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七一 端平更化
史彌遠死前將最受信任的鄭清之升為右相兼樞密使，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與陳貴誼為參知政事，安排好後事才撒手死去。理宗將明年改為端平元年（1234年），沉默了十年，他終於熬出了頭，開始親政。
舊史家將理宗端平親政後的一些改革稱為「端平更化」，近來有學者認為理宗的這種改革一直持續到淳祐年間（1241—1252年），嚴格說來應稱「端平淳祐更化」。這一說法不無道理，但畢竟端平年間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多，改革力度也較大，這裡姑且沿用舊稱，但所說內容間或也延伸到淳祐之政。更化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罷黜史黨。史彌遠一命嗚呼，他那些遍布朝廷的心腹黨羽也失去了靠山。理宗惟恐引起政治地震，對史彌遠曲加維護，但對其黨羽則決不寬貸。還在史彌遠病危期間，理宗夜降詔旨，罷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五月，流放千夫所指的「三凶」：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澤南康軍居住。袁韶因趨附史彌遠而位居執政，趙善湘以史彌遠的親家而擢任制帥，也都遭到台諫的論劾而相繼罷任。其他被罷黜的史黨爪牙不勝枚舉。
其二，慎擇宰相。理宗糾正了寧宗嘉定以來權臣獨相的局面，謹慎簡選宰相，使這一時期的政治相對穩定。鄭清之任相雖出於史彌遠的安排，但他是理宗的老師，又參與擁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時，其相位並不因史彌遠推薦而有所動搖。鄭清之不像史彌遠那樣專斷，史稱他「不好立異」，在配合更化上君臣倒也投契。端平三年，理宗因用兵失利下罪己詔，他也罷去相位，但理宗對他仍眷顧不衰。史稱鄭清之「端平初相，聲譽翕然」，對當時召用正人，出力尤多。
端平二年，喬行簡開始與鄭清之並相，清之去位以後，理宗讓他獨相三年，嘉熙三年，因老病改為平章軍國重事。史稱他「歷練老成」，參與更化決策時間最長，對加強邊防、整頓財政、薦引賢能貢獻頗多。
李宗勉與史嵩之在嘉熙三年並任左右相。宗勉為相僅兩年，即卒於任上，史稱他「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有「公清之相」的美譽。史嵩之其人，不是賢相，卻是能臣。他第二次經理京湖防務時，薦士三十二人，董槐、吳潛後來都稱賢相。史嵩之任相以後，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玠，在其後抗禦蒙古南侵中都功績卓著，可謂識人。
但史嵩之因是史彌遠之侄，時人對史彌遠的一口毒氣都呵在了他的身上，後人對他也沒有好感。他與喬行簡、李宗勉先後並相，時論評曰：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他為相六年，略有史彌遠專斷的餘風。淳祐四年（1244年），丁父憂，理宗命他起復，輿論大嘩。人們聯想到史彌遠在寧宗朝起復後專政二十五年的舊事，不斷上書以儒家倫理抨擊他，太學生、武學生與臨安的府學生也輪番上書。理宗也唯恐他成為史彌遠第二，便讓他守喪，服除以後，藉助輿論的力量也沒有再起用他。因受史彌遠的牽累，後人對他與鄭清之俱無好語，平心而論，兩人固然絕非賢德之相，但也絕非權奸之相。
其後，范鍾與杜范並相。史稱范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杜范任相，都民「歡呼載道」，都有令譽。嘉熙五年，杜范死在宰相任上，游似與范鍾並相，兩人雖政見不合，但都能克制和配合。
淳祐七年（1247年），邊事轉急，理宗再相鄭清之。但鄭對御蒙並無貢獻，而且「政歸妻子」，其子賣官鬻爵，令其政聲大壞。淳祐十一年，鄭清之去世，由謝方叔與吳潛並相，吳潛也稱「賢相」，但在位僅一年；謝方叔直到寶祐三年（1255年）才罷相，這時，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圖治的前期轉入嗜欲怠政的後期。
綜觀理宗端平、嘉熙、淳祐之際的宰執，除鄭清之與史嵩之的評價，尚有爭議，其他宰相與執政，大都一時之選，較孚人望。
其三，親擢台諫。史彌遠專政，台諫成為權相的鷹犬，理宗都看在眼裡。史彌遠一死，他就宣布「收倒持旁落之權，聿更大化，擇特立獨行之士，親擢緊官」，把擢任台諫權攥在手中。這一時期，他任命台諫四十餘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謝方叔、江萬里、程元鳳、李昴英等，大多立朝正直，議論愷切，使端平更化中的台諫風采成為南宋晚期最後一抹餘暉。
其四，澄清吏治。光、寧以後，吏治大壞，及至理宗親政，更是貪濁成風，賄賂公行。理宗親自撰制《審刑銘》、《訓廉銘》等，把道德宣傳與法律約束結合起來，規定官員犯贓與謀殺、故殺、放火列為同罪，貪贓移作他用者籍沒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條法，懲辦了一批贓吏。
