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的方法 · 斯德哥爾摩之旅

1905年2月，我收到了最令人欣慰的消息。為了獎勵我在科學著作方面的小小貢獻，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機構之一——柏林的皇家科學院[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於1700年建立布蘭登堡選民科學學會。該學會後與新文學社合併，成立皇家科學院（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隨著君主制的結束（1918），位於柏林的普魯士皇家科學院更名為普魯士科學院。1992年在柏林和布蘭登堡州際條約基礎上，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成立，並延續至今。——編者注]，根據1904年年底通過的一項決議，授予了我亥姆霍茲獎金獎。這則充滿溢美之詞的消息，通過外交部部長的信函以及德國駐馬德里大使館的官方信函傳到了我這裡。幾天後，德國大使館給我送來了兩枚巨大的獎章，隨之而來的還有頒發亥姆霍茲獎的嘉獎令。這兩枚獎章，一枚是金質獎章，重620克；另一枚是銅質獎章，是金質獎章的複製品。獎章的正面是一位偉大的德國物理學家的肖像，背面題有：「拉蒙-卡哈爾，1905。」 開始，我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尊貴榮譽的重要性和大眾的熟知度。閱讀這一獎項的歷史之後，我大吃一驚。這一獎章每兩年授予一次，獎勵那些在任何人類知識領域內取得重大發現的創新者。我驚訝又不安地讀了獲獎者的名單。 該獎項設立於1892年，在偉大的德國物理學家亥姆霍茲在世期間，只授予了4個人：E.杜波依斯·雷蒙德、魏爾施特拉斯（Weierstrass）、羅伯特·本生（Robert Bunsen）以及開爾文勳爵。亥姆霍茲去世之後，該獎項還授予了一些科學家，例如，魏爾肖（1898）、G.G.斯托克斯（G.G.Stokes）（1900）、H.貝克勒耳（H.Becquerel）（1906）、E.費歇爾（E.Fischer）（1908）、J.H.范托夫（J.H.vant Hoff）（1910）、舍文登納（Schevendener）（1912）等等，他們都是科學界的傑出人物、天才研究者和天才創作者。能夠出現在如此耀眼的科學創新者的光榮榜上，我感到慚愧。 如果不是謙虛到聲稱毫無價值的地步（「毫無價值」將是對最博學的柏林學院的一種侮辱），我可能就會懷疑在1904年的授獎中，傑出的瓦爾代爾博士褒獎我時的關心和尊重。他作為總統秘書籤署了前面提到的來自皇家科學院的信函。 這則消息在新聞媒體的大力渲染和熱情頌揚下公之於眾，我不得不面對必然到來的潮水般的問候和祝賀信，其中有秘書梅里·德爾巴爾（Merry del Val）先生以國王陛下的名義發出的賀信，也有普通的公共機構發來的賀信。對所有的這些問候和賀信，我都報以熱烈而誠摯的感謝！ 幾個月之後，我重歸平靜和安寧，享受著由專心致志不被注意的工作帶來的快樂與驚喜。 1906年10月的一個上午，一封發自斯德哥爾摩的簡短的電報讓我驚訝不已，這封電報用德語寫著： 卡羅琳學院授予您諾貝爾獎。 這封電報是我志趣相投的同事、醫學部教授埃米爾·霍姆格倫（Emil Holmgren）簽署的。不久之後，我又收到了另一封賀電，來自密友G.