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校讎通義 · 續《校讎通義》上冊
通古今第一
古曰七略，今曰四部。章先生明四部之不可復為七略，而欲人存七略之意於四部中，誠善矣。乃其撰《和州志·藝文書》，一用七略舊法，而以史部諸目七略所無者，別為《紀載》一目。又強編文集於儒、雜二家，僅能勝於鄭樵，而不能彌其偏缺。又其所收書少，門目不備，未有折衷。夫七略經數變而後成四部，同異紛然。四部之勢已成，萬不能復於七略，章先生之所定，未可用也。若仍用四部法，但於《敘錄》略加數語，而不問四部分目之當否，七略舊法之何在，則又空言而已矣。
吾所以通之者，明四部之無異於七略耳。七略之大義明，即以為四部之大義。而吾之四部，乃真與七略合，而非俗之四部矣。七略之大義云何？六藝統群書，干也。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支也。諸子出干為支，猶之小宗別立門戶也。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則附干之支，猶之正宗之中有一室焉，人繁而異宮也。班孟堅可謂知劉氏意矣，名志曰《藝文》。藝者，六藝也。文者，該諸子以下，凡著述皆統名為文也。加藝於文，見文之皆本於藝也。《隋書·經籍志》以經易藝，以籍易文，其猶知班氏意乎？
四部之大義云何？以史、子為干。六藝者，干之根也。則為經部，但收附經之傳說；六藝之流，則歸之史焉，別出則子焉；文集者，由詩賦一略而擴大之，兼收六藝之流者也，則殿焉，是干之末也。譬之於人居，史為大宗，子為小宗，經則廟也，集則小宗而又雜居者也。經、史者，七略之六藝；子者，七略之諸子。兵書、術數、方技、集者，七略之詩賦。如此則四部猶七略也，何必如章氏分裂史部諸目，強編文集，而後為七略肖子哉！
要之，昔之視四部為平列，今之視四部則史、子為主，經在上而集在下。蓋天下之文，以內容分，不外三者：事為史，理為子，情為詩。以體性分別，不外記載與著作。史，記載也；子、詩，則著作也。詩不關知識，知識之所在，則史與子而已。天下之學惟事理，故天下之書惟史、子矣。集則情文而兼子、史之流者也；經則三者之源也。此四部之大義也。
六藝者，六部最古之書耳，何以能統群書邪？蓋後世之群書，六藝已具其雛形。六經皆史，古人不離事而言理，史之於經，如子之於父；子之於經，如弟之於師。吾於《中書》申章先生之說已詳矣。《書》《春秋》《禮》之流為史甚明。《易》雖言理，而意在藏往知來，《詩》雖言情，而意在觀風俗，其用皆與史同。若論其體，則《易》之流為術數，《詩》之流為詩賦，詩賦別為一略，以情文與事理並立也。術數與方技、兵書不與諸子同編者，固由專門各校，亦以其體實微與諸子殊也。章先生謂為虛理、實事之分，其立名不甚顯白，且易與史、子之別相混，此當借西方之名以名之，曰通理與應用之分。蓋諸子皆言大理，舉一義以貫眾事，即陰陽家亦其止言術數之理。兵書、方技、術數則局於一事者也。故六藝外之五支，凡分三類焉，而皆統於六藝，此七略之大義也。
治四部第二
七略、四部之大義既明，則可以七略法治四部矣。治之云何？一曰尊經，二曰廣史，三曰狹子，四曰卑集。
何謂尊經？經既以尊，而別出為部。部中所收，當限於經之傳說，人人所知。奈何《隋志》以後皆以律呂之書入於樂也。宋鄭寅《七錄》經部不收樂書，曰儀注、編年不附《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此論甚卓。既為四部，凡六藝之流，皆入史、子部，而獨存律呂於經部，亦可謂不善學《七略》矣。譬之伯仲皆析居，而季獨守宗祠，此得為平乎？《四庫提要》又以私儀注概附《禮經》，名曰通禮、雜禮書，此又非《隋志》所有矣。《隋志》儀注一門在史部，惟說三禮者乃附於經。彼雖不明於樂，而猶明於禮也。《提要》乃曰公、私儀注《隋志》皆附之禮類，是太誣矣。《提要》又曰：朝廷製作，事關國典，隸史部政書。私家儀注無可附麗，匯為雜禮書，附禮類，猶律呂書皆得入樂類也。此真妄也。凡書當論其體，同為儀注，何分公、私？必若所言，兵家者，司馬之流，法家者，司寇之流，兵政律例既入政書，何不竟以兵家、法家附於《周禮》？曰此私也邪。儀注之體，非詭異也，何謂無可附麗邪？故去禮、樂之妄附，而經尊矣。馬端臨亦謂自有《四庫》之目，而後世之書入史門，詩入集門，獨禮、樂則俱以為經，因以後世儀注、樂、律書，別列經解之後。此所見與鄭寅同，而止別列目，則與鄭樵同。明祁承爜《澹生堂書目》謂一代之禮樂猶刑政，當附之史，此乃得之。
何謂廣史？六經之流，皆入史部，苟非詩賦、子兵、方技、術數，無不當入史部。許慎曰：史，記事者也。記實事者皆史也，何為乎譜錄、雜記乃入子部邪？《隋志》史部純潔無淆雜，而門目未備，條而別之，極其精，則史廣矣。或曰：昔人皆謂史部自《春秋》一類而充大之，今謂六藝之流入史，章先生未之言也。曰：謂史出《春秋》，特見史部首紀傳，而遷書、《七略》附《春秋》耳。《官禮》流為政書，《禮經》流為儀注，《軍禮》《司馬法》流為軍政，《尚書》入於《春秋》而為雜史之原。何一不入於史？使就《七略》之書而以四部法分之，六藝所附，無一不在史部也。獨《易》流為術數，《樂》流為樂律，《詩》流為辭賦，下流浸廣，別為專部耳。故明乎六藝之流而史廣矣。
章先生撰《和州志·藝文書》，全用七略法，以詔令、奏議入《尚書》，琴調譜入《樂》，儀注入《禮》，年曆、紀傳入《春秋》。而別立紀載一門，分地理、方誌、譜牒、目錄、故事、傳記、小說、傳奇八目。其言曰：後世儀注入史，是以《儀禮》為虛器。荀勖、阮孝緒分出史、傳，不得統紀。地理、方誌以下，《周官》各有掌故，盡歸六藝，則部次繁而難條別。《春秋》家學不可亡，馬、班以下，不得別立史部。特立史部，則全奪六藝，傳業無復源流。或曰：章先生此法可謂能存古而不戾今矣，何不從之，而必治四部乎？曰：章法未可從也。既不欲源流分裂，則紀載類諸書莫非源於六藝而成家學，何又別之邪？儀注之於《儀禮》，軍政書之於《司馬法》，工政書之於《考工記》，類也。儀注附《儀禮》，則軍政、工政皆當附《官禮》，何又別為故事乎？若用七略，則紀載類中皆當條歸六藝，若別立紀載，則年曆、紀傳、儀注、琴調皆當離六藝，二者不可兼。今既患概歸之繁而又偏舉此數者以附於六藝，是為小六藝，非為表六藝也。《七略》蓋以《軍禮》《司馬法》與《儀禮》並矣。但見《儀禮》遂附儀注，不見五禮之全，遂別故事於六藝，此可為通論乎？從吾之法，經部為源，史部為流，申明源流，眾知史部之皆出六藝官守，奚必附六藝為一部而後明，又何至如章氏所謂全奪傳業乎？金石一類，資考實跡，專立史部，自可附入。章氏別立紀載，反無所歸，而別為一類殿末，使與六藝諸子諸類大小不稱，前無所系，亦可見不通今之弊矣。故曰：四部萬不能復為七略，不得不治四部也。
何謂狹子？子者，能成一家言者也。九流既衰，成家之學已少，兵書、術數、方技合併，後世子部已廣，何為乎譜錄、雜記、類書皆入子部乎？雜記非有宗旨，而多記事，豈得為子？此章先生所謂紛然以儒家、雜家為龍蛇之菹也。小說者，揚厲多風，非質實記事，以傳記為小說，而小說之義亡矣。若夫譜錄之書，自昔入史部無異辭。尤袤妄分門目，遂與史部目錄歧而為二，何可從也？凡若此類，剔而去之，則子狹矣。
夫史、子之別甚顯也。蓋實事與虛理、紀載與著述之分也。章先生於六藝、諸子二略，得官師二義，此以子、史之源言也。子、史之體，則不以是分。蓋後之史，已不必為官書，而儒家中或有官撰功令之書矣。然即實事、虛理、紀載、著述之分，亦有史、子相出入者，如政書中之議論，及前所謂應用之術是也。刑法，制度也，而有律學。如近世紹興人之傳。禮，制度也，而有禮學。六朝與儒、玄、文、史並立。至於今，則有生計學、政治學，此皆與兵書相類者也。樂亦制度，而流為樂律專門，正如《易》之流為術數專門也。六經雖皆史，而《易》《樂》之傳則別矣。依四部之成例，推上文之大義，則律學、禮學、樂學之書，當入制度，而兵學、術數則又入子部，是非同類而歧出邪？雖六經為史、子之宗，足以統之，而子、史二干不已淆乎？《四庫》刑法、兵制在政書，而律學入法家，兵學入兵家，典禮在政書，而禮學又附經部，是兩歧也。樂制不入史部而入經部，而俗樂又入子部藝術，則三部皆混矣。將全入制度歟？則兵書、術數、方技莫非官守，皆當移入史矣。將入諸學於子部歟？則諸制度又不可入子。是一類書而分在兩部矣。鄭樵嘗於經、史、子外，別立禮類、樂類、食貨類，而星數、五行、藝術、醫方亦皆別為類。此可從邪？禮、樂、兵立類，則刑、工亦當立類。是將取國之制度，悉分立之如《通典》《文獻通考》之例，以是與經、史、子、集並立，倫邪？不倫邪？章先生謂諸子與兵、術、方三《略》有虛實之分，合之者為非，當仍分之，此可從邪？於此三類則得之矣，於禮、樂、刑又何以處之邪？四部法之敗缺，蓋在是矣。雖然，此無傷也，四部之法不必更張也。蓋世間諸事端，罔非官有制而私有學，而言事不離理，言理不離事。史有宗旨，亦似子。子須徵實，亦資史，猶之記載之文，或參議論，議論之中，亦有記載，固不可以嚴劃者也。《書》《春秋》之流，以記實為主，九流之流以陳大旨為主，固純乎其為史、子矣。彼禮學、律學雖已有專家之業，而其說固依於制度，未有舍制度而空陳大理者，且亦無技巧之相傳，如兵、術、方之類也。是以制度為主者也，固當入之史。兵書雖以兵制出入，而權謀、形勢、陰陽、技巧與編制、營伍之法，終不相同，是固可分別入兩部也。術數、方技雖有官守，而皆專門技術，民間傳用官書，特因而定之耳，固與禮、刑之為儒者通講者不同矣。是以技巧為主者也，固當入之子。樂亦有制度，然其狀實與兵、術、方同，而不與禮、刑類，是亦當入之子部。由是以談禮學、律學，附禮、律而入史部。樂與兵、術、方及諸藝術書、畫、篆刻之類。並立於子部，仍次九流之後，以示純理應用之分。兵之制度在史，樂之制度入子，斯亦皎然不混矣。不必更張四部而別立門目也，惟當知其相類而已。
