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學發凡 · 【第一篇】 引 言
一 修辭二字習慣用法的探討
修辭本來是一個極熟的熟語，自從《易經》上有了「修辭立其誠」一句話以後便常常連著用的。連用久了，自然提起了辭字，便會想起了修字，兩字連結，簡直分拆不開。但是解說起來，終究還是修是修、辭是辭的，被人當作兩個單詞看。直到現在講修辭的還是如此。
而各人對於這兩個單詞的解說，又頗不一致，大體各可分為廣狹兩義：（甲）狹義，以為修當作修飾解，辭當作文辭解，修辭就是修飾文辭；（乙）廣義，以為修當作調整或適用解，辭當作語辭解，修辭就是調整或適用語辭。兩相綺互，共得四種用法如下：
這四種用法，現在可說都是有人在那裡用的，不過有意識的不意識的分別罷了。我們要講修辭，對這意識的或不意識的習慣用法，必須約略先加探討。
第一，是文辭還是語辭？這在過去，往往會回答你說：既然講修辭，自然修的是文辭。如顧亭林所謂「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見《日知錄》十九），便是隱隱含有這種意思的一個例。但若略加考察，便知這只是禮拜文言時期的一種偏見。在禮拜文言的時期，人們往往輕蔑語體，壓抑語體，貶稱它為「俚語」為「俗語」。又從種種方面笑話它的無價值。而以古典語為範圍今後語言的范型。其實古典語在古典語出現的當時，也不過是一種口頭語言，而所謂修辭又正是從這種口頭語言上發展起來的。無論中外，都是如此。後來固然有過一大段語文分歧的時期，執筆者染上了一種無謂的潔癖，以謹謹守衛文言為無上的聖業。而實際從語體出身的還是往往備受非常的禮遇，如「於菟」、「阿堵」之類方言，竟至視同辭藻，便是其例。如所謂諧讔，逐漸發展，成為燈虎商謎，竟至視為文人雅事，也是其例。而（1）文辭上流行的修辭方式，又常常是受口頭語辭上流行的修辭方式的影響的，要是承認下游的文辭的修辭方式，便沒有理由可以排斥上游的語辭的修辭方式。（2）文辭和語辭的修辭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要是承認文辭的修辭方式，也便沒有理由可以排斥語辭上同等的修辭方式。（3）既是文辭語辭共有的同等現象，即不追尋源頭也決沒有理由可以認為文辭獨得之秘。就修辭現象而論修辭現象，必當坦白承認所謂辭實際是包括所有的語辭，而非單指寫在紙頭上的文辭。何況文辭現在也已經回歸本流，以口頭語辭為達意傳情的工具。而我們現在聽到「演說的修辭」云云，也早已沒有人以為不辭了。這就是實際上已經把語辭認作修辭的工具了。
第二，是修飾還是調整？這在過去，也往往會回答你說：既然說修辭，當然說的是修飾。如武叔卿所謂「說理之辭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隱，則寧質毋華可也。達意之辭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則寧拙毋巧可也」（見唐彪《讀書作文譜》六），便是指修飾而說的一個例。這也只是偏重文辭，而且偏重文辭的某一局部現象的一種偏見。修辭原是達意傳情的手段。主要為著意和情，修辭不過是調整語辭使達意傳情能夠適切的一種努力。既不一定是修飾，更一定不是離了意和情的修飾。以修飾為修辭，原因是在（1）專著眼在文辭，因為文辭較有修飾的餘裕；（2）又專著眼在華巧的文辭，因為華巧的文辭較有修飾的必要。而實際，無論作文或說話，又無論華巧或質拙，總以「意與言會，言隨意遣」為極致。在「言隨意遣」的時候，有的就是運用語辭，使同所欲傳達的情意充分切當一件事，與其說是語辭的修飾，毋寧說是語辭的調整或適用。即使偶有斟酌修改，如往昔所常稱道的所謂推敲，實際也還是針對情意調整適用語辭的事，而不是僅僅文字的修飾。
二 修辭和語辭使用的三境界