雷齊烏斯教授。幾天之後，斯德哥爾摩的皇家卡羅琳學院（Royal Carolinian Institute）的官方信函最終到了我手上，其中的主要內容是授予我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個獎項，除了給予我不可估量的榮譽之外，在經濟方面的獎勵也是豐厚的。該獎項的另一半經過公正的裁定，頒發給著名的卡米洛·高爾基教授，他是我完成重大發現時所用方法的創始人。 如果說亥姆霍茲獎這種純粹的榮譽獎勵給我帶來了喜悅的感覺，那麼諾貝爾獎，眾所周知，這是所有人都夢寐以求的獎項，卻給我帶來一些煩惱和擔心。我很想拒絕這個獎項，因為我不應該得到這個獎項，它的授予不符合規則，最重要的是它對我的身心健康有害。從諾貝爾基金會條例的解釋說明來看，似乎不可能把該獎授予組織學家、胚胎學家和博物學家作為醫學和生理學組的獎項。因此，到那時為止，它只被裁定給細菌學家、病理學家和生理學家。 面對可能到來的祝賀、獻禮、宴會以及其他既帶來榮譽又招惹麻煩的苦惱，我在最初幾天裡付出了很多努力來掩蓋這件事情。然而，我的預防措施毫無作用。很快，新聞媒體把我獲獎的消息傳到四面八方，我沒有任何補救辦法，只好站到神壇上，讓自己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 令我產生恐懼的慶祝活動紛至沓來：各種賀電、信件發來；教授同行和我的學生對我的祝賀；各種紀念性的證書；科學和文學機構為我頒發各種榮譽；城市甚至小村莊裡的街道用我的名字命名；標有我姓氏的各種巧克力、禮品以及其他各種保健價值可疑的藥物；投機倒把類的公司或憑空捏造的公司高薪邀請我加入；為影集和手稿集題詞的迫切要求；各種約見掛名的請求……對於這一切，我都拒絕了。但並非所有的禮品都淪為禮節性的祝賀或者紀念宴會上短暫的情感迸發。一些禮品不僅象徵崇高的精神意義，還具有物質價值。我想提一下這些禮品：傑出藝術家馬里亞諾·本柳雷（Mariano Benlliure）所雕刻的偉大金牌——由聖卡洛斯大學的教授、學生和馬德里的許多醫生共同出資訂購；用精緻水彩製作而成的高雅華麗的影集——一件真正的藝術瑰寶，它是由人文氣息濃郁的巴倫西亞市的社會組織和活躍人物共同贈送的；裝飾精美的榮譽證書——由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西班牙醫生贈送，他們希望除了以實質性的方式在我的一些科學研究方面進行合作，還啟動了公開捐贈活動，資助出版了我的一部著作（這部著作於1910年出版，稍後我將會說到）。 不必多說，我是懷著多麼真摯的感激之情保存著所有這些禮物及其他豐盛的禮物。我自豪地保存著這些禮物，不但作為我好運的見證，也作為大西洋兩岸許多善良的西班牙人強烈愛國主義熱情的見證。他們在團結一致的最崇高精神的鼓舞下，把國外頒發給他們一個兄弟的榮譽都視為自己的榮譽。 總之，長達4個月的時間都被浪費在了一系列活動上，比如接受各種祝賀、熱情地握手或者冷漠地握手、絞盡腦汁編造陳詞濫調的祝酒詞、消化不良又從中恢復過來、裝扮各種假裝滿意的鬼臉。想一想吧，正是為了保證心靈的平靜，避免一切受歡迎的可能性，我才故意選擇了最晦澀難懂、最高深奧妙、最不受歡迎的科學！ 但是，我一定不會言過其實，在目前這種形勢下，言過其實可能聽起來像忘恩負義，極度行使個人主義的權利也不被允許。我必須承認，對於以某種方式追求國家崇高地位的人來說，給予他們的榮譽不但表明了他們的道德品質高尚、優雅，而且樹立了積極有效的典範、榜樣。