何謂卑集？漢、隋二《志》時，集中無子、史專書。後世文集之濫，章先生詳言之矣。然既有此部，已成萬不可反之勢，知其為下流所歸可也。章先生欲條其能成家者，著於《敘錄》以杜濫，其意善也。而其撰《和州志·藝文書》竟以儒者文集入之儒家，其餘入之雜家，自謂能明古立言之旨，而不自知其謬也。九流既衰，後世皆貌儒術，不成家者十之八九，非兼儒、墨，合名、法，如古之雜家也。其成家者，亦未易別其為儒、道、法、縱橫也。必強定之，則皮相而以為儒，難名而以為雜，固必然之勢。以儒、雜二家為龍蛇之菹，非自言之而自蹈之乎？且後世文集雖甚雜，詩賦之流，究猶多而為主。既用七略法，則不得不列詩賦專集，而詩賦多者，反以為文集而溷入雜家，其不可從明矣。章氏又謂宋鄭寅《七錄》去集之部目，所見過於鄭樵，此亦誤也。寅與樵俱變集稱文，徒更其名耳，何優何劣邪？要之，集本卑名，非復七略詩賦之舊。既已卑矣，多容何害？必附諸子，不至於強鑿不止也。
外編第三
七略義例所有，雖七略無其書，亦可治也。七略義例所無，強編四部之中，而四部以蕪，七略以亂，此則不可治也。收之不可，棄之不能，惟有別為外編，使與四部並立。亦如章氏修方誌，三書之外，別為叢談，不使混於經要也。
章氏舉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端，而各為之計。一曰史部不能悉隸《春秋》；二曰名、墨後世無支別；三曰文集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曰抄輯之體非叢書，又非類書；五曰評點詩文似別集而非，似總集而又非。夫史之所包本廣，文集不可強分，已說於上。名、墨無傳，然尚有其書，可分立部目也。所患乎不能復古者，在增古所無，難於位置耳。若減古所有，固不足病，不必如章氏以考證書釋道家，附會名、墨也。所患者，抄輯、類書、評點三者耳。尚不止此，吾為增之。一曰雜記，二曰考證書，三曰蒙求。除評點可如章說，餘五者當統為外編，以別於四部焉。
類書一門，章氏謂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無源委者，如《藝文類聚》，當附集部總集。或擇其近似者，附於雜家之後。此說未盡也。《文獻通考》意主典章以輔史、志，固可入之故事；《藝文類聚》意在輯文以輔《文選》，固可入之總集。然類書不特此兩種也。類書源於《皇覽》，如《初學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非有意於輔史輔文也。其門類所該甚廣，非專於典章與藝文也。小小摘比，尤不可殫舉，或主益辭章，摉求秀艷，或取便翻檢，綱羅數名。其體甚大，不比抄摘之短書；其用亦宏，不比考史之譜錄。若不別立一門，強配必滋弊病矣。自宋鄭樵、鄭寅，明陸樹聲、胡應麟、沈節甫、茅元儀、祁承爜，皆以類書別於四部，蓋類書之非四部所可該，固顯然也。類書體別甚多，說詳《四庫子部篇》。抄書與類書不同，章氏別之甚當。此有數例：抄輯群書，刪為簡本，如《群書治要》《說郛》之類，一也。纂錄雜記，依類分編，如潘永因《宋稗類鈔》之類，二也。摘比華采，略分門類，抄一書，如洪邁《兩漢博聞》；抄群書，如《儷府字錦》；限一體，如詩賦四六之類，三也。此三種六朝已有。《隋志》附之雜家、小說中，多取麗字為名。其書不傳，亦不能辨為何體矣。其純取格言、小說，自當歸於儒家、小說，而又不盡然也。《四庫提要》以一者入之叢書，不知抄輯刪簡，非合刻之比也。三者入之類書，則又非分隸群書也。二者列之雜家為雜纂，則彼記事纂言，又非有宗旨也。章氏謂當別立一門，名曰書抄。書抄之名，亦出《隋志》，舉以該此三種，甚為允當。若謂附之史抄，則又未是。史抄隋前已有之，《隋·經籍志》附之雜史。《敘例》所謂抄撮舊史，自為一書，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者，此乃後世綱鑑之流，非《兩漢博聞》之例。彼自勒成首尾，其高者亦或自有意旨。書抄既未可比之，而復不專於史籍，何可因抄而混之邪？祁承爜亦謂雜纂當附四部後。
評點之書，明以來為盛，間亦論事，或加考證，如紀昀所評《史通》《文心雕龍》之類，其用與注等。黃鉞《韓詩增注正訛》亦批點體也。此豈可盡附文評邪？專論文者，宜附文評。兼考論者，宜仍依本書。各歸其部，以其體雖卑，而於本書有裨也。
雜記者，札記隨筆之書。記事論文，考古談今，大或關於經、史，細或涉於市井，蓋以宋為盛。唐人之書，或專記事，自為傳記，或專考訂，其體猶純。雖間有出入，無此瞀亂也。自宋以來，此類始不可方物矣。目錄家強附之子部，又分其多記事者入史部。《四庫提要》於雜家中立雜考、雜說二目。又以記事大者入雜史，小者入小說，皆從其多者強分之。其實雜家兼儒、墨，合名、法，雖不純而成家，非雜說之比也。雜史之目，乃以目紀傳、編年二體外之成體者。小說者，揚厲多風，意存諷勸，皆非此類之體。蓋有此類而子、史二部皆亂，出此入彼，雖嚴辨，終不齊，有質實記事而誤入小說者矣，有多考證而誤入雜說者矣。考證多則入之雜考，記事多則入之雜史。小說亦考證，亦記事，無可歸，則驅而放之雜說焉，意已苦矣。乃又援《論衡》《風俗通義》為原彼二書者，固雜家也。質定世疑，自有宗旨，夫豈隨手札記之倫哉？類書、抄書雖混入四部，猶聚一處，易於剔出。此類出入諸門，散處如流寇，故不別之於外編，四部難理也。其中有較純者，意存考證，別為一目，意主記事，可入傳記，在乎善別擇而已。
雜記之專考訂者，昔人援《風俗通義》《獨斷》《古今注》為始，《獨斷》者記典章之書；《風俗通義》自有宗旨，宜歸雜家；《古今注》專主辨名，旨無旁及。皆非後世考訂書也。唐人始多考訂之書，然《匡謬正俗》辨別文字，自是小學支流。惟李涪《刊誤》、丘光庭《兼明書》乃真考證書耳。《四庫提要》列之雜家，為雜考，不知其無宗旨，不得為雜家。張氏《書目答問》列之儒家，則又過張考據之習氣。考據之書，四部兼該，既非立言之體，又非儒者之能事也。章氏入之名家，則未周知其體。補闕拾遺，審音正讀，校訛字，證佚文，洵為有益。藝文並非主辨名物，古之名家所謂命物、毀譽、況謂三名，雖涉於小學之書名，實以質世事之名實，豈考訂群書之比哉？近世校勘學興，且以校勘為一書，版本目錄，匯題跋以成編；校補審正，分群書而成卷。既難割裂以屬於群書，更不可混同而歸之諸子，列之外編，以作《四庫》之副，猶《六藝略》之附《爾雅》，集部之附詩文評，則善矣。
《四庫》雜家中，有雜品一類，所收如《遵生八箋》《竹嶼山房雜部》諸書，皆為家常日用而輯，或抄格言，或集醫方，或陳器物，或述技術，出入史、子，不可分劃，亦宜歸之外編，標為日用書，置雜記之後。
蒙求之書，《唐志》與類書同附雜家，其體排列名數，或為韻括。謂為譜錄，則略說而非專門；謂為類書，則順列而非分隸天地人物。淺而言之，不得以為故事也；周、秦、漢、魏簡而數之，不得謂為史抄也。對偶者，非詩非頌；直達者，非史非子。以為書抄，則自以己意為聯綴；以為考證，則僅取陳跡於簡編。李氏《蒙求》，昔入類書，何嘗分門類事；六藝綱目，昔附小學，何嘗自有發明。別之外編，而一切蒙學之書有所歸矣。張氏《書目答問》於四部之後為別錄，列群書讀本，考訂初學各書、辭章初學各書、童蒙幼學各書，雖不以體分為學者言，而幼學一種，實開我先。蓋如六藝綱目，王、李《蒙求》《儀禮韻言》《三才略》，皆不可歸之類書經說者也。類書、書抄分劃，說詳《四庫子部篇》。今定外編五類：一曰考證書。二曰雜記，附日用書。三曰類書，分總類、句隸、類考、專類、策括五目。四曰書抄，分為刪要、類編、摘藻三目。五曰蒙求。
或曰：何不立叢書一門邪？曰：叢書者，匯刻之書。簿錄卷帙，則當別為一目；條別種類，則當散歸各門。不宜蹈《漢志》劉向所序，揚雄所序，苟以人聚，不加別擇也。《四庫提要》立雜編一目於雜家，以收叢書，雜編、雜纂相次，究何分別立名，已為不當。叢書中大部悉入《存目》，蓋其書已散歸各類矣。則此門本可不立。既立矣，而所收乃僅《儼山外集》《古今說海》《少室山房筆叢》《鈍吟雜錄》而已。《外集》《雜錄》種類雖多，皆雜說也。《筆叢》則皆考證評議也。《說海》與《說郛》同，抄摘不全，書抄也。皆非合刻之叢書，彼自都一人之作，與專輯小說，豈得謂之雜哉？
或曰：章氏以文集與類書、書抄並論，今諸門皆屬外編，何不並文集而外之，愈完七略法乎？曰：文集出於詩賦一《略》。當《七略》時，詩賦已不能附於詩。四部既分，辭賦愈不得不別為一部。今之文集雖濫，而詩賦專家不入子、史之正體，固猶未泯也。子、史專家之散入文集者，亦尚可別而出之也。類書、書抄、評點、蒙學，其體卑不足論矣。考證之書尚考文集，何可與文集並？雜記之書，其中容有近於子、史專家，然本為文集之緒餘，其體亦不及文集之完整，零碎之作，固不得與可單行之篇抗矣。
定體第四
凡分類必有標準，若標準歧出，則類例不通，此人所共知也。然介在兩歧，出入二類之事，則恆有之，雖物質科學歸納所成之類例亦然，況於著錄之事。書籍之質素本多混合，而著錄者以一書為單位，又不能如治物質之隔離分析，其所分類，例不過論其大體而已，故又有別裁互注之法以濟之。且以一文論之，敘事之文，豈無論議之語；抒情之作，亦有記述之辭。然而事、理、情之大別，固不以是破也。是以部類之標準，配隸之界畫，不能極其嚴明，固勢之必然，而非學者不精之咎也。然而非無標準也，非無界畫也，特不能極其明嚴耳，非不明嚴也。明乎此，則配隸之惑可以解矣。所謂標準者何？曰體與義。體者，著述之體裁也；義者，學術之統系也。
既以體、義為主，則自著述體裁學術統系而外，一切分類之標準，皆不可用甚明。而昔之著錄家往往歧據他端，以亂部類，此最當先戒者也。如《四庫提要》以官定儀注入政書，私儀注則附經部，是以作者之官、私為斷也；律呂之學入樂類，謳歌、弦管則入藝術、詞曲，是以論者所定之雅俗為斷也；記事大者入雜史，小者入傳記、小說，是以事之大小為斷也；別傳在傳記，而《明高皇后傳》則入雜史，是以人之貴賤為斷也；《建康實錄》以載宋、齊、梁、陳事入別史，而《華陽國志》則以載公孫、二劉、李氏事入載記，是以論者所定之正、偽為斷也；章氏《史籍考》以家傳、家訓、家儀附譜牒，雲同行於家，是以群之範圍為斷也。《四庫》傳記之中，分聖賢、名人二目，而《存目》之安祿山、黃巢事跡遂不得不別名為附錄，非自擾乎？
