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七七　史學

就總體而言，兩宋學術是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以後僅見的高峰。即如史學，陳寅恪也對宋代評價最高：「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賢史學，古今罕匹」，「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宋代史學的發達繁盛，有其社會文化多方面的原因。 宋朝設有各種專門的修史機構。起居院專門負責修起居注；日曆所將起居注與時政記等史料逐日編成日曆；實錄院把日曆等史料按某個皇帝或幾個皇帝的斷限撰成實錄；國史院再將實錄等史料編撰成某朝或幾朝國史；會要所匯集各類檔案文件編為一朝或幾朝會要。以上各種官修史料，除了《太宗實錄》尚存殘稿，只有歷朝會要尚有從《永樂大典》輯出的大部頭《宋會要輯稿》傳世，號稱宋代史料的淵藪。朝廷對官修史書的重視自然會推動史學的發展。 宋代出現的疑經思潮對當時史學也發生了重要影響。當時學者，例如孫復、李覯、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劉敞、蘇軾、朱熹、葉適、王柏等，都對儒家經典中的一部或幾部提出了程度不等的質疑，這些質疑不僅有義理方面的，也有考據方面的。疑經思潮在學術史上有突破藩籬、解放思想的作用，既是理學得以產生的條件之一，對史學考證也有一種思想方法論上的推動。 宋代與歷史學相關學科或拓荒，或發展，也為歷史學這門綜合性學科的繁榮昌盛注入了助長的激素。宋代湧現了一大批金石學的奠基性著作，例如歐陽修的《集古錄》及其跋尾，呂大臨的《考古圖》及其釋文，趙明誠的《金石錄》，洪适的《隸釋》與《隸續》等等，金石的搜集與考訂，無形中就釀成了據古代遺文以考證歷史的風氣，成為歷史考據學可以借用的同盟軍。清代趙翼指出：「考古之學，至宋最精博」，說的就是歷史考據學。 方誌學在宋代也大張其聲勢，重要的全國性總志有《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輿地記勝》和《方輿勝覽》等，至於像《吳郡志》這樣的區域性方誌更是不勝枚舉。方誌實史書之別乘，宋代方誌學的繁盛與史學的發達是相輔相成的。其他如目錄、校勘、訓詁等學科的長足發展，對史料學的積極影響也不容忽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學思潮的興起對史學的影響。其一，理學對理與道等根本義理的追求，對於宋代史學強調會通與通識有一種導向性作用。其二，理學倡導格物致知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與宋代史學中的道德史觀的風靡、資治思潮的盛行有一種內在的對應關係。其三，宋代史論的發達，除了宋人好議論的社會風氣，與理學的勃興也是息息相關的。 具體說到宋賢史學，第一個要說的是歐陽修。他以個人身份私修了一部《新五代史》，又與宋祁奉敕官修了一部《新唐書》。《新五代史》自然是不滿於宋初薛居正等官修的《舊五代史》有為而作的，他自述宗旨道：「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為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顯然，他要學孔子的《春秋》筆法，寓褒貶，別善惡，寫出一部警示後人的「亂世之書」，在這點上基本達到了目的。例如，他寫五代第一個皇帝朱溫，一上來就直呼其名，唐朝賜名，才稱他朱全忠，篡位以後，才稱其為帝，而不像薛史那樣開筆就以「帝」相稱。歐陽修立意是高遠的，正如梁啓超所說：他不惟想做司馬遷，而且想做孔子，這種精神是很高尚的。 但從史學角度講，《新五代史》還不能說十分成功。一是強調義法太過而有主觀偏執之嫌。錢大昕以為，歐陽修頗慕《春秋》褒貶之法，而其病即在此，「若各出新見，掉弄一兩字，以為褒貶，是治絲而棼之也」。二是過分注重文字的簡嚴而忽略史實的記載。歐陽修也一向以文省而事增自許自己所修的兩部史書，但有些史實卻因而過於簡略。三是史實考訂上也頗有些失誤。有個叫吳縝的人，寫了《五代史纂誤》，挑出了二百來條錯誤，大多讓歐陽修無法迴避。 《新五代史》是歐公史學的範例，其義法在史學思想史上自有其不容抹煞的地位，但在史料學上，新史仍不能完全取代舊史，史學畢竟不能僅以義法代替史實的。 代表宋賢史學最高成就的是司馬光與《資治通鑑》。《資治通鑑》是從三家分晉到後周滅亡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的編年體通史。編年體與紀傳體是傳統史學的二體，其始祖要上推到孔子的《春秋》。但《春秋》太簡略，難以為編年體立則垂範。據說是輔翼《春秋》的《左傳》稱得上是編年體的傑作，文章也寫得好，但所記的僅是春秋史事，而且其作法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令人不知從何學起。