文體實兼承經義、曲劇，而又備有策論、詩賦之質也。焦循論之詳矣。凡此諸種與詩文，皆文之一體，無分崇卑。詩文則以別集、總集分目，而諸體則以體分目者，非標準之歧出也。此部本當以體分，詩文之不可分，乃以本多合編者，錄者無由剖割耳。此諸體則本多不入別集，宋人詞集雖在集中，而多有單行本，固可別編矣。其在集中者，亦當互注於此。 今議定集部門目共五類：一曰楚辭。二曰別集。三曰總集，分斷代、限地、通選、專體、義類、人聯、事聯七目。四曰詞曲，分詞別集、詞總集、南北曲。五曰制藝。六曰小品。七曰評說，分文評說、金石例、詩評說、詞曲小品評說、詞曲譜、詞曲韻、雜說七目。 收俗書第十四 夫部類因書而立者，有是書，即有是類，所以斤斤於部類者，為使書之皆有得其所而無遺也。乃自來有有其類而無其書，或且失其類者，鄭樵嘗有《編次失書論》，譏《唐志》失氣候、射覆、軌革之書。夫衰微之學，隱僻之書，不傳失載，亦固其宜。乃有盛傳於時，充溢於市，而為著錄家所不取者，則俗書是也。 夫講章乃經解之流，平話乃小說之變，曲乃樂、詩之再傳，制藝亦文之一體。《四庫提要》於講章、時文及曲，亦論其源流，而講章則於揣摩舉業而作者，概從刪汰。曲則惟錄品題、論斷之辭及《中原音韻》，而曲文不錄。時文則悉斥不錄，而止錄欽定四書文，以為標準。孫詒讓《溫州經籍志·敘例》亦不收《琵琶記》及時文，謂使野言詭說不淆文史。此之所見，亦隘甚矣。講章之中，豈無發揮經義之作？其體雖陋，其言安可概非？至於時文、平話、曲辭，尤為一代之文。以體論之，小說為雜記所濫，佳平話反為真小說。詩體為牽率所壞，反不如佳曲之能道情。煒燁譎誑之體、廣博易良之教，在此而不在彼。以時論之，則元之曲、明之時文，乃與漢賦、唐詩、宋詞同為一代菁華之所萃。其境廣，其詞精，足以知人論世，猶過其時之古詩、古文。故王圻《續文獻通考》收《西廂記》《琵琶記》。《千頃堂書目》以制舉時文附於總集。高儒《百川書志》以傳奇入於別史，皆知其體之重，不可沒也。即使其體未宏，於時未重，而既有此體，即有源流，有工拙。而一時之意指、事實，亦即有寓於其中者。如六朝以來之謎語、宋以來之尺牘、明以來之楹聯、近世之詩鐘，以及俚曲、村歌，罔非天地間一種文字，不可得而廢也。《提要》謂講章如浮漚，隨起隨滅，不可勝數。其實著作關乎風氣，即宋之詩話、雜記，明之小品、玩賞書，近世之考證書，亦何非浮漚哉？亦惟慎擇之而已，不聞沒之也。《提要·凡例》曰：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補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故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搜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證者，其經懺章咒，並稟遵論旨，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辭，亦概從刪削。其倚聲填辭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遺音》、張可久之《小山小令》，初以相傳舊本姑為錄存，並蒙指示，命從屏斥。觀此，則削除諸作，乃由徇一時之上意，固非著錄之通裁矣。夫家藏目自可隨所好惡，選目自可任其棄取，若總目、專目，則當無所不收，不容有所廢置。蓋著錄者學術之公，即使其書乖謬至極，猶當如曾鞏所謂明其說於天下，使人皆知其不可從。況《琵琶》為古今奇作，傳奇乃溫郡特長，而孫氏竟棄之，其暗於大理甚矣。 