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哲學史 · 第二章 科學的方法論之確立

什麼是科學？科學之所以為科學，不在所研究的對象，而在研究時所持的科學精神、科學頭腦、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求真，科學頭腦在分析，科學態度在客觀，科學方法是實驗和嚴密的推理。是這樣，就是科學；不是這樣，就不配是科學。在近代的科學運動中，我們可以找出兩個代表人物來，一是伽利略，一是培根。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於一五六四年生於義大利的比薩（Pisa）。在比薩這個地方，他研究了他的哲學、物理學和數學。同時也養成了他對於文藝的愛好。在希臘的大思想家中，他愛柏拉圖，愛阿基米得，卻不大喜歡亞里斯多德，在他製作了一個望遠鏡和發現了木星（Jupiter）的衛星以前，他在一六一〇年已公開承認了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這是他日後遭禍之由，當時的知識界真夠頑固得可以，就是伽利略已用望遠鏡證實了的天文現象，他們也不承認，並且為維持自己的迷信計，連望遠鏡也不使用了。單怕看出有和自己的迷信相衝突的東西來，失面子。從前對信從哥白尼的學說的人是燒死。這回對伽利略卻是讓他起誓由他自己說自己的不是。在一六三三年，他六十九歲了，逼他起誓說以太陽為宇宙中心之說乃是邪說，應當棄之，並且發誓以後不論用文字或口頭再不加以援引了。他不得不發這樣的偽誓。他這偽誓的結果，內心上自然極為痛苦，但卻換得了九年的生命，又做了好些科學工作。一六四二年，他死了，享年七十八歲 [146] 。 伽利略在科學上有兩句名言，一是科學除自身外不依賴任何權威，二是一切推論必須從觀察和實驗得來 [147] 。由頭一句話就可見科學乃是求真的，乃是只以真理為依歸的，那麼，不特教會不能作為權威，《聖經》也何嘗可以作為權威！為科學而科學，舍科學外，一無他物，這是所有真正大科學家的共同精神。由第二句話，便可知科學方法實包括歸納與演繹二者，缺一不可。因為，倘若只用歸納法，天地間的一事一物便須件件觀察過、實驗過，才能得某種道理，這是不可能的；倘若只用演繹法，則必不能有新的發現。 照伽利略的意思，應當第一步用歸納，即以知覺觀察事物，但不只以觀察事物的「性質」為事，卻尤重在「計量」；第二步用演繹，演繹卻不是亞里斯多德式的推論演繹，而是「數學的演繹」，例如物體下落一事，我們可先計算既經觀察過的事實，以成一數學的假設，由此假設，以驗之於未嘗觀察的事實，倘若無誤，便是一條可以成立的自然律了。星體的運動，是不能實驗的，便都由那數學的演繹而得。歸納一過程是分析的，演繹一過程是綜合的。一般人講科學方法，往往只知道前一步對事實的觀察，而沒有注意到後一步對於觀察所得而作的演繹，更沒有注意到這種演繹乃是數學性質的，這是伽利略的過人處。 科學上的自然律是不是沒有例外呢？伽利略早見到了：是可以有例外的。但這例外一定有原因，原來自然律者乃是一種理想的規律，其用在化繁為簡，是為將要觀察的事物作下的一種根據而已。所謂自然律是一種「理想」的規律，這就是說，所有其他「事實上」的干涉成分都沒有計算上去。例如「在真空中物體下落的速度應該相等」一定律，在「事實上」就有空氣之稀薄與濃厚的影響在，但倘若空氣愈稀薄到近於真空時，則物體下落的速度亦必愈近於相等。這種速度之差，依然是可以計量的。我們從此可知真正的科學，不只在求定律，而且求定律之例外，又求定律之例外之所以然。 科學的方法論，到了伽利略已經算很完全了。但是倘若以通俗而論，卻又有一位更有力量的人物，這就是培根。培根（Francis Bacon）本人不是科學家，而是政治家。他是倫敦人，在一五六一年生，在一六二六年卒。他有雄辯的口才，曾為樞密大臣，後來卻為受賄去職，並受了重罰。西洋的哲人和中國的哲人不同，西洋哲人每每只以學識見重，中國哲人則更須人格有修養、極圓滿、有所謂「聖賢氣象」，才能受人崇敬。西洋大哲之人格，當然亦有極高極純者，但是一則他們並不重視此方面，二則此種人格與其學說之聯繫不如在中國哲學上表現之密切。 