條別著述，雖以義為主，而分別部居，則以體為主。四部之分，以大體，史與子與集是也。史、集之小類，以體分其細目，或以義分，然亦其所究，而非其所立。兵書、術數、方技亦然。惟九流乃以所立之旨義分耳。然子部雖以義，而子之為子，其體固異於史、集矣。遷、固之書，其義豈遂合《春秋》哉？《太玄》擬《易》，用七略法，自當附於《易》。特四部既分，又非官書，不得不歸於子家耳。苟以其義，則六藝同出於聖人，亦無庸分為六門矣。後世不知辨體，而執辨義，往往以義混體，如子部之所收是也。諸子之書，皆立言者也，非言專門之道器，不得入子部，人人所知也。天文、算法之法訣固子矣，《疇人傳》則傳記也。阮元撰。藝術之法訣固子矣，周亮工《印人傳》則傳記。記書畫之書，則目錄也。兵家固子矣，《名將傳》則傳記也。而昧者以其言算、言印、言書畫、言將略而歸之子家，則史、子淆矣。釋、道二家尤為不可解。釋家有經、律、論，道家有經戒、科籙、語錄、丹訣，固子類矣。《佛祖通載》，雜史也；《釋迦譜》《三藏法師傳》，別傳也；《高僧傳》《列仙傳》《神仙傳》，匯傳也；《眾經音義》，小學也；《法苑珠林》，類書也；《弘明集》，總集也；《開元釋教錄》《道藏目錄詳註》，目錄也。乃皆歸之於子部，謂之外邪？釋、道之邪正姑不論，豈遽不若名、墨、縱橫、方技、術數？設名、墨、縱橫之家，記其同流者之事為匯傳，將亦歸之於子家乎？釋、道二家，自古本別為錄，不入四部。《隋志》附之集後，但存總數，而錄高僧、名僧諸《傳》於雜傳，錄《內典博要》《因果記》諸書於雜家類書之次，此乃所謂能辨體也。晁公武謂神仙、高僧傳應系傳記，以其猶《列女》《名士》，其見卓矣。法顯《佛國記》，遊記也，昔入之地理。張氏《書目答問》謂其書意主佛教，入之佛家。彼固地理，何可以意而出之？如以意，則《文士傳》意在辭章，可入總集乎？《良吏傳》意在政績，可入政書乎？《七略》，《山海經》附於形家，特以無其類耳。《山海經》非相地之法也，不可援以為例。《戰國策》，縱橫諸人之傳記也，而《七略》附之《春秋》。當劉氏時，釋、道未興，藝術、算法尚無傳記，獨存《戰國策》一書，可以推見其辨體之微意。而後之著錄者瞀然不知，好學深思之士，由吾言而推之，然後知後世著錄家之以義混體者不少也。
或曰：條別著述，惟其義耳，所以使學者能盡專家也。今惟依體則因體而裂義，何用條別著述哉？曰：唯唯。否否。體之與義，固每成經緯之形，然分部固當以體，若以義則一子部足矣，何七、四之紛紛乎？馬遷宗道，班固宗儒，未聞有入之儒、道家者也。惟依體，則求義或不便，故有互注之法以濟之。章先生嘗言《戰國策》當互注縱橫家矣，印人、疇人之《傳》所以明術藝，互注術藝，使專門者得以探求，是固七略之意。凡專門學史皆當用此例也。雖然，互注非本類也。本類固以體定，互注乃以通其義耳。章先生髮明七略，特重學術統系，故發別裁互注之義。然其言互注，已不免多失本與通之辨。吾續其書，則重著述體裁，所以補闕而防弊也。然先生於《和州志·藝文書》列《名僧傳》於傳記，而互注釋教。其史考釋例，辨體尤嚴，固非執義而忽體矣。互注之當限別，說詳《匡章篇》中。
或曰：子謂隸書當依體不依義，而子自編書目又沿前人，以王十朋《會稽三賦》、徐松《新疆賦》入地理，吳淑《事類賦》入類書，吳修《論印絕句》(1)入藝術，張竹簡《人倫大統賦》入術數，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入傳記，不自相矛盾乎？曰：凡一文體，各有其正用，或假作他用，非其本職，則不當依。詩賦之體，本非徵實，而張氏之作，則以為歌括之用，本非賦之正體。王、徐、吳之作所重亦在注。注皆最詳，且多溢出，正文之外，是不啻以注為主。葉氏之詩，每首詠人至二三人，注皆詳其爵里行事，不專注詩之文，其體實與傳記近，但惜不直為傳記耳。若疇人諸《傳》，則固傳記正體，與諸賦之變體不同矣。《晏子春秋》，高祖、孝文之《傳》，《七略》入於儒家，以傳記書少，故未附《春秋》，且其載言為多故也。今傳記既有專門，而諸傳記又非其比，不可援古以自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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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修著有《論畫絕句》，未考見《論印絕句》，疑《論畫絕句》之訛。
《漢志》余義第五
《七略》義例，章氏發之詳矣。有所未及或誤加駁斥，補正於左。先漢經說有章句、有故、有內傳為一類，隨經明詁，其體徑直，有外傳、有微，則依經立義，其體旁通。又有說，則在二者之間，或述大義，或申旁說。《七略》先傳、故、章句，而後外傳與微，具有次第，《淮南道訓》即微體也。龔自珍《六經正名》分別傳、記甚明，特其大略耳。《隋志》尚能用其遺法。自唐以來，但依朝代，不復條別其體。鄭樵有意焉，而考之不精，多立門類，重複訛舛，不可法也。
《古雜》八十篇，沈欽韓謂即《乾鑿度》《稽覽圖》之類，是以緯之屬於《易》者附經也。《七緯》皆言神事，可通附之《易》，於此可推其義。
劉向、許商《五行傳記》附於《書》者，以伏《書》五行，依《洪範》為《傳》，此又依《傳》為記也。章氏泥認，遂謂凡言五行者，皆宜屬於《書》。夫書之有《洪範》，猶《堯典》之言天文也，可謂凡天文書皆當附《書》乎？《七略》無地理專門，而《山海經》不附《周官》，豈以五行之學屬之《書》哉？以此例之，知章氏之言謬矣。又章氏謂歷譜當附《春秋》。夫《春秋》資歷譜以為用，非歷譜出於《春秋》。歷譜自是專門之學，其紀錄事實，不言法式者，乃可附《春秋》耳。《世本》者，系諡名號，《居篇》《作篇》創表、譜、書、志之體，而章氏亦以為歷譜，失之不考矣。
馬端臨謂封禪秦、漢之事，難廁其書於禮經。此與鄭樵之誤同，皆全不知《六藝略》體例之言。晁公武謂《戰國策》記事不皆實錄，雖盡信，蓋出學縱橫者，當列縱橫家。焦竑本之，其說誠有理，然未知周、秦間傳記固多不實，豈能盡剔而歸之子家乎？
秦大臣奏事兼有刻石記事之文，附之《春秋》，未為失旨。況無故事專門，愈不得不附《春秋》。鄭、章之說，皆過疑也。
《五經雜議》，王先謙曰：此經總論也。《爾雅》《小爾雅》《諸經通訓》《古今字》《經字異同》皆附焉。《弟子職》緣《孝經》而入者也。《爾雅》《古今字》所以通知經義、經字，故並附於此。此說是也。晁公武謂《爾雅》不當附《孝經》，非也。《孝經》本記也，六藝之附庸，以立學官，不得不別為一目耳。故凡經訓、經字，皆附入之《爾雅》者，經之訓詁，因經而作，非字書之體，入之小學固可，出之小學，亦未為不可也。既專以六書為小學，則《弟子職》不得不附《孝經》。焦、章之說，皆未當也。小學一門，亦以字書居前，字書傳故居後，與諸經同。
《晏子春秋》乃傳記書，《四庫提要》辨之甚明。古之傳記，本出入於子、史，晏子事乃儒家所記，故入之儒家，但恨未互著《春秋》耳。其書偶有不純，乃後人所羼，不得因而出之，柳說本不足信。章氏乃以《檀弓》《梁惠王》為比，夫《晏子》書記晏子一人之言行，豈《檀弓》《梁惠王》之偶取名篇者比邪？
《六弢》，沈濤曰：今之《六韜》，乃兵戰之事，而此列儒家，則非今之《六韜》也。六乃大字之誤。《人表》有周史大，古字書無字，當為弢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史大弢，蓋即其人，此即所著。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說。顏以為《太公六韜》，誤矣。今之《六韜》，當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此說是也。章氏誤疑，《注》稱惠、襄間，又曰周史，豈太公書邪？
《周官》而外，不聞別有言政之書，周政、周法與河間周制相次，蓋儒家者流追論擬議之辭，如賈誼之《五曹官制》，徒託空言，通論政理，未見實事，非記實制者也。入之儒家甚當，何可附之《禮經》？章氏之論，太不察矣。既有《官禮》可附，何待立史部？以劉、班之識，豈因不立史部，而以可附者歸之儒、雜邪？
《高祖傳》注曰：高祖述古語及詔策。《孝文傳》注曰：文帝所稱，及詔策所稱，即述古語。嚴可均謂《魏相傳》相表奏引高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即十三篇之一，蓋即詔策所稱也。按：此二書乃二帝稱述先王，故入儒家，詔策亦以述古而附之。章氏欲附之《尚書》，泥於詔策耳。河間獻王對三雍宮不附《禮經》，是其例也。
《管子》書實兼道、法二家，前後諸變之說，入於道家，從其原耳。焦氏乃沿陳振孫之說。章氏亦於諸子未審，故沿其說。至高似孫謂《鄧析》義出申、韓，不當列名家，則又據今書，而不考《鄧析》宗旨之誤也。鄭樵謂《尉繚》當入兵家，詆劉氏為看名不看書。不知兵家固有《尉繚》，而鄭氏所見之今本，又偽書也。
公檮生《終始》在鄒子《終始》之前，《墨子》亦在《田俅》《我子》諸為墨學者之後。章先生疑其誤。田俅乃墨徒，章謂在墨前，亦誤。黃紹箕謂《向意》七十一篇多弟子所論纂，亦有蔽者增附之，其本師之說，不盡如是。此說似通而實非。諸子書何莫非弟子論纂邪？
於長《天下忠臣》，王應麟曰：《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於陰陽家，何也？劉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何焯曰：長書不傳，其列陰陽家也，必有故，無取橫加詆斥。陶憲曾亦曰：後人不見其書，無從臆測。吾謂奸臣未有明抑忠臣者，抑之何必於陰陽家。王氏所譏，本不情也。
《子晚子》，《注》：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雲好議兵，非必全書皆議兵也。章氏謂當入兵家，固矣。
章氏又謂尸子為商鞅師，當入法家。屍、商授受，後世不能詳。觀鞅說孝公，次第進帝王伯之術，則其所學固雜。今存《尸子》書，明是雜家，非專任法術，章氏可謂憑臆懸斷矣。又謂《申子》當入名家，則不知《申子》實主術非名，辨循名責，實固名、法之所同也。
章氏又謂《呂氏春秋》當附《尚書》。《呂氏》雖意主政治，而空言非實跡也。但見十二《紀》，遂謂為兼存典章，亦太疏矣。其於《春秋》，特得屬辭比事之意耳。史公雖取法焉，其書固非史體，不得竟附《春秋》也。章氏既知諸子以《春秋》為獨見心裁之總名，則彼固諸子而取《春秋》之意者也。體既不同，何可混邪？
《荊軻論》亦稱《贊》。論、贊通名，無以定為有韻之文。章氏謂當互注詩賦，殆非也。