至於所謂華巧不是修辭現象的全領域，我們只須從修辭的觀點把使用語辭的實際一查考便可以瞭然。
我們從修辭的觀點來觀察使用語辭的實際情形，覺得無論口頭或書面，盡可分作下列的三個境界：
（甲）記述的境界——以記述事物的條理為目的，在書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學的記載，在口頭如一切實務的說明談商，便是這一境界的典型。
（乙）表現的境界——以表現生活的體驗為目的，在書面如詩歌，在口頭如歌謠，便是這一境界的典型。
（丙）糅合的境界——這是以上兩界糅合所成的一種語辭，在書面如一切的雜文，在口頭如一切的閒談，便是這一境界的常例。
內中（甲）（乙）兩個境界對於語辭運用的法式，可說截然的不同。用修辭學的術語來說，便是（甲）所用的常常只是消極的手法，（乙）所用的常常兼有積極的手法。例如鄭奠氏所舉的《論語》的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和《古詩十九首》中的
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便是絕好比照的兩個例。兩例主要的意思可說完全相同，而一隻「直寫胸臆，家常談話」，單求概念明白地表出，一卻「托物起興，觸景生情，而以嗟嘆出之」，除卻表出概念之外，還用了些積極手法。所謂積極手法，約略含有兩種要素：（1）內容是富有體驗性、具體性的；（2）形式是在利用字義之外，還利用字音、字形的。如這首古詩的整整齊齊每句五言，便是一種利用字形所成的現象。這種形式方面的字義、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內容方面的體驗性、具體性相結合，把語辭運用的可能性發揚張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脫尋常文字、尋常文法以至尋常邏輯的新形式，而使語辭呈現出一種動人的魅力。在修辭上有這魅力的有兩種：一種是比較同內容貼切的，其魅力比較地深厚的，叫做辭格，也稱辭藻；一種是比較同內容疏遠的，其魅力也比較地淡淺的，叫做辭趣。兩種之中，辭藻尤為講究修辭手法的所注重。在小說、詩歌等類敘事抒情的語言文字上用得也最多。所謂華巧，也便是指這種形式的表面特色說的。
而實際，正如王安石《上人書》所說，「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華巧並不算是修辭的唯一的標的。這用古話來說，便是所謂「文」外還有所謂「質」。用我們的術語來說，便是積極的修辭手法之外，還有消極的修辭手法。
消極手法是以明白精確為主的，對於語辭常以意義為主，力求所表現的意義不另含其他意義，又不為其他意義所淆亂。但求適用，不計華質和巧拙。當「寧質毋華」的時候便「寧質毋華」；當「寧拙毋巧」的時候便「寧拙毋巧」。（甲）一境界清真的語辭，實際都是單獨用這種手法的。（丙）一境界的語辭，清真的部分也是單用這種修辭手法的結果。如上舉「君子」云云，便是一個例。這是古話所謂「質」的部分。
此外古話所謂「文」的部分，如（乙）的全體及（丙）的另一部分，實際消極方面也不能不參用消極手法，而求語辭的精確明白。這又就是古話所謂「文附質」、「質附文」的質文相待情況。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篇所謂「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與王若虛《滹南遺老集·新唐書辨》所謂「作史與他文不同。寧失之質，不可至於蕪靡而無實；寧失之繁，不可至於疏略而不盡。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而惟異之求。肆意雕鐫，無所顧忌。以至字語詭僻，殆不可讀。其事實則往往不明，或乖本意」，可說便是針對這種情況而言。