培根於一六一二年（明萬曆四十年）出版了一部《新工具》（Novum Organum Scientiarum），這卻是劃時代的一部著述。這部書代表了近代人對於自然科學的一般籲求，這部書代表了英國人傳統的實證精神。 培根認為：有為科學建築一新基礎的必要。古人除了德謨克律圖斯以外，觀察都太少，也太浮薄。經院派的學者更像早已失掉了對於真實之事應有的感覺似的。所以我們知識充滿偏見、充滿偶像。偶像有四種：一是部落的偶像，就是人類共有的假設；二是洞穴的偶像，就是由於個人天性或習慣而來的偏好；三是市井的偶像，就是語言中的因襲意義，人們用時卻並沒加以思索；四是劇場的偶像，就是哲學上武斷之說，已成為令許多人去服從的權威了，無人再加以自己之判斷。人們常以己意推之自然，例如我們愛正圓，正圓是給人快感的呀，於是就推論行星的軌道也是正圓的了。人們都不圖理解實物，卻只在爭虛文。「自然哲學」始終在被污的地位，初污於亞里斯多德學派之邏輯，繼污於柏拉圖學派之神學與數學，所以自然哲學不唯不能發揚，而且奄奄待斃了！ 哲學的唯一出路，則在衝破那許多先驗的系統（priori systems），亦即和希臘及經院哲學的傳統完全絕緣，而接受歸納方法。傳統的哲學亦有所謂歸納，但例證還嫌太少，結論還嫌太快。真正歸納法，亦即近代的科學方法，乃在決不憑極少的例證，就忙著得最普遍的律則。反之，卻是耐心而仔細地研究事實，其得一定理必是有條不紊地、一步步地漸漸地不急於得結論，這是科學的真精神，因為科學在求真，倘急於得結論，便仍是自己的意氣用事了，便夠不上客觀，便夠不上科學。中國一般人講科學方法的，卻往往不能把握這點真精神，但倘若這點真精神不能把握時，則雖口口聲聲講科學，仍必至落入武斷和迷信里去。近代的自然科學，其成績固然在能夠支配自然了，但是用培根的話講吧，「要利用自然者，卻先須服從自然。」服從自然，就得虛心和耐性。 倘若說培根是近代科學及實驗方法的始祖，自然有些過火。反之，培根倒是十六世紀科學運動發生後的產物，他的宣言，也毋寧為那一個科學運動的結論。不過，近代科學方法雖不是培根所創，但將這種方法強調起來，以雄辯的聲勢抬高起來，卻仍是培根的功勞，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甚而連向自己承認都不敢，培根卻說出了，這就是一件大事情！ 抑又不止此，培根雖沒創實驗科學及其方法，但是培根卻的確創下了「實驗哲學」，謂之為近代實驗主義的哲學之始祖，卻是當之無愧的。照他看，哲學與科學乃是休戚相共的，只有多出的一個形上學，卻是廢物。因此，他曾說：「千萬不要以為我們要建立什麼哲學的學派，像古代希臘人，或者一部分現代人一樣；因為這一則不是我們的命意，二則我們也不覺得那對於自然之空論及萬物之原理等會跟人類的福利多麼相關。」 [148] 也不止反對亞里斯多德，而是反對一切「對於自然之空論」，換言之，即一切不建諸科學之上的形上學。 對於最後因，他很攻擊，他指為是「不生育的處女」。對於神學，他的意見是教條乃信仰之對象，並非科學之對象。把理性與信仰截然劃分，這是他和經院哲學直對處，經院哲學卻是要將哲學與神學合而為一的。 不過培根對於神學，還似乎放在「存而不論」的地位。持進一步的態度的，乃是培根的友人霍布斯（Thomas Hobbes）。他是一個唯物論者。唯物論者往往是無神論者的。霍布斯又以主張專制著稱，他說無論在形上學上、在倫理上、在政治上，自由是不可能的。在國家猶如在自然界，一律是「強權即公理」（Might makes right）。他是馬基亞外利的一個絕好同調。他又說人類除了能語言之外，並沒有高出禽獸的地方。利害為一切評價之標準，這都是唯物論者的面目。因為他的世界中毫無理想成分，當然看不出人類有高出禽獸的什麼地方，以及利害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標準了。科學不一定與價值衝突，科學與價值只是不相干涉而已，唯物論就不同了，唯物論勢必蔑視價值，勢必破壞人類的美善理想。唯物論乃是人類精神偏枯了的病象。科學並不鼓勵唯物論，正如它不排斥唯物論，但是唯物論卻每每挾科學以自重；所以在論科學方法之際，不能不附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