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隋唐 · 二九　古今獨步的唐太宗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造就了一大串的君主。在這一大串的君主中，人們耳熟能詳的不多，其中雄才大略的更不多。在雄才大略的君主中，被毛澤東看得上的，只有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五位，他在那闋膾炙人口的《沁園春·雪》中說：「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在這五位君主中，最被人們稱道的，當是唐太宗。唐太宗之所以能博得歷史盛譽，在於他一生完成了一個君主極難完成的兩件大事：打天下與治天下，從而成為獨步古今的君主。 關於唐太宗姓名的來歷，相傳有這樣一個故事：他四歲那年，隨父親李淵到岐州（今陝西鳳翔南），有一書生自稱善於看相，對李淵說：「公是貴人，且有貴子。」在見到李世民後，脫口言道：「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二十歲時，必能濟世安民！」李淵遂采其意作了兒子之名。 李世民是將門之子，自小生長於軍營，耳濡目染，加上性格勇略果斷，到了十多歲，便能領兵打仗。在隋煬帝遭到突厥雁門（今山西代縣）之圍時，他奉命增援，有過出色的表現。十八歲時助李淵守太原，重創高陽草寇魏刀兒。 隋末將亂，李世民是太原軍事集團中積極主張乘勢而起者之一，為準備逐鹿天下，他折節下士，出財養客，聯絡江湖好漢，蓄養了大批能為他效死的文武之才。 唐太宗賜綢尉遲恭　唐太宗和吏部尚書唐儉下圍棋，唐儉搶先占了有利的位置，太宗大怒之下便把唐儉貶為潭州刺史。太宗對尉遲恭說：「唐儉對我不尊重，我要殺掉他。你前去探視一下，看他被貶官後有沒有怨言。」次日，太宗又再三詢問尉遲恭，尉遲恭頓首說：「臣實在沒有聽到唐儉有什麼怨言。」太宗很惱火，把玉版都擲碎在地上。過了一會兒，太宗命三品以上大臣入宴，並對大臣說：「敬德（即尉遲恭的字）今天做了好事：第一，唐儉得免於枉死，有再生之幸；第二，朕得免於枉殺，有改過之德；第三，敬德免說假話，有忠直之譽。這對三人都有利。」於是，唐太宗就下令賞賜尉遲恭綢緞千匹。 晉陽縣令劉文靜高度評價李世民說：「此是非常人。大度類於漢高祖，神武同於魏武帝，年雖少，卻是天縱！」 李淵舉起義旗，李世民領兵成功地拿下了西河地區。旋即拜右領大都督，統領右三軍；李建成拜左領大都督，統領左三軍。此時，他們兄弟倆的關係是和睦的，同心協力地為李家事業在奮戰。 李淵揮軍西上，與阻擊的隋將宋老生之軍遭遇。時久雨不停，糧食告罄，李淵欲引兵回太原。李世民以兵退則散的理由予以反對，反對無效，他在帳外進行哭諫，從而打動李淵收回了成命。結果，他所率的城南之部殲滅了敵主力，陣斬宋老生，攻克霍邑。 在李氏父子進入長安，宣布建立唐朝後，屢建功勳的李世民被拜為尚書令、右武侯大將軍，晉封秦王。 唐朝建立後，進入統一天下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李世民更是煥發出傑出的戰略智慧，施展出無與倫比的戰術才幹。當然，他也敗過，且大敗過，然他有極強的心理素質，不怕敗，不忌諱敗，從敗中汲取教訓，從敗中積累經驗，在敗中走出勝利之路。 他向新王朝獻的第一份厚禮，是將薛仁杲的二十萬眾殲於一役；他打得最艱苦的一戰，是平定劉武周、宋金剛勢力；他打得最精彩的一仗，是圍點打援，生擒竇建德，迫降王世充。 這是大戰，此外，他還打過無數的小仗，無論是野戰、夜戰、陣地戰、攻堅戰、防守戰、運動戰，還是水戰、平原戰、山地戰，他都打得有聲有色，打出了水平，打出了威名。 對李世民打天下的戰功，或許史家的記錄有塗脂抹粉之處，然基本的事實則是確鑿的。沒有出生入死的軍事經歷，他不可能營造以他為首的勢力集團，也不可能在以後的宮廷紛爭中占據主動地位。