小說與史，迥乎不同，史質實，而小說揚厲以寓意。《周考》《青史子》二書，必多揚厲不實，故入小說。古之辨小說與史甚嚴，非如後世視其所記事之大小以為別也。《臣壽周紀》固不同於本紀矣。章氏乃謂記事當入《春秋》，若然，則小說皆記事，皆可附《春秋》，何為別立一類哉？《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記》，汪中疑青為王字之誤，似可信。即使是《青史子》，亦止一條，無由概全書為史類也。
章氏疑《淮南群臣賦》《秦時雜賦》何不入雜賦，亦似非也。總集類編，與別集合刻，本不相侔。淮南群臣及秦雜賦必是合本，與諸雜賦之類編者異。後世著錄家誤以別集合刻入總集，不意章氏亦有此陋也。
賦、頌通名也。屈原賦有《橘頌》，董仲舒有《山川頌》，馬融《長笛賦·序》雲作《長笛頌》。其《廣成頌》則《上林》《長楊》之流也。《孝景皇帝頌》當亦是賦而稱頌耳，章氏疑之未當。
雜賦分九類，《昭明文選》之所祖也。一曰客主，假設客主之辭；二曰行出及頌德者，《文選》之述行與頌也，如詩歌之出行、巡狩也；三曰四夷及兵，詩歌之兵所誅滅也；忠賢失意，整理者按：忠賢前當脫四曰二字。則《文選》之志，如《士不遇》《九嘆》之類也；五曰思慕、悲哀、死，《文選》之情與哀傷也。《鼓琴》以下，則《文選》之物色也，而以人事天地、動物、器械、植物分為四類。《成相》者，彈辭之體；《隱書》者，謎之類。以書少而附此。章氏謂當別出，泥矣。擬《成相》於《連珠》，亦誤也。
章氏又疑失載《秋風》、《瓠子》、蘇李《河梁》，亦未審也。沈欽韓謂上所自造賦二篇，當是《傷李夫人》及《秋風辭》。王先謙謂《瓠子》、盛唐《樅陽》等歌及《鐃歌》《上之回》等，當在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中。二說皆是也。《河梁》之篇，昔已疑其偽矣。縱令非偽，詩歌一略，既以風、雅、頌分體，安得復標主名邪？
詩歌一門，《泰一》《宗廟》二條，頌也；《兵所誅滅》《出行巡狩》二條，大雅也；《臨江王》以下三條，后妃、王子、宮妾之作，小雅也。《吳楚汝南》以下八條，以地分編，風也。《黃門倡》以下三條，有名雜詩也。《洛陽》以下四條，中州之詩，周之遺也。附以《聲曲折》，即歌聲之譜也。惟《高祖》二篇以特尊居首，末《諸神歌詩》四條，當是續補，入二頌、二風，亦自不紊。此四條及《有名》《雜詩》三條，亦容是寫倒。大體明白如此，而章氏譏其不詮次，何邪？
蓍龜皆用以卜，與雜占不同，自可並為一類。章氏乃以為未析，過矣。若猶須分列，則五行中，刑德、六甲、孤虛、羨門當各立一門。雜占中占夢、變怪、禱祠、候歲、農占又當各立一門。形法中相地、相人、相物又當分三門。其今不可詳，無由分者，尚不知凡幾。章氏乃僅以蓍短龜長為說，陋矣。
《醫經類敘》云：原人血脈、經絡。所收有《扁鵲內經》，則脈書固在醫經中矣。《經方類敘》云：本草石之寒溫。所收有《神農黃帝食禁》。孫星衍謂禁乃藥之誤，《周禮疏》引正作藥。葉德輝據康賴《醫心方》引《本草食禁》謂古本《食禁》附《本草》後，則藥書固在經方中矣。經脈，虛理也；方藥，實用也。經必診脈而明，故經可該脈；方必資藥而成，故方可該藥。章氏漫不細省，遽謂不載脈書、藥書為缺略。李柱國，侍醫也，豈有醫而忘脈與藥哉？
溯鄭荀王阮第六
魏鄭默、晉荀勖相繼著《中經簿》，分為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其目子承經後，猶不失《漢志》之意。惟合術數於諸子，已開後來之法。其立丙部，蓋以史記故事之書漸多，不知歸諸《春秋》《官禮》。而《皇覽》為類書之始，於六藝、諸子皆無當，無可位置，故並而別為一部也。圖贊入於詩賦，以其為有韻之文，《汲冢書》附焉。斯二人者，蓋已不識劉氏之意，然不妄附入而別聚為類，猶不沒古人之舊。其《敘錄》今不可見，於丙部當有所申明也。
王儉既造《四部目錄》，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時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道、佛附見，合九條。阮孝緒博採王公之家，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紀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前五為《內篇》，後二為《外篇》。阮氏書亡，大略存於《隋志》而有增省。其《敘錄》具存《廣弘明集》中。王氏一用向、歆之法，其識高於鄭、荀，增立圖譜，尤為有識。雖不能條圖歸於六志，而總存於末，不使無傳，意良善也。阮氏折衷王《志》，頗具斟酌。變七略之法，開四部之先，不得謂為功，亦不得謂為過。其《敘目》論王氏立名之意及己折衷之說甚詳。學者罕見，撮錄於右而論之焉。
阮曰：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為經典，今則從之。按：六藝之稱，本出漢儒，治經取官，譬之樹藝，改之無害也。王《志》經典一部，全用《漢志》之法。加一典字，殆以該六藝之流，史記雜傳之類也，源出典章，立名頗當。
阮曰：劉、王並以眾史合於《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今依擬斯例，分出眾史。按：後世四部，史繼經而先子，使六藝諸子相承之意不明，實始於此。然觀阮氏之言，非不知劉氏之意，其分門目有職官、儀典、法制諸目，則其意亦以此《錄》當《漢志》六藝諸附書也。援詩賦為例，明白無可疵。知此意，則七略、四部固相通也，其命名記傳，殆取對經為稱乎？古書經外，皆為傳記。凡六藝之流，統用此稱，職官、儀典不出此也。以此立名，洵精當矣。
阮曰：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為軍。竊謂占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於子末，總以子兵為稱。按：軍字本義乃指營屯。王徒好異，糾之誠當。或謂省諸子而單言子，覺不辭，不知《說文》云：子，人以為稱。子家之稱，由來久矣。
阮曰：王以詩賦之名不兼余制，故改為文翰。竊以頃世文辭總謂之集，變翰為集，於名尤顯。按：王之名翰，主於翰藻；阮時之集，亦止辭章。子、史專家，未嘗羼入，不得以後世文集為譏也。
阮曰：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為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為術藝。竊以陰陽偏有所系，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錄。按：王氏所改，朝三暮四耳。阮糾甚當。子、兵既合，此亦合為一錄，則劉之四略並而為二，《隋志》再合之，則成子部矣。劉氏本意諸子虛理，兵書、數術、方技乃實用。兵家書少，後世猶然，數術、方技亦本相近，特以分屬三人，故別為三略耳。後世雖入子部，仍各立一門，專門分校之法，仍可用也。
阮曰：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歷譜，而與今譜有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為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既註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於記傳之末。按：分屬諸圖，超乎主矣。既知譜體為註記之類，出於《春秋》，又知劉《略》歷譜與今譜有異，其視章氏欲以歷譜附於《春秋》者，豈不勝哉？
阮曰：釋氏之教，王氏雖載於篇而不在志限，未是所安，故序為《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為《外篇第二》。按：後世目錄，以釋、道附入子家，而傳記、目錄雜在其中，已詳說於《定體篇》矣。劉《略》時僅有神仙家，無後來道家。科法之繁，齊末別集釋氏經論於華林園，故王氏不以入《七志》。《隋志》猶但錄總數於四部之末，若收入四部，則當別其門類也。
究觀四家之遞變，可知七略之為四部，有由來也。雖漸趨詳整，未嘗亂七略之法，講明其義，且可救後世四部之失。後世泥於四部而不知七略，未究其源也。知其遷變之由，則四部固未嘗背於七略明矣。定其門目，敘其源流，安在七略之不可復也。
明《隋志》第七
《隋志》因《七錄》以成書，猶《漢志》之因《七略》也。昔人謂《志》中附註梁有之書，即據《七錄》固已。今以阮《敘目》校之，門類有所增減，其次第周密，敘錄精詳，附註亡書，依類依時，皆有條理。以阮《目》種數卷數校之，增入不少。即如樂類，阮《錄》止五種，而《隋志》多至四十二部。梁有唐亡者三種附註，散於前後，相距甚遠。以此推之，必多所更變，非如班因劉《略》，但稍有並省出入，且明注之也。《總敘》謂《七錄》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又雲今考現存舊錄所取文義，淺俗者刪去之，舊錄所遺辭義，可采者咸附入之，異同之故，概可知矣。後世於此《志》義旨罕所推求，著錄家以己見定門類，不復尋原。考證者又不留心門類，章宗源作此《志》考證，搜佚文，考體例，為用甚宏。而增本《志》所無之書，則妄為分隸，失其本旨。談七略者，又以此《志》首定四部，棄不復究，但以考古書存亡名目而已。夫七略、四部變遷，不得不然，而此書實為中權。四部之體初成，七略之意未失，必於此焉求之，不求於此，而徒言七略，則是校讎之學不通於今，但空言存古而已，其可乎？
《總敘》首舉六藝，詳述史官，見著述之原於史，亦見史官職司典籍史志，所以有經籍也。中敘著錄源流，特舉《史記》《七略》。末雲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以馬與班並舉，蓋見馬書列傳之條別著述，同於班書之志藝文也，皆與章氏所發明者合。敘尾數語，約說六藝、方技、數術、諸子文章，亦七略舊次，而四部各類序，皆推原《周官》，不失七略官守之義。章氏撰《和州志·藝文書》諸類序目，推原《周官》，皆同於此而遜其詳，不知章氏何以不言《隋志》是非。至其書本名《五代史志》補前史之闕，其敘漢事，亦猶《班志·地理上》援《禹貢》，劉知幾譏其失斷限，誤矣。