鎔異域第十五 部類既定，尚可增減乎？曰：所貴乎部類者，為其不可增減也。章氏常言，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也。以書籍之多寡而增減部次，是亂部次也。夫部類因書而立者也，有是書，即當有是類。古無今有，人事之常。現在無增，安保將來之無增？《七略》之時，地理書未多，乃附於形法。《隋志》之時，類書、書抄、簿錄、雜技未多，乃附於譜系。雜家、小說、兵家後世則當增矣。然所增者，皆於大體中，自有位置，非增之以破大體也。故綱目易增，而類不易增也；類可增，而部不可增也。自《唐志》以降，則多妄增所不必增矣。《舊唐志·序》言，昔之《七錄》四部，部類多有所遺。此則後世著錄家通有之謬語。核《唐志》之所增，曷嘗果為不可不增者哉？不明部類，不知統系源流之何屬？姑妄增之，以求無不可收，不知本有所歸，而以為前無此部，乃後世著錄家之通病。由是而七略、四部不能通合，部類乃多重複濫亂之弊矣。 夫今所定之目，固以華夏之書言也，若異域之學，統系與吾不類，將何以處之邪？釋教之書，自南齊時，別錄其經論於華林園，不與四部同編。故王《志》錄諸七《志》之外，阮《錄》因之，別為外篇。《隋志》亦止錄都數於四部之末，至《舊唐志》始入之於道家。此殆用道士化胡之說，固非通論，其學固子家，入之子可也。而並其傳記亦錄之子家，則非也。吾已辨之於《定體篇》矣。且幸而所錄乃釋教一教之說，向使印度古史詩及五明諸書悉皆輸入，亦將悉歸釋家，而列之子部乎？ 夫佛教之書雖多，要其所究為一事，猶純而簡也。今西洋之書則繁矣。《四庫提要》嘗以利瑪竇、龐迪我、艾儒略宗教格言書入雜家。其時輸入之書猶少，今則多矣。西洋目錄部類，以勃郎、杜威為有綱目條理。今觀其部類，勃郎氏所分，一宗教及哲學，二歷史及地形，三傳記，四辭典叢書，五社會學，商學在內，即生計學。彼之生計以商為主也。六科學，七美術及娛樂，建築學在內。八應用技術，建築法、工農家政均在。九語言及文字，圖書館學書目，《提要》附。十詩及戲曲，十一小說。集合著作雜誌之不在他類者附此。杜威氏所分，一總記，目錄、圖書館、百科全書、叢書、雜誌、新聞紙均在。二哲學，心理、倫理均在。三宗教，四社會學，有風俗。五語學，六自然科學，七應用技術，八美術，園藝學在內。九文學，小說在內。十歷史。地理、遊記在內。以比觀於此土之七略、四部，則此土所有者彼皆有之，而彼所有者此土多無之。於是人多欲改此之部類以從彼，以為彼以義分，此以體分。體分承七略，乃一國之私；義分據自然之標準，乃天下之公。故彼之類足以該此，而此之類不足以該彼。此論似是而實非也。彼亦有史傳與文藝，是亦以體分也。若以義分，則彼史家、文家所持之主義固非一矣。至謂義分乃天下之公，則事理情之殊，記載與著述之別，又何非天下之公邪？且審觀之，史、詩二類，固彼此之所同。彼之史體，正《尚書》之類也。文字、語言、小說、戲劇，亦皆此之所有。所不同者，乃在此之子與彼之諸學耳。此少而彼多，此統於經而彼不然，此不足以該彼，而彼足以該此者，專在於是。是自有故焉。明乎其故，則知彼固不能用此之法，吾亦不能棄此而從彼也。蓋書籍之部類依於學術之系統，而彼此之學術有根本之異。彼之學由物起各別而究之，始於自然，中及社會，近乃及於心理。其統系之立甚遲，至孔德始有學術統系。其大體由分而合。此之學則由心起一貫而究之，舉一宗旨，則論人生如是，論政亦如是。乃至生計、藝術罔不如是。其統系之成甚早，其大體由合而分。由此而一一比觀之，宗教之經與佛經同，而不與六經同，蓋專記教者之言行而非事理之總記也。其儀式則制度耳，其理論術數則子家耳。