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隋唐 · 四四　史才劉知幾

初唐是個史學豐收的時代，一部「二十五史」，其中有八種出於這個時代，其書目是：《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 這是史壇的一件盛事，然在這盛事之後，又出了一件大奇事，劉知幾撰寫了千古奇書——《史通》。《史通》是中國第一部系統性的史評類專著，也是第一部史學史專著。 這部皇皇奇書共二十卷，原有五十二篇，現存四十九篇，分內篇和外篇兩大部分。 內篇三十六篇，分《六家》、《二體》兩塊，總結以往史書的類別和體裁，以及優劣得失。《六家》為紀言的《尚書》，紀事的《春秋》，編年的《左傳》，國別的《國語》，通史紀傳的《史記》，斷代紀傳的《漢書》。《二體》為編年和紀傳。 外篇十三篇，分《史官建置》和《歷代正史》兩塊，前者敘述以往官方史書編纂機構以及主管官員；後者敘述以往官方對編年體與紀傳體兩種正史的編纂過程。 這部奇書，奇在包羅萬象，奇在貫穿古今，奇在突破陳見，奇在標新立異，奇在直言不諱，奇在振聾發聵，奇在自成一家，更奇在空前絕後。當時的大學問家徐堅推崇道：「以史為職者，當以此書為座右銘！」清朝的大才子紀曉嵐讚揚道：「其抉摘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台變色！」 劉知幾名子玄，因避唐玄宗諱而以字行，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少時與其兄劉知柔以文學起步，獲得聲名後，進士及第，被授為獲嘉（今屬河南）主簿。 證聖元年（公元695年），武則天命九品以上文武官員上言論時政得失，劉知幾上表論了多事，言語相當激烈。時武則天為了將唐朝的政治舊基礎改造為她的新基礎，用濫施官爵和收緊法網雙管齊下，使大批士人為此斷送了性命。劉知幾痛感於懷，寫了《思慎賦》，予以譏刺。在文壇以「蘇、李」並稱的蘇味道、李嶠見後大為驚奇，直呼：「陸機《豪士》所不及！」 人在官場身不由己，喜歡並擅長文學的劉知幾，在晉升後，被轉入了官修史書的領域。他官職幾變，一變為左史，二變為鳳閣舍人，三變為太子中允，然一直兼修國史（唐朝史）。 唐朝官方修史，屬於國家政治大事之一，君主極其重視。然任何事情都有個度，否則便過猶不及。由於君主的重視，從而常將多名宰相、大臣派去監修國史。時武則天派在史館的監修官的陣容是：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以及中書侍郎蕭至忠。然這麼多人領導，不僅沒有收到預期的政府全力支持的效果，反而衍生出種種弊端，致使費時費力，卻不能如期完成國史的編纂。而蕭至忠不僅不尋找監修班子的原因，反而責怪一直在辛勤筆耕的劉知幾，說他沒盡到責任。劉知幾一氣之下，提出了辭呈，並上書蕭至忠，詳細地分析了官修國史的問題。 這道上書，雖夾雜著劉知幾的一些個人意氣，然公允而言，絕不失為一篇總結官修國史問題的傑作。他說了五個問題，大意如下：一是古代國史都出於一人之手，如左丘明修《春秋》，司馬遷修《史記》。到了東漢大集群儒，開始官修國史，但各以為是，致使長年累月修不出一部史。二是漢代修史的資料來源，有從下而上的一套合理的程序，由此史官得以寫出記事豐富的史書。而到了近代，史官要自尋資料，又缺乏其他部門的配合，故而難以寫出像樣的史書。三是古代修史全部公開，以示公正。近代史館，為防止人情干擾，嚴加保密。而現在的史館，人多嘴雜，實在無密可保，致使史官畏懼人情而不敢秉筆直書。四是古代修史提倡懲惡勸善，有良史之道。而今監修官太多，十羊九牧，莫衷一是，又沒是非標準，以致史官無所適從。五是設置監修官當有負責之實，如何定體例，如何作分配，如何來撰寫，如今卻一無所有，只能讓史官虛度時日。 劉知幾的論述，道出了官修國史難以成功的實質。然他的直言無忌，觸怒了宗楚客，他對史官們說：「此人這般說話，到底想將我置於何地！」相比之下，還是蕭至忠顧全大局一些，認為劉知幾史才難得，不准他辭職，強留他在史館。 人雖留在了史館，可劉知幾的主張，根本不為監修官們所認可。在無奈的境況下，他一邊敷衍著修史的工作，一邊將業餘時間全用在了《史通》的修撰上。完全可以說，正是官修國史問題上的遺憾，才得以促成這部偉大的史評專著的誕生，否則，史學界將生出另一種遺憾。 在《史通》完成後，在史才上很自負的劉知幾，仍然感到很大的失落，他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沒人能理解他。從而他將修撰國史的工作，移交給另一個史學家著作郎吳兢，自己去修撰《劉氏家史》、《譜考》這二本譜牒類著作，受到史學界的讚譽。 劉知幾不僅在史才上自負，且在前途上也很自負，確切地說，是史才的自負激起了前途的自負。他在《劉氏家史》中考證出，他這一脈的劉氏子孫，當是漢宣帝之子楚孝王劉囂曾孫居巢侯劉愷的後裔。由此，他多次對人說，他若能得到封爵，必以居巢為名。他的自我預言，在修撰《武則天實錄》後，以修撰之功得以實現，被封為居巢縣子。 劉知幾在史館執掌國史修撰，長達二十年，經他手所編纂的史書，絕大多數得到了時人的稱讚。 這個史學大才，並沒能得到善終。晚年他把觸角伸到了與政治關係更直接的經學界，不慎得罪了宰相，受到經學博士的攻擊。旋即，他的兒子太樂令劉貺犯了罪，他認為兒子是無辜的，跑去向宰相申訴，結果引得唐玄宗大怒，被貶為安州（今湖北安陸）都督府別駕，抑鬱而亡。 劉知幾著作頗豐，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史通》；他談話甚多，其中最為聞名的，是有關「史才」的界定。 禮部尚書鄭惟忠曾問在文、史兩界都有建樹的劉知幾：「自古以來，為何文士多而史才少？」 劉知幾的回答是：「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而史才少。三長是：史才、史學、史識。若有學而無才，猶如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箱，卻讓愚者去經營，終不能增加財富。若有才而無學，好似巧如魯班，而家中卻無工具，終不能營造成宮室。最要緊的是史識，具體的表現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知懼，這如同為虎添翼，所向無敵。不具備三長，不可居史職。然從遠古以來，罕見其人。」 他嘴上說「罕見其人」，實際其人正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