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通過玄武門之變，殺死了他最大的政敵——李建成、李元吉，迫使唐高祖退為太上皇，從而黃袍加身，成為唐朝第二代君主（廟號太宗）。 唐太宗的年號是貞觀，他在君臨天下的二十三年中，勵精圖治，開創了自漢代以後從未出現過的天下大治的局面，史稱「貞觀之治」（參見《貞觀之治》）。 唐太宗為何能取得大治的局面，這在於他及時抓住了歷史賦予他的機遇：從國家形勢而言，隨著平定各路諸侯戰爭的結束，天下重歸一統，中央政府名副其實地控制了全國，治理的方略得以貫徹執行；從社會狀況而言，人心久亂思治，百姓嗷嗷待哺，從上至下歡迎治理的政策。 其實，這種機遇在每個大亂過後的時代，都毫無例外地存在，絕非歷史單獨鍾情於唐太宗。然為什麼唐太宗能取得大治的成就，而其他具有相同機遇的君主卻未取得？這不能不歸結於個人因素。唐太宗有著求取天下大治的深切願望，為了這個願望，他屏斥奢侈，甘於淡泊，放棄物質享受；為了這個願望，他虛懷若谷，從諫如流，放棄精神享受。放棄物質享受固然可貴，然放棄精神享受更為難得，為何唐太宗能成為獨步千古的君主，關鍵的關鍵，在於他敢於放棄作為君主本可享受的人世間最高級的精神享受。 有人把大治歸結於唐太宗的個人稟賦和愛好，這有部分的道理，然英雄崇拜過了頭，誇大了英雄創造歷史的作用。 有人把大治歸結於唐太宗接受隋朝滅亡的教訓，這有更大的道理，然把事情過於抽象化了。 唐太宗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求取大治，實在是他內心有一種巨大的恐懼，一種如同夢魘般的恐懼：他和隋煬帝太像了！ 第一個像是：他倆都出生在貴族家庭，儘管有著與生俱來的優越生活，但面對的是上層社會無休止的爾虞我詐的政治鬥爭，打小耳濡目染了權術，慣於經意、不經意地用權術來待人接物。 第二個像是：他倆都面對著亂世，並各有用各自的方式來奪取政權的父親，在艱難的奪權過程中，他們渴望權力，尤其是最高權力，萬死不悔地願意用生命來換取。 第三個像是：他倆都在統一戰爭中出過大力，立過大功，他們善結人才，崇拜武力，有英雄情結，有豪情壯志，有四海之內唯我獨尊的感覺。 第四個像是：他倆都在兄弟中排行老二，雖對本朝的建立有著莫大的功勳，然在傳統的嫡長繼承制下，對最高權位卻是望塵莫及，這是他們所不甘心的，從而積極投身於宮廷爭鬥的漩渦里，不惜用超乎常規的手段，對原太子及其集團給予了毀滅性的打擊，從而取得了皇位繼承人的資格。 第五個像是：他倆都在取得太子資格後，對父皇施加了某種政治手段或壓力，從而促使父皇過早地離開人世或退位，讓自己走上了皇位，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 還有許多的相像…… 如此的相像，若排除道德因素，本無可厚非，但是隋煬帝的下場，以及由此帶來的隋朝滅亡，著實讓唐太宗刻骨銘心，他恐怕重蹈覆轍，自己重蹈隋煬帝的覆轍，唐朝重蹈隋朝的覆轍。他不想重蹈覆轍，由此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反其道而行之：收斂欲望，收斂享受的欲望，一切從國計民生的需要出發，從治理天下的需要出發。這樣做，光憑自己一個人的悟性，是遠遠不夠的，這需要有制約，這制約就是讓群臣監督自己，隨時隨地監督自己，保證自己一直在正確的軌道上走下去。隋煬帝曾說過：「我性不喜人諫……」（《資治通鑑》卷一八二隋煬帝大業九年）這句話常在唐太宗耳邊響著，於是他提倡諫諍的風氣，鼓勵群臣大膽且無顧忌地諫諍，糾正自己的各種過失。 唐太宗確實這樣做了，然做得很不易，做得很痛苦，有時覺得非常不自由，有時覺得失去了自尊，幾度不想再做下去，他揚言要殺了諫諍不斷的「田舍翁」魏徵，斥責剛直不阿的王珪等事例，便是顯著的反映。但在長孫皇后的幫助下，在自己的反省下，他還是保持了納諫的氣度、開明的姿態，接受群臣的制約。 貞觀之治來之不易，唐太宗的做法更是千古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