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元朝 · 四七　史學

元朝在史學方面的成績，以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為開端，以脫脫所主編的宋遼金三史為收尾。這四部書都是不朽之作。 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圖為元刻本。 《文獻通考》的價值，次於唐朝杜佑的《通典》而優於宋朝鄭樵的《通志》。次於《通典》，是不夠精簡。優於《通志》，是題外的話很少。關於宋朝的制度，這部《文獻通考》又每每詳於《宋史》各志。 在性質上，《文獻通考》只不過是一部史料匯抄，不算著作。倒是《通志》上的各篇的「略」，提綱挈領，一氣呵成，值得清儒章學誠加以推崇。在這個意義上，陳櫟的《歷朝通略》以僅僅四卷的篇幅，能夠把以前各朝之史說個大概，頗像今日的《中國通史》。這是唐宋的人所不曾做到的一件工作。 寫歷史寫得長，不難；寫得短，很難。有一部編年體的《宋史全文》，現存三十六卷，著者的姓名今已無考，其人可能是宋末元初的人。書中的北宋部分，由刪節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而成；高宗孝宗兩代，由刪節留正的《中興聖政草》而成；光宗寧宗理宗三代，似乎並無藍本可以依據，全由著者自己搜集各種材料來寫出的；度宗以後，有錄無書，大概是著者不曾來得及寫，便得病而死。 脫脫所主編的《宋史》，共有四百九十六卷，在紀傳體的各部正史之中卷數最多。有人以它的卷數之多為缺點。金毓黻說，這正是它的長處。我也認為如此。所謂正史，實際上只是第二手的史料。史料，本是越多越好。宋朝的歷代皇帝，生時有「日曆」，死後有實錄（除了理宗、度宗、端宗、恭帝、帝昰、帝昺），因此而保存在臨安的史料特別多，都被伯顏一股腦兒由海船運到了大都去。奇怪的是，為什麼等候到了元朝快亡之時才交給脫脫及其屬僚賀惟一等人「倉卒成書」？原因是，元朝君臣事先不知道元朝會亡得那麼快，同時又想慎重其事，於是耽擱了幾十年，拖到至正年間群雄蜂起以後，才又不得不草草了事。另一原因，是宋朝遺老肯出仕於元朝的極少，金朝遺老又甚不明了南宋的故實，元朝自己的大臣什九為蒙古人，不懂漢文。 《遼史》只有一百六十卷。遼朝的官方材料與民間書籍，大多數或散或毀於遼末的喪亂。脫脫等人所依據的，僅為耶律儼所編的《實錄》七十卷與陳大任所著的《遼史》，對當時現成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北宋諸帝的《實錄》、有關對遼和戰的宋臣的傳記，以及《契丹事跡》等書，一概不曾參考。然而，這部元朝官修的《遼史》，仍不失為一部正史，足以與《宋史》相參證，永不可廢。它的平實，較之宋人葉隆禮所編的《契丹國志》，有過之而無不及；雖則論取材的豐富，略遜一籌。 脫脫等人所修的《金史》，在三史之中是最好的一部。金朝的年代，不及遼朝的一半，而《金史》的篇幅仍有一百三十五卷。它的內容，「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贍而不蕪」。《金史》之所以能夠如此之好，應該歸功於金朝遺老王鶚與元好問二人。王鶚是曹州東明人，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的狀元，於蔡州城破之時，被張柔救了命，帶回保州（保定），其後當了忽必烈可汗的「翰林學士承旨」。張柔獻出在蔡州所獲得的金朝實錄，王鶚向忽必烈建議設立一個機構，纂修金史，蒙准。可惜王鶚年事已高，在至元十年去世（享年八十五歲），這機構不曾能夠完成任務。然而實錄已獲保存，而且有了初步的整理。元好問是太原秀容人，北魏皇帝的苗裔，金宣宗興定五年的進士，於金亡以後隱居，一度向張柔借用實錄來自著金史，不曾借到，便自建一座「野史亭」，獨力搜尋史料，寫下了一百多萬字的稿子，其後成為脫脫等人主修《金史》時的藍本。 元好問不僅有功於《金史》，也有功於《元史》。