自然科學，彼之專長，此之譜錄不足以當之。應用技術，此雖有之而不盛，然而非無其部類也。至於社會科學，如政治、法律、生計、教育諸科，即此方禮學、律學、兵學之類，而此之書不如彼之專詳。哲學、倫理適與諸子範圍相當。而本體論、認識論、美學、心理諸端，此亦不若彼之專詳。然而諸子文集則皆及之矣。其不專詳者，以為末而非本耳。故彼之長在專精，而此之長在總合。此之書常見其為何家，而多不能名為何學，是故彼用此之部類，則多不能該，而此用彼之部類，亦多不能析。然則將奚處邪？曰：宜沿別集釋氏之法，別立西學一門，使自成統系。史、志則依《隋志》例，收入四部，文藝則增一門於集部足矣。向使印度偈頌早入中華，當亦如是例也。若文字，則《四庫·小學類》固已收華夷譯語矣。 或曰：西化既通，華人競效，九流既衰，後此當變為分門之諸科矣。華人著述將多，豈可仍使在西學部中乎？且此諸學科皆天下之公，非如佛止印度之一家也，豈可如佛藏收支那撰述之例，仍歸之西學乎？曰：是說有理。如是，則當以社會、政法、養教諸學入於制度類中，而別其小目，政治立於典要之中，法律入刑，教育、生計、社會入戶，哲學、美學、心理則增類於子部。如是，無不安也。 或曰：既混而編之，則經不足以統之，何不直用西人法之為整齊乎？曰：此又不然。用西法則舊書多不可歸，吾已言之矣。經雖為吾華所專，此固世界最古之書，非他方所可比。且以吾華人編目，自當有主客之辨。若西人編目，則以華經散之史、子可也。且子以為西人目錄果整齊邪？美學在哲學中，而藝術皆以為原理；自然科學之於應用技術，應用技術之於美術，皆互有出入；而哲學家書，亦常有貫論社會問題，與吾華同者；諸科專史之當互注，史、子又相類也。蓋學術系統固相牽連，而記載著述亦不可嚴劃，吾固屢言之矣，烏有截而齊之目錄哉？ 匡章第十六 章先生髮明《七略》，功越鄭樵，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別裁、互著二法，特標精意，誠不刊之論，而主持太過，至傷體義。又校讎之學，貴別門類，溯王、阮，正晁、陳，窮源竟流，微特鄭所未詳，章亦未詳。故其於《漢志》所無者，稍加分隸，便成謬誤。至於考證不詳，尤多有之。今舉五條而匡正之。至其誤疑《漢志》，已具《漢志余義篇》中，茲不復說也。 一曰主張、互著太過，失體義之輕重也。互著之例固善，然不可太零碎。今《漢志》明著省劉者，固是互注，其仍復見者，篇卷不同，非必一書也。黃紹箕《跋古文舊書考》曰：章氏意善矣，而所以為說則非。劉《錄》互著，惟兵家類有十種，與儒、道、墨、縱橫、雜家彼此互見。蓋劉向校九流，任宏校兵書，同一書而有兩本，各有司存，因兩著之，未必別有深意。《漢志》記掌故，而輒為省並，此班氏之疏也。此說是也。章氏此義因書有易混與相資，為用而發，夫易混而混，自是辨體不明耳。相資亦當有限制，若廣言無限，則群學固莫不相資，安能一概互注？學者類求，自當旁通，又豈能於一類之中備其所資哉？蓋書有體，有用，二者或不相符，而本用之外，復關涉於他類，互注之法，乃以濟此。其於旁涉，當限於本、具二用者，不當廣言相關。章氏於此，殊未明析。如雲《列女傳》當互注於《詩》，夫群書引《詩》斷事者何限？皆互注之，無乃太濫乎？又謂賈誼書當互見法家，因論儒與名、法相資，儒不為榮，法不為辱，其論甚美。然二家固根柢絕異，賈生乃兼此二家，非二者本相資。若沿此而廣言相資，則九流同出官守，何非相資者邪？《韓詩外傳》《呂氏春秋》《虞氏春秋》《新序》《說苑》乃經說，諸子之兼取屬辭比事之教者，非本《春秋》之體。司馬遷專論《春秋》家學，故旁及呂、虞，不可為著錄之法。諸子之書固多衡論古事，庸可一概互注邪？