經部次第，略仿《七略》。《易》類，先注，次一篇注，次音，次雜論義，中該外傳微體，次疏，終以譜。《書》類，先注，次一篇注，次序及逸篇，次音，次疏與雜義。《詩》類，先《韓詩》存古也，次注，次音，次譜，次雜義及序說，次疏，終以業詩。《禮》類，一《周官》，先注，次音，次雜義，次疏，次圖；二《儀禮》，先注，次疏，次《喪服》一篇註疏，次《喪服別記圖》與雜說；三《大戴記》；四《小戴記》，先注，次月令，次音，次雜說，次疏，次雜義，次雜禮論議；五三《禮》總說，附註一節之說，次圖。《春秋》類，首經文，一《左氏》，先注，次音，次條例雜說，次序說，次疏；二《公羊》，先注，次條例雜說，次疏；三《穀梁》，先注，次條例雜說；四《公》《穀》二家合及三家合；五《土地名》《外傳》。《孝經》，先注說，次疏及雜義。《論語》，先注，次雜說，次疏。家法分明，體裁詳斷，後世著錄家所不及。間有雜亂，或由寫訛，大體固可尋也。豈惟考經說者不惑，考傳說體裁，亦得大略矣。
《禮》類之雜禮、論議答問，皆依經立義，非後世四部目錄之通禮、雜禮書也。通禮、雜禮書別入史部。《隋志》分明不謬，後世乃混之耳。惟樂類全收，後世之作譜記、聲調、曲簿、樂名，當入子部，而仍列於此，則不善學《漢志》也，說詳《治四部篇》。
阮《錄》《孝經》次《論語》，《後漢志》之舊也。《隋志》以《孝經》居前，而以《爾雅》、五經附《論語》。《論語》固群經之鈐鍵，孔子講論六藝之言也。易之未為無義。《爾雅》不入小學，《五經總義》不別立部，猶存《七略》之遺。《廣雅》《方言》《釋名》附之《爾雅》固當。其體例固同於《爾雅》，而非字書也。
《白虎通義》入諸經總義中，此非後人所及也。後世著錄，入之雜家固謬，張氏《書目答問》入之三《禮》總義，近似矣。然其書所包，實不止三《禮》，十四博士之說具在焉。
《諡法》《江都集禮》當入史部儀注，而附之《五經總義》之末，未安也。晁公武、焦竑糾之是也。《江都集禮》者，隋煬自定之書，非依經立義者也。在《隋志》不過以《諡法》本《周書》《集禮》，亦釋經文，故附於後唐之後。諡法之書相沿而入，則濫矣。焦竑又謂制旨革牲大義，不當入禮，此則其書已亡，無由懸斷。至又謂《夏小正》不當入禮，當入時令，則謬矣。《禮記》中固多制度，豈能盡裁入史乎？
緯讖一類，王《志》在陰陽，阮《錄》在術伎，此附之於經，已開《四庫提要》之先。緯之立名，本與經對，後儒拘說，《提要》正之詳矣。緯非六藝之體，不可入之史部，附之於此，不背七略法也。
小學一門，先幼學字書，所以明小學之本義也，《三倉》至《千字文》是也。次字書而《說文》在焉，此類兼形聲義者也。次音類，次俗字、俗語、夷音，俗字多音變也。次字體勢，次石刻，所以證字體勢者也。《會稽刻石》亦附焉，其時無金石專門書也。其分別字書與形、聲、義三統甚明，不似後世之混也。而首列幼學，附列刻石，尤有深旨。後世幼學字書已少刻石，別在專門，故不能效之耳。觀其《序》雲附體勢之下，附音韻之末，固於一類之中，兼包子目矣。
阮《錄》但云國史，此以紀傳、編年為古史、正史，有深意焉。後世沿其正史之稱，而改古史為編年，誤也。章先生《史籍考釋例》辨明之，錄於《四庫·史部篇》中。觀《敘錄》雲，世有著述，皆擬馬、班以為正史。又敘汲冢《竹書紀年》出，學者因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此說正、古二者之所由立，甚顯白矣。
雜史一門，《隋志》創立，體例甚嚴，非若後世為龍蛇之菹也。章宗源《考證》乃以別傳編年之書補入之，妄矣。後世不明《隋志》雜史之例，而所稱為雜史者，乃混亂不可究詰，今特為明之。雜史者，異於紀傳、編年而自成一體者也。《尚書》因事命篇之遺在此矣。雜之為名，與正、古鼎立而三者也。《唐六典》列秘書省書錄門類，一仍《隋志》。其雜史曰：以紀異體雜記。異體二字，最為明確。首列《周書》，其義已明。《敘》先詳標《國策》《越絕》《楚漢春秋》《吳越春秋》為準，《國策》乃國別體，源於《國語》。《國語》已入《春秋》，故未舉。《楚漢春秋》殆亦分篇。《越絕》《吳越春秋》則分篇。稱傳略似紀傳而無經繹之義。而曰：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此數語亦甚明。章先生言《尚書》為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所謂簡質，即率爾也。下文乃舉各記聞見以備遺忘者，又抄撮舊史自為一書者，及迂怪妄誕以其帝王之事備而存之者，蓋所謂各記聞見者，頗近於後世之以傳記為雜史。然《山陽公載記》《靈獻二帝紀》《九州春秋》諸書皆自有體例，勒成一書，不入編年、紀傳之家者，非後世偶記一事，條記雜事者之比也。抄撮舊史及迂怪妄誕，特附錄耳。抄撮舊史，即後世之史抄。然後世史抄，徒編類辭章典故，此所收乃刪簡前史以成一書，故附之雜史。《敘》中分別正、附，至為精晰。自《周書》至《陳王業歷》，皆所謂異體者也。中推《呂布本事》乃別傳。六朝別傳多稱本事。晉諸公贊乃匯傳，皆當入雜傳而誤入此。自《史要》至《歷代記》，則抄撮舊史者也。《拾遺記》所謂怪迂妄誕者也。傳記又重出，焦竑謂當入傳記。按：此實當入小說。王劭《隋書》用《尚書》體，故附於末。觀其首末，可知雜史之本體矣。後半可考者，如魚豢《典略》《漢皇德紀》亦稱《漢皇德傳》。《帝王世紀》，皆近後世實錄之體，而異於紀傳。編年之家，正與《路史》同，則雖附錄，猶與雜史正體相近，可知其精於別擇矣。後世目錄不知《隋志》三門鼎立之意，而以雜傳記書敘事大者，混入雜史之中，又妄立別史一門，反取《隋志》所收異二體之雜史入之。而傳記之書，本非勒成史體者，反據雜史之席，數百年無人知之矣。阮《錄》立為史一門，在法制之後，雜傳之前。《隋志》改為霸史，而升居起居注之前，尤為精密。蓋阮《錄》惟有國史，今以其體分為正、古、雜三門。正為紀傳，古為編年，雜為雜體。三門既鼎立，而中有僭霸之國，其臣用正、古之體者，難於收入正史、古史也，則別之為霸史。霸史者，霸國編年、紀傳之書也，非概謂紀霸國事者也。後世為史一門，大失《隋志》之意，又妄稱載記。其所收者，異二體之雜史，及短書小記，皆入其中。夫著錄不過論體，《隋志》辨體甚嚴，後世不解，乃泥於雜、霸二字。凡雜記者入雜，凡紀偏霸者入霸。於是傳記、小說出入混淆，此非不知論體之弊邪。劉子玄夙恨官修之史，乃妄加詆毀，謂《蜀王本紀》《越絕》《江表傳》《後梁史》咸是偽書，而譏《隋志》不收為陋。豈知所舉之書，乃異體之雜史，在《隋志》之例，固不當入霸史，子玄不辨，又並詆阮《錄》，亦太妄矣。《三十國春秋》入編年，《十六國春秋》入霸史，蓋一以中朝為綱，而用編年法，一各自為書，用紀傳法。兩書分錄，其意已顯。若如子玄之說，則當移者多矣，豈但所舉之四書哉？所收惟《華陽國志》當入雜史，此後皆承其誤，章氏辨正之，見《四庫史部篇》。
阮《錄》有注歷一門，次國史後。《隋志》既分國史為正、古、雜三類，升霸史繼之，以完史體，乃以起居注次其後。蓋起居註記注也，史則撰述也，二者迥乎不同，章先生《書教篇》中言之詳矣。觀本《志·正史序》曰：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是其於二者之分，已先章氏而明之矣。後世以起居注入編年中，非皮相乎？《敘》末曰：其偽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觀此足證霸史之立，乃以收偽國二體之史，非凡紀偽事皆入之也。霸史既分偽國之撰述，此亦當分偽國之記注，故特申明之。若傳記諸目，則固不分正偽也。劉子玄之妄譏，後世目錄之妄收，其皆未讀此四語乎？《穆天子傳》不過後人入小說，其識遠矣。
阮《錄》有舊事之名，《隋志》沿之。而所收殊溷，所謂舊事者，即後世之故事，章程之書也。《敘錄》援《周官》甚為明白，乃其中如《漢武故事》《西京雜記》《漢魏吳蜀舊事》《交州雜事》《八王故事》《四王遺事》《陶公故事》《桓玄偽事》《沔南故事》《天正舊事》《開業平陳記》皆傳記書，不可入雜史者。別之不入雜史，固嚴雜史之體，然奈何溷之於章程邪？豈但見故事之名，遂合之邪？章氏《和州志·藝文書》譏之，宜矣。觀雜史之嚴，不應如是之溷。阮《錄》舊事，多至八十七種，而此只二十五部，又無亡書附註，則移阮《錄》之書於別門者不少，豈阮《錄》即已濫收乎？不可知矣。傳記之義，後世目錄家多不詳，故收之太狹而闌入雜史。此諸故事，皆後世所謂雜史。《隋志》既知不可入雜史，何不入之傳記，豈亦如後世目錄家狹視傳記乎？
職官一門亦阮《錄》本名，先官製品格，次官名簿，惟末三種當移前，蓋續收也。《敘錄》以御史數從政，解《漢書·百官公卿表》。官製品格，《漢表》上卷之遺法也；官名簿，《漢志》下卷之遺法也。冢宰御史，兩職分掌，源流精晰，章氏不得自負其獨得也。
阮《錄》曰儀典，《隋志》改典為注合矣。此諸書皆稱儀注，無稱儀典者也。先儀注，次一端雜說及圖簿，次私家書儀，秩然不紊。私家儀注亦入於此，以其皆出禮經也。後世失之，說詳《治四部篇》。《敘錄》末云：載筆之士，刪其大綱，編於史志。章先生言史志，但總大要，而掌故別具專書，其言反覆詳盡，而此已先言之矣。
刑法一類，阮稱法制，混於凡制度矣，改之甚當。《敘錄》言有律，有令，有故事，分別詳晰。律，常行者也，令，隨時所增也，故事，則舊所行之例案也。所收先律，次令，次議奏駁彈，次雜制。雜制者，為刑法而設，非一切章程也。六條五服，猶今律例之吏律、禮律也，非官制禮儀也。
古書經外皆為傳記，則記事之書，凡非勒成一史者，皆當為傳記。目錄家誤限於別傳、匯傳，於是傳記之書混入雜史矣。雜傳一門，亦阮舊名，《敘錄》尤為精美，先推本史官、閭胥、族師、黨正、鄉大夫之職，次論窮居側陋之有傳，是史外有傳記之原也。次舉志尚一例，郡國一例，而附以神怪。所收先郡國之書，以合於閭、族、黨、鄉之義也。次聖賢、高隱、孝友、忠臣，下至陰德悼善，皆自具宗旨。以品為類者，所謂志尚也。次別傳、家傳，次雜述童子、訪來、懷舊、知己、全德，皆隨其見聞以寓情感，非有宗旨也。故不與聖賢等為類，而同姓名錄附焉。次婦人，次釋、道。既舉阮倉、劉向之書為志尚之原，而二者不與聖賢為類，又收別傳入焉，豈外之邪？抑從釋、道二《藏》中錄出，故聚為一處邪？然條理固秩然矣。次以祥異、神怪、雜記，此有見於記之廣矣。後世以此諸書入之小說，固無不可。然古小說皆自具宗旨，而揚厲其辭，此等書特事怪耳，質書聞見，其體實傳記也。阮《錄》雜傳後有鬼神一門，此併入之，亦當。所散諸書，惟《高僧傳》六卷雜入《志尚》之中。