三 修辭和語辭形成的三階段
我們若再考察涉及內容的語辭形成的三階段，將更可以明了修辭的實際情形。
語辭的形成，凡是略成片段的，無論筆墨或唇舌，大約都須經過三個階段：一、收集材料；二、剪裁配置；三、寫說發表。這三個階段的工作並非同受一樣條件的支配。如收集材料最與生活經驗及自然社會的知識有關係。剪裁配置最與見解、識力、邏輯、因明等等有關係。寫說發表最與語言文字的習慣及體裁形式的遺產有關係。三個階段的條件順次遞積，到了寫說發表的時候，便已成為與生活、經驗、自然社會的知識，與見解、識力、邏輯、因明，與語言文字的習慣及體裁形式的遺產等等無不有關的條件複雜的景象。而始終從中暗暗指揮的，便是也許寫說者自己覺得的也許自己不覺得的一定的生活上的需要。無論是覺得的或不覺得的，必以實現這一定的需要，在收集材料；必以實現這一定的需要，在剪裁併配置所收集的材料；也必以實現這一定的需要，在寫說發表所已經剪裁定妥、配置定妥的材料。這種需要，在語辭上常被具現為一篇文章或一場說話的主意或本旨。若將寫說單作寫說者個人的情事看，可說寫說便是為了發揮這個意旨起見，運用語辭來表出上述條件複雜的景象的一種工作。
但寫說本是一種社會現象，一種寫說者同讀聽者的社會生活上情意交流的現象。從頭就以傳達給讀聽者為目的，也以影響到讀聽者為任務的。對於讀聽者的理解、感受，乃至共鳴的可能性，從頭就不能不顧到。而尤以發表這一階段為切要。因為這一階段，是寫說者將寫說物同讀聽者相見的時候。寫說者和寫說物和讀聽者各都成為交流現象上必不可缺的要素。當這時候，寫說者縱然還有「藏之名山」的志向，也不便再以「藏之名山」自豪了。對於夾在寫說者和讀聽者中間盡著傳達中介責任的語辭，自然不能不有相當的注意。看它的功能，能不能使人理解，能不能使人感受，乃至能不能使人共鳴？
古來因為中介語辭不能盡責，甚至鬧成笑話的很多。試舉幾個例子。例如范雎說的：
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見《戰國策·秦策》）
這就等於放了一個謠言。缺失最大。也有缺失不到這樣程度的，例如錢大聽說的：《論語》的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也就有兩解：一，把「攻」作攻治解，「已」作助詞「了」字解；二，「攻」作攻擊解，「已」作動詞「止」字解（見《養新錄》三）。
根據這種事實上的缺失及其他事實上的需要，所以材料配置定妥之後，配置定妥和語辭定著之間往往還有一個對於語辭力加調整、力求適用的過程；或是隨筆衝口一恍就過的，或是添注塗改窮日累月的。這個過程便是我們所謂修辭的過程；這個過程上所有的現象，便是我們所謂修辭的現象。
同這現象有關係的具體的事項自然極其複雜，即就上頭說過的來說，便已有生活、經驗的關係，有自然社會知識的關係，有見解識力的關係，有邏輯因明的關係，有語言文字的習慣及體裁形式的遺產的關係，又有讀聽者的理解力、感受力等等的關係。普通作文書上常說的有所謂「六何」說。以為最有關涉的不過六個問題，就是「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時」、「何如」等六個「何」。普通常說：第一個「何故」，是說寫說的目的：如為勸化人的還是但想使人了解自己意見或是同人辯論的。第二個「何事」，是說寫說的事項：是日常的瑣事還是學術的討論等等。第三個「何人」，是說認清是誰對誰說的，就是寫說者和讀聽者的關係。如讀聽者為文學青年還是一般群眾之類。第四個「何地」，是說認清寫說者當時在什麼地方：在城市還是在鄉村之類。第五個「何時」，是說認清寫說的當時是什麼時候：小之年月，大之時代。第六個「何如」，是說怎樣的寫說：如怎樣剪裁、怎樣配置之類。其實具體的事項何止這六個！但也不必勞誰增補為「七何」、「八何」。至少從修辭的見地上看來，是可以不必的。