這些榮譽產生於團結一致和敬仰愛戴的高尚情感，這些情感太高尚而不能受到任何譴責。每一個教養優雅的人都必須對這些榮譽深表感謝並銘記在心。但是我們拉丁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極端分子。與北方民族的中庸與冷靜相比，我們缺乏分寸感和平衡感，因此開始時的熱情關注到最後成了厭倦與勉強。在西班牙——埃切加賴、加爾多斯（Galdós）、貝納文特（Benavente）、卡維亞（Cávia）以及其他許多被公正授予榮譽的人都可以證明這一事實——為了從朋友和崇拜者的關注和讚頌中全身而退，一個人必須有一顆鋼鐵般堅硬強大的內心、大象般厚實粗糙的皮膚、禿鷲般百毒不侵的腸胃。最初時刻的感覺是甜蜜，隨之而來的是輕微的苦澀。就像激昂粗糙的友誼，榮譽輕撫我們，也會給我們造成瘀傷；榮譽親吻了我們，但我們也被擠壓到粉身碎骨。榮譽剝奪我們已成習慣的安逸，擾亂我們精神上的平和，限制我們意志的神聖自由，把我們變成粗魯無禮的好奇心追趕的目標，將我們的謙卑品質置於危險境地，迫使我們不斷地思考自己、談論自己，最終改變我們的生活歷程，把它扭曲成變幻莫測又毫無用處的蜿蜒散漫。 真心實意地講，我必須承認某件可能會讓讀者譏笑的事情。正如我剛才所暗示的那樣，諾貝爾獎給我的恐懼多於快樂。各種獎章、各種頭銜、各種勳章是競爭對手們相對能夠容忍的榮譽。但這可是一個巨額獎項！帶來大量財富的榮譽會惹惱別人，讓別人難以容忍。 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種古語有深厚的根基。事實上，這兩者似乎構成了人類命運中不可避免的波動不斷交替的階段，並且不是通過想像的命運帶來的影響而交替，而是因為過度的好運具有改變人類情感的不幸品質。 正如塞內加的那句名言：「讚賞一個人的人越多，嫉妒那個人的人就越多。我竭盡全力地提升自己，超越普通人，使自己以一種特殊品質而引人注目。結果，我只能遭受充滿嫉妒的攻擊，揭開可能會傷害我的仇恨的面紗。」 我捫心自問，我的外國對手們會怎麼拿走我的幸運之星給我的這些禮物呢？所有那些我不幸跟他們犯過同樣錯誤的科學家，會說我什麼呢？這麼多已經落榜的傑出研究者，對他們至高無上的功勞我愉快地致謝。面對他們，我怎麼才能證明卡羅琳學院對我的肯定和喜愛是合理正確的呢？最後，我把目光轉向了心愛的西班牙，我應該做些什麼來安撫某些教授呢？其中一些還跟我來自同一個地方。對他們來說，如果我不是一個工作勤奮的傻瓜，那就總是一個自命不凡的庸人。因為西班牙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西班牙人自己，承認這一點讓我感到悲傷難過。 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我的疑慮、擔心不無道理，甚至在瑞典首都停留期間麻煩就開始了。這當然不是瑞典科學家的過錯，他們舉止禮貌，行為得體，堪稱典範，而是共同獲獎者那怪異性格的過錯，那位共同獲獎者是我所認識的最愛慕虛榮、最自我崇拜的天才之一。 撇開這些不夠成熟的評論，我要談談我的旅程。諾貝爾基金會的章程規定，獲獎者必須親自參加正式的頒獎典禮，典禮在每年12月10日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逝世周年紀念日舉行。此外，他們必須在公眾演講中解釋並展示其科學發現的基本意義。考慮到我們傑出的埃切加賴和偉大的義大利詩人G.卡爾杜奇（G.Carducci）年事已高，諾貝爾基金會准許他們免於參加這個環節。