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門徑 · 談報章文學

在染著經院氣的人們看，報章和文學不能發生關聯。報章只是朝菌隨生隨死，而文學是千秋事業；報章只能投俗好，而文學須自拔於流俗。曲彌高而和彌寡。這看法不只在中國是很普遍，就是在報章文學最發達的歐美，所謂journalistic writing（「報章寫作」）也含有貶責的意味。你說一個作者的風格是「報章的」，乃至於說一個人的英文是「報章的」，他都不會覺得你恭維他。 一直到現在，還有一派自尊的學者們不肯讀報章里的文章，他們不肯替報章寫文章，更不消說。從前我有一位篤好古典的朋友，看到我的案頭擺著一些文學刊物，很驚訝而且惋惜地問：「你也在看這些東西？」他特別著重「也」字，言下仿佛有錯認了我的意思，以為我本來還潔身自愛，於今竟做出這樣沒出息的事，看報章里的文章，後來他發見我不但看，而且還寫，替報章寫，他就不再說什麼，只在面上露一點難過的樣子，我明白，他認為我是無可救藥了。 這不全是一種偏見。就事實論，報紙文章普通確是很壞。報章的主要功用是報導新聞和反映輿論，這些都是嚴肅而不免枯燥的工作。社會除此之外還有一點消遣，報章於是就「副刊」一點文學作品供消遣。所以文學在報章里變成一種「餘興」，只是茶餘酒後聊散心神的讀物。作家有以此為業的，能寫文章給人看，就想人看得高興，而報章讀者各色人等都有，一般的趣味不能很高，作家就勢必要遷就他們，迎合他們的不很高級趣味，於是產生一些空洞膚淺而富於刺激性與麻醉性的東西，一般報章文學的現狀都是如此。這種作品的影響很壞，是無可諱言的。讀者如果認為這是文學，就會養成文學的低級趣味，永遠不會能欣賞真正的文學；作者如果認為這是文學，也就會養成油腔滑調，永遠不會能創造真正的文學。所以染著經院氣的人們不屑看報章文學，更不屑寫報章文學，確有他們的見地。 但是因噎不能廢食。報章文學並非天生來必然要壞，它的壞是由於讀者與作者都不肯努力求好。語文的功用原在表現思想與情感，各時代情境不同，表現的方式也就不同。原始人類一切都藉口傳，文字發明以後，口傳變為筆寫；印刷發明以後，筆寫又變為印刷；從前印刷的都是整部書籍，近代報章流行以後，零篇片段可以逐日逐月分期印行。這可以說是表現方式的進步，因為流傳愈廣愈速。我們不能相信由筆寫變為印刷時，文學必然要因為流傳較廣較速，而就貶值或降低身份。由印成書本變為印成報章，道理也應該是一樣。無論如何，我們既生在這個時代，就應該接受在這個時代最通行的表現方式，也就應該把這個表現方式弄得完善合理。 它可以弄得完善合理，歷史有前例可證。姑且拿英國來說，十八世紀散文寫得最好而影響也最大的要算艾迪生。當時報章文字初露頭角，他主編一個小型日刊叫做《旁觀者》，以親切流利的文筆談日常生活中一些小問題，以及文學哲學政治上一些大問題，結果不但奠定了一代的文風，而且影響到當時社會的風俗習慣。他自己表明宗旨說：「蘇格拉底據說把哲學從天上搬到人間，我有野心要人說我把哲學從書齋和圖書館，學校和書院搬到俱樂部和集會場，茶席和咖啡館裡。」這可以說是學術的大眾化或通俗化。通俗化原來有它的弊端，它有時不免使人把學術看得太容易，甚至淆亂學術的真相，但是它也有它的功德，它叫一般人能趕上時代，至少是明白他所處的時代，不長留滯在愚昧狀態中。艾迪生在《旁觀者》里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他叫一般英國人每天清早於消遣娛樂中得到一點教益，同時讀到一篇淺顯而典雅的文章，無形中對他們自己運用語文發生好影響。像這種報章文學比起「書齋和圖書館，學校和書院」里許多正經作品和高頭講章，對於社會的效益還要大得多。 這是十八世紀的事，近百年來報章日漸發達，在報章上發表作品已成為文學家的慣例，許多有名的小說家，像狄更斯、薩克雷、威爾斯諸人，都先在報章發表他們的作品而後集結成書。甚至於富於研究性的學術著作，像法國聖伯夫的許多文學傳記，以及極不通俗的詩篇，像艾略特和奧登的作品，也都先出現於一般刊物。理由很簡單，作者需要讀者，而報章能供給的讀者數目最多，品類也最繁複。 作者需要讀者，這是人情。文學的功用原來就在作者有所見，有所感，借語文的傳達，在讀者心中引起同見同感。「孤高自賞」雖然可以見出作者的身份，卻不一定是文學的健康狀態。「象牙之塔」只是作者的囚籠，而不是他的發育成長所依賴的土壤。真正偉大的作者，必須了解現實人生，因此他就必須接近民眾，就多對於人生起深刻的同情的了解，多吸收文學的生命力。就民眾說，他們多接近作者（這就是說，多讀他們的作品），也就多學會作者的較銳敏的觀察，較豐富的想像，和較深摯的情感，因此對於人生得到較深廣的了解和較純正的感受，至於文學趣味的加強與提高，是當然的結果，更不消說。作者的成就愈大，讀者的趣味也就愈提高；讀者的趣味愈提高，作者的成就也就愈大。從歷史看，文學風氣的演進大抵如此。所以居今之世，一個文學作家不能輕視他的讀者群眾，因此也就不能輕視讀者群眾最多的報章，報章在今日是文學的正常的發育園地，我們應該使它成為文學的健康的發育園地。 這是報章文學作家的責任。他不能輕視讀者，他不必逢迎讀者，他卻不妨由遷就讀者而逐漸提高讀者。說話的用意原來在使人懂，明知其不懂而仍嘮叨不休，這正是「不可與之言而與之言，失言」。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如果所說的話旁人無須說而已全懂，說也就是多餘的。所以凡是要說的話都有兩個條件：第一，聽者可以懂；其次，聽者未經說出就還未懂。因其可懂，話不是白說的；因其由未懂到懂，話是有效驗的，對於聽者是有進益的。文學的效用，說來說去，原來不過如此。它叫人逐漸多懂一點，或是懂得更透徹一點。這就是說，它逐漸啟發人，提高人的心靈水準。一個報章文學作者如果做到了這一步，他就算盡了他的能事了。他所寫的應該是他的讀者群眾在現狀所能接受的文學，同時也應該是使這群眾能得到進益的文學。這種作品應該不叫一般讀者覺得乾燥無味，也不叫高明人覺得它的趣味是低級的。總之，它要能深入淺出，雅俗共賞。 這番話就作為編者開始編輯本刊的一種告白，編者自己把它懸為一個理想，也希望惠稿人們協力促成這個理想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