我們從修辭的觀點看來，覺得上述複雜的關係，實際不妨綜合作兩句話：（1）修辭所可利用的是語言文字的習慣及體裁形式的遺產，就是語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2）修辭所須適合的是題旨和情境。語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說是修辭的資料、憑藉；題旨和情境可說是修辭的標準、依據。像「六何」說所謂「何故」、「何人」、「何地」、「何時」等問題，就不過是情境上的分題。情境是拘束的、理知的，或題旨是抽象的、概念的，如前述（甲）一境界的語辭，便只能用消極手法。例如《史記·律書》說律數便只能說：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而不能用「周余黎民，靡有孑遺」那樣孟軻所謂必須「以意逆志」的誇張法。再如情境是自由的、情趣的，或題旨是具體的、體驗的，如前述（乙）一境界或（丙）一境界某部分的語辭，那又未嘗不可任情隨題，採用積極的表現。例如《南史·到溉傳》：
溉孫藎早聰慧。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絹二十匹。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最後一句君臣相戲的話，用了一個藏詞法把「貽厥」這兩個字來貼套一個「孫」字，也覺得於題旨於情境並沒有什麼不適合，沒有理由可以像顏之推那樣說它紕繆不通的（參看《顏氏家訓·文章》篇）。
四 修辭同情境和題旨
但是消極修辭積極修辭雖然同是依據題旨情境調整語辭的手法，卻也不是毫無什麼側重：（1）消極手法側重在應合題旨，積極手法側重在應合情境；（2）消極手法側重在理解，積極手法側重在情感；而（3）積極手法的辭面子和辭里子之間，又常常有相當的離異，不像消極手法那樣的密合。我們遇到積極修辭現象的時候，往往只能從情境上去領略它，用情感去感受它，又須從本意或上下文的連貫關係上去推究它，不能單看辭頭，照辭直解。如見「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一句句子裡的一個「秋」字，便當如本書借代章所說的作「年」字解，不能望文生義，直把「秋」字解作夏後冬前的「秋」。
然而可惜古來的見解多是單看辭頭的。或因辭頭略有轉折，便以為破格不通。例如關於上舉藏詞，顏之推在《家訓·文章》篇便說：
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為「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為「孔邇」，於義通乎？
這我們可以稱為破格 說。或因辭頭略離題旨，便以為虛浮不實。例如關於譬喻，劉向《說苑》記梁王對於惠施的故事道：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
這我們可以稱為虛浮 說。或因辭頭略乎華巧，便以為是一種華麗的裝飾。例如王安石《上人書》道：
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
這我們可以稱為裝飾 說。這些單看辭頭的說法，雖然同濫用辭頭的形跡不同，其實便是濫用辭頭的同病別發。因為一樣不甚留意修辭同題旨和情境的聯繫，尤其是同情境的聯繫。一旦遭遇根據情境的反對論，便將無法解答。例如惠施對梁王說：
