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三五　元豐改制

宋人與今人都有「熙豐新法」的說法，熙寧新政與元豐改制一脈相承，熙寧新法的絕大部分略作調整後仍在元豐年間繼續推行，因而這一說法大體不錯。但以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為界，熙豐變法明顯可分為兩個階段。其前是以王安石為主導的，其後則完全由神宗來主持的。實際上在安石再相以後，神宗對他的態度已經轉向，即所謂「意頗厭之，事多不從」。安石曾對人說神宗只要聽從他五分也就可以了，他覺察到自己已失去「師臣」的待遇，這也是他再次辭相的重要原因。 接替王安石與韓絳為相的是吳充和王珪。吳充雖與安石是兒女親家，但對神宗好幾次數說新法的不便，神宗用他為相，一方面固然因吳充中立不黨，一方面也表明神宗在新法立場上的動搖和倒退。吳充請求神宗召回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等舊臣，司馬光聞訊十分興奮，致信吳充歷數廢除新法的必要性。這時，蔡確搬出蕭規曹隨的典故對神宗說：「新法是陛下所建立的，前相助成，後相廢除，讓老百姓何所適從？」神宗默然，他確實不想完全廢止新法，吳充只好打消改革新法的念頭。 元豐年間另一個宰相王珪是典型的變色龍。熙寧三年，王安石拜相，他任參知政事，表態擁護變法。吳充建議廢新法，他應聲附和，惹怒了御史，當場質問他：「要麼昨是，要麼今非。」他只得表示新法不能變。他容不得吳充，向神宗力薦蔡確。元豐二年，蔡確參知政事，次年，吳充在兩人夾擊下辭去相位，王珪獨相。元豐五年，蔡確升為宰相，成為變法派在朝中的代表。王珪雖為首相，卻尸位素餐。當時人譏稱他為「三旨相公」，因為他有三句口頭禪：上朝進奏，說是「取聖旨」；接受批閱，說是「領聖旨」；歸見下屬，說是「已得聖旨」。 在熙寧變法中，與銳意改革的王安石有所不同，神宗好幾次表現出猶豫動搖，以至安石說他：「天下事如煮羹，燒一把火，卻再放一勺水，何時煮得熟！」實際上，神宗作為君主的思路與安石有所不同，他必須更多考慮協調新黨舊臣的關係，更多考慮把握富國與斂民之間的尺度。 王安石再次罷相以後，神宗一方面反思變法中的弊端，一方面起用部分反變法的大臣。熙寧九年（1076年）在罷免王安石同時，任命馮京知樞密院事，元豐三年（1080年）呂公著也出任樞密副使。 富國強兵是貫穿熙豐新法的主線，但元豐之政頗異於熙寧。神宗主持元豐改制以後，明顯將重點放在改革官制、整頓軍事上。元豐改制，廣義指元豐年間在神宗主持下的各種改革，狹義則僅指元豐年間推行的職官制度改革。 宋代職官制度十分複雜紊亂，元豐改制前尤其如此。宋太祖立國，在建設新官制的同時，並沒有全部取消舊官制，許多前代的官名職位都保存了下來。新舊雜廁，名實混淆，機構重疊，職能不專，也就成為北宋官制的普遍現象。儘管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官員，譬如戶部尚書，若沒有特旨，他就不能管理戶部的事務，而只是按戶部尚書這個級別領取俸祿和享受待遇。這種官職系統稱為「寄祿官」，簡稱「官」。至於在各省、部、司擔任實際職務的職事官，宋代稱為差遣。即以戶部為例，其實際職能由三司承擔，三司使才是當時相當於戶部尚書的實職差遣。 除了寄祿官和差遣官，宋代中央和地方的部分官員還帶有三館、秘閣的館閣貼職，除北宋前期部分帶貼職的中央官員兼有館閣實務外，大部分只是榮譽性的職銜，通稱「貼職」，也稱「職名」，簡稱「職」，這樣就構成了宋代官制的官、職、差遣三大系統。 在熙寧新政中，神宗深感官僚機器官員的冗雜和效能的低下，為了減少冗官、省並機構、明確職責、提高效率，他主持了元豐官制改革。大體從熙寧末年起，宋神宗下令以《唐六典》為藍本，著手研究官制改革的具體方案。元豐三年，頒布《寄祿新格》，開始執行文臣京朝官的寄祿官新官階。元豐五年，新頒三省以下中央機構的組織法規和《官品令》。 元豐官制改革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以階易官，減少等第。神宗在改官制詔書里規定：所有僅領空名的寄祿官全部廢罷，更換以相應的階官，作為領取俸祿的級別標準。新的階官共二十五階，比舊寄祿官省減了十七階。新官品仍分九品，每品分正、從，共十八階，比舊官品省減了十二階。以後官員升遷與俸祿都按《寄祿新格》和新《官品令》辦理。 第二，三省六部，循名責實。元豐改制前，三省六部的主要職能都已轉移分割到其他機構，其長官也只是寄祿官，三省六部制徒有虛名。元豐改制恢復中書省主決策、門下省主封駁、尚書省主執行的三省舊制。宰相的辦公機構雖仍設在原來的政事堂，但名稱上不再叫中書門下，改稱都堂。取消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參知政事，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首相，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為次相（但因採取唐代中書取旨、門下復奏、尚書施行的舊制，實權卻在右相），中書省與門下省各另設一侍郎主管本省事務，與主管尚書省事務的尚書左、右丞同為副宰相。但都堂與樞密院分掌文武大權的二府制沒有改變，二府長官仍通稱宰執，有人曾主張廢除樞密院，神宗明確反對削弱這種「相互維制」的機制。尚書省下領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為具體職能部門，各設尚書與侍郎為正副長官。原來從六部轉移分割出來的職能機構分別還歸各部，例如審官院、流內銓與三班院歸吏部，三司與司農寺歸戶部，太常禮院歸禮部，審刑院與糾察在京刑獄司歸刑部，等等。 新官制職責分明，系統清晰，機構簡化，費用減省，作為一次官制改革，元豐改制雖然還有生搬硬套《唐六典》的弊病，但還是比較成功的。 除了官制改革以外，元豐年間神宗增加財政收入的主要方法是擴大國家專利的範圍，對事關國計民生的茶、鹽、礬、鐵，擴大禁榷區域和專利力度。 在加強軍事實力上，神宗主要做了兩件事。第一，依託將兵法，設立指使、巡教使臣、教頭、都教頭等，負責軍事訓練，提高戰鬥能力。據蘇轍說：「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槊擊刺，弓弩鬥力，比舊皆倍。」第二，依託保甲法，對保甲民兵全面實施訓練，以「集教法」對大保長進行集中培訓，以「團教法」對保丁分別實施訓練，到元豐四年，開封府界與兩邊各路集訓過的大保長與保丁已近七十萬人。當然，對這種軍事訓練的實際作用也不能估計過高，擺形式，走過場，也是古已有之的。 總的說來，元豐改制在觸動社會的深度和廣度上，與熙寧新政是無法相提並論的，給人的感覺只是波瀾壯闊以後的一泓死水，這也許是王安石比宋神宗更引起歷史學家關注的重要原因吧！