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隋唐 · 三一 魏微、王珪
中國古代政治，評價君臣的德行，有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即君得虛心納諫，方為明君；臣能犯顏直諫，方為良臣。上有明君，下有良臣，才可使朝廷政治清明，以達天下大治。
這樣的君臣格局，中國歷史上有，但出現得不多。在不多的幾次中，最為人所傳頌的是貞觀時期。其具體的表現，首先是唐太宗與魏徵的關係，其次是唐太宗與王珪的關係。
魏徵是個特殊人物，特殊到提起唐太宗，人們必想到他；提起「貞觀之治」，人們也必想到他。根據歷史評價，似乎有這樣一個感覺，沒有魏徵，唐太宗即使是明君，恐怕也不會如此英明；而唐太宗不如此英明，「貞觀之治」也難以達到如此之治。
魏徵，字玄成，巨鹿人，後移居相州內黃。家貧寒，出家為道士，悉心學習各種典籍，尤精縱橫術。
天下大亂，他附武陽郡丞元寶藏投瓦崗寨，始終不得重用。後隨李密歸唐，仍受到冷落。他奉命安撫山東，說服了李績舉黎陽倉投唐。正遇竇建德攻黎陽，被擒，出任起居舍人。到竇建德兵敗，才重歸唐朝。
胸懷大志卻一直不得志的魏徵，遇到李建成，才改變了處境。李建成可謂是他的第一個知己，在見到重歸的魏徵後，立即將他引入東宮，拜為太子洗馬，且十分禮敬。魏徵洞察他們兄弟的矛盾已如水火，屢勸李建成先下手，以除後患。可李建成卻猶豫著不肯動手，以致喪命於玄武門。
魏徵生性剛直，每每以史為鑑，勸唐太宗輕徭薄賦。
作為東宮主要謀士之一的魏徵，被李世民召去責問：為何離間他們兄弟？魏徵的回答是硬朗的，也是大氣的：若是皇太子早聽他言，必無今日的大禍！言下之意是，如李建成聽他的話，今日他們兄弟的結局必是換個個兒。李世民聞言不僅不以為忤，反而欣賞起魏徵的氣度，把他收到了自己的東宮裡，給予重用。
可能正是從李建成不聽魏徵諫的教訓中，李世民刻骨銘心地看到了諫言的深刻作用，看到了魏徵的可貴，從此拉開了他接受魏徵諫諍的序幕。尤其是在他登位之後，他們之間受諫和上諫的關係，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步。
魏徵的上諫，具有兩個長處：一是他有經國之才，精於政治之道，由此要麼不言，一言必能中的；二是他性格耿直，從不知道什麼叫碰壁，什麼叫後果，由此要麼不言，一言必說個明白。兩個長處加在一起，使他的諫，諫出了道理，諫出了水平，諫出了力度，諫得唐太宗能聽，諫得唐太宗不聽也得聽。
魏徵很清楚，他的犯顏直諫，可能會給他帶來極大的危險。然他將危險置之度外，長期義無反顧地諫。然他是大智之人，又知道在危險中含有很大的安全係數。這安全係數就是，唐太宗有深度的恐蹈隋亡覆轍的心理，有想當堯舜之君的心理，只要抓住這兩種心理，多能轉危為安。
為保證安全，他向唐太宗提出了讓他做良臣，而不要讓他做忠臣的建議。唐太宗問良臣和忠臣有什麼區別，他解釋說：良臣是堯、舜信任的正直之臣，如稷、契、皋陶等人，而忠臣是商紂王誅殺的直諫之臣，如龍逢、比乾等人。良臣能使自己得美名，子孫得富貴，君主得大譽，很實在。忠臣則自己受誅滅，君主得惡聲，徒有虛名。兩者相差甚遠。這番話不僅說動了唐太宗，還得到了賞賜的物品。
魏徵只做良臣不做忠臣的原則，貫穿他的一生，在李建成那裡是如此，到了李世民那裡也是如此。
唐太宗能納諫，在於他懂得，納諫可提升君主的品位。他曾將自己比為金礦，將魏徵比為金匠，只有經過魏徵這金匠的冶煉，他這塊金礦石才可能變為金子。更為重要的是，他知道納諫是防止社稷傾敗的一道長城。