「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我們知道切實的自然的積極修辭多半是對應情境的：或則對應寫說者和讀聽者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即雙方共同的經驗，因此生在山東的常見泰山，便常把泰山來喻事情的重大，生在古代的常見飛矢，便常把飛矢來喻事情的快速；或則對應寫說者的心境和寫說者同讀聽者的親和關係、立場關係、經驗關係，以及其他種種關係，因此或相嘲謔，或相反詰，或故意誇張，或有意隱諱，或只以疑問表意，或單以感嘆抒情。種種權變，無非隨情應境隨機措施。
這種隨情應境的手法，有時粗看，或許覺得同題旨並無十分關係，按實正是灌輸題旨的必需手段。語言學家巴利曾經說過：我們說話便是一種戰鬥。因為人間信念、欲望、意志等等，都還不能完全吻合，這人以為重大的未必旁人也以為重大，這人以為輕微的未必旁人也以為輕微，因此每有兩人接觸，便不能不開始所謂語辭的戰鬥，運用所謂語辭的戰術。有時辛辣，有時紆婉，有時激越，有時和平，有時謙恭愁訴，簡直帶有偽善的氣息。必須如此，才能攻倒對方壁壘的森嚴，傳達自己的意志到對方，引起對方的行動。而所以說話的目的，方才可以如願達到（見所著《語言活動和生活》）。他因此斷定語言活動便是社會的生活的表現，語言便是椅桌間折衝的武器。我們倘若也用武器來做譬喻，便也可說修辭是放射力、爆炸力的製造，即普通所謂有力性動人性的調整，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同立言的意旨無關的。
總之，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義，不應是僅僅語辭的修飾，更不應是離開情意的修飾。即使偶然形成華巧，也當是這樣適應的結果，並非有意羅列所謂看席釘坐的飣餖，來做「虛浮」的「裝飾」；即使偶然超脫常律，也應是這樣適應的結果，並非故意超常越格造成怪怪奇奇的「破格」。凡是切實的自然的修辭，必定是直接或間接的社會生活的表現，為達成生活需要所必要的手段。凡是成功的修辭，必定能夠適合內容複雜的題旨，內容複雜的情境，極盡語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覺得無可移易，至少寫說者自己以為無可移易。略如福洛貝爾教導他的弟子莫泊桑的「一語說」所謂無論什麼只有一個適切的字眼可用而寫說者就用那個唯一適切的字眼來表出的一樣，或更說得切實些，竟如盧那卡爾斯基所謂「內容自在努力，趨向一定的形式」的一樣。
五 修辭的技巧和修辭的方式
這種修辭技巧的來源有兩個：第一是題旨和情境的洞達，這要靠生活的充實和豐富；第二是語言文字可能性的通曉，這要靠平時對於現下已有的修辭方式有充分的了解。技巧是臨時的，貴在隨機應變，應用什麼方式應付當前的題旨和情境，大抵沒有定規可以遵守，也不應受什麼條規的約束。只有平日在這兩面做下了充分的準備工夫，這才可望臨時能夠應付裕如。除此便是天資的關係。
這兩面的工夫，前者是關於語言文字之外的，後者是關於語言文字本身的。兩面之間，臨時大抵有所偏重。臨時大概必要心眼中只有題旨情境才好。而平時必當兩面並重。一面充實生活，同時也不當荒廢語言文字的觀察和研究。詳察精究之後，運用時才能心中無法，手上有法，或心中無法，口上有法，可望做到應手應口的地步。或竟能夠更進一步，獨出心裁，別開生面。
所以平時對於修辭的方式頗要有精密的觀察和系統的研究。有精密的觀察可免渾淪懵懂，認識不真；有系統的研究可免混淆雜亂，界限不清。
一、精密的觀察這有兩層：（甲）個性的觀察。如前所說，每個具體的切實的修辭現象，都是適應具體的題旨和情境的，我們應當把每個方式就題就境看出它的個別性質，這樣才見語辭是有根的是活的，是有個性的，是不能隨便抄襲，用做別題別境的套語的。其次，也應當分別觀察因為所用語言不同而生的個別性質。我們知道文言口語，同用一個修辭方式，往往是口語中明白得多、自然得多。這中間必然含有大同小異的所在。我們也應當把那所在隨時察出。即如前說藏詞，文言中用的成語大抵采自《詩經》《書經》等幾部知識分子比較熟悉的古書，口語中卻就更進一步，只用一般人口頭上熟習的成語。