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的方法 · 一種批判的樂觀主義
當年輕研究者解決了工作中的難題且有所建樹之後，我們相信他一定會也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進一步發展。他的科學生涯已經獲得了成功，苦苦追求的高貴目標已經達成，自己也成為國際科學權威，國內外的期刊經常出現他的名字和見解，同時還伴隨著人們的讚美，他憑藉自己的名望足以讓世界科學年鑑以巨大的篇幅來描述自己的成就。
在這種有利的環境下，我們的學者可以做出如下兩種選擇：（1）繼續集中全部精力獨自從事科學研究，但無法將自己的經驗與心得通過教學傳授給別人；（2）承擔神聖的教學工作，邀請學生與他共同進行研究，同時，通過努力開創一個自己的學術流派等。
這兩種選擇各自的優點是很明顯的。獨自工作絕對是滿足自我成就感的最佳方式，還可以享受安靜的環境，不被效仿者和對手所干擾，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個人研究上，在自足和自信的狀態下生活——儘管看不到人們的尊敬與熱情（這可能是一種很好的有利條件）。但是，科學家內心深處存在的父性本能，驅使他在功成名就之後燃起了教書育人的渴望。他自問：「當我年老之後，沒有精力去保護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時候，它會變成什麼樣呢？如果我的對手或者不講原則的後來者盜用了我的發現，忽視或者不公正地評判它們的時候，誰會出來捍衛我的心血呢？」
即使從一個自私的角度，以明智和有眼光的自我來看待這種情況，學者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也是很重要的。研究與教學並重是很辛苦的，教授的日常活動分成兩條平行的路線，一條通往研究室，另一條通向教室。所以，他的生活是緊張的，但伴隨著許多快樂和機會。他鼓勵學生髮展高尚的興趣，在完成教學目標的同時滿足了自己的愛國心，並為此感到自豪，這樣他就不至於孤單悲哀地走完人生旅程。相反，他會被一群理解自己的熱情的追隨者包圍，他們會永遠記住和傳頌他的思想。
如果學術派別的創建者能夠將理解和寬容的精神傳給他的學生，就會得到後人的尊崇，他自己的錯誤也將得到原諒，人們會善意地為其辯解。相反，如果誰自高自大、目中無人，以人類思想的播種者自居，則只能成為孤家寡人。別人會覺得他縱容自己的驕傲，缺乏為他人服務的精神。即使他的確有卓越的才能，也會被視為病態，他的同胞和同樣擁有偉大才能的學者也將遠離他。他就像一顆從天堂墜落的流星，光芒只是瞬息一現，無法長久保持。
科學家從事教學活動是十分高尚的，除了充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還給後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遺產，有著無可否認的社會價值。像西班牙這樣的國家，科學成果的產出寥若晨星，急需學者們通過教育挽救國家的落後。
在這樣的國家裡，偶然出現的幾個科學天才往往學術上後繼無人。一方面是國際上幾百個實驗室和學院的激烈競爭，各種科學著作大規模地重印，滿足著現代人對知識的渴求，有志於知識革新的大學生們努力實現著自己的抱負；另一方面是落後國家的科學家們依然對外國語言一竅不通，一些國家由於大國沙文主義，對西班牙漠然視之——西班牙的年輕研究者與隱居在世界著名象牙塔中的權威交流之路困難重重，他們與國外研究者的合作成果往往會歸功於對方，甚至對方的學生。有些在發表時看上去似乎沒有價值的資料（因此沒有得到譯介），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會逐漸顯現其價值，但也被遺忘在西班牙的圖書館中。當評論家和學者大量存在於文學和歷史（屬於閒適和迷人的藝術）領域，在崇尚嚴謹的科學界也應該出現明智、博學的中堅力量，但在缺乏文化氣氛的國家裡是缺少培養這種人才的學術土壤的。
所以，這些落後國家必須盡全力發展科學，改善教育，依靠活躍在教育界的科學家的努力，在最大限度上支持他們的工作。