阮《錄》曰土地，此改為地理。所收就陸任之書分錄，未加詮次，補收陸任所無，亦略有次第，而不甚明晰。大略先分記，次外國，次行記，作二節觀之，差可尋耳。《敘錄》推原司險、誦訓、保章、職方、司徒，而不引外史四方之志、行人五物、太師風詩，蓋其時方誌未興，專門地理書不備文獻故也。首舉《班志》夷險風俗為主，而謂末學但記州縣之名，其分別地理專書，可謂甚嚴。摯虞乃記及事業、民物、先賢舊好，此即《太平寰宇記》之所祖。自摯虞而後，地誌之書漸多，旁及文獻。方誌漸興，乃同古之國史，不與地理專書同矣。閻百詩欲刪《一統志》人物之門，以嚴地理專書之體。章先生引外史、行人、太師，以立方誌之體，謂不同於地理專書。觀於此《敘》，而其故瞭然矣。後世乃以方誌入於地理類中，何邪？阮《錄》譜狀，《隋志》改為譜系，狀乃當時之名也。《竹譜》《錢譜》，以其為譜體而附之。蓋此類書少，未別立一門耳。若後世列之子部，則大謬也。《世本》一書，實兼表、志之體，未宜入此。而此但云王侯大夫譜，豈已不全，僅存譜系，故入此乎？然唐人猶有引《居篇》《作篇》者，何邪？劉向、宋衷所撰之不同，則不可考矣。
簿錄一門，亦阮舊名也。名物、文章、書畫目錄，皆入於此，過後人遠矣。後世不知論體，文章目錄入於總集，書畫則入於藝術，混史、子、集之體，皆不究《隋志》之故也。
簿錄敘目，引《詩》《書》之序，為別錄之源。又謂古之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為綱紀，向、歆之書疑即古之遺制。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此亦先章氏而發者也。史部、子部敘錄，無不推本《史官》《周官》，此亦何讓向、歆哉？故事、儀注之敘，章氏《方誌掌故敘例》之所本也；職官之序，章氏《職官表序例》之所本也；雜傳之敘，章氏《列傳人物表敘例》之所本也；譜系之序，章氏《氏族表敘例》之所本也。地理一類，既舉眾官，又總之曰分在眾官。而冢宰掌六典，實總其事，太史逆冢宰之治，其書蓋亦總為史官之職，展轉推溯，必歸於史。蓋以明史官司典籍，而史體無所不包。《子部·總敘》曰：世之治也，列在眾職下，至衰亂，官失其守，或以其業遊說諸侯。章氏非即由此而得之乎？而其書中略不言《隋志》，豈諱其所出邪？
《晏子》《太玄》皆入儒家，沿《七略》也。儒家末附訓誡，則後世格言之祖也。
老、莊書亦先注，次音，次雜義，次疏。《敘錄》以《周官》之師配道家，則強附矣。
觀諸家專篇、別傳之入史部，《去伐論》《守白論》《養生論》《攝生論》諸書之入子部，可知隋前文集，未嘗混入子、史專家也。
阮《錄》道家之後，有陰陽一部，所收只一種，一帙一卷，不知何書也。空論陰陽以成一家者，六朝已無其實。衍數術者，自當入數術家矣。
名、墨、縱橫雖數種，亦立一門，不沒其源流也。後世乃謂名、墨書少，難立門類，曷視此乎？《鄧析》《尹文》《人物誌》《墨子》《鬼谷》，今固尚在也。
雜家自《博物志》以下，雜記、書抄、類書及佛家類書也。附錄於此，開後世之謬，其中固有可稱雜家者，宜別出之。抄纂辭藻之風蓋自六朝已然矣。
阮《錄》農家只一種三卷，今稱梁有者，乃四種四卷。然則昔人謂本《志》梁有皆據阮《錄》者，未盡然也。
小說既稱為家，自有宗旨。此所收者，諧笑蝟瑣，已非復古者之舊矣。自古今藝術以下，小而非說，殆以無可附歟！書抄固已入雜家，何不並此移之？《欹器》《器准》，何不依《竹譜》《錢譜》之例，附之譜系邪？唐以前無隨筆雜記之書，故雜家小說所附雖雜，猶有條理，然已多不當矣。甚矣，短書之為害也！
兵家《太公》諸書，附於孫、吳之後，蓋以為依託，猶有《七略》敘次之意。其先後亦略依權謀、形勢、陰陽、技巧，蓋《雜撰(1)兵書》以下至《兵殺歷》為陰陽。《馬槊譜》以下至末為技巧、權謀、形勢，則不可辨矣。殆二者相連，後師多不分論耳。《漢志》附蹴於兵家，以其關於兵。此廣其意，凡藝術皆入之。棋博，誠亦有似於兵，無大害也。若後世書畫、篆刻，則不得不別為一門。
自天文以下，阮為術伎錄，次文集，從《漢志》也，此併入子部。天文一門，約略可分，自《天儀說要》以上為總說，蓋天、渾天諸家之異也。次以星占，次以風雲、日月、五星諸占，自《二十八宿十二次》以下，又星象總錄也。
歷數一門，阮曰歷算，此所收先歷術，如四分、三統、元歷、七曜、陰陽以其家法不同為類。次漏刻，次算法。算法合於歷譜，亦開後世天文、算法合目之先。
阮《錄》分五行、卜筮、雜占、形法四部，從《漢志》也。此並為一，雖子目次序相同，而卜筮、形法非盡五行，實未足以該。焦竑譏《漢志》，章氏已糾之矣。所收中次第有復攙，今多不可考。約略辨之。首五種不知何術，次風角，次九宮，次太乙、遁甲、六壬，中多雜亂。次卜筮，亦略如《漢志》先龜後筮。次雜卜，次日時雜占，次有元辰，八卦似混入。次禁忌、嫁娶、生產諸占，與上雜占同，殆中誤攙《元辰五羅算》至《分野星圖》一節也。雜占至《灶經》止，次為祥異占，次為望氣、相地、相物。
阮依《漢志》，分醫經、經方二部，此並為一。所收復成二節，亦有雜亂。自首至《明堂孔穴圖》，醫經也；《本草》至陶氏《效驗方》，經方也。自《彭祖養性經》至《四時御食經》，服食也。《療馬方》一種終焉。下又列《素問》《脈經》至《瘧論》，又醫經也。又列《神農本草》至《療婦人產後雜方》，又經方也。《黃帝明堂偃人圖》至《十二經脈明堂五藏人圖》，則針灸也。《老子石室蘭台》以下至《治鬼方》《治馬雜病經》《造海味法》，則仙佛方及雜治物方也。《論服餌》至《養生要方》，則服食神仙也。《素女秘道經》至《玉房秘訣》，則房中也。《四海類聚方》二部終焉。阮《錄》以房中、神仙入道錄，故較《漢志》少二門。今此有房中、神仙，而道錄全用阮《目》。又有服餌、房中，殆是彼仍原文，但改卷數。此依《漢志》入於醫家，而彼失刪也。彼稱服餌四十六部，此適合，但卷數不合。房中十三部，此則不滿十，又何也？
阮《錄》經方後有雜藝一部，此無之。惟兵家有棋、博諸書，豈即是邪？雜藝固可別為一門。
集部本由《七略》詩賦一《略》恢廓而成，隋前之集中無子、史之流也。阮《錄》集錄以楚辭部為首，《隋志》沿之。蓋探原詩賦之意，猶《昭明文選》間及子、史，而以詩冠首，此所謂告朔之羊也。目錄家不知此義，即沿用其例，亦但謂《屈原賦》二十五篇，為別集之最古。王逸集《楚辭》，為總集之最古者耳。
總集一門，先列不專一體者，而中附評論。蓋總集、評論，其始本相連，有評論，而編次之體乃明，且往往存目不錄文。摯氏《流別》大體，今猶可考也。次錄賦，次頌，次詩歌，次箴銘，次誡，次贊，次七，次碑，次設論，次論，次連珠、雜文，次詔，次表，次露布，次啟，次書，次策，次俳諧、釋家集。詔令表奏不宜入此，如《山公啟事》尤關國典，後世入之史部為當。單篇詩賦宜附別集。敘雲並解釋附此，故單篇有注者皆入此，非法也。又《諸葛武侯誡》以下六種，皆單篇重出，儒家論之主理者，宜入子部。《正流論》亦重出。杜預《善文》非選表啟，殷仲堪《雜集》尤不知何體，攙入表啟之間，亦不倫也。集部《總序》沿《七略》詩賦之《序》，舉歌、詠頌、雅，屈、宋、枚、馬，不旁及經、子、史，意主沈思翰藻，與《昭明選·序》同意。此古之文集，所以不同於後世，故立為專部，無傷大義也。末引陳詩觀風以歸史體，斯非章氏特立文征之意歟？阮《錄》總集後有雜文，殆已併入。
王《志》先道後佛，阮改先佛後道，自謂所尚不同也。此《志》同於王氏道錄，分部與阮氏同，僅改符圖為符錄，卷數亦同，惟經戒稍有增加耳。其時道家尚無語錄，其丹訣殆已入於服餌矣。佛錄阮分戒律、禪定、智慧類，似論記五部，禪定三門，獨以義分而不依體，與戒律論記不類。此以經律論分，各分二乘，與雜並注，講疏之數，而以記終，較為明整矣。章氏《和州志·藝文書》亦別釋教於諸子之外，而謂阮《錄》《隋志》子類有道家集，末又附佛、道為不知源流，則非也。子部道家，老莊以下也。集末道錄、房中、神仙、符籙、經律也。道教與古道家雖有因緣，然自《七略》已分之矣。鄭樵猶知其別，章氏失考。
焦竑駁正《隋志》，是非相參。如謂《周太祖號令》入起居注非，當改制詔。《魯史》《欹器圖》入小說，《竹譜》《錢譜》入譜系，均非，當改入食貨。古今藝術入小說非。《棋勢》以下入兵家非，當改藝術。《皇覽》以下三種入雜家非，當改類家。皆是也。此皆《隋志》因門目不備而附入者也。又謂《老子禁食經》以下，《香方》以下入醫方非，均改食貨。《書品》《畫錄》入簿錄非，當改藝術。《玉燭寶典》入雜家非，當改時令。此則未是。《隋志》服餌諸方非不類，《書品》《畫錄》自是簿錄，非言技術。《玉燭寶典》自是類書，非言政令，焦氏未察其別耳。又謂《陳王業歷》列雜史非，當改編年。《海岱志》入雜傳非，當改地理。此則望名而臆斷也。至謂《洞紀》《帝王世紀》以下入雜史非，當改通史；《東觀漢記》入正史非，當改雜史；《漢紀》以下入古史非，當改編年。是則竟不知《隋志》古史、雜史之為何物矣，不足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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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志》無「撰」字。
唐宋明《志》第八
烏乎，《七略》亡而《隋志》存，其遺意未盡亡也。《舊唐書》《新唐書》出而《隋志》之意亦漸亡。二書固承用《隋志》之部次，而以亡《隋志》責之者，不能通《隋志》之意，守《隋志》之法，使後世循之而變，以至於幾不知《隋志》，而《七略》之意乃真亡也。
二書之善否，觀其《敘錄》而可知矣。謂相沿敘述，無出前修，遂省每類之《敘錄》，而《總敘》復籠統其辭，一朝著述體例之異於古者，遂不可知。後史沿用其體，皆劉昫作之俑也。世徒羨歐陽氏之文，不知其於著述、體義、條別之法毫無所解，但泛論經、史、子、集之源流。此則作歷代《藝文志序》可耳，果何關於唐哉？但敘唐世書籍之聚散，便盡條別著述之道乎？《舊書志·序》謂昔之《七錄》四部，部類多有所遺。即此一語，足知其謬。章先生嘗言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吾謂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增部次。必不得已而增，必有其義。徒增多之，以求無不可收，則後世目錄所由混亂也。