這就是使這方式更為親切，更為有趣的原因。每次觀察也應當把這種語言個性連同注意。還有體式、風格不同，也頗會形成了大同中的小異。例如把詩歌和歌謠相比，大抵是歌謠質樸得多，每用一個方式往往從頭直用到底。這也要分別留神才是。（乙）功能的觀察。即如前頭說過的藏詞，主意是在將所用的詞藏去。單將所用的詞藏去，旁人將必無從領悟，故必取一句中間含有這個詞的人人熟悉的成語來，露出成語的別一部分，來貼套本詞。那一部分，單任貼套，不表意義。意義仍在所藏的詞，所以我們稱為藏詞。這種方式，大約魏晉時代便已盛行。例如陶淵明的詩（《庚子歲從都還》）中便有這麼二句：「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於。」利用《書經》上「友於兄弟」一句成語，把「友於」來貼套「兄弟」。不過那時民間流行的情形，現在已經很難考見了。只有宋代以後，筆記流傳較多，我們還可以從筆記中約略查得一些事略。如宋吳處厚《青箱雜記》一云：
劉燁與劉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君馬何遲？」筠曰：
「只為三更五一。」言「點」蹄也。燁應聲曰：
「何不與他七上八一？」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又如清褚人獲《堅瓠二集》一云：
吳中黃生相掀唇，人呼為「小黃竅嘴」。讀書某寺中，一日，寺僧進面，因熱傷手忒地，黃作歇後語謔之曰：
「光頭滑一，光頭浪一，光頭練一，光頭勒一。」謂「麵湯捵忒」也。僧亦應聲戲曰：
「七大八一，七青八一，七孔八一，七張八一。」蓋隱「小黃竅嘴」四字。黃亦絕倒。
照此看來，藏詞方式顯然不能望文生義，照字直解。假如有人照字直解，那就可說不懂它的功能。其次也應當留神歷史或社會背景所印染成的色彩。即如藏詞，總看各例大抵帶有俳諧情味，就是構成，也同製造燈謎不相高下。自然要算用在有打燈謎那樣歡樂的情境中最為合拍。
二、系統的研究這也有兩層：（甲）每式之內的系統。即如前說藏詞，有藏去後部的，古來名叫歇後，如「友於」「貽厥」等各例都是。也有藏卻頭部的，古來名叫藏頭，如曾有人稱十五歲為「志學年」，稱三十歲為「而立年」，便是藏卻「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等成語頭部的藏頭語。如「續貂」一語，便是藏卻「狗尾續貂」這一成語頭部的藏頭語。此外藏卻腰部的藏腰語，也有人用過，如龔自珍《廣陵舟中為伯恬書扇》詩：
紅豆生苗春水波，齊梁人老奈愁何！逢君只合千場醉，莫恨今生去日多 。
以「去日多」言「苦」，用的便是藏詞，也就是曹操《短歌行》里「去日苦多」句中間「苦」字的藏腰語；不過，這類藏腰語的用例，比較罕見。就是藏頭語，也頗不多見。只有歇後語特別發達。照民間的用例看來，且有延展到譬解語，利用譬解語來做歇後語的傾向。那種歇後語，我們可以另稱為新型歇後語。例如「豬八戒的脊樑，悟能之背」（無能之輩），便是一句民間流行的譬解語，上句為譬，下句為解。現在就漸漸有截去「悟能之背」一截，單說「豬八戒的脊樑」一截來貼套「無能之輩」的傾向，成為一種新型歇後語了。像這樣每式內部的系統最好能夠明了。（乙）各式之間的系統。再用藏詞做例，我們不但應該明了藏詞內部的各色情形，還應當明了藏詞同析字、飛白以及譬喻、雙關、回文等等一切方式的同異關係。明了之後，對於各種修辭方式方才不會將同作異，將異作同。一個修辭現象到前，一看便能瞭然。可以不再發生把我們所謂雙關和某君所謂詞喻，我們所謂析字和某君所謂字喻當作兩種，又把我們所謂回文和某君所謂字喻混作一種的錯誤。應用起來，也可脫口而出，毫不躊躇。
六 修辭研究的需要、進展和任務