但是，科學家應該如何培養出能夠延續自己工作的學生，或者使那些天才的學生超過自己的老師，開闢出新的研究之路呢？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怎樣讓學生產生對科學難以抗拒的熱情？
儘管富耶（Fouillée）、里博（Ribot）、貝爾南（Bernheim）、萊維（Lévy）等人認為，所有被大腦接受的思想都有轉化為行動的趨勢，但無疑大多數人缺乏將科學理念或者知識轉化成行為或者證明它們的能力，也無法通過個人努力擴展這些知識的範圍。
在我看來，年輕人的意志力需要動機來激發，通過對成功的渴望來培養，學術前輩的尊重和肯定可以增長他們的自信。反之亦然。如果我們受到別人責備，就會開始自責。根據這個道理，老師必須經常鼓勵學生，提醒他們最大的快樂和精神滿足來自和未知世界的搏鬥，獲得不為人知的秘密，來自通過科學發現青史留名。通常，老師最好是舉出現實中的例子說明這些道理。
年輕人由於尊敬某位名人，會不遺餘力地模仿他的偶像。所以，如果老師可以真實詳盡地把相關學科的偉大科學家們的逸事和人生歷程講給學生聽，就會收到很好的效果。不妨讓他們閱讀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跡以及他們撰寫的作品，如孔德（Comte）及其描述的偉大人物、卡萊爾和他寫的英雄傳記、愛默生（Emerson）及其對著名人物或者偉大天才的論述——了解那些為人類進步做出貢獻的人物。最後，不要忘記讀一下奧斯特瓦爾德寫的那本《偉人》。
怎樣發現有創造天才和傾心於科學研究的學生？
思想家和著名教師們已經深入探討過這個重要問題，但沒有得出任何實際結論。特別是，僅僅找到才智符合科研條件的學生還不夠，必須將他們轉化成真誠地崇拜原始數據和資料的人。
我們希望發現未來的科學家，他們是不是出自最認真、最勤奮的學生和最聰明、得獎最多的學生呢？有時答案是肯定的，但不總是這樣。如果這個問題如此簡單，教師的工作就省力多了，他可以直接從得獎最多、成績優異的學生名單中尋找——但是，通常會事與願違。熱情好學的年輕人往往也是最以自我為中心之人，我們經常痛心地發現，最聰明的年輕人那崇尚現實的頭腦使他們變成老於世故的金融專家，他們不怎麼熱愛科學，但相信知識可以帶來財富，而且希望在學校中建立一定的名聲，這樣就會在專才市場或者學術圈中受到歡迎以便獲得利益。
如果有讀者不相信這個觀察，那就請他回想一下自己當年那些最優秀的同學的命運——優秀的學生在各方面都得到老師的寵愛和縱容，享有一切特權。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雖然憑著自己的聰明在社會上取得了一席之地，過上了舒適生活（至少符合他們的理想），但很少有人達到知識的頂峰，或者通過無私的精神和艱苦的努力取得什麼社會成就及實業成就。這種現象常見的原因是，很多成績最好的學生其實意志是很脆弱的，他們傾向於馴服、守紀律，缺乏主動精神，對父母和老師言聽計從、亦步亦趨，結果經常因為軟弱和疲憊放棄了努力。每當學完某門課程時，他們就會歡呼：「終於可以說再見啦，賀拉斯（或別人）！我已經忍受你很久了！」
頭腦清醒的老師可以發現更值得關注的另一種學生。這些學生有些固執，鄙視爭取學習名次的行為，對虛榮的誘惑有免疫力。他們的想像力很活躍，願意利用空閒時間追求文學、藝術和哲學等有利於創造力的愛好。在不了解的人看來，這樣做或許把他的精力分散了，但實際上多方面的靈感和力量在他腦中融會貫通。這些多才多藝的年輕人真誠善良（有時表現出浪漫的詩人氣質），他們輕視物質利益和學術地位，內心充滿了高尚的理想。與別人相反，他們在課餘時間才開始學習。人們常會看到他們為付出努力卻沒有進展而感到焦急，在實驗室中懇切地向別人請教技術問題或者尋找問題來研究。他們中的少數人最終會取得成功。
不過，上面提到的特點並不是成功的絕對標誌。有很多人雖然一開始具備這些特點，但最後並沒有實現當初表現出來的潛質。教授們也時常被表面現象蒙蔽，重點訓練這樣的學生，結果發現有的成為一知半解的業餘學者，有的雖有才智但沒有堅持下去的能力。
因此找出適合研究科學的人才是很難的，必須運用更好的方法去蕪存菁。
奧斯特瓦爾德在他的名著《偉人》中也討論了這樣的問題。他認為，有才能的學生從來不會滿足於教授常規的指導：「據我所知，常規指導是為普通學生而設的。一個有傑出才能的學生會馬上發現自己不滿足於所學知識的數量和質量，還想學更多、更難的東西。」他又補充道：「學者最重要的品質是創造力，即所思超越所學的能力。工作的精確性、自我批判力、認真嚴謹、知識和技能都是必需的，但都可以通過教育習得。」
