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八〇 宋詞
詞的起源與音樂有關，是可以配樂唱的，因而句式難免參差不齊，所以也稱長短句。到晚唐，詞已進入詩人的領域，詩人倚聲填詞已成為一種時髦。進入宋代，詞發出奪目的光彩，成就在詩文之上。箇中原因大概有二。
其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需要有這樣一種文學新體裁。商業經濟的繁榮，市民文化的興起，文藝活動也就會有新的需求。詞能夠譜曲伴奏，適宜歌伎舞女在有關場合謳歌吟唱，比起詩來有其不可比擬的優越性，自然受到社會各階層的青睞，也因而受到詩人進一步的關注。
其二，文學體裁本身發展的歷史結果。詩到唐代登峰造極，以致後人酸溜溜地說「好詩都被唐人做盡」，宋詩儘管另闢蹊徑，但畢竟做不出唐人那樣的天地。既然現在有一塊墾闢不久的處女地，社會也有需要，何不辛勤耕耘變為自家的園地呢？何況，詞中小令雖已綻放，長調還待養育，至於詞的題材與內容，更是大有拓展用武的餘地。於是，詞就轟轟烈烈發展起來，由附庸一躍而為大國，並成為宋代文學的標誌性體裁。
李煜那幾首最好的詞都是亡國後所作，已是宋初，但一般都把他歸在五代，且不去說他。總的說來，宋代前期的詞承襲著晚唐五代的詞風，而晚唐五代詞風，從這一時期兩部詞的總集的名稱（《花間集》與《尊前集》），就能推想大概：主旨在花間尊前之中，風格在綺妝濃抹之間。
晏殊被人稱為北宋詞家「初祖」，其詞風流蘊藉，和婉明麗。他與兒子晏幾道被人追配李璟、李煜父子，幾道的詞號稱「直逼花間，字字娉娉嫋嫋」，但從「娉娉嫋嫋」的評語，可以窺見他們父子倚紅偎翠的題材與風格。
另一個詞壇領袖是歐陽修，他在詩文上都是革新派的領軍人物，惟獨在詞的領域裡，卻向花間、南唐詞里討生活。詞雖寫得疏雋深婉，因為風格太像南唐的馮延巳，以至後人常把他倆的作品纏夾起來，鬧不清著作權。
張先的詞極富光影感，因有「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和「無數楊花過無影」等朦朧雋永的名句，而洋洋得意地自稱「張三影」。但他對詞的貢獻主要在於，首先嘗試花氣力去做長調，儘管還做得不算高明。
柳永在宋詞發展史上有轉折性作用。他的慢詞寫得又多又好，「能以清勁之氣，寫奇麗之情」，真正確立了長調的地位，充實了詞的形式。在內容上，他把都市繁華、市民生活都攬入詞中，突破了晚唐以來迫促的天地。在表現形式上，採擷俗語俚言，擅長平鋪直敘，因而「曲處能直，密處能疏，戛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有人以此來詬病柳詞乃「下里巴人」，殊不知這正是柳永在形式與內容上對詞的世俗平民化的最大貢獻。
緊接著，蘇軾對宋詞進行了重大的變革。首先，決不犧牲思想內容而屈就音樂聲律，促成詞與音樂的初步分離。其次，以詩為詞，以清新雅正的字句，縱橫奇逸的氣象，形成其詩化的詞風。再次，拓展詞境，突破了晚唐五代以來「詞為艷科」的局限。一方面是擴大詞所表現的內容，任何題材都可入詞；另一方面以豪放雋逸的風格，一掃先前婉約柔靡的詞風，在內容與風格上都為南宋愛國詞開拓了可能。最後，張揚個性。蘇詞個性之鮮明，一如其詩文。歷代頗有關於其個性化詞風的評語，例如，「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直覺有仙氣縹緲於毫端」。
南宋有人說：柳永出來，都以為宋詞已經「不可復加」，誰知蘇軾更「使人登高望遠」，於是，別說花間派，即便柳永也只配為蘇詞鳴鑼喝道了。不過，說蘇詞不是本色當行的也不在少數，他的那些特色在另一些人看來正是不足之處。
蘇軾門下黃庭堅與晁補之有蘇詞餘風，受其影響的還有未入門下的賀鑄。但蘇門秦觀在詞上，就像黃庭堅在詩上，也自行其道。當時把兩人相提並論，所謂「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黃詞雖有超軼雋邁的一面，但失之重拙生硬，成就不及秦觀。秦詞受柳永影響，但和婉醇正，清麗淡雅，情韻兼勝，有人以「初日芙蓉、楊柳曉風」來形容，是十分恰當的，但也可見其詞風纖弱。
儘管筆者本人不喜歡周邦彥的詞，但他作為格律詞派創立者的地位卻不能抹煞。首先，他完善了慢詞的音律與體制。直到柳永與蘇軾，慢詞在音律字句上並未定型。周邦彥懂音樂，能自度曲，並主管當時中央音樂機構大晟府，在和諧音調與嚴整格律上做了不少工作，使倚聲填詞有了準繩。