《舊志》全本，毋煚《開元四部》《古今書錄·敘》言在《開元目錄》外者，不欲雜其本部，據所聞附撰人等傳。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新書》竟不言承用毋煚，而稱著錄者幾，不著錄者幾。不著錄者，即開元以後之作也。而全不著其故，待後世射而得之，史才固如是乎？殿本沈德潛《按語》譏《舊志》於詩文大家漏略，斯則全不讀《序》之言也。設皆補入，又豈僅如德潛所舉乎？又《舊書》既稱一部為一家，又稱一門類為一家。《新書》不從之而依撰人。是也。然其所謂不著錄之書，則更不分次第，不可究詰矣。
《舊志》又有不可解者，每以數門目總數合列一行，致分門不清。如緯與七經、雜解二門目合列一行；編年、偽史合列一行。既已分門，何必省此一行紙邪？
《舊志》之謬，在變亂《隋志》之門類。然暗分子目，猶仿《隋志》，未盡亂也。《新書》乃全依時代，混其暗目，經部竟至以注入時代為次，而不論本經。禮類二《戴》先於《周官》《儀禮》，《春秋繁露》先於三《傳》，混亂至是極矣，次第之法至是亡矣，歐陽氏之過也。鄭樵撰《藝文略》，碎分子目而自矜為明類例，正矯此也。
經之分部，不特詳言。而《舊志·敘》曰：一曰《易》，以紀陰陽變化。二曰《書》，以紀帝王遺範。三曰《詩》，以紀興衰誦嘆云云。彼《隋志》之稱紀某某者，以部目名簡，恐人不了，故加言其所紀何種書也。六經分部，何待加言？且若所言，是凡陰陽變化皆在《易》部，凡興衰誦嘆皆在《詩》部矣，豈果能用七略法乎？斯亦可謂東施之捧心矣。《舊書》之大謬有五。一則收《江都集禮》《大唐新禮》《紫宸禮要》於禮類，沿《隋志》之濫樂類者而濫禮類也。自此而後，世通禮、雜禮書之目興焉，經、史於是淆，四部於是不合於七略矣。二則改古史為編年，失《隋志》之意也，說具《四庫史部篇》。三則收道、釋二家書於道家中，而不別其體也。鄭樵廣取二家傳記，悉入子部，此實作俑，說詳《定體篇》。四則收《相馬》《相鶴》《相貝》諸書於農家也。後來《茶經》《酒譜》悉入農家，皆原於此。五則別立事類一門，以收類書，使《隋志》之不得已而附錄者，竟得立專門於子部也。此五者為《隋志》大法失墜之原，後世四部所以不同於古之四部也，其罪毋煚實屍之。
《新書》之大謬又有五。一則收《隋志》所謂抄撮舊史者於編年也。如李仁寶《通曆》以下。乃至《帝王歷數》亦入之，後世綱鑑刪纂悉混編年，由此啟之。皇曆年曆以下，又依舊法入雜史。蓋彼收入編年者，乃所謂不著錄者，以己意妄分隸之，而此則沿舊文也。二則偽史一門，妄收《隋志》所謂雜史、編年雜史如《鄴洛鼎峙記》，編年如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也。《舊志》猶無此謬，後來認霸為凡紀偏霸事皆可入，實歐陽氏啟之。三則雜史一門妄收傳記也。唐人隨筆記錄，不成史體者甚多，皆吾所謂當入傳記者也。開元以前猶少，故《舊志》未濫，歐氏乃以《大唐新語》《國史補》諸書併入傳記，狹而雜。史為蛇龍菹，歐陽氏啟之。四則故事全收傳記，開鄭樵之謬也。《隋志》故事中混入傳記，乃因同名故事而誤。《舊志》因之而無所增，《新志》則增入十六家，無非傳記矣。所收之書有事跡、傳事、事錄諸名，何不思乎？五則雜家、農家因舊誤而更濫之也。《舊志》多收書抄於雜家，沿《隋志》之謬，又以譜錄入農家。《新志》則《蒙求》亦入雜家，《竹譜》《錢譜》《四時纂要》《荊楚歲時記》亦入農家矣。此五謬者，又並《舊志》而不如，合《舊志》之五謬而十。十謬既成，四部不可問矣。至於混收女訓於傳記、列女之中，而以《列女傳》諸書並標為女訓，直不足辨也。
《舊志》門目之不同於《隋志》者，移霸史於雜史之前，此無害也。霸史固霸國之編年，紀、傳二體，無雜史體也。升雜傳於儀注之前，致儀注不與故事相次，則謬也。簿錄一門，依《隋志》兼收文章書畫，乃更其名曰雜四部書目，無理矣。譜牒次於書目，地理又次譜牒，無意也。兵書倒入天文、歷算之下，五行之前，尤為任意。五行之後，從阮《錄》列雜藝術一門，以收投壺、棋博則差善耳。《新志》於《舊志》之得者，又多失之。五經總義，《舊志》別立一門，不附《孝經》《論語》，此甚善也。名之曰經雜解尚可，知其為群經之解也。《新志》並雜字而刪之，則前此數類，何非經解耶？《舊志》以實錄附於起居注，善矣。蓋《隋志》實錄少，故入之雜史，其實實錄與起居注皆記注而非撰述，固可合為一，而不可混於編年也。《新志》顯標實錄子目，尤為善矣。而以詔令一子目，與實錄同屬於起居注，則可怪也。《舊志》以詔令散入故事之中，猶有所取，而起居注、故事、職官三門，總數同列一行，歐遂因此而致誤。詔令何可屬起居注？省並總數，已為無理，更因而致誤，非醉人扶醉人乎？小學類收書法之書，則馬端臨已駁之矣。惟訓詁、小學合立一門，差知變通，蓋後世訓詁書多，自不能仍沿《七略》也。
《舊志》每細分子目，而詳略失宜，或分或不分，又無定例，實開鄭樵之先。如禮類分《周禮》《儀禮》《喪服》《禮論答問》四目，竟忘二戴記、《爾雅》別為訓詁一門。《三倉》《說文》《字林》《玉篇》以下，謂之小學，稱為偏旁、音韻、雜字，是乃誤沿《隋志》也。所標之名，又非《隋志》之次第，渾為小學可也，何必強立名乎？謂偏旁為形書之名邪，雜字又何謂也？雜傳一門尤變亂，分目十四：曰褒先賢耆舊、孝友、忠節、列藩、良史、高逸、雜傳、科錄、雜傳、文士、仙靈、高僧、鬼神、列女。其前之雜傳，即《隋志》雜類；後之雜傳，乃《隋志》別傳，二名已混淆無別。升孝友、忠節於首，似矣。《春秋列國名臣》《四科傳贊》《七國敘贊》《孔子弟子傳》何以在止足、全德、悼善諸雜類之後邪？劉向《列女》獨次高逸之後，文士諸傳居雜傳後。《科錄》一書而別立一目，《七賢》《四科》何不別立聖賢一目？列女退居最末，亦未安也。其後鄭樵復用《隋志》原次而強分之，愈亂矣。道家之中，分老子、莊子、道釋諸說三目，殊不類。即雲並釋於道，道教與老、莊殊，亦當分道、釋為二，合老、莊為一也。不以醫術立統目，而分明堂、經脈及醫術，以經方以下統為醫術。又分本草、養生、病源單方、食經、雜經方、類聚方六子目，不均已甚。食經之名，亦不如服餌之該諸書，固不盡稱食經也。此皆子目之謬也。乃其職官、儀注、刑法三門，則不用《隋志》之法，而概依朝代，又為《新志》作俑矣。
《新志》省去子目，於《舊書》所強分者皆不用。然偶又一立子目，詳略不齊，則與《舊志》同，如正史不分通古、斷代，而忽標集、史是也。道家別出神仙一子目，以別於莊、列，似矣，而傳記、目錄悉入焉。釋氏亦別立一目。總集之中，別立文史一目，《文心》《史通》《史例》《詩格》皆入之，夫文、史二字，何由知為評議之書、議史之書，何為入總集？此不可解也，而後世沿之，何邪？
《新志》既混亂子目，而於雜傳總集一門，忽又不混合之，似可觀矣。乃孝子中羼止足，孝德傳又在文士之後，良吏、先儒、止足又錯雜焉。竹林七賢忽入別傳之中，科錄、畫贊又次其後，列藩、交遊、忠孝又在家傳之後，顛倒錯雜，不可究詰。總集亦承《舊志》之謬。至其增入所謂不著錄者，尤不可問。然有可喜者，《朝野僉載》諸雜記事實及一事始末之書，後世誤以為雜史、小說者，乃在傳記，頗為卓特，然非能知傳記之例廣也，特漫然附之耳，觀雜史、小說所收可知矣。
《舊志》編次分隸之謬，經部則退音於疏後。《周易釋序義》居音後，《難孫氏毛詩評》不次本評而居音後。《春秋繁露》，公羊家也，而次二傳合之後。《孝經瑞應圖》，緯讖也，而入《孝經》。《匡謬正俗》，集大名稱訓詁之支，而入經雜解。石經之末，複列雜字書一種。史部則分《三國志》《魏書》、《蜀書》、《吳書》為三，而妄改書字為國志，且以魏入正史，蜀、吳入霸史。至於雜史，收《關東風俗傳》補《隋志》之遺，尚得其體。《關東風俗傳》分編記事，實成體之史。又收《開業平陳記》，則《隋志》誤入雜史者。《江表傳》不入霸史，尚能知《隋志》意。而雜史中乃收《吳朝人士品秩狀》《吳士人行狀名品》，則匯傳而誤入也。又以家傳入之譜牒，亦開後世以年譜誤入傳記之謬。子部則移《魯史》《欹器圖》於儒家末，謬也。《五經析疑》入法家；崔豹《古今注》《荊楚歲時記》《玄石圖》《瑞應圖》入雜家，則妄矣。五行一門，略仿《隋志》，而遁甲居六壬太乙之後，雜占在形法前，而卜筮、占夢、灶經又次形法後，雜亂不可詰。《遁甲開山圖》，讖書也，亦入遁甲，則鄭樵所謂看名不看書也。總集一門，類從《隋志》，而改易先後，賦中羼頌、集、雜、傳中之贊，重出四種於此。先啟後表，亦為倒置。七居策後，不與連珠次，亦無理。以釋氏總集、婦人總集次俳諧之後，蓋卑之也。然次以評論，又次乃詩集，則婦人詩集又何幸居前邪？集苑、集林、集抄又不與《文苑》《文選》同居首，何邪？
《新志》無所謂編次也，僅有分隸之謬耳。崔豹《古今注》入儀注；《渚宮遺事》《蠻書》入地理；任子《道論》、杜夷《幽求》真道家名理也，而入神仙。《隋志》名家有《人物誌》，其書辨人品也，乃因而增入《河西人物誌》《吳興人物誌》，則郡國傳記因名同而混入矣。傳記中，《幽州人物誌》何不移出邪？蓋幽州乃舊有，彼二種則不著錄者也。《古今注》既移入儀注，又仍舊入雜家，鄭樵已糾之矣。乃因有崔書而復牽雜史之伏侯。《古今注》入雜家，小說一家乃收《誡子》《家范》《茶經》《煎茶水記》及《刊誤》《資暇》諸考證書。《世說》在小說，王方慶《續世說》則入雜家；《錢譜》妄入農家，《續錢譜》則入小說。此皆由沿舊增新之歧出。藝術一門，增入書畫法訣可也，諸圖悉入焉，若如其意，則簿錄一目將盡收四部書乎？
其他《舊志》沿《隋》誤，《新志》沿《舊》誤者，悉不具論。《隋》誤《舊》必誤。《舊》誤《新》必誤，乃至《舊志》誤字，《新志》亦沿之焉。其鄭樵所已糾，今亦不復論也。自宋以來，公私目錄益不可究詰矣。
