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記 · 書　前

周良沛 詩人柯岩那句「人的一生，都在路上」的短句後面，正是無數無數長長的，長長的，有的還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路。它確實是哲理的詩意表達，能奮進生命，也能是無奈於生命的長嘆。大千世界，不論什麼人，不論他尊、卑、貴、賤，一生不都在走著，並要走完他的人生路麼？可每個人對道路的選擇，怎樣去走自己的路，就大不一樣了。 別了多年之後，眼前廣田（1906.10.1—1968.11.3）同志這本《西行記》，真是看他向我們走來了。 然而，他確確實實離開我們三十多年了。是在十年動亂中遭受迫害致命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雲南大學對李廣田的批鬥開始，從此被拘留，失去人身自由。在課堂批鬥李廣田時，中文系學生張美莉因遲到也當場受到圍攻，遂於當天服毒自殺。此後，李廣田被拘留達一年半之久，精神上受到極為殘酷的迫害。他說：「由於長期孤立，我幾乎失去了說話的能力，當我一個人被關在那小小的牢房裡的時候，我想試著唱一唱《東方紅》，但我已經唱不出聲音」，「心裡有千言萬語說不盡」，而「我沒有聲音了」。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紅衛兵前來提審，門衛只見他在晚上八點四十分被紅衛兵押出學校後門。第二天凌晨，一位路過蓮花池的農民發現李廣田的遺體直立水中，撈上後發現臉上淤血，額角有傷，脖子上有繩索的痕跡，而腹中無水。圍觀者中，有一老人聽說要立即送去火化時說了一句「真是水深火熱啊」，即以「同情李廣田」罪被批鬥、拷打。當天，雲南大學大課堂北牆上發現標語「李廣田好」！於是全校動員清查「反標」，沒有結果。 這個沒有結果的清查，還是詩人一生的結果①。 歷史真會開玩笑，據公開出版的《李廣田年譜》上白紙黑字指名道姓地說到「閉起眼睛劃李廣田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也不會錯」的狗男狗女，搖身一變，一夜暴富，有權打人的「英雄」又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英雄」了。這真是對歷史的諷刺。當年，說廣田「反」這「主義」，反那「主義」的，不就是走哪條路的問題麼？別的，該怎麼評論，咱不清楚，可廣田走的，確實是條不易的人生路。他—— 生於山東鄒平縣草廟頭村，在一個「有病不請醫生，受欺不敢反抗」，除非紅白喜事，「鄉黨鄰里都很少來往」，「自給自足，與世無爭」的農家。兄弟四人，排行第四。原名王錫爵。因家境貧寒，不滿周歲，便被「借」給中年無子的舅父，過繼為子，改姓李，名廣田。幼入村中私塾，後在縣城讀小學，死讀「昔聖先賢」之理。加之家庭貧寒，又是異姓過繼來的人，使這少年不像少年。人們稱讚他「老成持重」。一九二三年十七歲時，考入濟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與鄧廣銘、臧克家同班。佛家儒家的影響，叫他老在無故地克制自己時，一種逆反心理隨著年輕人的生命力而外揚，把興趣轉到文學方面來。他先是寫詩，後和幾個同學在校內辦了一個「書報介紹社」，從京滬等地賒購「語絲社」、「創造社」等出版的新書，在學校推廣了新文學、新思想。一九二八年，北伐軍節節勝利，工農革命高漲，各地的軍閥勢力十分恐慌。三月，濟南發生暴動案。「書報介紹社」所購新書中有《文學與革命》，被山東督辦張宗昌的特務查獲。二十六日李廣田被捕，入獄四十餘日，受盡酷刑。父親賣掉祖傳的林木果園，也未能將他贖出。「五三慘案」，日軍開槍打死我五千軍民，前三日北伐軍在蔣介石打著繼續「北伐」和「統一」的旗號下，實際上在打新舊軍閥之間的戰爭，他們三面包圍濟南，張宗昌一看大勢不好，連夜逃出山東。由於政局變化，他於一夜槍聲之中恢復了自由。 這一事件的結局，只是他一生的開始，但，也像他死後那場沒有結果的清查正是他一生的結果一樣，這一開始，也劃下他一生軌跡的中軸線。出獄後，教小學，後又上了北京大學英文系，與卞之琳、何其芳三人合出的詩集《漢園集》贏得「漢園三傑」的美譽。他也是三者之中的兄長。畢業後回山東，在濟南中學任教，抗戰爆發，即隨校流亡，經河南、湖北到大後方四川羅江。為「這偉大的時代正是一個最好的鍛冶廠，我們將在工廠中鍛冶我們自己」而創辦了《鍛冶廠》。他這樣教學，在學生中這樣傳播進步思想，自被解聘。在「西南聯大」，民主與獨裁，迫害與反迫害，飢餓與反飢餓的鬥爭中，他與民主鬥士聞一多等，宣誓要追捕反動派一手製造的「一二·一慘案」的兇手，為死者報仇。李公朴被特務暗殺，血漬未乾，聞一多又遭毒手，他和李何林把他們的著作搜集起來，以備出版而紀念死者時，又獲悉自己已上了特務的黑名單，但他已毫無畏懼，依然故我。復員北上到天津「南開」，也依然積極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公開發表講話怒斥反動派的法西斯暴行，同時當局也對他再次發出通緝令。形勢所迫，「經朱自清先生邀請轉到清華大學任教。『清華園』在白色恐怖中大搜捕時，他家中就正隱蔽著地下工作者。」 他是在這樣的考驗中加入黨的。 解放後，他調雲南大學任副校長、校長。 過去，他是憑人所以是人的正直、天理良心走近了進步的書籍，自然而然地投入了現實之中的是與非、進步與倒退、革命與反動的實際鬥爭而入了黨；在一九五二年整風學習中，他實事求是地講到他親聞目睹的農村幹部違法亂紀，學校教學質量下降的嚴重後果所示的黨心時，雖然不能說他認識超前，但後來黨中央所反的「浮誇風」等不正之風，正能說明他的實事求是必然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政策一致。