奧斯特瓦爾德的觀點是明智的，也有普遍的正確性。但是，教授除了知道這些，還應該與他的學生友好相處，把他們當作實驗室中的同事來對待，鼓勵他們坦率、及時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教授可以藉此觀察學生的個性，衡量他們的能力和毅力。即使這樣，奧斯特瓦爾德的看法也偶爾會失敗。不滿足只學習書本和科學理論的年輕人可能的確有過人的才智，但他很可能是個懦夫。他對教授的尊敬和惹人喜愛的謙虛，抑制了自己對理論的懷疑，他更不會通過實驗來證實自己的設想。所以，教授可能不會完全了解他，也不會給他相應的鼓勵。他的矜持還會被誤解為缺乏能力。
我們相信如下的心理判斷準則可以提供一定的幫助，當然不是萬無一失的。它們包括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
主觀上看，適合研究工作的年輕人可以通過如下特點辨別出來。他滿懷愛國熱情但不盲目，不像某些愛國者那樣具有天真的樂觀主義——他們基本上屬於「專業愛國者」，經常重複提及西班牙歷史上幾個著名人物的名字，以此證明國家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我們的年輕人對這種貧乏而微不足道的貢獻非常不滿。面對國際上對西班牙在缺乏科學和哲學人才方面提出的嚴厲的但言之有據的批評，他不會悲傷哀嘆或者吹噓否認，相反他會磨快自己的武器，為科學事業而戰。我們潛在的科學家比別人更為崇拜真理，還具有一種健康合理的懷疑態度。他雄心勃勃，但目標高尚、有價值；他渴望出類拔萃，將自己的名字與偉大的事業聯繫起來。
從客觀上看，未來的科學家給人的感覺是，他具有前面提到的那些優點。無疑，新手們往往很勤奮，也有能力駕馭數據和資料，但我們仍然面臨培養出誇誇其談的研究者的危險——他自己提出目標後卻不肯克服困難去實現。但是如果某位年輕人非常喜歡研究工作且精力充沛的話，如果他願意付出艱苦的努力，將娛樂和消遣節省下來的資金用於做實驗，比如建立一個小實驗室，在裡面磨鍊各種技術，親自證明著名學者的觀點和發現等，我們作為教授就必須堅定地幫助他、保護他。真正的使命感體現在年輕人犧牲時間和金錢、放棄娛樂和休息從事某項事業的行動上。
當然，無論學生表現得多麼真摯熱情，有時我們也會被這些特點誤導。使命不是一種態度，態度也不能保證成功。成功的原因很複雜，包含了很多因素，如掌握和運用大量知識的能力、吸收消化新觀點的能力、準確的批判洞察力、選擇正確的方法和資料，思想還需要有一定的哲學性。但是，這些互為補充的能力大部分都可以通過後天習得，研究者只要經常與教授溝通和接觸，就可以將這些能力轉移到自己身上。
總之，未來的科學家是一位典型的愛國者，渴望為自己和國家爭得榮譽，醉心於創造活動，不關心物質利益和世俗享受，重行動輕言辭且精力充沛。簡而言之，他可以為了實現自己高尚的理想——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科學這片天空中的幾顆新星——犧牲一切。
我們已經闡述過，作為教授或者導師必須告誡學生，科學永遠處於前進的發展狀態，如果我們真的決心去做，就有可能為科學的大廈添磚加瓦。
當然，有一種類似的態度也會出現在這個崇尚樂觀主義的國家——相信本民族的能力和美好前途的強烈信念，這種樂觀主義應該不是盲目的，而是謹慎有遠見的。勤奮盡責的領袖應該深知我們國家文化和科學的落後，而不是迎合取悅那些沾沾自喜的傲慢政客和眾多浮躁自負的學校教師。他必須牢牢記住，幾個世紀以來，西班牙在文明發展方面虧欠得太多。如果國家繼續忽視自己的職責，全歐洲都會失去耐心，將他永遠排斥在外。我們要批判，然後工作。懶惰的習慣應該受到譴責，但也要向前看，不要放棄努力。
那些同樣持有這種樂觀主義精神的人[戈多（Godó）稱其為「自相矛盾的樂觀主義」，但稱作「批判的樂觀主義」更好一些]，包括偉大的科斯塔（Costa），他對落後者和不愛國者的抨擊堅決有力。在現代，有很大成就的作家和思想家奧爾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主張西班牙應當在道德和文化上共同發展，應該全面認識到精神的貧乏以及政治的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