但是，對我來說，試圖逃避這個慣例既不可能也不合適，這個慣例還意味著一種應有的、禮貌的感謝，感謝諾貝爾基金會理事和斯堪的納維亞人民的大度。 然後，我就出發了，在慶祝活動開始的前幾天即12月6日到達斯德哥爾摩。在熱情問候了好朋友和卡羅琳學院的同事雷齊烏斯博士、霍姆格倫博士和H.亨申（H.Henschen）之後，我被介紹給了和我共享此獎的名人高爾基，還有來自法國和英國的其他獲獎的教授。他們是J.J.湯姆孫（J.J.Thomson），因為對電力性質的深入研究而被授予物理學獎；H.穆瓦桑（H.Moissan），因為電爐發明和氟研究而獲得化學獎。我已經提到，詩歌獎的獲得者G.卡爾杜奇因健康不佳而沒有參加頒獎典禮。最後，和平獎被授予美國人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這個決定引起了巨大的震驚，特別是在西班牙。 把美國曾經製造的性情最暴躁好戰、意志最堅定的帝國主義者轉變為和平主義的第一人，難道不是天大的諷刺和幽默嗎？ 為了替周到謹慎的瑞典人民辯解洗白，必須指出的是，這樣一個奇怪的決定是由挪威議會做出的，授予和平獎是根據諾貝爾獎的一項條款委託他們辦理的。 頒獎儀式是一項浮誇虛華的活動，也是最高的理想主義活動。根據慣例，頒獎儀式在皇家音樂學院大廳舉行。為了舉行頒獎儀式，大廳里裝飾有一尊鮮花環繞的諾貝爾半身雕像。主席台上擺列著瑞典和獲獎者所屬國的國旗和象徵。國王陛下主持頒獎儀式，由身著華麗套裝的公主和王子陪同，出席頒獎儀式的有政府官員、外交使團、諾貝爾家族的後裔、宮廷和軍隊的高級官員、瑞典議會和人民政府的代表、大學的教授和學生以及許多非常優雅的女士。 頒獎儀式由諾貝爾獎獲得者托恩布拉德（Törnebladh）教授的一篇精彩演講拉開序幕。他在回顧了這個獎項設立的歷史之後，表達了對科學的熱烈祝賀，最後重複了著名的巴斯德的格言：「無知使人分離，而科學使人團結。」（遺憾的是，這句優美的格言竟然與1914年的可怕的戰爭[指第一次世界大戰。——編者注]相矛盾！） 證書和獎章是由國王陛下親自頒發的，他宣布了諾貝爾獎候選人名單。對每一位候選人，負責提名的學院院長都簡短而激動地讚美接受者的優點。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讚揚生理學或醫學獎獲獎者的演講由卡羅琳學院院長、傑出的K.A.H.默納傳達。 幾天之後，獲獎者舉辦的講座就開始了。輪到我的那天，面對著這些精挑細選、氣勢宏大的觀眾，我闡述了我的研究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嚴格遵循事實及由事實引出的結論。為了讓外行人都明白我的研究，我按照自己的習慣使用了許多大尺寸的彩圖。我相信，我的演講符合公眾的口味。無論怎樣，我的演講在當地報紙上都得到了非常熱情的讚揚。 根據慣例，幾個星期後，所有講座的文本都將在精裝卷里發表出來。精裝卷上面裝飾著最美麗的彩色徽章，還附有獎章的複製品以及獲獎者的肖像。此外，贊助商和諾貝爾信託公司的官方代表也各自發表了演講，豐富了文本內容。 在我的講座中，出於公正和禮貌，我對同事高爾基教授表達了真摯的讚美。我常常向他表達欽佩之情。在我所有的著作中，讀者都可以讀到我對他的貢獻流露出的熱情讚賞。既然如此，我就有理由期待在他的神經元學說講座上得到同樣友好的對待。跟大家的期望相反，他沒有提到已經發現的重要事實，而是在講座上賣力地重述他那幾乎被遺忘的間隙神經網理論。 他有權選擇演講的主題。