在他的文集《遺山先生文集》之中，有不少關於元朝人物的碑傳。 真定（正定）人蘇天爵寫了一部《國朝名臣事略》，把木華黎等四十七人的事跡一一記載了下來。以後明朝宋濂主編《元史》之時，便用了這部《國朝名臣事略》作為藍本之一。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此為書影。 蘇天爵又編了一部《國朝文類》，其中除了各家的詩文以外，有王鶚等人替元朝歷代皇帝所寫的詔二十六篇，冊文十六篇，制五十三篇；他們呈給皇帝的奏議十篇，表二十六篇；他們所寫的有關元朝人物的碑文十四篇。在這十四篇碑文之中，最為西洋學者所重視的，是閻復的《駙馬高唐忠獻王碑》與虞集的《高昌王世勛碑》。（高唐忠獻王是汪古部長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的曾孫，闊里吉思。高昌王，指畏吾兒國的帖睦兒補化；「世勛」，是詳敘自從該國的亦都護，巴而術·阿而忒·的斤歸順成吉思可汗以來，歷代子孫的勳績。） 虞集是宋朝虞允文的五世孫，元朝吳澄的學生，在成宗鐵木耳可汗之時，由大都路儒學教授，歷升國子助教、博士監；於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可汗之時及其以後再升太常博士、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國子司業、秘書少監、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奎章閣侍書學士。他和趙世延奉命同修《經世大典》。這《經世大典》在體裁上仿照《唐會要》，共有八百卷之多。可惜原書久已散失，只有一部分被保存在《永樂大典》之中。 元朝除了《經世大典》以外，另有不知是誰所雜抄成書的所謂《元典章》，其中充滿了第一手的史料。這部書只編到仁宗一朝為止，稱為《前集》，現今還在。 元朝有一部奇怪的書，叫做《脫卜赤顏》，是秘藏在宮中的用蒙古文寫成的歷史，寫到1240年（窩闊台可汗在位的第十二年）為止。這部書原文已經佚失，只有漢文的音譯與意譯對照本尚在人間。漢文譯本是「世祖」忽必烈可汗之時寫成，被保存在《永樂大典》以內，稱為《元朝秘史》，最近已由姚從吾與札齊斯欽兩位教授重新翻譯了一遍，加上註解，改稱為《蒙古秘史》。這部《蒙古秘史》是關於成吉思可汗迄於窩闊台可汗之時的最有價值的史料。德國漢學家海尼士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均曾經把它分別譯為德文法文，加以縝密的研究。 與《蒙古秘史》頗有連帶關係的另一部史料，是《皇元聖武親征錄》，用中文寫成，而內容與《蒙古秘史》頗有出入。是誰寫的？今已無考。伯希和對於這部書，也下過一番功夫。 元朝有《翰林國史院》，負責編撰《實錄》。《蒙古秘史》在體裁上距離實錄甚遠。從太祖迄於憲宗的實錄，由翰林國史院編成，在成宗鐵穆耳可汗大德七年十月進呈，主編的人姓名不詳。世祖以後，迄於寧宗懿琳質班可汗，主編實錄的是董文用、程鉅夫、元明善、吳澄、王結、歐陽玄等人。 惠宗妥懽帖睦爾可汗一代，沒有實錄。這是史學界的一大憾事。 元朝有幾部地方志，被收在清朝的《四庫全書》之內；徐碩的《至元嘉禾志》，馮復京等的《大德昌國州圖志》，袁桷的《延祐四明志》，張鉉的《至大金陵新志》。不曾被《四庫全書》收入的，尚有王元恭的《至正四明續志》，盧鎮的《重修琴川志》，與孛羅帖木兒與楊潓的《崑山郡志》。地方志以外，有關地理沿革的史料有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劉郁的《西使記》，潘昂的《河源記》，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等等。朱思本畫了一幅七尺見方的地圖，為明朝羅洪先的藍本，可惜今已不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