但是這樣的觀察和研究頗要耗費相當的時日，又不是人人一時所能雙方並進的。因為精密的觀察是注意方式中的小異，系統的研究卻要留心方式中的大同。雖然研究也不是從頭就可不注意小異，但當歸納時，必當用舍象法將小異捨去，抽出它的大同來，才能將它同別的有這大同的現象構成一個相當的系統。所以研究的注意必在同。而平日的觀察卻在異。同異雙方同時注意，固然不是不可能，但必須先有相當的經驗做基礎。有了相當的經驗做基礎，再去做精密的觀察，方才功能容易明白，個性容易看清，得益才更容易，才更大。
我們的先輩似乎也頗知道此中的底細。故頗有相當的與人論文書傳給我們。又常在詩話、文談、隨筆、雜記中，記下一些經驗來，供我們開始觀察時候參閱。但可惜多不是專為修辭說的，故內容頗雜，又多不是純粹說明的態度，所收現象也多是偏於古典的。那於研究古典或古代某一部分的修辭現象，固然也可以做參考，卻頗不適於我們想要系統地知道修辭現象者之用。因此頗有人想略仿西方或東方的成規，運用歸納的、比較的、歷史的種種研究法，將所常見的，或文學史上還須說到的修辭現象，分別部類，做成一種修辭學。修辭學原是「勒托列克」（rhetoric）的對譯語，是從「五四」以後才從西方東方盛行傳入的。但最初用修辭這個熟語正名本學的，卻是元代的王構（肯堂）。他曾著有《修辭鑒衡》一書，雖不甚精，似乎還是可以算是修辭專書的濫觴。不過那是屬於萌芽時期的著作，自然同我們所謂運用歸納的、比較的、歷史的研究法的修辭學沒有直接的關係。
修辭學的任務是告訴我們修辭現象的條理，修辭觀念的系統。它擔負實地觀察、分析、綜合、類別、記述，說明
（一）各體語言文字中修辭的諸現象
（二）關涉修辭的諸論著的責任，從（一）的原料和（二）的副料中歸納出一些條理一個系統來，做我們練習觀察的基礎，或直接做我們自由運用的資助。它不是立法者。就是出現某一實例的語言文字也不是立法者。沒有什麼權力可以約束我們遵從它。故所歸納出的，決不能誤解作為條規。但實例是很重要的。它是歸納的依據，它有證實或駁倒成說的實力。近人常說「拿出證據來」，它便是證據。唐鉞氏的《修辭格》在現在許多修辭研究中所以比較地可以認為有成績，便是因為他極注意搜集實例的緣故。又舊著，不是為修辭寫的，如王若虛的《滹南遺老集》，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對於修辭研究所以比較地有貢獻，也便是因為他們極注重實例的緣故。實例除了助成歸納之外，本身還可顯示修辭如何必須適合題旨情境的實際，故在條理歸納清楚之後還當將它保存，並且記明篇章出處，借便翻閱原文，細玩它的意味。至於各種論著，無論是中的外的古的今的，都只能做比較的研究或歷史的研究的參考，備萬一要解說某一現象而不能即得確當解說時的提示，或作解決方式的左證。如周鍾游氏的《文學津梁》、鄭奠氏的《中國修辭學研究法》便是在這一方面頗可備供參考的關於中國修辭古說的參考書。
至於修辭學本身，它應該告訴我們下列幾件事：
一、修辭方式的構成 如譬喻，應該說明它由（1）思想的對象；（2）譬喻語詞；（3）另外的事物三者構成。
二、修辭方式的變化 如譬喻有三種變化：
（1）明喻——譬喻語詞指明相類，形式為「君子之德如風」。又有時隱去。
（2）隱喻——譬喻語詞指明相合，形式為「君子之德風也」。又有時隱去。
（3）借喻——思想的對象和譬喻語詞都隱去，單說「風」，如「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據《容齋五筆》，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的這兩句，原作「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做好之後給李泰伯看，李泰伯教他把「德」字改做「風」字的。據此我們可以猜度這個「風」字是借喻「君子之德」。
三、修辭方式的分布 如譬喻遍布在古今文中，又遍布在文言和口語中，不過口語中把譬喻語詞改作「好像」「如同」「一樣」「就是」等等就是了。