不幸的是，他在為自己的成果做過度的辯解時，表現出了毫無節制的驕傲和自我崇拜，在會上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他的辯解在1886年時還可以被原諒，當時人們還不知道神經元之間有聯繫這個基本的事實。自從他進行神經系統微小結構的偉大研究那個遙遠的日期之後，他甚至沒有順便提到出現在義大利之外甚至在義大利國內的幾乎無數的神經學類作品。對於帕維亞這個解剖學家來說，無論是福雷爾，還是伊斯（His）、我、雷齊烏斯、瓦爾代爾、克利克、范格胡克滕、倫霍謝克、埃丁格、我的兄弟、特略（Tello）、阿蒂亞斯（Athias），甚至他的同胞盧加羅，都沒有給他以前的發現增添任何有趣的內容。同樣，他認為沒有必要糾正自己舊理論中的任何錯誤以及在觀察中的失誤。不用說，在他對大腦、小腦、脊髓、海馬等組織的繪圖和描述中，沒有一處是由我展示並且得到所有作者共同確認的；而且，為了將別人的研究用於自己那飄忽不定的想法，他對這些研究都故意進行歪曲或偽造。高貴而孤僻的雷齊烏斯感到驚愕不已，霍姆格倫、亨申和所有瑞典神經學家及組織學家都目瞪口呆地看著演講者。我不耐煩地顫抖著，因為我明白，出於對公約最基本的尊重，我找不到合適的方式對這麼多可憎的錯誤和故意的遺漏給予明確的糾正。 我從來都理解不了那些奇怪的精神憲法，它們畢生都致力於崇拜自我，對所有的創新都秘而不宣，對知識環境中不斷發生的變化堅決抵制。而且，我也想像不出這樣的以自我為中心會有什麼優勢，因為每個人都沉默以待，知道自己要相信的東西。這種態度如果要給個人帶來益處，就有必要讓進步陷於癱瘓，科學家放棄批評的特權，研究者大大降低智力水平，這樣自我美化的天才就能夠憑藉不可抗拒的建議，將其個人願景死板教條地強加給每個人。但是，我重複一遍，既然假定這一切都是為了占據一個荒謬的位置，如果沒有適當的理由訴諸精神病學，我就不能想像出還有如此怪異的心理。將擁有如此性格迥異的科學對手成雙成對地連繫在一起，是多麼殘酷的諷刺！ 我的同事在正式宴會上的祝酒詞中表現了同樣的奧林匹克式的驕傲和自命不凡的神情。這種莊重的宴會是由諾貝爾基金會成員舉辦的。出席宴會的有王子、商業大亨、外交使團以及公共機構和學術機構的傑出代表。國王陛下對我非常親切，給我講述了他穿越安達盧西亞（Andalusia）的經歷，並高度讚揚了西班牙的各種美麗的事物和西班牙人民的性格品質。 敬酒的時候，各部長、各皇家學院以及諾貝爾基金會傑出的主席，還有獲獎者所屬國家的代表（西班牙代表除外，他為自己的缺席表示了道歉），都做了獨特精彩的發言。松德貝里（Sundberg）教授用法語向我取得的榮譽表達了最親切的祝賀。後來，所有的獲獎者都給予禮貌的回應。 我認為，在那場由令人愉快的禮貌和優雅的朋友組成的音樂會上，我沒有發出一個不和諧的音符。在簡短的法語講話中，我特彆強調了對傑出研究者的真誠感謝，他們跟高爾基和我一樣，或者比我們更加值得這種榮譽和讚賞。 除了壯觀的官方宴會，許多著名科學家和特別文雅好客的瑞典的普通人民，在其他方面也表現出了各種關心。他們想方設法地讓我們能在斯德哥爾摩度過愉快的短暫時光。卡羅琳學院院長K.A.H.默納為獲獎者舉辦了宴會。他的妻子和女兒擁有典型的斯堪的納維亞美貌，為這所房子的熠熠生輝做出了非凡的貢獻。雷齊烏斯博士為慶祝我的榮譽而邀我共進親密晚餐，在他的房子裡，我有機會與他可敬可佩的妻子交談，並逐漸熟悉了瑞典家庭那優雅精緻的舒適。他為外國訪客在歌劇院舉辦了演出晚會，帶我們遊覽了古老的烏普薩拉大學（University of Upsala）——瑞典的「牛津」，陪我們參觀了滑冰場，那裡培育了遙遠的北方國家最喜歡的運動。