因而自從司馬遷以《史記》為紀傳體立了規模，掙了頭臉，比它先出的編年體反而有點黯然失色，雖有荀悅的《漢紀》與袁宏的《後漢紀》，也沒能使編年體有足夠的底氣與紀傳體相頡頏。自《資治通鑑》出，編年體才揚眉吐氣，毫無愧色的與紀傳體分庭抗禮，司馬光也與司馬遷被人稱為「兩司馬」。 司馬光在仁宗朝先編了戰國史事八卷，取名《通志》，神宗叫他繼續編下去，還賜了《資治通鑑》的書名，允許他自辟官屬。熙寧變法後，司馬光退居洛陽，神宗特准他以書局自隨，著史工作沒受到干擾。作為主編，司馬光總其成，他手下有三個得力助手：劉攽負責兩漢，劉恕兼顧三國兩晉南北朝與五代兩頭，范祖禹專管唐代，後來劉恕去世，五代由祖禹完成。 在主編《通鑑》的過程中，司馬光創立了長編法與考異法，這是對史學方法的出色示範，讓後來者有跡可尋，有轍可循。長編法首先是全面收集史料，按年月日的順序，逐一標明具體事目，每一事目之下注以相關史料的書篇卷名，逐日排列起來，叫做「叢目」。然後將叢目中的史料經過選擇，決定取捨，重新組織，修撰成文，註明史料出處，以備查核訂正，此即長編。長編的編寫原則一是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既不使重要事實有所遺漏，又能讓主編有比較選擇的餘地；二是聞見異同，並存其說。最後由司馬光根據長編，考其異同，刪其冗繁，潤色文字，勒成定稿。 考異法就是以具體考證來說明史料取捨的依據，其成果保存在司馬光的《通鑑考異》中，中華書局標點本已將所有考異散見在相關史事下。章太炎指出：「溫公（司馬光封號）既取可信者錄之，復考校同異，辯證謬誤，作《考異》以示來者，真可謂用心良苦。」在這點上，司馬光不像左丘明那樣「良工滅盡針線跡」，而是煞費苦心地「欲把金針度與人」。司馬光的考異法影響極大，一是宋代考證型學術筆記在此以前幾乎沒有，在此以後卻佳構迭出，名作接踵，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應麟的《困學記聞》是其中白眉；二是其後《通鑑》續作一系，雖優劣不一，但幾乎都附有考異。 司馬光突破了舊編年體的格局與限制，合紀傳表志於一體。他以編年為綱，在相關年代下採用附載人物、政制、重要文字或雜事的靈活方法，極大地豐富了編年體的紀事容量與表現方式，使編年體與通史體互相結合，開出了一個新局面。 除《通鑑》正文，司馬光還有一系列輔助性的著作：相當於提要、索引的《通鑑目錄》，作為簡編本的《通鑑舉要歷》和《通鑑節文》，體現史料考證的《通鑑考異》，具有年表作用的《歷年圖》，兼有《通鑑》前編、後編與《歷年圖》另本性質的《稽古錄》，作為凡例與導言的《通鑑釋例》。雖然除了《通鑑目錄》與《通鑑考異》，其他多已亡佚，但司馬光確已將編年體通史的編纂推向了新高度。 司馬光集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於一身，使《資治通鑑》成為中國史學中罕見的大著作。長編法與考異法是考索之功的集中體現，不必贅言。《資治通鑑》的長編草稿有整整兩屋，經筆削取去始成今書，筆削的過程就蘊涵溫公的獨斷。劉恕問他為何不上接《春秋》，司馬光自謙經不可續，但他心裡實際已有效法孔子的宏願，而書名也強烈反映出他的治史目的。全書還有一百八十四篇「臣光曰」，是司馬光的史論，表明他對某些歷史事件與人物的見解與議論。這些史論，從今天的目光看，有些篇章或許不無迂闊，但倘若有一種同情的理解，是有助於了解司馬光史學的獨斷之處的。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合史學與文學於一家，不僅史學有創製，有見識，文章也寫得好，打開任何一卷就能使你興味盎然地讀下去。他寫赤壁之戰與安史之亂，把紛繁複雜的歷史大場面描寫得那麼栩栩如生，真可以見出他駕馭史料與驅遣文字的高超水平。難怪梁啓超說他：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具有這種文學魅力的史學著作，大概《通鑑》才能與《左傳》、《史記》鼎足而三。總之，無論文章，無論史學的才、學、識，《資治通鑑》無愧於王鳴盛推崇：「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司馬光為編年體開出了一個派別，可稱為通鑑學派，其中因繼承的側重不同，又各為流派。我們且以宋代為主略作介紹。 其一，續作派。即以司馬光的義例方法，自搜史料，續作新書。賡續《通鑑》以前史事的，有作為司馬光助手劉恕的《通鑑前編》。南宋李燾是得司馬光長編法與考異法真諦的第一人，他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是上接《資治通鑑》的北宋九朝編年史，但他不敢以續作自居，謙虛地自稱《長編》，僅視為未定稿。緊接李燾之書的有南宋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這是南宋高宗一朝的編年史。南宋二李堪稱續作派的翹楚。清代有畢沅的《續資治通鑑》，是與司馬光的書先後銜接的，但遠沒能達到前後輝映的水平。 其二，改作派。即以司馬光的著作為藍本，自出機杼，自立義法，改編新書。