章氏謂諸書皆當互注，《春秋》已稍泛濫，乃又謂班氏未習史遷敘例。按：班不言並省，是劉本未互注，何可妄詆邪？夫體自體，用自用，著錄自當依體，以定其本類，互注者於本類之外，他類復存其名耳。本類為主，存名為賓，是有輕重焉。存名者但注云見某部而已，如呂、虞諸書，本諸子也。《春秋》類中，但當存其名。今章氏不曰入之諸子，而曰呂、虞之書當附之《春秋》而互見諸子，一言之間，失其輕重矣。 二曰主張別裁太過，致似編類書也。昔之裁篇別出者，大都本是單行。黃紹箕《跋古文舊書考》曰：章氏意善矣，而所以為說則非也。《史記索隱》引《別錄》云：《三朝記》併入《大戴禮》。《三國志》注《藝文類聚》引《別錄》又云：今在《大戴禮》。是知《三朝記》舊有單行本，非劉氏裁出也。然劉氏自有裁出者，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本注云後世所加，此為《別錄》原文，蓋舊與道家之《鬻子》二十二篇同為一書，劉氏以為後世所加，故裁歸小說。又有《伊尹說》二十七篇，本注云其語淺薄似依託；《黃帝說》四十篇，本注云迂誕依託。此二書舊亦並附於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及《雜黃帝》五十八篇之內，為劉氏裁歸小說家，與《鬻子說》例同。此書章氏所未及詳也。此說雖似臆揣，而實有理。章氏所舉別裁之例，多裁所不當裁。如《爾雅》《釋天》《釋草》，記名物之書，非天文、農家專門也。若《釋草》可入農家，農家固不止草，《釋木》亦可入矣。醫家亦需草、木，二篇又可入醫家也。鄒子說陰陽乃虛談，非實測，未可入之天文專門。《無逸》者，周公告成王重農之意，《豳風》者，歌詠農事，《小正》《月令》不專為農言，皆非專門農家，不可別裁。惟《呂覽·辨土》《任地》等四篇，乃真古農家遺言，可仿《戴記》之例裁出耳。要之，別裁一例，當以專門，本可單行為主，其為全書一類者，不可輕議裁出。若如章氏之說，雖自辯為非類書，其弊不至似類書，不止割《爾雅》之分篇，冠專門之首簡，不似類書而何似也？ 三曰收《七略》所無，位置未當也。《補校藝文志》篇中，於《七略》所無者，為議所歸，意甚善也。而所說進退失據，惟謂《七略》當附名家，差無大背。謂律令當附法家則非也。律令，官守也。法家，私門也。以源附流，與其所持論矛盾。《尚書》已有《呂刑》，律令豈原於法家乎？司寇所掌刑以輔禮，當附之《官禮》甚明。章氏《漢志諸子篇》中，固已發明禮、刑相關之義矣。又謂章程當別立政治一門。《漢志》無政治，當援高祖、孝文《傳》之例附儒家。此亦甚謬。既用《七略》之法，《七略》以六藝統群書，安得別立政治？後世書目稱故事，稱政書，無政治之稱，臆撰名目，已不安矣。故事、政書，源於《官禮》，章程雖細，抑亦《考工記》《司馬法》之倫，其宜附《周官》甚明，何必援高祖、孝文《傳》之空言非實跡者以為例乎？章氏論二《傳》當附《尚書》，已駁於前。今又以章程相例，則章程固禮之別也，又何以處二《傳》乎？章氏修方誌，仿《官禮》而創立掌故，夫豈不知章程之為《官禮》，此豈其初年之說歟？何其不類也。補之不當。乃謂《漢志》疏略，由於書類不全。夫既以六藝、諸子為綱，而條別官守，六藝不可增為七也，譏其不全，將補何目？置之何處邪？吾謂章先生雖昌言宗劉，實正知推原官守之旨，而未知《七略》之完全，故一則曰缺政治，二則曰缺故事。既知《儀注》出《禮》，而但曰史部為《春秋》家學，既知《司馬法》本《禮》，而又謂律令當附法家，皆其未達之證也。 四曰持源流之論太過，顛倒虛實，混淆部次也。章氏謂尹咸未能推諸術數之原，證之於六藝，是也。而謂陰陽、蓍龜以下，皆當附六藝，則過也。