四、修辭方式的功能或同題旨情境的關聯 如前引惠施所謂「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之類的說明。
五、各種方式的交互關係 如譬喻同借代相近，而同前舉藏詞則相距頗遠之類。
以上五條，在修辭學書中，大抵把（一）（二）（三）說得較詳，（四）（五）說得較略，或者只用界說或類別來提示。因為這樣，比較可以免掉掛一漏萬，而且條理也比較地清楚些。
七 修辭學的功用
像這樣的修辭學，我們可以說是一種語言文字的可能性的過去試驗成績的一個總報告。最大的功用是在使人對於語言文字有靈活正確的了解。這同讀和聽的關係最大。大概可以分做三層來說：
（一）確定意義 以前往往把修辭現象當作「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境域，其實修辭現象大半是可以言傳的。我們既知道它的構成，又知道它的功能，大半就可確定它的意義所在，擴大了所謂言傳的境域。例如所謂「筍席」便是竹蓆，所謂「筍輿」便是竹輿，倘若知道借代，便可不必繁征什麼方言來證明，解說。
（二）解決疑難 偶然有修辭上的疑難，也比較容易解決。例如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說：「又西曰仙弈之山。……其上有穴。……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人往往以為「在多秭歸西」一截不可解，也有人以為應該刪去「在」字，而將「西」字連下讀。其實倘若知道借代，又看過一點《山海經》的借代法，便可斷定應該這樣讀，而且可以斷定所謂「多秭歸」，就是指上文仙弈山。
（三）消滅歧視 人又往往以為文言可以做美文，口語只能做應用文。而所謂美文者，又大抵是指辭采美富而說。其實文言的辭采，口語大抵都是可以做到的。例如文言中有「春秋鼎盛」一句話，人或許以為「春秋」二字美，而不知「春秋」二字，實際是同口語中的「東西」兩字同用一樣的修辭法。倘若知道借代，也便可以將一切歧視文言口語的偏見立時消滅。
其次便是可以順次做系統的練習。因為修辭學已經把同類的辭例匯集在一起了，要做系統的練習，實際很容易。其次才是寫說。修辭學可以說同實地寫說的緣分最淺。因為實地寫說，如前所說，是必須對應題旨情境的，決不能像讀和聽那樣不必自己講求對應的，容易奏效，也決不能像練習那樣不必十分講求對應的，容易下手。而一度試用有效的，又並不能永久保存作為永久靈驗的處方箋，所以也決不能借為獺祭的方便。但同實地寫說也不是全無關係。倘從好的方面說來，大抵可以療治兩種病象：
（一）屑屑摹仿病 從前有些人不知修辭的條理，往往只知屑屑摹仿古人，現在條理明白，迴旋的地位大了，屑屑摹仿病想必可以去了一半。而且也會知道有些地方是絕對不可蹈襲的，例如現在已經不常看見飛矢，為什麼還要用飛矢來喻快速，已經知道泰山也不是異乎尋常的大山，為什麼還要用泰山來喻重大或高大？
（二）美辭堆砌病 又有些人不注意語言文字和題旨情境的關係，錯覺以為有些字眼一定是美的，摘出抄起，備著做文的時候用。殊不知道語言文字的美醜是由題旨情境決定的，並非語言文字的本身有什麼美醜在。語言文字的美醜全在用得切當不切當：用得切當便是美，用得不切當便是丑。近來有人把那些從前以為美辭麗句的叫做爛調套語，便是因為用得不切當的緣故。
倘從好的方面說來，或許可以療治這些病象。但也要看聽的看的人態度如何，寫的說的人方法如何。大概方式的選擇要精，說述要明，舉例要用意周到，評斷要不違反現代語言文字的趨向和語言文字的本質，才能做到如此地步。一切健全的寫說都是內容決定形式的，而內容又常為生活所決定。沒有健全的生活（學術的或日常的）便不會有健全的內容，也就不會有健全的形式。修辭學的本身，也是如此。此刻有誰敢說能夠做到如何健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