其次，他在表現的內容與手法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方面，他講究鋪敘的詳贍，字句的錘鍊，典故的化用，舊句的出新，使詞有一種工整的形式美。另一方面，他把寫景詠物作為詞的主要題材，以掩飾生活內容的空虛貧乏，開出詞中詠物一派。他的詞沒有柳永那種市井氣，稱得上典麗雅正，「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毛病就是「當不得一個真字」。
比周邦彥略晚的李清照也精通音律，可以歸入格律派。與周邦彥相反，她的詞里有一個真我。傳世的詞儘管不多，精品卻不少，以寥寥之作確立在詞史上的不朽地位，與李煜有點相似，以至後人推崇「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清照字）」。她早期的詞局限於閨情，詞風婉約清麗；靖康南渡後，風格突變，抒寫故國之思與身世之變，風格轉為蒼涼。她的詞擅長白描，字句深入淺出，音律圓熟和諧。
靖康之變對詞的影響也十分明顯，在題材上表現為愛國詞大量湧現，在風格上表現為豪放派成為重要旋律。岳飛的《滿江紅》是這方面的千古名作（也有人疑其為後人偽作，但更多人寧願相信是出自岳飛之手）。這方面的代表作家還有張孝祥、張元幹，前者的詞風駿發踔厲，後者詞作悲憤激越，已開辛派詞的先風。與辛棄疾同時的大詩人陸游，雖也有纖麗綿密之作，但逋峭沉鬱仍是其詞風的基本面，「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
辛棄疾，字稼軒，他在南宋詞壇上略如陸游在詩壇上的地位。其詞在內容上愛國是基調，但實際上題材廣泛得多，比起蘇軾來，更是無所不寫。除了發抒恢復情結，也有大量描寫農村生活的作品，因為他也有長期鄉居的經歷，在這點上辛詞與陸游的詩是相互輝映的。
在表現手法上，稼軒也比蘇軾走得更遠，從以詩為詞進到以文為詞，還把民間口語渾然天成地寫進詞里。他的詞風雄深雅健，後人評論說是「橫絕六合，掃空萬古」，「激昂排宕，不可一世」，自應歸入豪放派。但他的風格其實很多樣化，中調、小令也頗有嫵媚之作，其穠纖綿密一面，有人甚至以為不亞於晏幾道與秦觀。
辛詞也有不足，一是議論太多，二是典故略深，三是粗豪過分。但辛棄疾以畢生精力專注於詞的創作，成就比蘇軾「尤為橫出」。他對同時與其後的詞壇影響頗大，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辛詞派，主要有陳亮、劉過、劉克莊等。劉過完全發展了辛詞粗豪的一面，劉克莊則推進了辛詞議論化、散文化的那個側面。
南宋格律派大家是姜夔。他也是一個音樂家，能自度新曲，新創了《揚州慢》等十餘首詞牌，還留下了工尺譜，是研究宋詞樂譜的珍貴資料。在表現手法上，他用字精微細緻，遣句圓美醇熟，用典含蓄工穩。在題材上，他把周邦彥致力的詠物詞推向極致，也可見其生活底子的貧弱。姜詞風格清峭疏宕，格韻高絕，但正如王國維批評的，「有格無情」，「終隔一層」。但他的詞較容易學，因而對南宋後期影響很大，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周密、張炎，都是姜派詞人，其中以吳文英與張炎成就較高。
吳文英的詞穠摯綺麗，張炎說他的詞「如七寶樓台，炫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張炎是格律派的殿軍，為了協合音律，甚至不惜犧牲內容。他提倡「詞要清空，不要質實」，詞風清遠蘊藉，婉麗空靈。但後人說他的詞「終覺積穀作米，把纜放船，無開闊手段」。從對吳、張的批評中，不難把握姜派格律詞的通病。
宋元易代之際，詞也如詩文，迸射出一道愛國主義的光芒，文天祥、汪元量、劉辰翁等人的詞，或豪放，或沉鬱，抒寫家國之痛，連張炎的詞也含蓄婉轉地表達出故國之思。在這點上，詞與文倒是一致的。
金代文學的總體成就雖不能與宋比肩，但元好問詩學杜甫而自然新麗，文學韓愈而清新雄健，詞兼有婉約、豪放諸派之長，足與兩宋名家相頡頏。晚年也經歷亡國之痛，詩詞文都沉鬱頓挫，代表了金代文學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