可遇到「閉起眼睛劃李廣田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也不會錯」的，有權還掌握廣田政治命運者之流的手上時，廣田這樣誠實、正直的讀書人還能有他的好日子過麼？「反右傾」中給他戴了帽子，中央來了甄別政策時，也藉故「維持原結論」，拖到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會」後已無法再拖，才給他甄別平反。十年動亂，非常時期，這號人更是無法無天，是與馬克思主義根本宗旨對著幹的，還打著紅旗以保官升官。無論何處，有這麼幾個「南霸天」、「北霸天」的，能有寧日麼？廣田的結局，似乎也就難免了。 他走過的是條什麼樣的路啊。說「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也不是常說的那種「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了。他正是在自己所說的「鍛冶廠」，經過了不同時代的幾番風雨所「鍛冶」，幾乎是佛家所說的「修煉」了，不是成仙，而是讓我們看到他為人的人格力量，也像仙的靈光閃爍。 這本《西行記》，正是廣田記述他在抗戰爆發後隨校入川，「鍛冶」自己的一個片段。雖然他以「漢園三傑」而詩名遠揚，可他和何其芳個人的第一本專集，都是散文集。他老師周作人為他的處女集《畫廊集》所作之序，從書名的「畫廊」二字聯繫到那所謂「斯多葛派」（Stoikoi）的希臘哲人中間的那個「畫廊派」。這「派」名，是由他們的師父什農（Zenon）講學之地的畫廊（Stops Poikile）而來，與廣田的《畫廊集》之「畫廊」本無什麼必然聯繫，但他們主張「順應自然的生活，而人有理性，有自然的幸福的生活即在具備合理的德性，由聰明以及勇敢中庸公平，達到寧靜無欲的境地」。周作人為此是很讚賞這「派」的「神滅論與其艱苦卓絕的作風」。同時讚賞廣田「有那種艱苦卓絕的生活與精神，畫成文之好與不好亦自不足論也」②的淡泊名利，只問耕耘的人生態度倒是相契的。其他的是否都那麼一致，則未必。他們「三傑」之中，用卞之琳的話說，只是「彼此感到親切」③，以詩會友之友。他們，「都傾向散文不拘一格，不怕混淆了短篇小說、短篇故事、短篇論評以至散文詩之間的界限，不在乎寫成『四不像』，但求藝術完整，不贊成把寫得不像樣的文章都推說是『散文』。廣田最初有個時期寫散文最多，寫得確有點像他自己要求的『行雲流水』式，富有抒情味道，樸素、恬淡，而其芳最初也在這方面頗有突破，寫得精雕細琢，濃郁、華麗。他們兩個在這方面傾注了不少詩情、詩藝」④。不同的藝術追求，自然有不同的藝術風格，但又為他們「漢園」的關係，以人劃線，將廣田也一道劃為「京派」作家。上世紀三十年代文學界相對於「海派」所言的「京派」，也是新時期評論家一個頗有說法的題目，針對具體人具體作品的藝術分析，往往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有的以此所作的科研項目，有時也未必科學。 廣田的散文，卞之琳有言：「一清如水，更無需詮釋。」⑤一旁饒舌，自討沒趣。這本《西行記》，一九四二年三月由重慶國民圖書社初版，是以書中的一篇《圈外》為書名的。它敘說了抗戰時官場那種空話、套話連篇，搞形式，走過場的「空傳會」，一個是只有些軍人、學生，場面冷落，卻把真正的「民眾」——老百姓排斥在「圈外」，「仿佛是站在一個玩把戲的場子外面」看圈內「玩把戲」。而在另一處，聰明的專員，「卻是借用了警察的棍子把他們——民眾代表——趕了來」，跟著他一起「耍把戲」。它將舊政權的腐朽，是寫透到骨子裡了。廣田同志正是這麼冷眼觀世，樸實、真摯、親切地記述了此行之所見所聞，自然也是自己一段心路的歷程。比之他一生一些富有戲劇性的，或摧殘心身的慘烈，它倒是些較為平易的故事。可是，他正以這種平易，沒有任何「炒」作的自我吹噓而記述自己怎麼投入抗戰，走向人民，走向進步的。樸實的行文，正是誠實者的本色語言。如寫轉斗鋪賣豆腐的向他說到紅軍「對窮人很好」，這在白色恐怖下，說這樣的老實話，是要有膽識的。如那因吸菸早衰而早朽，誰也想不到是那婦人兒子的《母與子》，以及兒媳跟保長混在一起，為此得來不少「方便」的故事，確實「混淆了短篇小說、短篇故事、短篇評論以至散文詩之間的界限」，不是壞文章而名之的散文，而是寫散文寫出的好文章。將政府腐敗無能，民不聊生的人世，在平易中寫得不平易，生動地再現了廣田人生選擇的可信性。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人的一生，也不容易。當年說廣田反了這反了那的，而他人生的軌跡所說明的，不正是對此一記響亮的耳光麼？心術不正，整人發家者，不論他怎麼榮華富貴，行屍走肉，活著也是死了，而死去的廣田，卻活在他的詩文中。 廣田今日，還在路上…… 注　釋： ①以下凡未另作注的引文，均引自《中國新詩庫·李廣田卷》，長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5月版。 ②周作人《畫廊集·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③卞之琳《漢園集·題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④⑤卞之琳《李廣田散文選·序》，雲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