他還跟我們一起繞著港口散步，帶我們參觀了有趣的動物園，那裡除了其他奇觀外，還展出了一些鄉村住宅以及農民家庭在北方漫長的冬季進行的精彩的家居活動。 為了給我的瑞典之旅畫上一個句號，給當地居民（他們給我留下了最愉快的回憶）的故事畫上一個句號，我要提到一則逸聞趣事，並講述我觀察到的一個事實。 挪威獨立還是最近不久的事情，我冒險向一位高官（我有幸被引薦給他）表達了我的意見。在西班牙聽說瑞典對共同祖國的分裂表現出漠不關心時，我們該有多麼驚訝！我和藹可親的同伴非但沒有像我所期望的那樣對這一事實發出悲痛的哀嘆，反而只是嘴上掛著微笑說：「如果為了武力維持我們與鄰國的聯盟，我們打亂了平衡的預算，暫停了代表普通文化、反對酗酒的勝利運動，那麼我們就應該是徹頭徹尾的傻瓜。」 我的觀察來自西班牙付給國外代理費用時表現出來的無恥的吝嗇。瑞典駐馬德里的部長以及法國、英國、義大利和其他國家的外交代表都住在宏偉壯觀的豪宅里，尊嚴與等級相稱，而西班牙駐瑞典的辦事處卻搖搖欲墜地位於一座簡陋公寓的二樓。這種可恥的對比造成了一種疏忽怠慢的印象，許多人都注意到了這一點，對我們的祖國來說一點兒都不光榮。根據禮儀和習俗，在瑞典首都的每一位授權外交部部長都用私人宴會招待他的獲獎同胞，出席宴會的有相應國籍聚居地里的精英人士。 其他所有的人都證明了這一點，為他們榮獲諾貝爾獎的同胞進行了周到的安排。只有我們的部長在哀嘆著缺乏合適的環境和足夠的資源，沒有舉辦這種展示禮儀的活動。不過，富有修養的公使館秘書R.米提亞納（R.Mitjana）先生，儘管資源有限，仍然給予我們慷慨大方又殷勤周到的補償。他毫不吝嗇地陪我在這座城市裡漫步，陪我參觀烏普薩拉大學，是我最坦率和最親近的朋友。 不幸的是，剛才所提到的情況並不是特例。在我訪問過的所有首都（巴黎除外）里，我都悲傷地注意到，西班牙公使館是最可憐和最不起眼的。為了國家的尊嚴，難道沒有辦法整頓這種令人羞辱的形勢嗎？ 第三件幸運的事情，對我來說本來可以是幸運的事情，就是時任自由黨領導的名人唐·塞吉斯蒙多·莫雷特（Don Segismundo Moret）堅持不懈地下定決心讓我擔任公共教育部部長。1905年，我們在圖書館的幾次交談中，他就已經告訴我他的願望了。我只是感謝他，用禮貌的躲閃來迴避答覆。事實是，我既沒有覺得自己會成為一名政治家，也不準備擔任部長的重任。經過認真的自檢，也沒能發現自己身上有值得填補國家部長職位必不可少的天賦。 1905年，唐·安東尼奧·毛拉（Don Antonio Maura）推翻了比利亞韋德（Villaverde）為首的保守政權，自由黨上台，唐·歐亨尼奧·蒙特羅·里奧斯（Don Eugenio Montero Ríos）擔任總統。不幸的是，以前由薩加斯塔（Sagasta）領導的強大政治力量已經失去了凝聚力，分裂成很多個小團體，每個派系的領導位置都是一位渴望最高領導權的酋長。 與此同時，在巴塞羅那發生了一件可恥的事件（加泰羅尼亞自治主義者對「割據」的傲慢無禮和軍隊不合時宜但充滿愛國熱情的憤怒）。蒙特羅·里奧斯不得不辭職，首領權被轉移到最重要的自由派領導人莫雷特身上。我們必須認識到，儘管有很大的威望，這位傑出的民主演說家從未對大多數人進行過指揮。由於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恢復黨的團結，他構想了如下計劃：一旦皇室婚禮慶祝活動結束，就立即解散聯合立法機構，並重新進行選舉。他希望通過完全民主的法律堅定地進行憲法改革。 