縱雲官守之遺，已成私門授受，不得複合矣。於術數中明其源流可也，何必盡取術數之書，附之六藝後哉？兵法、醫方，亦是官守，何不並譏任宏、李柱國乎？又章氏因議律令、章程，遂廣張其說，以道器分編先道後器之說，章氏發之甚當。但止宜於兵書、術數、方技，若六藝、政典則不可施也。律令及故事諸門，皆有私家空論，論乃由制而生，若謂先道後器，則論反居制前矣。夫豈六藝、諸子先後之義乎？章氏欲取申、韓家言列於律令之前。呂、董之說部於故事之首，若如其說，則何必分六藝、諸子充其類？管子之書，當先於《周官》；鄒子陰陽，宜先於三《易》也。乃至地理一門，亦欲用形家之言冠首，豈不謬歟？ 五曰誤譏班氏也。章氏每謂班氏不當並省部次，刪《七略》之《輯略》，詆為不知讎校之學。並省部次，班不能辭其咎。刪去《輯略》，則未可詆班也。黃紹箕曰：章氏執劉法以繩班。余謂劉、班二家之法判然不同，未可混而為一。劉氏第錄一書，必取可覽觀者。又合中外眾家書，刪並復重，乃始定著，付繕寫，蓋頗有所抉擇去取，實則刪定之業也。曰校讎者，謙不敢承耳。班氏則史也，其所撰《藝文志》，簿錄家也。當時儒臣之校集，廣內之弆藏，於是乎征之存掌故而已。劉以辨章學術為主，故以《輯略》冠首。班以記錄掌故為主，故分散《輯略》，附於各目之後。顏師古所謂諸書之總要是也。貌同心異，微旨具存，義各有當，非苟焉而已也。 其他考證未詳。如《爾雅》所辨，只六經之名物，不可歸名家，後世考據家已不純於辨名。經解自為經說，義理考據兼有，非為辨名，而章氏以為宜入名家。詞曲、小說，本自殊途，曲以曲為主，不與小說相出入。儒家空言經解依經，儒家偶一說經引經，不得入經部。若既無宗旨，又偶說經，此乃雜記，不得入經解儒家。章氏說書之易淆者，舉小說、詞曲、經解儒家，亦未審也。至其於古書失考誤說，不明諸子流派而妄論，尤頗有之，茲不毛舉。 章氏所撰《和州志·藝文書》全用《七略》法，其大體之不可從，說詳《四部篇》。其中猶有謬誤當舉正者。其《尚書》類附奏議，謂凡詔誥、號令及章表、箋疏，皆當入《尚書》，舊入集、入故事皆非。此說謬也。《尚書》既為因事名篇，特中載詔令奏議，或以詔令、奏議為一篇耳，安得以詔令、奏議屬《尚書》？馬、班書載馬、揚辭賦，可謂辭賦當隸紀傳乎？其《賈山傳》載《至言》，亦以一文為一篇，可謂子家當隸紀傳乎？章氏發明《尚書》，至為精卓，何至此而反視為總集邪？又於譜牒類，謂《七略》以《世本》《漢大年紀》屬《春秋》，後世譜牒當知淵原。然《春秋世歷》譜牒之書，乃入術數，專列歷譜一家。疑譜牒之法，古者歷官所掌。此又騎牆模稜之辭，已所不解。竟若《七略》亦進退失據者，誠大謬也。《世本》兼記居作，非譜牒也。《漢大年紀》《春秋世歷》二書今不見，無由臆度，然必一屬紀事，一屬曆法，必非同體而兩處皆可入也。其紀載一類，大名已不安，而所分子目，地理、方誌、譜牒、目錄、故事、傳記，先後無義，全變古法。地理、譜錄，明為《周官》支流，豈若故事之本《官禮》，傳記之本《春秋》，方誌之為完體哉。《隋志》之法，何可妄更也？末為小說、傳奇二目，尤為謬妄。其說曰：《七略》列小說於諸子，亦取其一家言耳。然小說之體有二：敘瑣屑之事，記載之屬也；匯叢脞之談，諸子之餘也。此亦謬也。小說本紀事而有宗旨。其無宗旨而漫記瑣屑，或參議論，乃後世雜說，不得為小說，不得並立為二。且瑣屑之事、叢脞之談二語，亦不足以別之也。《漢志》所錄小說《青史》《虞初周說》，何非記事？而乃以其記事，悍然入之於史，則是子部可無小說家矣。 其於傳奇，則曰：傳奇體有二，無詞曲者即小說之末流，是演義之屬也。有詞曲者乃優伶所演，源本樂府，而事通小說。此又謬也。傳奇之名起於唐，本指小說，至明乃移以指曲耳。