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門徑 · 談中西愛情詩
各國詩都集中幾種普通的題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倫。西方關於人倫的詩大半以戀愛為中心。中國詩言愛情的當然也很多，但是沒有讓愛情把其他人倫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恩誼在西方詩中幾無位置，而在中國詩中則為最常見的母題。把屈原杜甫一批大詩人的忠君愛國憂民的部分剔開，他們的精華便已剝喪大半，他們使不成其為偉大。友朋交誼在中國詩中尤其重要，贈答酬唱之作在許多詩集中占其大半。蘇李，建安七子，李杜，韓盂，蘇黃，納蘭成德與顧貞觀諸人的交誼古今傳為美談，他們的來往唱和的詩有很多的傑作。在西方詩人中像歌德和席勒，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雪萊與濟慈，魏爾蘭與蘭渡諸人雖以交誼著，而他們的集中敘朋友樂趣的詩卻不常見。這有幾層原因：
一、西方社會表面上雖是國家為基礎，骨子裡卻偏向個人主義。愛情在生命中最關痛癢，所以儘量發展，以至掩蓋其他人與人的關係，說盡一個詩人的戀愛史，差不多就已說盡他的生命史，在浪漫時代尤其如此。中國社會表面上雖以家庭為中心，骨子裡卻側重替國家服務（「做官」）。文人往往費大半生光陰於仕宦羈旅，「老妻寄異縣」是常事。他們朝夕接觸的往往不是婦女而是同僚與文字友。儒家的禮教在男女之間築了一道很嚴密的防線（「閫」），當然也有很大的關係。在西方，這種防線未嘗不存在，卻沒有那麼嚴密。
二、西方受騎士風的影響，尊敬女子是榮耀的事，女子的地位較高，教育也較完善，在學問興趣上往往可與男子欣合，在中國得之於朋友的樂趣，在西方可以得之於婦人女子。中國受儒家的影響，乾上坤下是天經地義，而且女子被看成與「小人」一樣「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實際上也往往確是如此，所以男子對於女子常看作一種不得不有的災孽。她的最大的任務是傳嗣，其次是當家，恩愛只是一種倫理上的義務，志同道合是稀奇的事。中國人生理想向來側重事功，「隨著四婆裙」在讀書人看是恥事。
三、東西戀愛觀相差也甚遠。西方人認為戀愛本身是一種價值，甚至以為「戀愛至上」，戀愛有一套宗教背景，還有一套哲學理論，最純潔的是靈魂的契合，拿生育的要求來解釋戀愛是比較近代的事。中國人一向重視婚姻而輕視戀愛，真正的戀愛往往見諸「桑間濮上」，潦倒無聊者才寄情於聲色，像隋煬帝李後主幾個風流天子都為世詬病，文人有戀愛行為的也往往以「輕薄」「失檢」見譏。在西方詩人中戀愛是實現人生的，與宗教文藝有同等功用；在中國詩人中戀愛是消遣人生的，婦人等於醇酒鴉片煙。
這並非說，中國詩人不能深於情，不過表現的方式不同。西方愛情詩大半作於婚媾之前，所以稱讚美貌，申訴愛慕者特多；中國愛情詩大半作於婚媾之後，所以最好的往往是惜別，懷念，和悼亡。西詩最善於「慕」，但丁的《新生》，彼特拉克和莎士比亞的商籟，雪萊的短歌之類都是「慕」的勝境。中國詩最善於「怨」，《卷耳》《柏舟》《迢迢牽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元帝的《蕩婦秋思賦》，李白的《怨情》《春思》之類都是「怨」的勝境。中國詩亦有能「慕」者，陶淵明的《閒情賦》是著例；但是末流之弊，「慕」每流於「盪」，如《西廂》的「驚艷」和「酬韻」。西方詩亦有能「怨」者，羅塞蒂的短詩和拉馬丁的《湖》《秋》《谷》諸作是著例；但是末流之弊，「怨」每流於「怒」，如拜倫的《當我們分手時》和繆塞的《十月之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是詩的一個很高的理想。
中西情詩詞意往往有暗合處。赫芮克的《勸少女》絕似杜秋娘的《金縷曲》，丁尼生的《磨坊女》絕似陶淵明的《閒情賦》中「願在衣而為領」一段。但是通盤計算，中西詩風味大有懸殊。如果要作公允的比較，我們須多舉原作，非二三短例所可濟事，而且詩不能譯，西詩譯尤難。我們在這裡只略說個人的印象。大體說來，西詩以直率勝，中詩以委婉勝；西詩以深刻勝，中詩以微妙勝；西詩以鋪張勝，中詩以簡雋勝。在西方情詩中，我們很難尋出「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濕西湖雨」諸句的境界；在中國情詩中，我們也很難尋出莎士比亞的《當我拿你比夏天》，雪萊的《印度晚曲》，布朗寧的《荒墟中的愛》和波德萊爾的《招游》諸詩的境界。
通則都有特例。中詩雖較西詩委婉，但也有很直率的。大約國風，樂府中出自民間的情詩多自然流露。唐五代小令胎息於教坊歌曲，言情也往往以直率見深至。像「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願為西北風，長逝入君懷」，「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奴為出來難，任儂恣意憐」之類如在歐洲情詩中出現，便難免貽譏大方，而在中詩中卻不失其為美妙。西方受耶穌教的影響，言情詩對於肉的方面有一種「特怖」，所以盡情吐露有一個分寸，過了那個分寸便落到低級趣味。
肉的「特怖」令西方詩人諱言男女燕婉之私，但是西方人的肉的情慾是極強旺的，壓抑勢所不能，於是設法遮蓋掩飾，許多愛情都因為要避免宗教道德意識的裁製，借化裝來表現。弗洛伊德派心理學家曾經舉過許多實例。但在中國，情形適得其反。不但與宗教道德意識相衝突的愛情可以赤裸裸地陳露，而且有許多本與男女無關的事情反而要托男女愛情的化裝而出現。《詩經》中許多情詩據說是隱射國事的，屈原也常以男女關係隱寓君臣遇合。像朱慶餘的「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那一首詩表面上完全是敘新婚之樂，實際卻與新婚毫無關係。我們倒很希望弗洛伊德派心理學家對此種事例下一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