1906年3月，這位傑出的政治家在他家裡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告訴了我他的想法，並表達了我應該助他一臂之力的熱切期望。跟其他場合一樣，我以缺乏議會經歷為藉口而躊躇不前。但他的口才勢不可當。他用燃燒著誠摯的愛國主義語言，解釋了教育制度所需要的重大改革，部長應該將這些改革轉化為法律，並高度評價了等候部長摘取的榮譽。他還補充說，科學工作者也應為他們國家的政治負責。在政治這座神壇上，家庭生活的平靜以及實驗室里的自我滿足都必須做出犧牲。為了說服我，他引用了M.貝特洛（M.Berthelot）和其他偉大科學家的例子，他們為了提高國家的文化水平而沒有輕視公共教育部的職位。 他激情澎湃的勸導對我的軟弱意志產生了影響。那引人入勝的演講令我十分激動，不知不覺向他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旨在將古老的西班牙大學從昏睡中喚醒過來。聘用外國研究者，把我們最聰明的青年知識分子送到歐洲偉大的科學中心，目的是為未來的教學機構培育後備力量。建立附屬於研究所和大學的大型寄宿學院，修建富有特色的建築、促進健康的遊戲、培養敬業的教師和其他英國類似機構的優秀特色。以在小規模範圍內通過實驗的方式，建成一種法國學院或高級研究中心，我們最傑出的教授和最有潛力的留學歸國人員能夠舒適地工作。為那些成為成功教師或重大科學發現的教授設立獎金，保護他們的利益，抵消資歷等規則的麻痹和阻礙。 當我預料莫雷特面對一項需要國會大量撥款的改革計劃會感到目瞪口呆時，他竟然欣然應允：「我們完全同意。無論什麼時候舉行下一次選舉，你都將是我的公共教育部部長。」因為著迷於他演講的魔力和閃耀的才能，我沒有反駁他。 1906年4月，我參加了里斯本的國際醫學大會，遠離了總統迷人的誘惑，我認認真真地思考了這場身涉其中的重大妥協。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考慮到自由黨的混亂狀況，期望達成一項解散法令不切實際，因此不可能開展提升教學和文化的偉大工作。在我的同行眼裡，特別是在官方政治家的眼裡，我不應該表現為一個堅強意志的人，而更應該表現為一個擁有粗俗野心的人，但這跟我作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愛國者的感情格格不入。 這樣思考的結果是，我寫信給莫雷特，收回我的承諾，並儘量為我的不可靠尋找藉口。總統對我勃然大怒。儘管如此，他還是寬宏大量到原諒了我的變化無常。幾個月後，他特別仁慈，把我一個朋友唐·亞歷杭德羅·桑·馬丁（Don Alejandro San Martín）提拔到內閣。這位聖卡洛斯大學富有修養的教授，我跟他交換了關於大學緊急改革的想法，他承擔了為這些想法發起贊助的微妙任務，自然也沒有放棄他自己的妙計，不過其中一些可能太激進了（我指的是對不光彩的獨立教學進行間接壓制的事情，這是國外不知道的一件事情）。 我輕輕鬆鬆做出的預測完全實現了。對党進行暗中破壞的反動活動讓莫雷特的愛國努力付諸東流，他沒能實現解散法令的願望。1906年6月，危機過後，我本來會成為其中一員的公共教育部在眾多陰謀伎倆和內部分歧中焦慮不安地維持著。兩個月之後，莫雷特下台了，帶著辛酸和痛苦，沒有促成政黨的融合，也沒有完成他計劃中的任何偉大的民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