然在具體的受諫和上諫的過程中，他們之間並非一帆風順，而是有過風浪，且有過大風浪。魏徵的諫言，畢竟是有鋒芒的，這鋒芒時常刺得唐太宗的臉上很掛不住。在唐太宗理智占上風時，能提醒自己這是良藥苦口；而在他感情用事之際，則感到對方過於咄咄逼人，有時免不了勃然發怒。有一次，他在上朝時，被魏徵諫得火起，回宮後，自言自語地大罵道：「我要殺了這田舍翁（鄉巴佬）！」（《魏鄭公諫續錄》卷下）幸得長孫皇后善言相勸，才平息了風波，和解了他們君臣的關係。其實，唐太宗只是在內宮罵罵出氣，沒長孫皇后的勸，他也未必會殺魏徵。因為唐太宗認識到：「當今在朝臣中，論忠直，沒人比得上魏徵。」
唐太宗高度評價魏徵說：「貞觀以來，盡心於我，進獻忠言，安國利民，犯顏直諫，糾正我過失者，唯魏徵而已。」
魏徵的犯顏直諫能成功，並保持了十多年，除了魏徵的因素外，關鍵的是唐太宗能納諫。魏徵曾對唐太宗開誠布公地說：「陛下引導臣言，臣才敢言。若陛下不接受臣言，臣豈敢逆龍鱗，觸忌諱。」（《貞觀政要·任賢》）長孫皇后也說：「主明臣直，魏徵能直言，是陛下開明的緣故。」
魏徵逝世後，唐太宗很是傷心，他懷念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很寶貴這三鏡，今魏徵亡，失去了一鏡。」他要群臣以魏徵為楷模，人人直言無隱。
王珪，和魏徵一樣，對李世民而言，都來自於他所敵對的李建成陣營。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今屬山西）人，南朝梁名將王僧辯之孫。隋時入仕，李淵入長安後投唐。
李建成冊為太子後，王珪被引入東宮，受到極高的禮遇。他在玄武門之變前，堅定地站在李建成一邊，積極地出謀劃策。事後，他被流放到了蠻荒之地。
時隔不久，唐太宗因王珪的才，將他召回給予了重用。王珪有才，但更正直，故而與其說唐太宗愛他的才，不如說是愛他的正直。唐太宗曾說：「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也不能致理。唯有君臣相遇，情同魚水，方能使海內得安。」唐太宗是想用王珪的正直，來加強自己的正，來匡正整個朝廷的風氣。
在王珪看來，君臣間正常的具體表現是，君主應虛心納諫，臣子當直言相諫。由此，他對唐太宗一席話的反應是：「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按照古代聖主的規矩，須備諍臣七人，若諫而不用，直諫至死。我既然處在沒有忌諱的聖朝，就當不顧人說我瘋狂，直言相諫。」
針對王珪的提法，唐太宗特地設置了一個制度，即在三品以上官員入朝面君時，必須有諫官跟隨，以隨時糾正君臣的言語過失。
王珪言行一致，每每推誠進諫，秉直進諫。在唐太宗的鼓勵下，他越諫越直，越諫位越高，直做到宰相。
宰相是正直之臣，是直諫之臣，當時朝廷的風氣可想而知。
王珪的諫，數量雖不及魏徵多，但質量並不遜於魏徵。他善於因勢利導：唐太宗奪了罪人的姬女入宮，還說這是罪人咎由自取。他用古人的例子，來影射唐太宗儘管喜歡善卻不能用善，儘管厭憎惡卻不能去惡。他得理不讓人：唐太宗無端指責管音樂的太常少卿祖孝孫，他與另一宰相溫彥博一同為祖孝孫辯護。唐太宗勃然大怒，斥責他們怎麼不替君主說話，反替臣下說話。溫彥博嚇得跪下磕頭，王珪卻昂然站著，說這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
他曾將自己與魏徵作過一次比較，說魏徵是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如堯舜；自己是激濁揚清，嫉惡好善。
用魏徵，用王珪，是唐太宗政治生涯中頗為得意的一件事。他說：「魏徵、王珪，昔日在東宮，盡心奉事李建成，當時真是可惡。我能提拔他們，用到今天，此事足以不愧於古人。」
魏徵、王珪是貞觀時的兩大諫臣，而這兩大諫臣竟全來自唐太宗的敵對陣營，實在是一件奇事。其實，說怪不怪，用此二人，既給唐太宗帶來了改善政治的功用，又體現了他非凡的用人度量，於實於虛，都獲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