第一個是南宋的袁樞。他特愛讀《通鑑》，但有時為查一件事的來龍去脈，要前後好幾捲地來回翻檢，頗感不便，覺得何不以事件為中心將《通鑑》改造一番呢？於是，他立了二百三十九個紀事的題目，把《通鑑》改抄成一部新書，名曰《通鑑紀事本末》。這一抄，抄出了一種新的史書體裁，叫做紀事本末體。在他以後，《左傳》、《宋史》、《元史》、《遼史》、《金史》、《明史》也分別被明清學者改編為紀事本末體，再加上《西夏紀事本末》與《三藩紀事本末》，合稱為九種紀事本末，紀事本末體也儼然大國了。 不過，袁樞的書編得並不太好，例如先秦只立了《三家分晉》與《秦並六國》兩個事目，戰國史事只剩下一頭一尾，無論如何說不過去。但畢竟這一體裁是他開創出來的，在史學編纂史上的地位便不容抹煞。這一體裁受到章學誠與梁啓超的極口稱讚，前者說：「本末之為體，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無遺。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取去，體圓用神。」後者說：「欲求史跡之原因結果，以為鑑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故紀事本末體，與吾儕之理想的新史最為相近。」實際上，咱們這部《細說宋朝》在某種程度上使用的也是因事命篇的紀事本末體。 改作派的第二個代表就是朱熹。他不滿意司馬光主要有三點：一是正統觀念還不夠分明，例如在他看來，司馬光處理三國歷史以曹魏為主「其理都錯」；二是對歷史人事的愛憎取捨，他與司馬光也頗不一致；三是《資治通鑑》多達二百九十四卷，作為學史的教科書太過繁冗。於是，他另做了一部《通鑑綱目》，共五十九卷，篇幅只是《資治通鑑》的五分之一。 朱熹為這部《通鑑綱目》親定義例，重定正統，大字為綱，體現褒貶，好比《春秋》，小字為目，記載史實，好比《左傳》。這樣一來，這部《通鑑綱目》倒真起了上接《春秋》的作用。再加上朱熹身後地位日隆，其書的名氣也駸駸然凌駕於《資治通鑑》之上。後人仿效的也多起來，便形成了綱目體，著名的有清代乾隆皇帝的《御定通鑑綱目三編》與吳乘權的《綱鑑易知錄》。 其三，注釋派。南宋為《資治通鑑》作注釋的主要有兩家：一是王應麟的《通鑑地理通釋》，專門考釋《通鑑》涉及的地理問題，也是歷史地理的一部名著；一是胡三省的《資治通鑑音注》，後人簡稱胡注。胡注對《通鑑》中疑難的字詞音義、典章故實、地理沿革和敘事脈絡一一註明，還指出了個別史實失誤，可謂是《通鑑》第一功臣。胡三省經歷了宋元易代的亡國之痛，許多注文都有感而發，寄託了故國遺民之思，體現了愛國史家的現實關懷，這正是宋賢史學的真精神。 其四，論斷派。南宋有李燾的《六朝通鑑博議》，專取《通鑑》中六朝攻守勝負的史事發為議論。論斷派集大成之作則是明清之際王夫之的《讀通鑑論》。 在說了以司馬光為主帥的通鑑派以後，還得說說鄭樵。他的代表作就是被列為「三通」之一的《通志》。《通志·總序》開筆就說「會通之義大矣哉」，表明鄭樵就是要像司馬遷那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關於《通志》的體裁，有人以為屬於政書，所以將它歸入三通、九通或十通。但《通志》包含有紀、傳、略、年譜，顯然與《通典》、《通考》那樣僅記典章制度的政書不同。實際上，略相當於紀傳體中的志，年譜也就是年表，因而說《通志》是《史記》那樣的紀傳體通史更符合實際。 《通志》立意很高，但紀傳年譜部分主要還是沿襲舊史，他的會通新意主要體現在二十略上，也最為後人所看重。這二十略依次是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諡、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鄭樵自稱二十略中只有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有舊史可以參考，其他十五略都是「自有所得」的，但平心而論，天文、地理、器服、樂、災祥也還有前人成果可資引用，真正無所依傍、自有所得的共十略。 其中六書、七音分別講文字、音韻。藝文、校讎、圖譜、金石諸略都是講圖書文物的，《藝文略》創立了圖書分類的新體系；《校讎略》是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角度講目錄學的理論與方法；《圖譜略》、《金石略》分別講圖像譜系與金石碑刻。《氏族略》專講姓氏源流與氏族譜系。《都邑略》講歷代都城。《諡略》講歷代追贈死者諡號的方法。《昆蟲草木略》專說動植物。不難看出，二十略構成了一部廣義的中國文化史，也最足以體現鄭樵史學的會通精神。 也是「三通」之一的《文獻通考》，是宋元之際馬端臨編撰的，他生在南宋寶祐二年（1254年），死在元至治二年（1322年）以後，《細說元朝》已介紹了他的《通考》，這裡不復贅言。只想補充一點，《通考》並不僅僅是一部史料會鈔，其間也蘊含著宋賢史學的會通精神，因而其史魂倒是屬於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