《宋史》之疏謬，蓋眾所知。宋世私目甚多，修志時乃憑藉舊史，《藝文志》雲經四修刪合成，此亦有補者，仍稱不著錄。其門類多同於前志，而古書多亡，新著大增，不似唐世之書，猶易條別，故多牽混。三《禮》、三《傳》之依注人，他門之無暗目，皆沿同歐陽之誤。史館列傳悉入正史，起居、實錄併入編年，乃至年表、紀事本末、通鑑總類亦與《通鑑》同編，此皆謬誤顯然。編年之後，特創別史一目，而所收乃隋、唐之雜史也，所謂偽史者亦入焉，官書之《聖政錄》《寶訓》亦入焉，年曆、圖表亦入焉，《東觀漢記》、《建康實錄》、鄭樵《通志》、蕭常《續後漢書》、李杞《改修三國志》皆入焉。蓋凡不入正史者皆統焉，而又不加詮次，謂之混史可也。別史之後，特立史抄一目，則論事、纂辭、考異皆入焉。而年表及刪抄舊史、雜記見聞，又或不入別史而入此，不知何意。何以為史，又何以為抄，蓋至此而《隋志》正、古、雜、霸四門相次之意，乃全亡矣。霸史一門，又降居史部之末。小學雜收蒙求，樂類多收琴曲。傳記之紛，甚於《新唐書》，乃至墓誌、筆記、遊記、進卷亦入傳記。而職官所收楊王休《諸史闕疑》以下六部，竟是考史之書。賈誼、陸賈、劉向之書入於雜家，官箴、韻對亦入焉。《硯譜》及醫馬牛書皆入藝術。《會要》、《史韻》、高氏《緯略》、《子略》、錢文子《補漢兵志》皆入類書。凡《新唐書》之謬，此皆有之，復出者尤不勝舉。其有善者，蔡邕《獨斷》《朝野雜記》入於故事，公私儀注不附禮經，姓名之書入於譜牒，農家先於雜家，摘抄之書入類書，此則小有可取。《夏小正》《月令》冠於農家，章先生見之，得毋驚為卓識。然而《茶經》《花譜》《時令》之書，既入其中，農家之本義亡矣。蓍龜別出於五行，似矣。歷算更居蓍龜之後，何也？
《明史》但錄一朝，實本黃氏《千頃堂書目》。改經解之目為諸經，《提要》已糾其失。別立四書一類，是也。編年竟入正史之中，而年表、實錄、寶訓、日曆及私家不成體之史皆在焉。雜史尤為瑣濫，而考前史者亦入之。此蓋限於一代，不能備目，然亦太簡矣。次正史曰雜史，次雜史曰史抄，又次則故事。以下全用前史之法，惟地理居譜牒前，而無目錄一門。太祖之訓亦入故事傳記，總別不分。地理全收方誌。名、墨、縱橫悉並於雜，而道家、釋家退居於末，於是儒、雜、農、小說相連。兵書升繼小說，五行仍不分門，醫書附於藝術，而類書次之。考證書皆入雜家，或入小說，殊無定例。明人鑑賞器物之書入於藝術，而類書之中闌入叢書。凡此皆偶異於前，而即不安者也。
糾鄭第九
鄭樵激於《崇文總目》《新唐書志》之混合子目也，憤而撰《校讎略》《藝文略》，斤斤于謹類例，其文意所注射可見也。創開蕪穢，復興條理，不得謂無功矣。然既知謹類例，類例本於《七略》，原於六藝，不知《七略》之意，不考王、阮、《隋志》變遷之故，徒取《隋志》《舊唐志》，碎分子目，何以能合乎？樵之為學，好高視獨斷，而不知循源流師承，不獨校讎為然也。言校讎者，固必讀樵書，然《校讎略》中多大言失考，章氏補鄭篇，未及糾也。《藝文略》分類尤舛謬，恐學者以其善言校讎而誤遵之也，故具糾之。
編次記亡書，《隋志》之法，乃因其書上續五代，故必記梁有之目。樵謂王儉作《七志》已，又條《七略》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為二《志》。阮孝緒作《七錄》已，又條諸闕書為一錄。此直欺人耳。王、阮之書，宋已不存，樵何由見之？王《志》目錄，見《隋志·敘》中。阮之《敘目》今尚存也，何嘗有闕書之錄邪？糾《崇文總目》之不記亡書，是也。而誣王、阮則先無以自信矣。名亡實存，亡書復出之論，亦有不可信者，已別辨之。
樵所抨彈《唐志》《崇文四庫目》，當矣，而妄譏《漢志》則非也。實齋所未糾者，尚有數條，如謂《尉繚子》兵書而入雜家，為班固見名不見書。按：此乃《七略》之舊。《七略》所收，皆經校定，非如樵之止抄舊目，安得不見書？兵家、雜家，固皆有《尉繚》。今《尉繚子》乃偽書，何反以譏劉邪？又謂《隋志》分收諡法、諡議為非，諡法本不當入經解，《隋志》誤收，其入於儀注者是也。《唐史》於正史中，分出集史一門，故於集史前列集史總數，集史後乃列正史總數。而樵以為正史不計卷，殆看前不看後矣。
《校讎略》中論門類分隸，謬處尤不少。刊謬正俗，訓詁之支流，何可入經解？貨泉之書，安可入農家類？類書者，其體為抄撮分類，非謂總眾類不可分也。若天文、職官書有分類者，彼自天文、職官不得名之為類書也。樵於此未明雜史何以分二家，乃極稱《崇文目》之分二家為善。《皮子文藪》實一人之作，今猶存也，樵徒見藪字，遂以為總集，非看名不看書乎？凡此皆足形其不明類例，而乃大言曰劉氏胸中元無倫類，何其不慚也。
樵之言校讎，不過能知《唐志》《崇文目》淺陋訛誤之失耳。其於七略、四部，大體無所知，又不深探王、阮以來變遷之跡，乃以己意定十二類，一經、二禮、三樂、四小學、五史、六諸子、七星數、八五行、九藝術、十醫方、十一類書、十二文。其不以星數以下合於諸子，似用《漢志》之法。然禮、樂何以分立於經外邪？史部何太略邪？若謂禮、樂、史三門之書為六藝之流，故別為一類，則史之中故事、職官，亦官禮之流，何不別立一類？乃其禮類仍列三《禮》，則亦徒見後世禮經後附雜禮書太多，及樂類羼入後世書，故別之而已。樵若知《隋志》禮後不附儀注之意，則禮雖別為類，三《禮》仍當歸於經。今忽割六經之三《禮》別立門戶，何理也？其分出十二，不過酌其多寡耳。故吾謂樵尚不知《隋志》之意，毋論《七略》也。至其子目，尤多謬亂，條而糾之。
樵書部類大體之謬，又有前此所無者。如《擬易》附《易》，《續書》附《書》充其類，則詩歌皆當附《詩》，章程皆當附《官禮》矣。禮類立月令一門，與三《禮》並，則以後世歲時之書多耳。充其類，則《王制》亦可別為一門，以統後世之典制；《禹貢》亦可別為一門，以統地理書；《洪範》亦可別出，以統諸五刑書矣。然則樵非惟不知七略，並不知四部也。
史部別立食貨，則鑒於器用、貨具、茶經、酒記之妄入農家。然簿錄之書不盡食貨，而器用又非食與貨也。動、植之譜，而名之曰豢養種藝，是則名物與技巧淆矣，且何以別於農家也？此創立之謬也。《隋志》刑法類末附雜制，舊、新《唐志》廣收諸格式，蓋有出於刑法之外者矣。至樵則財貨、貢舉之制，官箴、官法之書，皆入之矣，此因襲之謬也。雜占中有相易、相印諸目，而相龜、相鶴則入食貨中。目錄中有文章、經史諸目，而金石目則入總集，此沿《舊》而未及增者也。釋家分十目，而無佛經；兵家分五目，而無技巧。樵嘗詆前人失收。吾亦效其言曰：豈有唐而無佛經乎？樵將應我曰：吾抄舊目，舊目自無此耳。然則此豈足以明類例邪？
文類別集、總集之後，又以體分諸目，核其所收，尤為錯謬。《隋志》附評論解釋之書於總集後，故單篇賦頌有注者亦入焉，已非法矣。又於總集中專一體者，略為類次，則至善也。樵不知其意，則謂凡別集中有詩賦、表奏自成一集者，皆當分出，廣收單篇，羅列眾體，而不自知其拙也。奏議、策書列俳諧之後，連珠、設論與七混入論中，又可見其不辨文體也。
樵書每類分門，門分細目，最為繁詳。然參差碎雜之處，不可悉數。約言其謬，凡有三端。
一曰重複。如諸經中此為論說，彼又為統說；此為問難，彼復為問難。既有章句訓詁，復有義訓。既有論難，復有辨正。書有逸篇，又有逸書。傳記有冥異，復有祥異。道家既有論，又有書。天文有天文，復有天象。
二曰大小不倫，詳略不均。《國語》章句一部，而別立一目，可謂詳矣。而《春秋》則五家傳注，三《傳》義疏之外，一切注說統名為傳論。《禮記》中有疏無注，於記文下注曰注附，又何略也？詩類小學與音並立，地理類郡邑與圖經並立。儀注門中既分吉、賓、軍、嘉，又有禮儀一目，則總目也。又有封禪、汾陰，則專記也。道家類既分吐納、胎息、內視、導引，而又有修養，豈以上諸門非修養邪？他門瑣瑣分目，而職官一門則官制、署志、官箴毫無分別，又何略也？地理類有方物而無古蹟、風俗。食貨中有茶、酒而無饌食。釋家立塔寺，道家何不立宮觀？《書》有小學，《詩》何反無小學？歷數中有七曜歷別為一目，而四分、三統，則不立目。五行類分二十子目，然既有雜占，復有婚嫁、產乳、登壇諸目。相易、相印、相字皆列目，而相人之書，則獨稱相法。尤繁多者則為醫家，既有本草又有本草音、本草圖、本草用藥。既有方書復有寒食散方、嶺南方。然則諸劑諸地，可勝立邪？傷寒、腳氣亦立目，則諸症皆可立矣。眼藥、口齒亦立目，則耳、鼻、手、足皆可立矣。
三曰妄立不通。如諸經各附讖緯，而詩類獨名為緯學。仿《爾雅》者名曰雜爾雅。釋俗語稱謂之書名曰釋言。檄與露布稱為軍書。皆甚不安。編年中通古書名曰紀錄，何以見其為通？刑法中官法書名曰法守，何以見其為官？別傳改為列傳，不知紀傳之列傳乃全書中排列之義也。以《隋志》仙人婆羅諸方立為胡方二目，則何以該仙方、鬼方耶？最可笑者莫如醫家內之香薰、粉澤蓋香方、粉方之奏成雙字者也。
樵既倡言類例，而其類例乃疏謬如此，何邪？細審之，則知其書乃抄合隋、唐《志》而成，而其分子目惟恃望文立名之一法，故其誤如是。樵所詆之看名不看書者，己實躬蹈之，而且盡其謬焉。蓋樵之言類例，本未嘗講明源流，整理統系，特惡歐《志》《崇文目》之概依時代，混暗分之子目，欲矯正之。故取隋、唐二《志》之暗目未混者，約略分之，標為明目，遂自以為精於類例矣。其實於書之體例、門類之異同，固未知也。《唐志》已失《隋志》之舊，今多沿《唐志》之誤，而自以為宗《隋志》，乃其所分不過翻閱《隋志》，見其書名連篇相類者而劃之，至其類次不可於書名求者，則又不能會其相類之意，而強以分目，或一二書亦分目焉。學者取隋、舊二《志》與此目並觀，可以知其妄。今且略舉之。傳記中無聖賢之目，則《孔子弟子》《文翁石室畫贊》無歸矣。《良吏》《丹陽尹》《十八學士傳》入忠烈一類，非因前牽連而漏分邪？周續之《聖賢高士傳贊》又不入高士而入名士，則又因《舊唐志》倒亂《隋志》而誤也。《幼童傳》入名士，則又因以《隋志》懷來感舊為交遊一目，而幼童之居於此前者，遂入前一類也。《隋志》本以雜類匯列，何為而強分之以自陷乎？家傳既專主一家，而又收《桑維翰傳》《越國公行狀》，則又自相矛盾矣。《卓異記》入於冥異，則因《唐志》而誤。然《唐志》固未列冥異之目也。此皆其因《舊志》而約略分之以致誤之跡也。烏乎，取諸暗子目而以臆略分之，其誰不能？不過一朝之力而足也。而乃大言曰《七略》固為苟簡，《四庫》毋乃荒唐，何其不慚也？至其收錄，則會要入實錄，故事一門全收雜傳記，章程入職官，凡一切收不應收、舊所誤者，樵莫不承之。且有前人所無者，如《春秋三字石經》入傳注，《山海經》《神異經》入方物，《山川古今記》入川瀆，《世本王侯大夫譜》入帝系，《皇室維城錄》《天潢源派》亦入帝系，則無以別於皇族矣。郡邑中又收《鄴陽圖經》，則何必別立圖經一目邪？如此類者，直糾不勝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