官吏冗濫是吏治腐敗的又一現象，往往六七人盯住一個候補官缺，既消耗國家財政，又影響行政效率，更造成跑官行賄。理宗對此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取消堂除陋規。堂除是權臣專政下的政治陋規，也為內降恩澤濫授美差留下了後門。堂除之闕還給吏部後，「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有效抑制了內降恩澤。
二是減少官吏權攝。所謂權攝就是不夠任職資格者代理為官，官員隊伍因而膨脹。理宗規定，內地如缺州縣官，必須由現任官出闕；出任兩任通判者其中一任必須到兩廣四川等偏遠地區任職，確保那裡官闕不再權攝。
三是控制取士人數。從端平到淳祐的六次科舉取士，每舉平均取士約四百五十人，比起理宗寶祐以後七次科舉取士每舉平均約六百人來，大約少取四分之一，也應是減少冗官的措施之一。
四是嚴格升遷制度。為了抑制僥倖得官和越級提升，理宗規定：在朝的宰執、台諫、侍從以及在外的監司、帥守不許徇私薦舉；未歷州縣官者不得入朝為郎官，已經在朝為郎官者必須補上這一任。
其五，整頓財政。理宗親政，財政上面臨物價飛漲、國庫空虛兩大問題。前者主要是濫發紙幣造成通貨膨脹，後者主要是端平入洛的軍費開支與應付冗官的行政花銷。回應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發行新幣，適當回收舊幣，嚴禁偽造楮幣。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南宋後期日漸嚴重的會子危機，對此將在《會子危機》里細說。
應對後者的主要措施是嚴格會計制度，實行節用方針。端平元年，理宗命尚書省設局審計戶部財賦收支，下令編制《端平會計錄》。嘉熙二年（1238年），命各州府仿照戶部會計式樣，立簿記錄出納，每季送呈尚書省計簿房，作為考核官員的標準之一。端平二年，宰執自願減半俸，以為提倡節用的表率。這年九月，理宗命大臣審定節用項目，範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下至州郡，指示「毋牽私情，毋惑浮議，日計之雖不足，歲計之則有餘」。
其六，尊崇理學。韓侂胄倒台後，理學地位逐漸上升。理宗即位前就向鄭清之學程朱理學，即位後又讓真德秀講授朱熹的《四書集注》，寶慶三年，進封朱熹為信國公，凡此都表明他對理學十分熱衷。端平親政，理學家們掀起了為程朱理學爭正統的熱潮，理宗也成為理學官學化進程中舉足輕重的一位君主。
端平元年，他下令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和朱熹入祀孔廟。次年，理宗採納李的建議，享受入祀孔廟待遇的改為胡瑗、孫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與程頤。從這一名單，反映出程朱理學雖已成為主流派，但尚未定於一尊，蜀學領袖蘇軾與文壇泰斗歐陽修都名列其中。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別追封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為汝南伯、河南伯、伊陽伯、郿伯，與原先所封的信國公朱熹同為儒學嫡傳正宗，令學官列入孔廟從祀。與此同時，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學「萬世罪人」，黜出孔廟；胡瑗、孫復、蘇軾、歐陽修也被遷出，司馬光則陪了綁。
景定二年（1261年），司馬光又與邵雍、張栻、呂祖謙補祀入孔廟，這是南宋最後排定的名單，程朱理學的官學正統地位宣告確立。
擢用理學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學的重要表現。起用真德秀、魏了翁對朝野影響最大。真、魏被史彌遠排斥出朝，在理學成為儒學正統過程中最有貢獻，當時並稱二賢。端平元年，理宗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當時，物價騰貴，民生憔悴，人民對他們回朝寄予厚望，民諺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但他們入朝後大談「正心誠意為第一義」，對物價雖採取過措施卻收效不大，民諺失望地說：「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次年，真德秀升任參知政事，僅兩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僅六個月，也出朝督視京湖江淮兵馬，不久自求罷官歸里。理宗召用真、魏，主要用意是藉此起推崇理學、任用賢能的象徵性作用。
當然，上回已細說過的端平入洛，收復三京，也是端平更化的內容之一。端平更化是韓侂胄以後南宋後期黑暗政治中唯一的短暫亮色，對革除史彌遠專政時的弊政，對穩定理宗親政後的政局與社會經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
但對端平更化不宜估價過高，更不像當時人所鼓吹的是什麼「小元祐」。南宋王朝病入膏肓，已不是那些澄清吏治、整頓財政等治標不治本的措施所能奏效的。端平入洛只落得倉皇北顧。清除史彌遠餘黨也畏首畏尾。在用人方面，當時就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非是端平君子無益於國人，乃是朝廷任用不篤，未能使君子展盡所長。」更化唯一成功的大概要數尊崇理學，理宗的廟號也因此而名至實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