曲本詩與樂之末流，但取材於小說，不可謂通。演義、平話乃真小說，而非旁支小說，已不可附史部。況又混曲於說，而並牽之入史乎？其以文集入儒家，已不安矣，又以制藝附於儒家。制藝者，講疏之支流，而兼辭賦之體，豈可入之子部？既知其肇於註疏，而乃引《賢良策》《鹽鐵論》以為比，彼策論之發揮己意，豈制藝之倫哉？其謂考證書當入名家，已不安矣。乃又推及詩文評說，謂文史家言條別源流，辨名正物，乃名家正傳，而收《韓文年譜》《陶詩考異》。夫詩文評說既非辨名正物之例，而年譜之系事，考異之校文，更非評說之科。溷而列之，言無歸宿，可謂非強鑿乎？乃謂唐後附評說於集為忘本。夫評說之原，鍾、劉之作，豈與古之名家有相類者邪？此直不知名家而妄論也。至於起居、時政、編年、紀注，而以為當屬《尚書》，尤不待辨矣。觀其所分與所定史考之例，往往矛盾，殆初年未定之論也。 序目第十七 校讎之學，俗士罕明，門目不定，則入書雜亂別裁，互著亦無所施。章氏探源而不通流，紀氏節流而未知源。存古不能通今，救今或背於古，遂使此學蕪穢不治。徒執鄭、章之書，不得辨章之用。恭承啟發，勉究源流，大義創通，全體具舉。撰《通古今》第一。 古今既通，四部可治。先立四義，七略遺意於是不亡。撰《治四部》第二。 用七略法以治四部，後起雜書，無當於四部，不可強附別為外編，有廁圖而堂室可理矣。撰《外編》第三。 分類當有標準，曰體，曰義，而體為尤要。後世著錄，往往標準歧出，或執義而害體，遂多糾紛，章氏於體猶疏，況乎餘子？體既定而出入之間，可無疑矣。撰《定體》第四。 《七略》者，義例之宗。章氏發明，乃見端緒，尚有誤駁遺漏者，拾而明之。撰《漢志余義》第五。 七略變為四部，禪變之跡，不可不明，明而後可以存七略於四部。撰《溯鄭荀王阮》第六。 《隋志》始定四部，而七略未亡。後世承用四部，而《隋志》乃亡。一線之傳，在於是矣，溯古救今，明其微意。撰《明隋志》第七。 舊、新唐二《志》漸失《隋志》之意，罪之魁也。自此以降，私家目錄不勝舉駁，姑論史志。撰《唐宋明志》第八。 鄭樵獨言校讎，開章氏之先，而言多偏弊，不知門目。慮後生之誤信也，撰《糾鄭》第九。 紀氏《四庫提要》節流之功偉矣，而不知《七略》《隋志》之意。具糾之，而參以章、張之說，因議四部細目，定其門類，自以為校讎之學至此定矣，不知後世之信否也。「四庫」《經部》《史部》《子部》《集部》第十、十一、十二、十三。 門目既定，包羅無遺。昔有當收而不收之書，著錄者之蔽也。解之以明著錄之公。撰《收俗書》第十四。 今之門目，乃依華書而定，異域輸入，似不能該而實能該，不必更張也。詳辨之而後四部乃定。撰《鎔異域》第十五。 章氏之識大矣，而有未足，論亦多疏，恐世之誤沿也，舉五條以匡之。此書續章，非攻章也。故以《匡章》第十六終焉。 夙好目錄，推重紀章，上下探索，如有所立，爰續章書，以究斯業。始事己未年十一月十九日，人事牽擾，十日而稿成。成之日，吾生日也。生盈二十三年矣。越九年戊辰，授目錄學於成都大學，創編講本，因更定此書，舊本《辨簿錄》第十四，《取孫強》第十五，全易之，首二篇未足，則加之。《糾鄭篇》碎亂，則整之。余亦有所修補，舊說至此乃成具矣。至於簿錄體別編次小例及求書辨名之法，章氏書第一卷所討論者，已詳《目錄學》中，此皆不及。使二書相備修定凡八日，五月十一日畢撰《序目》第十七。 弟子　仁壽劉焜明　　仁壽王慶楨 雙流李克齊　　雙流羅體基 華陽李澤仁　　簡陽熊光周 三台張朂初　　羅江楊致遠 成都鄧自仁　　華陽廖士正 劍閣賴天錫　　雙流陳華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